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革命，何以短命？」

从里根到老布什，整个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建立在负债扩张的基础之上。资产膨胀带来了债务膨胀，而偿还债务的资金最终还是源于实体经济。当实体经济无法再提供足够的现金流，而外国储蓄借入也面临干涸之时，资产泡沫的破裂将凸显出原先被繁荣所掩盖的丑陋负债。经济衰退就成为难以逃避的宿命。

1990年日本股市崩溃，经济陷入长期萧条，美国最重要的外国储蓄来源被切断了。德国正忙着国家统一，国内资金被调入东德地区恢复经济，无力再输出更多的储蓄。这对严重依赖外国储蓄的美债帝国，可谓是祸不单行。

美国公司的负债膨胀速度，大幅超过了设备和工厂等有形资产的增长，导致公司净资产从1980年占GNP的94.5％，降到了1988年仅占74.3％，有形资产所能创造的利润，已经无法支撑巨额债务。当资产泡沫破裂后，公司债务本息偿还的压力翻了一倍。公司倒闭和违约的比例较1953～1980年间增加了2.5倍！2000亿美元的垃圾债券市场，陷入失去流动性的严冬。商业地产惨不忍睹，普通房地产一片哀鸿，1万亿美元的按揭抵押证券市场险遭灭顶之灾。过度透支的消费者被迫紧缩开支，加速偿还债务。房地产缩水、消费贷款拖延、公司债务违约，导致银行体系险象环生，近1/4的银行已处在弥留之际，它们控制下的75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令美联储夜夜惊魂。更为致命的是，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已达到了令世界瞠目的4000亿美元，占到GNP的6.5％！一个曾经无比强大的工业国，变成了在世界市场上逐步丧失竞争力的“经济病人”；一个曾经是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变成了没有外国储蓄输血就难以生活自理的“经济瘫痪”；一个曾经让99％的普通人通过勤奋工作就有富裕生活希望的中产阶级天堂，变成了只有1％靠投机冒险巧取豪夺的金融家才拥有特权的乐园。

这就是美债帝国自80年代转型为债务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所留下的全部遗产！

格林斯潘面对的正是战后首次出现的债务内爆型经济衰退，这仅是此类危机发展的早期阶段，比起2008年远为深重的债务危机，不知道要简单多少倍！毕竟此时美国的总负债规模只占GDP的180％，远比1929年的300％，和2008年的350％要小得多。

降低负债，使企业和消费者能够重新轻装上阵，是走出危机的唯一出路。尽管如此，1990～1991年的衰退，比战后其他衰退来得更复杂，恢复期更漫长。1990年的房地产价格，直到10年后才逐渐恢复。整个经济景气，直到90年代中才开始重新振作起来。

而这次经济繁荣的动力，就是令人充满遐想的信息革命时代。

人类的科技进步往往需要漫长的积累，当分散的各个领域的技术突破逐渐向共同的焦点汇集时，将会突如其来地形成巨大的生产力爆发。信息技术的爆炸同样如此。二战之后半导体的出现，拉开了信息革命的帷幕。1958年集成电路的发明，将计算机推向了信息革命的中心，微处理器、网络、卫星、光纤、激光等领域的技术突破在通信领域形成了汇聚效应，并奠定了互联网技术的基础。当1995年第一个图形浏览器“网景”出现后，一场轰轰烈烈的信息革命迎来了第一次高潮。

这一进程非常类似于战后石油化工对工业化所产生的重大推动，石油与化学工业分别在不同的领域积累了数十年的研究成果，当成千上万的技术突破在中东发现廉价石油的汇聚效应之下，立刻引发了石油化工产业的爆发，从根本上突破了工业能源与原材料的瓶颈，带来了欧美日战后经济20年的持续繁荣。

从美国100多年的生产率数据上，可以明显发现这两次重大技术革命对经济产出的巨大影响。1889～2000年的111年间，美国经历了三次生产率高涨的时段：第一次是1917～1927年，生产率增长为3.8％；第二次是1948～1973年，生产率增长为2.8％；第三次是1995～2000年，生产率增长了为2.4％。三次生产力爆发的间隔，大致为20～25年，正好是一代人的时间。

无论是石油化工，还是信息技术，都对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石油化工所创造出的各种新材料，改变了人类所能触摸到的几乎一切物质，而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海量信息，则提供了人脑所能感知到的近乎无限的体验。两者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突破了原有的供应瓶颈，催生了一系列新的产业，渗透到传统领域的各个角落，创造出社会普遍接受的新的产品和服务，当它们为其他产业提供原料、设备或服务时，将极大地提高这些产业的生产效率，当它们形成新的产业时，又都以超高的速度增长。它们牵动着经济各个层面的神经，它们汇集起众多科技领域的发明，它们对人类生活品质的提高，形成了永久而不可逆转的影响。

不过，石油化工对世界繁荣的持续推动力延续了整整20年，而信息技术为经济增长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似乎只维持了短短的5年，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者形成了如此巨大的落差呢？

原因就是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战后经济繁荣的20年中，世界经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维持着稳定的汇率制度和货币内在的价值，各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建立在实实在在的国内储蓄之上，投资和消费相对平衡。无国界的庞大资本所形成的“金融异度空间”规模尚小，投机资本实力未成气候。投资是踏踏实实地促进着发明创造、改进技术、节约原料、降低能耗的努力，经济繁荣建立在实体经济稳步增长的基础之上。这种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在稳定的货币环境中，创造出巨大而真实的社会财富。在相对公平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下，穷人与富人，统治精英和中产阶级，能够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从而形成了社会均衡的生产与消费，使得经济繁荣能够长期维持。石油化工业的20年扩张，对工业经济繁荣所产生的持续推动作用，正是得益于此。

1980年之后，美国与英国率先进行了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投资推动的健康发展模式，被债务驱动的脆弱增长模式所替代。美元的长期超发，在80年代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金融异度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生长出一批贪婪而巨大的金融怪兽，它们具有超级饥饿的逐利胃口，实体经济的正常回报，根本难以满足它们快速自我膨胀的贪欲。它们以惊人的速度用钱生钱，以巨大的泡沫置换有形的资产，以高倍杠杆豪夺社会财富。它们打破了产业正常的生长周期，它们用“金融激素”催生尚未成熟的技术果实，它们不顾行业协调增长的经济逻辑，它们赚钱的要诀就是一切都要快、再快、更快。

信息技术的不幸，就是在远不成熟的阶段，遭遇到了资本疯狂的过度投资，在信息技术仍在逐步向其他行业渗透，尚未形成可观效益的时候，就在自身产业链中形成了无法产生足够回报的严重过剩。过度投资形成了不可挽回的储蓄浪费，泡沫破裂的贻害覆盖了信息革命的光辉。拔苗助长的恶果，将信息时代的良好前景推后了不止10年。

2000年纳斯达克崩盘之后，美债帝国又祭出了更大的房地产泡沫，一个远比1990～1991年债务泡沫大得多的金融危机，又将信息革命的复苏推向了更遥远的将来。

经济终究要发展，技术革命还将星火燎原。不过，在债务驱动型的增长模式之下，下一个繁荣也将是短命的昙花一现！

第八章 亢龙有悔，中国模式3.0的升级

• “折腾”中的艰难起步

• 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一级火箭——农村工业化

• 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二级火箭——全球化

• 中国的两大出口品种：商品和储蓄

• 中国模式3.0：形成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 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三级火箭——农业的第二次工业化

• 创造就业，扩大市场规模的第二战场

• 房地产是财富泡沫，还是经济增长的支柱？

• 摆脱美元，人民币需要“刮骨疗毒”

「本章导读」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里，中国工业化走的是苏联的道路，也就是“中国模式1.0”的时代。中国学习苏联计划经济十分认真，但由于底子太差，人的脑子太活，人口素质也达不到严格计划经济的要求，最终没有僵化到无法变通的程度。结果，苏联师傅从僵化变成了僵尸。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知识精英们突然发现西方如同极乐世界一般，一切思想都是那么新颖，一切产品都是如此先进，一切制度都是合情合理，一切文化都时尚而新潮，他们后悔从前拜错了师傅，所以才落后。现在好了，国门打开了，他们决心以西方为师，特别是以美国模式为最终的“彼岸”，开启了轰轰烈烈的“中国模式2.0”的探索。他们毫不犹豫地扑入了水深浪急的全球化洪流，向着“彼岸”奋力游去。越是接近“彼岸”，越是心情激动，仿佛到了那片新大陆，一切困难都将自动消失。

突然，2008年的金融海啸将“彼岸”给淹没了，美国师傅也掉进水里艰难挣扎。退潮后，“彼岸”上到处是“占领华尔街”的抗议人潮。怎么办？知识精英们犹豫了，一些人坚持继续游向“彼岸”，他们幻想着游到那里时，一切都会恢复从前的完美。更多人的则开始往回游，他们发现“回头是岸”才是更好的选择，他们在艰险的全球化大潮跋涉中，逐渐辨清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航标，他们决心要开启一种全新的探索历程。

当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师傅都趴下后，中国这个勤奋努力的学生：突然发现失去前进方向的失落和焦虑。在过去的170年里，中国当惯了学生，从来没有当先生的思想准备。不过，现实已经把中国推到了世界潮流的最前端，经济萧条中的美国，债务危机下的欧洲，以及亚洲的贸易伙伴，大家都在眼巴巴地瞅着中国的钱袋子，指望着中国再度启动经济刺激政策，拯救世界于水火。

这一次，中国的道路选择，将影响世界的经济版图！中国的模式，会引起所有国家的关注，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连，在近代史上，这还是第一次！

历史也许会把中国的选择称为：“中国模式3.0”。

「“折腾”中的艰难起步」

被西方称为30年“中国奇迹”的原点，其实是一个严重老化而脆弱不堪的工业化基础。

工业化技术扩散的红利，曾在20世纪50年代使中国快速接近了当时的世界水平，但随后的20年却基本在吃老本和政治动荡中停滞不前。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严重失调的痼疾，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巨大落差，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每况愈下。被美国“经济流放”、与苏联交恶之后的中国工业化，丧失了获得廉价快速的技术扩散的渠道。仅靠中国短短30年的自身技术积累，在封闭的环境中，无论中国人有多么聪明和勤奋，也不可能赶上西方200年的工业化沉淀。这种沉淀，不仅仅体现在工业技术本身，更重要的是与之相匹配的人才储备、生产组织、基础设施、设备制造、原材料和能源供给的整个工业体系，以及与工业经济相适应的金融机构、资本市场、法律规范、科研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健保的社会服务体系，特别重要的还有农业基础。缺乏综合体系的保证，单枪匹马搞工业化，就如同大炼钢铁，不顾协调其他行业一样，不仅后劲不足，而且后患无穷。新兴国家工业化的挫折，往往是只看到了工业本身，而没有看到工业化背后所需要的完备的社会服务体系，在经济“撞上高墙”之后，只得回头再补课。

改革开放之初，制约工业化最大的瓶颈就是农业。中国80％的人口是农民，他们不仅需要提供自身和城市人口所需的粮食，而且在石油化工突破之前，还必须提供轻工业的主要原材料。这两座大山压在农业的身上，已经是不堪重负了，如果积累比例达到25％以上，农业经济将被窒息，工业化也会瘫痪。而从1970年以后的整整10年里，积累率年年超过30％，到1978年再次上马“洋跃进”时，积累率竟然达到了36.5％，接近三年大跃进的水平（39％）！

所谓积累，就是前面讲过的猎人的故事里，为了制造弓箭所投入的“兔子”资源，如果这一比例太高，储蓄不足将迫使猎人只能饿着肚子干活。而中国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1957年以来，基本上一直处在严重透支的状态下。而且过度投资，也造成了农村因缺乏足够的储蓄来交换工业消费品，严重压抑了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市场繁荣。再加上扭曲的价格制度，使得农民的劳动成果无法获得合理的消费品补偿，大大削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搞活农业，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乃是生死攸关的考验！

1979年，为了扭转长期对农业的欠债，政府开始大幅度提高了18种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粮食提高了30.5％，棉花提高了25％，油脂油料提高了38.7％，同年又对畜产品、水产品和蔬菜等8种副食品进行提价。此后6年里，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几乎年年上涨，农民收入获得了历史性的提高。同时，以家庭承包为核心的农村经济改革也正式启动，农民重新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和农产品的销售自主权。“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政策，对农民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农民的生产热情获得了充分释放，农业生产持续增长，农民纯收入得到快速提升。迅猛提高的农村消费能力，强烈地刺激着轻工业的繁荣，市场供应日益充足，短缺经济的魔咒被打破了。

1978年开始的“洋跃进”的疯狂势头，在1981年终于受到遏制。重工业的投资被压缩了，经济资源开始向农业和轻工业大幅倾斜，积累比例掉到了30％以下。到1984年，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比例逐渐协调过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佳状态。农民代表着中国80％的人口，改革的第一炮，就是让农民直接获得利益，在农业增长的刺激下，轻工业开始获得发展动力，农村与城市同步繁荣，让老百姓真正获得实实在在好处的改革，赢得了民心的真诚拥戴。

就在形势一片大好之际，重工业“投资饥渴症”的痼疾再现，全民所有制的固定资产投资在1984年又开始猛增到21.8％，1985年则达到39.3％，集体所有制的投资膨胀更为猛烈。在产销两旺的兴奋中，工业企业的工资奖金开始滥发，银行信贷逐渐失控，1984年第四季度信贷规模同比增加了164％，奖金增长了1倍！由于政策上对农业过去长期亏欠的补偿，使得农民收入的增长超过了农产品产量的增长。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了积累与消费的总和超过了国民收入，财政赤字变成了一个大问题。大量的赤字导致了严重的货币超发，1983～1988年，货币发行量增长了2.5～3倍！这直接导致了1988年两位数的通货膨胀。

反通胀，还是放开物价？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

在货币严重超发的情况下，放开物价，这就好比对已经被两位数的物价上涨吓成惊弓之鸟的老百姓，吹响了挤提银行存款、疯狂抢购商品的“集结号”！

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永远是真实生产力的死敌。

货币是什么？货币是社会财富的契约！当人们付出诚实的劳动时，拿到的是货币这一社会公认的财富契约，人们相信未来当他们需要时，可以拿着这张契约去兑换相同价值的产品或服务，他们相信市场上那些从未谋面的“交易对手”不会违约，货币这一财富的契约，将千千万万的市场参与者，紧紧维系在“互不相识，但彼此信任”的框架之内。稳定的货币，使全社会交易成本下降，促进社会分工，激发财富创造。破坏货币的价值，就是在破坏财富契约的诚信，无异于瓦解整个社会相互信任的基础！货币贬值最终将增加市场的交易成本，打击财富的创造。

通货膨胀，使货币蜕变为欺诈的工具，财富的契约，变成了赖账的凭证。在市场中玩欺诈的手段，带来的只能是更多的欺诈，诚信之风将荡然无存，投机取巧会大行其道，长远的规划被短期行为取代，谨慎储蓄被无节制的透支所替换。社会普遍的浮躁之风，正是通货膨胀所催生的必然结果。

任何公平与诚实的社会，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都应该是零！无论什么人，无论用什么样的借口来主张通货膨胀，他们都是诚实货币的破坏者，都是货币道德底线的践踏者。

在这一点上，德国中央银行反通胀的“顽固与执拗”，虽不能说尽善尽美，但也堪称各国的楷模。

很多人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通胀，这是因为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在提高，但这决不是合乎逻辑的解释。从前不要钱的东西进入市场，它在产生货币需求的同时，也增加了商品供应，这种匹配的货币化进程，不应该影响其他商品的交易价格。货币超发的现象，主要源于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和金融资产膨胀的货币化。

1988年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主要根源是财政赤字。而财政赤字的根源在于低效率、高浪费和重复建设的老毛病。中国似乎陷入了一种怪圈，每当追求高速发展时，经济的协调性必会出毛病，最后是欲速则不达。而降低增长欲望时，经济发展反而会更健康更快速。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工业化社会的高度复杂性，超出了计划经济制定者的认知极限。经济过热和紧急冷却的不断“折腾”，反复说明了旧体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

电影《侏罗纪公园》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生命会自寻出路”（Life Finds a Way！）。就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陷入沼泽，不得不艰难跋涉之时，在中国经济雷达的屏幕上，一个从来不曾引人注目的新亮点，开始悄然闪烁着日渐耀眼的光芒。

「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一级火箭——农村工业化」

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爆炸性增长源于两级火箭推动的话，那么农村工业化则承担了一级火箭的重任。

20世纪80年代初，农业经济在国家经济资源的倾斜政策中，获得了罕见的资本积累。50年代中国工业化起步阶段，靠的是苏联的技术和资本输入，而80年代农村的工业化，则发端于城市工业化的扩散。在农村进行工业化，这是工业革命200年来，世界各国前所未有的创举。中国的农村既是人口众多、广袤贫穷的土地，又是充满巨大生机和爆发潜力的神奇之地。中国革命正是从农村起步，最终形成了燎原之火，“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这一令西方匪夷所思的战略，居然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其实，这一切都是基于一个简单而深刻的现实，中国的大多数人口在农村，中国的命运也就必然与农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古代，没有农民参与的武装反抗，就不可能有王朝的更迭；在近代，没有农民参与的革命，就不会是彻底的革命；在经济建设中，没有大多数农民获得实质利益的发展，都是脆弱和不可持续的增长。忽视农村，它将成为一个难以克服的发展阻力；而重视农村，它将会成为一个无法遏制的动力源泉。中国发展之根在农村，中国力量之源也在农村。这个简单至极的“大道”，也正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初始动力。

计划经济由于无法深入、透彻和全面地理解工业经济的高度复杂性，因此其计划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结构上的不合理，由于体制和机制的内在矛盾，又使这些不合理被高倍放大，这使得国营工业在市场中只能占据着“大城市和交通线”，而留出了巨大的市场腹地空缺，造成了所谓的“短缺经济”现象。

当农村获得了微薄的资本积累后，机制灵活和市场嗅觉灵敏的乡镇企业就应运而生了。他们利用城市工业淘汰的二手设备，国营企业退休但仍富有“余热”的技术人员，瞄准巨大的消费市场空白，迅速开动生产机器，以低廉的价格、品质欠佳的产品快速占领了消费品的部分市场份额。

这些企业大者数百人，小到几个人，固定资产多数不过几万元或几十万元，在正统的经济统计中，它们不过和个体户的规模相当，堪称市场经济中的“游击队”。它们素质低，装备差，资金弱，人数少，更缺乏银行贷款的“空军支援”，与国营工业的“国军”相比，简直寒酸得难登大雅之堂。然而令人眼镜大跌的是，堂堂的“国军”居然打不过“游击队”，数百万乡镇企业以蚂蚁雄兵的态势，在市场的各个领域中逐步蚕食“国军”的销售份额。在市场需求旺盛的建材、冶金、酿酒、服装、纺织、化工等行业全面开花，逐渐形成了中国经济板块中不可忽视的一大力量。

“游击队”取胜的主要法宝在于“战略战术灵活”。在战略上，“游击队”进入的领域都是投资少、见效快、回报率高、有一定资源优势、产品市场需求旺盛的行业。在战术上，“游击队”的经营管理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实用性和高效率，经营者能够根据市场及时作出各种决策。企业内部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也是根据实际需要而定，没有人员编制约束和招工指标的限制，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在用工制度方面，一般有合同工、临时工和聘用工，非生产性人员少而精。职工干得好就留，干不好就回家。企业可以选择职工，职工也可以选择企业。在分配制度方面，工资一般都由企业自己确定，多数与生产和效益挂钩，工资水平按贡献大小并随企业盈利状况而浮动，报酬能高能低，职工收入拉开了档次，多劳多得，注重效益，充分调动了职工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游击队”依托着本乡本土的大力支持，土地资源充足，劳动力成本低廉，与当地政府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利益共同体，形成了稳固的“根据地”，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大。

1980～1996年的大约16年中，农村工业化创造了惊人规模的1.3亿个工作机会，占到农业就业的1/3，农业富余劳动力的一半，实现出口6008亿元，总产值高达1.8万亿元！在1980～1988年间，全国轻工业产品市场供给能力增加的份额中，乡镇企业的贡献占32％，1988年主要消费品产量中，乡镇企业提供的电风扇占全国的45.5％，丝织品占68.7％，尼绒占52.1％。到1997年，乡镇企业缴纳税金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7.7％，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5.8％。凡是农村工业化发达的地区，也是地方财政收入较好的地方。除了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外，乡镇企业也承担起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重任，从资金上支持当地农业的发展。1978年至1997年乡镇企业以工建农、补农累计736.6亿元，农村工业化对农业的反哺作用巨大。

在农村工业化的高速发展阶段，农民收入中约1/3来源于乡镇企业。在这个阶段中，农民收入几乎每5年翻一番，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度最高曾超过50％，一度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

可以说，从20世纪80年代初直到90年代中，农村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力量，农村的富裕和新增购买力，为城市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以家用电器和日用消费品为中心，爆发了一场持续10余年的消费革命。与人们的感觉相反，不是城市繁荣带动了农村，而是上亿农民通过一种独特的模式，加入了工业化的洪流，他们通过更高的生产率创造出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当农村以这笔惊人的新增“储蓄”与城市进行交换时，刺激了城市以更新的产品、更好的服务、更多的生产资料、更先进的基础设施、更快的能源与电力增长来满足这种需求。农村工业化的成功，远远超出了计划经济者的预期。

与此同时，城市的工业化也在发生痛苦而剧烈的嬗变，国有企业的改革正在日趋深入。经过1989～1991年短暂的调整阶段后，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再度点燃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激情，这一次，市场经济全面取代了计划经济，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进，加速了城市工业化的步伐，资本市场的崛起，开始为中国经济起飞提供“金融燃料”。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遭遇了暂时的逆风。

此时，农村工业化一级火箭的助推作用也已经逐渐耗尽了燃料。当短缺经济成为过去，当国际竞争开始在中国进行强大的渗透时，农村工业化的弱点日渐暴露，企业在规模、技术、资金、人才、信息、渠道、体制等方面的困难，变得越来越缺少回旋余地。“游击战”的经验已经过去，无边界的资本、技术、信息的“立体战”时代开始来临。

在缺乏新的火箭助推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出现明显的下滑趋势。农村工业化的生产率的提高已达极限，农民新增的可用于与城市交换的“储蓄”已开始萎缩，而城市生产率的提高尚未突破新的极限。在双方无法实现更大规模的交换时，中国的消费市场开始快速冷却，企业利润出现萎缩。商品交易的疲软，导致了货币供应的疲软。此时，金融交易还远未成为货币供应的主要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通货紧缩与经济萧条的浓雾，开始弥漫在中国经济的上空，亚洲经济危机无疑恶化了中国周边的贸易条件，使问题更加雪上加霜。

1997年10月起，中国零售物价总指数开始了连续27个月的下降，直到1999年年底，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则从1998年3月起持续下降22个月。人们通常抱怨的通货紧缩，其实质并不是一个货币问题，也无法通过货币扩张加以解决。通货紧缩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率增长的停滞。在中国，它与农村工业化在90年代中的停滞几乎同步。

归根结底，中国工业化的整体生产率，在没有外部再次强大的技术扩散刺激的条件下，将不会产生本质性的突破。

当时，中国居民储蓄已高达5万亿元，有人提出将这些储蓄花出去买房，经济复苏即可出现。这就是用房地产的商品化，来实现以房子换储蓄，从而拉动房地产的庞大产业链，促进经济增长。这实际上是将住房货币化，在鼓励按揭抵押贷款的同时，进行大规模的货币创造，以货币增量来刺激经济产出，同时抵消通货紧缩的效应。如果分析一下这一政策与80年代初，政府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来释放货币，以刺激农民消费力的效果，人们会发现当年的成效更大。80年代初的政策，不经意间形成了两个收益：一是农民收入提高，导致了粮食增产，当农民以此与城市交换时，既解决了轻工业的原料供应，又刺激了消费产品的需求；二是农村初步形成了资本积累，从而掀起了一场预料之外的农村工业化大潮，在此后十余年中方兴未艾，1.3亿人口加入了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大军，大量财富创造又反过来刺激城市经济的繁荣。而房地产货币化，虽然能够起到对相关行业的拉动作用，缓解经济下滑的危险，但还不能突破整个社会生产率进一步提升的瓶颈。

真正对社会生产率带来第二次重大革命的事件，莫过于1999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二级火箭——全球化」

直到1999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头20年里，工业化基本上被局限在国内市场的狭窄空间里。说国内市场狭窄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率的低下，无法创造出足够的财富来形成庞大的国内市场交换。

加入WTO之后，中国一下子进入了一个几乎无边无际的世界市场空间。正如战后的日本，狭窄的国内市场无法进一步提升工业的生产效率，而一旦面向广阔的国际市场，日本企业的生产规模开始迅猛扩张，而生产成本则直线下降，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入世之后，中国也开始经历类似的生产率的突变。

2000年以来，世界500强公司的大部分都进入了中国，当今世界的几乎所有著名品牌都在中国开工生产，这是一次难得的技术扩散机遇。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华的156项大型工程，为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在上万名苏联专家手把手的帮助下，中国才第一次搞明白现代工业是怎么一回事，工业化社会应该如何运转。成千上万的技术专利被近乎无偿地转移给中国，无数技术难题在全套详尽的图纸和苏联专家的经验传递中，被中国技术人员逐一攻克。不过，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恐怕一百年才能碰上一次。

无论跨国公司来到中国有着自己怎样的打算，它们必然要大量雇用中国员工，这相当于中国利用跨国公司的技术资本投入，为国内的科技人员提供“手把手”吸收西方技术的机会。这些年轻的科研人员在工作中学习了大量先进的技术，哪怕不是最核心的研究，依然能够了解到什么是当今的技术前沿，如何进行科学规范的实验，怎样使用先进的仪器和工具，如何书写标准的研究报告，怎样检索最前沿的科研成果，各研究部门应该如何协调等基本功。他们不会永远在跨国公司工作，当他们流出时，这些技术扩散将大面积地渗透到中国的企业中。没有跨国公司送上门来，中国恐怕没有机会让数百万科研人员受到如此系统和先进的培训。仅此一点对中国未来的长远效益，就远远超过跨国公司在中国所获得的短期利润。

在此之前，中国技术人员与世界先进工业化水平差距已经拉得太大，国有企业也好，民营企业也罢，在科技研发上与世界水平的巨大悬殊，造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企业改革怎样彻底，公司制度如何完善，都不可能突破技术积累的巨大瓶颈。即便是中国最重视技术研发的华为公司，每年坚持将销售收入的10％用于研发，科研人员超过2.5万人，每年投入七八十亿元经费，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至今没有一项原创性的发明！如果这种情况延续下去，即使中国经济总规模超过了美国，世界500强里全是中国公司，仍然不能摆脱中国受制于美国的基本格局！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中国发明家在2008年共提出203481项专利申请，仅次于日本（502054项）和美国（400769项）。看似中国的发明在“大跃进”，不过仔细分析下来，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中国超过95％的国内专利申请由国内知识产权局受理，其中大多数只是打着“创新”的旗号，实际上只是对现有设计进行了微小变化。更具说服力的评判方式应当是获得中国以外国家的认可，特别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专利局所接受的专利申请和授权。结果2008年中国的20万专利中，仅有473项专利申请获得了以上三方专利局的受理或授权，而美国拥有14399项，欧洲有14525项，日本有15446项。2010年，获得外国专利局受理或授权的中国专利申请数量只占总数的1％！

中国利用跨国公司来培养技术人才，有点像杜鹃鸟借窝下蛋的模式，这如同当年中国大力鼓励出国留学一样，很多人抱怨留学政策导致了人才外流，其实，人才会外流也会回流，如今活跃在中国经济各个领域中的领军人物中，很多人都有着留学的背景。而利用跨国公司培养人才，更将这一“留学”模式在规模上放大了一个数量级。无论这些“留学”人才最终选择创业或进入其他经济部门，他们必将成为未来经济领域的一彪生力军。

全球化为中国培养了人才，这些人才扩散所形成的技术扩散，只能逐步地渗透到国内经济体系之内，假以时日才能最终创造出真正的原创性技术突破。

经济的全球化还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公司治理架构和商业模式。人们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逐步淘汰了过去陈旧和低效的生产组织方式，解除了长期制约经济高效运转的另一个重要束缚。当沃尔玛、家乐福在中国遍开连锁店时，传统的商人们和普通百姓一起见识了什么是先进的商业模式。过去人们只能通过电视、报纸的媒介间接了解高度集成和高度效率的商业流通体系是个什么样子，当这些连锁店开到了家门口时，人们第一次可以直接体验现代商业的方便和低廉，并逐步了解这一整套复杂的体系究竟是如何构建起来的。复制和模仿商业模式同样带来了中国经济面貌的巨大改观。

2000年以来的“中国制造”革命，借了外国投资的东风，在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形成了世界级的制造中心，在100多个生产制造领域占据了世界第一的宝座，“中国制造”的贴牌堆满了全世界的货架。全球化的第二级火箭，将中国经济推到了新的“宇宙速度”。

外向型出口经济的爆炸性增长，为中国创造了巨大的新增财富。持续多年的外商巨额投资与惊人的贸易顺差一起，将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000年的1600多亿美元，一举推高到2011年令人炫目的3万亿美元！形象地说，中国出口经济好比那个猎人，借助其他猎人的技术，在大量外部需求的强烈刺激下，大幅改进了弓箭的精确度和射程，从而取得捕猎的大丰收，尽管他被迫将一半的猎物收获借给了其他人，但仍然剩下了一半的新增“储蓄”。当他拿着这些储蓄到市场上进行交换时，极大地刺激了市场的繁荣。

同样，当中国的出口部门所形成的巨额新增“储蓄”，投入到国内市场进行交换时，刺激着经济领域的各个部门开始扩大生产供应，从而激发了整个社会消费的链式反应，并加速了所有生产和服务部门生产率的提升。从日常用品到家用电器，从互联网到电信服务，从汽车消费到高档奢侈品，从房地产到钢铁水泥，从设备制造到石油化工，从能源电力到煤炭冶金，从交通运输到基础建设，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所有产业链条同时开足马力，飞快地生产着各种商品和服务，参与到越来越火暴的市场交易当中。滚滚而来的利润在股票和金融市场里，被高倍放大为更大规模的财富效应，货币供应与汇率升值齐飞，房价飙升共物价上涨一色。中国模式2.0的巨大成功，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前，形成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有三套马车：出口、政府投资和消费。其实这三者存在着内在的逻辑依赖关系，出口是真正的动力，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广阔的市场创造出储蓄增量，同时带动政府税收增长，形成了投资的基础。消费是一种交换，它同样也是源于储蓄的增量。因此，更高生产率的出口才是真正推动经济起飞的火箭。

2000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全球化，不同于1980年之后的农村工业化，它在深度、广度、持久度和先进度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后者。农村工业化的层次较低，生产率的提升并非依靠科技进步，而主要是拜计划经济所留下的市场空白所赐。

不过，第二级火箭也存在着严重的副作用，这体现在：中国提高了生产率，但只拿到了利润的零头；中国开放很彻底，但进入别国却很难；中国制造名扬天下，但中国品牌却无人知晓；中国经济规模很大，但技术原创很少；中国GDP增长很快，但自己享用的却不多；中国贸易赚回来了巨额储蓄，但大半又被美国借走；中国手上美元一大把，但满世界买不到好东西；中国牺牲了环境压低了生活质量，但西方却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简而言之，中国貌似很富，其实却很穷，貌似很有面子，其实缺乏里子。

在全球化的旋涡中，中国人最困惑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要怎样，别人才满意？而美国人的处事风格是，老子这样做了，你们爱满意不满意。

好强与自强是有差别的。好强的人争的是别人的评价，自强的人则只在意自我的评价。好强的人貌似自信，其实自卑，自卑的根源在于缺乏内在的价值体系，而不得不依赖外界的评判标准。自强的人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因为这些人从骨子里就不认为任何人有资格评判自己。当今的中国在很多方面很好强，非常在意国际的评价，生怕在外国面前丢脸。毛病的根源就在于中国的内在价值体系尚未成熟，外国的脸色成了中国尊严的裁判！没有个性的人不会有魅力，缺乏个性的国家也不可能具备感召力。

「中国的两大出口品种：商品和储蓄」

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就说美国终于发现了自己的“比较优势”，那就是出口美国国债。当时，日本是美国国债的主要进口国，支付的则是国内储蓄。20世纪50年代开始，先是德国人，后是中东石油出口国，然后是日本，现在是中国，陆续承担起向美国出口国内储蓄的包袱。

出口部门就好比猎人，出口创汇就是他的猎物，这些猎物无论以何种货币形式体现，其本质就是中国新增的储蓄。当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时，实际上意味着国内储蓄流向了美国。猎人本可以用这些储蓄去更好地改进弓箭，更多地在市场中交换其他商品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质，同时刺激国内更大的消费，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现在猎人新增的储蓄被借走了一半，这相当于国内新增的技术进步的能力、消费的规模和就业的机会被同时削弱了一半。

当这些中国人的储蓄流入美国之后，它们并没有进入美国的实业领域，帮助美国猎人去改造它们的弓箭，增加打猎的水平，以更多的猎物来偿还借入的别国储蓄，平衡美国的贸易逆差。这些借来的钱实际上流入了美国的金融领域，推高了美国的资产价格。从2001年“911”事件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试图刺激经济增长，结果却催生出一个美国200年历史上最大的房地产泡沫，中国人的储蓄变成了美国房地产狂欢的泡沫和伊拉克战火的硝烟。

房地产泡沫助长了金融创新的烈火，美国人房产增值部分得以轻松套现。如果一个美国老太太去年买的房子价格是40万美元，今年房价涨到了50万美元，银行将鼓励她把一年中增值的10万美元以“增值抵押贷款”的方式打折贷出7万美元，在没有任何收入增加的情况下，美国老太太白白多得了7万美元的消费能力，她开始疯狂消费，整修厨房、改造花圃、看电影、下馆子、四处旅游、商场购物，当她把钱花出去的时候，就刺激了美国的消费，带来了就业和经济的增长。结果，更加繁荣的经济指标，带来了更大的股市泡沫和房地产上涨，美国老太太第二年有了更多的消费资金。于是，美国老太太不再储蓄，2005～2007年，美国的储蓄率自30年代大萧条之后，第一次连续三年出现负增长，为什么还要储蓄呢？反正有中国老太太在省吃俭用地打工和储蓄，反正这些储蓄都会流入美国老太太的钱袋里，这样一种模式不是皆大炊喜吗？中国老太太负责储蓄，美国老太太负责消费，中国经济增长，美国经济繁荣，这样一种“中美国”的合作，岂不是美国的“天上人间”吗？

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与美国的资产膨胀型繁荣配合得天衣无缝。从本质上看，正是美国的资产膨胀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第二级火箭的燃料就是美国的资产泡沫。只是这中间存在着一个爆炸性的问题：资产膨胀能够无限持续下去吗？

别忘了，美国老太太每次用房地产提款机取钱的时候，都增加了她的负债，而她的收入增长却远远赶不上她的债务膨胀，资产膨胀背后其实是债务膨胀，越来越大的债务负担使得美国老太太的还本付息的压力与日俱增，她不得不指望着利息永远保持超低的水平，因为她的财务状况已经到了压力的极限。最后等来的却是美联储2004～2005年的连续7次升息。

如果美联储继续维持超低利息政策呢？那么房地产泡沫的规模将会更大，泡沫破裂的杀伤力也会更强。美国老太太的“债务堰塞湖”在2007年终于开始崩溃了，2008年更多的美国老太太出现了集体债务违约，美国的资产膨胀型繁荣终结了！

伯南克试图用印钞票的法子来进行“资产再通胀”，恢复美妙的资产膨胀型繁荣。可是，印钞票能带来真实的储蓄增长吗？能创造真实的投资和消费吗？美国老太太在原有的沉重债务负担之外，又增加了拯救华尔街的巨大社会成本，不断飙升的国债为美国老太太的“债务老虎凳”又加上了一大块砖，美国社会的痛苦指数飙升到3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不堪痛苦折磨的美国人纷纷涌上街头，点燃了“占领华尔街”的世界风暴。高失业伴随着沉重的债务，再加上退休账户上金融资产的萎缩，已压垮了美国老太太的进一步透支消费的任何念头。美联储超低的利率政策，一轮接一轮的货币量化宽松，打消不了银行贷款经理们如惊弓之鸟般的狐疑，也提振不起美国老太太再去炒房的欲望和能力。

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这是一种模式的终结！

80年代以来，美国的债务驱动型经济增长带来了资产价值的膨胀，这一新型经济模式在21世纪的头7年，为美国赢得了快乐而逍遥的美好时光，为中国经济起飞的二级助推火箭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如今，这一美妙的经济“永动机”熄火了，“中美国”必将开始分裂。

那中国老太太借给美国老太太的储蓄该怎么办？美联储的法子就是QE1、QE2以及未来的QE3，甚至QE（n+1）。所谓量化宽松货币的本质，就是稀释货币购买力，变相冲销负债压力，美元对其他货币贬值的主要目的，正在于侵吞其他国家的储蓄！

除了第二级火箭带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储蓄面临着重大损失之外，更为严重的是，第二级火箭的燃料没有了！中国新增储蓄的能力面临日益枯竭的困境。没有新的生产率大幅提升，就没有新增储蓄的来源，也就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投资和消费。中国政府的财政刺激和投资推动，带来的必然是通货膨胀的压力，最大的效果仅仅是维持经济运转，而不会带来真正的繁荣！

「中国模式3.0：形成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中国必须转型，这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自身的要求，更重要的是除此之外，中国已别无选择。这就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问题，中国模式3.0究竟要实现怎样的目标？路径又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新的路径？

中国近170年来，一直是个勤奋好学的好学生，先效仿西洋，后学习东洋，然后师从苏联，最终倾心于美国。中国将世界各国学了个遍，结果发现全盘照搬哪种模式在中国都有问题，中国必须也只能走自己的道路，同时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

必须首先明确，中国不是德国和日本，更不是亚洲四小龙，在国家目标的定位上，只有美国是中国的参照。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绝不是大国的根本出路。学习美国的经验，应该主要借鉴美国1971年以前的实业崛起时代，特别是19世纪美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决胜之道。而80年代以来，美国的债务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则十分有害，应当小心谨慎地避免重蹈覆辙。

美国崛起的核心之道，就是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在这种立国精神的指引下，美国一切国内国际政策，皆以实用为原则，凡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事，有用就用，无用则弃，绝没有半点含糊。可以说美国是所有国家中最“拎得清”的一个，它对于自己想要得到的利益，极其清晰，毫不妥协，在实现的过程中体现出一种近乎偏执的坚持，而对于那些不符合其利益的选择，却总能相当圆滑地推三阻四，不了了之。

美国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坚持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体现为美国刻意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根本不理睬英国人拼命“传销”的所谓自由贸易理论，实行的是高关税、高工资、重科技、强工业、大市场的思路。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理论的推动者和鼓噪者，正是世界霸权国家自己，其目的就是将其已获得的巨大竞争优势，永久性地固化成制度。任何赶超型的国家都不能受这种有害的理论的蛊惑而自断经脉，中国必须确定的全球化的原则就是，于我有利者用之，于我有害者弃之！

当美国在这种实用主义的指导下，发展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市场后，她就牢牢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罗斯福之所以敢颠覆了1933年的伦敦经济会议，任由美元贬值摧毁欧洲的货币稳定，就是因为美国出口仅占经济总规模的3％，即便是到了77年后的2010年，也只有8.8％！当英国人在30年代将美国势力逐出欧洲大陆后，罗斯福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成为“负责任大国”的虚名，颠覆英镑帝国，才是他的真正企图。二战后，美国之所以不理睬欧洲人对货币稳定的渴望，还是因为美国的国内市场足够大，而欧洲国家市场空间有限，货币稳定对欧洲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美国。美元贬值符合美国的利益，同时又不依赖欧洲的市场，美国当然无所顾忌。

当债权是武器时，美国就用债权大棒砸得大英帝国眼冒金星，当美国成为债务国时，美国又将债务变成权力，拎着债务权杖追着债权国暴打。每当中国减持美国国债，甚至只是买入量不足时，中国的周边总会出现稀奇古怪的事端。比如美国总统突然宣布会见达赖，或向台湾出售军火，或挑唆南海诸国闹事，或鼓动日本在东海强硬。中国一旦大幅增持美国国债，则周边环境就会清静一段时间。这就是美债外交！事实上，美国是通过国债来向中国收取保护费。不交？就整得你寝食难安！

美国为什么这么横呢？因为它算准了中国依赖美国大于美国依赖中国，没有美国的市场，中国制造就会崩溃，大量失业人员将成为中国政府每晚的噩梦。说到底，债权或债务的大棒对于美国来说，都能挥舞自如，其本质原因在于各国都需要美国的市场，谁被美国市场所拒绝，谁就相当于遭到了“经济流放”。欧元对美元的挑战，力量的来源不是货币，而是欧盟统一的超大规模市场！当欧盟国家不一定非要依赖美国市场的时候，欧洲就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正是当年罗斯福对丘吉尔的英镑区非常忌惮的原因。

日本的悲哀就在于虽然它有自己强大的生产能力，但却先天不会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它原来企图用战争的手段占领亚洲的原材料基地和庞大的市场，在失败后，日本不得不投靠世界市场的主宰者美国，没有世界市场，日本就什么都不是。

中国的脆弱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2010年中国出口占GDP的26.8％，而美国仅为8.8％，谁更依赖谁，一目了然。在这样不对等的情况下，中国无法不受制于美国，也无法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所有的强者和社会中的成功人士，可能有性格、脾气、爱好等诸多不同，但是，他们永远共享一个特点，那就是“自己的命运，自己操盘”！从来没有一个强者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主宰，而获得了最终的成功。当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将出口视为发展的主要动力，这无异于将命运的主宰权拱手送人！当GDP中26.8％的经济活动直接依赖于外部市场，中国就不可能成为自己命运的操盘者，更不可能成为世界级的强国！

对外部市场的高度依赖，只能使中国经济更加脆弱，让中国外交难以坚挺，让国家安全更多顾虑。它不仅带来与别国的贸易激烈摩擦，产生危险的政治对抗情绪，也使中国无法形成真正的凝聚力和号召力。现在，中国能够生产的绝大多数出口产品，十年后就可能移到印度、墨西哥、越南或其他国家，无非是看谁更廉价。当中国的货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世界原材料价格、环境污染恶化等因素到达一定的临界值，跨国公司抛弃中国将如弃敝履，不会有丝毫犹豫和半点怜悯。将国家命运寄托在这样的增长模式上，实在是危如累卵，令人寝食不安！

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的核心，应该是毫不犹豫的将发展国内市场置于最优先的战略地位，坚定不移地将出口依存度逐步降到GDP的10％以下的安全区域，把国民经济的主要资源从输送国外市场，改为向国内市场倾斜。中国人耗费了劳动力、时间、能源、资源、土地、原材料、粮食、电力，承受了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的压力，所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应该优先由中国的消费者自己享用。

当年美国的崛起之道围绕着高关税、高工资、重科技、强工业、大市场的思路展开，其中心就在于大市场。没有高关税的保护，美国幼稚的工业化就将被英国制造业所摧毁，缺乏强大生产力的社会，将无法形成庞大的消费市场；没有高工资，就不会有更多的消费力，也不会形成繁荣的市场，就只能变成英国那样靠压低工人收入来增加资本家利润的两极分化，对人力资本的认识，使美国意识到高收入对于工人的素质、健康、精神状态、工作热情、创新动力都是必要的保证。工资不仅仅是成本，更是资本，对人力资本的长期投入将能够带来更高的回报；重科技才能产生技术创新，加速生产率的提升，实现社会财富更大规模的创造，形成巨大的储蓄，最终带来更大的市场规模和更多的投资；强工业一直是美国崛起的看家法宝，强大的工业生产力是创造一个繁荣市场的前提，没有庞大的生产能力，美国就不可能将英国取而代之，也不可能成为两次大战中“民主国家的军火库”，在战后建立起“美利坚治下的新秩序”。

除了高关税之外，美国的高工资、重科技、强工业、大市场的战略对于今天的中国完全适用。

用国内市场取代国际市场，以中国消费置换美国消费，把出口资源转向国内，这将极大改变中国与所有国家的关系，贸易冲突变成了贸易和平，激烈排斥转化为热情合作，对中国的敌视，会被中国市场的诱惑所折腰，政治围堵军事遏制的联盟将不攻自破。最大的市场，意味着最大的权力！

要创造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关键的问题在于从何处着手。出口行业所形成的生产规模是面向全世界市场的，难以启动的内需能够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吗？

答案是：事在人为！

「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三级火箭——农业的第二次工业化」

造成中国经济的瓶颈，往往正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建国以来的经验表明，农村繁荣则国家繁荣，农村富裕则工业化顺利。20世纪50年代如此，80年代也是如此。反之，农村凋敝，经济发展必然遭遇增长的瓶颈。

中国人口的结构，决定了农民仍将是中国未来的主要群体，经济增长忽略农村，既不道德，也不可能持续。城乡经济差距的扩大，同样也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隐忧。而农业经济在90年代中陷入缓慢发展之后，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由此前的每5年翻一番，变成了每10年翻一番。虽然政府取消了农业税，但各种摊派和隐形支出，使农业的经济资源，持续不断地处于失血的状态之下。改革开放前15年所形成的宝贵农业资本积累，在后15年中逐渐瓦解。

农村经济不启动，内需振兴就只是一句空话。没有社会中大多数人口的收入增长，就不可能创造出一个国内大市场。

不过，农民收入的增长，绝不应该通过财政补贴或转移支付来实现，所谓救急不救穷，以救穷的心态去发展农业经济必然失败。有效和持久的增长，必须也只能来源于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农民必须通过创造更多的财富，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

在欧美经济未来长期不振的前景下，启动内需的突破口将是启动农村第二次工业化的进程。只有工业化才能带来比农业更高的生产率，只有超过第一次农村工业化的深度，才能真正振兴农村经济。

城市现代的工业化，特别是信息化、高科技化，以及先进的商业模式，应该再次向农村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扩散。如果80年代农村工业化是农民主动向城市寻找技术扩散的需求，那么这一次应当由政府和城市主动向农村廉价供应。

农村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减少农产品销售流通环节存在的利润损失。从农产品现代化的流通环节入手，将层层盘剥的低效率高损耗的中间商们挤压出去，实现农产品从土地到城市居民的直接对接，将本该属于农民的流通利润大部分返还给农民，此举将很快增加农民的纯收入，释放出相当的消费能量。这样不仅可以实现农产品高效低成本的流通，还可以有效保证食品安全的源头。这种商业模式可以参考沃尔玛的连锁模式，优先向民营企业开放市场准入，限定此类企业的利润上限，放手让它们在规模上获得增长潜力。在金融和资本市场上，特设农业公司上市的绿色通道，鼓励此类企业优先上市。听到这个“芝麻开门”的资本咒语，众多的资金将挤破脑门儿参与进来，在激烈的竞争后，择优选择即可。

如果阿里巴巴能够向600万中小企业提供国际市场的需求信息，那么为什么不能有公司愿意为数亿农户提供市场需求信息呢？在强大的市场信息的数据挖掘中，公司将能获得高额利润，同时为农民解决最为困扰的信息不充分的难题。不要忘记，信息激荡也能创造出新的商业机会。由于这种全国农户的数据采集与分析具备重大的战略价值，各地政府、研究机构、银行、券商、基金也会成为有兴趣的客户。目前中国有条件上网的农村正在迅速扩大，手机在农村的普及率也越来越高，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先行启动信息化进程，暂时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由政府牵头引导民间资本逐步解决。政府只需要把“芝麻开门”再念一遍，不愁没有民营资本踊跃介入。

第一次农村工业化并不是对农业生产、流通、深加工、集约化进行工业化，而是填补了城市工业化的市场空白，第二次农村工业化应该将重点放在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工业化。

高技术含量的现代农业将极大地提高生产率，大幅降低水、化肥、农药的消耗量。最著名的案例就是以色列的滴管技术。1962年，一位以色列的农民偶然发现水管漏水处的庄稼长得格外好。原因是水在同一点上连续渗入土壤是减少蒸发、高效灌溉及控制水、肥、农药最有效的办法。这一发现立即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闻名世界的滴灌技术于1964年应运而生。30年来，以色列的农业用水基本稳定，但农业产出却翻了5翻！滴灌的原理很简单，然而让水均衡地滴渗到每棵植株却非常复杂。以色列研制的硬韧防堵塑料管、接头、过滤器、控制器都是高科技的结晶。在以色列，“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其真谛不在于挖沟渠，而在于科学灌溉，高效用水。滴灌使每寸土地都透着高科技，电脑控制的水、肥、农药的滴灌系统是现代工业化向农业扩散的典型。

以色列的“滴灌技术”，将沙漠变成了农业绿洲；日本的“一村一品”运动，使农村变成了环境优美、经济发达的人间天堂；韩国的“新农村建设”，拉平了城乡收入的差距；荷兰的“土地高效利用”，在人口密度堪称世界之最的狭窄土地上，创造出世界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的奇迹。这些国家都面临着与中国类似的人多地少的困境，但是在技术扩散、信息化、现代商业的强大支撑下，农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产率大跃进，使这些国家的农民收入接近或超过了城市居民。所谓事在人为，只要政府肯向农村大规模倾斜经济资源，中国农村的生产率提升并非不可想象。

更高的生产率将产生更多的消费需求，刺激农村服务业的兴起，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农业人口四分天下的局面，农业、农业产业集群、城市打工与农村服务业齐头并进，同时，加快城镇建设，废除户籍制度，允许土地经营权转租和流通，提高农业集约化程度。

农村落后的根源之一，在于基础设施严重匮乏。水利、电力、交通都形成了农业发展的瓶颈。教育资源不足，医疗卫生落后，文化娱乐单调，这些长期欠账恶化了农村第二次工业化的条件。特别是人口素质的问题，制约了生产率的提高。低素质的人口是负债，高素质的人口却是资产，这个道理美国人早在19世纪就搞明白了，日本也从明治维新时代就开始实施全民教育。中国现在也看清了战略上短视的严重后果。如果现在再不痛下决心向农村的人力资本大规模倾斜资源的话，人口素质这笔沉重的负债，将会在未来以利滚利的方式加倍索取赔偿。

农村第二次工业化的所有设想都需要钱，而且是惊人数字的钱，没有资金的投入，一切都是空谈。未来5年，仅水利工程一项的投资规模就达2万亿元！这是对近20年来农村水利发展停滞的补偿。因此，启动农村第二次工业化所需资金的规模将至少数倍于此。

关键是这样大的一笔钱应该如何筹措？目前土地出让金是主流思路，但这并非最佳选择。推高土地价格，就是将土地和房地产货币化的思路，在没有生产率大幅提升的情况下，最终只能导致货币更为严重的超发，在助长资产泡沫和投机盛行的同时，通货膨胀和房价、原材料的上涨，也必将挤压实业的利润空间，从而压制真实的财富创造，削弱经济增长之源。那种靠土地升值，幻想着财富从天而降的想法，与美国老太太把房子当提款机的思路如出一辙。美国老太太可以向中国老太太透支储蓄，而中国只能靠印钞票来创造“假储蓄”。

农村第二次工业化的部分资金，可以由资本市场承担，那些投资短，收益高，能上市的商业模式，不需要政府出钱，只要给足政策诱惑，逐利的资本有的是。而农村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等长线投资，资本市场一般不会介入，短期资本追求的是3年至少10倍以上的回报，那些5～10年才能见效的投资对它们根本没有吸引力。

对于农村长线投资，比土地出让金更合理的方式是发行“特种农业公债”或地方农业债。这种农业债与地方融资平台债，有着本质区别。农业债是典型的生产型负债，而地方融资平台的许多债务则投向了华而不实的非生产型领域。2010年，中国因水灾、旱灾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就高达上千亿元，间接的生产停工、商业流通中断等损失就更大。农业水利工程的建设，将减少灾害的损失，这就直接增加了社会利润，提高了生产率，它所创造的现金流虽然不像项目效益那样直观，但总的社会收益是明显而持久的，财政对农业债的利息支出，将从全社会的经济利润增加中得到税收的超额补偿。

农村的教育、医疗等投资，产生回报的时间可能需要10～20年时间。但是，这种投资从长期看，可以将农村人口从负债转化为资本，随着时间推移效益将越来越明显。对于此类投资，可以考虑发行超长期（20年或更长）特种国债，从投资回报的税收上给予减免，鼓励投资人不仅追求经济回报，而且创造社会效益。

债务有两种：一种是生产性负债，另一种是消费性负债。前者好比是肌肉，而后者则像脂肪。生产性负债，如果投资前景明确，负债比率在安全限度之内，对经济发展将发挥正面作用。

发行农业债券的综合好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以大规模吸纳十年以来严重超发的货币，减少流动性泛滥所带来的资产泡沫化和投机盛行的严重冲击；二是可以增加银行间交易市场的深度和品种，完善金融体系的建设，使股市与债市更加均衡。在短期内，国债与GDP的比例可能大幅上升，但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农业负债是良性负债，与欧美的透支消费模式有本质的差别。农业投资将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降低农业经济的运行成本，提高农业生产率，创造农业储蓄增量，刺激城市经济的产出，逐步消化外向型经济的产能过剩，扩大国内市场规模，增加财政税收。

最核心的出发点还是国内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增加中国掌握自己经济命运的实力！

「创造就业，扩大市场规模的第二战场」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货币紧缩的政策下，凸显出中国金融资源配置严重不合理的现状。创造就业机会最多、税收贡献突出、在国民经济中承担重要角色的中小企业，却因为无法从银行系统获得贷款而危机频现。在无法从正常渠道获得资金的无奈中，中小企业不得不依赖超级高利贷的地下钱庄，来维持流动资金或过桥贷款的需求；而一旦稍有意外，年息高达30％、50％，甚至100％的高利贷陷阱，将轻易摧毁一个多年苦心经营、信誉良好的企业。而地下钱庄肆意蔓延，已逐渐形成中国式“次级贷”链式反应的潜在危机。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呼声早已延续多年，而问题迟迟无法解决的根源，在于商业银行在市场经济中天然具有“嫌贫爱富，规避风险”的偏好。这与金融海啸之后，美国商业银行普遍“惜贷”的心态类似，美国不是没有公司和个人希望得到贷款，而是银行在遭到惨重损失之后，对风险产生了偏执性的厌恶，造成了美国消费和按揭贷款的萎缩。

更远的例子就是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大萧条时期，一边是30％的失业人口，一边是大量闲置的工业生产能力，只要有资金介入将两者进行结合，就将创造出新增的储蓄，从而刺激其他领域扩张生产，发生市场交换，德国经济也将起死回生。但德国的商业银行拒绝提供信贷来启动经济复苏的进程。银行总是在危机时过度谨慎，在泡沫中却滥发信贷。如果指望私营的银行来激活德国经济，看起来基本不靠谱。刚上台的纳粹政府认为，“我们经济上的问题并不是由于缺少生产资料，而是由于现存的生产资料没有得到充分使用造成的。要减少失业，现今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使闲置的生产资料被利用起来”。办法就是“投放生产性贷款”。德国政府决定摆脱银行创造信用的传统理论，不受黄金与外汇的制约，由政府创造一种新形式的货币，这就是著名的“创造就业汇票”（Mefo Bill）。德国政府把“创造就业汇票”这种利息为4.5％，期限为3个月的短期汇票直接支付给政府采购商，并规定“创造就业汇票”可在境内所有银行进行“贴现”，银行可以将这些汇票拿到中央银行“再贴现”以获取现金，也可持有汇票到期。这一招相当于政府直接发行以“创造就业汇票”为抵押的帝国马克，完全绕开厌恶风险的银行体系，将政府创造就业的意志通过这些汇票，直接注入德国经济。一旦闲置的劳动力与闲置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德国的经济立刻开始恢复活力，仅仅用了5年时间就基本实现了全民就业，失业率降到1.3％，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倍，重新成为欧洲强大的工业国。

这个例子说明，当商业银行体系出于各种原因，不愿为创造就业提供信贷时，政府可以绕开银行体系，将国家意志通过金融创新的工具直接注入经济体。

目前中国面临类似的矛盾，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正在由于资金奇缺而陷入破产境地，而商业银行宁愿把资金贷给并不缺钱的大型国企以规避风险。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如果尊重商业银行的市场经济原则，政府就无法直接要求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否则未来银行与政府之间将产生复杂的纠葛。同时，中小企业规模太小，无法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募集资金，一方面是法律不允许，另一方面也没有券商愿意为挣个几万元承销费而劳心费力。如果将若干中小企业集中起来发行“集合债”，又会出现信用评级的难题，如果其中一家企业违约，其他家企业怎么办等操作困扰。另外，投资者觉得风险大，不愿投也是一个难题。

此时，政府面对的其实是一个战略分析，如果将扩大国内市场规模置于最优先的位置，那么创造更多的就业，就将直接增加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如果需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就必须进行金融创新。这种创新的基本特点有两个：一是绕开银行，二是政府支持。目标就是，凡是愿意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将能够获得低成本资金。

在这一金融创新领域中，创造就业汇票、短期商业票据、垃圾债券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方式。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如果能够增加就业带来税收，扩大技术扩散，自然是应该欢迎，但方法上可以作一些调整。由于中国的外汇储备显然已经明显过剩，这些外汇现在都不知道该买些什么，更多的外汇进入国内反而增加了中国外汇储备的负担。外国企业最有价值的并不是他们的外汇，而是他们的技术、管理、品牌和国际市场渠道。

换句话说，在吸引普通外资的时候，政府可以说“欢迎”。但我们不需要你出钱，我们的外汇投资公司愿意投资，你以技术、管理、品牌、渠道入股，我们做大股东，你做小股东。

如果真是赚钱的好项目，外汇投资公司或国内的投资公司会竞相入股，这样一来，外汇储备就多了一种在国内使用的办法。外商为什么愿意来？因为中国的市场大，他也想赚钱。30年前中国外汇奇缺，外商直接投资倒是没错。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中国愁的是外汇太多。外汇储备国内使用的途径，就是以外汇换外资的控股权。既然中国在海外不容易找到好资产，别人送到家门口的好投资还能拒绝吗？直白地说就是：我们来驾车，而他们当马。

对于那些已经在国内经营的跨国公司，如果赢利良好，垄断了中国的行业龙头，应该择机进行股权回购。目的是把垄断性的外资降为非垄断地位，把外资大股东变成小股东。不是愁外汇储备花不出去吗？在国外买不到优良资产，在国内还不能剪些羊毛吗？他们已经赚了这么多年的钱，本该将部分利润回馈中国社会了。

用外汇储备对跨国公司在华股权进行回购当然要本着“自愿”原则，关键的问题是想办法让外资自愿以合理的价格出让股权。政府其实可以援引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所遇到的各种“说辞”，反其道而用之就可以了。比如无所不包的国家安全隐忧，时尚流行的环境保护，百发百中的税务核查等。办法总比困难多！

「房地产是财富泡沫，还是经济增长的支柱？」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从最简单的猎人的故事来分析，会看的更清楚。

猎人用传统的方式打猎从而形成了猎物的“储蓄”，当他用这些储蓄进行“投资”弓箭制造，他就在提高自己的生产率。而更高的生产率带来了更多的猎物，使他能够将这些剩余“储蓄”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如果他需要一件衣服，那么制衣人就会受到生产“刺激”，加快衣服制作，满足猎人需求，从而提高制衣的生产率。当猎人和制衣人都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储蓄剩余后，他们的增量储蓄在市场交换中，又会刺激更多行业加速生产，结果带来更大范围的生产率提升。

因此，经济增长是从率先提高生产率的部门开始向周边行业“扩散”，从而带来社会生产率的普遍提升。在这一过程中，高生产率的部门扮演着“经济火车头”的角色，低生产率的部门则是受其需求刺激而产生增长的动力，然后逐步提高自身的生产率。

猎人如果是“经济增长火车头”，那么制衣和其他行业的发展就是“被拉动”的部门。整个社会生产率普遍提升后，创造出大量的过剩财富，因而产生了“财富窖藏”的需求。在猎人制造弓箭之前，社会并无剩余财富，整个部落的土地并不值钱，如果连肚子都填不饱，谁还会在意土地开发呢？只有当社会出现“财富窖藏”需求后，黄金、财宝、首饰，也包括土地，才起到了盛装财富溢出的容器作用。于是，土地开始升值。越来越富裕的猎人和制衣者们渐渐有了住房需求，房地产开发商被“刺激”起来，他们在建造房屋的过程中，又“刺激”了砖瓦、木料、家具等行业。

在这个产业链上，猎人是需求的源头，动力是弓箭制造。只有生产率的革命，才是财富创造的真正源泉。

靠土地升值和房地产开发来拉动经济链条的整套思路都是值得怀疑的。土地升值和房地产开发，是生产率提高的自然结果，而不是其初始原因。颠倒了这一逻辑，就会产生错乱的经济效果。

如果没有生产率的革命性突破，片面追求土地升值，将会造成实业部门的成本提高。土地和房地产的货币化，则导致了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超过了生产率的提高，结果就是普遍的通货膨胀，土地成本、原材料、能源和人工的抬升，伴随着市场价格的激烈竞争，将挤压尚未取得生产率突破的整个实业部门的利润。其最终的恶果就是，缺乏利润的实业部门，由于没有必要的“储蓄”积累而丧失了改进“弓箭制造”的能力，弱化了生产率提升的潜力。

土地财政刺激着高地价政策，高地价又刺激着房地产暴利，这种畸形发展模式最终将瓦解实业生产率提升的基础，遏制社会财富创造。GDP总量的增长并非是经济发展的真正目的，健康的经济增长必须以提高生产率为最终导向。房地产及其产业链带来的GDP，本该是生产率提升的结果，现在却变成了压制生产率的原因。上亿吨的钢铁、水泥、原材料被冻结在充满投机而空置率奇高的“鬼楼”中，这与20世纪50年代大炼钢铁和70年代的“洋跃进”一样，都是在浪费宝贵的经济资源，这相当于剥夺了猎人用以制造弓箭的积累，而将其置于闲置和浪费的状态之下。

土地和房地产的货币化刺激了信用创造的狂潮，日益贬值的货币购买力扭曲了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它将储蓄者的财富大规模地转移到少数人的口袋里，它树立了一个“快速致富”恶劣样板。在财富流向的巨变中，土地增值轻易超过了实业生产的微薄利润，迅速瓦解了实业家们艰苦创业的意志，动摇了实业持续改进“弓箭制造”的决心。既然买一块地坐等升值比枯燥、痛苦、绞尽脑汁和充满风险的技术创新，来钱更快、赚钱更多的话，谁还愿意继续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做实业呢？这种短视和浮躁的社会氛围，使“中国制造”的根基越来越浅，抗风浪能力变得脆弱。

土地快速升值和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同时摧残着实业生产率增长的潜力。它们所创造的GDP中，毒素含量高、副作用大、泡沫成分重，属于经济发展中的“高污染”行业。

正常的房地产发展有利于全社会的生活品质改善，带来了经济的健康成长，促进了社会消费，扩大了国内市场规模，应该受到鼓励。但是，畸形的房地产繁荣绝非中国之福。

2001年“9.11”以后，美国信息技术革命被资本过度投机所断送，生产率爆发的进程戛然终止。在缺乏新技术突破的困境中，美国走上了以刺激房地产繁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资产泡沫型”模式。过度的信用扩张和金融创新，最终导致了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经济危机。日本80年代中期之后的房地产畸形繁荣，引发了20年的经济停滞，亚洲四小龙的房地产泡沫受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严厉惩罚。前车之鉴历历在目，挤压房地产泡沫的手不能软下来！

对于房地产泡沫破裂将引发中国金融危机的西方“高论”，其实不必过虑。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债务违约所造成的流动性枯竭，进而摧毁了金融机构的资产所引发的链式反应。注入足够的流动性，救助金融机构，制止违约蔓延并不难，美国已经做到，欧洲正在准备做。难是难在高负债的长期存在，压制了消费者信用扩张的愿望和能力。没有信用扩张就不会有经济复苏的持久动力，也就难以产生就业与生产的良性循环。而政府无权强行调整社会中的债务债权关系，这是问题的症结！

在美国“金权天下”的制度下，华盛顿执行的是华尔街的政策，而债权对于银行而言就是最核心的资产。所以债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美国政府用了最不合理，也是最浪费的方式去拯救金融危机。银行坏账的根源是贷款人不堪债务重负而发生违约所造成，本来最简单和效率最高的方式应该是，美国政府用救援资金直接冲销坏账，债务债权关系一笔勾销，这样一来，没有负债压力的消费者将能够轻装上阵，经济复苏很快就能重上轨道。但银行家不同意，减免消费者的负债，银行还怎么赚钱？银行家坚持拿政府的钱来充实银行的资本金，让负债沉重的消费者们继续做债务的奴隶，甚至债务负担更重，还不上就让政府用财政持续贴补，两房就是明显的例子。结果是，政府的钱补了银行的亏损窟窿，负债人继续承受高负债的压力，还不上时政府进行补贴，而政府的钱全部来自于透支未来的国债，国债飙升的压力最终还是由纳税人承受。经济体的总负债与GDP的比例非但没有下降，反而越来越高。消费者在更大的债务负担之下，丧失了扩大消费的能力，经济复苏陷入泥潭，就业复苏则希望渺茫。

中国与西方的根本区别在于债务债权关系可以由政府强制重新调整。早在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由于农民负债沉重，经济发展凋敝。红军提出的政策是“工人农民该欠田东债务，一律废止，不要归还”。当农民债务的沉重枷锁被解除之后，根据地的经济很快就繁荣起来。

废除债务债权关系意味着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这事实上就是一场社会革命！西方社会的统治基石就是金融集团的利益，改变债务债权关系，等于“革他们的命”，当然是行不通的。

在中国，由于政府是社会权力的中心，在危急时刻，一切皆可变！包括债务债权关系，可以随时调整，从而使西方的金融危机在中国难以出现。而这种制度上的差异，却很难被西方学者所理解。如果房地产泡沫破裂，政府可以直接抄底收购房产，再廉价租给低收入人群，不仅可以为资产价格筑底，而且还省去建设大批廉租房的成本。随着经济的恢复，房地产价格将健康复苏，银行体系的坏账会大大缓解。

「摆脱美元，人民币需要“刮骨疗毒”」

1922年热那亚会议上，英格兰银行行长诺曼发明的“外汇储备”概念，一直是个令人生疑且效果失败的货币制度。英国人在一战后缺乏黄金，因此想出了这个货币“水变油”的伎俩，提出英镑和美元一起作为各国央行的货币储备，支撑各国货币发行，这就是金汇兑本位制的实质。各国货币与英镑、美元这两种核心货币挂钩，核心货币再承诺自由兑换黄金。这一货币制度造成了20世纪20年代世界流动性泛滥，最终以30年代大萧条收场。

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将这一制度进行了全球版升级，核心货币变成了美元，美元储备成为各国货币的基石，结果导致了1971年全球货币体系崩溃。

1971年美债帝国诞生后，特别是1979年美联储主席沃尔克采用货币“化疗”巩固了美元霸主地位之后，美元储备再次大行其道，直到欧元诞生。

实际上，以主权国家货币及其背后资产国债作为世界各国货币发行基础，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逻辑矛盾，这就是当年著名的“特里芬难题”，这一矛盾如今仍然适用。从逻辑上分析，美元体系迟早会再度崩溃，而以美元和美债作为外汇储备核心资产的国家将无一幸免。这只是个时间早晚问题，而不是会不会的问题。

既然明确知道这一点，再将美元储备作为人民币的发行基础，就违反了“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原则。持有美债，无异于将国内储蓄输出，压制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持有美元，也就是间接持有美元背后的美国国债，同样相当于为美国赤字提供融资。

可这些美元到底能买什么东西呢？中国积累的外汇储备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突然发现手中拿着大量过剩的美元，其实除了美国国债之外，其他好东西啥都买不到。这时，中国是不是该反问一下，这种出口创汇还有意义吗？美元资产的真实购买力每年都在贬值，这不相当于把出口商品的一部分直接倒进了太平洋吗？为了就业，中国消耗了资源、能源、人力和物力，难道就是为了把产品一批批地倒进大海吗？能不能干点有意义的事呢？有人认为中国必须持续购买美国国债，否则现在持有的美国国债资产就会缩水。这个逻辑也有问题，如果你持有一只亏损公司的股票，而且你知道它未来还会亏下去，你会选择继续疯狂购买来维持股价吗？除非你准备拉高出货！可最不幸的是，你突然发现其实自己就是那个最大、最后和最笨的接棒者了。

人民币基础货币供应在历史上曾有四种渠道：再贷款、再贴现、财政透支和外汇占款。1994年以前，再贷款是人民币的主要投放方式，1983～1993年占基础货币投放的70％～90％。在这段时间内，人民币与本国经济发展的相关度很高，因为再贷款是国内金融机构从中央银行拿到的贷款，这些贷款投向了国内的经济循环。1994年汇率并轨后，人民币发行机制逐渐变异，外汇占款比重越来越高，人民币基础货币的抵押品日益依赖外汇储备，人民币发行的独立性逐渐遭到削弱。

人民币的发行越来越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无关，而与外国货币，特别是外国政府的信用捆绑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依靠国内市场变成依赖国际市场。独立自主的人民币曾是中国金融元老们定下的根本原则，50年代陈云就提出人民币既不与美元、英镑和黄金挂钩，也不与苏联的卢布挂钩，因为老一辈的人曾目睹了蒋介石的法币与英镑、美元挂钩后，货币主权旁落，金融高边疆沦丧，国家经济日益殖民化的严重后果。

纵观货币史，任何大国的货币崛起，都是以本国的财富作为货币储备，为本国的经济或本国主导下的世界经济循环提供信用的血液。大英帝国主宰世界时，是以黄金为货币储备；美元横行天下时，是以美国国债为货币本位；欧元横空出世后，是以欧洲国债为发行基础；人民币未来纵横江湖时，岂能在美债的卵翼之下搏击长空？

外汇储备，是货币边缘国家被核心货币强权统治的标志，而绝非货币独立自主的象征，它不代表货币的强大，而仅仅体现出货币依附性的深重。

外汇占款问题，不是一个技术细节，而是中国货币战略方向的抉择。

为使人民币重新取得货币发行的主导权，使国内信用创造服务于本国经济循环，必须切断外汇进入央行的通道。具体做法是：建立“外汇平准基金”，由它出面以国家信用发行特种“外汇公债”，募集人民币资金，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上，替代中央银行扮演外汇“最后购买人”的角色，阻断外汇流入央行的通道，杜绝仅仅为了收购外汇而大幅增加的基础货币投放。同时，这种“外汇公债”还可以大大丰富债券市场的品种和为保险公司、银行、基金等投资机构提供新的投资选择。

“外汇平准基金”的主要职责包括：对汇率市场实施干预，实现人民币的汇率稳定；作为外汇最大的集散地，对需求外汇的机构进行放贷，只要放贷收益超过发行“外汇公债”的成本，基金自然可以盈利。基金本身并不直接进行外汇投资，这个工作可以外包给中投或新成立的其他外汇投资公司，它只是以放贷人的身份与外汇投资管理公司打交道。

至于央行已经存在的外汇储备，可以分批以资产置换的方式逐步解决。例如，农村第二次工业化所需要筹集大规模的建设资金，可以用国家信用发行超长期的特种“农业债”，以此置换外汇资产，将人民币与国内经济转型紧密联系起来。同理，为解决就业问题所发行的“创造就业汇票”，为发展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债”，为改善中国城市乡村的看病难就医难的“医疗保健公债”，为解决住房难的“廉租房公债”，为保证经济增长原材料料来源的“国家资源储备公债”等新的债券品种，都可以用来分批置换央行的外汇资产。这样，人民币将真正成为“人民的货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的经济服务。

只有彻底摆脱美元的困境，人民币未来的国际化才会有扎实可靠的经济基础，才能最终牢牢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第九章 战国时代，地平线上的亚元

• “中美国”的困境

• 2012之后的危险10年

• 谁能拯救欧元？

• 中国的近忧与远虑

• 亚洲经济共同体

• 建立亚洲美元市场：香港就是桥头堡

• 亚洲货币同盟：亚洲货币基金（AMF）的战略方向

• 人民币，还是亚元？这是一个问题

• 美元、欧元、亚元的战国时代

「本章导读」

过去10年，“中美国”之间的关系靠的是利益捆绑，中国生产，美国享受，中国储蓄，美国消费，这是美国能够容忍中国经济繁荣的前提。未来10年，美国面临着债务解杠杆、老龄化带来的消费疲软、生产率提升瓶颈这三大周期的高度重叠，必然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美国债务驱动型模式的破产，欧洲和日本也同样不乐观，发达国家的长期不景气使得中国的外向型经济模式难以持续，中国将被迫进行经济转型。国内储蓄增量的减少和向本国内部的倾斜，会瓦解“中美国”合作的基础。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利用价值正逐渐缩水。

美国的经济不振会使其信心变得脆弱，缺乏自信的霸权往往会变得更加敏感和富于攻击性。如果中国经济持续繁荣，美国将充分利用东海与南海问题损耗中国的实力，甚至挑动局部战争以削弱中国；如果中国经济硬着陆，美国将落井下石，趁势收拾这个最大的潜在对手。“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正是其国家战略转变的重大宣诏。

中国经济繁荣的基础其实相当脆弱，石油、原材料供应和海上贸易通道基本被美国掌握，高度外向型的经济模式又严重依赖欧美市场，当双方利益捆绑在一起时，这一切都不是问题；但是，当中美共同利益基础削弱时，一切都将成为问题。

在外部环境出现恶化之前，中国应当未雨绸缪，借鉴欧洲经验，积极推动亚洲经济共同体，把亚洲潜在的对手转化为拥有利益共同体的盟友，以亚元的货币战略来整合亚洲的政治经济资源，同时可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其实，外向型经济体的货币不可能成为主导性的世界货币，日元与马克的经历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应当主导亚元的进程，以亚元的货币杠杆来撬动亚洲的全面合作，最终形成与美元、欧元分庭抗礼的鼎足之势。

「“中美国”的困境」

2009年，英国著名金融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货币崛起》（The Ascent of Money）一书中首创了“中美国”一词，来形容中国与美国在经济上的“婚姻”。“中美国”东部地区（中国）的人们在储蓄，而西部地区的人们去消费、从中国的进口，压低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中国的储蓄降低了美国的利率，中国的劳动力遏制了美国的工资成本，结果就是“中美国”的经济一片繁荣。

的确，在这一经济“婚姻”中，中国得以进入广阔的美国市场和美国主导下的世界市场，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热潮带来了资金、技术、管理、市场和品牌的衍生效应，提高了中国社会的整体生产率，成为助推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二级火箭。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获得了庞大的经济红利。作为回报，美国要求中国将这一红利中的相当部分“分享”给美国，通过购买美债，中国创造的储蓄回流到了美国的资本市场，在推高美国资产价值的同时，压低了美国的利率水平。在宽松的货币温床之上，金融创新将资产升值转化为美国消费者的“提款机”，刺激着美国的经济繁荣，从而带来了更多的中国产品需求。

不过，“中美国”的繁荣模式既不牢靠，也不可持续。美国以“市场换储蓄”的代价，是其经济整体的负债水平必然不断攀升，以债务驱动经济增长的瓶颈在于消费者的收入与负债压力之间越来越尖锐的矛盾，终将无法维持，导致崩溃。所谓世界经济的失衡，其本质就是发达国家的债务驱动型经济模式，出现了世界范围的大面积破产。

在过去10年间，华尔街创造了巨大的资产泡沫，1％的超级富豪享受了20％的国民收入，比20世纪80年代里根“新自由主义”启蒙阶段高出了1倍！同时，1％的富人占有了全社会财富的43％，这是美国立国以来的最严重的财富失衡！“占领华尔街”的运动，挑战的正是这种不合理的财富分配制度。在财富效应的诱导下，美国最好的理工科人才都去了华尔街，美国几乎所有技术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都呈现20％以上的负增长。同时，美国企业利润的40％来自金融领域，高技术制造业呈现出长期增速递减的趋势。美国猎人对弓箭制造的兴趣日益萎缩，而对占有其他猎人的储蓄却越来越痴迷，手段和技巧也不断推陈出新，花样繁多。这实际上就是对其他国家通过美元手段进行隐性“征税”，美国的麻烦越大，发展中国家的“隐性税负”就会越重。

危机之后，奥巴马提出了“岩上之屋”的经济复兴战略，试图把美国经济大厦的基础，从金融的“流沙”变为实业的“岩石”，回归制造、回归创新、回归出口正是该战略的核心。“岩上之屋”理念，出自奥巴马2009年在乔治敦大学的一次演讲。在这次精心准备的演讲中，奥巴马引述《圣经》中的比喻说，建在沙子上的房子会倒掉，建在岩石上的房屋依然屹立。奥巴马的思路固然不错，可是调整经济增长模式意味着重建国家财富的分配制度，金融势力集团必须将口中的肥肉吐出一部分，在“金权天下”的美国，在华盛顿对华尔街俯首帖耳的现状下，这有实现的可能吗？

美国调整经济模式，不仅需要强大的政治意愿和统治精英的共识，作为制度上的保障，还需要有实实在在的现实基础和经济资源。而在未来至少10年的时间内，美国将缺乏进行经济转型所必备的条件。这一关键时期，恰逢美国三个主要经济周期最不利的交叉重叠。

首先，经济“解杠杆”的周期至少需要10年，才能有效清除“债务堰塞湖”所带来的巨大资产灾害。从1996年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了美国社会生产率的大跃进，形成了惊人的财富溢出效应，进而刺激了房地产行业的复苏与繁荣。直到2001年，美国房地产及其下游产业链条，基本处于合理增长时期。不过，从2002年开始，为了替换已经熄火的信息技术增长引擎，以及应对“9.11”之后的“反恐战争”对经济资源的强烈需求，美国启动了刺激房地产泡沫的手段，放松货币供应，强化金融创新，加快吸取别国储蓄，以同时获得大炮和黄油的双重好处，人为制造出了一个炫目的经济繁荣景象。

当2007年资产泡沫最终破裂之后，房价下跌幅度高达33％，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烈度，而且在未来5年中，美国房价仍可能继续下跌10％～25％。资产泡沫的破裂，导致美国金融系统损失惨重，银行的表内表外资产、股票债券大宗商品市场、金融衍生品交易一片哀鸿，养老医疗保险基金、个人投资及退休账户中的价值灰飞烟灭，金融体系总损失规模达到了惊人的9万亿美元！

80年代末的美国房地产泡沫，从破裂到走出低谷用了六七年的时间，而2007年的房地产泡沫破裂，无论从规模、幅度、烈度，还是危害面、损失量、持久性方面，都远远超过90年代初的房地产危机。这一次，美国走出资产价格低谷的时间不会少于10年，金融体系彻底清除坏账和问题资产的过程将漫长而痛苦。

美联储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无非是试图进行“资产再通胀”，帮助金融体系冲销资产毒垃圾，这些有害资产的一部分，被美债持有人所吸纳，从而流向了海外，其他部分则被美国经济自身所承受，表现为政府赤字激增、失业痛苦长期化、消费需求持续疲软、经济复苏脆弱等现象。资产毒垃圾无论以何种形式体现出来，化解和排毒都需要漫长的过程。

消除“债务堰塞湖”对经济产生的巨大压力的过程，被称为“解杠杆”。从美国30年代大萧条的经验来看，1933年总负债与GDP之间高达299.8％的悬殊比值，被证明是一个经济体无法承受的崩溃“水位”，不削减负债水平，经济引擎将难以重新启动。美国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在二战后才将总负债与GDP的比值降到了120％～150％的安全区域。2008年美国负债再度超过危机警戒线（358.2％），这是近80年以来美国最严重的负债比例！

美国的救市方法采用的是一种错误的思路，它不但没有将危险的负债比例降下来，反而使国债的规模飙升到与GDP大致相当的水平，“债务堰塞湖”的水位其实比危机前更高了。如果总负债不大幅降到GDP的150％的安全线之下，美国经济就无法正常和可持续地运转。不经过至少10年的“解杠杆”痛苦，美国的总负债水位将难以退到安全的经济运行区域。

第二，美国人口的年龄结构预示着未来超过10年的消费萎缩周期。以60年代初为中位点的7700万“婴儿潮”人口，已经迈入消费萎缩的年龄阶段（47岁为消费顶点）。

美国的“婴儿潮”世代从来没有储蓄的习惯，他们人生的前半段正好赶上美国成为主宰世界的霸权帝国，他们普遍存在着对未来超级乐观的心态，铺张和挥霍成为生活的常态，肆意和放纵是他们的世代特征。他们没有父辈灰暗的大萧条记忆，也没有你死我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洗礼，一切都是那么顺利，一切都是那么辉煌。

当60年代初出生的“婴儿潮”世代，经过了47年的奢侈生活，来到了金融海啸的爆发时刻，此时，正值他们开始从消费最旺盛的年龄开始逐步走下坡路的拐点，经济繁荣突然消失，失业狂潮席卷而来。他们发现自己投在股票市场中的退休金出现严重亏损，而由于常年大手大脚地挥霍，银行账户的存款从来就是“薄如蝉翼”，同时，放纵的生活习惯和肆意的超前消费，使得他们早已负债累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的消费将从正常衰老的消费曲线上陡然下滑，以应对未来残酷的经济寒流。

2009年正好处在人口消费曲线上的悬崖边缘，再往前一步，就是“消费大瀑布”了，然后就是一个剧烈下滑的消费周期，其持续时间直抵2024年。这将是一个长达14年的消费下滑周期。在高度负债的情况下，美国的消费市场将陷入一个漫长的冰河期！

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对于一个衰老的世代都不会发生明显的作用，毕竟这些政策无法使人返老还童。鼓励老年人去大胆借钱消费并不现实，消费的逐年萎缩将使目前看起来鲜亮的经济复苏“绿芽”失去肥沃的信贷土壤。毕竟消费拉动着美国72％的经济增长！

更为严重的是，欧洲的人口周期与美国一致，欧美两大经济板块将同时陷入长期消费冰河期。这对于所有以欧美市场为主要出口对象、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新兴市场国家，将是一场空前的经济生态环境的灾变。

第三，生产率新的革命同样需要时间和技术积累。在1889～2000年的111年间，美国经历了三次生产率高涨的时段，第一次是1917～1927年，生产率增长为3.8％；第二次是1948～1973年，生产率增长为2.8％；第三次是1995～2000年，生产率增长为2.4％。三次生产率爆发的间隔，大致为20～25年，正好是一代人的时间。这种技术集中突破的周期与人口周期相吻合的规律并非偶然，如果一个人的消费力与年龄相关的话，那么他的创造力同样如此。

一般而言，一个社会中最具创造力的人口比例里相对固定的，教育程度的提高只是改变了创新天才们的起点，而并不能改变他们在总人口之中的比例。一个人最具创造力的年龄在25～40岁之间，平均而言应该是在30出头的年纪，此时，他们的经验、智力、精力均达到一生中的顶点。“婴儿潮”世代的出生中位点在60年代初，而他们之中的创新天才们在90年代初达到了最具爆发力的年龄阶段，到2011年，他们已经接近50岁了，创新能力必然大幅下降。而下一个世代的出生中位点在1990年前后，他们有可能带来新的生产率革命的时间在2020～2025年之间。

如果把经济解杠杆、人口消费和生产率突破这三大周期加以综合考虑，可以看出美国下一波真正的繁荣周期应当在2020年之后才会发生，2024年将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不过，在此之前，美国经济将出现“失去的十年”。这十年也将是中国在21世纪前半叶赶超发达国家的最佳时间段。之后，中国老龄化的问题将迅速恶化。

所谓“中国崛起”，其实是有时间窗口的，就如同发射火箭，错过发射的最佳“时间窗口”，只能等待下一次机会的来临。而中国的下一次“崛起窗口”，恐怕要到21世纪的下半叶了。

历史留给中国崛起的时间相当吝啬，如果不能趁欧美实力下滑的10～15年内迅速实现经济起飞，从而摆脱“西方引力”，达到“第三宇宙速度”，那么2025年之后，中国将再度落回到欧美主导下的世界经济轨道。中国的强国之梦将不得不再等待30～50年！

「2012之后的危险10年」

未来10年，将是大国格局发生深远变化的10年，也是充满危险和挑战的10年。“中美国”在过去30年里由于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所建立起来的合作基础，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美国的经济在债务解杠杆的痛苦过程中，还将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沉重负担，而生产率的停滞却难以产生新的财源。因此，美国经济的大趋势将是经济脆弱、债务沉重、就业不振、消费委靡、财政恶化和赤字高企，欧洲和日本的情况也大体相同。没有生产率的提高，就不会形成足够的储蓄增量，也不可能刺激真实和可持续的消费与投资。

摆在美国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一是进行经济转型，重建“岩上之屋”，但困难在于政治上的阻力和经济上的乏力，这一战略不仅实施难，而且见效慢；二是重新启动资产膨胀引擎，恢复过去30年债务驱动的繁荣模式。这样不仅政治阻力小，而且经济所承受的痛苦将由其他国家进行分摊。

毫无疑问，第二条道路更符合美国“金权天下”的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因此也是美国的必然选择。不过，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资产膨胀和债务泡沫都已经走到了尽头，美国消费者再也无力支撑更大的债务压力了。

这就是美国统治精英的美好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存在的必然矛盾。要实现“资产再通胀”，就必须以更大的强度来“抽取”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储蓄。中国持续出口国内储蓄是美国愿意容忍中国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中美国”婚姻的基础。但是，这就形成了一个逻辑上的死循环，中国创造国内储蓄的主要动力源于美国的消费，而美国的消费又依赖中国的储蓄，在美国资产膨胀无法持续下去的情况下，“中美国”的利益共同体也就走到了尽头。

中国要实现经济模式的转型，必须也必然要将国民经济的主要资源从向海外倾斜转向国内市场，中国的商品和储蓄出口导向也必将随之而变。中国国内市场的扩张势必伴随着出口依赖的减弱和对美国国债需求的萎缩，这将严重威胁美债帝国的战略利益。尽管中国市场的繁荣能够刺激美国的出口，但是相对于美国的经济规模，这一刺激毕竟太小了。

欧元区的诞生已经将美元流通逐步挤出了欧洲大陆，大大压缩了美元帝国的版图，海外流通的美元面临着日益过剩的趋势，这正是2000年以来世界范围的大宗商品和石油价格暴涨的根源。美债在国际上需求不足，迫使美联储逐渐变成了国债的最大买主。如果中国削弱美债的购买，美国的金融生态环境将更加恶化。

当7700万的“婴儿潮”世代在未来10年中陆续退休时，美国的社保和医保体系将面临不可避免的塌方。仅在这两个领域中，美国政府所承诺的福利保障就形成了100万亿美元的超级“隐性负债”。沉重的医疗社保开支将对美国的财政构成前所未有的压力，未来10年的巨额财政赤字无可避免。到2020年，按最乐观的估计，美国国债的规模也会轻松突破23万亿，如果美国经济复苏不如政府估计的那样乐观，这个数字只会更加恶化。

未来10年，美国需要惊人的资金来弥补财政的亏空，这一需求将远超过各国出口储蓄的极限！

美国经济困境的核心就是储蓄匮乏，当没有足够的真实储蓄供应，美联储只能开动印钞机来制造货币财富的幻觉，其后果就是美元购买力的持续贬值，以及美元信用的不断瓦解。这是一个自我加速的恶化过程，美国越是缺乏储蓄就越需要印钞票，而日益泛滥的钞票又会加速资本逃离美元资产，导致美国丧失吸引别国储蓄的能力。

美国还能出现另一个沃尔克，以高利率和高汇率来拯救美元吗？答案是否定的。80年代初的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最大的储蓄国之一，能够承受超高利率和汇率的短期剧烈震荡。但未来10年的美国，在超级负债的压力之下，高利率和高汇率政策所发射的“经济鱼雷”，会首先击沉美国经济自身，这无异于经济自杀！

一切将重新回到70年代世界货币大混乱的状况，而问题的根源都一样，那就是美国国债本位制所形成的世界货币大厦的根基，原本就是建立在一片“流沙”之上。世界最终会认识到，当今的世界货币体系，其实并没有摆脱“特里芬难题”的魔咒。

美国向全世界提供美元作为储备和贸易货币，同时供应美国国债作为世界货币体系的储备资产，这与当年美元与黄金资产不匹配所造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逻辑一样，美元与美债资产同样存在着不匹配的内在问题，这就是美元和美债无限扩张的需求与美国财政税收只能有限增长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世界经济和贸易要持续增长，就必须要求美国供应更多的美元，而美元背后的核心资产是美债，因而美债必须不断增加。但是，美元是美国的货币，美债是美国政府的负债，美债增长受制于美国政府财政税收的增长，当美债规模达到财政税收所能支撑的极限时，整个世界的货币体系将面临崩溃。

美债的极限在哪里呢？这就是偿还美债的利息支付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不能超过临界点！

正如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在《帝国的衰落》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历史经验表明，当一国财政收入中的20％用于国债利息支付时，国家将面临严重危机，恶性通货膨胀无不可避免。当这一比例超过50％后，帝国将陷于崩溃的边缘。

西班牙在1557～1696年之间，沉重的债务负担导致14次国债违约，结果是西班牙帝国走向衰落；法国在1788年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前夕，62％的财政收入用于支付国债本息，结果王朝崩溃；奥斯曼帝国在1875年时，50％的政府财政收入支付国债本息，结果帝国濒临解体；1939年二战前夕的大英帝国，44％的财政收入支付国债本息，结果无法应对纳粹德国的挑战。

美国也将面临国债利息支出不可避免地突破临界值的危机。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2011年美国国债利息支出占财政税收的9％，2020年达到20％，2030年突破36％，2040年将直逼58％！

任何一个国家的财政税收中，如果仅仅是国债利息的支付就拿走了一大半，那么该国还能存在着主权信用吗？国会的估计只是最乐观的推算，因为美国采取了超低利率政策，由美联储直接出面购买国债，才将10年期国债利率人为压低到2％左右。如果按照过去30年来美国国债5.7％的平均收益率计算，美元和世界货币体系的总危机爆发，将可能出现在2020～2030年之间。

可以说，在未来十几年中，中国将面对空前的机遇和危险。一个信心脆弱的人，往往会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敏感和攻击性；同样，一个实力和信心正在下降的世界霸权国家，也将更加危险。美国重回亚洲的政策，不仅仅是一种口头上的宣示，更可能是国家战略的重大调整。在未来中国的经济转型中，如果中国获得了成功，并继续将国内储蓄“贡献”给美国，美国则可能对中国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在纠结的心态中包容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如果中国拒绝大规模购买美债，美国将无法继续“坐视”中国的成功。中国周边的争端会越来越具有爆炸性的危险，甚至中国将被迫卷入一场或几场局部战争，从而把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升级为硝烟弥漫的“货币战争”！

「谁能拯救欧元？」

如果说美国的问题在于经济，那么欧洲的问题则在于政治。

作为欧盟的势力轴心，德国和法国存在着根本性的理念差异。在政治上，法国始终希望能够当欧盟的“驾车人”，而让德国继续做拉动欧盟经济的“马”。在战后的半个世纪中，德国在二战负罪的心理压力之下，勤勤恳恳地表现出“马”一般的低调和任劳任怨，不过，这绝非德意志民族的天性。随着德国完成了统一大业，牢牢地控制了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权，德国逐渐摆脱了战争的阴影，开始把“驾车人”的缰绳越来越紧地抓在了自己手中。法国在政治上的优势已日渐受到货币大权旁落的瓦解，没有欧洲央行的支持，法国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无法发力。为了平衡权力的天平，法国总统萨科齐力促将“欧元集团”升格为“欧洲统一财政部”，试图以此来制约德国主导下的欧洲央行的势力，但效果还有待观察。

卢森堡首相容克对“欧元集团”是这样表态的：“我相信，欧元集团能在做好自己工作的同时，又不严重制约欧洲央行……为货币政策和欧洲央行争论实在是浪费时间。法国未能成功地推行他们的想法。萨科齐总统建议对欧洲央行实施更严格的政治控制，可欧洲的财政部长中没有人支持他，即使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也许认同这个观点，也会因为德国人坚决的立场而不了了之。”

在经济上，德国是典型的“弓箭制造”决胜论者，坚信财富的根源在于生产创造，而法国则更注重财富的合理分配。用法国金融领域幕后大佬让·佩尔利瓦德（Jean Peyrelevade）的话说就是，“德国民众意识到，工业产出有一个健康的结构，对经济增长和购买力的提升至关重要。但在法国，支持提高生产能力的做法并不受欢迎。德国企业的利润率要比法国高20％。萨科齐所推崇的政策反映出他的一贯观点，即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通过收入分配和削减个人税负，来提高人们的购买力。萨科齐笃信自己的政策，但他将铸成大错”。

萨科齐没有意识到生产率的提升才是一切财富创造的本源，收入分配只能在更高的生产力之下才会发挥作用，做大蛋糕比均分蛋糕更优先。法国人享受生活的心态固然让人羡慕，但德国人勤劳工作的选择却更值得敬佩。法国在欧盟与德国争夺主导权的斗争注定会失败，正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早就指出的那样，法国不过是在为德国做嫁衣裳，最终将一个完整的欧洲交到德国人的手中。对此，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并不讳言：“如果法国的政治目标是将欧元的创立当作削弱德国实力的计划的一部分，进而降低我们（德国）所谓的经济主导性，那么结果会恰恰相反。德国竞争力的增加意味着德国更强大，而不是实力被削弱。可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也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是欧洲之中实力最强的经济体”。

主权国家之间的权力博弈只是欧盟和欧元故事中的一条明线，在表面的政治经济斗争的舞台背后，共同推进“欧洲合众国”进程的导演们却始终在设计着一条剧情的暗线。“欧洲统一财政部”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为了制约欧洲央行和德国人的势力，这样会激发更多欧盟国家的老百姓产生对德国的担心，弱化他们对“欧洲统一财政部”的抗拒心理，进而在一片“忽悠”声中，乖乖地将本国的财政预算和税收政策主权拱手让给超主权的欧盟。政治家们也许是在演戏，而且相当投入，以至于他们常常忘却自己是在戏中还是戏外。

其实，“欧洲合众国”的策划者们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在他们推进欧洲货币联盟的过程中，联盟并不是越大越好，而是经济水平越接近越好。在起步阶段时期，欧元国家应仅限德、法、荷、卢四国，首先完成内部的经济整合，再推出统一财政部。由于联盟规模小，而经济发展程度相似，沟通成本相对较低，可实现度较高。如果一切运行良好，规矩已经成熟，再将意大利、比利时纳入，这两国的财政和债务问题较大，起码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消化。之后，才能考虑进一步扩张。结果，现在欧元区搞成了大杂烩，良莠不齐，意见不一，德国将耗费大量宝贵的时间去进行协调，而时间是有成本的！要想真正把欧元区做强，该舍则舍，当弃就弃。不懂取舍之道，只能是自取其乱。

正如“中美国”出现的东部人民（中国）负责生产而西部人民（美国）负责消费的现象一样，欧盟也出现了“南北欧”问题，北部欧盟以德国、荷兰为首的国家进行生产创造，而南部欧盟以希腊、意大利、西班牙为代表的国家进行消费。南部欧盟所出现的问题与美国一样，都是以资产泡沫来带动经济繁荣，走上了债务驱动经济的不归路。它们利用加入欧元区所获得的低利率和低通胀环境，大力刺激房地产泡沫，以资产升值带动消费繁荣。在欧元区诞生的头一个10年里，西班牙经济平均增长了3.6％，希腊为4％，爱尔兰达到6％，远高于北部欧盟。资产价格的上涨必然伴随着负债的扩张，消费的繁荣并非源于生产率的提升，而仅仅是资产膨胀的刺激。它们的消费需求拉动了德国在2004～2008年之间的经济扩张。结果，在欧盟内部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失衡，西班牙、希腊、意大利等国的贸易和财政赤字严重恶化，而德国、荷兰等国却积累了巨大的贸易盈余。

当2008年资产泡沫在全世界出现普遍崩溃时，南部欧盟的债务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宣告破产。繁荣大潮消退之后，留下的则是满目疮痍、无法偿还的债务残骸。在资产泡沫和消费狂潮时代，这些国家纷纷选择了放弃实业，购买优质价廉的北部欧盟国家的工业消费品，从而削弱甚至永久丧失了相当规模的“弓箭制造”能力。债台高筑、经济萎缩、失业严重、税收枯竭、财政破产，正是对错误经济增长模式的全面清算。

关键的问题是，谁该出面拯救南部欧盟国家呢？全欧洲都眼巴巴地看着荷包鼓鼓的德国，希望德国将出口创造的国内储蓄“贡献”出来，帮助大家渡过难关。精明的德国人决不会轻易拿出自己的储蓄去拯救别人。

回顾欧盟50多年的发展历史，德国从来就是一个非常“拎得清”的国家，对自己的利益看得清清楚楚，守得严严实实。德国人拯救别国的基本前提就是，其他国家必须首先耗尽它们所有的金融资源，德国从来不会傻救其他国家！英国和法国曾屡次试图从德国身上“揩油”，每次都在碰壁之后无功而返。

英国曾于1972年短暂加入过“蛇形机制”，但很快就被投机资本给打了出来。1973年，英国首相希斯来到波恩，再度要求英镑加入“蛇形机制”。德国自然表示支持，有了英镑和法郎这两只左膀右臂，抗击美元投机资本巨浪的能力就会更强。但是，英国人提出的条件却让德国人踌躇，英国政府试图与欧洲货币汇率挂钩时，屡屡失败，而且历届政府由于支持类似政策也被连累垮台，因此，希斯提出德国必须提供无限制支持英镑的承诺。在德国人看来，这等于要求德国人用自己的外汇储备，为英国人开出空白支票，而英国人拿到这道护身符，很可能会在财政赤字方面失去约束。德国人不愿直接回绝，就提出反报价，建议英国先加入“蛇形机制”，以背水一战的心志，表明捍卫欧洲汇率稳定的决心。结果，英国人退缩了。

1978年启动欧洲货币体系（EMS）时，法国建议用“一篮子货币”为核心建立欧洲货币单位（ECU），各国货币以ECU为参照点进行不超过2.25％的浮动。法国人的这个设计相当高明，在马克强大而法郎弱小的情况下，相对于ECU进行浮动的思路，对法郎有利。因为在“篮子”中的货币比例固定后，每5年才调整一次。期间，如果德国马克升值过快，为了保证“篮子”中马克的价值不能越界，德国将不得不首先拿出自己的外汇储备干预市场，降低马克汇率。这样，德国的外汇储备就将成为欧洲货币体系共享的资源。同时，ECU将成为各国干预外汇市场的工具，并且最终实际上是由本国货币来偿还汇率波动造成的外债。

德国人一眼就看穿了法国人的用心，坚持汇率稳定操作必须承袭“蛇形机制”，各国货币浮动不能以ECU为基准，而是任何两组货币的相对汇率不能突破上限，这样，各国就只能先动用自己的外汇储备来干预汇率。这一招将法国算计德国外汇储备的计谋，破解得干干净净。另外，德国坚持在偿还汇率干预形成的借贷时，各国必须使用美元、马克或黄金来支付。同时，德国也不同意建立共享的“外汇储备库”。结果，在德国执拗的坚持下，法国只得让步。

建立货币联盟本是德国利益最大化的战略选择，拉拢英国和法国是构建货币联盟的核心，对英法试图染指德国国内储蓄的企图，德国采用了绝不姑息的态度，如果英法不耗尽自己的全部金融资源，就想从德国获得资金？门儿也没有！

要想拯救南部欧盟，必须分两步走：第一就是稳定欧洲的金融体系，第二是重新激活其经济引擎。

南部欧盟在资产泡沫破裂的过程中，至少形成了规模高达2万亿欧元的资产损失，这些金融烂账充斥在这些国家的银行体系之内，而且通过国债和企业债的形式已经扩散到了整个欧元区。尽管欧洲的金融问题没有出现类似于美国庞大金融衍生市场的放大效应，但是要消化如此规模的烂账也绝非易事。

办法无非两种：一是通过欧洲央行印钞票，用通货膨胀来冲销烂账，不过这样做违反了德国人近乎偏执的反通胀思维方式，而且同样会导致德国储蓄的损失；二是成立欧洲稳定基金（EFSF），用该基金来接手烂账。

在欧洲稳定基金的运行机制方面，德国与法国再次发生争执，焦点只有一个，用谁的储蓄来填窟窿。法国人建议把欧洲稳定基金改制为银行，这让人想起当年凯恩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设想，没钱的国家总想搞信用透支，银行的主要作用就是创造信用。法国人指望由该基金银行出面购入烂账资产，再拿到欧洲央行去抵押获得资金，然后继续买入，逐步将这些烂账从银行系统转移到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去，这实际上等于欧洲央行将这些资产毒垃圾进行货币化，最终埋单者仍然是德国的储蓄人。

德国人当然不干，他们提出的是一种杠杆式的担保基金模式，由欧洲稳定基金担保20％的损失，募集资金进行数倍放大，在市场中吸收其他国家的储蓄，这样将保护德国的财富，而将其他国家的储蓄置于危险之中。考虑到希腊债务减计高达50％，欧洲稳定基金只担保20％的损失，显然投资风险巨大。

麻烦还不仅在于金融投资的短期风险，而是南部欧盟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崩溃，长期经济衰退已成必然，偿债能力受到了根本性的削弱。所谓“救急不救穷”，稳定金融系统相对容易，但重新启动这些国家的经济引擎却绝不简单。在欧元体系之下，这些国家不可能再用贬值本币来刺激出口，它们的本国实业在德国工业的显著竞争优势面前，已逐渐土崩瓦解，国内消费品日益依赖德国工业。没有货币与关税的保护，缺乏财政和税收的支持，南部欧盟国家要想重新开始“弓箭制造”，与强大的德国工业产品进行竞争，其难度势比登天！它们只有不断削减财政支出，压制消费需求，而经济会在紧缩中恶性循环。南部欧盟国家的烂账就像割韭菜一般，割去一茬又会长出一茬。事实上，这很可能是个亏损的无底洞。

现在，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妖怪们”贪婪的目光都盯上了中国的储蓄，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成了别人眼中的“唐僧肉”。“妖怪们”提出了各种诱惑，如以人民币计价的融资，给予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反制美元霸权等等，听起来颇具吸引力，但往往华而不实。

不错，美国在一战后，借美元债权国的霸气开始了美元的第一次远征，但最终毕竟以失败而告终，因为货币霸权的基础在于其宰制的市场规模，面对英镑区和法郎区的割据，美元的第一次远征无功而返。只有在二战中，欧洲各国相互毁灭才创造了一个美元独霸的历史机遇。现在的情况是，欧元区规模远大于当年的英镑割据，流出海外的人民币难以形成贸易结算的割据势力范围。在中国形成足够的国内市场规模之前，中国的储蓄应该留在国内发挥更大作用。当中小企业由于缺乏资金而濒临大面积破产的情况下，将国内储蓄输送到欧洲，必然产生“道德风险”。

市场经济地位并不能根除贸易中的反倾销问题。80年代日本与欧美的贸易冲突不断，日本并不存在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其根源还是利益矛盾，市场经济地位不过是发动贸易战的诸多借口之一罢了。

反制美元霸权的说辞也很可疑，欧美金融体系本来就是各大家族在200年的时间里，经过反复博弈最终实现的利益均势，他们之间有矛盾和利益冲突，也有枪口一致对外的基本共识。对于一个外来者而言，恐怕他们共同的利益要大于内部的矛盾。

中国在欧洲债务危机中的角色，还是应该多向精明的德国人学习。

「中国的近忧与远虑」

2012年的中国经济，将会很快感受到欧美日三大发达经济体同步降温的寒潮，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二级火箭——全球化，已经耗尽了燃料。这将是一种失去动力的滑翔状态，它更像1997～1999年农村工业化第一级火箭熄火之后的情形。短期之内，中国经济面临着外部需求疲软、内部信用扩张乏力、消费陷入低迷、价格出现下跌、利润开始萎缩、债务问题尖锐、资产状况恶化等现象，2011年备受通胀困扰的中国经济，会突然面对更加难缠的通缩困境。

传统思路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有三架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如果出口出现问题，那么投资和消费尚且可以支撑中国经济继续以较高的速度增长。这种分析忽略了三者之间的逻辑从属关系。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是生产率的提高，增长的逻辑是生产率“加速度”最快的行业在向较慢行业的需求扩散的过程中，创造出足够的储蓄增量，从而为消费和投资提供经济基础。在三架马车中，真正带来了生产率快速提升的部门是出口，它以世界市场为导向，以接近世界水平的技术装备为基础，以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成本为代价，以全方位密切配合的地方政府支持为依托，以最优的生产组织模式为保障，以产业集群效应为发力点，创造出一个质优价廉在国际市场中所向披靡的“中国制造”的神话。没有出口部门创造的生产率奇迹，就不会有充足的国内储蓄增量，也无法为政府巨额的基础设施投资和繁荣的市场消费提供资金。从这个角度看，出口才是中国经济真正的火车头，而投资与消费是“被刺激”出来的。

当欧、美、日面对债务驱动型模式的残局时，它们还有短期之内无法解决的债务困境、人口老龄化和生产率瓶颈等难题，要想重新焕发经济活力，没有10年时间，是难以实现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困境对中国的出口部门造成巨大阻力，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人民币的大幅升值使出口经济雪上加霜。

出口部门当然会向新兴市场全面渗透，也将取得相当的成效。同时，发达国家的中低端市场的容量也能提供出口最起码的基数保障。因此，中国出口部门能够维持一个依然庞大的规模，不过，增量将逐步递减，经济助推火箭的功能会弱化。

生产率提升的速度代表了社会进步的基本趋势，而生产率的“加速度”则意味着重大的技术突破和生产方式的进步。因此，生产率的“加速度”远比经济规模更有意义。这就是为什么18世纪中国的GDP规模高达世界的1/3，却最终仍然落得被动挨打的根源。

在出口助推火箭熄火的过程中，国内真实储蓄的增长速度会逐步放慢，这将导致消费需求的疲软。关于消费，人们常常会陷入一种误区，以为刺激消费能够带动经济增长，这完全颠倒了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当一个农民拿着100个鸡蛋到市场中进行交易时，他要求换得一件衣服，这就是他用储蓄在进行消费。消费从本质上看是一种交换行为，而消费的前提则是生产，没有生产就不会有消费。要产生更多的消费，必须生产更多的产品。如果农民通过提高生产率增加了鸡蛋产量，当他拿着200个鸡蛋参加市场交易时，就丰富了市场供应，他除了要求交换衣服之外，还会要求交换更多的东西，这就刺激了经济增长。刺激消费不能带来持久的经济增长，只有提高生产率才能带来更多的消费，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刺激居民花掉银行中的大量存款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吗？存款是储蓄的货币体现形式，农民的鸡蛋才是真实的储蓄。储蓄的本质是当人们不再从事生产后，能够在社会中继续存活多长时间的度量。存款只是一种延迟的消费，它的本质还是产品交换。在没有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花掉银行存款相当于缩短自己的“社会寿命”，这能够维持经济，但不会带来真正的增长。

消费必须源于某个经济部门的生产率大幅提升，从而创造出大量更为低廉的新产品，在市场交易中要求更多的交换，来刺激其他行业的发展。经济的爆炸性发展，总是由新行业的出现所带动，当50年代石油化工的异军突起，90年代的信息技术席卷社会时，新的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交易中创造了新的消费，刺激了更多新的需求。因为是从零起步，生产率的提升在新行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当中国消费市场开始出现疲软时，不能够盲目产生刺激消费的念头，尽管这一想法是如此具有诱惑力和煽动性，但绝不是能够根治问题的良药。

如果政府采取无为而治的做法，那么经济冷却和通货紧缩将会加剧。此时，各方要求财政刺激的呼声将会震耳欲聋。问题在于，政府应该如何正确地刺激经济？2009年以来的很多措施，在未来的经济困境中，不会产生可持续性的效果，它们不过是试图延长第二级火箭的寿命而已。政府加大投资力度能够维持经济增长的态势，但如果用在不能提升生产率的领域，或者难以在短期内形成效益的经济部门，那么中国的债务问题将会变得尖锐起来。最终，不可持续的债务只能由货币增发来解决，这将会在经济冷却的困境中，增加通货膨胀的麻烦。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可能同时并存，但将出现在不同的领域。消费市场的价格持续低迷和资产领域的价格不断膨胀，会把中国经济置于冰火两重天的艰难境地。

经济转型的关键就是要点燃第三级助推火箭，政府的投资必须用在正确的领域才能产生可持续性的效果。能够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领域，必须具备一系列前提条件：首先就是实现生产率加速的潜力巨大；其次，惠及社会中的多数人口，规模效应突出；最后，牵动行业范围广泛，经济各部门全面受到拉动。

符合上述三大条件的经济部门中，农业显然排在首位。第二次农村工业化的核心是信息化、集约化、高技术化和城镇化。农村生产率的低下，正是其“加速度”爆发的潜在优势。政府对农村和农业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将改善农业经济的基础条件，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农业经济的利润。同时，资本市场的经济资源投入，会在农业的“四化”中产生远高于其他经济部门的生产率“加速度”。中国半数以上的人口仍然居住在农村，他们在生产率提升的基础上，将创造出规模巨大的新增储蓄。当更健康、更绿色、更安全、更丰富、更营养的农产品涌向市场时，农民将要求交换更优质、更价廉、更节能、更多样、更新颖的工业消费品，从而刺激轻工业部门提高自身的生产率。当轻工业对原材料和装备制造日益渴求时，又将带动重化工业的发展。更加富裕的农村会自然产生城镇化的渴望，以进一步提高生活品质，这不仅会改善人口畸形的分布状态，缓解大城市过度集中的“城市病”，更将对所有工业部门产生更为持久的需求。

第三级火箭将确保中国逐渐形成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获得大国真正的权力基础，把中国的命运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亚洲经济共同体」

美国的问题在于经济，欧洲的问题在于政治，而亚洲的问题在于历史！

亚洲的历史并不短于欧洲，亚洲的政治智慧始终是亚洲人自信的源泉。丰富而深厚的文化积淀，历久弥新的儒家传统，豁达宽容的佛学精神，为亚洲经济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文明与信仰的平台。

中国在未来的10年中面临着经济转型的严峻挑战，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合作是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外部保障。如果欧洲的世代冤家德法能够摒弃前嫌，成为推动欧洲共同体的两大推动力量，那么同样有着百年恩怨的中、日、韩，是否能够解开历史的心结，成为推动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先驱呢？

德法和解的关键在于建立了“煤钢联盟”的利益共同体。由于煤炭和钢铁都是国家发动战争不可或缺的物资，也是50年代工业最主要的能源和原材料来源，因此，将两国的经济命脉置于“超主权”的“煤钢联盟”管理之下，将从根本上消除双方发动战争的意图与能力，舒曼计划的宗旨就是“使战争不仅无法想象，而且在物质上也绝无可能”。可以说，没有双方利益的彻底捆绑，就难以实现真正的和解。更为重要的是，“煤钢联盟”探索出了一套现实可行的“超主权”经济模式，奠定了欧洲共同市场的基础。没有一个规模足以与美国抗衡的市场规模，欧洲就不可能获得主宰自己命运的最终权力。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再也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战争，从而结束了近500年的自相残杀的历史，今天的欧洲人享受着和平带来的丰厚红利。和平相对于战争而言，永远是一种文明的进步。

60多年前欧洲人创造的“煤钢联盟”，对于今天的亚洲具有更加现实，甚至更加紧迫的重大借鉴意义。亚洲虽然早已远离了战争，但从来没有远离过战争心态。中、日、韩在近代结下的刻骨仇恨，非但没有随着时间淡化，反而在各自民间时时碰撞出复仇心态的激烈火花。三国之间彼此防范、相互警惕，耗费了大量外交、军事和政治资源。

历史上，英国制衡欧洲大陆的基本战略就是挑动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战争。法国强，则拉拢俄、德等国建立反法包围圈；德国强，则支持其他欧洲大国围堵德国，在欧洲大陆相互消耗之中，巩固了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美国崛起后，将英国人“离强合弱”的战略发挥到了更高境界，在冷战中，将欧洲置于围堵苏联的第一线，既控制了欧洲，又消耗了苏联；在孤立中国的时期，则拉拢日、韩、澳、菲等国，以台湾为第一岛链的核心，死死扼住中国的海上通道。霸权国家总是试图挑动其他国家之间的争端，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现在，中国在经济规模上“不幸”成为了世界第二，老二的日子从来就不好过，老大的警惕和老三们的嫉妒使它们很容易形成统一战线，共同对付老二。历史上众多强国在老二的位置上都惨遭暗算，最终摔了下去。20世纪初的德国，冷战中的苏联，80年代的日本，无一例外地成了盎克鲁－撒克逊英语民族的手下败将，它们失败的内因就是锋芒太盛，急于挑战老大的地位，而外因则是未能打破老大拉拢老三们建立起来的军事、政治、经济的战略包围圈。

美国已经结束了伊拉克、阿富汗的战争，加上北非、中东众多国家的政权更迭，使得美国对全球石油资源的控制力空前强化。对于每年超过一半的石油必须依靠进口的中国而言，美国人已经牢牢掐住了中国经济的命脉，对海外市场，尤其是对欧美市场的极度依赖，使得中国表面上的繁荣实际上建立在相当脆弱的基础之上。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在2011年10月11日的《外交政策》中提出了“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重大政策宣示，声称未来的政治将取决于亚洲，今后10年美国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将是把大幅增加的投入锁定于亚太地区，而与中国的关系是美国有史以来必须管理的最具挑战性和影响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美中关系的发展没有指导手册可循，然而利益攸关不容失败。

显然，美国开始将全球战略的重心开始向中国周边转移，防范和围堵中国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南海诸国在自身利益和美国的怂恿下，逐渐开始形成对中国非常不利的统一战线。东亚各国因为东海和南海石油资源而大打出手的局面，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想象。一旦中国被迫卷入局部战争，就毫无疑问地坠入了美国的战略圈套，重蹈历史上法德鹬蚌相争，英国渔人得利的覆辙。

要打破这种历史的宿命，东亚国家必须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大胆借鉴欧洲货币与经济联盟的成功经验，化干戈为玉帛，实现亚太地区永久的和平。

中、日、韩这三个主要的东亚国家各有致命之处，中国的脆弱在于经济，日本的脆弱在于政治，韩国的脆弱在于军事，而这些弱点都与美国有关。如果东亚三国团结起来，各自的弱点将被强大的联盟所保护，以三国为核心打造亚洲的共同市场，摆脱欧美对亚洲命运的主宰，是所有亚洲国家共同的愿望。

各国争夺的无非是利益，与其进行这种零和博弈，不如共同分享利益。邓小平很早就提出了“搁置主权，共同发展”的理念，这是符合亚洲国家根本利益的战略原则。现在，应该对这一理念进行具体化，并勇于进行实践。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之争，日韩之间的独岛问题，既涉及敏感的主权争执，又牵扯到巨大的海底石油资源的切身利益，各方相持不下，几近擦枪走火，葬送亚太地区的和平环境，使各国经济发展濒临脱轨的险境，同样的问题在南海地区也面临着日益尖锐的战争风险。

如果“煤钢联盟”已经被欧洲人的实践所验证，那么这种“超主权”的模式同样可以在亚洲有争议的地区进行复制。如果成立类似欧盟的“亚洲经济共同体”的机构，以“石油联盟”作为起步，将有争议的海底石油资源让渡给这一“超主权”的新机构，从根本上化解主权这一敏感而不可调和的矛盾，形成各国共同投资、联合开发、利益共享的机制，将各国利益实现深度捆绑，使战争的爆发“既不可想象，也无法实现”，让亚洲人民得以永享和平红利。

通过“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中国将打破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围堵，日本会获得石油供应的可靠保障，韩国能得到中日联合的安全承诺，东盟和印度可以进入一个统一的亚洲大市场。这将是一个对所有亚洲国家都有重大利益的战略同盟！

亚洲人最难以忘却的就是历史，其实，牢记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活在历史中，而是为了不让历史重演！亚洲人最敏感的就是主权，其实，主权的背后是国家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力！亚洲人最关切的就是利益，其实，利益共享所带来的收益超过了争夺的利益本身！

如果亚洲曾经是人类最古老文明的发源地，那么亚洲人的智慧就不应该输给欧洲人！如果亚洲的历史曾经在列强的宰割下备受苦难，那么今天的亚洲就决不能再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任何霸权！

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独立性将空前提高，并形成与美国与欧洲分庭抗礼的战略格局。

「建立亚洲美元市场：香港就是桥头堡」

“亚洲经济共同体”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从“石油联盟”起步，彻底拔掉亚洲地区战争火药桶的引信，用海底石油的巨大利益纽带将亚洲各国的命运紧密维系在一个共同体之中。这是一笔庞大而高风险的投资，钱从哪里来呢？

答案就是亚洲美元市场！

人们熟知的欧洲美元，最早指的就是流入欧洲并在那里四处游荡的美元，它们主要源于欧洲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和美国在欧洲军事基地的美元军费开支，经过长年积累，欧洲美元的规模越来越大。后来苏联、中东等国将石油出口收入的美元也存放在欧洲的银行体系中，进一步扩大了欧洲美元的“金融异度空间”，再往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美元也纷纷涌入欧洲。后来，凡是美国境外流通的美元，统统被称为欧洲美元。

国际银行家西格蒙德·沃伯格最早开始打欧洲美元的主意，如此庞大而不受监管的美元资金，仅仅用于投资美国国债，收益实在太不理想。他于60年代初，首创了欧洲美元债券这一新的投资工具，利用闲置或低收益的欧洲美元，为欧洲企业和欧共体的项目进行融资，欧洲美元债券的重大意义在于，欧洲人开始利用美元资源，借力打力，在发展自己的同时，并未落入美国国债的低收益陷阱，成为美国赤字财政的被动埋单者。

最近10年以来，亚洲地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美元储备区，贸易盈余每年将滚滚的美元持续带回亚洲，这些美元除了购买美国国债和其他主权国家的低收益债券之外，似乎没有更好的去处。其实，这一问题早在60年代就已经被欧洲美元债券创新所破解。

亚洲地区的美元储蓄凭什么一定要流向美国或欧洲的金融市场呢？为什么只能投资于低收益的欧美国债呢？如果亚洲经济发展速度明显高于欧美，这些资金留在亚洲岂不是更能发现获得高收益的机会吗？

高收益、低风险、主权信用级别的项目，“石油联盟”不是完全符合吗？当年西格蒙德·沃伯格最初就是想用“煤钢联盟”这一项目来进行欧洲美元债券的首发，“亚洲经济共同体”完全可以直接发行美元债券，将融来的资金用于亚洲地区海底石油的勘探和开发，这就是欧盟至今尚未做到的欧盟债券模式。“亚洲经济共同体”发行的美元债券，将由各国的外汇储备担保，具备与亚洲各国主权信用同等的信用评级，未来可以进一步为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项目进行融资，将亚洲巨大的美元资产彻底盘活，为亚洲的经济发展作出直接的贡献，并获得更高和更可靠的投资回报。

香港处于最佳的地理位置，拥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和充足的金融人才，在战后的60年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国际金融市场经验，堪称是亚洲地区的伦敦！目前，香港对于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定位尚不明确，未来应该大力发展股票市场、地产金融、贸易融资，还是人民币离岸中心？香港政府显得举棋不定。实际上，亚洲美元汇聚中心和亚洲美元债券发行与交易中心，才是香港的一盘大棋！目前亚洲存在着高达数万亿美元的资产，未来将很快超过10万亿美元的规模！如果将这笔大买卖抓在手中，其他任何生意都只是小菜一碟了。

香港的主要竞争对手将是东京和新加坡，如果中国力推“亚洲经济共同体”，那么显然香港将是首选的金融运作中心，就像德法推动了欧共体的诞生，但巴黎和法兰克福都没能成为欧洲美元的集散地一样，金融管制更宽松和国际化程度更高的伦敦始终是欧洲美元最活跃的核心。东京、北京、首尔、上海、新加坡的条件都不如香港优越，其中，国际化程度和金融市场经验积累是最关键的差别。

以亚洲美元债券的发行和交易为核心，辅之以人民币、日元、韩元和其他币种计价的债券品种，香港将在未来成为可与纽约和伦敦一较高下的国际金融重镇！

当年中国为香港设计了独特的“一国两制”，这一史无前例的制度创新，使得香港在亚洲所有的城市中具备了与众不同的国际化色彩，它与亚洲各国的心理距离和地理距离都恰如其分，超主权的“亚洲经济共同体”执行机构设在香港，应当是众望所归。

「亚洲货币同盟：亚洲货币基金（AMF）的战略方向」

1997年的金融风暴，使亚洲各国遭遇了激烈的汇率风暴，对亚洲金融市场的毁灭性冲击，至今令人心有余悸。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普遍采用了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迫切需要汇率市场的稳定，以规避国际贸易风险。在缺乏亚洲联合的汇率机制的情况下，各国普遍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来充当最后的救助人。不过，在经历了1997～1998年的金融风暴洗礼之后，大家对IMF的“救援”本质已经有了刻骨铭心的惨痛记忆，在欧美主导下的IMF救援机制，与其说是在救火，不如说是在打劫。

痛定思痛之后，亚洲各国纷纷提议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当然，完全可以想象的是，这一倡议立刻遭到了IMF和美国财政部的反对。不过，目前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和拉美储备基金都已经建立，AMF的建立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2008年的金融海啸爆发和2011年的欧洲债务危机，再次凸显了AMF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AMF目前的定位是一个汇率稳定基金，但并不包含类似欧洲汇率机制的长远规划。这是AMF难以获得亚洲各国高度重视的原因之一，它仅仅是个救急的工具，而不是未来货币战略的一个核心部分。如果要建立亚洲共同市场，那么亚洲最终的单一货币就是逻辑上的必然，稳定汇率只是其中的一个步骤。

以构建亚元的思路看，AMF的长期目标可分为三个阶段来实现，第一阶段就是建立类似欧洲“蛇形汇率机制”的亚洲汇率机制（AERM，Asi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主要目的就是将各国汇率稳定在一个机制的框架之内。为此目的，需要建立一个共同的储备基金。实际上，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在《清迈倡议》中，就已经提议亚洲由各国外汇储备中拿出1200亿美元，作为紧急援助资金来帮助陷于危难的国家稳定汇率。其中，中国和日本的出资均占到了储备库总额的32％，韩国占16％，东盟国家占20％。东盟内部各国的出资金额也各有不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均为47.7亿美元，菲律宾为26.4亿美元。当金融危机发生时，这五个东盟成员国可以使用相当于本国出资2.5倍的资金来渡过难关。但在2008的金融海啸中，当该区域的部分国家面临流动性困难时，由于缺乏独立的区域监控实体，储备基金计划难以实施。

2011年欧洲爆发的债务危机，很可能在未来的几年中再度冲击亚洲的金融体系，亚洲汇率机制应该加速筹建。不过，亚洲各国的政治态度决定了这一进程的快慢，如果各国能够取得建立亚洲共同体的战略一致，那么在5年之内建成亚洲汇率机制是有可能的。

这一机制的核心就是稳定亚洲各国的汇率波动，只有区内货币的相对稳定，才能有效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并且为最终实现统一的亚洲共同市场奠定基础。它的关键之处在于确定各国之间货币相对浮动的最大限度，当任何一对货币的汇率浮动超过了这一限度时，跌破下限的国家都有义务动用自身的外汇储备干预市场，以恢复本国货币的汇率稳定。在最极端的困境中，AMF的外汇储备基金将启动紧急救援。这种救援相当于一种外汇贷款，当受援国摆脱危机后，它有义务偿还救援贷款。

AMF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建成亚洲货币体系（AMS，Asian Monetary System）。这首先取决于亚洲共同体的建立，以及亚洲共同市场的推进情况。当亚洲各国在关税、补贴、农业、资本与人员自由流动等方面达成共识后，统一的亚洲货币单位（ACU，Asian Currency Unit）将作为区内贸易结算的货币单位。ACU也是由“一篮子”亚洲货币所组成，这些货币占据与其经济与贸易地位相当的权重，共同形成亚洲货币价值的基准，每5年调整一次，以反映各国经济地位的变化。

当ACU诞生后，亚洲汇率机制将由任意一对货币之间最大浮动限度的机制，调整为各国货币相对于ACU的浮动，这样将由外汇储备大国承担更大的责任，以便吸引更多的国家参与进来。

ACU将承担起亚洲货币价值之锚的历史重任，更是未来亚元诞生的基础。

AMF第三阶段，也是最关键的阶段，就是固定各国货币与ACU之间的汇率，经过一定时间的准备期，当政治条件和经济环境允许时，将ACU作为亚元的货币基准，条件成熟的国家可率先实现本国货币与亚元的兑换，AMF将脱胎换骨为亚洲中央银行。

AMF从建立之初就应该有推动亚元和建立亚洲中央银行的长远考虑，如果仅仅作为外汇救助基金和IMF的辅助角色，这样的定位显然太低。AMF应该发挥推动亚洲政治联盟和经济整合的中坚力量，而不是一个“被推动”的机构。这要求AMF应该成为各国政府、中央银行、财政部、研究机构、学术组织、媒体和民众之间最活跃、最有效、最积极的沟通者。

另外，亚元的推进应该汲取欧元的教训，宁缓勿急。中、日、韩可率先建立起汇率稳定机制，中国和日本的外汇储备旗鼓相当，韩国也不弱，这三家联盟不会产生谁救谁的争执与扯皮，避免德国在推进欧洲汇率机制的过程中，时刻担心自己的外汇储备会被法国和其他国家“揩油”的顾虑。实际上，欧洲汇率机制的推进速度之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德国的这种顾虑和无休止的讨价还价，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中日韩三国之间一旦达成政治共识，在操作细节上又有欧元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亚洲汇率同盟的推进速度应该大大超过欧洲。

当中日韩的汇率同盟稳定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再陆续向东盟10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渐次开放。这些国家加入汇率同盟基本都是奔着好处来的：一是希望一旦本国货币遭遇不测，汇率机制能够帮上大忙；二是向往进入一个更大的亚洲共同市场。此时，需要设置一定的达标门槛。

最艰难的时刻是在启动汇率联盟的初期，这种难度并不是操作细节所带来的麻烦，甚至也不是中日韩的政治意愿，而是来自于美国的巨大压力。能不能和敢不敢顶住这种压力，争取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是亚洲货币联盟成败的最大疑问，也是亚洲命运的最大疑问！

「人民币，还是亚元？这是一个问题」

对于中国而言，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能带来更多的利益呢，还是推动亚元会产生最佳的效果？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英镑和美元曾先后成为主要的世界储备货币，而马克和日元即使在其经济全盛时期，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地位从来没有超过10％，这是德国和日本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所注定的。

由于本国市场容量有限，德国和日本必须以世界市场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拓展空间，在出口产品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国际货币的回流。反过来说，一国的货币要想作为世界主要的贸易与储备货币，就必须持续输出本国货币，方式只能是贸易逆差和海外投资。德国和日本如果变成贸易逆差国，输出海量的马克和日元，进口的外国产品将很快充斥它们相对狭小的本国市场，而它们自己的工业能力将被瓦解，从而葬送其经济强国的地位。日本早在80年代就曾经大力推动日元在海外的投资和日元贷款，近30年的努力并未产生明显的进展，日元很难走出去。人们愿意持有日元的主要原因是希望未来能够在日本市场中买到商品，如果日本国内市场规模不够，持有日元的动机将被大大削弱。

因此，国内市场规模狭小的国家，无论其经济如何强大，它的货币都不可能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国际货币只有市场规模庞大的国家才能玩得动。

大英帝国当年曾经拥有横跨地球1/5的大陆，占世界1/4人口的庞大的市场规模，输出英镑所带来的逆差绝对数字很大，但在英帝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却不高。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对外贸易仅占经济总量的3％～5％，其巨大的国内市场使美国根本不在乎美元汇率的波动。输出货币是要有本钱的，家大业大的国家，首先能够扛得住这种压力，然后才能享受其好处。

中国的现状是国内消费仅占GDP的1/3，海外市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依托，这种外向型的经济格局和偏小的国内市场容量，注定了人民币国际化在中国经济转型成功之前，很难获得实质性的突破。最好的效果不过是当年马克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中的地位，不足以为中国带来更大的现实利益。

中国经济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海外的石油和原材料供应，以及欧美市场的需求，这种繁荣的基础存在着脆弱的一面。如果欧美经济的债务驱动模式难以持续，如果局部战争导致石油与原材料的供应中断，中国的经济繁荣又如何持续呢？同时，人民币的供应与美元紧紧绑在一起，在人民币完成“刮骨疗毒”之前，人民币的国际化不还是披着人民币外衣的美元再输出吗？在比较脆弱的经济基础之上，依托着相对狭小的国内市场规模，走出去的人民币会是强大而坚挺的货币吗？人民币升值带来更多的是货币投机者们的兴奋，而远不是世界各国真诚的信赖。

人民币国际化的力度越大，美国对中国的警惕与攻击性就会越强烈，欧元区国家会更乐意看到人民币成为美国打击的主要靶子，而亚洲国家则将充满警惕地防范中国试图建立“人民币的新秩序”。

在实力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人民币的高调出击，很可能会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在缺乏盟友的情况下，招致货币霸权国家的围剿。

因此，人民币在中国经济转型成功之前的高调国际化，属于激进战略。

相对而言，中国主导推动亚元的努力，貌似激进，实则保守。

如果欧美经济长期不振而中国被迫进行经济转型，那么中国将无法或不愿意继续为美国提供国内储蓄，在实用主义至上的美国眼中，中国将失去利用价值。过去10年，美国对中国经济繁荣的容忍，是建立在中国生产美国享受，中国储蓄美国消费的基础之上的，一旦失去了共同的利益，“中美国”的婚姻必然走向破裂。

美国宣称的“太平洋世纪”新战略，其实已经不点名地将中国锁定为战略竞争对手，亚洲近来出现的一系列领海问题的矛盾激化，显现出美国先声夺人的气势。在挑动“亚洲人斗亚洲人”的游戏中，美国是以极低的成本在博取极高的收益。美国一边掐住中国的石油供应、海上通道、市场依赖的经济命脉，一边唆使亚洲各国哄抢中国的利益，置中国于战不能战、和不能和的两难境地。未来10年，随着美国经济长期不振导致的自信脆弱，将使美国对中国变得更加敏感和具有攻击性。

在中美尖锐而复杂的博弈过程中，中国需要更多的盟友，更少的对手。建立亚洲的统一战线，将潜在的对手转化为利益攸关的朋友，是化解美国高压围堵的“太极推手”。从这个意义上看，推动亚元不仅是货币的战略，同时也是地缘政治和军事的战略。

联合日韩与东盟10国，以“石油联盟”为起点，以货币机制为杠杆，撬动亚洲共同市场的理念，将对抗化为合作，把利益冲突变为利益共享。亚洲共同市场需要共同的货币，而共同的货币将扩大共同的市场。日本的技术、中国的生产、韩国的创新、东盟的资源优势如果整合在一起，依托这样一个巨大的统一市场，亚元将成为世界货币的三巨头之一。

美国打击人民币不难，因为只得罪中国一个国家，但要打击亚元，就会得罪所有的亚洲国家，成本与收益将难以同日而语。亚洲共同体和亚元，不仅为亚洲各国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更多的自主权，同时也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保护伞。在政治上，中国依托亚洲底气更足；在经济上，共同市场能够提供经济转型的更大空间；在军事上，中国在亚洲没有对手，只有盟友，美国的军事优势将被有效化解。

亚元战略实为中国自保的战略，无论需要耗费多长时间，无论会遭遇何种困难，都值得中国坚持下去。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短期来看，成效并不乐观，而后遗症却不少。不过，保守与激进这两种战略其实并无根本冲突，稳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与启动亚元进程完全可以同步进行。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效果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增加中国在亚元体系中筹码。

德国人舍弃了马克，但是他们如今却驾驭着欧元；德国人舍弃了保护本国市场，最终却支配着整个欧盟的大市场。所谓舍得，就是没有舍去，就不会有得到，不舍去小利，就无法得到大利。在如何追求利益方面，中国人也需要向德国人好好学习。

「美元、欧元、亚元的战国时代」

美元的困境在于主权货币事实上无法永久承担世界货币的重任。以主权债务为核心资产所建立的世界货币大厦，将随着主权国家财政税收不堪重负而最终坍塌。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美元体系最终的土崩瓦解其实是一种逻辑上的必然。

问题在于，当美元体系支撑不住时，谁能替代美元而成为新的世界货币呢？欧元、人民币、还是日元，或其他货币？答案是，凡是主权货币都不可能替代美元。美元将是主权货币担当世界货币这一时代的“末代皇帝”。

在美元帝国临朝的最后几十年中，世界经济将在越来越动荡的货币危机中反复出现剧烈颠簸。以欧元为代表的货币区域化潮流，会在亚洲、中东、非洲和南美陆续出现。这种区域化的货币又将严重挤压美元的流通版图，加速美元的衰落。

美元帝国自然不会坐视美元版图的瓦解，正像所有的末代皇帝一样，它将动用一切政治、经济、军事的资源来镇压这些“货币叛乱”。也许这种镇压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世界上的“货币乱党们”暂时处于蛰伏状态。但是，这种短暂平静的背后，却酝酿着更大的叛乱危机。更多的叛乱引发更多的镇压，直到美元帝国筋疲力尽。此时，美元帝国内部一直存在的“主权货币派”和“世界统一货币派”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政治的天平逐渐向后者倾斜。

如果美元走到“通电下野”的最后关头，美国早已准备好的世界货币“备胎”将浮出水面，这就是IMF的特别提款权（SDR）。70年代末，当美元处在风雨飘摇的危险时刻时，“SDR替代账户”曾即将投入运行，如果不是美联储主席沃尔克马快刀急，在危难之中拯救了美元，世界恐怕已经生活在另一种货币空间之中了。

SDR与欧洲货币单位（ECU）的思路高度一致，它们都是一篮子货币组成的货币基准单位。只要将各国货币与SDR的汇率固定下来，用SDR替代各国主权货币就像欧元替代欧洲各国货币一样简单而无痛苦。只要美国继续主宰着IMF，那么用美元还是SDR来号令天下并没有本质区别。舍去美元，将会使美国得到权力更大的SDR。当然，美国必须与它的欧洲伙伴们分享这一权力，以换取欧洲放弃欧元，这也正是美国早已习惯独断专行的“主权货币派”们所不能容忍的。

目前，SDR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缺陷，那就是在SDR的货币篮子里没有人民币，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规模和潜力，不拉上中国入伙，游戏就玩不下去。没准儿中国自己鼓捣出一个新的货币体系，问题就麻烦了。要加入SDR，人民币就必须能够自由兑换，这将是欧美未来苦口婆心、威胁利诱，从一切可能的角度阐述人民币自由兑换的种种好处的利益出发点！

问题是，加入SDR的货币篮子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按照欧美的设计，IMF将成为未来的世界中央银行，SDR作为取代各国主权货币的世界统一货币，美国与欧洲自然是有否决权的大股东，而中国和其他国家就是陪着玩的小股东。中国在失去货币发行权的同时，却得不到更大的权力对价。如此一来，主宰中国命运的将是欧美。

美国放弃美元，欧洲放弃欧元，它们都将获得更大的支配权，它们舍了，但得到更多，中国和其他国家舍了，就啥也没有了。

如果世界统一货币的出现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流，所谓浩浩荡荡不可阻挡，那么中国就应该争取主导这一潮流，而不是被潮流所主导。

中国必须认清人民币作为主权货币，势必无法取代美元的客观规律，同时也不会被其他国家所接受的现实，面对势单力薄的人民币无力与欧美货币意志相抗衡的局面，中国只有将亚洲的力量整合在亚元的盾牌之下，才能与美元与欧元的利剑相抗衡，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如果没有亚元，亚洲各国的货币将被美国各个击破，最后亚洲各国货币的散兵游勇将被IMF全部收编。有了亚元，再广泛与南美、非洲、中东等地区的货币联盟建立起互为犄角的态势，就会获得更大的货币筹码。

如果未来真到了世界统一货币来临的时刻，亚洲起码是三分天下有其一，权力也必然是与欧美旗鼓相当，同股同权，分享天下！

能不能正确认清当今世界的货币大局，不仅事关人民币未来的命运，也将决定着中国和亚洲的命运！

强者，永远是自己的命运，自己操盘！

感悟与致谢

初冬，当我最终收住了笔，却无法收住奔腾的思绪，香山的夜是这样的漫长和寂静。闭上眼，历史的碎片散落在记忆的沟回中无法清扫，时不时冒出来的灵感就像电流一般刺激着极度需要平静的大脑，激情的词语相互追逐着、碰撞着、挤压着，最终在失去控制的意识里汇聚成一团团黏稠的表达欲望，正反逻辑双方各自手执兵刃仍在激烈地厮杀，直到晨光渗透了厚厚的窗帘，筋疲力尽的脑细胞们才渐渐安静下来。长达半年多的彻夜工作，一旦停止下来，仿佛立刻陷入了精神失重的状态，这种痛苦甚至多于解脱后的喜悦。

记得乔布斯说过一段话：“如果你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每天当你站在镜子面前问自己，今天所做的事情是不是会让自己无怨无悔，假如每次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那么这件事情就是你与生俱来的使命。”

在香山的日子里，我尝试着站到了镜子面前拷问自己同样的问题，我感觉也许我真的找到了人生的使命。

记得很小的时候，父母和老师们都说我不好强，其实，我从来就没有在意过这些评价。长大后，我意识到好强与自强是两种个性。好强的人争的是别人的评价；自强的人则只在意自我的评价：好强的人貌似自信，其实自卑，自卑的根源在于他们缺乏自己内在的价值体系，而不得不依赖外界的评判标准；自强的人从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因为他们骨子里有一个自我价值定位的罗盘。当社会高估自己的价值时，要如履薄冰、小心谨慎；当自己的价值被社会低估时，应当从容淡定，笑看云卷云舒。

看准的东西就要坚持。不怕挖苦讽刺，何惧飞短流长；不逞一时之能，不图一时之利；不做墙头草，不当和事佬。这是我一生的信念。这一信念在香山的日子里使我更加坚定。

我的研究和写作，使我确信自己是在为社会创造一种价值。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为社会贡献了多少，而不是他拥有了多少。

这本书的问世，离不开很多朋友的关心和帮助，没有他们，我将一事无成。

郑莺燕承担了这本书降生的很多具体而烦琐的准备工作。没有她与出版社卓有成效的沟通工作，我将陷入大量的事务性细节而无法专注于研究和写作。她与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一起，在近百种图书封面的设计草案中，筛选出最符合作者个性的颜色与图案。她坚决主张摒弃国内财经图书扎眼和炫目的流行风格，强调经典与大气的质感。她反对在封面上罗列大量的文字，坚持简约和素雅。她在图书设计风格、纸张质感、图书定价、宣传推广、时间进度等细节方面，与出版社进行了长达数月的不厌其烦的交流，为确保图书的品质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经过这番磨炼，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领导由衷地赞叹她要是成为专业出版经纪人，将省却出版社很多烦恼。

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金社长和黎社长对我的写作给予了最大限度的支持和鼓励，他们的热情和细心使我在艰苦的写作中倍感温暖。出版社的郎世溟先生是我能想象到的最敬业的编辑，他与郑莺燕的密切合作，几乎将我完全屏蔽在一切琐事之外。出版作为一个服务行业，他们让我享受到了几乎尽善尽美的高品质服务。

在专业领域，我曾受益于许多学识渊博的前辈和老师。

在一次金融研讨会上，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先生关于美元的真实头寸永远不会流出美国银行体系的观点，让我获益匪浅。在后来的交流中，王永利先生给我全面介绍了美国之外的美元虚拟头寸的流动与结算细节，我反复读过他在这一领域的论述文章。正是在他的启发下，我找来了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雅克·吕夫（Jacques Rueff）的《西方货币的原罪》一书仔细研读，发现王永利先生的观点正是吕夫当年论述的现代体现方式。这一观点被我融入了第一章关于金汇兑本位制的内在缺陷一节中。

社科院世经所的张宇燕老师一直是我最关注的学者之一，他对于货币流通域、历史上白银流动对欧洲崛起的影响、中国古代货币与政权兴亡之间的关系，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许多观点，令我备受启发。这些观点对本书中的一些结论影响深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夏斌老师也是我非常敬重的学者。今年除夕之夜，当所有人都在家中过年时，夏斌老师和我在一个空旷的咖啡厅里畅谈他的《中国金融战略2020》一书，他的全局眼光和深入分析令人折服。他的很多想法影响了我在本书中关于中国未来金融战略的思路。

社科院的余永定老师的文章我是每篇必读。在最近余永定老师主持的一次研讨会上，我提出了亚元的想法，余永定老师曾参与亚洲经济货币合作长达十年之久，他苦笑地感叹亚元的实现绝非易事。尽管我们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并不一致，但这更激发了我对实现亚元的现实困境作更深入了解的兴趣。

最应该感激也最让我觉得亏欠的是远在海外的太太和女儿，她们为了我的理想所作出的牺牲，远远超出了我所能够实现的补偿。我的女儿津津以前不会阅读中文，但为了能读懂爸爸写的书，她正在加倍努力学好中文，她现在已经能够每天用中文给我写电子邮件了，我为她的努力而备受感动。父亲是女儿心目中永远的偶像，为了不让她失望，我必须继续努力前行。

作者

2011年11月11日凌晨于北京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