「主权信用，贪婪依旧」

严格说起来，北宋的官办交子还不算纯粹的主权信用货币，因为官办交子能够随时兑换铁钱，可以说是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早期版，不过不是金本位，而是“铁本位”。

官办交子一出手就摆出了主权货币的王者之势，首先就是官府与四川人民约法五章：

1. 官办交子的印钞母版必须严格管理，“益州交子务”负责印钞，益州观察使负责监督，相互制衡，确保公正、公平和公开；

2. 交子发行必须严格记账，每一笔交子发行，从1贯到10贯，都要完整登记，监查官核对后封档备查；

3. 交子持有人如需兑换现金，不论多少，见票即付铁钱，每贯收手续费30文。回收的交子在发行账本上购销清账，然后立即销毁；

4. 交子发行必须有准备金，以备兑换；

5. 每两年发行一届交子，以新换旧。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

官办交子正式启动

第一届官办交子于1023年11月隆重推出，共发行了1256340贯纸币［10］，准备金为铁钱36万贯，准备金率为28.7%。主要流通区域被限定在四川地区，其他全国各地，仍然主要以铜钱流通为主。

很明显，官办交子的管理水平和社会公信力都远超私人交子。官府为了进一步提高交子的方便性，于1069年将交子由5贯和10贯为主的币值，降低为500文和1贯的小面额钞票，比例分别为40%和60%，这对于市井百姓的日常交易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受到了老百姓的热忱欢迎。不仅如此，官府还允许百姓以交子来缴纳各种税负，如王安石变法期间的青苗钱、免役钱均可使用交子。同时，交子还可用来向官府支付盐茶酒的专营费用，商人们的出关费、过桥费、商业税等流通环节的税费，官府也都接受交子缴纳。结果，四川各阶层莫不乐用交子。

当然，交子广受欢迎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官府维持了充足的准备金。交子一旦下跌，官府就以铁钱回收；如果交子升值过高，官府立刻增发交子平抑价格。这与金本位时代英格兰银行通过黄金买卖控制英镑价值的原理完全一样。实际上，“益州交子务”相当于北宋铁钱流通区的中央银行。

从1023年到1077年的54年中，官办交子的价值都高度稳定，有时甚至会出现社会各界争相持有纸币而不愿携带铁钱的情况。为了拿到1贯纸币，成都人甚至愿出1贯零100个铁钱，纸币居然出现了溢价。大英帝国全盛时期的英镑与美利坚帝国二战后的美元，也曾出现英镑与美元纸币比黄金更抢手的现象。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而维持纸币的信心，关键在于纸币的发行人必须把信誉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可惜，私人做不到，官府同样做不到。

官办交子第一次悄悄地违约发生在1044年，紧接着在1047年和1051年再度违约，原因就是与西夏的战争。

1040—1042年，西夏皇帝元昊亲率大军对北宋连续发动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三大战役，共围歼宋军主力4万余人，朝野震惊，内外胆寒。为加强西北方面军的力量，北宋朝廷紧急进行军事动员，在西北战线上部署了20多万大军，大批军需补给源源不断地向西北汇集。

对西夏战争中的粮草征集和运输与对辽战争一样，都是外包给了商人们，商人们将粮草运到西北后，当地官府却一下子拿不出足够的现金或盐钞来支付，于是，朝廷让成都的“益州交子务”加印了60万贯纸币，紧急调运到陕西来支付给商人们。然而，这批交子在换届发行时并未被收回。

这是第一次交子的发行数量和流通范围都超过了法定界限！

从1023年到1044年，不过20多年的时间，官办交子和私人交子一样，都开始出现了悄悄的违约。不过，在违约初期，增发交子的规模不算明显，市场并没有察觉，所以物价也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违约一旦发生，发行者的道德底线就已经瓦解，剩下的只有与日俱增的贪婪欲望。

1069年，王安石变法开始，为增加财政收入，在纸币制度上，采取了“两届并行”的办法，本该两年退出流通的交子和新增交子并行于市场，这相当于纸币流通量超发了1倍。

从1077年开始，交子出现了明显的贬值。1贯交子在市场上只能换到940文到960文铁钱，贬值幅度为4%～6%。虽然交子仅在四川流通，但交子的贬值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国普遍的货币贬值趋势。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国内矛盾日益尖锐。宋神宗错误地估计了本朝内外形势，举倾国之力，于1081—1082年对西夏发动了大规模的五路进攻，结果遭到了灵州、永乐两次空前惨败，人员折损高达60余万，军费耗损不计其数。宋神宗闻讯当朝痛哭失声，众臣“莫敢仰视”。三年后，心力交瘁的宋神宗撒手人寰。

战争失败，国力残破，财政维艰，经济凋敝，贫富悬殊。到1086年，交子贬值已超过10%。此时，官府对维持交子的币值稳定已经逐渐失去了信心，到处都缺钱，只有印钱来得最快。官府的贪婪已经跨越了临界点，交子开始进入货币贬值的快车道。

1100年宋徽宗即位后，蔡京掌权。骄奢淫逸的皇帝与奸邪贪婪的权臣，实现了“完美组合”。1105年，蔡京力主西北战争升级以彰显其政绩，此时北宋的财政已近崩溃。

战争扩大就需要巨额军费支出，蔡京势力集团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开始动超发纸币的脑筋。但因交子仅限于四川地区流通，这就极大地妨碍了敛财的效果。于是，蔡京集团力主将交子向全国推广，“令诸路更用钱引，准新样印刷”。此后，交子被改名为“钱引”，西北用兵的开销全靠印票子解决，纸币发行量开始直线上升。蔡京集团虽然用尽一切办法，“钱引”也只能在四川和西北地区流通，全国其他地区坚决拒绝。

1105年，钱引的发行量高达2656万贯，当年又追加了540万贯，到1107年，再度增加554万贯，并且“两届并行”一起流通，纸币的流通总量比1023年官办交子正式开始时高出了40倍！当钱引换届时，新钱引竟然以1：4收兑旧钱引，即一次性贬值75%！同时，官府还取消了纸币发行准备金。

民众对纸币的信心开始崩溃，随之烟消云散的还有官府的“主权信用”。

1110年以后，1贯纸币在成都人眼里连100个铁钱都不值，纸币制度已经濒于破产。

1127年，北宋灭亡。

「申论」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性也是如此。

适度的贪婪可以刺激经济，而过度的贪婪却会摧毁经济。

一个健康人的身体内也可能会出现癌细胞，但却不会发展成癌症，其原因在于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能够有效地抑制癌细胞的生长。一旦癌细胞突破免疫系统的防线，开始大量分裂繁殖后，就将疯狂地掠夺其他正常细胞的营养，导致人体器官功能衰竭，最终危及生命。

当社会中的少数人不断扩张其财富版图，进而达到左右政策和改变法律的程度时，这将刺激他们产生更大的欲望，占有更多的社会财富。这种财富分配的异常，必然会削弱社会多数人获得经济资源以发展自身的能力，从而打击社会的财富创造力。当少数人的财富占有达到极高的比例时，多数人就将丧失财富创造的基础，经济会逐渐丧失活力，政治开始变得黑暗，而人民将会失去梦想。最终，当少数人凭借法律与国家机器的保护，而肆意践踏多数人的利益，疯狂瓜分社会财富之时，革命和暴动就会很快到来。

贪婪之所以被称为人类的本性，就是因为它不可能改变。人类的知识可以积累，生产可以进步，科技可以发明，物质可以改善，生活可以提高，但人性的贪婪却永远不会进化。

不仅西方如此，中国也是如此；不仅过去如此，现在同样如此。

北宋王朝的倾覆与罗马帝国的崩溃，路径、过程、结果是何其相似！

历史惊人地相似，源于历史背后的人性惊人地相似！

北宋的政权不是亡于军事，而是亡于民心；北宋的国力不是崩溃于财政，而是崩溃于贪婪。

贪婪兴，则兼并起；土地聚，则税负畸；国库空，则货币贬；民力竭，则内乱生而外患至！

察货币可知贪婪，看兼并而知忧患。

为政者，不可不慎思之。

「第九章 什么不是“中国梦”」

• “罗马梦”“宋朝梦”“美国梦”的破灭

• 美国的第二次财富兼并

• 什么不是“中国梦”

• 房地产与财富分配

• 城镇化的关键是创造就业

• 土地流转与农民收入

• 定力无限，才能放飞梦想

「本章导读」

本书的前八章，重点分析了三个历史时期中典型的文明样本，“罗马梦”“宋朝梦”“美国梦”都曾经绚丽夺目令人憧憬，它们彼此间隔大约1000年，它们在地理上跨越了欧洲、亚洲和美洲，它们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三次货币经济高潮。

“罗马梦”“宋朝梦”早已灰飞烟灭，如今，“美国梦”已折断了翅膀。历史上没有长盛不衰的帝国，也没有万世永续的王朝，文明的新陈代谢总是交替更迭，从不止歇。

新的文明必然唤醒新的梦想，新的梦想注定要创造新的辉煌。

“中国梦”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境界，人们已从各种角度进行了阐述、解读、憧憬，未来还将用实践为这一梦想增加更多更丰富的内涵。

不过，从美好的梦想到最终成功实现的道路上，绝非一路鲜花盛开，莺歌燕舞，而是激流密布，险滩横亘。如何才能避免走入歧途，或身陷险境，历史就是最好的老师。

本章将从“罗马梦”“宋朝梦”和“美国梦”破碎的教训中，来尝试界定“中国梦”应该避免的选择。

如果中国能够顺利规避历史的教训，那么“中国梦”就不再只是梦想。

「“罗马梦”“宋朝梦”“美国梦”的破灭」

毫无疑问，罗马、北宋、美国都为人类文明作出过卓越的贡献，50年罗马文明处于巅峰，1050年北宋繁荣进入盛世，1950年美国国力如日中天，在各自的时代，它们的人民都曾拥有美好的梦想。

然而，物极必反，盛极则衰，最辉煌的时刻往往也孕育着衰落的阴影。无节制的贪婪所导致的土地兼并和财富分裂，永远是导致国家破败的主要因素。

在罗马、北宋和美国的历史上，都曾出现过两次严重的土地兼并或财富兼并。

罗马历史上的首次大规模土地兼并，始于第一次布匿战争爆发（公元前264年），到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公元前146年）后达到高潮。罗马农民被迫离开土地长期征战，他们伤亡惨重经济破产，权贵与富人集团趁势大肆掠夺农民的土地，使罗马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

罗马军团之所以战无不胜，所向披靡，掠地千里，灭国无数，其强悍战力的根源在于意大利农民是罗马军团的核心力量。他们捍卫自己的土地，保护自家的财产，分享法律的权利，热爱国家和荣誉，他们与罗马国家是坚不可摧的利益共同体。

然而，权贵与富人集团的过度贪婪，摧毁了罗马共和的根基。格拉古兄弟改革（公元前133—公元前121年）的失败，意味着罗马共和制度的“免疫系统”已经瘫痪，权贵与富人集团贪婪的“癌细胞”正在全面扩散。最终，罗马迎来的是百年血腥的内战，以及共和制度的彻底崩溃。

北宋第一次土地兼并的浪潮，始于宋真宗（997—1022年在位）后期，到宋仁宗（1023—1063年在位）晚年达到高潮，国家“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刺激权贵和富人集团纷纷开始“以力占田”或“有资买田”，最终导致北宋6%的豪强大户独霸了全国60%～70%的土地。

北宋的经济繁荣源于生产率的极大进步，冶铁产量剧增，农具质量飞跃，农业效率与粮食产量大幅提高，由此引发了城市化、商品化和货币化三大潮流的汇聚，创造出一个空前富裕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充满选择的自由，他们进行更专业的分工，他们拥有强大的创新动力，他们接受更丰富的社会信息，他们享有更独立的思想和文化，他们充满了更美好的梦想。

但是，无节制的土地兼并，造成了税负的严重不公，国家庞大的财政负担，越来越沉重地压在普通民众的头上。财政亏空诱发了货币贬值，货币贬值加剧土地兼并，土地兼并导致更大的财政亏空。经济活力被窒息，民众梦想已破灭，王安石变法（1069—1076年）的失败，意味着北宋国势的衰颓已无法挽回。

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财富大兼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开始，到1927年达到顶峰。战争红利和美元红利使美国10%的富人赚得盆满钵满，美国工业生产能力急速扩张，并严重依赖欧洲市场，而欧洲各国则普遍依赖美元信贷才能偿还美国的战争贷款，维持各国经济恢复。但美国的资本利益集团为获得高额利润，通过高关税阻止欧洲商品向美国市场出口，导致欧洲的美元负债国债务膨胀过度，而必然陷入违约。

美国对财富分配同样采取了“不抑兼并”的政策，致使10%的富人集团席卷了国民收入的半壁江山，90%的普通民众则丧失了持续扩大消费的能力，国内市场萎靡不振。当欧洲陷入美元债务违约，美国的外部市场发生崩溃，而国内市场却无法消化巨大的过剩生产力，随之而来的就是美国工业的投资回报恶化，银行贷款违约，金融市场崩溃，工厂关门，银行倒闭，工人失业。最终，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为血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拉开了序幕。

罗马、北宋和美国的权贵与富人集团的第一次大规模兼并，总是以流血、战争或经济大衰退为代价。

第二次超大规模的兼并高潮，往往也是帝国的最后一次疯狂，它不仅将摧毁经济，还将摧毁社会和民心，并导致帝国崩溃、王朝倾覆、文明衰落的严重后果。

罗马帝国时代开始推行的都市化政策，不是源于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的统治需要。极度扭曲的超低粮食价格，不仅残酷掠夺了埃及、阿非利加、西西里和西班牙的农业成果，也同时摧毁了意大利的谷物经济，并掀起第二次超大规模的土地兼并狂潮。

在这次兼并中，帝国的贵族和富人集团不仅在意大利狂敛土地，而且以更肆无忌惮的手法在帝国行省鲸吞大片土地，如阿非利加的6个超大型地主并吞了50%的领土，其土地集中度远超共和时代。

帝国境内的大批破产农民被驱赶到城市，他们成了危险的无业流民，与更多心怀怨恨的奴隶们混杂在一起，罗马帝国的城市里到处是报复的干柴和愤恨的烈火。为了稳定城市流民，帝国不得不免费向他们供应粮食，致使谷物价格更加低廉，农业经济陷于破产，行省人民苦不堪言。帝国全境的土地兼并如火如荼，爆炸性的社会矛盾一触即发。

有压迫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边境蛮族竞相造反，内部流民揭竿而起，帝国不得不维持着规模庞大的常备军，随时准备征服和镇压。战争不仅拖垮了财政，而且极度缺乏兵源，而此时帝国已无自由的农民阶级，罗马军团不得不大量招收城市流民，他们充满了对富人集团的仇视，罗马军团的性质逐渐演变成暴民集团。

在皇帝与元老院所代表的富人集团的反复争斗之中，皇帝越来越依仗军队的支持，而暴民集团则出现了权力意识的觉醒。当皇帝与元老院不得不诉诸武力解决争端之时，军队的野性勃然发作。无论内战双方谁胜谁负，两边的军队都开始对城市的富人集团进行疯狂屠杀，帝国的元勋贵戚、显赫士族、豪商巨富几乎被杀戮殆尽。富人集团为自己的极度贪婪付出了惨重代价，而帝国的精英阶层也从此元气大伤，再难振作。

罗马皇帝已不是军队的统帅，而成为暴民集团的人质。此后的罗马历史，就是弑君篡位、外患内战、经济凋敝、财穷币贬的不断反复，直至帝国最终崩溃。

北宋的第二次土地兼并同样是王朝毁灭的前奏。1100年宋徽宗上台后，重用蔡京集团，土地兼并进入疯狂的阶段。第二次超大规模土地兼并的结果就是，“东南财赋尽于朱勔，西北财赋困于李彦，天下根本之财竭于蔡京、王黼”。

随着北宋财政的枯竭，蔡京集团更祭出货币严重贬值的法器，结果在土地兼并、税赋沉重、货币贬值这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激起了方腊起义、梁山泊造反的内乱，引来了西夏、辽、金的外患，北宋终被金人所灭。

第二次土地兼并不过20余年，就葬送了150年繁华与富裕的“宋朝梦”。

「美国的第二次财富兼并」

美国第一次财富兼并的后果，就是经济大萧条和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美国一千多万劳动力转入了战争系统，不仅解决了长达十年的失业困局，而且迫使政府财政向普通民众进行大规模倾斜。数百万穷家子弟奔赴欧亚战场，战后他们获得了大学学费、职业培训、就业优先、退伍军人医疗等巨大的福利补助，并且还获得了更公平的竞争机会。一句话，“二战”缓解了美国的贫富分化。

从20世纪40年代初到80年代初，美国的财富分配基本合理，10%的富人拿走了33%左右的国民收入，90%的中产阶级分享了其余的67%。国家税负也大致平衡，财政状况尚属健康，金本位之下的美元仍然抢手，资产泡沫几乎绝迹，社会阶层普遍和谐，美国经历了40年战后经济繁荣的黄金岁月。

然而，美国的权贵和富人集团并不满意这样的财富分配比例，他们强烈要求得到更多的财富份额，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美国富人集团掀起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他们强烈要求发动“美国的第二次革命”。

仅仅不到30年的时间，美国第二次财富兼并的恶化程度，已再度达到1927年的水平。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暴露了10%的富人集团席卷50%的国民收入必然导致经济崩溃，这与1927年的情况完全一样。美国民间掀起了“占领华尔街”的运动，显示出尖锐的社会阶级对立情绪。

美国政府也努力试图进行制度纠错，奥巴马总统不止一次表示要向贫富分化“宣战”，国会立法紧锣密鼓搞出了《多德—弗兰克法案》，目的在于抑制华尔街豪强大户财富兼并的步伐。但结果却是法案被豪强大户篡改得面目全非，涵盖内容庞大繁杂，核心条款层层设障，关键细则处处“例外”，执行时间遥遥无期，而贫富差距却在持续恶化。

奥巴马的金融改革已经基本失败，另一项重大举措医疗改革也是避重就轻。

奥巴马引以为傲的医疗法案，无非是强制5000万没有医疗保险的穷人向保险公司纳贡，而根本没有触动医疗费用高到荒谬这一根源。保险公司、制药公司、医疗体系三位一体的超级贪婪，不亚于华尔街的大佬们，在他们眼中，人体就是资产，是一部能够源源不断产生现金流的超级提款机。

制药公司与食品工业联起手来共同发财，食品工业源源不断地供应像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高热能、高脂肪的垃圾食品，导致了公众健康恶化；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这种既伤胃又毁牙的碳酸饮料大行其道，而铺天盖地的转基因食品也是隐患重重。身体病了，制药公司的生意就来了，特别是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这样的慢性病最好，生命不息，吃药不止，现金流不断，每一个病人都成为制药公司的长期“优良资产”。

美国处方药的整体价格高出欧洲和日本同类药品的50%以上，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对药价采取了放任政策，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对制药公司的定价进行监管，将它们的利润率限制在一定水平上。

美国不仅药贵，看病更贵。

人人都知道美国的医疗费用高到荒谬，贵到离谱，但美国《时代周刊》2013年2月的文章《苦涩的药片：为什么医疗账单害惨了我们》，读后还是让人大开眼界：摔一跤，医生看了15分钟，最后收费9400美元；背痛上医院看门诊，却收到了8.7万美元的账单；要是癌症这样的重症，账单将是90万美元！

美国医院的定价体系几乎完全是黑箱操作，直接导致了市场价格发现的失灵现象。医生虽不参与定价，但对药品和医疗器械却表现出强烈的倾向性，而这些公司给医生们的回扣同样令人咂舌。《时代周刊》披露：“我们发现在2002年到2006年之间，控制了75%的人造臀部和膝盖市场的4家制药公司，在大约6500份咨询协议下，支付给了内科医生咨询员们超过8亿美元”。医院收取病人的各种药品、医疗器具、血检、CT、手术服等各种费用，基本都是市场透明价格的10倍以上。美国所谓的非营利医院，已经成为最大的营利机构，医院高管的年薪动辄数百万美元，直追华尔街，远超CEO阶层。

虽然医生的收入可能高达20万美元以上，但却是在为保险公司打工，因为他们不得不购买医疗事故保险，费用高达每年8万到14万美元，占医生年薪的40%～70%。美国的医生首先关心的不是如何治好病人，而是要防止被病人起诉，一场官司下来，医生也会破产。在医院里常常能看到四处转悠的律师，他们在到处寻找打医疗事故官司发大财的机会。结果，医生明知病人的病因，但为了杜绝后患，仍然要求病人去做各种不必要的检查，吃最贵的药，按照无效却没错的方案治疗。如果医生不按保险公司的标准流程、标准处方和标准药量治疗的话，一切后果自负。

在整个医疗产业链中，制药、器械等公司，可以不受任何制约地抬高医疗的基础成本，医院系统浑水摸鱼趁机哄抬看病费用，保险公司坐地起价狂涨保险收费。如此恶性循环之下，美国的医疗产业竟然耗费了联邦财政收入的60%，远高于军费的25%，环境、农业、能源、教育、交通、住房等方面总共才不到12%，医疗费用已成为美国巨额赤字产生的最主要的因素。

美国的医疗系统消耗了GDP的18%，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一倍以上，而最终效果以预期寿命而论，却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敬陪末座。

令人绝望的是，40年来美国医疗费用占GDP的比重从来没有下降，而是不断地攀高再攀高。在美国100万亿美元的隐性负债中，医疗开支的“贡献”最为突出，而且还将继续突出下去。

美国的医疗系统，越来越像罗马时代的包税商和承包商制度，成了侵吞全民税收的第一大窟窿。医疗不改革，美国财政必将被拖垮。

奥巴马看到了医疗费用膨胀下去的危险，就如同他看到了华尔街的贪婪一样。他动不了华尔街，同样也动不了医疗体系。

美国政府对医疗系统“不抑兼并”的放任政策，是美国医疗费用持续恶性膨胀的根源。《时代周刊》评论道：“美国的法律不仅阻挠政府限制药物价格，还规定最大的买家（即联邦医保）不能议价，这是国会送给制药公司的永久大礼（国会还接受了他们的理由，即不受限制的药价和利润是研发风险的必要保障）。国会曾多次禁止美国健康与社会服务部下属的医疗保障和医疗补助中心，与制药商协商药品价格。联邦医保只要确定平均售价，再加6%的补贴。”这简直就是北宋商人运送粮草到边地，边地官员高估费用，再加上商人利润的做法的美国现代版。

如此荒诞的政策，只能说明法律制度在贪婪面前已经失效，全民税收被少数豪强大户所劫持。

奥巴马不敢动制药公司的利益，更不敢动保险公司的蛋糕。他曾经试探着宣布成立一个国有保险公司来与私人保险公司进行竞争，不料遭到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共同反对，媒体更是一片哗然，指责奥巴马是在搞社会主义，甚至冠以纳粹的帽子。一些人公开宣布要刺杀奥巴马，甚至带枪去闯奥巴马的竞选集会，吓得奥巴马赶紧收回提议，回避了最重要的降低医疗成本的关键措施，使医疗改革名存实亡。

简单地说，没有医疗保险，在美国生活不亚于超级冒险，不是因病返贫，而是一病破产。正是因为保险费用昂贵无比，导致了美国5000万人无力承受，奥巴马的医改降低不了医疗成本，只能以全民税收来继续补贴豪强大户。

奥巴马的医保改革强制这5000万人买保险，无异于再次向豪强大户进贡，保险公司做梦都能笑醒过来。

对于一个年收入5万美元而没有医疗保险的自由职业者而言，如果购买“奥巴马保险”，每年的保险费用将高达7200美元，4倍于正常保险的价格，而且真看病还要先自付14000美元，保险加看病的费用高达两万美元以上，占税后收入的60%！

这是保险吗？这是打劫！它不是服务于民众，而是造福于保险公司、制药公司和大医院。

你如果嫌太贵，不想参加行不行？不行。“奥巴马保险”属于强制保险，拒绝参加将被罚款，你将收到每年高达4000美元的罚款单！你要是不交，先是驾照被吊销，对于“轮子”上的美国人而言，这等于砍掉你的双腿；如果连续24个月拒绝交罚款，而你恰好拥有房产，那你的房产将被加上政府的索取权，这意味着你将有可能丧失房产。你一怒之下准备卖房，对不起，这笔累计的罚款及利息将首先被政府扣除。

有限看病，无限责任。这就是“奥巴马医保”的真谛。

民众抗议“奥巴马保险”

金融改革只及皮毛，医疗改革更是舍本逐末，政府已经无力扭转财富分配的格局，美国制度性纠错的神话可以休矣！

奥巴马任内的两项重大改革，并不是在抑制财富兼并，而是在助长豪强大户瓜分社会财富的贪婪之心。平民出身的总统，却没有救助平民，他既没有格拉古兄弟的勇气，也没有王安石的品德。

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第二次财富兼并大潮，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势头还在继续强化，正常状态之下的一切改革，都已不能阻挡财富兼并的步伐，贫富分化的矛盾将更加尖锐，下一轮金融危机的烈度将进一步升级。

如果历史可供借鉴，那么美国正在步入财富兼并、税负不公、财政亏空、货币贬值、阶级对立的恶性循环。

「什么不是“中国梦”」

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罗马、北宋、美国分别代表了货币经济大爆发的三次浪潮，尽管它们相隔千年，跨度万里，但却呈现出相当类似的逻辑线索。沿着这一线索，人们不仅能够审视过去，分析现在，还能远眺未来。

当今的“中国梦”理论，应该放在历史的参照系下，才能呈现出更加完整的轮廓。

知道“中国梦”是什么的前提，就是首先知道什么不应是“中国梦”。

一个豪强当道、精英贪婪的社会，不应是“中国梦”！

一个财富兼并、贫富分化的社会，不应是“中国梦”！

一个税负不公、财政亏空的社会，不应是“中国梦”！

一个货币贬值、资产通胀的社会，不应是“中国梦”！

一个民力枯竭、内忧外患的社会，不应是“中国梦”！

中国有豪强大户吗？目前没有，但未来可能有。

1949年新中国建立，在随后的30年里，中国社会基本上消除了贫富差距，这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超大规模的均贫富实践，相当于全中国进行了财富分配的“清零”。

均贫富就一定是繁荣富强的社会吗？答案是否定的。

综观历史，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制度之下，社会都是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形结构，即居于社会顶端的10%的精英，与位于底部的90%各阶层普通民众，只有这一结构才能保证社会稳定。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每一个时代都有人试图实现完全平等的社会，但这一目标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即使短暂地出现，也不可能稳定地持续下去。

由于每个人的勤奋不同、性格不同、资质不同、环境不同、机遇不同，最终的差距乃是逻辑上的必然。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总是存在着10%左右的勤奋和聪明的人，只要政策不压抑他们的工作热情，他们总是能在社会中很快地出人头地。他们中也许有人借助了父母、家庭、社会关系方面的优势，但更多的人主要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和聪明好学，从而获得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拥有了大笔财富。他们是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压制这批社会精英的热情，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活力、动力、机会和梦想。

邓小平提出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有效地调动了中国社会精英群体创造财富的巨大热情，他们中大多数人敢为天下之先，敢冒令常人却步的风险，开动脑筋，打破惯例，勇于创新，获得了事业发展的第一桶金。他们的行为在一个沉闷已久的社会中，发生了明显的“鳗鱼效应”，刺激了更多的人萌生出创造财富的雄心壮志，带动了整个社会的财富大跃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贫穷的面貌。

邓小平提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

既然10%的社会精英主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出大量的财富，他们理所当然地应该获得社会的鼓励和保护，在财富分配的蛋糕中享有较大的份额，这既是奖勤罚懒的宗旨，也是激励财富创造的手段。

1979年之后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重新向历史的常态进行回归。30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财富的爆炸性增长，社会阶层正在重新出现，豪强大户开始生根，利益集团势力渐现，贫富差距显著扩大。这是一个社会关键的转折时期，一方面经济繁荣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另一方面财富兼并也开始出现了苗头。

在生产率快速提高的普遍繁荣时期，富人快富，普通人慢富，社会对富人的态度主要是羡慕；在生产率增速显著放慢，繁荣仅限于部分区域或行业时，富人财富增长往往更快，而普通人的实际收入增长则出现了停滞，这时社会情绪是对富人的嫉妒；如果生产率增速停滞，富人开始通过财富兼并，而不是财富创造来获得更为惊人的利益时，进取精神将异化为贪婪过度，普通人的收入出现下降，社会对富人将普遍仇恨。

所谓对富人的羡慕、嫉妒、恨，其实并不是同时发生，而是逐步展开的。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多数时间里，社会对富人的主流态度是羡慕；从2000年到金融危机之前，则逐渐增加了嫉妒的成分；2009年以来，“仇富”这一字眼出现的频率开始明显升高，这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惠及的范围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一般而言，在普遍繁荣时期，富人获得财富的比例可以更高些，这时社会的容忍度更大；而局部繁荣时期，富人需要克制贪婪欲望的无限膨胀，忍受正常的财富分配比例；在经济停滞或衰退时期，富人则必须作出妥协，这不仅有利于社会情绪的稳定，缓解仇富心态的加剧，同时，普通人收入的提高和消费的增加，将给富人带来更长远的利益。

问题是，10%的富人究竟应该占有国民收入的多大比例才恰到好处？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抱怨中国社会的数字管理的精细度严重落后于西方。他的观点没有错，不仅历史上如此，现代中国仍然远落后于西方。

中国的统计部门没有精确的社会财富分配数字，人们不知道目前中国最富有的0.1%、1%、10%的阶层，分别占有国民收入的比例究竟是多少，也就无法清晰地了解贫富分化的问题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更不用说过去60年、100年的历史数据。学者们只能凭感觉说话，政府的精准决策也会受到影响。

如果借鉴北宋的历史经验，财富分配的大致比例是，到宋仁宗晚年，北宋6%的权贵和富人集团，占有全国土地的60%～70%，席卷了国民收入的一半。北宋也正是在宋仁宗的盛世之后，开始纠正尾大不掉的财富分裂的危机，这就是王安石变法。美国的经验表明，10%的富人集团如果占有国民收入的比例超过50%，经济必将崩溃，社会也会陷入危机。

事实证明，如果10%的富人阶层席卷国民收入超过50%的临界点，他们的势力将强大到足以阻挠任何改革的程度，制度性纠错机制将会失灵，国家的命运将处于兴盛和衰亡的拐点附近。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北宋仅仅维持了30年的停滞局面，随着富人集团更剧烈的财富兼并，在最后的20多年中，北宋的社会经济迅速走向崩溃。

美国是另一个正在发生的现实案例，2008年之后，10%的富人集团已突破了50%的国民收入临界点。如果不爆发大规模的战争或剧烈的社会冲突，那么制度纠错已然无力回天。奥巴马金融改革和医疗改革的失败，正是这一论点的明证。在如此悬殊的贫富分化之下，任何经济复苏的期望都只能是海市蜃楼的虚幻。也许美国还能维持20年～30年大致稳定的局面，而财富分裂仍将不可救药地继续加剧，直到最后阶段的剧烈恶化。

可以说，10%的富人占有50%的国民收入，乃是一个国家命运盛衰的临界点，它的重大意义不亚于“18亿亩耕地”的农业红线，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对这一临界点都必须严防死守。突破这一底线，贪婪将异化为社会的癌细胞，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它们疯狂掠夺其他细胞的资源，直至器官衰竭，生命停止。

中国应该将社会财富分配的原则和比例，明确写入宪法。不如此，则不足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房地产与财富分配」

新自由主义强调，政府必须完全退出市场，否则将会扭曲市场经济。很多人误以为市场是平的，而实际上，市场永远是弯曲的。

历史证明，政府如果对经济采取完全的放任政策，无论是罗马帝国时代的无经济政策，还是北宋的“不抑兼并”方针，或是现在美国的“去管制”潮流，结果都是财富分配的极度失衡。越自由的社会，财富分裂就越严重，其结果不仅将摧毁经济繁荣，也将导致国运逆转。

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活动，无非就是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两大部分，其他行为均是其衍生之物。研究如何高效率地创造财富的理论属于经济学，而讨论如何合理分配财富的理论属于政治学，只有结合财富创造和分配的政治经济学，才能透视国家命运的全貌。

政府应该尽可能少地干预市场，但必须强有力地保护财富分配的原则。

最鲜活的例子就是政府到底该不该管房价，又该如何管理房地产市场。

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房价应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无论高到什么程度，只要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格，它就是绝对合理的，政府的任何干预完全没有道理。

但如果从财富分配的原则看，上述论断就必须面对历史证据的挑战。北宋6%的豪强大户占有了60%～70%的土地，罗马帝国6个超大型地主拥有阿非利加一半的领土，这是否符合市场经济？罗马帝国的崩溃和北宋王朝的灭亡，已经有力地回击了市场决定一切的观点。

畸形的房价，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社会财富分配的普遍不公，越是大型城市，扭曲的程度越严重。“房姐”“房叔”们占有了几十上百套住房，而他们仅仅是暴露出来的冰山一角，房产普遍存在的高房价和高租金现象的根源是流通量不足，而不是绝对存量不够。

没有房产税，等于北宋豪强圈占大半土地而不纳税，富人只需持有房产坐等升值即可，他们并没有出租房产的动力，因为租金收益并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同样也没有卖房的意图，因为货币贬值而房价必涨，晚卖比早卖更合算。中国城市普遍存在的大量空置房，就是这一现象的明证。在空置率的问题上，再次凸显了黄仁宇的观点，统计部门竟然说不清楚空置率到底有多高！15%？20%？30%？只有天知道！

由于全国房产不联网，没有人知道房产拥有的集中度究竟是什么情况。这其实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利益集团刻意阻扰的结果，人们已经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机制纠错在房地产领域中频频失灵。

未来，全国不动产联网将是一个重大举措，这将是检验现行制度究竟能不能克制贪婪的试金石。

房价决定于流量而非存量。在一个100户的社区里，只要有1户卖房，它的成交价就决定了整个社区的房价。以美国为例，每年新建和现房的交易量仅为全部存量房产的3%～4%，即流量是存量的3%～4%。如果有50万幢房屋的新增量突然涌进市场，将明显影响1.3亿幢存量房产的价格。要是突然冒出500万幢新增量，美国的房价将顷刻崩盘。同理，2013年4月12日，华尔街仅以400吨黄金的集中抛售，就扭转了全世界17万吨黄金存量的价格预期。事实上，华尔街媒体对市场心理进行的地毯式轰炸，已经严重动摇了黄金市场的信心，0.3%的黄金存量以爆炸性的方式砸向市场，就足以导致价格崩溃。简单地说，影响价格的决定性因素是市场心理，媒体是影响心理的重要工具，突然而剧烈的集中抛售，可以形成排山倒海的价格压力，最终用极少的交易量获得极大的价格影响力。

20世纪50年代初，陈云在上海正是使用了这一策略，以纯市场的方式一举击败了盘踞上海数十年的投机势力。近年来，政府调控房价效果不佳的根源，就在于伏击战打成了遭遇战，速决战打成了持久战，歼灭战打成了消耗战，市场预期完全倒向了另一边，限购限贷等行政手段则加剧了房价看涨的预期。

房产税不仅是纠正财富分配不公的重要利器，也是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为了保护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利益，房产税对家庭第一套住房可以完全免征；第二套房可以象征性征收，如0.1%，这样就将90%以上的城市居民纳入了保护范围；第三套住房将按市场化的一般标准征收，如1%；而对于三套以上的纯投机住房则以倍增的税率惩罚性征收。

仅仅是宣称房产税推出，都将对房价造成震撼性效果，就像美联储玩弄QE退出的心理游戏一样。大多数购房人买的是预期，如果价格预期逆转，大量购买力将立刻消失，转为持币观望。更重要的是，拥有3套以上的“房姐”和“房叔”们面临灾难性的税率将会立刻将空置房产投入市场，这相当于“四?一二”黄金市场的再现，心理震撼与增量房产的压力同时迸发，房产供求矛盾将发生巨变。

如果房产税的推行迫使5%的空置房集中涌入市场，其价格摧毁力将不亚于一场8级地震；如果10%的空置房产海量入市，除了少数刚需人群敢于逆市而动之外，将吓退其余所有的潜在购买力；如果房产税最终逼出了20%以上的空置房产，5年以后的城市居民将感叹：“谁说房地产稳赚不赔？”其实，中国不存在房产绝对存量的严重不足，而是房产占有的严重不公，扭曲了供求关系。如果所有城市中的空置房全部住满居民，将为中国减少多少耕地占用、环境污染、能源消耗以及资源浪费？

只有当房地产行业吐出被无效占有的巨大经济资源，其他行业才能重新获得这些资源，才能发展和壮大，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才能带来真正的经济繁荣。

房产税是挤出房产空置存量最有效，也是最经济的办法，持有成本的大幅提高，将立竿见影地改善住房供求矛盾和租房紧张的现象。它不需要大规模拆迁的巨额成本支出，也不需要占用一分一毫的耕地资源，其目的就是通过税收政策来调整财富分配的流向，重新平衡经济资源的配置。

很明显，当前，房地产市场不是平的，而是严重地扭曲着。正如同奥巴马不敢真正挑战美国医疗成本高昂的根源一样，房产税难产，或者调控力度不够，同样说明了制度纠错的失灵。

推行房产税的重大阻力之一，就是地方政府。高地价推动高房价，高房价刺激高地价，地方政府显然在土地收益中获得了最大的收益。房价下跌，地价上不去，地方财政就会出问题。近年来地方政府大手笔投资的诸多基础建设和城区改造，多是仰仗债务融资和银行贷款，卖地收入是支持地方负债的重要来源。

金融系统同样不愿意看到房价下跌，担心资产的土地抵押物出现贬值，建设贷款和按揭贷款的违约率上升，从而威胁资本金充足，影响盈利能力和股票价格。同时，房地产产业链的上下游还连接着数十个产业，金融系统在这些领域同样拥有大量利益，房地产不景气，金融系统在其他行业的资产质量也将受到严重冲击。

房地产商们赚钱在明处，又比较高调，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不满情绪的焦点，而隐藏在后面的一些地方政府和金融系统则闷声发大财，它们所形成的利益铁三角几乎坚不可摧。房价调控政策在铁三角面前屡屡师老兵疲、钝兵坚城，本是意料之中的事。

贪婪乃是人之天性，可疏而不可堵。房产税的有效推动需要瓦解利益铁三角，金融创新或可提供一些思路。

黑石集团搞的“房租抵押证券”，是以房租现金流为抵押所创造的债券化产品，性质类似以按揭贷款的现金流所支持的MBS债券，或以应收账款现金流为抵押的ABS债券。既然所有的现金流都可以证券化，那么房产税所产生的固定现金流同样可以证券化，这就是“房产税抵押证券”。

的确，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尝试过房产税证券化的方法，但尝试就是创新，特别是这种创新将有效地刺激地方政府推进房产税的积极性，对金融系统也是一个潜在的巨额收益来源。

如果6.5亿城市居民以四口之家平均下来，大致拥有1.6亿套住房，假如以每套房产价值100万元计算，则中国房产总价值将为160万亿元之巨（美国的房地产总价值约23万亿美元）。如果房产税平均税率0.5%，则房产税总收入将为每年8000亿，假如金融机构将未来10年的房产税打包成债券，那就是价值高达8万亿的金融资产，面对这样一个超级大饼，银行、券商和其他金融机构岂有不踊跃支持房产税的道理？

有时，以毒攻毒，以贪婪对冲贪婪，将比单纯遏制贪婪更为有效。

对于某些地方政府而言，卖地收入好比基本工资，而房产税抵押债券的收入将更像是奖金。当然，既然发奖金，基本工资就要下调，但总收入将有所增长。

具体来说，地方政府在拍卖地块时，将产生两项收入：一项是卖地收入。另一项则是未来土地上的商品房、商业地产等物业的房产税。金融体系的创新团队，可以帮助地方政府将该地块或其他地块上的房产税的未来现金流，进行预估、混合、分层、提炼，完成标准化债券产品的生产，然后找来评级公司进行评级，最后在金融市场中销售，所获融资列入地方政府预算，可以用于政府认为必要的一切开支。这将是一项以前不存在的额外收入，地方政府推动房产税的动力将会大增。目前，地方政府无权发行信用债，新债券可以帮助地方政府进行有抵押融资。

房产税抵押债券的本质是将地方政府未来5年、10年、15年或20年的房产税收入一次性打折变现，将未来打折收益转让给金融市场的投资人。当然，要获得这笔额外的奖金，地方政府需要在卖地收入上做出让步，比如地方以新债券融资2元，在卖地收入中就得吐出1元，这笔钱应该作为转移支付的专项基金，补贴失地农民或用于农业基础投资，可以由地方政府掌握，也可以由中央政府进行全国调配。

从资金流向上看，转移支付基金相当于金融市场上的有钱人和大量占有房产的业主，对三农事业进行补偿，增强农民的消费能力，平衡城乡的财富分配不均。

房产税不同于房租，租房可能空置而没有现金流，而房产永远有业主，谁持有谁纳税，现金流不会中断。因此，房产税抵押债券的质量天然优于黑石们的租金抵押债券。同时，房产税抵押债券还可以为金融市场中极度渴望安全和高收益的保险公司、养老基金、货币基金、银行理财等机构提供优质产品，使金融系统获得可观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土地收入是预算外收入，地方政府使用时缺乏透明度，监管也难以到位，投资效率必然有问题。而以房产税抵押债券的融资来部分置换土地收入，将扩大预算内收入的比例，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创造更多的财富。

房产税抵押债券将提供一个监管地方政府的有效机制，债券在金融市场中交易，它的价格每时每刻都在反映市场对地方政府项目的判断，金融分析师们恨不得跑到地产项目上，挨家挨户地调查销售比率、纳税情况、实际业主等信息，以评判债券价格的高低。地方政府在一个开发项目上的成功，将降低其他项目的融资成本，这将有效激发地方政府对开发项目的审慎态度，因为金融市场将时时刻刻对他们的政绩进行评分。一个在市场上被狂抛、价格暴跌的房产税债券，将充分曝光该项目失败的程度，官员们的压力非同小可。

让金融市场来监督地方政府，用债券价格来评估项目成败，这远比上级领导的管理要有效得多。

「城镇化的关键是创造就业」

中科院《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城市化率在2011年首次突破了50%的大关，达到51.3%，这是中国历史上城市化的最高纪录，这意味着中国城市的常住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在这里，城镇常住人口把在城市生活半年以上的农业户籍的人口也统计在内。如果扣除了农业户籍的1.8亿农民工，中国实际的城市化率约35%。

很多人乐观地估计，中国每年城市人口比重上升1个百分点，就可以启动5万多亿的内需。如果未来城镇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则可以启动50万亿内需，这相当于再造一个目前规模的GDP。

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

如果按照这一逻辑推演下去，中国成为发达国家就只需不断扩大城市规模，然后把农民迁到城里去住，GDP增长就有了，城市化率也高了，经济繁荣就自动实现了。这种思路与罗马帝国的都市化运动都犯了同样的毛病，城市化是经济繁荣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

人造的城市化是人们居住在城里，很多人将会变成城市的负担；而经济繁荣的城市化是大家都有工作，人人都是城市的贡献者。

中国的城市化必须提供上亿个就业机会，而且应该是带有社保和医保的全职就业岗位。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也就不存在内需扩大的可能。现在已经生活在城市的1.8亿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基本都是短期和临时性就业，如果折算成全职工作岗位，而且要带福利，有医保和社保，与城市居民保障大致相当，恐怕工作岗位的数量只能打对折，即城市在过去的30多年里总共为农民创造了9000万个城镇全职就业机会，平均每年约300万，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状态下对农业人口进行城镇化的大致规模。

如果2020年城市化率的目标是55%，那么在2020年之前的6年中，城市经济必须创造出1.5亿个全职岗位，才能将过去和未来的农民工转变为城市就业人口，平均下来每年需新增2600万个全职就业岗位，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实际上，中国城镇每年新增就业机会只有1000万左右，而2012年城镇人口中有多达2500万人等待就业，其中大中专毕业生就占了一半，这意味着城市化率的目标将导致5个城市和农村的年青人去拼抢1个就业机会！

在中国就业的版图上，1100万个中小企业创造了75%的城镇就业，它们平均雇佣人数才13人，平均寿命仅2.5年，集团性企业也活不过7年～8年。2013年以来，破产、停业的中小企业的比例逐月上升，已逼近15%。中小企业非但没有获得应有的金融、税收和政策扶持，反而不断沦为大型企业转嫁风险的垃圾桶。大企业支付的账期越拖越长，承兑汇票比重越来越高，中小企业的应收账款达到了企业资产的一半以上，远高于国际上20%的平均水平。恶劣的生存环境使中小企业的创业成功率降到了1/40，远低于美国的1/7。

2020年城市化率能否达到55%，这并非是由政府所决定，也不该由政府来决定，而是由挣扎在死亡线上的1100万个中小企业所决定。制约城镇化的主要障碍不是城镇的办公楼和商品房不够多，而是能够负担房租和经营成本的中小企业生存日益艰难。没有就业机会的城镇化，无异于城市的贫民化和流民化。

城镇化的进度应以创造就业为前提，以稳定的工作机会逐步吸纳农业的过剩人口，这一过程可能需要持续30年甚至更长，才能使中国的城市化率真正达到50%的水平。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也绝不是能够一步到位的，它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恐怕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应该明确的是，在中国城市化的道路上，还必须考虑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甚至可能出现急转直下的突变。在城市经济面向国际市场的领域，也许会遭遇到严重的逆流，城市就业机会甚至将大幅萎缩，1.8亿农民工有可能面临回流农村的局面。

中国最大的风险就是不知道风险，30年高速发展的经济，60年缺少金融危机的体验，让所有人都以为经济增长只是简单的线性增长，只是7%和10%之间的差别，因此完全没有对冲风险的意识。在政策上，没有预留出足够的空间来应对乐观判断和严酷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

如果将来有一天，1.8亿农民工之中有8000万被迫返乡，农村怎样适应，城市又该如何应对？如果春节期间北京空旷的道路、稀少的行人、冷清的商业令人印象深刻的话，经济萧条的景象也正是如此。人们没有经历过萧条，也不相信会有萧条，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萧条不存在，或者不会突然降临。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古人留下的智慧，却被今人漠视。

「土地流转与农民收入」

目前，美国以巨额财政补贴制造出一个世界性的超级低廉的粮食价格，这好像是罗马时代的再次轮回。

在美国粮价的压迫之下，中国农民的处境类似当年的意大利农民。农业连续10年的粮食大丰收，农民却普遍存在着增产不增收的问题，增产部分被成本上涨吃掉，而价格却被国际粮价死死压住。

在粮食的国际贸易中，其实也是小流量决定大存量的价格。美国出口的玉米、大豆、小麦占到了世界贸易总量的58%、43%和22%，完全具备控制世界粮价的能力。扭曲的国际粮食价格，导致了类似当年罗马帝国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基础被低粮价所瓦解，农业经济已濒临破产，大量农民涌向城市，形成了遍及发展中国家各大城市的贫民窟现象。穷困潦倒的农民为出口产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确保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廉价商品的供应。

中国历史上对粮食重要性的深刻理解，使得中国没有步其他发展中国家农业经济破产的后尘，而是通过取消农业税、加强农业补贴等多种手段，勉力维持着农业经济。但种粮不挣钱已成为一种共识，土地流转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趋势。

罗马贵族们大量兼并土地后，对提高粮食产量没有丝毫兴趣，其根本原因仍然是罗马刻意压低了粮食价格，农民种地不挣钱，兼并土地后同样很难盈利。贵族们对农业的关注程度，甚至不如共和时代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的大田主，他们住在罗马或其他城市，甚至很少光顾自己的农庄。对他们而言，最省心的方式就是把土地租给佃户，坐收田租。至于兴修水利、改良土质、优选良种这些杂事最好没有，投资土地就像投资房产，保值是主要目的，省心为最大原则，花钱去精耕细作并非他们的特长，更不是他们的本意。而普通佃户们既不会为别人的土地投入改良的资金，也缺乏投资的能力，他们从前为自己种地，现在却为别人种地，责任心和劳动热情也大不如前。罗马帝国在土地大规模兼并后，粮食产出的下降实属必然。

中国的土地流转，其自然结果必然是土地的集中，而且最终是向资本密集的方向集中。这就出现一个有趣的问题，资本会追逐粮食的利润吗？或者说，将土地投入粮食生产所带来的利润，足以超过其他用途吗？

在粮价被严重低估的情况下，只有傻子才会继续生产粮食。中国资本型的豪强大户，极有可能像当年的罗马贵族一样，人住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而土地田产遍及全国。他们即使是继续从事粮食生产，也会把土地租给种田能手们去打理，而种田能手们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将土地转让给他们而甘当佃户，还是因为资本的诱惑无人能够抗拒。种田能手们以前为自己种地，现在为别人生产，同时还要上缴田租，他们的劳动热情是会提高呢，还是会降低？

美国农民将农业机械化和化学肥料等

节省劳动力的措施放在首位

资本型的豪强大户投资土地更主要的目的是追逐地产升值，而非看中了粮食生产的利润，他们既不关心土壤改良，也不在意精耕细作，兴建水利改善灌溉之类的支出则是越少越好。种田大户们当然更不愿拿自己的钱去贴补别人的土地，一切都用已有的基础设施，他们或许能够大幅提高人均收益，却会牺牲单位土地的产出量，正如美国农民收入更高而单产较低一样。结果很明显，土地流转所形成的土地集中，并不一定能带来粮食总产出的增加，效果可能正相反，土地越集中，粮食总产出就越没有保证。

在中国历史上，农业效率的目标与美国迥然不同，中国农业所追求的是单位土地的最大产出量，即土地生产率；而美国追求的是单位人口的最大产出量，即劳动生产率，这是由中国耕地仅占世界的7%，但却必须养活世界22%的人口的残酷现实所决定。中国农民可以在狭小的土地上以密集的劳动力不厌其烦地精耕细作，美国农民则将农业机械化和化学肥料等节省劳动力的措施放在首位，这些投入被庞大的人均占有农田均摊之后，成本变得相对便宜。而在中国人均土地少得可怜的情况下，这种投入就变得无法承受。

问题是，中国是否准备改变农业效率的目标？如果追求人均最大产出，那么中国就必须准备接受粮食不能自给自足的后果，谁来养活中国的预言很可能就会成为现实。国际粮食市场风云变幻，世界地缘政治云诡波谲，假如有一天中日之间在钓鱼岛发生军事冲突，美国不必派一兵一卒，只须宣布停止对中国出口粮食即可，而中国所面临的潜在地缘冲突远不止钓鱼岛问题。

粮食安全不仅是经济效益的问题，更是国运兴亡的问题！

罗杰斯在长期看好农业的理由中，有一点说到了农业的要害，那就是全世界农业人口老龄化问题远比城市更为严重。

美国农业人口的平均年龄已经58岁，欧洲60岁，日本62岁，发达国家的年轻人同样喜欢城市生活，而讨厌农场的枯燥乏味。发展中国家在美国低粮价的压迫之下，早已是农业经济破败，青壮年劳动力严重流失，“末代农民”绝非中国的特有现象。设想10年之后，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已是70岁高龄，发展中国家的农村早就人去地荒，而那时的世界人口将高达80亿，净增加整整10亿！严重老龄化的农业劳动力，将必然导致农业生产率的下降，而人口却在持续大幅增加，粮食总产出与总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必会日益激化，国际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不应妄想未来10年后，14亿中国人能靠进口粮食过日子！

正因如此，中国农业单位土地产出量的重要性，仍然要远超单位人均产出量，中国农业效率的目标不能改变。

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土地流转政策必须规划出未来10年的明确范围，不能片面追求规模上的大农业和土地上的高集中。资本性的豪强大户可以通过资本市场间接投资农业，但必须控制直接占有土地的规模，18亿亩耕地的红线只能死守。

这意味着农民将为粮食安全作出巨大牺牲，而这种牺牲必须得到超额奖励，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对农民的收入进行更大力度的补偿。其实，农民收入的大幅增加，可以有效地扩大国内市场，促进经济转型的实现，缓解财富分裂的程度。8亿农民每人增加1000元的收入，意味着8亿件衬衫、8亿双鞋或8亿部手机的新增商品购买力，他们的总消费规模将远远超过8000个亿万富豪对经济的贡献。特别是在8亿农民加大消费的同时，还将引发规模效应，刺激出新的社会分工和新的就业机会。

“生产过剩”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假命题，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财富过剩的问题，只有贫富分化造成的绝大部分人口无力消费的现象。如果8亿农民获得了超额奖励，将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出口导向的财富外流。

1940年前后，美国基于“二战”的爆发，强行性地通过战争机器来补贴上千万失业的劳动力和数百万上战场的穷人子弟，从而扭转了贫富分化的趋势，结果带来了40年经济发展的黄金岁月。中国能不能在和平年代逆转城乡差距的扩大，这是未来中国经济能否持续繁荣的关键。

对农民收入的补偿，仅仅是对严重扭曲的国际粮价一定程度的矫正。农民消费能力的扩大，将刺激城市经济商品与服务的增加，带来稳定的就业增长，这又反过来吸纳农业过剩劳动力的城镇化，走上稳健和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当国际粮价最终出现报复性上涨时，对农民的补偿可以逐步减少，他们将从市场中获得更大的盈利。

农民补偿不应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应该充分调动资本市场的力量，将贪婪的资金导向最需要的地方，这也是金融创新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然灾害和市场变化，中国的保险公司已经介入了农业保险领域，包括农民的收入保险。收入保险是将传统农业保险因自然灾害导致的产量损失，和市场价格保险因价格波动导致的收入损失联系在一起。当农业生产遭受损失时，以当年实际收获产量与市场平均批发单价相乘计算出农民毛收入，再与正常年景下的收入对比，产生的差额部分由保险公司进行经济补偿和理赔。

收入保险的思路不错，就是成本偏高。如上海松江地区的某个收入保险的保费为35万元，保障金额260余万元。政府必须提供很大比例的补贴，否则保险成本过高，农民难以承受。

如果保险费用太低，保险公司就很难盈利，因为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市场变化也难以预测。有没有大幅降低保险成本，刺激保险公司在全国农村提供大规模收入保险的办法呢？金融创新同样可以提供思路。

天灾与市场波动，不可能同时发生在全国所有地区和所有农产品之上，跨地区和跨农业作物的风险均摊方式，将大幅降低收入保险的平均价格。保险公司可以把不同地区的收入保险单汇集到一个资产池，与信托公司或投行合作，将其风险与收益进行合理切割，形成标准化的证券产品，在金融市场进行销售。

保险公司只赚取一定的费用，将全部风险与收益分散给投资人，回笼资金后继续滚动，不断扩大业务规模。金融市场存在着信用违约掉期（CDS）这种对赌企业违约的衍生品，农民收入保险证券则是对赌天灾和市场变化的衍生品。投资人通过购买这种证券，实际上等于参与了保险公司的业务，单笔保险有亏有赚，但包括不同地区、不同险种的综合证券则肯定赚钱。认购的投资者越多，保险公司就越有能力降低保费成本，惠及的农民也就越多。实际上，保险公司赚取的是业务开拓费，补偿和理赔的资金是由金融市场提供的，而投资人获得的是粮食普遍丰收的大概率收益。

“农业收入保险证券化”在世界上也没有先例，但是如果能够实现，将有效地增加农民收入，减少财政负担，效果等同于富人对农民进行直接的转移支付，利己利人利国，何乐而不为呢？

只有让农民富裕起来，才能扩大内需，完成经济转型，促进城镇化的进程。

「定力无限，才能放飞梦想」

风靡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连续剧《霍元甲》

20世纪80年代电视连续剧《霍元甲》曾风靡大江南北，剧中有一个情节令观众印象深刻。有一次，霍元甲坐船过江，船到江中突然触礁，他不幸落入水中。糟糕的是，霍元甲并不会水，如果拼命挣扎随波逐流，那最后只会落得筋疲力尽溺水而亡的下场。霍元甲沉着冷静，屏住呼吸，沉入江底，抱住一块大石头，竟然一步一步走上岸边，终于化险为夷。这一情节深深地印在了千千万万观众的脑海里，在现实生活中，甚至有人用同样的办法成功自救。

霍元甲之所以能生存下来，秘诀就在于他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随波逐流，而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出困境，这需要极大的定力。

古人云：##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

这就是定力和专注的力量！

不仅大将如此，杰出的企业家同样如此。

在中国的高科技行业中，华为就是这样一家有定力的企业。

杰出的企业家绝不是天生就有定力，每一个人都会存在动摇和犹豫，在高利润面前，没有企业家能够免疫。华为也曾被房地产的厚利所诱惑，贪婪的本能也会时时刻刻地折磨着企业家的神经。当公司规模迅速扩大之时，企业家最容易自我膨胀，也最容易自我迷失，走向歧途的风险，远远高于创业时杀出一条生路的别无选择和公司规模大到难以调整后的利弊权衡。

电信业的残酷竞争，国际巨头的强大实力，既逼迫华为保持着近乎偏执的忧患意识，也激发出他进军高利润低竞争行业的强烈冲动。压力和诱惑正是定力的磨刀石，一旦悟出大道，就不会再有任何意志和精神的游移。最终，华为的当家人经受住了各种“麋鹿”左蹦右跳的干扰，沉下心来，抱住梦想的石头，带领着华为一步一步走向了辉煌。

中国能赚钱的公司很多，凡是把赚钱放在首位的企业主们，通通只能算是老板，而不能被称为企业家；有企业家梦想，白手打造一个商业帝国的，可算是优秀企业家；而定力深厚，目标专注，立志一生只做好一件事业的，才堪称是杰出企业家，这种境界的企业家，在中国实属凤毛麟角。

杰出的公司并不等于伟大的公司，只有传承百年，基业长青的杰出公司，才能配得上伟大一词。

在中国杰出的民营企业中，联想、新希望、福耀、万达、汇源等都是突出的代表，它们在几十年艰难创业的历程中，始终坚守主业，从不随波逐流，它们都有成为伟大公司的潜质。

中国至少需要10家以上伟大的公司，它们不是靠政府，更不是靠垄断，而是靠着自己的定力和专注，在国际市场上开疆辟土，所向披靡。没有这样一批伟大的公司，中国就难以成为伟大的国家。

这才是“中国梦”真正的挑战！

德国百年制造业的公司超过万家，三代人，甚至五代人，专注在一个领域精益求精。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不厌其烦地琢磨细节改进，推敲流程优化，研究技术升级，对精确无止境的追求，对细致无条件地遵守。正是这种在制造业中无与伦比的强悍定力，最终打造出德国制造傲视天下的竞争力。

日本的百年老店同样多达万家，它们围绕在超级财团的大企业周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默默耕耘，绝无抱怨，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逝去，一批接一批的新人继续努力。无可挑剔的服务，精致完美的零配件，源源不断地供应着日本的旗舰企业在全世界征服顾客。

现在的美国，从前的英国，在崛起时代无不是以定力和专注创造出一项又一项的技术革命，开拓出一块又一块的新市场。

英国的衰落首先源于制造业定力的瓦解和专注的分散，工业革命带来的巨额利润让英国迷失了方向，在金钱的大潮中，实业溺水，金融腾达，食利资本主义大行其道，投资获利轻松，财富增值快速，砸石头的苦活儿让美国人去干。结果两次世界大战就将日不落的大英帝国打回了原形。

今天的美国正在重走英国19世纪末的老路，华尔街的利润越高，经济的损耗越大，资产泡沫越多，实业流失得越快。今天的美国公司，正沉浸在资产升值巨大的欢欣快感之中，实业的定力与70年代已不可同日而语，与20世纪初更是大相径庭。最优秀的人才早已远离了科学家和工程师，最受羡慕的职业非银行家与律师莫属。

人心追求安逸和舒适，而财富流向勤奋和执着。

在全世界货币泛滥，资产泡沫膨胀的时代，实业的根基已经松动，勤劳被讥笑，节俭遭蔑视，投机成为时尚，暴富变成理想，贪婪吞噬了公德，巧取豪夺受人敬仰，企业家缺乏定力，个人无法专注，整个社会都在货币的洪水中随波逐流。

中国要想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靠的不是对财富的渴望，而是坚韧的定力和超凡的专注，是代代相传的勤奋与执着，是落进江底也要抱定石头走向岸边的决心！

中国能够放飞强国富民的梦想吗？

定力有多深，梦就能飞多高！

「后记」

这是一本耗尽心力的书，也是一本自我重新发现的书。

很多事情你以为想清楚了，结果一说才发现有问题；当你说明白了，一写才知道有漏洞。想是跳跃的思维火花，说是即兴的逻辑片段，写才是沉淀的思想体系。

当我满怀激情开始创作时，绝没有想到后面的工作是如此的艰难。在每一章的开始，我都自信满满地认为有充足的数据、信息与知识的积累，结果一上手才发现这些东西其实并不真正属于自己，它们就像有旺盛生命力的蚂蚁一样四处乱爬，将自己精心设计的思路，践踏得面目全非。越丰富的知识积累，总是导致越严重的思维瘫痪，在一团乱麻之中，我拼命地挣扎，就像一个即将溺水的人，抓不住主次线索，找不到逻辑源头，分不清推理方向，只有一浪高过一浪的信息量将我打得晕头转向，精力不断耗损，信心反复崩溃，焦虑、沮丧和绝望吞噬着残存的意志。

就在我即将放弃努力准备随波逐流的关键时刻，脑海里总是突然冒出霍元甲落入水中，沉入江底，抱着石头一步一步走向岸边的清晰影像。这时，周围的一切纷乱都慢慢地沉寂下来，湍急的思路变得静如止水，我仿佛沉到了水底，没有信心，没有意志，没有挣扎，只是定住了意念，内敛了心神。逐渐地，关键的数据开始闪烁微光，重要的细节显现出清晰的轮廓，亮点与亮点可以连接，线索与线索出现因果，逻辑的源头慢慢浮现，终于看到了黑暗隧道尽头的光亮。走出去，那边就是一片阳光灿烂的新天地。

当我最终把各个章节的逻辑严丝合缝地对接完毕，我突然意识到人生也该如此。只有定力深厚的人，才能趟过重重险滩，体会别人无法体会的愉悦。

治心方能制利害。所谓“治心”，就是放弃一切杂念，摒除所有妄想，将人生全部的能量高倍聚焦于一件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虽万难而不怯，九死而无悔。治心到何种境界，定力就到什么样的深度。一个有定力的人，才能权衡出真正的利与害，才会敏锐地趋利避害。

古今中外，凡有所成就的人，无不是治心和定力的高手。在现实中，许多人并非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只是无法有效地治心，因此不能有效地抗拒诱惑，致使利常常损于害，人生的潜力难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的确，抗拒诱惑并非易事，排除干扰也常常力不从心，归根到底，还是心中的杂念太多，妄想过剩，难以做到心智的高度聚焦。在这种情形下，良师益友就显得极其重要。

在《货币战争》丛书的写作过程中，出品人郑莺燕堪称是一位难得的良师益友，她不仅策划图书，而且能让梦想照进现实。在过去的几年中，她坚持高品质的内容与思想必须贯彻始终，而不允许存在任何“折损”。当我出现游移分神之时，她总是强调“一个人一辈子只需做成一件事，他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这句话我听了不下百遍，想到不止千回，但也未必总能做到，她的鼓励和督促使我受益匪浅，许许多多的杂念与妄想都被扼杀在摇篮之中。经历过的诸多挫折，浪费过的大量时间，也反复印证了她的先见之明。

什么是人生的捷径？那就是必须少走弯路。良师益友好比苦药，话虽难听，理却管用。一辈子如果没有碰到这样的诤友，那将是一种最大的遗憾。

良师益友不仅能够帮助屏蔽杂念，抑制妄想，而且时常使人更清醒地了解自己，“如今‘货币战争’系列的畅销，并不代表一切，二三十年之后，如果你的书还有年轻人在阅读，那才是这些书的意义”。良师益友的警钟，震得我两眼直冒金星，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时间已经相当紧迫。

今年在北京香山的闭关写作期间，太太和女儿暑假过来看我，那一个月是我最感温馨的日子。我们天天挤在一间小屋里，一起聊天，一起笑得前仰后合，我突然觉得生活在物质上可以极其简单，却能同时拥有世间最大的快乐。我们每天带着女儿到香山脚下的地摊上转悠，几块钱的小东西竟能让我们高兴半天。当剥掉所有物质的表皮后，亲情反而更加香醇浓厚。

从暮春到寒冬，每日通宵达旦的研究与梳理，使我逐步形成了对未来世界经济走势的基本判断。当我走出香山，阳光依然灿烂，遥望远方的地平线，乌云正在慢慢积聚，山风已经阵阵袭来。

宋鸿兵

2013年11月22日凌晨于北京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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