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守着金饭碗挨饿」

1871年5月底的巴黎拉雪茨神父墓地，随着几声枪响，巴黎公社最后一批战士倒在了“公社社员墙”下，他们的眼里充满了无畏、愤怒，还有一丝遗憾和困惑。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在诞生仅仅两个月后，就被残酷地镇压了。到底是什么让革命的火焰熄灭得如此之快呢？

一个关键的要素就是钱，法兰西银行的钱！

任何一个政权，如果想要有组织地运转国家机器，都需要钱。没有钱就无法调动各种资源，也无法进行战争。巴黎公社就是一个血的教训。

“法兰西银行成立于1800年，拥有投票权的200名股东有资格选出12名董事会成员。如果详加分析，可以发现，这200名股东基本上是属于同样一帮人，就是控制着法兰西银行的44个主要家族。而且这些家族所拥有的席位是可以继承的，在这中间有三个家族的席位在一百年之中一直保持不变，他们就是马利特、米腊博和罗斯柴尔德。前两者属于瑞士银行家族，他们因为1799年秘密资助拿破仑‘雾月政变’而被拿破仑授权成立法兰西银行。罗斯柴尔德是后来兴起的犹太银行家族的代表。通过对法国当权的拿破仑政府、波旁王朝和奥尔良公爵政权进行翻云覆雨的金融运作，罗家开启了在法国势力空前鼎盛的‘七月王朝’，成为法兰西银行的核心成员。”[2]

他们掌控的法兰西银行是巴黎金融业的核心，当时的巴黎不仅是法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也是整个欧洲大陆的金融中心。它发行的法郎是法国的法定货币，它握有的外汇和黄金是法郎国际购买力的保证，它出售的债券是最高的信用级别，也是法国政府获得资金的主要渠道。

掌握法兰西银行的银行家们认为，巴黎公社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政权的目标，是反对资产阶级，并从根本上打击他们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关心的是对普鲁士的战争赔款及融资安排。即使巴黎公社上台后，对法兰西银行毫无触及，但在赔款和融资问题上，无产阶级政府肯定会坚持强硬的态度。不仅赔款数目可能会减少，而且融资也不一定由他们来安排，更可能的是政府直接向国民举债，这样一来，他们梦寐以求的战争债券大蛋糕，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金钱没有祖国，银行家的眼中只有获利！既然凡尔赛政府更容易驾驭，银行家们的选择也就显而易见了。

掌握巴黎公社经济政策的一派领袖，幼稚地认为巴黎公社的目标是巴黎的地方自治，而不是成为法兰西的中央政府，因此无权也没有必要接管作为中央银行的法兰西银行，任由这个银行掌握在与凡尔赛有密切联系的旧的管理局手中，铸成了致命的大错。

巴黎公社的领导人没有意识到，谁掌握了法兰西银行，谁就掌握了法国的经济命脉。这条命脉既决定了资源由谁调配，也决定了国家机器为谁服务。所以这不但是一个经济上的错误，更是一个政治上的错误。正如恩格斯所说，假若公社接管法兰西银行，“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

公社存在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法兰西银行账面上仅现金就有数十亿法郎。而公社只申请和接受了银行提供的可怜的1600万法郎借款。公社没有接管法兰西银行，结果就是守着金饭碗挨饿，而且无法迫使以罗斯柴尔德为首的银行家们向凡尔赛政府施压，逼迫他们和巴黎公社和谈，反而让银行家们有机会向凡尔赛汇去2亿多法郎！

有了这笔巨款，凡尔赛政府才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1万多残兵败将的基础上，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集结了11万大军向公社反扑。

正在这一关键时刻，为确保银行家的利益，罗斯柴尔德直接介入普法战争后凡尔赛政府和俾斯麦关于赔款的谈判。

“俾斯麦的大军开始休整了，但是国际银行家们更加忙碌了。高达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业务是一个令所有人都垂涎三尺的巨额生意，如果收取1％的管理费用，仅此一项就是一个5000万法郎的天大馅饼！

在战争赔款数额上，法国梯也尔政府设想的是50亿法郎，但俾斯麦拿过一张纸片，飞快地写下60亿法郎！梯也尔像被狗咬了一口，一下子跳了起来。两人开始激烈争吵。

最后，梯也尔请出罗斯柴尔德出面圜转。当罗斯柴尔德出现时，俾斯麦将全部的怒火发向罗斯柴尔德，在场的人全部惊呆了。罗斯柴尔德无动于衷，仍然坚持50亿法郎是个‘可持续的赔偿数额’。发火归发火，罗斯柴尔德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不接受他的条件，就休想在欧洲市场上募集足够的战争赔款。权衡利弊之后，俾斯麦只得接受罗斯柴尔德50亿法郎的报价。法国梯也尔政府搞不定的事，罗家一出面立刻摆平。”[3]

有了钱，什么都好办！“铁血宰相”俾斯麦慷慨答应遣返数万名法军战俘和保持“中立”的配合，甚至包括凡尔赛军队穿过普鲁士的防线向巴黎进攻。

令人扼腕长叹的是，当凡尔赛政府、俾斯麦和国际银行家联合起来剿灭他们的共同敌人巴黎公社，试图夺回政权的时候，革命者们却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如何提高教师待遇这些琐碎的事情上。于是，悲剧就这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银行的威力源于它经营的商品——货币，而中央银行的威力则源于它控制着货币的源头。控制一个经济体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控制这个经济体的货币；而要控制一个经济体的货币，最重要的就是控制创造货币的银行体系，特别是中央银行。

巴黎公社的教训表明，没有掌握经济命脉的革命政权是何等地脆弱和不堪一击。而现代社会中，银行，特别是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对于一个政权和一个经济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明确指出，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要“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4]。

在巴黎公社失败半个世纪后，正是列宁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张变成了现实，列宁对银行体系的认识与实践都是非常到位的，他指出，银行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是整个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5]。“现代的银行同商业（粮食以及其他一切商业）和工业如此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不‘插手’到银行，就绝对不能做出任何重大的、任何‘革命民主’的事情来。”

正是因为苏联牢牢控制了银行系统，才使得它奇迹般地度过了数不清的困难，竟然在短短15年的时间里，从一个落后的末流国家，变成了一个世界级的超级大国和共产世界的领袖。

从1905年日俄战争以俄国惨败告终开始，俄国在列强中沦落为可怜的乞丐。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为建设苏维埃保存实力，苏俄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与德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割让了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丧失了90％的煤炭、73％的铁矿石、54％的工业以及33％的铁路，并向德国赔款60亿马克。紧接着就是苏俄持续多年的内战，局势直到1923年才逐渐稳定下来。苏联成立之后，经济工作逐步进入正轨，在国家控制下的银行系统立刻对经济复苏和重工业崛起发挥了巨大威力。短短15年之后，苏联的工业生产总值就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当1939年，日军与苏军在诺门罕迎头相撞时，在7平方公里的战场上，在数百米宽的正面，苏军坦克洪流遮天蔽日，炮声隆隆，日本关东军精锐损失殆尽。在卫国战争时，强大的重工业生产能力保证了苏联向前方源源不断地供应军事装备，直到攻克柏林。

没有强大的金融力量，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工业和国防。

「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

革命离不开钱，没有钱，革命寸步难行。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也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亲身体会到钱对革命，特别是对独立自主的革命的极端重要性。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是青年，一般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而要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全国性有影响力的政党，缺乏经费是万万不能的。在建党初期，主要经费来源仅仅是靠陈独秀、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教书、写文章挣来的稿费和其他一些人的捐献来维持，这显然绝非长久之计。因此，经费问题成为建党中的一个大问题，最后只能依靠共产国际的援助，才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各项工作。

最初，陈独秀，一介书生，意气十足，坚持中共要独立自主，不能受制于人，不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而听命于人。他多次拒绝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表示，以致“一大”以后，中共中央每月两三百元的经费都难以筹措。

1921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捕，面临七八年的牢狱之灾。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了很多钱，费尽周折，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并请了著名的法国律师出庭辩护，才顺利地将陈独秀营救出狱。回想连从监狱里自救的钱都拿不出，还怎么独立于人，陈独秀感慨地说：“现在的统治者们既这样无情地压迫我们，我们只有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必再有疑虑。”即便如此，陈独秀也不完全同意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附庸，他仅仅同意党的各部门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共产国际申请经费。这样，党的工作才得以迅速开展。

陈独秀之后，另一个想独立自主、大干一番的是李立三。

1930年蒋冯阎大战，李立三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正在崩溃，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于是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在这一暴动蓝图中，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全力配合中国革命，共产国际只是执行这一计划的配角。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出发点和归宿从来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的利益为核心，他们要在中国寻找到能够与苏联结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国主义压力，保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政治局给他指示的第一条，即“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其次才是支援中国革命。即给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提供巨大帮助，推动了北伐革命的有力发展，同样也是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需求。现在，突然间跳出个李立三，一口一个“暴动”，“指手划脚”地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要求苏联置自身安全于不顾，全力配合中国革命，真是令共产国际和苏共惊讶得目瞪口呆了。

“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受到的最严厉制裁。被停发了经费的李立三，便只剩下台一途。”[6]

最后，深刻理解当时中国社会情况的毛泽东，找到独立自主解决财源的方法，才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经济基础。

毛泽东的思路就是建立“红色割据”。1928年，他提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他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出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7]

后来，中国革命的实践正是沿着这一思路才获得了成功。

依靠红色根据地，共产党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赢得了广大农民对红色政权的支持和拥护，农业生产蓬勃发展，为根据地的经济独立奠定了基础。

巴黎公社的教训和俄国苏维埃的成功经验，使毛泽东和其他根据地创始人清醒地认识到，革命要想成功，必须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伊始，新生的红色政权就决定创立自己独立的金融体系，创建苏维埃共和国自己的中央银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

国家银行最重要的工作有三项：第一，统一货币；第二，统一财政和税收；第三，支持苏区的生产与贸易。

没有统一的货币，就不可能建立可靠的财政税收；没有财政税收，苏区政权就不可能稳定，也不可能取得长期战争的胜利。同样，统一的货币将有力地促进生产与贸易，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活跃苏区经济，增加政府的财政税收，巩固新生的苏区政权。

「世界上最小的中央银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

1931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民受命筹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以下是国家银行的5位创始人：

毛泽民，国家银行行长。出身农民，4年私塾。工作经历：小学庶务（管理日常经费和伙食），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经济股长，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中共中央（上海）出版发行部经理，《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闽粤赣军区经济部长。

曹菊如，国家银行会计科科长。出身店员家庭，小学文化。工作经历：在南洋当店员，闽西工农银行会计科科长。

赖永烈，国家银行业务科科长。工作经历：店员，红军战士，永定县农民银行创始人。

莫均涛，国家银行总务科科长。出身店员，12岁辍学做童工。工作经历：汉口铸造厂翻砂工，英资银行信件传递员，红军战士。

钱希均，国家银行会计。出身农民，上海平民女校学习。工作经历：中共中央出版部发行科科长、交通员。

这些人就是苏区千挑万选出来的跟银行“沾过边”的人，其中曹菊如和银行的来往，仅仅是替老板存款取款，而莫均涛在汉口的银行当过蓝领工人，甚至从来没有点过钱。如果这5份简历摆在罗斯柴尔德或摩根面前，告诉他们这些人能管理好中央银行，他们最好的反应也只能是嗤之以鼻。这5个人既没有“常春藤”大学的学历，也没有华尔街的工作经历，甚至连当时上海外滩银行的保安都不一定当得上。

如果说他们能办好农村合作社，有人或许相信。办中央银行，跟罗斯柴尔德或摩根平起平坐？那是天大的笑话！无论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和一般人想象的中央银行都相差十万八千里！

而当时摆在这5位面前的任务，是要建立一套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这简直比登天还难！

想想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有多少吧：

〖银行的启动资本如何获得？

货币以什么为本位？

纸币发行的准备金是多少？

如何建立货币信用？

如何在苏区统一货币？

银行的金库建在哪里，如何保密？

金库账目如何记录？

纸币如何发行？谁来设计图案？印刷纸张和油墨从哪里来？纸币如何防伪？

银元如何发行？是独立设计还是仿制？

如何开展贷款、汇票贴现等业务？〗

无穷无尽的问题铺天盖地而来，想想都发愁！

但正是这“五虎上将”，在瑞金城外6里叶坪村一幢普通的农家小屋里，几张桌子、几把算盘一摆，开始了国家银行从无到有的艰难创业，奠定了今天中国银行系统的基础！

建行之初，国家银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启动资金，其财政来源主要是战争中缴获的物资。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会组织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

1932年，毛泽东指挥的漳州战役大捷后，毛泽民也随军来到漳州。他走街串铺，找商人们谈话，宣传红军的政策，希望商人们与红军保持经常的贸易联系，互通有无。同时，国家银行在漳州城颁布了有关没收和征集的布告，红军不没收商店，但可以接受商店老板捐款。这一政策受到漳州大小商户的拥护，纷纷捐款。这次出征，红军不仅得到大批军用物资，还筹得105万大洋，国家银行的资金有着落了！

为了将在漳州筹集来的部分资金储存起来，国家银行决定建立一个秘密金库，他们在临近瑞金的石城县烂泥垄村找到了一个靠山的房子，紧靠房后的山坡上开有一个地窖，这个地窖空间不太大，但是十分干燥。而且在地窖前的这座房子，既可以掩护，又可以派人看守。国家银行将秘密金库选在此处。

为了保密，存库那天没有使用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要放入秘密金库的黄金（金条、金器、金饰等）由部队的战士提前用麻布包裹好，放在5个挑担里。另有20担的银元和银元宝也提前包裹好。还有3个担子的珠宝和2个担子的纸币（外币和国民党的法币）。这30担“宝贝”由一个排的战士轮流挑到离那间房子还有一里路的山下停住，然后放出警戒。到了晚上，再由另一个排的战士将这30个担子趁着夜色挑进房子内，再存到房后的地窖里。为了防火，这30个担子都用事前准备好的石板盖起来。当这些“宝贝”清点打包时，毛泽民都亲自过目。放置到地窖后，毛泽民也亲自视察。他们将30个担子的东西造好清册，一共两份，一份由毛泽民亲自保管。为了保密，清册上写的是黄酒若干，白酒若干。黄酒代表黄金，白酒代表白银。那些担子放好后，由战士们用石块将地窖口堵死，外面做好伪装。第二天，参与贮存的红军战士全部撤离，另外换了一些战士在地窖前的房内守卫。[8]

在保密工作中，毛泽民首先不让国家银行的人沾边，然后又组织了4批战士来运送，每一批人只掌握一部分信息。包裹金银的不知道储藏何处，负责运输的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储藏包裹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最后警卫的更是毫无线索。不仅如此，毛泽民在清册上还以黄酒白酒来掩饰，真可谓思虑周详。“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决策十分高明。在后来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时，当初储备的这部分资金发挥了极大的作用。”[9]

在启动银行代理金库业务时，大家不知如何着手记账。一次，前线部队送来一批缴获的现洋，经手人员发现，现洋的包封纸竟然是国民党税务机关的四联单。仔细查阅后，毛泽民和曹菊如欣喜若狂，如获至宝。他们对四联单认真分析、研究，从中得到启发，对金库的制度和流程进行改进，终于制定出了银行金库管理方法。这样，金库资金的收款方、管理方（国家金库）、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相应的记录，保证了财务制度的严谨，有效地杜绝了各级政府和军队中的贪污浪费。

从四联单得到启发，国家银行立刻发出通知，要求红军各级政治部、供给部，注意收集有关财政、银行、企业等管理知识方面的书籍、文件、账簿、单据、报表等实物，以作参考，哪怕是片纸只字，都不要轻易丢掉。

随着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国家银行逐步运转起来。

「红色货币的诞生」

接下来是筹备国家银行的特权业务，发行中央苏区统一的货币。

中央革命根据地处于经济落后的农村，尚无工业，只有分散的个体农业和少数的小手工业。频繁的战争，加上国民党日益强化的经济封锁，要保证财政收支平衡极其困难。根据地建立之初，各式各样的杂钞劣币充斥市场。劣币驱逐良币，使得银元甚少流通。

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之前，根据地流通的货币有：江西工农银行的铜元券，闽西工农银行的银元券，还有光洋和国民党的纸币，甚至有清朝时期的铜板。人们购买物品，抓一把各式各样的票子出来，有时连账也算不清。不仅老百姓头疼，商家也是不胜其烦。

有些红军战士思想单纯，认为革命战士不用国民党的钞票，有时在战场上缴获了国民党现钞，就放火焚烧，甚至不知道这些钞票在国民党统治区可以买到许多苏区奇缺的物资，比如食盐、大米等。当时，国民党的法币、军阀和土豪劣绅发行的杂币，同时在苏区流通，无疑给国民党提供了破坏苏区金融市场的机会。

国家银行成立后，统一苏区的货币就成为了头等大事。

要发行货币，第一个难题就是，找谁来设计和绘制纸币的图案呢？

有人推荐了黄亚光。他曾留学日本，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会画画。一番打听后喜忧参半，喜的是黄亚光确实有绘画才能，忧的是他在席卷闽西的“肃社党”的运动中，被定为社会民主党分子关进监狱。毛泽民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考虑再三，决定冒着犯错误的风险刀下救人，亲自批准让黄亚光戴罪立功。

当时苏区正受到国民党严厉的经济封锁，工作条件很差，黄亚光连绘图用的笔和圆规都没有，加上自己又无设计货币的经验，可谓困难重重。毛泽民从上海秘密买来绘图笔、圆规、油墨和铜板等，黄亚光仅凭着对所用过的一些钞票的记忆，开始了货币图案的设计工作。

在设计货币图案过程中，毛泽东要求苏维埃政府货币的设计，一定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征。因此黄亚光在设计货币时，都绘有镰刀、锤子、地图、五角星等图案，并把这些图案有机地组合起来，给人以既美观大方，又突出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货币的特点。他原想在纸币上绘制毛泽东头像，被毛泽东拒绝，后来改为列宁头像。黄亚光临摹红色书刊上的列宁头像，代表苏区人民在马克思列宁思想指导下改天换地的新气象。

纸币的发行，还要解决纸张和油墨的问题。由于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印制原料稀缺。在去上海、香港影制钞版、购置印制材料未果之后，国家银行只能暂时一边用白布印刷，一边自己动手造纸。没有造纸原料，大家捡些烂麻袋、破棉絮，上山砍毛竹、剥树皮，收集鞋底、绳头。于是，人们常常在村头街口看到这支国家银行的“捡破烂”队伍。捡回来的东西全部砸碎后，在石灰池中浸泡，然后捣成纸浆用于造纸。

后来听老乡说，用附近山上一种老树皮造出来的茶叶包装纸，既耐磨又坚韧，国家银行的人马立刻上山采集。最初造出来的纸不甚理想，韧性不好，又厚又黄，后来加入胶水和细棉花来增加韧性和洁白度，才终于造出了适合印刷钞票的纸。

从白区购买油墨也是历尽艰辛。从赣州购买的油墨在回来的路上被国民党没收。一位钱庄老板建议用传统的松烟法造墨，把松树的松膏烧成烟油，然后掺些桐油即可。一试之下，果然效果不错，这样油墨的问题迎刃而解了。

在克服了资金、设计、印刷钞票等种种问题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1932年7月7日，即国家银行成立仅5个月后，印制出第一批苏区纸币。货币是以银元为本位，纸币为银币券，1元银币券兑换1银元，银币券为国币。有了统一的货币，国家银行会同苏区财政部门宣布，一切交易和纳税均按国币计算，国民党的纸币禁止流通，原苏区银行发行的货币按比例限期收回，不再使用。

国家银行除了发行纸币外，还发行了银币和铜币。当时国家银行中央造币厂还铸造了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外流通的“袁大头”、“孙小头”及墨西哥“鹰洋”等3种银币。国家银行货币的发行与流通，逐步回收了各种杂币，使中央苏区的货币实现了统一。

为了控制纸币的发行量，苏维埃国家银行《暂行章程》第十条规定：“发行纸币，至少须有十分之三之现金，或贵重金属，或外国货币为现金准备，其余应以易于变售之货物或短期汇票，或他种证券为保证准备。”[10]这样就保证了货币有足够的现金作抵押，又能充分实现货币的有效扩张。

国家银行发行第一套纸币时，由于条件限制，在制造技术与防伪技术上都是空白，为了能够做到最大限度的防伪，毛泽民采用在纸币上加签他同财政部长邓子恢的俄文签名的办法。但这个方法非常容易被模仿。随着货币的流通，国民党与军阀开始进行各种破坏活动，输入了大量的假币，对苏区金融秩序进行破坏。

为了解决防伪问题，毛泽民苦思冥想，始终找不到解决的好办法。一天晚上，他闻到妻子织毛衣时，用火烧毛线头所发出的臭味，于是突发奇想，在造纸时将一定量的毛线放到纸张中，这样既可以透视纸币鉴别，又可以撕开或火烧纸币，通过嗅一种羊毛的臭味，来辨别出真正的苏区货币，这样就解决了防伪问题，保证了苏区货币的正常流通。

到1932年底，苏维埃国家银行印制、发行银币券65万元，而准备金达到39万元，准备金占发行总额的60％，是章程所规定比率的2倍。

纸币在苏区顺利流通，一举肃清了昔日货币市场的混乱。

就这样，国家银行的创建者经过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凭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牢牢地抓住了钱袋子。

「人民的货币，为人民服务」

中国60％的土地海拔高度在2000米以上，不适合农作物耕种，同时，大部分土地的降雨量稀少。更糟糕的是，不规律的季风所造成的洪水常常造成农作物的严重歉收，从而导致大规模的饥荒。

如果同美国相比，1945年的美国，650万农户养活1.4亿人口，可耕种面积高达3.65亿英亩。而中国当时6500万农户养活着4亿人口，可耕种面积折合仅为2.17亿英亩。

这样的土地压力和越来越重的税赋，使得旧中国农民在正常的年份都难以保持温饱水平。农民不得不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维持日益枯竭的土地。他们拾捡每一片落叶，每一颗枯草，每一个遗落的麦穗，来充当燃料。动物和人类的粪便被小心地收集起来，以恢复土地的肥力。

在中国，农业的目标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新殖民国家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在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的是土地过剩而劳动力紧缺，而中国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因此，中国农业所追求的目标，是单位土地的最大产出量，而美国追求的是单位人口的最大产出量。中国农民可以在狭小的土地上以密集的劳动力不厌其烦地精耕细作，美国农民则将农业机械化和化学肥料等节省劳动力的措施放在首位，这些投入被庞大的人均占有农田均摊之后，成本变得相对便宜。但是，在中国人均土地稀少的情况下，这种投入就变得无法承受。

旧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和土地产出最大化导向的农业经济，必然产生大规模的贫困和半就业状态。在非农忙时间里，农业人口不得不从事各种手工业来贴补微薄的农业收入。从旧中国的农业经济系统来看，可以说是处在一个相当脆弱的平衡状态，其抗天灾人祸的财富缓冲层薄如蝉翼，农村手工业收入成为这个弱平衡高危险经济系统的关键减压阀。

此时，西方的经济势力以雷霆万钧的势头压了上来。

工业革命时代所创造的大规模廉价机器制造的各类商品如潮水般涌进中国，本土手工纺织产品、木材制品、陶瓷产品、服装鞋帽等越来越难以与西方产品在本土市场相抗衡。在丧失了手工业收入之后，农村经济系统濒于崩溃。中国本来可以采用高关税的手段，来减缓西方经济力量的破坏性冲击，但西方列强决不允许落后国家采用自我保护政策，必要的时候，他们将毫不犹豫地采用武力。中国不得不被迫接受5％的超低关税，并被西方列强把持了海关事务和金融体系。

1900～1940年，中国的农村经济情况更加恶化，10％的富人拥有了53％的可耕种土地，土地出现高度垄断。绝大多数农民沦为佃农，每年不得不缴纳1/3～1/2的农产品作为租金，这样所造成的收入不足又迫使超过半数的农民不得不每年借贷维持生存。当时中国农作物的借贷年息为85％，货币借贷的年息高达20％～50％！[11]

在这种土地高度垄断、租金极度盘剥、利息高度压榨的情况下，农业经济系统已遭到彻底颠覆，农民丧失了任何苟且生存的希望，革命已经成为必然。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奇怪的不是为什么会在中国农村爆发革命，而是为什么这么晚才爆发革命！

毛泽东环视整个中国农村经济版图，发现许多地方的农村经济已处在崩溃的边缘，他看到那是一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沃土，具有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潜力，特别是“在1926～1927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他提出的红色割据的设想，绝非理论空想，而是基于生活实践，并在农村经济系统最为薄弱的湖南、江西开始了他的苏区实践。

根据地首先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地权由集中变成大体平均。原来80％～90％的土地掌握在地主手中，现在，地主除了按人口分得一份田产外，其余的都分到了直接从事生产的农民手中。

同时，政府还积极进行废债运动，废除加在农民身上的各种债务。首先是高利贷剥削制度，“工人农民该欠田东债务，一律废止，不要归还”。另外，取消当铺也是废债运动的重要一环。过去当铺主要以收取农民衣物为抵押来发放利息极高的贷款，而放款金额在抵押品价值的一半以下，农民遭受的剥削非常沉重。苏区政府没收了当铺，典当物件不需要农民赎回，尽可能无代价归还农民。

在保证农民有田可种的同时，还免收农业税，让农民充分享受劳动成果。这些措施，推动和保证了土地革命的顺利发展，农民搞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高涨，对政府也十分拥护。农民听不懂高深的马列主义，但是他们非常明白苏区政府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现实利益。任何一个政府，必须给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才有可能稳定地执政。

另一方面，当时农村的经济局面却非常混乱。一是现金外流，农村市场十分缺乏交易筹码。现金的主要持有者富商、豪绅和地主，因为害怕革命而纷纷携带现金外逃，造成市场现金筹码奇缺，大小额交易均难以进行。有些地主怕露富把现金藏起来，不借给农民。这样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无法出售换来现金，又借不到钱，有时连日常用品也无现金购买，生产和生活困难重重。二是手工业和商业资金匮乏，使再生产和购销活动难以正常进行。许多大的工商业者抽逃资金，造成家庭手工业停产，工人和商铺店员失业。三是金融市场严重混乱，流通的钱币不下十余种，金属币有各种银元、铜钱，纸币有国民党银行、外国银行和华商银行发行的各种纸币，还有各地商号铺户发行的市票和军阀、土豪们发行的杂币。其中金属币在流通中往往减低成色、降低重量，纸币名目繁多，价值不一，钱币间比价行情多变，常常出现纸币贬值形同废纸的现象。再加上奸商在各种钱币兑换时从中渔利，农民往往上当吃亏，劳动所得几经折价剥削后，所剩无几。[12]

农民极度渴望拥有自己的银行和公平的货币！

苏区的国家银行，通过发行统一的货币，彻底改变了钱币混乱的局面，使农民免受钱币兑换商的盘剥，又为农村市场贸易提供了充足的交易筹码，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国家银行为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对农民和手工业者提供了有力支持，主要解决各项生产和经营方面的资金需要，发放低息或无息的贷款，如种子贷款、耕牛贷款、肥料贷款等，农民拿到贷款购买肥料和农具，在自己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农业产出得到大幅提高。

为了防止粮食价格波动对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影响，国家银行配合粮食调剂局积极调控粮食价格。“为了稳定市场，防止粮食价格大涨大落，国家银行还向粮食调剂局发放贷款。秋收时，以合理的价格买进；农民缺粮时，再以合理的价格卖出，既保护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保证了农民群众的利益。”[13]

这些金融方面的措施，解决了农民在土地、债务和粮食销售方面的困难，让农业生产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恢复，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农民谢仁地，全家6口人，革命前没有一点田地，只有极少数的农具。谢仁地借了地主100担谷田种，由于剥削重，一年只能得到10担谷，全家不够吃，每年都得向地主借粮，割了禾，交了租，还了债，又没有米下锅，又要向地主借……革命后，他分到了地主的谷子、衣服和犁耙等农具，分田时全家分得了57担谷田，7丈8尺的菜园地。分田后第一年，他收了72担谷，还有番薯、豆子等，除了口粮40担，交土地税3担外，还余下29担谷子。菜园种的菜，除了自己吃的外还可以出卖，生活有了根本的好转。当时，布价虽然很贵，但他每年都要买两匹。另外还要添置一些农具。[14]

即使在苏区的后期，由于军费和政府的开支提高，“农民的负担（包括农业税、公债和借谷等）虽然不断增加，但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农民的生活仍有很大的改善。1933年，农民的生活比较国民党时代至少改良了一倍。农民的大多数，过去有许多时候吃不饱饭，困难的时候有些竟然要吃树皮，吃糠麸，现在不但一般没有饥饿的事，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丰足了。过去大多数农民衣服着穿得很烂，现在一般改良，有些好了一倍，有些竟好了两倍”[15]。

政权的建立和稳固，革命战争的胜利，都离不开根据地。毛泽东曾幽默地比喻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

而根据地能存在，离不开根据地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根据地农民和工人的支持，同时，也离不开货币金融的保障。

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16]“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17]

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为指导，苏区金融制度的建立，处处为农民着想，从解决农村经济的实际出发，国家银行的措施极大地方便了农民的生活，树立了苏区货币的信用，政府更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正是因为得了民心，在为了反“围剿”而大规模扩充红军时，苏区到处可以看到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当红军的动人场面。

「贸易“特区”和苏区“央企”」

一艘载满布匹的民船溯江而上，驶近赣州下游一处时，船长让船在西岸停了下来等候向导。突然，东岸响起“哒哒哒”的机枪声。“快将船驶向东岸！”船长吩咐道。船工们拔起竹篙刚将船驶近东岸尚未停稳，岸上等候多时的苏区江口贸易分局的工作人员便跳上船来。船长与他们打过招呼，便急忙高声叫着“红军打劫了”，弃船“逃”回赣州。回去后，船长对布庄老板说：“不好了，一船布被红军给‘抢’走了！”老板不仅不着急，反而赞扬船长干得好。过不了几天，这船布匹的货款便一文不少地送到了布庄。老板一算，整整赚了几千银元。而船长呢，还格外得到贸易局付给的数百块银元的酬谢费。

这奇特的场面，在当年苏区和国统区毗邻的区域屡见不鲜。实际上，这是苏区与国统区之间的一种特殊贸易方式。

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失败后，加紧对中央苏区进行经济封锁，断绝了苏区和国统区之间的贸易。苏区的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卖不出去，价格一跌再跌，急需的食盐、布匹、煤油、西药等也运不进来。一时间，苏区一些物品的价格高涨，人心惶惶，直接影响了群众和红军的生活，影响了人民对政府的信心。

政府认识到这是关系到中央苏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专门成立了中央国民经济部，下设对外贸易总局，负责发展对外贸易。同时出台了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况的灵活政策：奖励私人商业经营各种苏区必需的商品；对某些日用品和军需品实行减税；国营商业尽量利用私人资本与合作社资本，同他们实行多方面的合作；鼓励国统区的商人到苏区来做生意；从苏区秘密派人到国统区开设商店和采购站等。

“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18]在毛泽东的贸易大方针之下，毛泽民也积极参与进来。他认为苏区的输出物资价格便宜，利润丰厚，国统区商人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不仅如此，他还同时利用军阀的贪婪和内部矛盾，和他们进行地下交易。为了支持对外贸易，国家银行从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中，拨出100万作为外贸资金。

1931年冬季的一天，瑞金县城的老百姓围着政府贴出的一张告示议论纷纷：“苏区地域，遍布宝藏。一旦开掘，国富民强。军民报矿，一概有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

有人说：“瑞金县的县名，取自‘合生瑞气，挖地得金’，地下宝藏肯定不少。”另一人接过话：“举报有奖，谁不想得，快点去找吧！”

几天过后，毛泽民收到红军送来的一封信和一块乌黑发亮的石头。信里说有个叫“铁山垅”的地方产钨矿，在红军之前有广东商人在那里开矿，国外洋人说有多少要多少。毛泽民立即做了调查，一担钨砂能卖8块大洋，而一担稻谷才2块，这简直就是苏区的聚宝盆！毛泽民喜出望外，这下国家银行要成财主了！

赣南号称“钨都”，有大小钨矿上百个。钨钢是制造枪械的关键材料，在国际上很抢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各个参战国争相扩充军备，钨矿成了重要的战略物资，洋人和地方军阀垄断钨矿的收购，不计其数的钨砂被源源不断地倾销到海外。

红军如果掌握了钨矿这样的战略物资，就有了和国统区讨价还价的本钱，将会在苏区的封锁线上撕开一个裂口，给苏区带来巨大收入。

1932年春，苏区成立了中华钨矿公司，领导与组织苏区的钨矿生产。毛泽民兼任钨矿总经理。中华钨矿公司是苏区组建的第一家“国营企业”，支撑着整个苏区的财政运转。

当时，国民党许多军政要员都有自己的买卖。毛泽民便派人和赣州城内他们经营的贸易百货商场取得了联系。广东军阀陈济棠，既炒黄金，又收钨砂。他听说有新的发财之路，喜出望外，立刻派亲信与苏区代表进行秘密谈判。临行前，陈济棠郑重嘱咐：“忍辱负重，只许成功。”

毛泽民也来到赣州城，亲自部署钨砂出口事宜。利用粤军急于发财的想法，经过几轮讨价还价，硬是将钨砂价格从最初的每担8块大洋抬高了将近7倍，谈到了52块大洋！很快，双方达成了钨砂交易秘密协定：苏区进口货物由驻防在赣州的军阀部队护送，从广东运入苏区，再从苏区把钨砂运回。双方各得其便。

陈济棠在赣州做上钨砂生意后，其他粤军军官也都急红了眼，蒋委员长的训令早被抛在脑后，纷纷同苏区做起买卖来，用食盐和布匹交换苏区的钨砂和农副产品。中华钨矿公司生产的钨砂，被贴上印有“国防物资”的大封条，大摇大摆地由民团护送出境，换回了根据地急需的食盐、布匹、西药、军火等，还有白花花的银元。

就这样，中华钨矿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销售量大增。1932～1934年，中华钨矿公司共生产钨砂4193吨，财政收入400多万元，成为当时苏区最重要的经济来源，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央企”。钨矿收入对粉碎蒋介石的经济封锁和四次“围剿”，充实国家银行家底，起了巨大作用。

苏区政府除了充分利用战略物资打开贸易渠道外，还在苏区边界、交通运输比较方便的地方建立起苏区的“经济特区”，税收减半，动员和吸引国统区商贩与苏区进行贸易。通过发动和依靠苏区群众，建立坚强可靠的商品采购队伍；通过建立与赣州大商号的秘密贸易关系，冲破了国民党的层层经济封锁。

为了充分调动个体商户搞贸易的积极性，苏维埃政府同样给予保护和鼓励。规定：“保证商业自由，不应干涉经常的商品市场关系”，“肩挑小贩及农民直接卖出其剩余生产者，一律免收商业税。商业资本两百元以下的一律免税”。因此，中央苏区的一些小商小贩不仅在苏区的城镇摆摊设点，而且经常潜入国统区采购紧缺物资。

同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围绕货币与食盐也展开斗法。

国民党对苏区发行的银币非常恼火，于是派遣铸币专家，潜入中央苏区，指挥当地土匪采用红铜镀银的办法铸造劣质假银币。一时间，市场上假币伪钞泛滥成灾，商人们拒绝接受苏区铸造的银币。苏区政府立刻做出反应，组建假币侦破组，重拳出击，彻底端掉了国民党安插在苏区心脏的假币制造窝点。

赣州商人发现苏区政府支付的银元，都是苏区土造，质量不高，在国统区难以流通，所以他们只接受墨西哥的“鹰洋”。国家银行偏偏又生产不出“鹰洋”。毛泽民通过开明商人，从上海购进了一台“鹰洋”铸币机和一批钢模用材，中央造币厂放弃铸造只能在苏区境内流通的1元银币，重点改铸国统区通行的“鹰洋”，于是对外贸易又开始节节攀升，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俗话说：“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其中食盐更是不可或缺的商品，因此被蒋介石用来作为对付共产党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国民党政府在江西南昌设立了食盐火油管理局，对苏区周边各县下设食盐火油公卖委员会，推行所谓的“计口售盐”的办法，对超量购买食盐或知情不报者以“资匪通敌”治罪。

国民党的这一招非常厉害，因为苏区不产盐，而每月食盐需求量至少也要15万斤以上，一时之间，苏区食盐供应空前紧张，盐价暴涨。

为了应对这一困局，苏区政府派遣一批人化装成乞丐到白区要饭，买了盐装在讨米袋里带回来。苏区政府还发动老百姓把粪桶做成双层，利用到国统区挑粪的机会，将盐放在底层挑回来，甚至把棺材改做双层，上层放一些臭猪肠，下层放盐，让一些人装作送葬，过关时，国民党士兵远远闻着臭味，就让运盐的“送葬队伍”通过了。

中央苏区实行对外贸易与发展个体商业并举，使苏区商业出现繁荣景象，对于打破封锁和促进苏区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惊叹道：“1933年，中央苏区对外出口贸易，超过1200万元，他们闯破国民党的封锁，大获其利。”

国家银行在实践中认识到，苏区政府和国家银行的信用，靠的是物资的供给丰富程度和物价水平，只有保证了物资供应，苏区货币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和拥护。

「钱袋子支持枪杆子」

苏区建立初期，经济尚未恢复和发展，红军筹款是军费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前三次反“围剿”的军费，靠的是军队自己打土豪筹款和截获国民党物资。第三次反“围剿”后，中央苏区政府受“左”倾思想影响，贸然取消红军筹款的任务，断绝了国家银行和政府的主要财源。推行错误冒进的军事路线，采取“阵地战”和“正规战”的战略，并且盲目扩大红军规模。红军军费变成由苏区政府的财政负责提供。

为了支持枪杆子，苏区政府制定出“保证革命战争的给养，保证苏维埃一切革命费用的支出”的政策[19]，采取了统一财政，提高储蓄，增加税收，发行公债等措施解决军费和政府开支。

苏区建立初期，各级苏维埃政府各自为政，毫无财政政策可言，乱收乱用，随意浪费，更无计划和预算。财政来源就是打土豪。税收由于经验不足，有些地方不分阶级乱收税，有的政府随收随用不上交。各级政府支出极为不平衡，收入少的苦到没有煤油点灯，收入多的每月可达数千元。

为统一财政，克服各自为政和贪污浪费的现象，中央政府规定，各级政府的一切收入随时送交中央财政部，费用必须按照批准的预算领取，必须向上级机关报送决算表。毛泽东提出“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以警告政府工作人员。同时，针对会计制度中各级政府收钱、管钱和用钱不分，不能相互制约的现象，作为政府金库代理的国家银行，制定了四联统一的资金管理制度，保证了收款方、管理方（国家金库）、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严密的记录，从制度上杜绝贪污浪费。

统一财政后，中央能有效地、有计划地节省不必要的开支，以便集中财力来支持战争。

苏区农村经济的极大发展，为政府向农民开征土地税和商业税创造了有利条件。税率按阶级分为中农贫农和富农两种，还有减免税的系列规定。税务机关对土地税进行征收时，使用统一的税收收据和免税证。当时，很多农民把苏区税务机关的征税和免税凭证当作拥有土地的凭据。

1933年3月，中央苏区还建立了统一的关税制度。15个苏区县先后建立近30个关税处，由此，苏区有了独立自主的红色“海关”。

这些税收，成为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国家银行还倡导储蓄运动，“通知党、政、军各机关和国营企业，必须在银行开往来存款户，借款按透支手续办理”。“储蓄运动可以鼓励广大工农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从事节省，大家将所节省的零钱存入银行，聚少成多，化零为整。而银行普遍地集中与灵活地运用这些社会余资，投放到各种合作社，尤其是信用合作社，以及工农群众个人所经营的生产事业上，大力发展苏区生产，扩大对外贸易，使盐贵、布贵及现金减少的问题从速得到解决。”[20]

发行公债是政府筹集资金的另一个手段，它既可以避免过多发行货币，又给老百姓提供投资机会。苏区政府共发行了三期公债，第一二期都是战争公债，金额分别是60万元和120万元，第三期是经济建设公债，金额是300万元。第一期公债的购买人可以拿债券来缴纳土地税和商业税，结果债券很快又回到了政府手中，实际上造成了财政损失。后来政府意识到不能让债券在赎回期前又回到政府手中，以后就禁止了债券直接交税的做法。

苏区公债的发行，没有像上海滩那样把公债全部销给银行，由银行去做证券投机买卖，而是发动广大群众，走直销的路子。公债的发行，充实了苏区的财政收入，支持了反“围剿”的战争。

这些措施，有效地募集了红军军费，又不会给老百姓带来特别重的负担。

而这一切，都是基于统一的货币！

如果没有统一的货币，收入国库的是形形色色的各种杂币，将给管理和支出带来极大的麻烦，各种钱币之间的换算，以哪种货币拨款，每天数钱、记账恐怕都忙不过来。发行公债用哪种货币购买，又用哪种货币付息和赎回？简直就是噩梦！而正是货币的统一，为这些政策措施提供了统一的载体。

在苏区的后期，国家银行在“左”倾路线影响下，违背了“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的重要原则[21]，超量发行货币达800万元。

由于红军在“左”倾主义的军事领导下，战争不断失利，根据地不断缩小，而货币发行却不断扩大，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纸币的信用大跌，严重损害了苏区人民对革命政府的信任。

「“扁担中央银行”和13天的“红军票”」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撤出根据地，国家银行的14个人，连同警卫队伍和近200名运输员挑着装有黄金珠宝、银元和苏区钞票的160多担中央银行资财上路了。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驻遵义。遵义是黔北的商业重镇，为各种土产的集散地，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繁华的中等城市。

长途跋涉三个月的红军指战员，得到了休养生息的好机会，利用遵义这个物资供应丰富的地方补充给养，购买生活、医疗等用品，为以后的行军打仗做准备。红军随身携带的大多是国家银行在中央苏区发行的苏维埃纸币，而饱受战乱和纸币贬值之苦的遵义老百姓并不接受红军手中的苏区纸币。经过苏区几年历练的毛泽民明白，要让“红军票”取得人民的信任，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红军票”必须能买到物资和商品；第二是纸币背后必须有相应的物资准备。

为了让“红军票”在遵义流通起来，毛泽民动员遵义商贩积极开门营业，为红军提供尽可能丰富的商品。同时，他要为“红军票”建立信用。这时，毛泽民手里握有两张王牌：一个是食盐，一个是香烟。

当年贵州军阀、官僚、豪绅多聚集在遵义，他们开办了很多布店、盐行、烟馆、钱庄。军阀、地主、官僚、奸商相互勾结，操纵市场，囤积了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和大量烟土，在市场上高价出售，许多老百姓因买不起盐而患上了大脖子病。红军进驻遵义后，没收了这些物资。

于是毛泽民把从军阀和土豪那里缴获的食盐，平价销售。但是要买这些平价的食盐，必须要用“红军票”。

遵义的群众和商家开始乐于出售自己的物品，并接受“红军票”，再用“红军票”去购买珍贵而价廉的食盐。为了方便群众向红军随时兑换“红军票”，国家银行在遵义商业中心和部队驻地设立了25个兑换点。

“红军票”的信用盛极一时，市面也空前繁荣。后来因无法在遵义建立根据地，红军决定撤离。为保证遵义老百姓的利益在红军离开后不受损失，国家银行在遵义广贴告示，设立兑换处，用食盐、米、布匹等物资和光洋换回民众手中的“红军票”。在红军主动撤离遵义城的前一天晚上，他们连夜整理完毕兑换回笼的“红军票”。

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和回笼“红军票”的做法，既活跃了市场，保障了红军的供给，又维护了苏维埃纸币的信誉，维护了民众的利益，更让民众了解到红军是维护大众利益的好军队，因而在当地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地人都说：“红军好，不坑人，‘红军票’值钱。”

就这样，仅有14人的国家银行，在短短的10余天，在人口几十万的遵义，指挥完成了“红军票”的发行、流通、兑换和回笼，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他们不仅通过“红军票”的高效流通，为红军指战员补充了丰富的物资，而且在撤离时为群众着想，组织了货币回笼，充分显示了苏维埃政府和国家银行的信用，在百姓心目中建立了共产党和红军的良好形象。

「红色货币的传说」

1921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仅有57名党员的微型政党，她既没有钱，更没有枪。然而，28年之后，她却领导着百万大军横扫天下，一举夺取了全国政权！建国伊始，又在百废待兴之际，在朝鲜战胜了16国联军。自1840年以来，中国还从未有过如此完全独立自主的时刻。彭德怀的一句话，当可代表所有中国人的心声：“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共产党政治、军事和金融领域的全面胜利，都是源于同样的思想与智慧体系，支撑这一体系的三大支柱就是：为人民服务、独立自主和实践导向。

货币发行权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如何行使这一权力正是对货币发行者的重要考验。为人民的利益来发行货币，与为少数人的利益发行货币，具有本质区别。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民是聪明的，人民是智慧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货币发行者的利益取向其实是一目了然的。苏区的货币发行，包括在遵义“红军票”的发行，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与红色政权能够生存和发展的道理完全一致。人民的货币只有为人民的利益服务，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和信赖，才能拥有最强大、最持久、最牢不可破的货币信用！

苏区货币走的是一条完全独立自主的道路，在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状态下，经历着正常货币体系无法承受的巨大压力。红色中央银行的创建者们在没有外部援助，没有外部顾问，没有外部参照系的条件下，从零起步，完全自主，独立运作，自成体系。这与中国共产党“红色割据”的实践也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是斯大林，还是蒋介石，没有人从一开始就相信“农村包围城市”的思路能够成功。在世界范围内，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重大创新。对于创造这一全新模式的苏区政府而言，来自党内的嘲笑、怀疑、指责、打压和来自外部的敌视、破坏、封锁、“围剿”，每时每刻都构成有形无形的压力。独立自主的精神绝不是温室和顺境中培植出的鲜花，而更像是高寒和严酷下倔强成活的野草。苏区的红色货币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一点一点地成长，每一步都在创造，每一个成就都源于实践。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句貌似非常普通的老生常谈，却是经历了千百次成功与失败的锤炼而升华出来的真理。红色货币的创建者，既没有丰富的货币经验，也不懂深奥的理论学术，但是他们具备着超越常人的实践的勇气和智慧！他们不唯书，不唯洋，不唯上，一切措施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时时处处显现出天才的敏锐和令人拍案叫绝的技巧。实践创造经验，实践升华思想，实践引导理论！

1932～1934年，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央银行，虽然只存在了短短三年，但是，它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金融思想和智慧，发挥到了极致。国家银行在苏区的三年，是苏区人民第一次拥有自己的银行，掌握自己的金融权益的三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建立独立的金融系统的三年。

读了历史，中国共产党人明白了巴黎公社因为没有接管法兰西银行而血洒拉雪茨公墓；看到苏联的实践，他们了解了掌握银行才能巩固政权。轮到自己干时，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没有钱将寸步难行，没有钱就不得不顺从给钱的“老大哥”的意志！

毛泽东找到了在农村这一革命的热土建立独立政权的道路，也开始了开辟金融独立道路的历程。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就这样，苏区在蒋介石的“围剿”中和苏联怀疑的眼光中挺过了7年！

红色中央银行的创建者，为了红色货币历尽千辛万苦。他们没有多高的文化，没有多少经验，甚至没有启动资金，但是他们相信，只要为老百姓服务，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任何困难都能克服！

国家银行发行货币的目的和国民党与西方列强的银行截然不同。国家银行发行货币是为了便利民生，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是掠夺搜刮人民的“剪羊毛”手段，不是与民争利的国民党“金圆券”，更不是如今贴上“量化宽松”的标签就可以赖账的美元！

国家银行为发行货币预备了充足的银元准备金，通过实践，他们意识到，光有黄金白银做抵押，没有相应的物资做准备，货币依然只是一张纸。老百姓过日子需要的是柴米油盐，不是黄金白银。能购买物资商品的纸币，在群众眼里才有信誉，发行它的政府才有威信！货币的信用是立国之本和维系红色政权的关键。

明白了货币信用的根本道理，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屡试不爽，越用越成熟，最终奠定了独立的人民币体系和强大的金融高边疆。

「参考文献」

[1] 西行漫记，（美）斯诺著，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82页

[2] 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宋鸿兵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3章

[3] 出处同上，第1章

[4]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2页

[5]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189页

[6] 苦难辉煌，金一南著，华艺出版社，2009年

[7]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48页

[8] 从童工到红色银行家：莫钧涛的革命岁月，莫小涛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第33-34页

[9] 出处同上，第33页

[10] 寻踪毛泽民，曹宏，周燕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53页

[11] Tragedy and Hope，Carroll Quigley，1996，p181

[12] 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许树信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第15-16页

[13] 寻踪毛泽民，曹宏，周燕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52页

[14] 中国农民负担史第三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3页

[15] 出处同上，第92页

[16]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8页

[17] 毛泽东文集第1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8-139页

[18] 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毛泽东，1934年1月23日

[19]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我们的经济政策，人民出版社，1996年

[20] 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上册），许毅主编，人民出版社，2010年

[21]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我们的经济政策，人民出版社，1996年

第五章 蒋介石的金权天下

• “剿共”缺钱，蒋介石“暴打”宋子文

• 中央银行PK中国银行

• 改组与染指

• 官股与商股的金权博弈

• 蒋介石的金融集权： “废两改元”与“四行两局”

• 卖给你个大王八!

• 白银风潮：第一次中美汇率战争

• 法币改革：日本侵华战争的导火索

• 黄雀在后，美国人笑到最后

「本章导读」

为什么蒋介石掌握了政权，还要依赖江浙财阀的钱袋子？

为什么蒋介石的中央银行早期拼不过中国银行？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如何挖到第一桶金的？

为什么上世纪30年代的白银风潮是中美第一次汇率战争？

为什么法币改革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导火索？

蒋介石掌握了军队，左右着政府，但他还没有控制金融。缺什么也不能缺钱，而面对四面八方的挑战，蒋介石最缺的就是钱。他建立了中央银行，但暂时还斗不过中国银行，他发行了钞票，但接受度并不高。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军事集权刚起步，政治集权学走路，金融集权统江湖。

于是，蒋介石开始了逐步控制中国的金融体系，进而掌握全国经济命脉的部署。

当“废两改元”、“四行两局”、“法币改革”相继完成的时候，蒋介石终于实现了金权天下的梦想。

正在此时，白银风潮迭起，中国的银本位崩溃，法币向何处去？三大列强的货币大战暗潮涌动，最终点燃了抗日战争的导火索。

「“剿共”缺钱，蒋介石“暴打”宋子文」

1933年秋，蒋介石的日子并不好过。年初，日本并吞热河，虎视华北，其发动侵华战争的意图已昭然若揭。全国抗日的呼声使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相当被动。《塘沽协定》以承认日军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为代价，换来了中日暂时的休战，但却使蒋介石淹没在全国的一片骂声中。

在内忧与外患之间，他明白自己是无法“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谁是自己的主要敌人呢？他确信，日本再强大，日军再厉害，也不可能彻底打败中国，而直接将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在他的心目中，英美列强不可能让日本独霸中国，而日本的经济和军事机器，如果没有英美的原材料和能源供给，以及世界市场对日本产品的开放，日本帝国貌似强大的权力大厦将会顷刻坍塌。因此，如果日本做得太过分，西方列强必会出手制止。所以，外患不过是疥癣之疾。

但是，“共匪”的性质就不同了，他们在江西、湖南、广东几省交界处建立的中央苏区竟然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那就是“国中之国”！当年蒋介石最痛恨的就是“党中有党”，分化人心，瓦解士气，严重阻挠了他的集权之路。“四一二”政变以来，原本以为彻底消灭中共的“党患”，没想到现在居然占据了赣、闽、粤三省60多个县，人口300多万。“清党”搞成了“剿匪”。特别让他震惊的是，从1930年到1933年，原来数千的“流寇”，国军围剿了四次均告失败，“流寇”已变成“匪患”，“匪势”已壮大到了10余万人。蒋介石深知，中共真正的威胁在于对其统治基础与权力核心的致命挑战，这是一场极少数富人对绝大多数穷人的战争。当绝大多数穷人是没有组织的一盘散沙时，问题不大，但当组织能力超强的中共，将绝大多数人唤醒并组织起来时，这简直就是一场不可能苏醒的噩梦！因此，“共匪”的内忧才是心腹大患。

可是，多数国民党内的核心要员都不能理解自己“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精要，甚至于他的大舅子宋子文都跳出来，公开主张抗日优先，更认为“共匪”乃政治问题，不是军事问题，军事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宋子文是党内公认的英美派领袖，英美自然不愿看到日本在中国独大的局面，自己的大舅子屡屡发表激烈的抗日意见，博得舆论一片叫好，而将自己陷于屈膝卖国的境地中。更有甚者，宋子文还力推国家财政预算制度，身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要职，却三番五次地反对自己的第五次“围剿”大业。此时的蒋介石早已憋了一肚子的火。

进入10月，蒋介石的百万“剿匪”大军已正式向中央苏区开始全面进攻，战争费用顷刻飙升。蒋介石催逼宋子文从速办理军饷之事，宋子文却总是推三阻四。这一天，蒋介石把宋子文叫到自己的行辕，单刀直入：“第五次‘围剿’命令已发，财政部每五天要拿出166万元军费！”

“作为财政部长，实在拿不出那么多呀，财政部正打算搞一个国家预算制度。”宋子文正要展开，没想到蒋介石根本就不给他讨论的机会。

怒不可遏的蒋介石吼道：“这天下是谁的天下？谁当家？”

宋子文有着响当当的家族背景，又受过西方教育，那也是个性十足。出任财政部长后，他常对人说的一句话就是：“吃不愁花不愁，计划不周要发愁。”实际上，这句话所指的正是蒋介石不顾财力一味“剿共”。

前线战事吃紧，蒋介石的压力很大，仗已打到关键时刻，宋子文却提出要建立“国家预算制度”，他哪里听得进去什么预算的屁话呀！

蒋介石直接发难：“就是你‘剿共’不积极，不提供所需经费，否则‘剿共’早就胜利了！”

宋子文扔下帽子，拍案而起：“瞧你这仗打的，是你没打赢，反怪到我的头上来了，真是岂有此理！”

“娘希匹！”蒋介石忍无可忍，一直以来，对这位清高的大舅子的种种大不敬，早已淤积心头，被这话一激，火往头上顶，气向胆边生！一记重重的大耳刮子，直接招呼在宋子文脸上。

由于来得太突然，宋子文被这一记耳光给打懵了，半天没反应过来。宋子文长这么大，哪里受过这等委屈！一回过神来，抡起凳子就向蒋介石砸去。

蒋介石毕竟是行伍出身，身手略胜一筹，拧腰躬身躲了过去。

这可是国家元首扇了财政部长一个耳光啊，而且扇完了，蒋宋后来仍然能紧密联合在一起，可见家族的凝聚力是何等的强大。

宋子文挨了耳光，一气之下辞了职，由姐夫孔祥熙继任了财政部长。宋子文辞职的官方解释是：“自国难以来，收入骤减，军政各费，约每月短少1000余万元之巨，因无法筹措，故欲求去。”[1]但蒋介石和宋子文的关系那是“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表面上宋子文“下课”，应该老实在家反省了，但事实上，他的能量却不减当年，“减负”后的他反倒可以安心“务正业”了。

其实，蒋介石确实也有些冤枉宋子文了，宋子文虽然不满蒋介石的“剿共”无休止地浪费金钱，但也还算是尽心竭力地去帮蒋介石筹款了。宋子文的困境在于，每年9亿元的财政收入，一半拿去打仗，国家早已入不敷出，只有向江浙财阀借钱，而财阀们对蒋介石的穷兵黩武也早有怨言。

孔祥熙上任后，江浙财阀感觉蒋介石的胃口越来越大，只会无休止地内战，便向孔祥熙提出，应当减少对银行垫款的要求，不能把银行当国库使。没想到这下可得罪了蒋介石，蒋介石要对银行“动刀子”了。

当过证券经理人的蒋介石，不同于那些旧式的军阀，他一直都清醒地知道，要想革命成功，必须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而此时的蒋介石更进一步认清了，从别人的钱袋子里掏钱，总是不如从自己的钱袋子里掏钱来得顺手，来得方便！1935年的“金融改革”中，蒋介石翻脸不认人，便印证了这一点。驴，可以拉磨，也可以做驴肉火烧嘛！

货币控制权是蒋介石与江浙财阀之间的主要矛盾，早在北伐时期就已经显露出来，正是这种矛盾的日益激化，使他坚定了一种集权的信念，军事集权刚起步，政治集权学走路，金融集权才能统江湖。

「中央银行PK中国银行」

中央银行乃是一国金融高边疆的战略制高点，谁能控制中央银行，谁就能控制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政治军事的要害，这一点蒋介石是非常清楚的。南京政府成立之初，建立中央银行就成了“党国”的重大决策。

1928年11月，南京政府的中央银行正式成立，蒋介石将宋子文安排在中央银行第一任总裁的位置上，替他全权看好钱袋子。只不过，这时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刚刚进入宁沪地区，长江上游的武汉尚未完全控制，北方的军阀仍未完全归顺，政府的财源非常有限，开支却远超收入。新成立的中央银行穷得叮当响，连本钱都拿不出，资本金2000万元都是用政府公债充抵。

其实，蒋介石最初对中央银行的设计是直接将中国银行改组，使中国银行多年积累的信用和资源为己所用。

不过，中国银行根本不吃这一套。

中国银行此时的“大掌柜”乃是张嘉璈，蒋介石、宋子文与张嘉璈早在北伐时期就打过交道。北伐时，宋子文向香港中国银行筹款，先借了50万为北伐之用，并电令北伐出师各军：“我军到达各地，当加意维持中国银行。”宋子文告诉蒋介石，中国银行的实权人物是张嘉璈，蒋介石便通过他的拜把兄弟黄郛，向张嘉璈伸手“求援”。

黄郛是蒋介石同江浙财阀及帮会首领联络的重要人物。张嘉璈见到黄郛，当然早已知道他的来意，虽算定北洋政府未必是北伐军的对手，但为了谨慎起见，他还是和黄郛周旋一番，先打发他回去。随后暗地里派人去广州探查情况，他自己则坐镇上海指挥，在判定北伐军肯定能打胜之后，再给予“经济支持”。

后来，派出去的人汇报“北伐军已顺利打到江西，蒋介石此时已进驻南昌”。张嘉璈认为出手的时机已到，决定把“宝”押在蒋介石身上，便通过黄郛送去了珍贵的“援助”。1927年，张嘉璈又密令汉口分行经理：“蒋抵达武汉后，可借支100万元。”真可谓步步为营。

当蒋介石到了上海后，筹款之事更是逐级加码，最后提出了要借1000万元。张嘉璈对于这样的大手笔没有思想准备，对于垫款当即一口回绝，不过他也意识到蒋介石要干的是“大事”。张嘉璈不愿垫付巨款，蒋介石与宋子文几次邀请他去南京商谈此事，张嘉璈都赖在上海，就是不给面子。

此时的蒋介石怒不可遏，开始翻中国银行的老底，“查中行从前借与吴佩孚五百万，张宗昌数百万，现当我军饷糈万急之际，如此刁难，居心殊不可问。”并在电报中威胁道：“闻贵行上年以大款接济军阀，反抗本军，至今尚有助逆之谋。久闻先生素明大义，当不使贵行再助桀虐。”蒋介石立下严令：1，中国银行预购国库券1000万元；2，如不履行，即通缉中国银行负责人；3，如仍无效，即没收各地中国银行，改为中央银行。

为此，上海金融界的另一大佬陈光甫来劝蒋介石：“政府一面固不得不筹款助饷，一面亦不可不顾全市面金融之流通，倘操之过急，一旦金融界发生问题，势必筹垫无门，险象环生，于军事前途影响极大。”意思是：老兄，你现在惹不起中国银行！还是慢慢来吧！

中国银行到底什么来头，如此不把政府放在眼里？

中国银行的前身就是盛宣怀当年创建的清帝国中央银行——大清银行，盛宣怀本人是典型的亲日派，并和日本在汉冶萍等生意上“深度过手”。因历史渊源，其一直为北洋系所掌控，而历任的总裁又都是亲日一派的人物。中国银行的“大掌柜”张嘉璈，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他热衷于日本文化，迷信日本实力，甚至平时穿和服，说流利的日语，完全一派东洋作风。后来，宋子文辞去中央银行总裁，创办中国建设银公司，试图拉英美财团入伙，遭到日本强烈反对，而中国银行对宋子文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始终采取抵制态度，可见日本势力对中国银行的影响力。除了日本后台，中国银行大股东席家的势力后台则是汇丰银行，背后大英帝国的身影也不容小觑，而英日当年曾是重要的反俄同盟。

当年盛宣怀筹建户部银行时，洞庭山帮的掌门人席正甫，凭借席家垄断15家外国银行洋买办职位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深入指导”了盛宣怀的户部银行。盛宣怀与席家已有几十年的交情，曾联手做掉了胡雪岩。户部银行总行设在北京，其股本户部认股半数，另一半由私人入股，为官商合办银行。席正甫的四个儿子先后投资其中，长子席立功在该行陆续开设了几个股户，户部银行上海分行成立后，席正甫的三子席裕光出任该行副理。[2]

后来，户部银行改称大清银行，席裕光任大清银行上海协理，席正甫次子席裕昆任营口分行经理，席正甫六子席裕奎担任汉口分行经理，后来担任汇丰银行副买办长达10年。

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此时，席家成为中国银行的幕后“东家”之一，而席家的幕后“东家”就是汇丰银行。除了英资体系，席家与日本银行势力关系也非同寻常，席正甫六子席裕奎在1916年成为日本第三大财阀住友银行的买办，在位长达15年，席家的女婿叶明斋担任了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买办长达21年。

席家不仅自家独揽了汇丰的买办职位长达三代人，还利用他的影响力，将席家的其他子弟陆续安排进了外国银行体系。无论是英国系的麦加利、有利、德丰银行，还是法国系的东方汇理、中法工商银行，德国系的德华银行，俄国系的俄华道胜银行，比利时系的华比银行，美国系的花旗、运通、美商信济银行，日本系的横滨正金、住友银行等，皆是席家的天下。据不完全统计，1874～1949年的75年间，在上海先后开设的外资银行有20余家，而席氏包揽了其中15家的买办席位。除此之外，席家还是其他江浙财阀系银行的重要股东，上海的钱庄票号也唯席家的马首是瞻。

席家在中国银行体系中的根脉之深，影响力之大，在中国近代史上堪称绝无仅有。可以不夸张地说，席家是江浙财阀体系的主要支柱，而在席家的背后，则是国际银行家的强大势力。

席家在中国银行体系中，不仅是“东家”，而且直接把持中国银行的重要业务部门，特别是外汇交易部门。

中国银行在清末和北洋政府时代，一直相当于中央银行的地位，是完全和独立的民族资本银行。在英、日等列强早已严密控制中国金融高边疆的时代，岂有可能成为独立自主的中央银行？

蒋介石想动中国银行的脑筋，那不是白日做梦吗？蒋介石既无实力，更无胆量向列强叫板，毕竟打狗是要看主人的。最后，蒋介石只能放弃原来改组中国银行的想法，退而求其次，自己成立中央银行。

在陈光甫的点拨下，蒋介石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还不得不有求于中国银行。

在此期间，正赶上张嘉璈的母亲去世。要知道，在这之前，蒋介石与张嘉璈并没见过面，不过蒋介石在上海金融圈里待过，再加上他也是江浙原籍，与江浙财阀的各路人脉也是有些交道的，所以蒋介石决定亲往吊唁。

吊唁当天，蒋介石突然来到张母的灵堂前，进门二话没说，倒头就拜，可谓是震惊四座，也给足了张嘉璈面子。这一举动，让张嘉璈好生感动，没想到蒋介石这么讲究“浙东乡谊”。可他不知道，对于混过“码头”的蒋介石来说，这一套完全没有难度，这时蒋介石的“腰杆子”还不够硬，筹钱拉拢人，这不过是“进门拜码头”的标准动作罢了。

当时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脚跟未稳，需要取得列强的承认，而这件事只能求助于张嘉璈。张频繁会晤在上海的日、英、美领事，为南京政府的外交牵线搭桥，期间就连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与英美两国的外交谈判也是在张嘉璈的家中进行的！

而“垫款”一事，蒋介石最后派出嫡系人马，由张静江和陈光甫从中斡旋，表示政府即将发行公债，确有能力还款。张嘉璈前后思量，感觉蒋介石要做大做强势不可挡，也许正可以加以利用，最后才答应了由中国银行分期垫付1000万元经费，并且由江浙财阀出面牵头，通过上海商业联合会先认缴了500万元。

“四一二”事变之前，中国银行已经为北伐提供了高额赞助，可见中国银行为北伐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当时中国银行的汉口分行，也给了武汉国民政府1650万元的巨款。不难想见，财阀们也不是一头赌的，鸡蛋不能只放在一个篮子里呀！在此后的“宁汉合流”中，中国银行也同样发挥了作用。

其实，张嘉璈不过是前台跑龙套的，背靠大树的人自己并不是大树。蒋介石求的并不是他，而是他背后的列强势力。后来，迫使蒋介石下野的江浙财阀，背后也同样是列强的能量。

不过，就像希特勒上台借用了国际银行家的力量，而一旦大权在握，就开始一步步地夺取国际银行家控制下的德国中央银行大权一样，蒋介石从1928年11月建立中央银行，直到1935年，用了6年多时间，才将中国银行控制权夺了过来，正式确立了南京政府中央银行的权威。而从1933年开始，希特勒也用了整整6年时间，才最终将中央银行的大权抢到手。

「改组与染指」

南京政府的中央银行成立后，名义上确定了“真龙天子”的地位，原来的两大巨头——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被定为国际汇兑和发展实业的专业银行。但是，直到1935年，中央银行的发钞量仅与交通银行相仿，却仍远远落后于中国银行。作为一个主要功能就是货币发行的堂堂中央银行，真是情何以堪？

中国银行的钞票之所以在市场上享有很高声誉，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江浙财阀中有三个重要的台面人物——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和中国银行的张嘉璈，他们被称为江浙财阀的“三鼎甲”。张嘉璈28岁即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理。在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家半官方的银行，是最重要的两家中资银行，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中央银行的作用。当时的北洋政府疲于应付战事，财政紧缺，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负责印发“银元券”，仅中国银行的印发量，两年就翻了七八倍，钞票印多了，自然引发通货膨胀。

当时，梁士贻是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看到物价上涨，他出了个馊主意：将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合并。意思大概是想搞个“缩股合并”，以便发行更多的钞票。消息一传开，立即引起储户的恐慌挤兑。无奈之下，北洋政府令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停止兑现。

而当时年轻的中国银行上海副理张嘉璈认为，“如遵照命令执行，则中国之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便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一起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抗命！可抗命谈何容易呀！违抗政府的成命，公然与政府作对，北洋政府可以立即让他们“下岗”。同时，如果敞开中国银行的银库兑现，单凭上海分行也没有这个实力。当时银库中的现银只有200多万，而敞开兑换到底需要多少银子，必须事先有个精准的推测。但此时的张嘉璈心中早已打好了算盘，准备唱一出好戏！

张嘉璈和搭档宋汉章不露声色，先找到浙江财阀中的几位大掌柜——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蒋鸿林和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这三位正是北洋时期，银行业中最著名的三家南方民营银行，又称“南三行”的掌柜人物。张嘉璈请他们分别代表股东和存户向法庭起诉他自己！

根据当时的法律，诉讼期间，当局是不能逮捕和撤换现任经理、副理的，这样就先封住了北洋政府的“穴道”。紧接着，张嘉璈聘请了英国人古柏和日本人村上，帮他唱了出精彩的双簧。古柏和村上代表股东接收中国银行，之后二人又代表股东，向张嘉璈和宋汉章出具股东文书，指令两人继续主持分行业务，并照常营业。（英国人和日本人在北洋时代，还是铁哥们儿，上世纪30年代以后才逐渐分道扬镳。）

现银方面，张嘉璈联络“南三行”和外国银行为中国银行撑腰。“南三行”大都是中国银行的股东，利益相关，同时外国银行深知中国银行是中国金融的支柱，中国银行一旦垮台，整个局面不堪收拾，对外国银行也不利，很痛快地就与中国银行订立了200万的透支契约。[3]

政府的“停兑令”正式实行，立即形成挤兑狂潮。银行门前人山人海，“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因为事先有了充分的准备，来者照样兑现，但挤兑者仍然人潮如涌。到了星期六，按惯例只营业半天，但张嘉璈决定下午继续营业，并登报公告。

星期日，银行又在报上登广告，宣布仍然开门兑现。市民发现，中国银行是一家“守信”银行，根本没必要去挤兑，于是人心大定，挤兑风波完全平息。风暴过后，中国银行的声誉骤然提升，张嘉璈和宋汉章则被当时的媒体报章称为“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要是没有列强在后面撑腰，杀人如麻的袁世凯岂能放过这两位胆大包天的银行家。

后来张嘉璈出任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实际主持中国银行的业务。他一上台就提出，中国银行要招募商股，减少官股，摆脱政府的控制。张嘉璈依托与江浙财阀的实力派人物陈光甫、李馥荪、虞洽卿、宋汉章、蒋鸿林、钱新之等人的莫逆之交，发起张府“星期五聚餐会”，后来这个“张府小饭桌”逐渐扩大，并演变成上海银行公会。浙江财阀控制着上海银行公会22家会员银行中的14家，到1925年时，这14家银行掌握着全部会员银行资金总数的84％。

中国银行一再扩充商股股份，增加商股在中国银行里的势力，江浙财阀募集股份600万元。后来北洋政府财政支绌，再将500万元官股出售。商股比例逐步提升，到1923年时增至97.47％，此时的中国银行已由商股掌控。[4]

到蒋介石进了上海，1928年中央银行成立，国民政府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实施改组，强行要求增资扩股，尽管是小股东，政府总算是在这两家主力银行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打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官股楔子。

「官股与商股的金权博弈」

国民党要改组中国银行，显然离不开席家，席家不配合，列强也不会配合。席家的新掌门席德懋再次“友情”深度参与其中。他正是当年参与了户部银行筹建的洞庭山帮老掌门人席正甫的孙儿。

席德懋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商科硕士。1928年中央银行成立，宋子文任财政部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席德懋因为和宋子文“友情深厚”，中央银行一成立，席德懋便进入中央银行，担任外汇科主任，不久升任外汇局局长，业务局局长。[5]席德懋的小女儿席梅英嫁给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席德懋的弟弟席德柄，出任中央造币厂厂长，执掌国民党政府的发币大权。

国民政府对中国银行进行改组，实际上是在做一个交易——蒋介石参股中国银行，而席家势力介入中央银行。双方利益对等置换，买卖合理，童叟无欺。

中国银行总行由北京迁来上海，改为“政府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而这使中国银行在外汇经营上获得了竞争优势，并积累完善一直保持到今天。席德懋后来长期主持中央银行及中国银行的海外业务，对国际金融大势“洞若观火”，是中国真正懂得外汇工作的“专家”，这要没有席家庞大买办谱系的传承，是无法做到的。

同年11月，中国银行召开股东总会，决定商股、官股董事。此时尽管政府对中国银行的控制加强了，但由于商股仍占多数，其领导权仍在商股手中。而席德懋担当的是中国银行的官股董事，同时也是交通银行的官股董事，在资本构成上增加了官股的权重。从“户部银行”到“大清银行”再到“中国银行”，可以看出席家不断进化的官股思路，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顺利实现从“买办”到“官僚买办”再到“官僚”的成功转型，真是走出了一条有别于私人资本的有特色的成长路径。

从中国银行官股和商股的一系列争夺上不难看出，中国近代的银行业发展中，官僚资本与私有资本的争夺正在不断升级。张嘉璈虽是个台面人物，但他所代表的是江浙财阀中私有资本一方，其背后有着外国资本的巨大能量，希望通过商股控股，掌握中国的金融大权，并进一步控制中国的实业。

而蒋介石所代表的官僚资本具有强烈的控制中国金融体系的企图，而且政权在握，势在必得。官僚资本虽不敢直接与私人资本背后的外国资本翻脸，但蚕食瓦解私人资本的力道却在强化。

最为尴尬的就是私人资本，他们缺乏明确的独立性，或依附于外国资本，与官僚资本抗衡，或投向官僚资本的怀抱，以自主权去换得分红权。纯粹的私人资本在中国是没有前途的，他们要么被官僚资本或外国资本所吞并，要么被彻底边缘化。

当官僚资本遇到外国资本时，又体现出明显的依附性。蒋介石要打仗，特别是面对日本日趋紧迫的侵略压力时，不得不依靠欧美势力。

当然，蒋介石时代的初期，南京政府刚刚成立，中央银行仍然实力薄弱，不能发挥国家银行的职能，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继续承担着货币发行、公债发行、国债垫款、国库收支等央行业务，蒋介石实际上仍把江浙财阀的私有资本控制的银行体系当作了钱袋子，而中国当时最具实力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仍为江浙财阀中的私有资本所把持。

蒋介石和江浙财阀达成协议，国民政府发行公债，由江浙财阀牵头的几家大银行买下，自己认购一部分，其余部分再由银行出面在证券市场抛售。为此还成立了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张嘉璈的老搭档李馥荪担任。而张嘉璈本人则在1928年10月中国银行实行改组后，出任总经理。

江浙财阀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紧密地团结在政府的周围”，随着国民政府逐步扫平盘踞在中国的各大势力，江浙财阀控制的银行，各把一门，自然是财源滚滚，“张府小饭桌”上的大佬更是赚得盆满钵满。其中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不但债券承销做得好，而且由于他和美国银行业的“关系良好”，国民政府的美元借款基本都是由他负责的。

中国银行改组后，张嘉璈到海外考察，筹集外汇资金，设置海外机构。到1934年，中国银行资产总额已达9.7亿元。张嘉璈任期内，政府共发行了26亿元以上的内债，张嘉璈为政府“效力”也应该说是可圈可点了。

到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金融体系形成了一种势力均势，官僚资本与私人资本及背后的外国资本正走向一种“合流”，相互参股，共同发财。

不过，这仅仅是一种短暂的过渡，蒋介石追求的终极目标是金融集权。

「蒋介石的金融集权：“废两改元”与“四行两局”」

蒋介石明白，要想实现金融集权，仅有中央银行还不够，关键是要统一货币。没有统一的货币，就不会有统一的财政，也就不会有统一的政治与军事权力基础。而统一货币的前提，就是必须首先确定货币本位。

为了实现货币本位的统一，南京政府决心推行“废两改元”，将货币本位由银两改为银元，所有纸币对应的价值基础均统一为银元计价。

当时的中国，银两的成色、重量、大小五花八门，交易买卖中的银两换算工作十分困难。而各种银元也十分复杂，市面通用的银元，有早年外国商人带进中国的西班牙银币——时称“本洋”，英国人最初做生意时，所用收的就是这种“本洋”。后来“洋庄”的业务越做越大，于是墨西哥银币——时称“鹰洋”，也逐步在中国通行起来。[6]中国各省也铸造了不少和“鹰洋”相似的“龙洋”，再加上各种仿铸的银元，真是令人眼花缭乱。

在流通中，各种银两、银元、铜钱之间的换算相当麻烦，而怎么兑换则是由钱庄说了算。要把市面上的银两全部废除，阻力主要来自于钱庄，钱庄就是干银两、银元和铜钱兑换业务的，统一货币，钱庄会失去兑换权，也就失去金融话语权。当然，蒋介石后来要搞金融大一统，钱庄这些“小虾米”自然是要收编的。

对于银元作为货币本位的问题，国民政府也算早有认识，还曾组织了一个专门的研究会，由宋子文主导，认为要废除银两改用银元，需要分步骤地推行。宋子文开始着手改革货币制度，席德懋再次“友情”参与了“废两改元”。

“废两改元”是一项难度极大的系统工程，不仅牵涉到中国的银行和钱庄，还牵涉到外国银行以及外汇的兑换。作为中央银行的代表，席德懋是“上海银元银两兑换管理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从方案的设计到具体的实施，再到疏通协调各方，无不事必躬亲。

就在第五次“围剿”的前夕，在蒋委员长的亲自督导下，1933年4月，“废两改元”终成正果。

货币本位的统一，使得蒋介石货币统一的步伐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接下来，他要彻底控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树立中央银行的权威，完成金融集权的全面布局。

于是，蒋介石致电财政部长孔祥熙，措辞严厉：“国家社会濒于破产，关键乃中交两行，若不断然矫正，革命绝望而民生亦被中交两行断送。”矛头直指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只不过是个陪衬。

1935年3月27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1亿元金融公债发行案，以此充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增资之款。随后强行“改制”中国银行，改总经理制为董事长制，直接任命宋子文出任董事长，宋子良和杜月笙等进入了董事会。同时强行加入官股1500万元，总股本扩张为4000万元，官商各半，使官股从原来的500万元增加到2000万元。张嘉璈调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实际上是把张嘉璈给架空了，只给他留了个头衔。如此重大的事情，事先张嘉璈一无所知。随后蒋介石以同样的手法“接收”了交通银行，到了4月，交通银行修订章程，官股占比改为63％，交通银行也被“官办”了。

对于蒋介石驱赶亲日的张嘉璈的“倒行逆施”，日本方面极为不满。在日本住天津总领事川越致北京若衫参事官的密电中提到：“［昭和十年（1935年）四月六日］据某要人密谈：把张公权（张嘉璈）由中国银行赶走，这是因为蒋介石为了讨伐共匪及扩张军备，使南京政府的财政收支每月出现了2500万元的赤字，每年赤字达3亿元。这是孔、宋两人为了加强蒋介石政权而策划的……归根结底，他们所策划的，是在统制金融、整顿通货的美名下，谋求（货币发行权）的统一，从而使南京政府的势力能够统一地发行不兑换纸币……目前中日友好的空气正在日益高涨的时候，只为了孔、宋等，要把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张公权赶走，简直是个莫大的笑话……”

拿下中交两行之后，官僚资本控制的“四行二局”，形成了中国金融业的新格局。四行就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后来加进来的中国农民银行；二局是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被迫辞职，和中国银行脱离了关系，从这一天起，中国银行沦为官僚资本的工具，这也正标志着中国自由资本时代的结束。鉴于张嘉璈在社会上的影响和日本方面的情绪，蒋介石还是有所顾忌。为了笼络人心，半年之后，又把张嘉璈列入内阁成员中，任命了个部长，后来张嘉璈以健康不佳为由，辞去了部长职务，黯然赴美“考察”去了。

对私有资本的清洗才刚刚开始，完成了第一步“接管”中交银行的蒋介石，再令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积聚大批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三家银行的钞票，并一次性向该三行兑现，制造挤兑风潮。

中国通商银行是三行中发生挤兑的最后一家，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傅筱庵，是当年盛宣怀的心腹总管。他事前已估计到蒋介石要来这一手，就乞求通商银行的董事兼“私人好友”杜月笙帮忙“疏通”。

杜月笙很痛快：“有我们撑腰，不要害怕。”

事实上，傅筱庵恰恰落进了杜月笙的圈套。

杜月笙拍着胸脯道：“缺多少头寸，尽管来拆，这点小忙，做小弟的应该帮，但是你还得做好充分准备。至于上面，尽力见机行事。”

傅筱庵决定把即将落成的“通商银行大厦”按已付部分的造价180万元“友情”出让。请杜转达“上面”予以收购，杜月笙一口就答应了。

马上，由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出面，代表上海邮政储金汇业局，收购了这座大厦。宋子良将大厦的名称立即更换为“建设大楼”，并连夜动工把大厦的招牌给掉换了。

外界立即盛传，中国通商银行要倒了，连大厦都卖了。而这时中央银行通知宋子良，将购置大厦的款项首先偿还中央银行，傅筱庵还没摸到卖楼的钱，就被宋子良转给了中央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被釜底抽薪了。

到了端午节前夕，傅筱庵拼凑了一些有价证券，向中央银行要求抵押贷款300万元。没想到，过了端午节，突然接到中央银行电话通知：“账上没有头寸了。”傅筱庵就急忙跑到财政部，下跪叩拜，哀求，仍告无效。这时杜月笙继续在外边大肆散布，中国通商银行即将倒闭，存户纷纷提款挤兑。

傅筱庵只能再去乞求杜月笙，帮助维持残局。杜月笙又是假客气了一番。最后，傅筱庵双手捧着通商银行资产清册，奉交杜月笙，自己黯然下台。

中国通商银行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旧股折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财政部只同意旧股按一成半折价，也就是每100元按15元折成新股。中国通商银行仅存旧股款52.5万元，由财政部加入官股347.5万元。所有官股均由财政部以同额“复兴公债”拨充，杜月笙出任董事长。这应该是党国给予青帮的部分酬劳，而没能“与时俱进”，仍与政府抗争的江浙财阀，则被蒋介石彻底“玩”废了。

搞定了这一堆银行，还剩下一个农民银行，它的情况就比较特殊了。中国农民银行是由四省农民银行改组而成，蒋介石亲任董事长，私股都掌握在蒋本人或蒋的嫡系人马手中，该行为蒋的需要随时印发钞票，而且发行准备金不在监察之列，蒋介石把农民银行修建成了自己的“后花园”。后来英国财政顾问李兹·罗斯来华，要求对中国银行业准备基金进行检查时，孔祥熙通知农民银行配合办理，没想到蒋介石大发雷霆，叫喊道：“难道我连这点权利都没有了吗？！”

根据斯诺的一份报告显示，农民银行可能暗地里有鸦片收入。全国禁烟局每年收入将近2亿元，其中一部分被青帮和其他黑社会组织掌握，交到政府的一部分则由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直接控制。由于农民银行的业务性质“暧昧”，所以在币制改革时没有赋予发钞权，但是农业银行很快和三大行并列，并拥有了发钞权，显然是蒋介石在背后促成了这一迅速改变。

推动政府进一步操纵私营经济的关键人物是宋子文，他辞去财政部长后继续保留了全国经济委员会的职务，这个机构的基本政策由蒋介石决定，宋子文则承担着“日常工作”。后来宋子文成为中国银行的董事长，掌握了几乎占中国银行业1/4的资本支配权。宋子文又成立了中国建设银公司，并以建设银公司为大本营，对工商业进行广泛投资，包括棉花贸易、化工工业和汽车制造等方方面面的产业，宋子文利用职权增加他本人和他亲属的私人投资，最终控制了数量庞大的企业。

“耳光事件”后，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由孔祥熙继任，同时孔祥熙还兼任行政院副院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等职，被蒋介石认定为“身边的人”。中央银行董事会曾通过一项计划，将1亿股票中的4000万售给商股，孔曾向蒋“征求”过认购私股一事，但事实上，中央银行股票从来没有向“私人”出售过。蒋介石的本意是要集权，怎么可能减少对这个关键机构的控制。

孔祥熙的中央银行体系掌握着保险业，他自然也要搞个“自留地”。他成立了著名的中央信托局，主营信托和投资业务。孔以中央银行总裁身份兼任理事长，任命大儿子孔令侃为常务理事，实际掌握业务及人事大权，把中央信托局办成了孔氏家族买卖军火、走私贪污、搜刮外汇的专门机构。

宋子文掌握的中国银行体系和孔祥熙控制的中央银行体系，在重要决策方面协调配合，相得益彰。中国的金融体系经过一通眼花缭乱的大洗牌后，成为了以“四大家族”为核心的官僚资本的囊中之物，当然，这堆人里面，也包括蒋介石的嫡系打手：杜月笙。

「卖给你个大王八！」

政府统一了四大行，财政上不足的款项，已经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四大行借垫，不再受商业银行和钱庄的“盘剥”了。政府准备整理旧公债，发行新公债。为了推动换发新公债，计划对旧公债给予适当优惠，理由是换发以后，为了不让原先“支持政府”而购买公债的人吃亏，利息要有所提高，让关键时刻“支持政府”的人从中得到好处。

这是孔祥熙主导的，宋霭龄当然第一时间就得到了消息，于是马上布置吃进旧公债。起初孔家派人悄悄地买进，等买得差不多了，就散布消息，旧公债价格立即蹿升，没几天，旧公债已成了上海的“热点投资品”。

杜月笙没有得到第一手消息，看到旧公债价格上涨势头强劲，十分急切，便马上跑到孔家打听消息，宋霭龄当然不便隐瞒，杜月笙听了赶紧回去布置。杜月笙算计着旧国债应该还有涨，吃进的同时派人大散流言，说国家经济形势好转，要让困难时期支持政府的人得到实惠，价格果然又蹿了一大截。但旧公债价格疯涨得已经离谱了，照传说中的价格付给旧公债利息，政府财政只有垮台。杜月笙还等着再涨，宋霭龄已经令人悄悄“收网”出货了。

等杜月笙知道的时候，旧公债已经开始暴跌，杜月笙恼恨不已。黑社会的特点是“黑”嘛，哪有吃哑巴亏的道理，不然以后还怎么在江湖上行走！杜月笙决定要找孔祥熙劫个财！

他把孔祥熙约出来吃饭，孔祥熙到了饭局，看见餐桌上摆着个大海龟，以为是要搞个“大菜”呢，便催着，快点给炖了。谁知杜月笙板起脸来，把孔夫人如何告诉他旧公债的老情报，让他吃了大亏的事讲了出来，而且逼着孔祥熙拿出50万美金来“买”这只大王八。

孔祥熙听罢，这才明白过来，回答道：“你做公债吃了亏，那只能怪你自己呀！不必来这一套吧！”杜月笙越听越来气：“那孔夫人的消息来源还不是你吗？都到这份儿上了，还装蒜！”

“一派胡言！”孔祥熙刚要发飙，杜月笙的两个打手同时拔出了枪，对准了孔祥熙的脑袋。孔祥熙打了一个冷战，但毕竟是老江湖了，便很快镇静下来，杜月笙胆子再大，毕竟不敢对自己真下手，无非想诈几个钱罢了，于是淡定地指着自己脑门说：“你要觉得在我脑袋上打个枪眼值50万美金，那就开枪吧，往这儿打！”孔祥熙连眼皮儿都不眨。

原以为对付孔祥熙，用黑道上的手段一吓唬，他还不就成一摊泥了，没想到从山西大院里走出来的孔祥熙，根本不吃这一套。

杜月笙赶快转过脸来，呵斥道：“滚下去！我们和孔院长谈生意，又不是绑票。去！把这只大王八给孔院长家送去，堂堂的财政部长，怎么会赖我们这点小钱？送客！”

孔祥熙被杜月笙手下的人“送”回家，宋霭龄看见一只大海龟跟在后面被抬了进来，搞得是一头雾水。孔祥熙将原委道来，气得宋霭龄破口大骂杜月笙胆大包天，敢到孔家撒野。说罢就要找蒋介石去评理。还是孔祥熙老练得多，这事要一捅出去，他这个财政部长还怎么有脸当呢。

第二天早上，侍卫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报告说，门口不知是谁放了口黑漆大棺材。孔祥熙当然明白这是杜月笙在恶心他呢。

孔祥熙随即召开中央银行董事会特别会议，并郑重宣布一位爱国人士在公债事业上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央银行董事会决定给予奖励。当然了，这位爱国人士就是杜月笙！杜月笙马上气就顺过来了，感觉孔祥熙这事办的很“体面”，结果这二位是“不打不成交”，孔祥熙和杜月笙成了关系更紧密的“战友”。[7]

「白银风潮：第一次中美汇率战争」

正当国内各资本体系纵横捭阖、跑马圈地之时，国际环境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当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席卷世界之后，英、加、日、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放弃金本位制度，开始实施货币贬值，企图以汇率贬值打开其他国家市场的大门，为自身的经济找出路。

1933年，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为摆脱经济危机，开始推行“新政”，增加政府开支，拉动经济增长。同时，为了对抗通货紧缩和物价下跌，通过《白银收购法案》，授权美国财政部在国内外市场收购白银，直到白银价格达到每盎司1.29美元[8]，或者财政部储备的白银价值达到了黄金储备的1/3，以此作为国库储备[9]。该政策试图达到两个战略目的：第一，准备金增加自然扩大了货币供应的基础，试图以扩张货币供应来缓解通货紧缩的恶化；第二，美国希望通过在市场购买白银的行动，推动白银价格上涨，增加银本位国家的购买力，实际上就是迫使中国和其他银本位国家的货币升值，以便向其倾销过剩商品。

历史竟然惊人的相似！1933年罗斯福推动的《白银收购法案》和2010年奥巴马试图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思路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

罗斯福的两个主要目的显然不可能成功。美国大萧条的核心问题是债务规模与GDP的比值过高，1929年其比值高达300％！高负债之下的美国工业扩张速度远超美国国内购买力增加的水平，其结果就是国内消费能力不足，从而引发工业企业产品严重过剩，企业负债大规模违约，进而引发股票市场崩盘和银行大面积的坏账和倒闭。违约危机迫使银行紧缩信用，结果是更多企业关门，大量工人失业，国内消费力剧减，工业产品过剩问题更加严重，由此恶性循环下来，就是通货紧缩，物价下跌，大规模失业和经济萧条。这一点，与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的本质完全一样！2008年美国总负债与GDP比值更高达近400％，奥巴马治理危机的思路与罗斯福也是高度雷同。（参阅《清算谎言经济学：罗斯福、格林斯潘和奥巴马，谁都救不了美国》，托马斯·伍兹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0.1）

不从削减债务规模入手，仅从增加货币与信用入手，此乃死路一条！罗斯福的新政8年没有解决大萧条，奥巴马的运气或许更差。

如果危机的核心是债务规模太大，增加货币发行准备有用吗？结论必然是否定的。准备金的增加无法解决高负债下无人愿意或能够借钱的难题，而信用必须依靠借贷才能流入经济体。罗斯福的第一个目的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推高白银价格，迫使中国货币升值，就能解决美国出口的问题吗？美国的白银价格上涨，势必引发中国的金属货币外流套利，严重动摇中国的本位货币。结果是中国经济的严重衰退，消费能力大降，进口必然减少。

罗斯福的《白银收购法案》起到的作用，必然与他设想的效果截然相反。没有什么台面上的解释，能够说明罗斯福这种损人不利己的做法究竟所为何来？事实上，美国的统治精英们考虑的完全是更高一层的战略问题！这就是，美元如何取代英镑而成为世界货币新的霸主！

当蒋介石完成了金融集权和货币统一，并且建立了银本位制度，现任货币霸主英国和潜在货币霸主美国，还有虎视眈眈的日本，同时产生了强大的危机感。如果放任蒋介石巩固了中国的金融高边疆，那中国或许将成为另一个日本，经济、政治和军事都将渐次获得独立自主的实力。三大列强谁都不愿看到一个真正强大而独立的中国出现在亚洲大陆！

如要颠覆中国的银本位，首要打击目标就是中国的货币基石——白银！这一点，与当年英国的鸦片战略颠覆大清帝国的货币本位，并无二致。只不过，这回动手操刀的换成了美国，而且用的是更加隐蔽和更加“文明”的办法。人为抬高世界白银价格，将导致中国白银大规模外流，没有流通的白银通货，银本位不攻自破！当蒋介石搞不成货币独立，他就只能投靠三大列强之一。颠覆中国的银本位和货币自主权后，中国的货币前途只有三条路：第一，与英镑挂钩，加入英镑同盟，成为英镑的货币附庸；第二，与日元捆绑，被日本整合进“大东亚共荣圈”，成为日本的经济殖民地；第三，与美元结盟，跳上美利坚的大船，成为美国在远东最大的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基地。

无论与哪种货币挂钩，中国都势必会丧失货币主权！中国的货币本位将变成外币汇兑本位，以外国货币为准备金，或以某一固定的汇率为基准，来发行中国货币。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中国就必须大量储备外国货币，以便在汇率波动时干预市场。如此一来，外汇发币国等于创造了一块海外储备“铸币税”的自留地，海外外汇储备量越大，发币国的“铸币税”收入就越惊人！不仅如此，发币国还能通过本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整，间接控制所有海外储备国的信用扩张和收缩。还是那句名言：“如果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

于是，中国的货币到底与哪种货币挂钩，就成了美、英、日三方明争暗斗的货币主战场。

随着美国政府在纽约和伦敦市场上大量收购白银，白银价格猛涨。被国际银价上涨所吸引，中国的白银大量“被出口”。中国并非产银大国，本来用于铸币的白银尚需进口，当是时，中国的白银如滔滔江水奔涌流逝。1934年，仅3个多月时间，流出已达2亿银元。

美国不断地收购白银，到1934年，伦敦白银市场的价格已经涨到之前的2倍！银行家们看到这种行情，早已发现这里面的机会，只要把白银从上海运至伦敦或纽约出售，就可以赚得可观的利润，他们岂能放过这样的机会！此时的上海存储着中国大部分的白银，尤其是上海租界被认为是最安全的地方，各地的地主、军阀和贪官污吏，都把他们的银子运到租界存放，因为那里有外国列强治外法权的保护。

当时的各大银行，每天晚上轧账，如果总库缺头寸，就通知库房把储藏的准备金，运解给外国银行和中央银行国库。这可就忙坏了保镖们，库房里一箱箱的银元、百两重的白银大条和大元宝被扛上“铁甲车”运送出去。进入外国银行的白银，只进不出，统统运走。汇丰银行单在1934年8月21日这一天交英国邮船“拉浦伦号”从上海装运出口的白银就达1150万元。[10]在外国银行的带动下，上海金融市场笼罩在一片疯狂的白银外流风潮之中。

美国记者霍塞所著的《出卖上海滩》中关于白银风潮的描写，或许可以很好地展现当时上海的情形：霞飞路上，夜半时的舞厅里，上海先生会向陪坐的舞女道一声歉，走到电话间去给他的经纪人打个电话，问一问当天的白银行情，关照他如果行情比昨天好一些，可以再卖出一些，然后再回到自己的桌旁，叫西崽开一瓶香槟来庆祝一下子。不论在公事房中或在玩笑场中，他们的脑袋里边盘旋着的无非是银子。他们已抛弃了原有的事业，抛弃了日常应该料理的函件，抛弃了一切的朋友，终日所想到的无非是银子。

在上海持有白银最多的是外国银行，而且他们能够自由行动，国民政府也干涉不了他们的决定，他们自然也就成了白银出口的主力。白银风潮期间，外国银行的库存白银剧烈变化，白银库存降幅高达85％！在华外国银行把前几年“金贵银贱”时大量积聚的白银，运送到国际市场出售，而上海的存银，从最高时的2.75亿银元，大幅下降到最低时的0.42亿银元。[11]

白银外流，中国货币“被升值”，外贸逆差日益加剧，外国货充斥中国市场，中国出口却日益艰难。白银外流同时造成通货紧缩，银行信贷减少，利息扶摇直上，当时在上海几乎是出多高的利息也借不到钱。白银外流、银根奇缺、市场筹码不足、物价惨跌，致使工商业破产倒闭。[12]1934年底，房价一泻千里，上海租界房价下降了90％！市场上人心浮动，银行挤兑大面积出现，银行和钱庄纷纷倒闭。

为了阻止白银大量外流，国民政府开征白银出口税，这却又刺激起更大的白银走私风潮。1934年最后几个星期内，就有2000万银元以上白银走私出口。日本为打击国民政府的金融体系，更是在占领区内故意走私白银。1935年，走私额高达1.5亿～2.3亿银元。白银大量外流，给中国的金融和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金融生态的剧变，使整个社会人心慌乱。国民政府哀求美国在世界市场上降低白银收购价格，以减弱银价上涨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危害，但遭到美国拒绝。这时国民政府就只好表示愿将中国尚有白银按双方商议的价格出售给美国，以满足美国的购银需要。

最终，中国被迫放弃银本位，以摆脱经济危机。蒋介石的货币独立之梦，被罗斯福狠狠地敲醒了。

「法币改革：日本侵华战争的导火索」

“四大家族”因分赃不均，打闹不断，而市面上的白银风潮却在继续蔓延，国民政府开征白银出口税后，白银走私日益猖獗。这时蒋介石才认清美国的白银政策，目标直指中国。中国采用银本位，而白银的定价权却被美国人牢牢地攥在手里。银价暴涨，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逼得蒋介石不得不考虑进行币制改革了。

此时，美、英、日早已为夺取中国货币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正在扩张在华北的势力。在“天羽声明”中，日本提出对东亚和中国有“特殊的责任”，其他各国不经日本同意不得插手中国事务，中国俨然已成为日本的盘中大餐。英国在中国拥有最多的投资和最大的商业利益，面对从前“江湖小弟”的日本的咄咄逼人，大英帝国岂能咽得下这口气？只不过欧洲的纳粹德国对大英帝国的压力越来越大，有心收拾日本，可明显实力不逮。

唯一有实力、有动机、有手段收拾日本的就是美国，而日本最担心、最惧怕和最无奈的也是美国。美国控制着日本的石油和钢铁命脉，只要手紧一紧，日本就立刻呼吸困难。美国引而不发的主要原因，就是想坐山观虎斗。一方面希望借德国之手，除掉霸权路上最大的障°英国和苏联，同时还不想做恶人，等英德苏三强几败俱伤时，再出手一把定乾坤。另一方面，则希望日本深陷中国的泥潭，大大消耗日本的实力，最终再予以致命的一击。到那时，环顾世界的主要列强，英法德日苏强国均已遭受重创，还有谁能与美国叫板？

被经济衰退压得透不过气的国民政府，只得向美国表示，愿以白银出售美国，放弃银本位，但美国人表面上的态度相当冷淡，他们是在等待杀价的更好时机。国民政府又去央求汇丰、渣打银行的对华贷款，宋子文主持筹借外债，向汇丰银行提出贷款2000万英磅，在力主对华采取“积极”外交政策的英国财政界的督促下，英国表示同意“有条件”贷款给中国。在这一轮的较量中，美国比英国更老辣。

英国政府令英国驻华使馆代理商务参赞乔治，向孔祥熙、宋子文转达英国的条件：可以贷款，但中国未来的法币，必须脱离银本位，并与英镑汇率挂钩。

同时英国建议日、美、法等国共同召开国际金融会议，讨论对中国政府进行“集体援助”。[13]英国明白，没有美国与日本的参与，恐怕这两位会暗下毒手，破坏大英帝国的美事，最佳情况是，在英国的主导下，各国听英国的安排，一旦中国法币与英镑绑定后，大家要共同捧个场。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人显然太天真了。

虽然法国表示愿意与英国合作，这是因为法国面对发誓报仇雪恨的纳粹德国，不得不依赖英国的支持。但日本方面断然拒绝这一倡议，美国则采取“观望态度”。美国怕英国一旦主导中国的币制改革，将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最后决定不派代表到会讨论。英国一看没人捧场，于是宣布派政府首席财政顾问李兹·罗斯访华，为中国的币制改革“献计献策”。[14]

罗斯出发前希望到美国先“勾兑”一把，美国政府却不愿邀请他到华盛顿逗留，他只好去了日本。罗斯到日本是希望促成英日合作，他和日本广田外相会谈时提议，如果“满洲国”能够向国民政府交纳关税，那么英国可以从中斡旋，让国民政府承认“满洲国”。而满洲问题如果解决，日中在华北问题上的纠纷也就迎刃而解了。如果国民政府的关税中增加了满洲关税，那么国民政府贷款的担保能力也将随之加强，这样将稳定中国的货币，英日对华贸易将得以有效保护，这岂不是大家都有好处的结果吗？如果币制改革成功，贸易会随之得到发展，到时候日本将是受益最多的国家。

日本人心里非常来气，罗斯竟然把自己当三岁的孩子戏耍！“满洲国”早已是囊中之物，罗斯竟然要拿日本损失的满洲关税，来帮英国在蒋介石面前卖人情？简直岂有此理！更可气的是，罗斯竟然用区区贸易的小恩小惠，来交换日本放弃控制中国货币发行的巨大利益？日本人被气得七窍生烟。

最后，日美都不配合，英国只有自己上阵了。罗斯以高级顾问的身份于1935年9月到达中国，表示来华一个“重要职责”便是调查在中国管理通货是否可行。

他和英国财政部的帕齐，以及荷兰银行的罗利斯进行了这一“研究”。正如所料，与当时日本的看法相反，他们得出了“相当可行”的结论。“研究”发现，虽然华北的白银运输受到“干扰”，但是已有大量白银集中到了上海和南京的国民政府银行，因此实施管理通货制度，有足够的白银维持外汇市场的稳定，从而保证通货的稳定。所以英国认为，可以为中国提供贷款，并促成币制改革。

后来，据钱币司司长戴铭礼回忆，他奉命由南京赶到上海，参与拟订币制改革布告的文字工作。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从英文稿译成中文，对于方案第六条条文翻译总是不妥贴，宋子文最后说：“只要说清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即可，其余不必多言。”其实这句话的“技术含量”相当高，表明蒋介石在平衡各国的过程中，也希望谋求利益最大化。财政部币制改革布告的拟稿工作到午夜完成，工作人员再赶到孔祥熙的住所，由孔祥熙签字后连夜发出。[15]

可叹的是，堂堂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重要的货币改革文件，都是由英国人来起草的，这样的政府，哪里谈得上有货币独立的可能？

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公布法币政策，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即具有无限法偿的能力。禁止银元在市面流通，限令各金融机关和民间储藏的白银、银元交由中央银行收兑。孔祥熙和李兹·罗斯经过多次“秘密筹划”，最终确定法币对英镑汇率，法币1元兑换英镑1先令2便士半，这样法币就同英镑通过汇率联系起来。

中国的法币从这一天起变成了外国货币的附庸。

蒋介石与英国达成的“货币共识”中，汇丰银行是个关键因素。当中国发生白银风潮时，只有汇丰银行有实力来维持上海的市面，它在中国金融市场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庞大的资金力量，令《汇丰史》的作者都感叹道：“汇丰银行能使一个大国的货币，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稳定，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16]

币制改革后，遵照英皇的敕令，汇丰银行带头把库存的数千万银元移交给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换取中国的纸币法币，渣打等银行也马上无条件答应交出白银，同时对币制改革表示拥护。[17]

英国驻中国公使对英国侨民发了一个通告说：“凡住在中国之境内英籍法人或个人，如以现银偿还全部或一部之债务者，应以违法论。”白银国有化使国民政府取得白银约三亿元，南京政府再把大量白银运到伦敦出售换成英镑存在英国作为准备金，以维持法币的稳定。最初，国民政府存在英格兰银行的法币准备金约2500万英镑。

法币的英镑化，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神经。英国公然挑战日本的势力范围，法币的英镑化，意味着中英之间的同盟已在货币层面完全锁定，日本与英国的决裂将难以避免。同时，日本开始加紧对中国华北的侵略扩张。既然法币日元化已成泡影，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蒋介石为了平息日本方面的愤怒，也要拿出个“交代”。财政部发表币制改革的同一天，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同意袁良“主动”辞去北平市市长的职务，同时废除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这两件事，都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向华北的中方官员提出的要求。蒋介石采取了低姿态，满足了日方的要求，希望能够缓和日本方面的压力。但日本却不买账，关东军和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意见认为，实施币制改革会使华北经济枯竭，英国将会在经济上控制整个中国。这促使土肥原少将提出了有关方针：“让华北在经济上与南京政权一刀两断。”

同时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矶谷廉价发表声明，断然拒绝将华北地区的现银南运，反对币制改革。[18]日本外务省发话，指责此项币制改革的矛头直指日本。日本在北平指使浪人和流氓，在市场上用外币购货，若店铺用法币找零钱，则声称不能兑现而强行拒绝。如此往复，致使各家商号不敢再接受法币。一时间，华北地区人心惶惶。到抗战爆发，日本干脆开始自己动手，“DIY”法币假钞了，把假法币倒过来换成外汇，再采购物资。

日本印制假币，是由日军参谋部的山本宪藏负责。此人年轻的时候就梦想着制造假币，终于在国民政府的法币上圆了少年时代的“假币梦”。起初山本选中了5元法币，印刷了几十万元，然而当这批假币运到中国时，却传来一个“噩耗”，这种5元面值的法币在中国已经作废了，山本的第一次行动，惨遭失败，估计是他当时太激动了，事先也没打听清楚。

后来，他终于伪造成功了中国农民银行的低面值假币，并从中国购买了大量的物资。“二战”中，德国海军在太平洋上截获了一艘美国商船，查获了美国造币公司为中国交通银行印刷的10亿元法币半成品，上面只缺号码和符号。日本购得这批半成品后，终于掌握了法币印刷的全部秘密，日本前后共制造假法币40亿元之多。

蒋介石试图通过争取英美来制衡日本，并专门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去研究中国的币制改革，将中国币制改革问题纳入“国防设计”之中。这说明蒋介石在考虑法币改革方案的过程中就已经产生了向英美靠拢、防范日本的意图。

正是在对华货币控制权争夺中，连续失利的日本人“气急败坏”，进而加速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可以说，法币改革成为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导火索！

「黄雀在后，美国人笑到最后」

其实，在罗斯来华之前，中国币制改革的方案就在孔祥熙、宋子文和三位美国财政顾问的秘密参与下，早已准备就绪了。罗斯并非1935年币制改革的设计者，而作为英国代表，他的到达最终促成了与美国的既定利益相妥协的方案。

当李兹·罗斯抵达上海时，国民政府首先安排美国顾问杨格，在南京秘密向他介绍了整个局势和币制改革的设想，让英美就中国货币问题先“碰碰”基本原则！之后才由孔祥熙和宋子文把币制改革方案的内容“告知”罗斯。[19]

在一次秘密会谈中，孔祥熙确曾再次暗示罗斯，货币挂钩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但罗斯并没有继续讨论法币与英镑挂钩的问题，反倒是提出把汇率拉低到一个适宜水平，然后宣布汇率将稳定在该水平上，这样的做法显示得“较为自然”。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国民政府驻美公使施肇基，与美国财政部部长摩根索的谈判也有了一定进展，摩根索对于日本在亚洲侵略行为的“憎恨”，终于压倒了他对英国的疑忌。

摩根索答应收购1亿盎司白银，但要求知道中国售银后的外汇如何处理，并提出要有一个能与美元挂钩的“确实联系”。孔祥熙立即回复说，虽然中国在币制改革中审慎措辞，但日本已经极为恼火，倘若与美元挂钩，美国能否帮助中国向日本解释？这时的美国，虽然答应了中国，但仍然没有实际动作。

孔祥熙只好打出了最后一张牌，发电美国：“即使到了最坏的场合，我们总可以在伦敦公开市场上抛售白银，不过这样做对中美都将不利而已。”

这封电报果然起了作用，摩根索请示罗斯福后，对法币必须钉住美元这一点表示同意，中美两国财政部达成了中国向美国出售白银5000万盎司的协议。这笔5000万盎司的白银，由上海的大通银行和花旗银行各投标2500万盎司运往美国，售得的美元照协议的附带条件，存在纽约的大通银行总行。[20]

中国要稳定币制，迫切需要将收购的银元出售，以换取更多的外汇储备。国民政府决定由陈光甫赴美谈判。谈判结果是，中国中央银行将采取钉住英美汇率中，币值较高一方的办法，也就是当英美汇率发生较大变动时，中国央行将调整其中币值较低一方的汇价。

这样《中美白银协定》正式签署，由美国财政部以每盎司白银按50美分作价，向中国续购白银5000万盎司，以维持法币汇率，并确定法币与美元的汇率为法币100元等于30美元，这样法币又与美元通过汇率“联系”上了。

中国后来又陆续出售给美国几批白银，得到的美元作为中国的外汇储备，都存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或其他的美国银行中。档案显示：到日本发动“七七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外汇准备金中，美金为0.739亿美元，英镑达0.92亿美元，日元仅有一个零头。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英美两国对国民政府的财政控制，而法币成为了英镑和美元的共同的附庸，并坚决地把日元“排斥”在外了。

其实，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以及对法币美元准备金的不断加强，后来的法币实际上已被拉入美元集团，国民政府在财政上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深。

法币改革的结局就是，英国的“螳螂捕蝉”在前，而美国则是“黄雀在后”，法币最终被绑上了美元的战车。

法币改革，使得蒋介石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控制，完成了对全国金融的垄断。以“四大家族”所直接掌控的“四行两局”体系，直接控制了中国的工商业。官僚与买办资本彻底合流，共同瓜分中国的财富大饼。

宋子文、孔祥熙在法币改革过程中，做了大笔白银生意，英美大量收购白银，孔祥熙也从中大发其财。而宋子文就更夸张了，《亚洲华尔街日报》曾经做过一个评选：在过去一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中，包括文莱苏丹陛下哈志哈山纳柏嘉，以及比尔·盖茨。在入选的50人中，有6名是中国人，他们分别为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太监刘瑾、清朝商人伍秉鉴，还有就是宋子文。

当蒋介石最终完成了法币改革，他就已经奠定了蒋家王朝的金权天下。然而，日本对华的侵略扩张却在变本加厉，严重威胁着刚刚完成货币统一的中国。

「参考文献」

[1] 宋子文传，王松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6页

[2] 江南席家，马学强著，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97页

[3] 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61年5月17日，沪银档

[4] 中国金融通史第三卷，洪葭管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第127页

[5] 江南席家，马学强著，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00页

[6] 清代货币金融史稿，杨端六著，三联书店，1962年，第261页

[7] 山西首富孔祥熙，陈廷一著，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317-323页

[8] 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美）杨格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24页

[9]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中国人民银行总参事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9页

[10] 申报，1934年8月22日

[11] 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9年），郑友揆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104页

[12] 民国经济史，朱斯煌编，1947年版，第 408页

[13] 中央银行史料，洪葭管编，中国金融出版社，第318-319页

[14]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4页

[15] 金融话旧，洪葭管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第129页

[16] 汇丰银行百年史，（英）柯立斯著，中华书局，1979年，第129页

[17] 中央银行史料，洪葭管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第333页

[18] 中国战时通货问题一斑，（日）宫下忠雄

[19] 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美）杨格著，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20] 中央银行史料，洪葭管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第359页

第六章 皇权与金权

• 日元脱离金本位，财阀中计

• 木户侯爵家的秘密会议

• “大正政变”与皇权失势

• 天皇之梦：皇权的东山再起

• 三井跟天皇叫板，落入“美元套利陷阱”

• “一·二八”淞沪抗战：日本发动的“假战争”

• 暗杀的国度

• 皇权战胜了金权

「本章导读」

为什么“大正政变”标志着天皇权力的退潮？

为什么20世纪20～30年代的日本屡屡发生政变？

为什么一贯等级森严的日本军队会频繁出现“下克上”的怪现象？

为什么“一·二八”淞沪抗战是一场日本发动的“假战争”？

为什么日本的金权最终败给了皇权？

皇权与金权之间始终存在着激烈的争斗，日本的近代史也不例外。从“王政复古”到“明治维新”，从“大正政变”到“二二六”兵变，无不体现出皇权与金权的激烈博弈。

自从大正天皇被迫在金权面前妥协退让，郁郁而终开始，日本的皇权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裕仁天皇即位以来，无时无刻不在谋划如何使皇权势力卷土重来。而他的主要对手就是财阀势力和他们的政客代理。

明治时代以来，长州、萨摩、肥前、土佐四藩借拥立之功，逐渐形成了“明治寡头”的政治权力核心，其代表人物就是“明治九元老”。在他们背后乃是军阀势力和财阀势力的双重支持。他们将天皇高高地供奉成神，然后“借用”天皇的名义，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实施影响。天皇的意志，必须也只有通过他们才能够得到执行。

天皇要想真正主导日本的命运，就必须斗垮元老－财阀－军阀同盟。裕仁天皇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采取了“发动基层斗高层”的策略，默许和鼓励军队中的“下克上”现象，逐步将皇权夺了回来。最终打开了世界大战的潘多拉盒子。

「日元脱离金本位，财阀中计」

1931年12月12日，星期六。“九一八”事变后三个月，日本政府突然宣布放弃金本位，并从星期一正式实行。日本金融市场立刻发生了8级大地震，政坛一片惊呼，商界群起哗然，日本民众陷入了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慌之中。

日元，以黄金为抵押发行的坚挺的日元，从此将变得“无依无靠”！

虽然一个月前，市场上已经有所传言，但是来自政府的正式公告仍然让老百姓手忙脚乱。东京百货商店的售货员，正在加班加点地调整各种商品的价格；市场中的家庭主妇，正在疯狂抢购生活必需品，一想到两天后各种商品将普遍涨价，主妇们就感到阵阵心悸。经济大萧条，老百姓的收入很不稳定，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此时，日元失去黄金兑换保证的消息，无疑将民众的不安情绪推到了惊恐的边缘。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处于惊慌状态，也有少数人正在弹冠相庆。

三井、三菱在东京和纽约的华丽办公室里，外汇交易员正在以香槟庆祝。在两个多月以前，财阀们常年“包养”的有关政府官员，已向他们透露了日本即将追随英国抛弃金本位的内幕消息，日元对美元将在日本放弃金本位后至少贬值30％！

财阀们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

仅三井财阀一家，就立刻出手囤积了1亿美元，并在外汇市场中沽空日元。三菱和其他财阀也不甘落后，大家纷纷大买美元、狂抛日元。一时间，东京外汇市场狼烟阵阵，扑朔迷离。

财阀们天天盼着政府宣布日元与黄金脱钩这一惊天动地的消息，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他们赚得盆满钵满。三井一家至少净赚了2000万美元，交易员们的年终奖一定少不了！

此时此刻，日本第三大财阀——住友财阀的办公室里却一片沉寂。这两个月以来，外汇交易员们的心里一直憋着一股气，眼睁睁地看着触手可及的巨额利润不让赚，也不知公司总部的高管们是不是吃错了药。虽然住友也通过关系得到了同样的内幕，但是总部却三令五申不许外汇交易员参与日元的投机生意。

两个月后的1932年2月9日，宣布废除金本位的前任财政部长身遭三枪毙命。3月5日，三井财阀的总裁被刺杀。人们终于意识到其中大有蹊跷，原来三井财阀赚的大把钞票是要用鲜血来交换的！为什么同样消息灵通的住友，没有蹚这趟浑水呢？

原来，住友财阀听从了西园寺公望的忠告——千万别涉足美元投机，因为这是裕仁天皇精心设计的一个圈套！

这个西园寺公望可不是一般人物，他出身于显赫的藤原家族，在日本历史上和伊藤博文、松方正义、井上馨等人被尊为“明治九元老”。当“九元老”日益凋零，西园寺公望终于成为日本政坛中最具实力的人物。在大正、昭和时代，更是权倾朝野，历任政府内阁首相虽然需要赢得大选，但也必须最终由他推荐才能产生。他的后代西园寺公一，曾被周恩来誉为“中日民间大使”。西园寺公望一家三代，在日本的政治影响力达百年之久，成了日本近代史上最德高望重的贵族之家。

西园寺公望19岁便作为天皇的近臣，在明治政府中担任“参议”要职。当年面对德川幕府气势汹汹的“清君侧”大军，他坚决驳斥某些大臣的妥协观点，力主团结一心共同抗敌。随后参与推翻幕府的无数战役，屡立奇功。明治政权稳定后，西园寺公望远赴欧洲，探索日本长治久安之道。他留法十年，考察法国的政治制度、风土人情，结识了众多自由主义者和宪法学者，深受西方自由民权思想的影响。政治观点上，他反对把天皇神化，坚持走法制和宪政的道路。他协助老师伊藤博文起草了日本第一部宪法，并在其内阁中任职。

后来，西园寺公望又和伊藤博文一起创立了制约皇权势力的政友会，并曾担任过政友会的总裁。政友会的资金主要来自三井财阀，而西园寺公望的兄弟过继给了住友财阀，所以住友财阀也站在西园寺公望一边。

正是西园寺公望最早洞察了裕仁天皇的“美元套利陷阱”，并及时警告住友财阀千万不可上当，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为什么日元脱离金本位，财阀们通过美元升值、日元贬值来进行套利会是一个天皇布下的巨大陷阱呢？

「木户侯爵家的秘密会议」

1931年9月23日，就在“九一八”事变后5天，在东京木户侯爵的家里，“十一俱乐部”的成员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十一俱乐部”是1922年11月11日由木户创办的一个秘密小圈子，成员是一伙宗室贵族和少数可以信赖的外交官和军官。这个俱乐部是裕仁天皇除了近臣之外，最可依靠的“编外智囊团”。他们在每月11日晚上聚会，讨论天皇及其近臣的治国政策和实施计划。

这天晚上少了平日聚会的轻松气氛，也没有轻歌曼舞的艺伎作陪。5天前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发动了占领中国东三省的军事行动，立刻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激起了反对日本的强烈舆论，国际联盟也严厉谴责日本的行为。同时，日本国内政党、财阀和资本家势力集团也表示了严重的不满。国际联盟一旦做出对日本经济制裁的决定，日本严重萧条中的经济将遭受更惨痛的损失，从而不利于财阀和资本家的利益。

为了平息国际舆论和安抚国内各派势力，“十一俱乐部”紧急召开这次会议，必须尽快为天皇想出对策来。首先，要避免国际联盟出台任何制裁抵制日本贸易的政策，全球经济衰退已经重创日本经济，任何国际制裁对日本来说都是噩梦。其次，必须设法安抚和控制那些“短视”的银行家和工业资本家，让他们继续为帝国的军事发展提供资金。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确定了三个可行的提议，这就是在此后8个月中，影响着日本和中国历史的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俱乐部中的金融专家提出了“美元套利陷阱”。两天前，英国没有任何预警就突然宣布放弃了金本位，让英镑一夜之间贬值20％，日本银行的外汇交易措不及防，亏损严重。好在英国政府似乎一视同仁，也没有事先通知本国的银行家，他们亏得更多。要是这种事在日本发生，政府官员一定会提前把消息透露给关系户，银行家们必然在金本位废除之前的几个月里把日元换成外汇，等日元大幅贬值后再换回日元，凭空大捞一把。对于善于走政府路线的日本银行家来说，这不过是顺理成章的“行业惯例”，而英国人的做法简直是不可思议、愚蠢之极。此时，天皇手中握有一张王牌，如果他同意让日元也进行如此幅度的贬值，并事先透露给财阀们，他们的获利可高达1亿美元左右！这个数字足以贿赂任何一家日本财阀，包括最大的三井财阀，从而促使他们与天皇的思路保持一致。

如果财阀们果真根据日元即将贬值的内幕消息，大量买入美元和沽空日元的话，他们将被天皇抓住这一重大把柄，那就是财阀们大发国难财，一旦消息透露出去，就是财阀资本家的重大丑闻，天皇拿住他们的这个短处，就不怕财阀们不配合。这样，天皇在国家政策上就可以得到更大的发言权。如果财阀们支持军方的扩张计划，天皇就可以支持财阀们资助的内阁，加上批准的放弃金本位的额外“奖金”。[1]

第二件大事，武力胁迫蒋介石在上海上演一出转移国际视线的“假战争”。日本将制造机会让日军在上海“被迫”卷入一场“自卫”的军事冲突，战火将直接威胁到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人员和数十亿美元投资的安全。这是一手以攻为守的高招，以中日战争威胁西方在华利益，然后在国际联盟的请求下，日军公开让步退出，让西方国家欠日本一个人情，这样国际联盟自然也不好意思再对满洲发生的事穷追不舍了。同时，日本在满洲扶持一个以溥仪为皇帝的傀儡“满洲国”，表面上独立，其实是日本的傀儡，并要得到蒋介石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联盟更没有理由来干涉和谴责了。[2]

第三件大事，制造一起军方威胁天皇的“假政变”。让西方国家看到军方正在力图摆脱天皇的控制。如果对日本施压，就将失去这个亚洲最大的君主立宪制的民主国家，从而将日本推向法西斯主义集权国家。鉴于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所制造的麻烦已经够大了，国际联盟并不想在亚洲再搞出一个法西斯国家，而只有天皇有能力管制军方，这样，对日本的压力自然会减少很多。

熟读《三国演义》的天皇智囊团，设计了一套令人眼花缭乱的连环计。其主旨就是，先把财阀装进陷阱里放着，然后看看国际联盟的决议是否能令裕仁满意，如果不能，就启动第二计“假战争”，并让溥仪成立“满洲国”，一切费用由“已在陷阱中”的财阀们来出。如果财阀不愿意出钱，就抛出政客和银行家发国难财的丑闻，使之成为公众发泄愤怒的对象，同时用暗杀和政变的第三计来对付他们和转移国际联盟的视线。

天皇不是日本最高的统治者吗？何苦如此大费周折来对付银行家和政客呢？一道诏书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问题在于，天皇的诏书不一定好使！皇权未必能斗得过金权！

「“大正政变”与皇权失势」

1868年，长州、萨摩、肥前、土佐四藩联手打垮德川幕府，高举“王政复古”的大旗，拥立明治天皇开启了明治维新的时代。日本变成了君主立宪的国家，天皇成为国家宪法确认的“最高元首”。那么天皇实际上究竟拥有多大的权力？日本社会究竟谁是真正的主导力量呢？

应该说，同样的制度，同样的法律，不同的天皇拥有不同程度的权力！权力从来不是法律能够完全赋予的，也不是制度足以彻底保证的，权力乃是各方利益激烈博弈的结果。

四藩夺权以来，逐渐形成了“明治寡头”的政治权力核心，其代表人物就是“明治九元老”。在他们背后乃是军阀势力和财阀势力的双重支持。他们将天皇高高地供奉成神，然后“借用”天皇的名义，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实施影响。天皇的意志，必须也只有通过他们才能够得到执行。

明治天皇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和政治权谋，将自己的皇权意志与“明治寡头”的利益进行了有效整合，从而获得了各方的拥戴，皇权得以巩固，天皇的权威得以彰显。

然而，当明治天皇去世，他的儿子大正天皇即位之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大正属于典型的弱势天皇，他既无明治的个人魅力，更缺乏明治的政治权谋，才华、政绩、威望都远逊于乃父。俗话说，一个人的才气比脾气大时，人们通常可以容忍，但若脾气比才气还大，往往会招致反弹。

大正的毛病正在于此，而他的悲剧是对此毫无知觉。

辛亥革命前后，西园寺公望第二次组成内阁，其间大正天皇即位。大正的皇权意识强烈到各方都明显反感的程度，而他并不具备韬光养晦的权力谋略，更没有借力打力的政治手腕。他的自我感觉是超级牛人，一个被神和宪法双重护佑的牛人，牛到一声令下，各方会立刻无条件服从的程度。

于是，大正一上台就着手扩充军队，强化国防，包括增加陆军和海军的人数和装备，准备在开疆辟土和军事征服上，能够青出于蓝，赶上甚至超过其父明治天皇。其心气之高，决心之坚定，根本忽视了他的权力基础并不足以支撑他的雄心壮志。

元老们首先就不买账。

西园寺公望就是明显的反对派，而他的背后就是大银行家与产业资本家的势力。他仗着自己的政友会在议会占绝大多数，其内阁政策和天皇的意志截然不同。他努力削减日本因日俄战争而背上的15亿日元的庞大债务，坚决控制财政预算。结果与大正天皇僵持不下。

扩军备战的政策当然符合军方的利益，于是大正与军方结盟。为了迫使西园寺公望让步，内阁的陆军大臣辞职，从而导致西园寺公望内阁解散。

陆军大臣辞职何以会导致内阁倒台呢？原来，日本的法律规定，在内阁中，陆军和海军大臣必须是现役军人，如果双方中有一方决心不配合首相，可以拒绝派出代表加入内阁，从而使内阁无法存在。

西园寺公望内阁倒台后，大正授意陆军的桂太郎组阁。西园寺公望立刻还以颜色，团结所有的文官拒绝担任大臣职位，结果内阁难产。最后，大正不得不动用宪法所允许的最高权利，硬把桂太郎推上了首相宝座。

大正的这一手段相当生硬，直接将自己送到了暴风雨的中心，完全失去了天皇应有的回旋余地。

果然，大正天皇的做法，在议会中掀起了一场抗议风波。议员们表面上指责桂太郎是“躲在龙袖后面的家伙”，其实是在抱怨天皇滥用皇权。大正天皇大怒，直接下诏命令议会休会3天，好好反省。可西园寺公望这些民权政治家们“被惯坏了”，复会后仍然公开批评内阁。这样的事在明治年代只需天皇皱着眉头打一个嗝，就可以平息，现在天皇亲自下了诏书居然还搞不定！

怒气冲天的大正天皇召见西园寺公望，命令他回去统一思想，停止抗旨。西园寺公望回去照本宣科地传达了圣意。议会又讨论了两天，居然还是否决了天皇的提案！

这下全日本都傻了！在日本历史上，天皇的旨意从来没有被否定得这样毫不留情！西园寺公望脸上也挂不住了，他毕竟是皇室宗亲，理应站在天皇一边，否则天下人将会如何看待背叛天皇的他呢？于是，西园寺公望辞掉了政友会总裁一职。但是他坚持天皇是人不是神、皇权必须被宪法节制的思想并没有任何改变。

紧接着，东京、大阪等地发生反对内阁的示威和骚乱，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宪政风波”。各大政党也纷纷提出“打倒阀族，维护宪政”的口号。而背后的支持者，就是希望从贵族和军阀手中夺得权力的银行家与产业资本家。买卖人首先关注的是投资回报率，赔本的买卖没有人愿意埋单。军备过度扩张，军事冒险万一失败，投入巨额金钱的投资人岂不是血本无归吗？赔本的买卖可没人会做。

大正天皇立刻处于极端孤立的尴尬境地，除了从扩军政策中直接获益的以长州藩为核心的陆军还站在天皇一侧，其余各种势力纷纷站在了西园寺公望的一边。

局势在进一步的恶化中，首相桂太郎被迫辞职。西园寺公望等元老向大正力荐了超党派的首相来组阁，此时的大正天皇心力交瘁，威严尽失，冲动之下，甚至威胁要退位，尽显其性格中脆弱的一面。最后，闹情绪也好，威胁退位也罢，大正天皇不得不在国家政策和人事安排上，做出了一系列安排和让步：

〖撤销扩充军队计划的大部分内容；

暂时放弃武力征服南洋的计划；

万一爆发世界大战，日本和控制太平洋地区的英法美同步；

天皇年龄最大的顾问由一名平民出身的官员取代；

裕仁皇太子离开皇家子弟的特别学校，到一所斯巴达式的学校里接受教育。[3]〗

这个事件被称为“大正政变”。

大正天皇从此郁郁寡欢，1919年突发脑溢血，之后转为精神病。在一次阅兵仪式上，他当着外国使节的面，把诏书卷着当望远镜四处张望。大臣们认为天皇不再适合管理朝政，于是，1921年由裕仁皇太子摄政。

为什么大正天皇的让步会牵连到裕仁呢？

皇室贵族认为，“大正政变”的根源在天皇身上，是他的懒散和缺乏决策能力才导致皇权的危机。因此，裕仁出生仅70天，就被寄养在退役海军将领家里，接受“武士道”教育，之后由专门的“御学问所”的教师负责培养，目的就是打造出一个合格的专制君主，以待将来皇权能够卷土重来。

「天皇之梦：皇权的东山再起」

1921年12月的一天，刚从欧洲旅行回来的摄政王裕仁，在皇宫里接见了贵族和政治家西园寺公望公爵。西园寺公望是历经孝明、明治、大正的三朝老臣，他来皇宫参见之前已经听说，前一天裕仁在皇宫里，为庆祝旅欧蜜月归来和执掌大政，举办了一场不拘礼节的狂欢宴会，参加的全部是皇室宗亲和贵族近臣。这种摄政王和一小撮亲信的公开聚会，在当时还十分少见。这让西园寺公望十分担心和震惊。现在日本的上流社会纷纷猜测，裕仁执政以后，所依靠的到底是秘密团体还是内阁。西园寺公望和退下来的几位老臣都认为，裕仁应该谨慎行事。裕仁十分耐心地听了西园寺公望的劝告，并故作严肃地为前晚的荒唐行为道歉，接着十分诚恳地请求西园寺公望出任天皇的高级顾问。

西园寺公望对裕仁纠集秘密小团体的事颇有顾虑，就推说自己已经70多岁，到了退休年龄，只想住在海边读读小说，弹弹琵琶，安度晚年，没有精力担任如此重要的职位。

裕仁了解他的担心，便答应如果西园寺公望同意，他将公开宣布放弃对秘密小团体的支持，以表示对君主立宪制的尊重。

西园寺公望默默沉思了一会儿。他作为贵族藤原家族的一员，应该保持家族的传统去维护天皇制度。另一方面，他担心以后不能制止裕仁像他父亲大正天皇一样的专制行为，从而使自己被卷入天皇和财阀的斗争中两头不讨好，弄得自己晚节不保，毁了一生为民权和自由而奋斗的名誉。最后他认为日本国民在过去的10年里，已经渐渐改变，也许能接受恩师伊藤博文所倡导的法制和宪政的理想。如果民意与天皇的意志冲突，相信裕仁会尊重和接受大多数臣民的意见。现在国家需要他，就应该接受这个职位。于是，他同意了裕仁提出的建议。

裕仁在等待西园寺公望答复时已经不耐烦了，但他必须有耐心。西园寺公望是裕仁梦寐以求的挡箭牌和前台人物，他在明治时期的内阁和最高顾问机构枢密院供职长达40多年，在官僚和议会中拥有崇高的声誉和广泛的人脉。他行事敏捷周到，人品正直，既能为天皇在人们心中留下和谐慎重的印象，又擅长言不由衷和面面俱到的言辞，为天皇过激的政策和失误进行辩护。

搞定了西园寺公望，裕仁天皇就可以隐居幕后，充分施展他长袖善舞的政治手段和借力打力的韬略，若隐若现地左右政局，从容不迫地积聚皇权势力，待机而动。

有了多年的执政经历，裕仁天皇越来越成熟。他也有郁闷和痛苦的时候，每当此时，他就会来到皇宫的御书房。就在房间的角落里，他珍藏着一座心爱的拿破仑半身铜像，每每看到这座铜像，他的精神都会立刻大振。这是他在欧洲旅行中，为自己买的唯一的纪念品。记得在法国参观拿破仑陵墓时，他曾经出神地盯着拿破仑那把奥斯特里茨宝剑，想象着自己如拿破仑般驰骋疆场。“英雄当如拿破仑。”每当他遇到困难时，常常以拿破仑当年横扫欧洲的气概来激励自己。他相信曾祖孝明天皇以来的“尊王攘夷”的梦想，必将在他的身上发扬光大！

回想400多年前，战乱频繁，皇权旁落，幕府将军嚣张到不向天皇提供任何财政补助，天皇穷得常常拿不出钱办一顿丰盛的宴席来招待大臣。因为缺钱，后土御门天皇死后44天才下葬，他的继承人也不得不把登基仪式推迟了22年。后来的天皇后奈良，潦倒落魄到上街卖字，后来靠勤王者筹集到钱，终于建了一座新宫殿，让天皇过上了体面的生活。即使这样，当西方人不远万里来到京都朝见天皇后奈良时，被告知因为幕府将军不在，请求不能送达。因此天皇被描述成了隐居在京都、没有权力的宗教领袖。以后的300多年中，没有一个外国人见过天皇。在西方，天皇的存在被完全忘记了。

孝明天皇时代，美国胁迫幕府签订通商航海条约，天皇在屈辱中向西方敞开国门。从此“尊王攘夷”成为历代天皇的梦想。裕仁的爷爷明治天皇依靠三井等财阀的资助开始了明治维新，废除幕府，恢复皇权，总揽大权于一身，和财阀结下了不解之缘。

过去依赖幕府将军施舍的教训让明治领悟到，为了维护最高的神主政权，金钱常常比武力更重要。明治将新的工业在日本的开发垄断权和殖民地物资的贸易权，赐给三井、三菱和住友等财阀，并从中分得一份红利。三井掌握了日本最大煤矿的经营权，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樟脑和砂糖的专营权。天皇和财阀结成了互相依赖的同盟关系，依靠天皇的支持，财阀控制了日本银行、重工业、运输、贸易等支柱产业，作为回报，财阀对天皇忠心耿耿，根据天皇的长远国策来调整工业和商业计划，成为名副其实的“政商”。到明治时代结束时，皇家积累的财产由明治掌权时的区区几万美金增加到4000万美金。

但是随着大正天皇时代的开始，把持国家经济命脉的财阀，也像西方国家的大银行家一样，越来越以自己的利益为重，企图凌驾于天皇之上。他们频频插手帝国的政策。当年大正实施以“完善国防”为核心的帝国纲领，对军队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充实，以西园寺公望为首的代表财阀利益的元老们，便以全国仍在为平衡日俄战争留下的财政赤字而节衣缩食为理由，屡次否决了天皇精心构思的扩军方案，逼得天皇差点退位，最后郁郁而终。

现在看不到帝国“长远规划和利益”的财阀和政客们，又对裕仁天皇占领满洲的计划推三阻四，让裕仁天皇在实现梦想中的中兴大业时感觉十分掣肘，是到了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的时候了！

从孝明天皇时代开始，日本就制定了在天皇领导下驱逐蛮夷统一国家的战略计划。首先是提高国力，实现现代化；然后以向海外扩张的方式和敌人作战，在日本和西方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保证日本的安全。由此而产生了“北进”和“南进”之争。北进派主张吞并朝鲜，侵占满洲、蒙古，后来包括西伯利亚地区，而南进派则认为应该占领或控制日本以南，包括海域诸岛及东南亚的南洋地区。

裕仁认为，北进只是国防的需要，丝毫不能解决日本人口过剩、工业品出口和战略物资来源等关键问题。日本人不喜欢气候寒冷的地方，北海道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归属日本，可到现在还是地广人稀。后来明治天皇征服了同样寒冷的朝鲜也于事无补。如今陆军中头脑幼稚简单的北进派，还想以满洲为基地，进一步扩张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和飞沙走石的蒙古，简直就是疯言妄语！

南洋气候温暖，土著人稀少而懒惰，便于日本人移民，而东印度群岛丰富的石油、橡胶和矿产将为日本工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战略资源，所以日本帝国的前途和希望，在南不在北。[4]

现在蒋介石忙着“围剿”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苏联埋头搞国内建设自顾不暇；英美为经济危机所困，对“九一八”事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裕仁正是看到了这个机会，才正式开始实施他的宏伟蓝图。满洲只是计划的第一步，随后帝国的势力可以从满洲沿着中国海岸线南下，最终控制南洋的战略要点。

肩负着几代人“尊王攘夷”的梦想、受过西方教育、熟知西方历史又身为生物学家的裕仁，自认为对“攘夷”的理解，超过了前辈。他的雄心已经远远不止于“攘夷”，他认为，日本不能再孤立存在，而是要以领袖的思维进入亚洲和世界。他从自己的偶像拿破仑、林肯和达尔文的成就中得到启发，决心要像拿破仑一样抗击英美西方列强，像林肯解放黑奴一样把亚洲和全世界从殖民统治下“拯救”出来，用大和民族的神道教来促使其他种族“进化”。进攻、解放、进化，这就是上天赋予他的使命。

要全国一致对外，就必须说服日本社会的主要政治势力。其中，军队和浪人非常理解和支持天皇的意图，紧紧跟随天皇的步伐。而财阀及其支持的政党，往往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在裕仁看来，随着帝国疆土的扩张，财阀的势力自然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可恼的是，现在他们局限于眼前利益，害怕国际联盟可能提议的经济制裁会影响他们的利益，不愿意在长远规划上和帝国站在一起为占领满洲和今后的行动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

回想祖先因为大权旁落而穷困潦倒，想到父亲被逼让步，再到今日自己与财阀政客的争权，裕仁发誓一定要牢牢建立以皇权为中心的帝国，武力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核心，必要时，他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决不能像父亲那样心慈手软。

裕仁执政这些年来，不知多少次地想象着如果自己在父亲的位子上，会如何处理“大正政变”。父亲不太了解日本，他的团结人民共同奋斗、为国效忠的一套法则，只停留在理论上，而没有真切地感受过。父亲认为不管什么事，只要发号施令就行了。他不能想象天皇在什么时候会遭到违抗。他并不懂得如何施展明治天皇的那种悠然自得的魅力和精心操弄的权术。

如果父亲像祖父明治天皇一样，多一些决心和权谋，事情绝不会发展到如此地步。“大正政变”是皇权的全面退步，现在轮到他来拨乱反正、中兴帝制了。

既然政客和财阀不听招呼，干脆绕过他们，直接调动基层臣民，如低级军官、浪人和农民，通过拥护皇权的基层组织、帮会和舆论，发动他们去斗国会议员和财阀们。另一方面，把操纵财阀和政客的事交给西园寺公望，利用他出谋划策。如果决策失误，是西园寺公望承当朝野的批评，如果事情办得不坏，那是裕仁天皇英明。

裕仁天皇心里憋着一股劲儿，他就是要让西园寺公望亲眼看到，自己是如何把权力从梦想“宪政”的财阀和政客们的手中夺回来的。

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对付以元老西园寺公望为核心的财阀政客联盟。

“十一俱乐部”会议的第二天上午，参加会议的亲信把三个提议向裕仁天皇做了汇报，裕仁考虑后认为不错，便吩咐立刻进行，先把三井等财阀送进“美元套利陷阱”。

「三井跟天皇叫板，落入“美元套利陷阱”」

日本如实现共和政府，则三井、三菱一定会是大总统的候选人。[5]

三井支持过天皇，天皇也没有亏待三井。明治维新之后，三井财阀的迅速崛起，离开政府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

1888年，明治政府公开拍卖三池煤矿，投标者包括三井、三菱等四家私营企业，大家都在背后找关系争取拿下这笔大生意。财政部长松方正义决定拍卖标价不得低于450万日元，如果达不到，他就辞职而内阁可能会解散。

三井对三池煤矿志在必得，他们找来三井的最高顾问、政界大佬井上馨打通关系。井上馨当年把自己的物产公司和三井合并，形成了现在的“三井物产”，双方结下不解之缘。井上馨给政府部门打了招呼后，煤矿便和三井银行进行秘密谈判，敲定细节。随后政府突然宣布三池煤矿以455万日元卖给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佐佐木先生，佐佐木代表的当然是三井。而后，三井以区区100万日元定金就拿下了三池煤矿，并将余款分15年付清。

三井买下三池煤矿不到一年，不仅收回了455万日元的成本，还赚了不少。如果按照保守估计，煤矿可以开采50年，将为三井带来4.5亿日元的利润，是当初100万日元定金投资的400倍！这算得上是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案了！[6]

三池煤矿的成功运营，离不开三井以高薪留住的海归技术天才团琢磨。团琢磨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他上任后不负众望，利用刚在国外学到的大型水泵技术，解决了煤矿排水的难题，大幅提高了煤的产量。因为团琢磨的经营和技术天赋，三池煤矿的利润居然超过了三井银行，与三井物产比肩。三池煤矿被称为“三井的手提式保险箱”。团琢磨也迅速蹿升为三井的总裁，以年薪30万日元荣登日本“打工皇帝”宝座。可惜他的辉煌人生却因为“美元套利陷阱”戛然而止。[7]

随着三池煤矿的成功收购，三井经营的重点从商业、金融业向工业部门展开，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逐步成为垄断资本集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势力遍及各个行业的财阀巨头。

《纽约时报》1922年曾这样描述三井：西方文明中从来没有这样的组织。只从事金融业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和三井财阀比起来就非常一般了。三井是东方世界最富有的财团，控制了矿山、银行、铁路、航运、工厂和贸易公司。“像三井一样富有”对日本人来说意味着无穷的财富，就像美国人梦想“像洛克菲勒一样富有”一样。[8]

大财阀不仅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勾结元老、官僚、军阀，操纵政党，左右政权。当时日本的几大政党后面都立着各自的“财神爷”。政友会的元老井上馨，被人称为“三井的大掌柜”，核心人物山本条太郎和森恪与三井财阀有密切的联系，而改进党总裁大隈重信和宪政党总裁加藤高明与三菱财阀关系密切，后者成了三菱创始人岩崎的女婿。这些人从19世纪末开始，一直是日本最活跃的政治人物，成为财阀的代理人，为财阀的利益服务。

1927年，日本发生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银行纷纷因挤兑而破产。财政部长高桥是清发出紧急敕令，宣布全国银行一律停兑三周，并由日本银行向各大银行发放22亿日元的非常贷款，另由政府补助7亿日元，帮助垄断金融资本渡过了难关。随后，政府修订了《银行法》，将开业银行资本的门槛提高到100万日元，强制加速银行业的整合，使一大批中小银行在金融危机中破产或被大银行吞并，而三井、三菱等五大银行乘机捡便宜，急剧壮大起来，资本总额一跃达到全国银行总资本的1/3。[9]

垄断资本家依靠政府的势力，形成金融寡头政治，在金融危机中反而“因祸得福”，不断壮大。这让人联想到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不惜一切拯救包括高盛在内的几个“大而不倒”的银行。同样是政府将纳税人的钱借给大银行，同样是放手让他们的竞争对手破产，难怪巴菲特在危机中毫不犹豫地抄底高盛的股票，有政府站在大财阀一边，试看天下谁能与敌！

财阀有了政党的结盟，遥控内阁议会，在“大正政变”中取得巨大成功以后，越来越肆无忌惮，对天皇和军方的态度也越来越倨傲。可是这一次，他们面对的是精明而富于权谋的裕仁天皇！

“十一俱乐部”会议后第二天，西园寺公望通过密探知道裕仁天皇智囊团的密谋之后，他明白天皇和他的小圈子在占领满洲后，没有按照他的请求“停下来想一想”，而是在加速向前推进。他决定取消回东京的计划，留在京都，向全国暗示，他不在天皇身边是因为他对国家新的扩张政策有不同意见。

同时，因为与住友财阀的特殊关系，他警告住友的银行家们千万不要卷入“美元套利陷阱”中，并通过他们私下和周围的人议论这件事，向天皇施加压力。

1931年10月初，财阀中最大的三井在听到内幕后，经不起诱惑，大举投机外汇市场，购进1亿美元，坐等美元套利变成现实，其他财阀也纷纷跟风买进。这下主动权就掌握在天皇手里了，如果财阀和西园寺公望站在一边，不为占领满洲融资，裕仁就按兵不动保持金本位，把财阀逼到破产的边缘。如果他们参与进来，就可捞到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美元的快钱。

西园寺公望听说三井等财阀掉进圈套后，明白自己和三井一样也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但是他仍然坚持留在京都。同时，他再次警告住友的管理层，一场金融大屠杀将会到来，让他们自己掂量是否值得从中牟利。大多数高管都听从了他的告诫，以至于两个月后日元贬值时亏了不少钱。

在东京，天皇的小圈子正忙着把不同利益的政治势力组织起来，这个联盟包括军官、政客和三井财阀的董事。台上的民政党内阁怕风险太大，不愿承担这个责任，一再向天皇请求辞职。在野的政友会不得不硬着头皮顶上，因为他们已经向后台“财神爷”三井保证日本会放弃金本位。三井已经赌了1亿美金，为免夜长梦多，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让自己的政友会上台，以套现美元，获取投机利润。

裕仁天皇不慌不忙地要现任内阁再留守几天，等待国际联盟的决议。可三井财阀越等越着急，天天催着政友会想办法。政友会总裁被逼无奈，11月在一次选民集会上公开承诺要使日本效仿英国脱离金本位。消息一出，外汇市场上日元立刻下跌，三井财阀美元兑日元账面大幅盈利，压力顿时减小。西园寺公望听到这个消息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连连说道：“这不是一家银行还没开门就宣告破产吗？”

12月10日，国际联盟的决议终于下来了，对日本既不谴责也不包庇，而是要派个调查团到满洲和日本查访以后，才能判定“孰是孰非”。虽然国际联盟搞的是无原则的敷衍搪塞，但是派遣调查团这件事，在裕仁看来极其不靠谱，这无疑是给满洲的抗日斗士打气，无限期拖延国际联盟和日本之间的危机。

裕仁决定立即启动脱离金本位和“假战争”。

几天后，三井财阀的“美元梦”梦想成真，日本财阀和政府的横滨正金银行共获得几千万美元的账面利润。财阀们弹冠相庆，他们又一次让天皇妥协了！他们却忘记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些钱变成了永远捏在裕仁手里的把柄！

裕仁接受现任内阁的辞职书后，就派人告知西园寺公望来东京参加新政府的就职仪式。呆在京都的西园寺公望终于醒悟过来，他以后不得不经常陪裕仁玩这个“推荐首相，找替死鬼”的游戏了。他不禁充满讽刺地问：“天皇的小圈子选了谁？”

当得知下一个替死鬼是曾经担任政友会总裁的犬养毅时，西园寺公望不禁佩服裕仁的精明，犬养毅正是钓蒋介石上钩的最佳诱饵！

「“一·二八”淞沪抗战：日本发动的“假战争”」

犬养毅是明治以来的三朝老臣，和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关系非常深厚。他是孙中山的革命密友，始终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蒋介石落难日本时，犬养毅收留并帮助过他。

只有像犬养毅这样的人告诉蒋介石，计划在上海发动的战争是给国际联盟演的一出戏，蒋介石才会相信，甚至愿意配合把戏演好！

1931年12月13日，犬养毅内阁正式上台，他的特使已经在南京和蒋介石秘密会谈了一段时间。双方约定，蒋介石默认日本侵占满洲的“合法性”，作为交换，日本帮助蒋介石消灭驻扎在上海的第十九路军。第十九路军属于反对蒋介石独裁的粤派势力。一旦“独立”的“满洲国”获得蒋介石的承认，国际联盟就没有理由谴责日本政府，更不用说经济制裁了。

12月15日，蒋介石第二次通电下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和军队总司令的职务，财政部长宋子文和全体内阁集体辞职，并带走所有账本。蒋介石临走时还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4个省政府担任主席，为夺回政权埋下了伏笔。这样他可以放心坐观“假战争”的发生，既避免承担战争责任，又能伺机回来变成结束战争的功臣。

为确保战争按既定规划进行，裕仁派自己的祖叔闲院宫担任陆军参谋长，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干将板垣大佐被调回东京，协助制定“假战争”的作战计划。

1932年1月，国际联盟还没有出发去满洲，关东军就对东北各地展开全面迅速的攻击，这让西方列强丢尽面子。美国国务卿提议召回大使和经济制裁，但在国会和政府里支持者寥寥，只好给日本发了个不承认满洲的强硬照会。这下让日本摸清了英美的底牌，更加放心地执行预定的计划。

美国、蒋介石、国内都搞定了，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就等着制造发动战争的理由了。

1月8日，裕仁天皇去东京郊外观看军事演习，他的行程5天前被一反常态地登载在报纸上。那天的保卫工作非常彻底，关东军的秘密警察部队被从满洲空运过来协助安保，东京的公共场所和朝鲜人爱去的旅馆被突击搜查，但不知为何“漏过了”一位来自上海的朝鲜独立运动的成员。他12月从上海出发，在日本入关时，神秘地“躲过”了向来精明的移民官，又在铁路便衣的眼皮底下搭乘火车来到东京。这时他身上每一个口袋里都揣着一个手榴弹，静静地等着天皇的车队。

当他看到有菊花标志的天皇马车经过时，拔出手榴弹扔了出去，可惜手榴弹落在一位内大臣的马车下，只发生了小小的爆炸，大臣毫发无损。刺客立即被逮捕，被关进与外界完全隔离的死囚牢房，9个月后被秘密警察处死。

事后，那位被攻击的内大臣十分镇定地通知说，不必报告西园寺公望；天皇了解刺客身份后调侃地说他一定是朝鲜独立党的成员；天皇的一位亲信事前在日记里写道，他预感那天会出事。

刺杀事件使本来对天皇越来越失望的臣民产生了强烈同情心，纷纷要求负责警务的内务相剖腹谢罪。内务相只得和其他内阁成员一起递交了辞职书，天皇一眼不看就退了回来并让全体内阁留任。

西园寺公望听说这些后，沉默半晌，说了一句大逆不道的话：“常说天皇凌驾于宪法之上，但是除了宪法外，天皇还能在什么地方找到存在的理由呢？”[10]

1月9日，刺杀事件后的第一天，在上海，跟日本情报机关有联系的一位记者报道了这条新闻并写道：“只是炸毁了随车，实在遗憾。”上海的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等报纸都转载了这个报道，这在日本侨民中引起骚乱。日本驻上海的领事馆随即提出抗议，要求该报道歉停刊。日本特务抓住这件事，开始制造战争的借口。

刺杀事件后的第二天，在上海的日本情报机关收到来自东京的电报：“满洲事件”按预计发展，但内阁有人因列强反对仍持怀疑态度，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1月18日，五个日本和尚到三友实业毛巾厂门口走走停停四下窥探，突然从旁边冲出一些身份不明化装成工人模样的打手，把日本和尚打得一死四伤。第二天上午，上海日侨举行大会，请求日本政府保护。日本情报人员闯进三井驻上海办公室，用手枪逼着三井员工给东京总部发电报，要求政府保护。

天皇小圈子成员利用这个电报，要求三井承担发动“假战争”的费用，因为那是为了“保护三井在上海的利益”。犬养毅要三井捐献800万美金，作为政府调集军队去上海保护三井的费用。三井总裁团琢磨觉得政府的要求简直就是黑社会敲诈，就回复说三井不需要这种保护，也付不起这笔巨款。犬养毅提醒团琢磨，听说三井刚从美元套利中至少赚了2000万美金，人要知恩图报，没有政府的帮忙，三井怎么能赚到这笔钱？如果三井同意提供资金，政府可以同蒋介石谈好让满洲“独立”，从而避免国际经济制裁，保证三井的利益。

团琢磨是个聪明人，终于弄明白这是天皇以武力建立帝国计划的一部分，而且不会因为西园寺公望这些政客或者三井财阀的反对而改变。天皇会以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逼迫他们妥协，美元套利便是天皇的一个圈套，一场大的较量即将来临。他同意考虑首相的建议，但是不能保证三井和其他财阀会支持这个计划。

1月21日，天皇命令议会休会，准备一个月后的大选。这样，裕仁在过渡期间，可以行使宪法赋予天皇的一项特权——批准不在预算中的额外支出。同时裕仁的亲信警告西园寺公望，2月10日之前，如果财阀还不能下决心为“假战争”提供资金，将发生令全国震惊的流血事件。

1月23日以来，日本海军舰队陆续在上海抛锚，上海市民纷纷要求南京政府派兵增援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南京政府继续按兵不动。

1月26日，参谋总长，裕仁的祖叔闲院宫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命令上海的海军行使自卫权力。

1月27日夜里，遵照蒋介石的幕后指示，国防部长何应钦给第十九路军发了三次急电，要他们忍辱求全，避免冲突，千万不可妄动，以免妨°国防大事。

1月28日上午8点，据日本官方报道，一位看似属于反日“救国会”的中国人，把一枚看似炸弹的东西扔进日本领事馆。这给了日本海军开战的最终借口。

下午5点，《纽约时报》记者去港口采访日本海军指挥官的时候被告知，晚上11点，日本海军陆战队将开进闸北，保护日本侨民，可是当时在闸北需要保护的日本人早在两天前就撤走了。

晚上8点30分，日军发出所谓“公告”，要求“中国方面将闸北所有中国军队及敌对设施立刻撤离”。为保证拥有出兵进犯的借口，日军故意拖延到11点，才以信函形式通报上海市长。在通报仅仅几分钟之后，甚至还没有确定最后通牒是否送达，日本海军陆战队进入闸北。也就是说，日本根本不会给中国任何机会。

淞沪抗战爆发了。日本军队遭到第十九路军的顽强抗击，军长蔡廷锴表示要与日军战斗到最后一人。蒋介石看到第十九路军不但没有被日本人消灭，反而成为英雄，再也坐不住了，马上跑回南京，宣布要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领导政府和军队。

蒋介石不得不同时演两场戏，一场暗戏演给日本人看，继续和日本特使进行沟通；一场明戏演给中国人看，而且情节非常搞笑，与蒋介石参战的说法背道而驰。他命令嫡系警卫师准备作战，可是过了三个星期部队才到达前线；国民党海军居然宣布中立，远远地躲到长江上游去了；在战事正酣时，国民党海军在日本神户船厂订购的一艘军舰下水了，中国大使出席了庆祝典礼，并和大日本帝国海军军官举杯共祝中日友谊长存。这哪里像两个交战国啊？简直就是“大东亚共荣圈”里的两个亲兄弟。

第十九路军听到蒋介石的许诺后欢欣鼓舞，以为蒋介石终于良心发现，不再被身边的银行家和资本家所迷惑，开始为国家利益着想。他们勇敢作战守住防线，让大日本皇军十分丢脸，号称日军精锐的海军陆战队，在飞机和炮舰的轰炸下，加上日本侨民和水手的帮助，居然还是不能攻破第十九路军的防线，他们真急红眼了！

可是比他们更急的是尊贵的裕仁天皇。为了防止日本海军为了挽回荣誉而假戏真做、扩大战争，他命令增援部队要缓缓推进不可急躁，还每天亲自查看关于战斗部署和后勤的每一个细节。他心里知道，这次游戏玩大了，不仅要蒙蔽国际社会，还要欺骗他的臣民和为他卖命血战的官兵。最后实在放心不下，把皇后的堂兄调来担任海军总长。这下海陆军最高指挥官都是皇亲国戚，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场战争对裕仁有多重要了！

一边是裕仁急火攻心，另一边是三井等财阀磨磨蹭蹭不往外掏钱。按照日本惯例，国家的财政大计都要征得大财阀们的同意。现在钱还不到位，显而易见，他们对帝国政策持有异议。这是明目张胆地向天皇叫板！这次他们可要吃点苦头了。

「暗杀的国度」

1932年2月初，当日军轰炸的目标越来越靠近西方列强在上海的租界时，日本政府向东京的外国使节发出调停中日之间“误会”的提议。过了两天得到回复，美国国务卿表示必须把上海的斡旋和满洲问题结合在一起。这样，只要西方国家对上海问题采取强硬立场，害怕经济制裁的大财阀们就不会为战争掏腰包。虽然日本的国家信用在纽约等国际金融市场上跌到最低点，对今后日本海外融资十分不利，裕仁仍然坚持拒绝接受美国的方案，他更没忘记一个月前警告财阀的2月10日的期限。既然他们还拿不定主意，惩罚银行家的计划开始启动。

这次倒霉的是前大藏相井上准之助，当初正是他协调三井等财阀进场囤积美元，而且他知道这个阴谋来自皇宫，后来他在劝导财阀们向国家捐献部分利润一事上办事不力。俗话说：“伴君如伴虎。”谁让井上准之助知道得太多呢！

2月9日，裕仁邀请了原来中国情报网的负责人到皇宫讲课，此人在中国的下属是日本右翼组织血盟团的领袖，他们以暗杀政界人士闻名。当天晚上8点，井上准之助准备在一所小学作竞选演讲时，被血盟团最厉害的刺客连开三枪毙命。“三重阴谋”的第一个牺牲者诞生了。刺客在警察局受到异乎寻常的优待，几个月后上法庭时，精神抖擞，红光满面。

除掉井上准之助的另一目的，是为了在即将开始的大选中打击执政的政友会和犬养毅，因为美元套利是在犬养毅内阁时期发生的，而政友会的温和主张往往和天皇及军方的扩张政策相左，他们认为帝国应该奉行经济扩张而不是军事扩张，同中国要保持长期合作。

大选的结果让裕仁小圈子非常担心。看来老百姓不傻，他们知道现行的经济政策是内阁从上一届政府继承下来的，所以继续投政友会的票。

刚被井上准之助的死吓出一身冷汗的财阀们，看到选民不支持战争，就挺起腰板，准备重新挑战天皇。当初为了利益背弃了西园寺公望的财阀们，现在纷纷找上门来，要和他共同发起“宪法保卫运动”，再创“大正政变”时期的辉煌。

财阀们招募了自己的保安队伍，来对抗血盟团。他们不但不答应为在上海的“假战争”埋单，居然还想出了收买对天皇最忠实的关东军的主意。三菱的代表找到关东军司令官，请求他接受一张高达10万美元的“捐献”。他们得到的回答是：金额太小，三菱应该更慷慨些，直接捐给东京的陆军参谋长。

裕仁小圈子认识到这是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唯利是图的财阀勾结政客，迷惑了天皇的臣民，现在又要收买陆军。而政客们被财阀的金钱和西方所谓的议会民主腐蚀，丧失对国家和天皇的忠诚。所以，必须对罪魁祸首的财阀实行直接打击。

让裕仁小圈子欣慰的是，2月29日，在国际联盟到达东京的时候，7万日军精锐终于突破了5万第十九路军战士的防线，而3月1日，傀儡“满洲国”也大张旗鼓地宣告成立了。3月2日，国际舆论完全被一位闻名世界的美国飞行家小孩的绑架事件所吸引。这一连串的利好消息被他们认为是天赐良机，这下可以放心准备如何对付财阀了。

当天，三井银行召开股东会议讨论年度报告，年度报告特别指出过去一年银行业务遇到的困难，由股市和英镑贬值带来的损失远远超过美元套利的利润，而美元套利完全是为了对冲英镑贬值的损失，最终三井银行净亏损400万美元，外界批评三井投机美元大赚黑心钱是完全没有道理的。[11]

3月3日，财政部好像完全没有理会三井哭穷的呼声，宣布为了偿还上海战事带来的债务，准备发行约800万美元的债券，希望三井等财阀为国家利益着想，积极购买。三井总裁团琢磨毫不买账，答复道：“全国大企业家一致认为，公司财政困难，缺乏现金，难以如愿购买债券。”双方干上了！[12]

1932年的日本正处在经济危机中，而东北部农村遭受1869年以来最严重的粮食减产。农民以草根为食，他们的女儿被买去当歌妓，儿子去满洲“保卫国家利益”。本该用来赎回女儿的钱不得不去付租金和税。另一桩悲剧发生在一位儿子在满洲的农民父亲身上，儿子出发去满洲之前写了封信告诉父亲，但是忘了贴邮票，而父亲因为付不起4分钱的邮费不能收信。一个月以后，父亲接到儿子在满洲战死的正式通知。[13]

老百姓的日子非常艰辛，对资本家怨声载道。裕仁小圈子认为这是对财阀采取行动的最佳时机，既能把财阀当靶子泄民愤，又能叫他们乖乖听从天皇的指令。

3月5日，团琢磨在三井银行大楼门前被血盟团的刺客一枪击倒，20分钟后死亡。

刺客后来对《朝日新闻》说：“我的目的是在打破腐败的既成政党，但是在既成政党的后面，必有财阀的巨头，所以我的计划是从暗杀财阀巨头着手，团（琢磨）是三井财阀的中心，所以我要杀他。”[14]刺客对财阀的批判真是一针见血，完全符合天皇的心意。

团琢磨被刺杀后的第二天，西园寺公望回到东京，但是拒绝按照礼节进宫朝见天皇。他一直在同各方会谈，想要竭力保住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宪政之梦。他要犬养毅内阁留任，让人们保持对立宪议会的一点点希望和信心，并竭尽全力阻止暗杀的恐怖政治。作为交换，西园寺公望要求大财阀买入为上海战事发行的全部800万美元债券，另外拿出750万美元作为傀儡“满洲国”的启动资金。

一切商量好后，西园寺公望进宫向天皇谈妥了安排。可是事情并没有如他所愿，暗杀没有停止，阻挡帝国扩张的一切力量必须被清除。

5月15日，海军少壮派军官和农民法西斯组织成员，发动武装政变。他们计划分4路袭击首相犬养毅的官邸、内大臣官邸、政友会总部和三菱银行，再占领警视厅、破坏变电所。除了杀死前首相犬养毅，其他袭击目标大都没有实现，最后他们乘坐出租车到警视厅自首。

刺杀犬养毅首相的11名凶手遭到军法起诉。可就在审判前，法庭收到一份由35万人以鲜血署名的请愿书，请愿书是由日本各地同情凶手的民众发起签署的，请求法庭从宽发落。在审判过程中，凶手们不但没有认罪，反而以法庭作为宣传舞台，宣扬他们对天皇的一片赤胆忠心，激起民众更多的同情心，呼吁改革政府和经济。除了请愿书之外，另一份由11位年轻人寄来的求情书也被送到法庭。他们附上每人的一根手指表示他们对刺客的敬意，并请求代替11位刺客赴死。

民意如此，怎能不教天皇对他亲自操盘的“尊王攘夷”之梦信心满满！

「皇权战胜了金权」

“从最初开始，裕仁就是一个行动型的强有力的天皇，但矛盾的是，他给世人的印象却是一个防守型的被动的君主。全世界都认为在决策过程中，他没有起任何有决定意义的个人作用，坚持将他视为一个无能的、有名无实的元首，缺乏智慧，没有知性。事实是，他比大多数的评价更精明、更狡猾，也更精力充沛。从裕仁的谨言慎行中，人们可以读出比他实际说的和做的更多的东西。在执政的前22年，他发挥了高度的影响力，对于想做的事，他很少表现出无能。”[15]

裕仁天皇主导的日本侵略扩张的背景和德国非常相似。他们都在经济上完全垄断；文化传统上爱好武力、尊重权威、崇拜秩序、勤奋刻苦，深刻体现了对自己独特价值观的自负以及得不到尊重的怨恨；政治上，日本1889年宪法的范本就是俾斯麦的德国宪法，虽然两国都是立宪制，但是议会后面真正掌权的是军队、地主和资本家的联盟。两国唯一重大的区别是工业实力，日本是个真正资源缺乏的国家，缺乏煤、铁矿石、石油、合金材料、水力资源，甚至食物。而德国只是用它来做宣传而已。[16]

先天的缺乏资源和日本明治维新后快速增长的人口形成了强烈的矛盾。日本全国人口从1873年的约3000万增长到1939年的7000万。他们想效仿当初欧洲向外移民来解决人口问题，无奈世界上的大部分殖民地已经被欧美国家瓜分干净。同时英、美、德、法、俄等国对日本的扩张十分警惕和不安，1921年英国拒绝恢复英日同盟；1922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日本人没有资格归化为美国公民，这些大大伤害了日本民众的自尊心和自豪感，更增加了日本对英美的敌对情绪，转而通过武力扩张来解决国内的矛盾。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打击下，日本和德国都推行对内镇压、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建立了法西斯统治，以提高国防开支、实现国家经济军事化的手段来克服危机。

在德国，由于皇权的崩溃，政权的更替是自下而上，通过大选来实现的。

1929年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爆发了，德国经济急转直下，1930年，德国失业人口达到200万，1932年ì升到600万。纳粹党立刻抓住这次历史性机遇，指责《凡尔赛条约》和战争赔款导致了德国的经济危机，抨击政府软弱无能，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经济的萧条和社会的动荡使德国人民对魏玛共和国彻底丧失了信心，转而支持纳粹成为国会的第一大党，希特勒政府上台了。

很多人误认为纳粹政权是一个独裁政权，拥有着社会运作的所有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一切社会资源，希特勒可以决定所有人的命运。实际上，作为政治家的希特勒必须依靠德国社会的四大权力平台的配合，才能运作政府。

当时德国的社会权力平台，包括工业资本家、军队、官僚阶层和容克地主阶层。希特勒通过保证农产品利润、管制农民工资、减少贷款利息和税收，以及免交失业保险等一系列措施，保护容克地主阶层的利益，并获得了他们的支持。

由于历史上以普鲁士军官团为核心的军队势力与容克地主阶层渊源极深，普鲁士军官团的精英都是出身容克地主阶层，保护容克地主阶层使希特勒赢得了军队的支持。

通过要求官僚阶层的犹太人和反纳粹的人士提前退休，大量纳粹党员成为公务员，加强了纳粹的势力。

资本家在纳粹上台后权力大增。这个阶层的人士并没有被大规模地组织起来，也没有按照向某一个领袖尽忠这样一种原则受到控制和制约。纳粹政府基本上是不干扰工业和商业自由运作的，而且纳粹党除了处在战争的紧急状态下之外，对于工业资本家总体而言也没有太多的控制。

传统观点认为，纳粹德国实行的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和完全独裁的政治体系，实际上这种认识并不准确，因为当时的德国并没有真正建立起这样一套组织模式。应该说，纳粹德国的这套系统是一种专制资本主义，但不是独裁资本主义，其主要特点是对整个社会进行有效的组织，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各种社会行为和资源的调动主要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目的。[17]

日本和德国最大的不同是帝制皇权，日本不是依靠政党和大选掌握政府，而是以自上而下方式，由天皇和强势的军部来主导，依靠对内策划一连串暗杀、政变等恐怖事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来扩大势力和影响，建立军事法西斯专政。

日本“君主立宪”是由君主为主体的立宪，宪法只是君主管理国家的手段，而不是对君主的制约。恰恰相反，宪法不仅要保护天皇，还要明确一套机制，使天皇的权力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天皇是“帝国元首”，由天皇任命内阁大臣，各级官员必须效忠天皇；天皇是军队的“大元帅”，直接统帅和指挥军队，政府和议会不得干涉；天皇可以召集或解散议会，可以颁布诏书取代法律；议会只对天皇起协助和咨询的作用。可见，日本天皇比希特勒的权力大多了，而且有法律明确规定。当然，法律归法律，天皇的实际权力仍然取决于天皇本人与财阀、政党、军队之间的博弈，大正天皇的权力与明治天皇的权力就不可同日而语。

日本军队势力集团，在明治维新后的政治基础上，经过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两大对外战争，成为政府的权力中枢，占据特殊的政治地位。军部势力有两大支柱，一是参照德国，实施军政军令大权分立、统帅权独立的原则，极大强化了军方政治地位。二是日本的法律明文规定内阁中的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担任，更是确立了军队干政的法律依据，如果军方抵制，内阁必然垮台。1907年制定的《军令》，明确有关统帅权事项只需军部大臣同意，而绕开了总理大臣。该制度使政党、政府对军权不得染指，军部却可以根据军方意志派员担任内阁大臣，直接操纵国家政务，掌握内阁的存亡。正如“大正政变”中，陆军大臣的辞职就轻而易举地搞垮了军方不满意的西园寺公望内阁。

明治维新时代，国家的目标是用一代人的时间将日本建成工业化国家。而日本底子薄，起步晚，唯一的方法是由政府引导，倾全国之力发展经济。这样日本形成了几个和政府紧密相连的庞大的垄断企业，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常常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资本家常常使用合作的态度执行国家政策。

日本的政党政治活动在早期依赖元老举荐制度。政党要想组阁成功需要跨过两个门槛，第一是元老的举荐，第二是选举中获胜。各个政党不是努力通过自己的纲领和宣传去争取选民的支持，而是揣摩如何博取元老们的欢心。当元老一个个离去后，缺乏民众根基和纲领的政党内阁，在面对强硬的军部的行动时毫无还手之力。

宪法保护下的皇权、强硬的军队、合作的资本家和软弱的政党，这一切都让天皇的军国主义专制道路比希特勒更加一帆风顺。

裕仁还向世界证明了他比希特勒高明的地方——天皇对基层臣民的控制和鼓动能力。这些人包括低级军官、浪人和农民。一旦内阁大臣官僚或军队里的高级军官不听指挥，他就直接发动基层民众和下级军官，用“下克上”的方式去完成天皇的意志。

裕仁在他的皇室宗亲的帮助下，很早就开始培养年轻的军官和官僚。早在1921年他在欧洲旅行时，就接见了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等日本青年军官，并获得了他们的效忠，他们后来形成了裕仁向军中元老挑战的组织——“巴登巴登十一亲信”，其中的岗村宁次、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都是日本军事扩张的核心人物。

裕仁在宫中建立了控制和培养年轻军官和官僚的教导中心，取了一个比较隐晦的名字叫“大学寮”。对于下级军官和初出茅庐的官僚来说，能在神圣的皇宫里听讲讨论，真是莫大的荣幸，这里待过的人很少会背叛天皇，同学之间结下的友谊会贯穿整个人生，他们的联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对日本的政坛发挥着重大的影响力。

东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大川明周被指定为大学寮学监，他多年在裕仁的亲信身边工作，是日本第一大帮会“黑龙会”头子的忠实助手，还在中国当过10年间谍。他周围聚集了代表各阶层的大亚细亚主义拥趸、间谍和民族主义分子。他被称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教父”和“日本的戈培尔”，是黑白两道通吃的实干家。

在大川博士的指导下，大学寮的课程里加入了他认为有用的各种“主义”。儒家思想、武器发展、应急计划的制订、陆军的改组和地缘政治理论等。天皇的首席顾问开了一门关于天皇地位的课程，解释皇室的各种职责，说明这些职责在调节天皇与其忠实亲信的分歧时的作用，以及讲解决不能让公众和舆论玷污天皇的必要性。来讲过课的甚至还有准军事体系的人员，如秘密警察、商业间谍、贩毒老手、妓院老板、恐怖分子和审讯专家等战斗在“法西斯主义建设”第一线的行家里手。[18]

除了培养人才以外，天皇还支持拉拢帮会和法西斯组织，比如黑龙会和血盟团，让他们以暗杀和政变来诱导民意，清除反对派。

黑龙会创立于1901年，是日本国家主义运动的中心和日本浪人的大本营，势力之大，超过其他任何一家团体。当时成立日本内阁，没有黑龙会大佬头山满的同意，谁也行不通。黑龙会在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中，也曾大显身手。之后与日本军方的合作日趋紧密，配合军队侵略中国和发动太平洋战争。

血盟团是日本右翼恐怖组织，由法西斯僧人井上日召发起，主要成员是学生和农村青年。井上日召曾在中国搞过特务活动，20世纪20年代和老朋友大川博士一起回到日本。他和他的门徒企图以暗杀的方式打倒政党、财阀和特权阶级，在日本实现“君民共治”的法西斯制度。“美元套利陷阱”牵扯的财政部长井上准之助和三井总裁团琢磨，都死在血盟团的枪下。

有了这些组织的暗中配合，天皇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运用“乾坤大挪移”，幕后操纵日本政局，屡屡使出阴谋、暗杀和战争手段，打得政党势力灰飞烟灭，财阀资本家俯首帖耳，国际社会哑口无言，把皇权紧紧握在手中。他的成就已经远超大正，直追明治。

“这样就结束了日本民选政府的实验。犬养毅的被害，有效地使政友会销声匿迹。此后13年内，虽然日本人仍继续定期投票选举，但他们的选票毫无意义——最多不过是对当时公开化了的问题，发表一些不切实际的看法而已。在随后的岁月中，既然财阀已甘心成为国家整军尚武的机器上的轮齿，那么裕仁从他的皇祖列宗处承袭的军事计划可能遭遇的阻力，唯有来自陆军的‘军国主义分子’。

当最后一枚手榴弹爆炸后，烟消雾散；最后一辆出租汽车开到秘密警察大楼前停下来；西园寺公望最后虚张声势的恫吓伎俩被裕仁镇下去之后，死者共计不过4人。一年之后，希特勒夺取政权时，还得刺杀政敌51人，并纵火焚烧了德国国会。希特勒的名字于是立即在全世界成为魔鬼的同义词；而裕仁在他的这场‘三重阴谋’的大政变后，却仍未被人识破——依旧是在宗教色彩的戒律掩盖下的神秘人物，表面看来仍然完全是一个正人君子的典范。他占了当皇帝的便宜，他可以凭借上千年搞阴谋的经验。”[19]

1936年2月26日，当1000多名日本下级军官和士兵高呼推翻财阀统治、打倒贪污腐化的官僚政客而血洗东京时，震惊世界的“二二六”兵变将敢于对抗天皇的势力彻底打垮了。

西园寺公望本在被刺杀之列，但最后政变士兵“突发善心”，放过了他。此时的西园寺公望彻底明白了，这是一种来自最高层的最严厉的警告，他根本不是裕仁天皇的对手，宪政不可能制约天皇，金权也难以战胜皇权！

从此，日本打开了世界大战的潘多拉盒子。

「参考文献」

[1] 日本天皇的阴谋，（美）贝尔加米尼著，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78页

[2] 出处同上，第579页

[3] 出处同上，第410-411页

[4] 南进论，（日）室伏高信，1936年

[5] 日本真相，高宗武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20页

[6] The House of Mitsui，Oland Russell，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39，p223-224

[7] 出处同上，p225

[8] 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8 1922

[9] Japanese Banking，Norio Tamak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55-156

[10] 日本天皇的阴谋，（美）贝尔加米尼著，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605页

[11] The House of Mitsui，Oland Russell，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39，p254-255

[12] 出处同上，p255

[13] 出处同上，p249-250

[14] 日本真相，高宗武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27页

[15] 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美）比克斯著，王丽萍，孙盛萍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8页

[16] Tragedy and Hope，Carroll Quigley，GSG & Associates，1996，p561

[17] 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宋鸿兵编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175页

[18] 日本天皇的阴谋，（美）贝尔加米尼著，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58-459页

[19] 出处同上，p663

第七章 金陵梦断

• 银行家之死

• 外汇平准基金：第二中央银行

• 孔祥熙的美元横财

• 金融版“潜伏”

• 法币破产：外汇自由化的恶果

• 金圆券的最后挣扎

• 为什么蒋介石输掉了货币战争

「本章导读」

为什么外汇平准基金是中国当时的第二中央银行？

为什么四大家族通过法币能够攫取惊人的财富？

为什么外汇自由化是一个在错误时机推出的错误决策？

为什么中共的“金融潜伏”加速了蒋家王朝的垮台？

为什么蒋介石最终输掉了货币战争？

1935年的法币改革，统一了中国的货币，却加速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战争一旦爆发，外汇立刻短缺，法币的基础遭到严重削弱。蒋介石不得不依靠英美贷款，才能稳定货币，坚持抗战。英美充分利用了蒋介石的困境，以外汇平准基金为平台，以外汇贷款为条件，一举夺走了中央银行的大权。

抗战胜利后，四大家族利用货币手段，无情地掠夺了大后方与沦陷区的财富，尽失民心。正在恢复经济的关键时刻，货币稳定本该压倒一切，宋子文却在一个错误的时机，推出了一个错误的货币政策，这就是外汇自由化，其后果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和法币信用的崩溃。

金圆券本来是为了收拾法币的烂摊子，没想到却制造了一个更大的烂摊子，最终葬送了蒋家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