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赫特的“地租马克”保卫战」

在经历了18个月的血雨腥风之后，德国马克的信誉已经荡然无存了，当时大多数人认为从心理角度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货币。这种新的马克在历史上又称为地租马克（Rentenmark），它是以德国全部的土地和工业产品作为抵押来发行的新货币，总价值相当于32亿马克。地租马克与美元挂钩，兑换比价是4.2：1，地租马克与旧马克的兑换比价为1：1万亿。为了在心理上隔绝地租马克和旧马克，具体做法就是成立一家新的“地租银行”（Rentenbank）。地租银行向德意志帝国银行提供新马克贷款，帝国银行再向社会提供地租马克的信用。但是地租银行一直没有独立于帝国银行运作，仅仅是从心理上起到一个隔绝新旧马克的防火墙功能。地租马克从1923年11月15日开始流通。新马克并不是一种法币，没有支付政府债务和外国债务的能力。[15]

沙赫特被委以稳定德国马克的重任时，已经拥有了23年银行从业经验。沙赫特发明新地租马克时，并没有使马克的价值立刻得到稳定，打垮货币投机狂潮才是稳定马克价值的关键转折点，这场斗争一直持续了一年时间。随后跟进一连串的信用紧缩政策，才最终达到了稳定马克的目标。

沙赫特的第一个“新政”就是立刻停止了所有其他私人银行发行马克的权力，把所有持有的旧马克都进行了即刻支付。

第二招就是新的地租马克被明令禁止借给外国人。沙赫特明白外国货币投机商是做空德国马克的主要投机力量。他的这个做法意味着外国的投机商在做空地租马克后，在外汇市场上很难得到地租马克来平仓，所以投机意愿将会出现很大障碍。只此一招，就初步打垮了境外货币投机商，制止货币投机是德国货币改革重要的第一步。

这些货币投机商现在开始意识到，如果中央银行下定决心要做的话，他们可以终结所有在外汇市场对马克的投机行为。沙赫特其实从一开始就明白怎么来对付货币投机行为，但在几个月之前，发生最严重通货膨胀的时候，德意志帝国银行却袖手旁观，任由外国投机商摧毁了马克。

外国的货币投机商仍然在不断袭击新的地租马克，沙赫特终于被激怒了。在1923年11月底，沙赫特指出：“地租马克的投机不仅对国家经济利益而言大有恶意，同时这种行为本身也极其愚蠢。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这样的投机活动（所需要的马克），要么是通过德意志帝国银行非常慷慨的贷款，要么是通过私人银行紧急印钞票来交换帝国银行的马克而得到的。”“但是现在三件事情发生了，紧急货币（私人银行自己印制的钞票）已经失去了价值，它（私人银行所印的钞票）和帝国马克进行交换被禁止了；从前帝国银行慷慨的贷款现在已经不再发放了；地租马克在国外已经不能被使用。这些原因导致投机者无法从外汇市场得到足够的马克来支付欠款，他们出现了大量的亏损。”[16]

沙赫特的这段话中已经泄露出德国马克崩溃的关键性信息。第一，大规模做空马克得到了德意志帝国银行“慷慨”的资助，因为当时这些投机商可以很容易地从德国中央银行贷到大笔低成本的贷款，而这些贷款被用来做空马克，这是打垮马克的关键性措施。换句话说，国际银行家控制下的中央银行，向货币投机商提供了做空马克的海量弹药。第二，外国货币投机商向德国本土的私人银行大量借入马克，而私人银行则通过印刷自己的钞票，再拿到中央银行兑换成马克，来给外国货币投机商“供货”，德国的私人银行家显然是外国投机商的帮凶，这些人是谁呢？沙赫特没有点名地指出了一些德国著名的银行家族甚至在他主抓马克的稳定后仍然顶风作案。沙赫特明确指出，“有些著名的银行机构也参与到货币投机的把戏之中，这个国家仍然充满了大量的货币投机商，这些人只要能赚钱，甚至可以把家族银行美好的名声和信誉不当回事”。他的惩罚就是中央银行暂停给这些银行的票据进行再贴现。第三，凡是违反禁令向外国投机商拆借地租马克的本国银行也一并惩罚。

从1924年4月7日起，沙赫特下令德国中央银行拒绝发放新信用，时间持续了两个月。中央银行的这个做法是为了恢复德国马克的稳定性。与此同时，沙赫特还采取了严厉的信用紧缩政策。他把当时一个月的拆借利息从30％上涨到45％，透支利息费用从40％一口气涨到80％。此举顿时令所有的外国马克投机商陷入了困境，迫使他们不得不交出手上的外汇，换成德国马克，来支付他们做空马克所损失的金钱。用这种办法，德国中央银行大大增加了外汇储备。1924年4月，德国外汇储备约为6亿马克，到了8月份，这个政策执行了仅仅4个月，德国的外汇储备就翻了一番还要多[17]。

在沙赫特严格执行了上述措施之后，大规模的马克绞杀战终于被切断了资金供应，从而一举结束了投机家对德国马克的疯狂攻击，之后德国马克在外汇市场上重新恢复了平静。

1924年7月，当德国马克恢复稳定之后，拆借利息开始下降。当时由于沙赫特采取了严厉的信用紧缩政策，诸多德国政府拥有的邮局和铁路等机构纷纷组建了自己的银行。这些机构庞大且实力雄厚，很快就积累了巨额资金，而且这种积累速度远远超过私人银行体系。到1924年底，德国社会上的商人和其他生意人，纷纷把地租马克和帝国马克等值对待。在这个时候，沙赫特再把地租马克转化成德国中央银行发行的马克。

沙赫特的举措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香港金管局“任一招”的措施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将货币投机商的资金拆借成本提高到他们无法承受的程度，此招将顷刻打垮货币投机狂潮！

沙赫特一辈子都在国际银行家的圈子里面混，其实他本没有必要将这些内幕抖搂出来，但他不甘心后人评论德意志帝国银行在1923年超级通货膨胀时束手无策，作为当事人的他觉得有必要做一番表白，他沙赫特还是有本事的。另外，沙赫特还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力主德国马克的稳定，也将此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当眼睁睁看着自己心中强大的马克被超级通货膨胀摧毁，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无法名状的愤怒。在1927年出版的《德国马克的稳定》中，沙赫特还在为德意志帝国银行的无所作为而辩护，到1967年的《金融的魔术》出版时，他终于想对历史有个“说法”了。从1923年到1967年，经过了44年的沉默和对超级通货膨胀真实原因的讳莫如深，他最终打破了盎格鲁－撒克逊金融圈里的某种潜规则，用极为隐晦的手法，在一本讲述早已被人淡忘的44年前历史的冷门书中，给自己和历史留下了一个交代。

「道威斯计划：扶持德国的开始」

通过超级通货膨胀，国际银行家们喜获“剪羊毛”的丰收，不仅一举席卷了德国几十年的工业化财富，而且大规模地控制了德国的金融和工业系统。与此同时，挑起了德国人民对魏玛共和国的强烈愤怒，从而瓦解了魏玛共和国的民意基础。接下来，就要开始强化德国的工业能力，积蓄实力准备挑战大英帝国的霸权了。

事实上国际银行家在巴黎和会上就开始布局了：凡尔赛和谈的关键人物、和约的起草者之一华尔街律师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负责起草和约第231款，即埋下德国复仇主义祸根的德国“战争罪”条款。曾任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首席律师的美国国务卿查尔斯·伊文斯·休斯说服美国总统柯立芝，任命与摩根财团关系密切的银行家查尔斯·道威斯担任赔款问题委员会的主席。从1924年道威斯计划开始执行到1931年，德国总共支付了105亿马克战争赔款，却从海外借入了186亿马克[18]；1923年以后，无论是德国IG法本公司、联合钢铁，还是德国电力总公司，身后无不浮现着犹太银行家、洛克菲勒、摩根财团的影子，德国的战后恢复全部被华尔街的资本所控制，而这些资金是华尔街通过销售德国债券募集公众资金而来的，摩根和沃伯格家族从中又获得额外的丰厚利润。

1924年，美国方面启动了道威斯计划。道威斯计划的要点就是削减德国的战争赔款，从1320亿德国马克调降到370亿德国马克。美国用这些钱向德国发放贷款，主要是为了偿还德国欠法国和英国的债务。英国和法国得到德国偿还的钱之后，再把这些钱还给美国，因为英国和法国都欠美国的钱。结果就是，美国人自己放贷给德国人还英法的钱，英法再把德国人还钱的一部分还给美国，这样资金周转了一圈又回到美国。在这个循环中，亏损的是美国的纳税人。而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完成“抄底”的华尔街资本所控制的德国工业减轻了债务负担增加了盈利能力，同时，所有涉及到资金交易的银行家雁过拔毛，都获得了巨大利益。道威斯计划提出来之后，立刻受到国际银行家的热烈欢迎，因为大家在这个循环还钱游戏中利益均沾。道威斯在1925年和张伯伦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后来成为美国副总统。

沙赫特和国际银行家还提出一个新的赔偿条款，德国中央银行所产生的全部利润要进行分成，45％的利润归德国中央银行私人股东所有，55％归政府。最终中央银行所有股东达成一致，第一个5000万马克的盈利中，有一半被私有的中央银行股份持有者拿走，在第二个5000万利润中间，有25％被私人拿走，随后就是每年利润的10％归私有的股东。[19]

道威斯的计划开始实行之后，巨额美国贷款涌进德国，大量外国信用紧随其后，国际银行家普遍对沙赫特抱有很高的信心。但是沙赫特采取了异常严厉的外国资金使用限制，规定这些钱只能用在生产领域，不许用在奢侈品和消费方面的信贷。在这样的政策下，从1924年到1929年，华尔街资本控制下的德国工业生产体系迅速被建成整个欧洲最先进的工业系统。沙赫特对于生产的信贷支援和严格限制进入其他类似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奢侈品消费市场的政策导向，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德国的工业实力得以迅速恢复，逐渐具备了挑战英国的底气。

在经济和金融上控制了德国工业之后，下一步就是要扶持一个有能力与英帝国打一场世界大战的政治领导人和政治组织。这时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出现在了国际银行家们的视线之内。在纳粹运动的早期阶段，华尔街和美国国务院的圈内人就从多条渠道获得情报。早在1923年啤酒馆暴动之前，美国国务院驻慕尼黑的官员罗伯特·墨菲就通过鲁登道夫将军亲自会见了希特勒，这个墨菲后来成为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核心人物。就是通过这些秘密接触，纳粹的思想和组织情报源源不断地流向华尔街和华盛顿的秘密决策圈子，为国际银行家的核心圈子所瞩目。而早在1926年，帝国银行总裁沙赫特就开始秘密为纳粹融资了。到1929年6月，控制美联储的银行家们开了一个会，选派西德尼·沃伯格代表他们去德国进一步“面试”希特勒，同时进行合作谈判。华尔街银行家开出的条件是“主张进攻性的外交政策，煽动对法国的复仇情绪”。希特勒要价也不低，给1亿马克（2400万美元）一切都好说。最后双方以1000万美元成交。而西德尼回国后汇报的希特勒的纳粹主张深深打动了洛克菲勒，紧接着《纽约时报》开始对希特勒进行定期报道，大学里也开设了研究纳粹的专门研究机构。[20]

国际银行家没有料到的是，这个街头小痞子希特勒居然有自己的“伟大计划”，拿了国际银行家的钱，干的竟然是自己的“私活儿”。

「参考资料」

[1] Adam Smith，The Wealth of Nations．

[2] Friedrich List，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3] Ron Chernow，The Warburgs The 20th-Century Odyssey of a Rememberable Jewish Family．

[4] Ibid．

[5] Lawrence Sondhaus，Naval warfare，1815-1914 （Routledge，2001）．

[6] Ron Chernow，The Warburgs The 20th-Century Odyssey of a Rememberable Jewish Family．

[7] John V. Denson，Reassessing the presidency：the rise of the executive state and the decline of freedom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2001）．

[8] Jules Ayer，A century of finance，1804 to 1904：The London house of Rothschild （W. Neely，1905）．

[9] Ron Chernow，The Warburgs The 20th-Century Odyssey of a Rememberable Jewish Family．

[10] Ronald Sanders，The High Walls of Jerusalem：A History of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the Birth of the British Mandate for Palestine（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83）．

[11] Martin Gilbert，Churchill and the Jews：A Lifelong Friendship （Henry Holt and Co.，2008）．

[12] Paul R. Mendes-Flohr，Jehuda Reinharz，The Jew in the modern world：a documentary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1995）．

[13] Alfred Zimmern，The Economic Weapon Against Germany，London：Allen & Unwin，1918．

[14] Hjalmar Schacht，The magic of money（Oldbourne，1967）．

[15] Ron Chernow，The Warburgs The 20th-Century Odyssey of a Rememberable Jewish Family．

[16] Hjalmar Schacht，The magic of money（Oldbourne，1967）．

[17] Ron Chernow，The Warburgs The 20th-Century Odyssey of a Rememberable Jewish Family．

[18] Carroll Quigley，Tragegy and Hope （MacMillian Company，1966）．

[19] Stephen Zarlenga，Germany's 1923 Hyperinflation：A “Private” Affair．

[20] Antony C. Sutton，Wall Street & the Rise of Hitler （GSG & Associates，1976）．

第六章 希特勒“新政”

• “愤青”希特勒

• 费德尔：希特勒的金融导师

• 啤酒馆暴动：希特勒声名大震

• 希特勒被财神“撞了腰”

• 哈瓦拉计划(Haavara Agreement)

• 沙赫特：国际银行家的中间人

• 大棋局

• 纳粹德国的社会权力平台

• 纳粹德国的经济系统

• 希特勒“新政”

• 希特勒“新政”的第一把火：中央银行国有化

• “费德尔货币”：德国的林肯绿币

• “金融创新”挽救了德国经济

• 罗斯柴尔德与希特勒

• 希特勒的权术

「本章导读」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军事机器的强大早已为世人所熟知，希勒特更是全世界人人喊打的恶魔。但是，在学术圈之外，很少有人了解纳粹德国的货币制度和经济系统的运作情况。在20世纪30年代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中，德国受创最重，经济凋敝，失业空前。纳粹之所以能够通过民主选举合法上台，与德国经济危机有着密切关系。当时德国社会动荡，民众人心思变，纳粹准确地把握住了社会脉搏，主打挽救经济危机的新政牌而一举赢得大选。如果纳粹仅仅是靠口号和宣传，而没有治理经济危机的真才实干的话，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像魏玛共和国一样失去民心并最终垮台。

1933年刚上台的希特勒面对的是一个经济上的烂摊子。从1929年到1932年，德国工业设备利用率下降到36％，全部工业生产下降了40％，对外贸易额下降60％，物价下跌30％，铁产量减少70％，造船业产值下跌80％，失业率高达30％，经济危机加剧了社会阶级矛盾，3年间，共爆发l000多次罢工。

应该说德国所遭受的经济危机冲击的严重程度，要远大于欧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纳粹上台伊始，就立刻投入到挽救经济的工作中，开始了所谓的希特勒的“新政”。在一系列强有力的经济措施之下，德国经济迅速恢复并开始强劲增长，失业率直线下降，到1938年失业率已降至1.3％。从1933年到1938年，德国生铁产量由390万吨上升到1860万吨，钢产量由560万吨上升到2320万吨，而铝、镁和车床的产量竟高于美国。从1933年到1939年，德国重工业和军火工业增长2.1倍，消费资料生产增长了43％，国民经济总值增长超过100％，同时完成了全国高速公路网的建设，重整了重工业基础体系，还装备了一支现代化军队。

1933年开始的美国“罗斯福新政”则只是暂时缓解了危机，美国经济进入长时间的所谓“特种萧条”时期，在所谓“新政”的大力刺激下，美国经济仍然复苏乏力。1937～1938年，美国再度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直到1941年美国参加二战后，才彻底摆脱了大萧条。在整个“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平均失业率高达18％，国民生产总值直到1941年才扳回到危机前1929年的水平。如果不是战争爆发，高达1000多万美国青年被征召入伍，失业问题恐怕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德国是20世纪30年代受经济危机打击最严重的国家，却是第一个走出大萧条的国家，德国拯救经济的措施对于今天全球面临的经济危机，究竟有没有值得反思的意义呢？

关于纳粹曾经犯下的种种战争罪行，历史已经给出了定论，因此不在本章探讨的范围之内。但是，纳粹德国的货币和经济政策却是一个鲜为人知的领域，我们将从这一视角去观察当时德国政治和货币之间的互动关系。

「“愤青”希特勒」

1918年11月的一天，德意志帝国国防军李斯特团陆军下士阿道夫·希特勒像其他伤员一样静静地躺在陆军医院的病床上，品味着因协约国施放毒气而暂时失明的痛苦和荣获帝国铁十字勋章的幸福。就在这时，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如晴天霹雳般将希特勒下士从病床上击得跳了起来，德国宣布向协约国投降了！愤怒和失望如毒蛇一般噬咬着年轻的希特勒，这一切都是为什么？难道自己和无数的战友同胞奋战四年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个苦涩的结果吗？

不久，魏玛共和国政府承认《凡尔赛和约》的消息传来：德国丧失了约1/10的领土和1/8的人口，丢掉了全部殖民地，莱茵兰非军事化，让法国占领萨尔区和付出大量赔款（分70年还债，直到1988年），最重要的还是战争罪责条约：德国必须承认发动战争的全部责任。[1]像大多数德国老百姓一样，希特勒被彻底激怒了。

在1918年11月革命之前，德国形势虽然不妙，但尚未到彻底战败的程度。在西线战场上，协约国从没有占领德国领土，而德军却深入法国北部，1918年3月～7月，德军接连于西线发动了5次大规模的攻势。该年5月底，德军发动第三次攻势，这次突击成功突破法军的防线进逼至距巴黎仅37公里之地。7月15日，德军发动第五次攻势，未能达成战略目的，随着美国军队到达欧洲，协约国的力量大增。德军随后在法国转为战略防御态势。在东线，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苏俄政权初定，国内形势极其严峻，俄军极度厌战，继续战争已无可能。列宁决心与德国议和，1918年3月，俄国被迫与德国签订了条件极为苛刻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根据该条约，德国将获得俄国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近5000万居民。而且割让给德国的地区，拥有俄国90％的煤炭开采量，73％的铁矿石，54％的工业以及33％的铁路。此外，条约还规定，苏维埃政府必须复员军队，包括刚刚组建的红军部队。[2]同年3月27日，又在柏林签订苏德间三个附加条约，规定苏俄以各种形式向德国赔款60亿马克。

如果德国能够在西线的法国战场迟滞和消耗协约国的攻势，而东线战争已经结束，德军很快能够集中力量全力西向，加上俄国割让的大片土地和丰富的资源，以及60亿马克的巨额赔款，德国的战争力量将有一个根本性的提升。即便德国最终难以取胜，但协约国因大量人员物资消耗和内部争议也未必愿意长期对峙下去，如果德国以拖待变，确实有可能体面地结束战争。

很多德国人都深信德军所向披靡，根本不会战败。换句话说，只要政府代表没有“卖国求荣”，而国家又没有因革命而崩溃，德军一定会取胜。对一些德国人而言，即使必须求和，他们也相信盟军会根据美国十四点和平原则宽待德国，依据威尔逊许诺的“民族自决”原则[3]，德国或许还可以兼并前奥匈帝国讲德语的地区，实现德奥合并，建立大德意志——然而残酷的现实使得德国民众品尝到了辛辣的被欺骗被出卖的味道。除了协约国列强在外，在德国国内是不是还有卖国贼出卖了德国呢？民心一致，几乎立刻就找到了战败的替罪羊：承认《凡尔赛和约》的社会民主党软弱分子以及“国际犹太人”，他们被称为“十一月罪人”，被认为是出卖德国利益的罪人。

怀着对所谓“十一月罪人”的刻骨仇恨，愤青希特勒带着一套旧军装和铁十字勋章退役了。失业中的希特勒很快找到了新活计，为德国陆军情报部门当密探，去了解当时一个只有55个人的小政党——“德国工人党”的底细。希特勒并没有什么理论基础，但他悟性奇高，在“刺探”的工作中不断吸取那些慷慨激昂的各派演说家们的精华部分，在不断充实自己“理论体系”的同时能够很快抓住他们观点中致命的缺陷。

1919年9月的一天，希特勒再次来到德国工人党聚会的地方打探虚实。一位演讲者的内容很快抓住了希特勒的兴趣，此人的观点给希特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是费德尔（Gottfried Feder）。希特勒在1924年出版的《我的奋斗》中特别提到：“在我第一次听了费德尔的讲演以后，脑海中立刻就产生了一种观念，我已经发现我们（纳粹）党的一个重要原则。”正是在费德尔的感召之下，希特勒加入了德国工人党。[4]

这个费德尔究竟是何方神圣，又讲了什么样的高论，居然能让希特勒茅塞顿开，从而找到了纳粹建党的原则呢？

「费德尔：希特勒的金融导师」

在希特勒加入德国工人党后，费德尔成为希特勒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导师。希特勒在费德尔的启发下，对货币、金融、就业、贸易、经济危机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费德尔在经济金融方面并非科班出身，他从1917年开始“自己琢磨”金钱、经济、萧条、就业、战争与国家这些问题之间的联系，完全跳出了传统学院派的思维定式，提出了一系列惊人的结论。他认为，国家必须要有权力控制货币供应，一定要对中央银行进行国有化，而绝不能让私人控制中央银行。因为私人控制中央银行最大的问题就是，其产生的利息收益和其他利益将归私人所拥有，而不是造福国家和公众。[5]

行伍出身的希特勒原本对经济金融方面的知识完全没有概念，他一直以为德国“一战”的失败和后来的超级通货膨胀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经过费德尔点拨，希特勒立刻敏锐地抓住了金融才是这一切问题的核心，并形成了“创造性工业资本”与“贪婪、掠夺性金融资本”之间有着本质区别的深刻印象。当希特勒明白过来金融和控制金融的势力集团才是德国命运的真正主宰之后，他的境界立刻跃上了一个层次，再回头想很多从前令他困惑的问题，马上有了前所未有的洞察力和全新的视角。他对未来德国的运作和纳粹党的“重要原则”逐渐形成了清晰的逻辑框架。

1920年，希特勒经过与费德尔等人反复激烈的争论和思考，提出了纳粹运动的哲学原理体系。因为是哲学层次的纲领，希特勒认为这个纲领将“永远不变”。该思想体系被归纳为《25点纲领》，1932年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再度肯定了此政纲的地位。[6]

《25点纲领》包含了纳粹所有的基本观念和政策。有关经济方面的要求和主张体现了费德尔的主要经济思想，关键点有：

第11点：“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打碎利息奴役制。”这符合费德尔一贯主张的废除“利息奴役制”，区分“创造性的工业资本”与“食利性的金融资本”。他认为，资本只有真正进入实体经济的循环才能创造价值，只在金融系统“滚动与食利”的“掠夺性”的金融资本实际上是在剥削其他劳动者的成果。

第12点：“取缔和没收一切靠战争发财的非法所得。”希特勒号称德军在“一战”中没有败在军事上，而是前线的将士被“出卖国家利益”的大资产阶级、犹太金融家从“背后捅了一刀”，如果这些人继续发战争财，那简直天理不容。

第13点：“我们要求对所有（到目前为止）已经组合起来的企业（托拉斯）实行国有化。”费德尔建议组建国有企业的“航空母舰”，以实现国家垄断社会主要资源，从而避免资本过度追逐利润所引发的恶性竞争和贫富分化。他认为国有化的托拉斯是在资本家合理利润与工人稳定就业之间的某种平衡。

第14点：“我们要求参加大企业的分红。”费德尔坚持大企业必须反哺社会，与社会各阶层共同分享经济繁荣。

第16点：“我们要求建立和维护一个健康的中产阶级，要求立即将大百货公司充公，廉价租赁给小工商者，要求在国家和各邦收购货物时特别照顾一切小工商者。”费德尔的这一观点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和社会平民阶层的经济利益诉求，不过这已完全不是所谓的哲学原则，而是属于具体的政策层面了。

第17点：“我们要求实现一种适合民族需要的土地改革。要求制定一项为了公益而无代价地没收土地的法令，要求废除地租，要求制止一切土地投机倒把。”费德尔的理念中，最无法容忍的就是“不劳而获”和“投机倒把”，他恨不得把每一分社会资源都用在实实在在的生产活动中去。他实际上完全生活在一种抽象和理想化的世界里，而忽视了人的天性。中国有句古话：“君子如水，小人如油。”君子当然很好，但与君子长久生活只怕谁也受不了那种永恒的枯燥和平淡；小人固然有毛病，但小人们挖空心思地制造各种麻烦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活的起伏和变化。创造和投机也是一个道理，没有创造，大家都没饭吃，但没有投机，人生不免过于沉闷。费德尔的毛病在于，他试图将矛和盾分割开来，只取自己想要的那一面。

第18点：“对卖国贼、高利贷者、投机商处以死刑。”

除此之外，费德尔还主张依靠“国家的权威”，成立“建设经济银行”，发行国家证券，为社会公共项目投资筹集资金。鉴于国际银行家对黄金早已形成垄断的现实，他提出摆脱金本位制，由国家决定流通资金数额，以国家实体经济的生产能力作为货币的支撑，用商品与他国进行交换，从而逃脱外国资本对德国货币与外汇的控制。[7]

希特勒在理念上支持费德尔的很多观点，但他是一名政治家，对理论本身谈不上任何兴趣，理论对他而言永远只是工具，合用时就用，不合适就扔。政治家永恒的法则就是权变，因追求权力而变化，因变化而拥有更多的权力。

为了获得更多的权力，希特勒必须与握有“实权”的人物合作。在当过兵的希特勒看来，所谓实权其实很简单，就是“暴力+财力”，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穷得叮当响的希特勒当时还不太可能得到巨额的金钱资助，但是，“暴力”支持已经有点靠谱了。

「啤酒馆暴动：希特勒声名大震」

如果说费德尔为希特勒提供了经济金融的理论武器，那么罗姆（Ernst R hm）的贡献就在于提供了暴力的实践武器。

罗姆19岁加入帝国军队，“一战”中三次负伤，最后官至少校。德国投降以后，罗姆加入准军事组织“自由军团”，出任巴伐利亚地区自由军团司令官埃普的副官，成为慕尼黑屈指可数的实力派军人。“一战”结束以后，大批德军官兵回到家乡，在英国“经济武器”的打击下，物资短缺，就业无望，这些精力旺盛的老兵们自发聚拢到一起，在部分军官的领导下组成自由军团。自由军团由德国军方秘密资助，提供装备，最初负责驻守漫长的东部边境，以解国防军人手不足的燃眉之急。在魏玛共和国的体制里，军队属于国家，不允许参与国内党派政治。德国“一战”以后政局动荡，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革命风起云涌，自由军团于是为政府和军方代表的保守势力所倚重，披挂上阵大打出手，血腥镇压了各地的革命运动。

1919年10月，希特勒在德国工人党的一个集会上首次发表演讲。希特勒充分展示了他真正的天赋——极富煽动性的口才，不管多么荒谬和离谱的观点，被他偏执的大脑处理之后，再从他的如簧之舌迸发出来，都会产生电闪雷鸣般的效果。他已经不是在表达观点，而是在强烈炙热的情感宣泄和犀利冷酷的理性解析中激荡出令人难以抗拒的力量。也许是德国人被剥夺得太彻底、被羞辱得太无情、被出卖得太赤裸，日耳曼民族骨子里的那种狂野和极端，潜意识中的自卑与傲慢，在希特勒高温强热的“真理火焰喷射器”横扫之下被骤然激发出来，人们残存的理性保护层已被彻底融化，剩下的只有狂热的信念和复仇的冲动。

当时台下为之神魂颠倒的听众里就有罗姆。罗姆对希特勒崇拜得五体投地，认定此人前途无量，具有领导极端民族主义运动的潜质。以后罗姆主动和希特勒结交，不但极力鼓励他施展政治抱负，而且自己也加入德国工人党为希特勒摇旗呐喊。1920年春天，罗姆正式将希特勒介绍进自己的实力派军人圈子。希特勒有了暴力集团的支持，顿时雄心万丈，开始筹划如何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

1920年，希特勒在费德尔的帮助下，思想上形成了《25点纲领》的理论体系，在罗姆的辅佐下，又掌握了暴力手段。此时，他将德国工人党更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简称纳粹党。在罗姆的鼓动之下，巴伐利亚军政长官埃普大力扶植弱小的纳粹党，不仅提供资金援助，还邀请希特勒到军营里为纳粹党招兵买马。希特勒喜出望外，用他的话来说，自由军团充满了“精力旺盛的年轻人，他们有组织、有纪律，在军旅中被灌输了世上无难事的进取精神”。在罗姆的组织下，纳粹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冲锋队。

1921年，希特勒众望所归，成为纳粹党元首。此时的纳粹党既有思想武器，又有武力后盾，再加上希特勒空前绝后的煽动力，魏玛共和国的其他极右组织纷纷前来入伙，纳粹声威大震，到1923年纳粹党党员剧增到5.5万人。

1923年，精心策划的德国超级通货膨胀爆发了，马克暴跌，金融界一片混乱，德国中产阶级的财富遭到血洗，法国、比利时又出兵占领了鲁尔。这一切激起了德国民众对魏玛政府的强烈愤怒，爱国热情升腾。希特勒认为夺取政权时机已到，他联合德军前总参谋长鲁登道夫，企图效仿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那样，利用暴力推翻魏玛共和国。1923年11月8日，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带领冲锋队，利用巴伐利亚军政头目在慕尼黑一家啤酒店举行宴会之际发动政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啤酒馆暴动。[8]

虽然暴动最后失败，但是引起了世界震惊，给了纳粹党一次难得的国际宣传曝光机会。希特勒在法庭上展现了惊人的口才，滔滔不绝的愤怒宣泄，激起了德国民众极大的共鸣，大批民众自发来到法庭外声援纳粹，全球各大报都在第一版刊登了希特勒的照片，于是希特勒在一夜之间由暴动被告升华成了“拯救德国命运的英雄”。

希特勒在法庭审判中试图把辩论变成自己的政治演说，但他还是被判了5年监禁。他在监狱中待了9个月，并口授了《我的奋斗》一书，为纳粹统治下的未来德国描绘了一幅令人震惊的蓝图。在狱中，希特勒认识到魏玛共和国羽翼丰满，暴力革命已经没有机会成功了，唯一的选择就是“合法夺权”。他出狱以后，立刻调整了纳粹党的思路，准备利用议会民主体制合法夺取政权。

啤酒馆暴动产生了一个意外的效果，原本是街头小混混儿的希特勒一夜之间成了“国际名人”。于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势力出于种种目的，找上门来要与希特勒谈合作。希特勒忙于接待洽谈，若干轮下来，觉得忽悠的人太多，真正有实力的大腕并没有出现。

其实，希特勒没有想到，他的一举一动正在引起某些能量极大的圈子的高度关注。

「希特勒被财神“撞了腰”」

国际银行家们早在1920年前后就开始在德国物色今后能够承担历史重任的政治代理人。他们广泛关注着德国战后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的五花八门的政治党派，试图从中找到能带来惊人回报的“超级原始股”，希特勒的几十号人的小党也进入了他们的雷达。

国际银行家的情报系统效率惊人。早在1920年2月，摩根就安排多诺凡到欧洲进行秘密访问，付给多诺凡20万美元的费用来系统考察欧洲战后的各方面状况。正是在这次欧洲之行中，多诺凡在德国巴伐利亚的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遇到了希特勒，并且和希特勒长谈了一夜，他认为希特勒是个“有趣的谈话者”。这个多诺凡就是美国战略情报局（OSS）的创始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鼻祖。

当然这次接触只是属于非常初步的摸底性质，德国当时的各种政治党派多如牛毛，华尔街的“风险投资”还需要进一步从数量庞大的候选人中发掘出真正有潜力的原始股。

1924年德国马克投机风潮结束后，超级通货膨胀飓风终于过去了。在华尔街抄了德国经济的大底之后，美国的道威斯计划开始正式实施，大量的外国资本蜂拥而来，德国经济很快出现了强劲的复苏势头。随着经济的复苏，纳粹的影响力迅速萎缩。其实，德国老百姓和普天之下的老百姓都一样，安居乐业、丰衣足食是人民最重要的追求，乱世中的打打杀杀和经济动荡下的起起伏伏都不是百姓们所渴望的。一旦天下太平，德国老百姓很快就将过去的痛苦和灾难淡忘了。从1924年到1929年，德国纳粹的活动陷入低潮，希特勒只能本本分分地玩起他并不擅长的议会政治。

虽然纳粹基层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德国各地出现，纳粹党的选民支持率却相当可怜。究其原因，纳粹党蒙着浓厚的激进和暴力色彩，而此时德国社会逐步趋于稳定，经济有所好转，民众对愤青气十足的纳粹党自然敬而远之。1928年5月进行的德国大选中，纳粹党赢得区区12个议会席位，得票率只有可怜的2.6％。这一年的德国选情，以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联盟赢得40.4％的选票，天主教中央党赢得15％，而其他几个右翼党派如德国人民党则瓜分了余下42％的选票。

希特勒本是个乱世枭雄，国家大治，天下安定，他是决无出头之日的。

纳粹党本就像困在沙滩上的鱼儿已经蹦跶不了几天了。可正在此时，1929年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爆发了，德国经济急转直下，1930年，德国失业人口达到200万，1932年飙升到600万。纳粹党立刻抓住这次历史性机遇，指责《凡尔赛条约》和战争赔款导致了德国的经济危机，抨击政府软弱无能，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经济的萧条和社会的动荡使德国人民对魏玛共和国彻底丧失了信心，7年前痛苦的回忆又开始浮现，只是这次危机的程度和时间都远远超过了1923年，德国人开始转而支持纳粹。1930年9月的大选中，纳粹党获得18.3％的选票，首次超过德国共产党，成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议会第二大党。1932年7月的大选中，纳粹党获得37.4％的选票，一举超过社会民主党的36.2％而跃居议会第一大党。

眼看着纳粹气势如虹的蹿升势头，国际银行家终于决心把宝押在希特勒的身上。

1933年11月，荷兰突然出现了一本小册子，其中有一位名为西德尼·沃伯格的银行家与希特勒的数段对话，里面披露了美国最顶端的工业家和金融家，包括洛克菲勒与亨利·福特，在希特勒上台前后，通过JP摩根与大通曼哈顿银行集团向他提供了数额达到3200万美元之巨的资助。这本书在1934年就被查禁了，它所影射的法本公司美国和德国的董事沃伯格兄弟也矢口否认和这本书内容有关，但是，书中翔实的细节却和诸多现实资料一致，遂成疑云，普遍被人们认为是华尔街的国际投资者们与纳粹合作的一项佐证。[9]

另一位被公认资助希特勒的国际银行家就是科特·冯·施罗德男爵（Baron Kurt von Schr der）。施罗德家族也是“十七大国际银行家族”之一，在伦敦和纽约都开设了银行。施罗德和洛克菲勒1936年在纽约成立合资银行，约翰·洛克菲勒的侄儿担任副主席和董事。[10]

施罗德毕业于波恩大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帝国国防军。战争结束后，他加入科隆的斯坦银行并当上合伙人。他的右翼政治信仰使他同情并资助纳粹党。他促成了德国人民党党魁巴本和希特勒的会面，这次会面使希特勒以后得以当上政府总理。

施罗德还是纳粹核心圈子“经济同仁圈”的关键人物，这个圈子也叫“凯普勒圈子”，创始人是威廉·凯普勒。凯普勒是典型的红顶商人，在政界人脉广泛，政治嗅觉敏锐。“凯普勒圈子”于1931年初步形成。希特勒曾与凯普勒有过一番深谈，谈到想有一批可靠的企业家为纳粹掌权以后提供咨询时，希特勒说：“找一些企业界的领袖，他们现在可以不是纳粹党员，我们上台后会为我们服务。”[11]

凯普勒果然不辱使命，他网罗来资助希特勒的圈子包括：

〖弗利兹·克兰夫斯（Fritz Kranefuss）：凯普勒侄儿，希姆莱的助手；

卡尔·克洛格曼（Karl Vincenz Krogmann）：汉堡市长；

奥古斯特·罗斯特格（August Rosterg）：法本子公司的总经理；

埃米尔·梅耶（Emil Meyer）：ITT子公司和GE德国的董事；

奥图·斯泰布林克（Otto Steinbrinck）：联合钢铁公司的副主席；

雅尔马·沙赫特（Hjalma Schacht）：帝国银行董事会主席；

埃米尔·赫尔弗里奇（Emil Helffrich）：美孚控股公司德美石油的董事会主席；

弗雷德里奇·伦霍德（Friedrich Reinhardt）：商业银行的董事会主席；

埃瓦德·海克（Ewald Hecker）：ILSEDER HUTTE的董事会主席；

格拉夫·冯·俾斯麦（Graf von Bismarck）：斯德丁的执行主席。[12]〗

凯普勒1933年被选进帝国议会并一度成为希特勒的财务顾问。短短几年，他就捞到几家公司董事的肥差，包括法本集团两家子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法本和美孚石油关系密切。法本曾从美孚石油得到生产合成汽油的技术，欧洲战争爆发后曾紧急转让给美孚石油2000多项外国专利。

美国国际电报电话公司ITT由索申尼斯·奔尼（Sosthenes Behn）和荷南德·奔尼（Hernand Behn）兄弟二人于1921年成立，受摩根家族控制。奔尼和希特勒的第一次会面是1933年8月在贝希特斯加登。[13]后来奔尼和凯普勒圈子搭上线而认识了施罗德。奔尼看中了施罗德和希特勒及纳粹的亲密联系，邀请施罗德成为ITT在德国利益的守护人。施罗德帮助ITT在德国投资利润丰厚的军工企业（包括生产战斗机的Focke-Wulf公司），并在这些公司的董事会任职。ITT的利润又再投资到这些企业中。如此一来，“二战”中希特勒是以美国投资生产的战斗机对抗美国和盟军，施罗德当属其中关键人物。不仅如此，他还把ITT的资助转给特务头子希姆莱的盖世太保。ITT的捐款占战争中美国公司对盖世太保捐款的1/4。

“二战”后盟军在1945年11月19日对科特·冯·施罗德的审问记录说明施罗德、ITT和纳粹之间根深蒂固的关系：

〖问：在以前的记录中，你说曾经和ITT或标准电气有关的几家德国公司有往来，那么ITT或标准电气和其他德国公司往来吗？

答：是。洛伦兹公司在战前持有不来梅的Focke-Wulf公司25％的股份。Focke-Wulf为德国空军制造战斗机。我相信后来Focke-Wulf因扩展而吸收更多的资本，洛伦兹下降到刚刚低于25％。

问：那么这发生在上校奔尼通过ITT持有洛伦兹近100％股份之后？

答：是。

问：上校奔尼批准洛伦兹购入Focke-Wulf的股份？

答：我确信上校奔尼在他的驻德国的代表正式批准以前就已经同意了。

问：洛伦兹在哪一年购入Focke-Wulf公司25％的股份？

答：我记得就在战争爆发之前，也就是侵入波兰之前。

问：威斯特里克知道洛伦兹购入Focke-Wulf公司25％的股份的所有细节吗？（威斯特里克在“一战”、“二战”中充当德国间谍）。

答：是。比我更清楚。

问：洛伦兹投资的金额是多少？

答：最初是25万马克。后来又增加不少。具体多少我记不清了。

问：上校奔尼在战争爆发之前有机会把在德国赚到的利润转回美国吗？

答：是。转回美国的利润会因为汇率减少一点，但绝大部分能回到美国。上校奔尼没有这样做也没有要求我这样做。他似乎愿意将利润留在德国投入厂房和设备以及其他军工企业。柏林的哈斯公司是其中一个。哈斯生产军用无线电和雷达部件。我记得洛伦兹持有哈斯50％的股份。

问：你从1935年担任洛伦兹的董事。这期间洛伦兹和Focke-Wulf从事军工设备生产。你知道或听说上校奔尼或他的代表对这些为德国备战的企业提出抗议吗？

答：没有。[14]〗

凯普勒圈子和希姆莱走得越来越近，也被称为“希姆莱圈子”。在1936年2月25日给希姆莱圈子的同仁埃米尔·梅耶的信中，施罗德描述了希姆莱圈子的目的和要求，以及在科隆的斯坦银行开设的特别“S”账户的长远目标。

〖第三帝国领袖的朋友圈子：

应第三帝国领袖邀请的慕尼黑两天之行结束时，朋友圈子同意在科隆的斯坦银行开设由帝国领袖支配的特别“S”账户。其中的资金用于预算外的任务。这样帝国领袖可以依靠他所有的朋友。在慕尼黑大家决定应由签署人来设立和处理该账户。同时，我们想告诉每一位参与人，如果他代表公司或朋友圈子为以上说明的帝国领袖的任务捐款，捐款应存到朋友圈子同意在科隆的斯坦银行开设的特别“S”账户（帝国清算账户，邮政支票账户号1392）。

希特勒万岁！

科特·冯·施罗德[15]〗

这封信解释了为什么战后陆军上校波格丹（前纽约施罗德银行主管）千方百计把调查从科隆的斯坦银行引开，转到纳粹时期的大银行上。因为斯坦银行藏着美国跨国公司和纳粹当局在“二战”中勾结的秘密。

施罗德对纳粹的支持在纳粹上台后得到丰厚的回报，施罗德担任了以下职务：

〖国际清算银行的德国代表；

德意志帝国银行的首席私人顾问；

盖世太保的高级领导，一、二级铁十字勋章；

德意志Verkehrs-Kredit-Bank银行（受帝国银行控制）的董事会主席；

驻瑞典总领事。〗

战后，科特·冯·施罗德被德国法院认定犯有“反人类罪”，这位著名的国际银行家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3个月。

“反人类罪”可不是个小罪名，而在“二战”中直接为希特勒提供资助而且被“抓个现行”的施罗德仅仅被象征性地关了3个月。在下面我们还会看到当过纳粹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首脑，在整个战争进程中主管筹资的“财神爷”沙赫特于审判中被当庭释放。看来施罗德还有理由为自己获刑3个月叫屈了。

除了“十七大国际银行家族”之一的施罗德参与了资助希特勒之外，麦克斯·沃伯格也是一个重要人物。

「哈瓦拉计划（Haavara Agreement）」

希特勒口口声声叫嚣他有两大敌人和一个世仇。他的首要敌人就是布尔什维克，在希特勒看来，没有布尔什维克在德国后方起义和暴动，德国是不会战败的，这是从背后捅进德国的第一刀。他的第二个敌人就是国际犹太金融势力，在费德尔的启发下，希特勒看清了金融势力的强大威力，也对“一战”中犹太银行家资助协约国导致德国战败和麦克斯·沃伯格等人在《凡尔赛和约》中出卖德国利益的行为深恶痛绝，加上德国超级通胀对经济的摧毁，希特勒把这些账全部算在了犹太人头上。希特勒的世仇就是迫使德国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百年老冤家法国。

纳粹上台之后，对苏联和法国还无法立刻下手，但反犹排犹却没有任何障碍。他的第一个方案就是排挤犹太人的“哈瓦拉计划”。

“哈瓦拉”在希伯莱语中是“转移”的意思，哈瓦拉计划是1933年8月德国纳粹政府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组织签署的一个鼓励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计划。

对于纳粹而言，将犹太人从德国的土地上赶走是个大政方针，但考虑到德国当时的实力，又不能过于得罪在全世界掌握着庞大资金渠道的国际银行家们。这些人中多数是犹太银行家，而且很多是德裔的犹太人。希特勒的排犹主义本来就在国际上声名狼藉，欧美犹太人联合抵制德国产品的大规模抗议行动已使德国的工业产品出口受到沉重打击，不愿过度刺激国际犹太势力的反制行动符合刚刚掌握政权羽翼未丰的纳粹政府的利益。于是，排挤和驱赶政策改头换面为“鼓励向外移民”。

德国“一战”之后的巨额战争赔款全部以美元和英镑结算，因此德国政府对外汇和黄金外流进行了严格管制。1931年从德国向海外转移资本将被征收25％的惩罚税，纳粹上台之后对资本外流管制更为严苛。这一切使钱财外移成了犹太人海外移民的最大难题之一。而麦克斯·沃伯格此时已是德国最重要的金融巨头之一，在伦敦、巴黎、纽约的资本市场有着庞大的人脉关系，筹集资金促成“哈瓦拉计划”的顺利进行成为麦克斯义不容辞的责任。

经过麦克斯、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组织和纳粹三方的反复商议，最终形成了一个对三方都有利的模式。在这一方案之下，准备移民的犹太人将他们在德国的马克和所有不动产交给纳粹政府，一年之后，他们在巴勒斯坦将得到同等价值的英镑，但条件是这些犹太移民不能动用这笔钱，全部资金将被用来购买德国的工业产品，如机器设备、管道、肥料等，等这些德国产品在巴勒斯坦完成销售之后，所得的资金再还给犹太移民。实际上，纳粹政府并不真正支付英镑，这笔钱由沃伯格家族和其他国际银行家在各大银行户头上划转一下，最后纳粹政府通过工业产品出口而得到这些宝贵的“英镑”。

这其实是一个三全其美的办法。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而言，大批犹太新移民和他们所带来的雄厚资本对当地犹太社区的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为最终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打下坚实的人力和物力基础。对于纳粹政府而言，他们一方面扩大了德国产品的出口，创造了德国的就业机会，并获得了宝贵的国际硬通货“英镑”，另一方面在不动用政府一分钱的情况下实现了排挤犹太人的战略目标，同时可以示好于国际犹太银行家势力集团，减轻他们发动全世界抵制德国产品给德国进出口贸易带来的严重打击。对于国际银行家而言，这也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为了监督计划的实施，德国犹太人成立了巴勒斯坦信托公司，“哈瓦拉计划”所需资金总额的3/4和向德国出口产品提供的信用都通过沃伯格家族和其他国际银行家族的渠道源源不断地流向巴勒斯坦地区，在巴勒斯坦则成立了盎格鲁－巴勒斯坦银行负责接收资金，从1933年到1939年“二战”爆发之前，5.2万德国犹太人（主要是富人）成功移民到巴勒斯坦，总额高达1.4亿马克的资金通过这一渠道汇出德国，沃伯格家族在中间得到丰厚的各种金融“服务费用”。[16]

这个计划简单地说，就是纳粹德国以工业产品支付移民巴勒斯坦的德国犹太人在德国的不动产和在巴勒斯坦的安家费，并得到外汇英镑，同时允许一部分资金流出德国。

这一计划并不符合纳粹的原则，但却符合希特勒作为政治家的权变之术。

国际银行家们除了直接插手德国金融系统外，还培植了一个重要的代理人，那就是沙赫特。

「沙赫特：国际银行家的中间人」

雅尔玛·霍勒斯·格利莱·沙赫特（Horace Greeley Hjalmar Schacht）1877年1月生于特因利夫（原属德国，现属丹麦），父亲威廉·沙赫特是德裔美国公民，母亲孔斯坦赛·冯·埃格斯女男爵是丹麦裔。威廉一生颠沛流离，做过乡村教师、报刊编辑、簿记员，最终在美国人寿保险公司安顿了下来。威廉对于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和自由主义心有所属，他最崇拜的政治家是纽约的废奴派和自由主义政治家、记者霍勒斯·格利莱，为了纪念这位自由主义政治家，威廉给小雅尔玛取了霍勒斯·格利莱这个美国式的名字，由此可见沙赫特一家与美国的渊源。[17]

小沙赫特聪明而勤奋，先后专门学习过文学、新闻学、社会学、哲学和政治学，年仅22岁就得到了哲学博士头衔，后来到金融界发展，进入德累斯顿银行工作。沙赫特对金融的本质有一种直觉的透视力，他出类拔萃的工作能力很快使他成为引人注目的金融精英。[18]1923年，沙赫特临危受命，出任帝国银行行长，拯救灾难中的德国马克。[19]1930年，由于杨计划的修改问题，沙赫特离开帝国银行。[20]

从1931年开始，沙赫特开始积极为纳粹工作。1933年3月份，希特勒上台后，任命沙赫特为帝国银行行长，任命文件由希特勒和兴登堡总统共同签署。同时在这个文件上签字的还有帝国银行的八名董事，其中包括三名犹太银行家——门德尔松、瓦斯曼和沃伯格。

沙赫特和沃伯格实际上成为沟通华尔街金融集团和纳粹德国核心圈子的关键人物。1933年7月，希特勒成立“经济事务委员会”，开始规划德国经济的振兴。这个委员会的17名成员全部是大资本家和银行家，包括克虏伯、西门子、博世、泰森、施罗德等人，委员会的首脑由资本家集团推举的沙赫特出任。

1933年8月，沙赫特代表纳粹德国政府与美国银行家协会就贷款问题进行谈判。华尔街欣然同意德国延期偿还以前的贷款，并且答应今后美国在德国的资本和产业的全部收入只在德国使用，这些钱将被用来兴建新的军火工业或者扩建原有的武器制造企业。

在1934年7月的一次会议上，希特勒问沙赫特，如果任命沙赫特为德国经济部的部长，他有什么意见。沙赫特沉吟一下，慎重地提出，在接受经济部长任命之前，他想知道希特勒希望他如何处理犹太人的问题。希特勒回答道，就经济问题而言，犹太人可以做他们到目前为止可以做的一切正常经营活动。[21]沙赫特问的当然不是普通的犹太人，而是试探希特勒对沃伯格等人的态度。希特勒当时显然不能动沃伯格，于是如此回答。从某种角度看，沃伯格实际上是华尔街安插在希特勒身边，监视其金融政策的眼线。

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去世、希特勒大权独揽的当天，沙赫特被任命为希特勒的经济部长。[22]

沙赫特与沃伯格的关系非同寻常，可以说是荣辱与共。一方面，在希特勒面前沙赫特巧妙地保护着沃伯格，另一方面，沃伯格又是国际银行家考察希特勒的试金石。如果希特勒起了异心，那华尔街对德国的资助就可能中断，这对于刚上台面对经济危机焦头烂额的希特勒来说，后果将是致命的。另外，如果没有华尔街的支持，希特勒整军备战的经费来源也将面临严重的困难。

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希特勒也深谙此道。他利用沙赫特的金融才华，稳住了沃伯格的华尔街“直通车”，从1933年到1939年，在德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准备的6年时间里，充分利用了华尔街资本控制下的杜邦财团与化学公司、洛克菲勒财团和美孚石油公司、摩根财团及它控制的电报电话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将德国巨额军火订单的大饼高高挂起，引诱着贪婪的资本争相扑来。

马克思说过，资本家为了利润，可以将绞死自己的绳索卖给无产阶级，此话真是妙到毫巅！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由于与纳粹的合作有功，被嘉奖了铁十字勋章，同时获此殊荣的还有IBM总经理兼美国国际商会会长托马斯·丁·沃森。[23]仅仅飞机一项，1934年的8个月中，美国对德国的出口数量就比1933年增加了5倍以上；在纳粹德国的军火工业体系中，美国公司竟然超过了60家。除了军工尖端产品销售，美国还慷慨地向德国转让各种先进的军事技术。杜邦公司通过IG法本把氯丁橡胶和飞机防爆剂的技术卖给德国；美孚石油公司积极地推销坦克润滑油技术；德国空军的航空汽油由美孚在德国的航油工厂供货；摩根麾下的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参与了德国新型战机的研制。后来在战争中，连美国的海军部长都承认是美国向希特勒提供了最先进的飞机发动机。

没有沙赫特和沃伯格的鼎力协助，希特勒的战争准备恐怕远没有这样顺利。

正是因为这层原因，到1936年希特勒上台3年以后，沃伯格在德国汉堡的家族银行仍然在盈利。他们对债券持有人和其他股东照常支付利息和分红，沃伯格家族银行生意基本上没有被纳粹所骚扰。甚至直到1938年，沃伯格家族银行还在盈利。

除了借助沃伯格与华尔街库恩雷波公司的密切联系，从沙赫特的经历来看，他本人与英美金融界也颇有渊源。早在1905年他随同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访美时，就会晤过JP摩根本人。[24]在1923年他就任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伦敦拜会英格兰银行行长诺曼，并在那里与诺曼建立起了终生的友谊，后来诺曼甚至成了沙赫特一个孙子的教父。[25]沙赫特英语说得比德语还流利，以至于几十年后对他的审判采用英德双语进行。在战后审判纳粹战犯的纽伦堡法庭上，只有3名被告犯罪指控没有成立，被当庭释放，当过纳粹经济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为整个战争筹集资金的沙赫特就是其中之一，苏联代表尖锐地指责“资本家永远不会受惩罚”。

随着希特勒“新政”的全面实施，德国经济日益好转，失业人口直线下降，军事力量迅速强大，特别是1936年德国柏林的奥运会圆满召开，使德国民众“四海归心”，希特勒的羽翼渐渐丰满起来。

德国奥运会之后，沙赫特开始隐隐感到形势不妙，不仅经济过于偏重军工造成结构失衡，更令沙赫特担心的是希特勒的最终目的似乎“不单纯”。与此同时，希特勒不动声色地着手分化他的经济大权了。

1936年秋，希特勒任命戈林为复兴德国经济“四年计划”的执行人，并建立新的政府机构具体负责实施。很明显，这一新机构的设置与沙赫特的帝国经济部产生了严重的功能重叠，最后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沙赫特与戈林的权力争斗。

作为自由主义学派在德国的掌门人，沙赫特在理论上对一切国家计划下的经济颇不感冒，又看到该计划在直接弱化自己的权力，自然对所谓的“四年计划”深恶痛绝，他立刻采取行动抵制和抗争。希特勒却不断地在沙赫特与戈林之间和稀泥，练起太极推手。眼看着大量的工业与军火订单源源不断地涌向戈林那里，自己这边越来越“门前冷落鞍马稀”，沙赫特逐渐明白过来，自己被希特勒给耍了。

于是，1937年8月，沙赫特向希特勒递交了辞呈，希特勒经过3个月的“好言挽留”，最后于11月正式免去了沙赫特的经济部长职务。沙赫特不甘心就此认输，他仍是德国中央银行的行长，还想利用货币发行权做最后的抗争。从1938年开始，沙赫特拒绝再对“创造就业汇票”进行再贴现，他与希特勒的矛盾终于激化了。而此时的希特勒，已经从法律上完成了国有化中央银行的所有准备。1939年1月，沙赫特被免除帝国银行行长职务，虽然还保留着内阁成员的虚衔，事实上已经被希特勒一脚踢出了德国的权力中心。沙赫特离开中央银行位置的消息被隐瞒了5个多月，直到大战爆发前的最后时刻。希特勒的政治权术与沙赫特的金融谋略堪称绝世高手过招，不过政治终究压倒了金融。

1944年，沙赫特涉嫌参与了谋杀希特勒的史坦芬堡事件，被送进达豪集中营。[26]沙赫特不但没有完成监视希特勒的重任，反而被希特勒玩于股掌而没有觉察，由此产生报复的念头倒也是人之常情。

「大棋局」

当1933年希特勒在国际银行家的扶持下，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德国元首的宝座时，世界上的几个重要的势力集团正在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

大英帝国的统治精英阶层毫无疑问地坚信英国的制度是世界历史上最完美的社会组织形式，它不仅应该在现有的英帝国版图之内被实施，而且应该在全世界的所有国家得到更广泛的推广，其核心利益在于巩固和强化大英帝国的全球霸权体系。此时的大英帝国，已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势力范围，在欧洲大陆，最大的战略挑战者德国已经被彻底打垮，在凡尔赛体系之下，其经济潜力和军事潜力已受到根本性的压制。德国西边的世仇法国已被英国牢牢地拴在了自己的战车上，战争的巨大损失和德国的潜在威胁，使法国必须依赖英国才能生存。

在非洲，英国的势力范围包括大部分非洲大陆，多达21个国家臣服于大英帝国，大量原材料和自然资源任由英国取用；在中东，英国控制着从巴勒斯坦、沙特到伊朗、伊拉克的大部分中东地区，掌握着中东石油的源头；在亚洲，英国统治着从印度、马来亚到缅甸、中国香港的大片地区，庞大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战略要道悉数被英国控制着；在大洋洲，有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联邦附属国作为工业原材料后盾；在美洲有加拿大、圭亚那、牙买加、巴哈马等为大英帝国提供着从海军基地到自然资源无穷无尽的战略补给。

英国还拥有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海军霸权力量，控制着世界所有重要的水道。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英帝国，环顾全球，志得意满。

当然，英国也有一些隐忧，如美国惊人的工业潜力。不过在英国统治精英的思维惯式里，美国仍是一个英国曾经的殖民地，缺少全球战略。金融中心刚刚起步，投机严重，监管混乱；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本国市场无法消化，严重依赖英国控制下的全球市场需求；几乎没有海外殖民地，缺乏资源定价权；美国的军队当时还属于业余段位，缺乏全球军事基地。

因此，英国控制美国的方式非常简单：英国决定着世界资金成本，英国垄断着世界资源价格，英国控制着全球订单流向，英国划分着世界市场需求，英国保护着贸易航运通道。这五个战略制高点牢牢掐住了美国的喉咙，美国就永远只是大英帝国的全球生产车间，而且控制车间的股东还是英国资本。一句话，英国将自己定位成全球市场的组织者，而美国仅仅是生产者。只要没有颠覆整个世界格局的大规模战争，英国完全不必担心美国试图“篡权”。

唯一令英国人真正担忧的是苏联的潜力。尽管20世纪30年代初的苏联刚刚从战争的混乱中缓过一口气来，各行各业仍然百废待兴，但是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却引起了大英帝国的极度紧张。如果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能够在不进行殖民扩张的前提下实现工业化，同时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这就不仅仅形成了严重的军事挑战，更加危险的是苏联模式将“搞乱”全世界的思想意识。如果苏联自力更生地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那英国的殖民模式将在反衬中显得丑陋无比，而无法维持其合理合法的统治秩序。因此，苏联被英国锁定为最危险的敌人。

在英国看来，德国纳粹的兴起有利有弊，弊端是德国重整军备形成了对英国的威胁，好处是英国有了一个得力的打手去对付苏联这一死敌。英国并没有把纳粹太放在心上，首先是一种心理上的强烈优势，德国的经济在凡尔赛体系的消耗下，已经脆弱不堪，国际银行家又彻底控制了德国的中央银行和金融系统以及重化工业的命脉，希特勒不过就是个前台傀儡。只要能控制纳粹的命脉，就不怕他们反戈一击。如果引导德国强大后去对付苏联，对英国来说，当真是件令人欢欣鼓舞的好事。所以，英国的统治精英内部在纳粹问题上分裂为两派，一派是亲德派，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温莎公爵”，另一派是对德国产生了恐惧后遗症，坚决反对任何让德国重新崛起的思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后来的首相丘吉尔。

美国的新兴金融势力集团却有自己的一套战略考虑。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随着美国工业实力的爆炸性增长，美国的统治精英就已经开始谋划如何取代大英帝国而成为新的世界霸主。毕竟是实力决定心态，心态决定视野，视野决定战略！

在美国看来，英国最大的强项，也正是英国最大的死穴。英国的全球生产、资源、市场的大分工最核心的问题就在于英国本土的工业空心化，而英国沾沾自喜的金融中心如果离开了扎扎实实的实体经济，仅仅附着在全球分工的松散利益共同体上，一旦天下有变，就将立刻变得脆弱不堪而土崩瓦解。

因此，一场大规模的战争，美国既能够从中大获战争红利，又能极大地削弱英国的统治地位，为取而代之创造机会，这完全符合美国新兴金融势力集团的战略利益。

而国际犹太金融势力在打垮英国殖民体系、夺取巴勒斯坦以便重建大以色列国的战略思路上与美国新兴金融势力集团一拍即合，华尔街的两大势力集团形成了高度默契，双方互相借力，水乳交融，共图大事。

此时的欧洲格局出现了戏剧性的局面，英国的首要敌人锁定为苏联，美国新兴金融势力的目标指向取代英国，犹太金融势力主攻以色列复国，这三股势力的共同之处就是为了各自不同的目的希望掌控一个能够当枪使的强大德国。

希特勒明白各派势力都在利用他来实现各自的目的，但希特勒有着自己的盘算，他完全不能接受被支配和控制的地位，准备反利用各方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希特勒决心要在复杂的国际战略游戏格局中充当主导者的角色。

「纳粹德国的社会权力平台」

很多人误认为纳粹政权是一个独裁政权，拥有着社会运作的所有权力，它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一切社会资源，希特勒可以决定所有人的命运。实际上，作为政治家的希特勒必须依靠德国社会的四大权力平台的配合，才能运作政府。

在“一战”爆发之前，德国社会权力平台中排在第一的是军队，第二是容克地主阶层，第三则是官僚阶层，最后是工业资本家阶层。在帝国时代，最重要的权力是皇权，皇帝代表四大权力体系运作政权。而到了魏玛共和国时代和纳粹上台前后，虽然皇权崩溃，但社会权力基础却未受根本影响，只是权力的顺序发生了变化，工业资本家变成了老大，军队退居二线，官僚阶层仍排在第三，容克地主阶层掉到了最后。可以说，容克地主阶层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权力体系的最大输家。

德国容克地主阶层的衰落是从1880年开始的，由于工业的兴起、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各种自然灾害和1895年关税保护的变化等因素，实际上德国农业已步入衰落的历史发展进程。此时的容克地主阶层已经逐渐陷入破产的边缘，而他们经济地位的滑落必然会削减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

纳粹上台后，对农业的控制力已经掌握在政府和纳粹党手中。所谓控制力的关键就是掌握定价权，谁能控制某个领域的定价权，谁就拥有着对这个领域相应的控制权。当容克地主阶层失去了农业领域的定价权后，它也同时失去了对应的政治权力。由于历史上以普鲁士军官团为核心的军队势力与容克地主阶层渊源极深，为了保持军队对纳粹的支持，希特勒不得不维护容克地主阶层的利益。所以，纳粹在经济上对容克地主阶层做了相应的补偿，使他们得到了经济上的实惠。

德国当时搞的多项农业计划，主要目的就是为容克地主阶层提供比较稳定的农产品市场价格体系，容克们的产品在这个市场上处于受保护的地位。同时由于纳粹对于整个社会的严密控制，自由主义所导致的社会动荡的基础被铲除了，整个市场就排除了政治动荡造成的不稳定和价格波动。纳粹政府还对农产品实施价格管制，把价格固定在一个不是太高，但能够给容克地主阶层保证足够利润的空间之内。除此之外，纳粹还给容克们优厚待遇和相应的特权。从经济回报来看，容克地主们在1937年享受着仅比1933年高3％的农产品价格。政府还给他们提供担保和各种优惠政策，例如不允许农业工会成立，不允许农业工人罢工，也不允许农业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实际上纳粹政府通过管制工会、管制罢工和管制工资上涨，为容克地主阶层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收入和利润空间。另外，纳粹对于容克地主阶层贷款的利息和税收都进行了减免，1933～1936年容克地主阶层的各种贷款的利息支出从9.5亿马克下降到了6.3亿马克，纳粹上台的三年里，容克地主的农业贷款利息支出下降了3.2亿马克，税收从7.4亿马克下降到了4.6亿马克，可见对于容克地主阶层来说，经济负担大大减轻了。

除此之外，容克地主阶层完全免除了向政府和国家上交失业保险的义务。德国当时建立的失业保险系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套社会福利系统，但是容克地主阶层可以免予这个负担。1932～1933年，容克地主阶层从减少失业保险负担中总共得到1900万马克的好处。长期以来一直困扰和威胁容克地主阶层的最大问题就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破产。这种破产威胁又被纳粹政府“体贴”地消除掉了，不管是政府还是私人的放贷者都不容许向容克地主阶级讨债，以免容克地主阶层被逼破产。

纳粹所推行的这套农业政策对大型农场主比对小型农场主更有利，越大的容克地主阶层得到的好处越多，这些人对纳粹的支持度也就越高，通过这一系列政策巩固了容克地主阶层对纳粹的支持。

希特勒拉拢容克地主阶层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赢得军队的支持。普鲁士军官团的主要精华都是出身容克阶层，德军中所有姓氏中带有“冯”（von）的将军都是容克家族的后裔，容克与军队是同气连枝，打折了骨头连着筋。

作为德国军队精英核心的普鲁士军官团受到纳粹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受到魏玛共和国的影响。在魏玛共和国时代，军官团是绝不会从事谋杀某个将军这种事情的，而在希特勒时代，这种事情却频频发生。这代表了军队力量逐渐衰落，不过这一衰落与其说是跟纳粹党有关，还不如说是跟国家的关系有关。

其实，纳粹党并没有完全控制军队。在第三帝国时代，德国军队主要还是由政府来控制，而纳粹党并不直接控制军队。正是因为纳粹不能直接控制德国的军队，才组建了自己的军队，即党卫军，而党卫军和德国正规军之间始终存在着摩擦。换句话说，德国军方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受到希特勒的完全控制。

当时德国的法律明确规定，军队的武装成员不能同时是纳粹党的党员。由于德国军队有永远服从国家元首的传统，当希特勒成为国家元首的时候，他巧妙地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要求军队向他个人宣誓效忠。而军方之所以允许这样的行为发生，主要是他们从理念上基本认同纳粹党所推行的政策。在1938～1939年，德国的军事将领中间，几乎没有人反对希特勒，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反对他，希特勒推行其方针政策所造成的结果正是这些军方高级将领所希望达成的。但是1939年以后，军方的部分将领开始质疑希特勒的某些决策，并且对希特勒的判断能力产生了怀疑。不过这些军队的高级将领却无法组成一个统一的阵线，也就无法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力量来反对希特勒。

从官僚阶层的情况来看，总体而言，他们的权力受到了很大削弱。很多在政府工作的犹太人和反纳粹的人士被要求提前退休。旧德意志帝国的官僚分层体系包括有学术背景和无学术背景两类官僚。有学术背景的官僚属于官僚阶层的中上层，这些人都通过了学术认证，纳粹执政对他们来说冲击不大。但下层官僚阶层所受的冲击比较大，特别是一些低层的和没有特殊技能的官僚，这些人被大量替换成纳粹党的党员。到1939年，德国有150万公务员，其中有28.2万是纳粹党党员。

1933年纳粹制定的排斥非雅利安人和政治不稳定分子的政策，只对上层公务员中1.1％的人造成了影响。而下层官僚，特别是新招募的工作人员，主要都是纳粹党党员。根据1937年德国的公务员法，并没有明确要求公务员必须成为纳粹党的成员，但是要求这些雇员必须要忠于纳粹的思想。然而在公务员这个阶层中，他们的日常工作，并不受到纳粹党党章的约束，而是受到公务员法的限制，法律在官僚系统中具有更高的优先权。整体而言，下层公务员更多地受到了纳粹党的影响，而上层的公务员基本上保持了以前的工作状态和工作方式。

从德国的资本家这个角度来说，大体没有受到纳粹太多的影响和干扰。资本家阶层主要是靠自律，而不是靠被纳粹管制。一般而言，当时的德国工商业具有某种非同寻常的地位。首先工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是纳粹党上台之后大幅度获得权力的阶层。第二，工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这个阶层的人士，并没有被大规模的组织起来，也没有按照向某一个领袖尽忠这样一种原则受到控制和制约。纳粹政府基本上是不干扰工业和商业自由运作的，而且纳粹党除了处在战争的紧急状态之下，对于工业资本家总体而言也没有太多的控制。

传统观点认为，纳粹德国实行的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和完全独裁的政治体系，实际上这种认识并不准确，因为当时的德国并没有真正地建立起这样一套组织模式。应该说纳粹德国的这套系统是一种专制资本主义，但不是独裁资本主义，其主要特点是对整个社会进行有效的组织，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各种社会行为和资源的调动主要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目的。

「纳粹德国的经济系统」

如果说传统的资本主义是一种以利润为中心的经济系统，那么这个系统主要关注的并不是生产、消费、繁荣、就业、国家福利或者任何其他东西，它注重的全部焦点就在于利润本身。而这种只考虑利润却忽视其他因素的做法，势必在社会各个领域广泛树敌，从而引发社会其他权力阶层的反弹，当其他各种社会权力平台联合起来对付利润系统时，又会最终伤害资产阶级的利润系统本身。

纳粹的经济系统设计必须建筑在德国社会的四大权力平台之上，它旨在平衡这种以利润为中心的系统与它所树立的各方敌人之间的利益。纳粹一方面压制利润系统极端自我的倾向，以缓和这一系统所带来的社会对抗性力量的反弹；另一方面，纳粹又压制威胁利润系统的各种潜在因素，来维护利润系统的运转。

从纳粹的执政方针来看，他们主要是从六个方面来压制利润系统的各种潜在威胁的：第一是压制政府本身对利润系统的威胁；第二是压制有组织的劳工；第三是压制竞争；第四是避免萧条；第五是避免商业失败；第六是压制经济活动中以生产为中心或者以非盈利为中心的其他经济模式的发展。

由于政府行为本身不是以利润为导向，所以政府行为对于利润系统构成了相当的威胁。但在纳粹德国，政府的威胁被消除了，原因是工业资本家支持并控制了纳粹党，而纳粹党运作着政府，因而纳粹党实际上成了工业资本家间接控制政府的代理人。

其实劳工组织并不直接对利润系统构成威胁，因为劳工利益本身就跟利润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有组织的劳工，特别是有政治信仰的劳工组织，将直接威胁资本主义的利润系统。所以纳粹党如果要控制劳工组织对利润系统的破坏，必须要控制人们的思想和劳工团体。这种控制可以体现为控制劳工的自由时间和娱乐方式，当一个人有很多闲暇时，他总会东想西想，就会产生很多杂念。纳粹的办法并不是要取消工会，而是要对所有有组织的工会机构进行监管。在纳粹的这套机制之下，劳工的工资和其他生活条件实际上处于逐渐恶化的状态之下。不过，对于工人的被剥削，纳粹采取了其他方式进行了一定的补偿。

纳粹采取的补偿方式主要包括：禁止工业资本家解雇员工，保证工人不失业。从德国的就业数字来看，1929年就业人口是1780万，在经济危机恶化的1932年，也就是纳粹上台前一年，就业人口仅有1270万。但是到了1939年，纳粹上台6年后，就业人口达到了2000万，而此时正是欧美其他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时候。

从压制商业竞争来看，纳粹主要采取了对价格竞争的压制。对于公司经营而言，资金、原材料、机器设备、技术专利、劳工等市场要素都存在着价格竞争，竞争是潜在困扰公司稳定运行和生产计划的不确定因素，并威胁公司的利润。一般来说，公司倾向于和竞争对手合作达成价格一致，然后一起向消费者进行成本转嫁。纳粹主要是通过不同的制度安排来进行竞争压制，首先是垄断性行业协会，其次是贸易协会，还有雇主协会这三大协会来进行公司竞争者之间的利益协调。垄断性行业协会出面规定价格、安排产量和划分市场；贸易协会主要作为政治团体，是对商业和农业活动进行有效组织；雇主协会用来控制劳工。由于实施了社会彻底的管制，资金成本剧烈变化、原料价格大起大落、工人罢工、社会对抗等商业竞争因素得到了有效控制。在这样的经营环境下，公司的商业失败变得极为罕见，替代利润系统的其他商业模式无法存活。

在消除了这些威胁之后，德国的社会运作试图进入一种彻底避免萧条的轨道。但是，这种社会生产经营系统将形成一个更大的危险，就是整个社会系统并不是围绕着利润来进行的，这样的系统发展很可能会演变为一种更大的畸形。

实际上从纳粹德国的运作模式上看，纳粹本身必须要依附于德国的四大权力平台，并在此之上试图开发出一套平衡的和受管制的利润系统。无论此系统是否能够有效率地运作，但如果纳粹离开了这些权力平台和经济运作系统，它不仅无法发展，而且无法存活。

「希特勒“新政”」

1933年刚上台的希特勒面对的是经济上的烂摊子。从1929年到1932年，德国工业设备利用率下降到36％，全部工业生产下降了40％，对外贸易额下降60％，物价下跌30％，铁产量减少70％，造船业产值下跌80％。工业危机反过来又导致了金融危机。1931年7月，德国达姆斯达特银行倒闭，引发银行挤兑风潮，德国黄金储备由23.9亿马克减少到13.6亿马克，柏林九大银行减为四个。失业率急剧上升，1932年高达近30％，加上半失业者，则1932年德国全失业和半失业人数高达工人总数的一半。经济危机加剧了社会阶级矛盾，三年间，共爆发l000多次罢工。

德国所遭受的经济危机冲击的严重程度，要远大于欧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希特勒上台伊始，就立刻投入到挽救经济的工作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希特勒“新政”。在一系列强有力的经济措施之下，德国经济迅速发展，失业率直线下降，1938年时失业率降至1.3％。从1932年到1938年，德国生铁产量由390万吨上升到1860万吨，钢产量由560万吨上升到2320万吨，而铝、镁和车床的产量竟高于美国。从1933年到1939年，德国重工业和军火工业增长2.1倍，消费资料生产也增长了43％，国民经济总值增长超过100％，同时完成了全国高速公路网的建设，重整了重工业基础体系，还装备了一支现代化军队。

如果你看过雷妮·里芬斯塔尔那部著名的《奥林匹克》（《意志的胜利》），一定会对1936年德国的综合国力和精神状态留下深刻印象。那响彻云霄的欢呼，如林屹立的手臂，气势宏伟的建筑，健美如神的运动员，无一不暗示着志在天下的实力与霸气。希特勒的个人威望也达到顶峰，他甚至不再需要显露早年那样“激情燃烧”的演讲才华，只需在公共场合露露脸，成千上万群众就宛如自动催眠一般如醉如痴。德国人对纳粹的支持，并不仅仅建立在洗脑和灌输的基础上，纳粹在执政前期拯救经济危机中的突出表现和德国老百姓得到的实实在在的经济实惠，可能比纳粹自己的宣传更有说服力。

与德国相比，1933年开始的美国“罗斯福新政”则只是暂时缓解了萧条，美国经济进入长时间的所谓“特种萧条”时期，尽管有“新政”等缓和危机的措施，美国经济仍然复苏乏力。到1937年美国再度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直到1941年美国参加“二战”后，才彻底摆脱了大萧条。在整个“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平均失业率高达18％，国民生产总值到1941年才扳回危机前1929年的水平。

希特勒“新政”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尽管这种奇迹背后隐藏着内在的缺陷，但就拯救经济危机而言，它的确卓有成效。

今天，全世界再次面临一场类似1933年的严重衰退，认真分析希特勒“新政”的功过得失，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希特勒“新政”的第一把火：中央银行国有化」

早在1919年9月，希特勒第一次听到费德尔关于金融货币的讲演，就被深深地触动了，也就是这次演讲吸引希特勒加入了德国工人党。

希特勒没有任何系统的金融学理论基础，更确切地说，他几乎就是一个金融盲。但是希特勒的悟性极高，没有系统的知识，却能够一下抓住问题的本质。这种人在对话里学习，在提问时思考，在辩论中顿悟。和所有领导者一样，他不需要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而必备的则是敏锐的辨别力和深刻的洞察力，在众多纷杂的言论中，捕捉到正确的声音。

在和费德尔的讨论中，希特勒悟出一个根本道理，就是私有的中央银行通过控制国家的货币发行，获得巨大的利益，从而资助他们对整个社会人口的控制和剥削。费德尔的这种理论显然是正统学术界无法容忍的离经叛道的谬论，它试图从人与人的利益博弈的角度去解释现象，而理论家仅探讨剥离了七情六欲的人性之后的“客观”事实。沙赫特就与费德尔的观点背道而驰，特别是涉及中央银行制度的“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时。其实，沙赫特的“理论观点”和他与华尔街关系密切的“实际背景”是分不开的，要害还是一个利益问题。

在聆听双方的激烈争辩中，希特勒心里像明镜儿似的，他从内心深处接受了费德尔的观点并付诸实践，但在表面上却重用沙赫特，冷落了费德尔。对于德国纳粹前期经济思想起到了奠基作用的费德尔，等到纳粹上台执政时，却被排挤到大学去教书。原因很简单，大工业家和大银行家不喜欢费得尔的理论，却热烈支持沙赫特，而这些实力派正是希特勒的纳粹党赖以生存的基础。希特勒从骨子里痛恨这些“十一月罪人”，却又不得不和他们混在一起，逢场作戏。因为他是政治家，他只能遵守利益的游戏规则，而决不能将个人好恶置于游戏规则之上。

但是，在中央银行国有化的重大原则上，希特勒没有向沙赫特等人妥协。1933年，希特勒政府刚上台，就立刻重新修订《银行法》，规定：取消帝国银行董事会的独立性，帝国银行行长及董事会成员的任命权转归国家元首；赋予帝国银行执行公开市场政策的权力，但很少使用它；帝国银行可以对“创造就业汇票”进行贴现，以便新政府为创造就业提供资金。这个“创造就业汇票”就是“费德尔货币”，最早由费德尔提出，后来在实现希特勒“新政”奇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然，纳粹政府的上述做法，遭到了帝国银行董事们的强烈反对，但却无力阻止它。在银行家的反对声中，希勒特继续发力，帝国银行的独立性亦逐步削弱。1937年2月，《帝国银行新秩序法》颁布，规定帝国银行董事会由元首直接领导，帝国银行的独立性被彻底剥夺。到1939年，帝国银行董事会也被最终解散。同年，纳粹政府又颁布《帝国银行法》，规定：停止黄金兑换纸币；由40％黄金和外汇构成的发行准备可全部由就业汇票、支票、短期国库券、帝国财政债券和其他类似债券替代；中央银行对帝国提供的贷款数额最终由“领袖和帝国元首”决定。这实际上意味着德国在货币制度上，已经从罗斯柴尔德的“黄金十字架”下争得了自由。至此，纳粹政府最终完成了中央银行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国有化。

为了避免国际银行家的强烈反弹而坏了大事，希特勒只能徐图缓进，用了整整6年时间，才终于将中央银行大权抓到了自己手中。

「“费德尔货币”：德国的林肯绿币」

费德尔一直坚持的理论就是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克纳普（Georg Friedrich Knapp）的货币名义价值理论，他的著作《国家货币论》（The State theory of Money）提出了货币是法律的产物，所以研究货币理论必须要研究法律的历史。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就是支付手段的法律化。判断什么是货币，什么不是货币，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这种货币能不能作为被政府接受的支付手段。在这个理论之下，政府拥有货币定义权，而不再依赖控制在国际银行家手中的黄金。只要政府愿意，它可以任意指定一种石头或者一根木棒作为法定货币，用于向政府缴纳税收。换句话说，货币将完全没有稀缺性可言，也不作为财富储藏，它仅仅是一个用作交易的流通符号，不需要任何内在价值。

1932年，《纳粹党经济紧急纲领》将这种理念进行了政策化阐述，它反驳了当时流行的“资本缺乏论”的观点，如果货币仅仅是作为交易符号使用，当然就不存在“稀缺”的问题。纲领指出：“我们经济上的问题并不是由于缺乏生产资料，而是由于现存生产资料没有得到充分使用造成的。要减少失业，现今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使闲置的生产资料被利用起来，并通过大量公共劳动计划，如开垦荒地、改良土地、修筑高速公路与运河、兴建工人居住区等来复苏内部市场。为资助这些计划，应投放生产性贷款。这种贷款的20％～30％可通过筹措来满足，余下主要部分可通过节省下来的失业资助金、提高的税收来满足。”

“投放生产性贷款”的钱从哪里来呢？费德尔的观点就是，完全绕开传统的货币理论的限制，摆脱黄金储备和外汇储备的制约，政府可以创造一种新形式的货币“创造就业汇票”（Mefo Bill）来进行生产性贷款。费德尔的想法带有强烈的“野路子”色彩，在他看来，一边是大量“闲置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一边是“资本缺乏论”，而正统理论家强调，由于缺乏货币，所以造成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闲置。他们的书本上说货币必须由“负责任”的银行家们提供，而现在银行家不愿提供，所以经济危机就没治了。费德尔则认为，这种逻辑完全是荒谬的，活人岂能被尿憋死？如果银行家不愿提供货币，那么政府可以直接创造货币，这些“创造就业的新货币”一旦进入实体经济，立刻就可以将“闲置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盘活，从而创造财富和就业。

科班出身的沙赫特就“新货币”方案与费德尔进行了反复论战，代表银行家利益的沙赫特对这种绕开银行家由政府直接创造货币的方式，从本能上就极端反感，他甚至直斥费德尔的建议是“来自利益集团的非常疯狂和极端的声音，这些利益集团的目的是彻底颠覆我们的货币和银行系统”。沙赫特劝说希特勒，不要把这种“最愚蠢、最荒谬和最危险的想法付诸实践，这些愚蠢的想法往往来源于纳粹党内对银行和货币非常愚蠢的见识”。

老谋深算的希特勒听懂了费德尔的理论，也明白沙赫特的立场，刚上台不久的希特勒不愿得罪沙赫特和他背后的金融势力，所以一方面把建党元老和纳粹经济理论奠基人费德尔“请”去担任某些闲职，一方面任命沙赫特就任他的经济部长，以示对金融势力集团“言听计从”的谦恭态度。不过，希特勒决心已定，“创造就业汇票”的实践一定要进行，而且下令沙赫特尽快拿出一个方案来。

沙赫特扛不住希特勒的执拗，于是拿出一套实施方案。沙赫特建议成立一家注册资本金仅为100万马克的“影子公司”MEFO（Metallurgische Forschungsgesellschaft），这个公司可以理解为代表德国政府，由MEFO向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各种公司“采购”商品和服务，支付方式就是“创造就业汇票”，这是一种利息为4.5％，期限3个月的短期汇票，期满后可以反复展期，最长不超过5年。当企业主拿到“创造就业汇票”，就可以到任何一家德国银行进行“贴现”，取得德国马克现金，然后雇用工人，采购原材料，组织生产。拿到“创造就业汇票”的银行可以自己持有这些汇票，也可以送到中央银行进行“再贴现”，得到现金。[27]

“创造就业汇票”属于纳粹的一种相当前卫的“金融创新”，而且效果非常明显。它的设计目的在于解决一系列重要难题：

第一，协约国，尤其是法国，对德国中央银行向德国政府直接发放信用设定了1亿马克的法律上限，美其名曰防止再次出现超级通胀，实则是严格限制德国政府的开支能力，从金融上防止德国重新大规模整军备战。“创造就业汇票”的设计将绕过这一法律限制，帮助德国政府从中央银行取得更多的信用；

第二，由于“创造就业汇票”被纳粹政府通过MEFO公司直接支付给创造就业的公司，它实现了一种类似货币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创造就业汇票”相当于林肯政府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发行的“林肯绿币”。不过“创造就业汇票”用于创造就业，而“林肯绿币”直接被投进了战火。其实质，就是政府重新获得了发行货币的权力；

第三，“创造就业汇票”是由政府直接支付给能够创造就业的企业，从而使政府得以贯彻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政策，而避开了商业银行放贷中的“利润导向”在衰退时期必然产生的“惜贷”倾向及通货紧缩的问题，而且确保了新增货币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循环，将闲置的生产资料和工人重新组织起来进行生产，从而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来对应扩张的信用；

第四，由于德国中央银行的黄金和外汇储备严重短缺，1929～1933年，从26亿马克急剧降到了4.09亿马克，到1934年，仅剩下8300万马克，货币供应量严重不足。按照传统经典的货币理论，德国已经濒临破产，强大的生产能力在严重的“资本短缺”中将被活活地饿死。“创造就业汇票”的金融创新，摆脱了黄金和外汇的制约，德国人用实践证明了所谓经典货币理论并不靠谱；

第五，“创造就业汇票”实现了秘密重整军备而难以被外界察觉的作用；

第六，年息4.5％的“创造就业汇票”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方便和低成本的融资方式。

尽管“创造就业汇票”的实际执行者是沙赫特，但它的思想和灵魂来自于费德尔。

「“金融创新”挽救了德国经济」

1933年5月31日，德国政府宣布发行10亿马克的“创造就业汇票”，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支付特殊的技术工程项目。这些可再展期的票据被政府支付给雇主，雇主将承办大型项目并雇用大量工人，这样从企业主一直到普通家庭，都能够从“创造就业汇票”获益。当这些票据流入银行系统中之后，将会不停地产生放大效应，而且这种票据可以在德国中央银行进行再贴现，这意味着“创造就业汇票”和黄金、外汇、长期国债一同构成了德国货币供应的基础。

初期的“创造就业汇票”中的大部分，从来没有拿到德国中央银行进行再贴现，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4.5％的利息比较有吸引力，大量银行和其他机构选择持有这些票据，而不是进行再贴现。据统计，从1933年到1938年，“创造就业汇票”的发行量逐年上升，到1938年的余额高达120亿马克，占全部政府赤字开支的85％。其中大约有一半用于向直接创造就业的企业进行融资，另一半被用于德国秘密的军事扩张。

“创造就业汇票”的一个重大优点就在于，它把真正的购买力放到了德国新被雇用的工人手上。随着这些票据流通量的加大，闲置的资源利用率大幅上升，而失业率迅速下降。

在公共工程方面，特别是在建设新兴中产阶级的住房领域，“创造就业汇票”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932年德国大约有14.1万栋住房，而到1934年，大约有28.4万栋各种住宅建成。显然“创造就业汇票”使德国在建的住宅面积在两年之内翻了一番。同时这些钱还用于修建德国的公路系统，“创造就业汇票”建成的公路里程高达数千公里，形成了覆盖全德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

希特勒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对德国中产阶级和贫困阶层产生了强有力的保障作用，也招致外国银行家的强烈不满和严重关注。德国由政府直接发行的“创造就业汇票”这种近似货币，在很大程度上绕过了国际银行家对德国经济的控制。一些经济学家相信，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德国政府靠自己发行货币，完全摆脱了英美对它的控制。由于外汇和黄金紧缺，德国必须向英美的国际银行家借贷，这种债务关系就使得德国的政治、经济、政策和相关重要利益，受到国际银行家直接和间接影响。但如果把这个环节给迈过去的话，希特勒就掌握了德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权。

希特勒执政初期，取得了巨大的社会认同感和民众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使德国的经济发展摆脱了英、美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束缚，重建了德国经济。可以说，国际银行家对希特勒这一宝是明显地押错了。希特勒是不会甘心充当别人傀儡的。

沙赫特对于“创造就业汇票”的看法，显然是比较矛盾的。他一开始在跟费德尔论战的时候，曾经提出这是一个非常愚蠢和非常糟糕的主意，但后来他也不得不自食其言。几十年后，有很多人反复问他，这种就业汇票到底是不是成功的设计，这种不管什么时候一旦出现储蓄短缺，都用中央银行的信用来替代资本储蓄到底能不能持久？沙赫特从理论上也承认了就业汇票的有效性，不过他仍然提出一系列限制条件，那就是只能在特定的情况下，这个措施才能够有效。当时的德国原材料没有任何库存，工厂空空荡荡，机器设备完全闲置，有600多万就业人口处在失业状态下——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当信用被授予企业主，而让工人重新利用工厂，利用原材料，利用机器开始生产，这样一副药方才能挽救资本创生力。

但沙赫特从骨子里还是对这样的做法表示不满，其实他最后下台也与拒绝再给这样的就业汇票进行“再贴现”有直接关系。据他自己透露，在1939年1月，德国中央银行向希特勒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拒绝再给德国政府更多的信用，[28]此备忘录后果严重。1月19日，沙赫特被政府解雇了。[29]第二天，希特勒发出命令，德国中央银行必须授予政府所有的信用，这个信用只要是政府需要的，德国中央银行就必须要授予。

沙赫特被解雇之后，德国政府对公众一直保密了5个多月，直到1939年7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他拒绝为德国政府提供进一步的信贷，有可能是导致他其后在纽伦堡审判中逃过一劫的重要原因。

在战后的1948年，一批美国教授为当时战败的德国再次设计了一套货币改革方案：引入德意志银行的马克，一开始每个人都会收到40马克的支付，而企业雇员收到60马克，政府部门收到1个月工资相对应的马克。但是所有帝国马克货币，不管是储蓄账户还是债务数额，统统减少到票面价值的10％。在另外一方面，股票、资产和其他有形资产保持不贬值。这是一次空前的“剪羊毛”行为，因为穷人的财富存在储蓄账户中，而富人的财富主要是在资产上。这种类型的“定向爆破式”的货币贬值，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财富转移过程，产生了严重甚至是残酷的社会结构重大改变，在某种意义上，它的严重程度和冲击的广泛程度，不亚于1923年的超级通货膨胀。

「罗斯柴尔德与希特勒」

1938年3月12日，希特勒的军队开进了奥地利。希特勒手中握有一份重量级奥地利公民的抓捕名单。该名单上面赫然列着路易斯·罗斯柴尔德男爵——奥地利罗斯柴尔德分支首领的大名。在家族成员中间，英国罗斯柴尔德分支后来大名鼎鼎的维克多在家族成员中最钦佩的就是路易斯·罗斯柴尔德。

在希特勒进入奥地利之后的3个小时，德国纳粹军官就开车来到罗斯柴尔德在奥地利的豪宅门前，准备逮捕罗斯柴尔德。他们在门口按了门铃之后，等了一会儿，罗斯柴尔德的佣人出现在门口，不慌不忙打开大门。纳粹军官要求见一下男爵。佣人让他们在门外等候，自己就进去通报。纳粹军官老老实实在门口等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佣人才再次出来说，罗斯柴尔德男爵现在正在吃晚饭，不能被打扰。说完佣人取出一支笔来，彬彬有礼地说：“你们要见男爵，先做一个预约吧。”纳粹军官傻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满怀郁闷地离开了。

由此看来，纳粹对于犹太银行家的迫害，在1938年时还没有开始动手。纳粹对于犹太银行家的态度是名义上大喊反对，实际上希图利用，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希特勒要打仗最缺少的就是金钱。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把希特勒的举措放在眼里。

希特勒如果选在这时候跟国际银行家翻脸，就休想从金融市场上再拿到1分钱。希特勒并没打算此时就决裂，至少在1938年时他还没做好准备。第二天，维克多从英国打来电话，让路易斯不要再停留，需尽快离开奥地利。路易斯答应着，一边不慌不忙地收拾行李，用了半天的时间，让他的银行部员也打点行装。直耗到无功而返的那个纳粹军官再一次登门，“未经预约”抓走了路易斯。

维克多和其他家族成员开始对纳粹政府施压，要求尽快释放路易斯。纳粹政府提出条件，放人可以，但是一定要先没收路易斯在奥地利的全部资产。纳粹特别看上了罗家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中欧地区拥有的大批铁矿和煤矿。纳粹正在大规模备战当口，急需攫取原材料基地作为德国军火工业的补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维也纳和其他地区的密探，马上把信息传递给狱中的路易斯·罗斯柴尔德。

路易斯·罗斯柴尔德收到消息就开始运作，把在捷克和奥地利的煤矿和铁矿资产转移给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分行。路易斯人在狱中，照样情报灵通，资产“乾坤大移转”也不耽误，所需的一整套法律文件都严密完成，顺利地将资产控制权转移到了英国的联合保险公司，也就是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名下。

这一整套秘密法律文件被维也纳和葡萄牙的官方认可之后，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签署完毕。资产转移的法律程序全部生效之后，纳粹才发现，原以为到手的罗家奥地利资产现在已经属于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们的手够不着了。希特勒闻讯大怒，指示纳粹政府威胁路易斯，如果不把资产交出来，将会在监狱中被长期关押。

路易斯气定神闲地告诉纳粹军官，这些资产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属于英国罗斯柴尔德名下。如果纳粹想购买这些资产，应该跟伦敦方面直接联系。纳粹政府束手无策，只得提出一个交换条件，路易斯要想获得自由的话，需要为他们做一些工作。路易斯想都不想就轻蔑地拒绝了纳粹政府的要求，他告诉希特勒，如果纳粹想拥有这些资产，只能通过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才有商谈的余地。希特勒此时可不想直接跟英国方面发生正面冲突。只有再降价码，提出只要路易斯交出200万英镑，就可以走人。

英国这边一听条件，马上支付了200万英镑。希特勒拿到钱就签署了释放令。当天，路易斯刚刚吃了晚餐，正在休息，纳粹军官来到狱中放人。路易斯伸了个懒腰，告诉纳粹军官，今天太晚了，他决定再在监狱里住一晚上，第二天再走。说完翻了个身，接着睡他的觉。纳粹军官无计可施，只能等路易斯在监狱里睡好了再动身。

「希特勒的权术」

从希特勒上台和拯救经济危机的手法上看，希特勒并非是人们通常认为的疯子和毫无理性的人，恰恰相反，作为一个政治家，希特勒有着相当高的政治权术。

他倚重费德尔的思想并真心认可这些理论，却最终选择了并不志同道合的沙赫特作为经济部长，这是因为希特勒明白沙赫特是“有来头”的人。希特勒上台和执政初期，经济凋敝，失业严重，社会动荡，政权不稳，此时他必须要稳住国际银行家势力，不能过早暴露自己真实的战略目标，以免落得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下场。他利用了沙赫特的金融才华，却始终对他保持着强烈的戒心。

刚上台的希特勒虽然将反犹作为政治大旗，但在实际政策操作时，却常常进行利益交换。在哈瓦拉计划上如此，在奥地利对待罗家如此，在下一章中讲述的与犹太复国组织秘密接触也是如此。

沃伯格家族作为犹太人，本应受到德国纳粹的迫害，但沃伯格在德国的家族银行在纳粹上台5年之后的1938年仍在照常营业，并且还获得了巨额盈利。不仅如此，麦克斯·沃伯格就在希勒特眼皮子底下担任着德国中央银行的董事和德国最大的工业托拉斯IG法本集团的董事，直到1938年移民美国。希特勒不想打草惊蛇，过早暴露自己的企图，引起国际银行家的警觉，因此始终不动麦克斯。

直到希特勒控制了经济危机，纳粹党羽翼逐渐丰满，并准备在欧洲发动战争的前夕，才着手清算国际银行家的势力。他在1938年将麦克斯赶到美国，1939年解雇了沙赫特，并解散德国中央银行董事会。

希特勒明知自己正在被国际银行家利用，他将计就计，在给对方自己很听话的印象同时，争取到时间和条件得以悄悄地执行自己的计划。在建立德国强大的战争机器过程中，为了迷惑英国的统治精英，他口口声声号称与苏联势不两立，从而赢得了张伯伦的“绥靖政策”，甚至在1939年9月进攻波兰的时候，西线的英法联军还在静悄悄地等着希勒特拿下波兰之后继续进攻苏联。没想到德国和苏联媾和平分波兰领土，随后突然杀了一个回马枪，向西突击，将英法联军33万人铁壁合围在敦刻尔克海边，正在英法联军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最后覆灭的关键时刻，希特勒却突然下令前线大军停止发动最后进攻，放英法联军一条生路。这是“二战”期间最大的悬案之一，很多军史学家认为希特勒犯了一个严重的军事错误，其实希特勒犯的是政治幼稚病。

希特勒骨子里是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他打垮法国完全是为了报《凡尔赛和约》的一箭之仇，他不想也不能与国际银行家彻底决裂，所以他留了33万英法联军一条生路，并给法国南部划出一块“维希政府”的自留地。希特勒的想法是，既报了大仇，又留下了余地，然后自己向东去灭掉苏联，控制苏联西部的广大国土和资源，再与英、美分庭抗礼。轰炸英国无非是一种流氓惯用的威胁手段，试图为自己增加与老牌殖民帝国和平分赃的谈判筹码。因此，希特勒在发动进攻苏联的战争前夕，派出自己的心腹纳粹党的副元首赫斯（Rudolf Hess）飞到英国进行秘密和谈。希特勒提出的条件是，归还全部占领的西欧国家领土，赔偿重建这些国家的费用，德国仅在这些国家派驻警察，与英国签订和约。然后进攻苏联，要求英国保证大力支持。赫斯开着最新式的战机在英国苏格兰地区跳伞时，被当地民兵抓获，事情败露，英国舆论哗然。

希特勒的算盘倒是不错，但是他犯了“江湖大忌”。在国际银行家看来，此时的希特勒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如此强悍的军事力量和没有底线的做事风格，已经构成了心腹大患，甚至比苏联更加危险，必须联合一切力量灭掉希特勒了。

结果赫斯在英国被“鉴定”为精神错乱的疯子，丘吉尔把赫斯的停战条件称为是一个“精神病学研究的课题”。这个“精神病患者”被英国情报部门严加看管，不许任何外人探视。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赫斯被判犯有“反和平罪”，但却没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罪名。不过“精神病患者”赫斯却被判终身监禁，甚至到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纳粹战犯纷纷被提前释放之后，赫斯仍然被严密关押着。直到1987年，93岁高龄的赫斯，居然在狱中爬上高处，用电线勒住脖子，进行了高难度的“自杀”。从此，跟随希特勒从监狱中记录《我的奋斗》到纳粹掌权全过程的元首最贴身的秘书赫斯，永远闭上了眼睛。

「参考资料」

[1] The Making of the West：Peoples and Cultures．3rd ed. Vol. C. Boston：Bedford/ St. Martins，2009. P817．同见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16-217页

[2] 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03-204页

[3] Ibid，第206-207页

[4] Munich 1923，John Dornberg，Harper & Row，NY，1982. P344．

[5] Hitler：A Profile in Power，Ian Kershaw，Chapter I （London，1991，rev. 2001）．

[6] Adolf Hitler，John Toland．New York：Doubleday & Company，1976. P94-98．

[7] Ibid．

[8]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William L.Shirer，（Touchstone Edition）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1），P312．

[9] Antony C. Sutton，Wall Street and the Rise of Hitler（GSG & Associates Pub 1976）Chapter 10．

[10] Richard Roberts，Schroders Merchants & Bankers（MacMillan，1992）．

[11] Nuernberg Military Tribunal Volume VI P285．

[12] Nuernberg Military Tribunal Volume VI P287．

[13] Antony C. Sutton，Wall Street and the Rise of Hitler（GSG & Associates Pub 1976）．

[14] Ibid．

[15] Nuernberg Military Tribunal Volume VII，P238．

[16] Ron Chernow，The Warbugs（Random House）．

[17]（美）约翰·维茨著，张禹九译，希特勒的银行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6-7页

[18] Ibid，第14，22，30-31页

[19] Ibid，第74页

[20] Ibid，第108页

[21]（德）沙赫特，《我一生中的76个年头》，404页

[22]（美）约翰·维茨著，张禹九译，希特勒的银行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173-176页

[23] Ibid，第212-213页

[24] Ibid，第33页

[25] Ibid，第78-80页

[26] Ibid，第284-299页

[27] Ibid，第163-164页

[28] Ibid，第243页

[29]（德）沙赫特，《我一生中的76个年头》，495页

第七章 银行家与情报网

• 克格勃的“剑桥五杰”

• “第五个人”

• “使徒会”的圈子

• 菲尔比的父亲

• 金?菲尔比与维克多?罗斯柴尔德

• “剑桥五杰”打入英国情报系统

• 苏美之间，左右逢源

• 核心机密

• 维克多的对价：原子弹的机密交换以色列建国

• “目标巴顿”

• 多诺凡的来历

• OSS——“Oh So Social”

• 谋杀巴顿的动机

「本章导读」

金融从诞生之日起，其本质从来就不是空洞虚幻的理论探讨，而是冷酷精确的情报实践。金融家的境界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在市场上寻找、发现、捕捉套利的机会。金融家的最高境界则是创造信息不对称，在市场上干扰、欺骗、迷惑其他参与者的思维与判断，从而制造套利的机会。

金融家的最大学问不在于如何保持信息的公平，而在于怎样实现信息的操纵。如果市场是由人所组成，而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话，那么市场信息的均匀分布就是一个从来不曾有过，也永远不会出现的“乌托邦”幻想。而建立在“乌托邦”之上的一切理论体系，在金融超级玩家眼里，永远是创造信息不对称的绝妙手段。

沿着信息传播的轨迹，发现信息产生的源头，把孤立的信息进行集中，对杂乱的信息实行分类，在分类的信息中建立联系，将扭曲的信息进行还原，从而得到信息的制成品——情报。这一过程的逆向执行，就是反情报手段。金融市场之中，无时无刻不存在着情报与反情报高手的博弈。

所以，金融和情报永远是一家人。

国际情报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从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国际银行家的意志，它从利益出发，围绕着利益进行，并最终向利益回归。深刻理解国际银行家的意志，明白他们的利益格局，对我们正确看待当今世界国际情报机构的核心功能和服务对象，具有重要的价值。

「克格勃的“剑桥五杰”」

对国际情报组织有所了解的人，恐怕无人不识金·菲尔比（Kim Philby）的大名。菲尔比作为苏联克格勃的高级间谍，卧底英国情报部门时间长达20余年，又是英国派驻美国CIA（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联络官，负责协调英美两国情报系统的反苏联间谍行动，其位置之关键，潜伏时间之长，对英美间谍网络破坏力之大，堪称冷战之最。

英美反苏联间谍行动的最高首脑竟然自己就是苏联间谍，天下恐怕没有比这更滑稽更讽刺的事了。菲尔比1963年经贝鲁特叛逃苏联，并在1965年获得苏联红旗勋章，1968年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我的无声战争》（My Silent War），很快登上世界各国的畅销书榜。菲尔比事件也许是英美情报机构有史以来最大的丑闻了。

其实，菲尔比并非孤军奋战在英美情报系统内部，他身边有一个闻名于世的核心团队——“剑桥五杰”（Cambridge Five）。其中成员——五个剑桥大学时代的“铁哥们”后来成为苏联克格勃打入英美情报圈的中坚力量。

他们当中最早暴露身份的是麦克林（Donald Duart Maclean）和伯吉斯（Guy Burgess）。

麦克林曾在英国情报五局（反间谍）和六局（对外情报）担任重要职务，后来转到华盛顿英国驻美国大使馆负责情报工作。大量有关原子弹的研发以及丘吉尔与罗斯福、杜鲁门总统之间的政策制定进展等关键信息，源源不断地通过麦克林之手传到了苏联克格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麦克林最早向苏联透露了“马歇尔计划”的真正企图。

“马歇尔计划”本质上是个一石数鸟的妙计，其核心就是通过该计划替代德国的战争赔偿，在实现以美国金融势力集团主宰欧洲重建的同时，严重打击苏联经济的重建进程。《雅尔塔协议》和《波茨坦公告》中明确了苏联从德国获得战争赔偿，可以用德国的机器设备、工业企业、汽车、轮船、原材料等形式来支付，而当时苏联受到的战争损失极其严重，几乎丧失了出口赚取外汇的能力，因此德国的战争赔偿将成为苏联经济重建过程中最重要的外部资源。“马歇尔计划”的核心就是变相废除德国对苏联的战争赔偿，代之以美国向欧洲提供金融援助。虽然表面上该援助同时也向苏联和东欧开放，但“马歇尔计划”所提出的经济自由化等条件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格格不入，从而“被迫”将苏联排除在援助范围之外。

“马歇尔计划”的另一“妙处”就在于将美国纳税人的金钱用于“赔偿”欧洲国际银行家在战争中的损失。“马歇尔计划”其实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道威斯和杨计划的翻版，这笔高达130亿美元的巨款被“借给”了欧洲的银行家们，除了德国之外，其他人从来就没有偿还过这笔钱。其实，对于国际银行家而言，战争的输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无非是由谁来付债还钱罢了。奇怪但并不意外的是，作为战胜国的美国的纳税人却成了两次世界大战最大的买单者。

正是麦克林的准确情报使苏联方面从一开始就看透了“马歇尔计划”的底牌。苏联不仅拒绝加入该计划，同时还强力阻止其他东欧国家加入，并且加速从德国撤除各种重工业装备。

1951年5月25日麦克林38岁生日那天，已经被英国情报部门怀疑的麦克林与另一位“剑桥五杰”之一的伯吉斯一起叛逃到苏联，获得了苏联克格勃的上校军衔。

“二战”正酣时，伯吉斯在英国外交办公室（Foreign Office）工作期间与另一位“剑桥五杰”安东尼·布朗特爵士（Sir Anthony Blunt）一起将大量盟军战略计划和外交政策转给了克格勃。伯吉斯后来也被派到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工作，并与菲尔比住在一处。他叛逃苏联之后，因大量酗酒死亡。

“剑桥五杰”中第四位暴露的就是安东尼·布朗特爵士。他曾在英国情报五局从事反间谍工作，将大量破译的德国军事情报泄露给苏联。战争结束前，他被英国王室秘密委派前往德国寻找英国温莎公爵与希特勒之间的密信，还有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与她的德国亲戚之间的通信。维多利亚女王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外祖母。1956年安东尼被英国王室晋封为爵士，后来担任剑桥大学艺术史教授。他的苏联间谍身份暴露后，其爵士封号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剥夺，随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公开点名布朗特爵士是苏联间谍。英国舆论哗然。1983年，安东尼·布朗特死于伦敦的家中。

但是，“剑桥五杰”中第五个人的身份一直没有暴露，这早已成为世界情报界的重大悬疑。多年以来，人们对“第五个人”到底是谁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国际著名的情报学家罗兰德·培瑞（Roland Perry）以大量的事实明确指出，维克多·罗斯柴尔德正是那个神秘的“第五个人”。[1]

「“第五个人”」

其实，罗斯柴尔德家族堪称国际情报系统的鼻祖。早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罗家就以早于市场24小时的滑铁卢战役进展情报，一举在伦敦金融市场上获得了惊人的利润。对于大量从事跨国金融市场套利的国际银行家族而言，情报的准确和快速是赚钱的“第一生产力”。技术发明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情报系统的发展方向。在没有电报电话的时代，罗家率先发明使用信鸽来传递金融市场的数据和交易指令。为防止信息在传递过程中被截获而泄露机密，罗家还创造了一整套信息加密技术。情报学对于罗家而言，可谓是家学源远流长。

罗家第三代男爵传人维克多·罗斯柴尔德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维克多作为家族英国分支的继承人，承载着家族厚重的荣誉和殷切的期望。从他的祖先老梅耶·罗斯柴尔德起家以来，历经祖爷爷内森在拿破仑战争中称雄伦敦金融城，太爷爷莱昂内尔拿下苏伊士运河，爷爷奈提（Natty）资助罗兹家族开发南非、垄断全球钻石生意，并建立起后来深刻影响英美精英的罗兹奖学金等等数不胜数的传奇战绩，只是他的父亲查尔斯似乎是家族传承链条上一个弱节，因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最后由于无法忍受长达6年失眠的痛苦而选择了自杀。当时，维克多年仅12岁。但是作为家族事业的接班人，他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各种无与伦比的压力。

第一重压力就是种族问题。作为犹太人，他有一种高度敏感的被歧视情结，同时又存在着极其强烈的优越感。虽然饱受排挤和歧视，但是犹太民族坚信唯有自己是圣经约定上帝的选民，作为全世界的统治者，他们的权力是与生俱来无可替代的。犹太人具有极其强烈的自尊，混合着极其强烈的被压抑感。而强大的心理落差往往能够产生强大的动力和韧性。

第二重压力就是家族的盛名。由于罗斯柴尔德纵横国际金融界已达百年之久，对世界近代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盛名之下的压力也决不轻松。小维克多所在的贵族学校中，大部分同学都出身于显贵家族。但当小维克多说出他的家族姓氏时，所有同学还是会流露出敬畏的神情。不过，这种显赫的名誉和地位更是一种压力，在这样的盛誉之下，容不得小维克多有半点失态和不及别人之处，他必须也只能永远是第一。

第三重压力就是智商的挑战。维克多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的智商高达184。这是后来纳粹专家根据他各方面的表现做出的一个评估。维克多的确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人，他既是业绩卓著的银行家，也是著名的反间谍专家，同时还是生物学家，又对原子核物理学相当精通，对于绘画、艺术和音乐也有很深的造诣。维克多不断地学习各种新的知识，终其一生也没有空闲的时候。

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青年维克多能量充沛，喜欢冒险。当时他广泛涉猎多种学科，包括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等。他对自然科学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同时还特别喜欢法语。在学法语的时候，他找了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学长来做课外家教。此人就是后来著名的安东尼·布朗特爵士，第四位暴露的“剑桥五杰”。

布朗特与维克多的关系发展很快，布朗特经常一对一地教维克多法语的发音。

布朗特1928年5月上大二时加入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著名的秘密组织“使徒会”（Cambridge Apostles）。这一组织是1820年由12个所谓的“使徒”发起建立的秘密组织，成员是整个学校最聪明的12个本科生，不仅如此，这12个人必须出身显贵，在英国上层社会中家族人脉广布。这样的两个要求确保了“使徒会”的成员未来必定成为英国的统治精英。布朗特后来成为维克多加入“使徒会”的“入会介绍人”。[2]

布朗特除了介绍维克多加入“使徒会”之外，还引领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入门”，他就是伯吉斯，“剑桥五杰”中第三个暴露者。1932年11月12日，伯吉斯和维克多双双加入了“使徒会”，从此形成了以布朗特、维克多、伯吉斯等人为核心的一个小团体。

「“使徒会”的圈子」

“使徒会”的成员所形成的圈子有着一套完备的信仰价值体系、组织形式、选拔机制和活动仪式。他们在一起聚会不是大家吃吃喝喝的轻松社交，而是基于深刻的历史渊源、家族背景关系、高智商的相互仰慕，进行旨在未来“更好地”管理社会的高端严格训练。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对未来社会改造有着强烈动机。换句话说，这是政治野心远大的一圈人，他们绝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团体，也不仅仅是一个同学会，更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秘密组织。由于他们超凡脱俗的家世、财富、智商和能量，尤其重要的是，他们都秉承让社会按照他们的意志运转的“精英”情结。这样一群人组织在一起，并成为终身永不背叛的盟友，他们相互提携，相互鼓励，结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利益共同体，这就是“使徒会”的传统。能够把这样一群高智商、高能量的人凝聚在一起的纽带，绝不仅仅是利益，信仰才是更为深层的力量。

经“使徒会”的朋友介绍，维克多认识了当时在剑桥非常有名的苏联科学家彼得·卡皮察（Peter Kapitza）。卡皮察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卡皮察当时接受了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邀请来到剑桥的卢瑟福实验室工作。卡皮察一到剑桥，就组建了“卡皮察俱乐部”，在剑桥颇有名气。这个俱乐部把当时剑桥最优秀的一批物理学家请来讨论物理学的最新进展。剑桥的物理学家们打趣说，卡皮察发起这个活动的目的就在于可以定期从这帮杰出物理学家的信息交流中及时得到最新、最前沿的物理学的进展，而他自己不必再去读那些枯燥的论文。其实，卡皮察还负有不为人知的使命，就是将从剑桥所收集到的各种物理学的最新进展信息，分门别类整理成物理学前沿发展报告，定期送往莫斯科。[3]

当时年轻的维克多的确被卡皮察的一套理念所吸引，即苏联发展出来的世界上第一套社会主义政治系统。这种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系统以严密的科学规律为理论基础，构建起完整的社会和经济体系。维克多最感兴趣的就是物理学和自然科学，所以当他听到这样的理念，体会到这是用科学原则，像工程师那样精确地制定社会发展计划，使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系统运作全部依赖于精密的、客观的科学理论和规范，他的直觉立刻发现这是一个奇妙而高超的想法。当时这套思想理论不仅迷住了维克多，在剑桥大学的精英“使徒会”圈子里也颇有市场。

“使徒会”经常组织各种讨论活动，每个人都要发表一篇论文，集中探讨社会运作方面的问题。在大家提交的研讨课题中，多半是以苏联的此种模式和苏联的相关经验作为研究重点。在这个小集团成员们的头脑中，普遍认为苏联的此种模式可以解决全世界的各种危机和问题。

维克多提交的众多论文围绕着探讨银行业在社会运作中的作用这一逻辑主线来展开。其中，他的一篇重要文章的题目就是“共产主义和银行业的未来”[4]。这篇文章充满了各种各样新奇的智慧闪光点和有趣并具备可操作性的提议，但“使徒会”对这篇文章反应并不太热情。因为这些使徒中间多数人并不具备相应的金融领域方面的知识，对商业运作也不是太内行，大家探讨问题时还是偏向学术化。他们更关心的是社会变革、社会运作和社会根本制度方面的问题。

在他们当中，布朗特是个“先行者”，已经完全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个理论体系。同时，他试图引导维克多也走向同样的道路。在日常交谈中，他经常巧妙地问起维克多对他自己家族银行的看法。这个问题不免令维克多为难。他一方面觉得自己家族的整套银行运营只是在毫无意义地把金钱从一处运动到另一处，以便从中获得利益，认为由国际银行家族所构建的金融体系并不能给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益处；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想或者不愿意站在自己家族所代表的国际银行家势力集团的对立面。

此时二十多岁的维克多，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在经受巨大的冲击。布朗特给维克多反复灌输一种观点，就是国际银行家所构建的银行垄断体系并不是毫无益处，如果爆发革命，整个银行体系被全面国有化，由国家来控制的话，也能够为社会带来极大的益处。

维克多并非布朗特和卡皮察眼中思想单纯的“小白兔”。由于性格早熟和深厚积淀的宗教信仰，还有他与生俱来的家族烙印，维克多很小就已经是个思维活跃复杂，有强大的意志力和伟大志向的人。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极有主见，绝不会因为来自外部的劝说和理论影响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他的心态始终如一，深谋远虑，深藏不露，指向明晰。他显然有自己的考虑和打算，这也是世代家族传承所积淀下来的思维方式。

在他心目中酝酿着一个更远大宏伟的目标，甚至是远远超过意识形态的社会发展规划。他在接受身边这些人的思想理念的同时，也在琢磨着如何利用这些人，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服务。维克多的天性中，活跃着商人的基因，他对利益的获取欲望始终凌驾于对理论的兴趣之上。

在“使徒会”的圈子里，还有一个大腕级人物，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维克多和凯恩斯走得非常近。凯恩斯是早期“使徒会”的一名成员，20世纪30年代曾在剑桥大学教书，他在国王学院有一个私人办公室。凯恩斯并不信仰共产主义，但是他对政府应该介入经济运作的理念极感兴趣，一直在密切观察苏联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和动态。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使资本主义思想体系陷入重大危机，各种社会思潮都在试图寻找社会发展的出路，经济学家也不例外。可以说，当时的凯恩斯也受到了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思潮的影响。

维克多经常到剑桥大学凯恩斯的办公室找凯恩斯聊天。他每次造访凯恩斯办公室的时候，都看见凯恩斯坐在一把摇椅上，正在读洛克或者休谟的哲学著作。维克多几乎从来没有看到凯恩斯在专注研究经济学。两人相见总是谈天说地，很是投机，在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收藏图书上，更是有说不完的话。但是维克多心中一直有个疑问，凯恩斯什么时候做他的本职工作呢？[5]

凯恩斯比维克多大二十几岁，但年纪与经历的差距并没妨碍他们成为亲密的忘年交。维克多找凯恩斯从来不需要事先约好，兴之所至，随时登门。两人会面总有谈不完的话题，从哲学、社会、文学，到社会改造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乃至讨论社会究竟应该如何运作的大问题。维克多与凯恩斯经常探讨的另一个主要话题就是对英国金本位的看法。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世界黄金领域的特殊地位不可忽视，维克多对黄金在英国银行体系和世界货币体系中的作用自然有着不寻常的关注。

在“使徒会”的讨论会中，最受欢迎的就是凯恩斯的演讲和论文。凯恩斯当时已年近五十，他的社会阅历和见识，以及对社会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第一手信息和材料的掌握，当然令这些20岁出头的本科生高山仰止。他既有深厚的理论深度，又具备丰富的社会实践方面的真知灼见和经验。凯恩斯在“使徒会”的一次讨论会上，专门作了一个题为“政府干预”的报告，此篇论文使“使徒会”的大部分成员，包括维克多都深受启发和震撼。维克多的兴趣焦点从来没有集中在纯理论和抽象的东西上，他其实更关心实务操作细节。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维克多提到了凯恩斯的这篇论文，并且抱怨道：“‘使徒会’这帮人总是喋喋不休地探讨共产主义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题目实际上相当枯燥。伯吉斯、沃特森还有理查德·戴维斯说起这种理论问题都两眼放光，兴高采烈，满脑门出汗，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说的这些话都缺少内在逻辑的连贯性，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6]

维克多的另外一篇论点空泛务虚，题为“共产主义和科学的希望”的论文在“使徒会”中受到了大力称赞和一致好评。[7]

这期间他们这个小集团里又加入了一位新的成员，他是剑桥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个学生，此人正是菲尔比，“剑桥五杰”中第三名暴露的克格勃间谍。

「菲尔比的父亲」

菲尔比的父亲约翰·菲尔比也是一位传奇人物。约翰·菲尔比也毕业于剑桥三一学院，他的同窗好友尼赫鲁就是后来印度的总理。尽管不如自己的儿子有名，但是作为犹太人，约翰·菲尔比高度关注中东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局势，他对中东的地缘政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约翰·菲尔比是英国殖民地情报系统的官员，曾经参与策划了阿拉伯大起义，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并保护巴士拉地区的油田，这是当时大英帝国海军的唯一石油来源。约翰·菲尔比对阿拉伯人承诺支持他们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联邦国家。与约翰·菲尔比同时参与阿拉伯大起义的还有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但是双方支持的阿拉伯领袖却不一样，约翰·菲尔比看好阿拉伯部落酋长沙德（Ibn Saud），而劳伦斯支持赫贾兹国王胡赛因。

赫贾兹地区的哈什米特家族（House of Hashemite），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后代，在过去的700年里一直是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法定守护者。国王胡赛因作为阿拉伯人的大酋长，在伊斯兰世界受到普遍尊敬。1915年10月，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和胡赛因达成协议，答应他如果阿拉伯部落发动起义加入战争，战后将赢得独立。

无论是沙德还是胡赛因都不知道，英、法两国早已秘密议定近东地区战后的势力划分。1916年5月，英、法签订《西克斯－皮科特条约》（Sykes-Picot Treaty），规定战后奥斯曼土耳其的阿拉伯省份中，法国将得到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则分得约旦、巴勒斯坦和伊拉克。[8]1917年11月，英国又发布“贝尔福声明”（Balfour Declaration），将巴勒斯坦单列出来作为犹太人的家园，[9]以换取犹太科学家魏兹曼（Chaim Weizmann，以色列第一任总统）的军事科研成果。英国许诺的大阿拉伯联邦只是一个骗局而已。英国的背信弃义，在以后许多年里给阿拉伯世界和西方的关系蒙上挥之不去的阴霾。菲尔比与劳伦斯不过都是英国政府的马前卒而已。最后，约翰·菲尔比支持的沙德（Ibn Saud）成为沙特阿拉伯国王，而劳伦斯支持的胡赛因的儿子费萨尔（Feisal），成为伊拉克国王。

1921年，约翰·菲尔比被英国政府任命为英属大巴勒斯坦地区情报部门的最高首脑，其管辖地区包括了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全境。正是在这里，约翰·菲尔比与后来美国CIA的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这也是为什么金·菲尔比能长期潜伏在CIA而没有引起怀疑的一个重要原因。

1922年底，约翰·菲尔比回到伦敦参与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讨论。主要参与人包括，英国国王乔治、后来的首相丘吉尔、罗斯柴尔德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袖魏兹曼。此后，约翰·菲尔比开始作为沙德的高级顾问，帮助他扩张和强化沙特阿拉伯控制的地区，成为沙特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

1933年，约翰·菲尔比与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签定了波斯湾哈撒地区（Hasa）60年的独家开采权，从而将美国石油势力引入了中东。实际上，约翰·菲尔比正是美国与沙特特殊关系的最重要联系渠道。

1936年，美国加州标准石油公司和东苏伊士公司合资成立了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Arabian-American Oil Company，ARAMCO），约翰·菲尔比出面代表沙特的利益。ARAMCO拥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油田资源。

1937年，约翰·菲尔比开始策划向巴勒斯坦地区进行大规模犹太移民，沙特阿拉伯将提供秘密保护。约翰·菲尔比同时与纳粹德国和法西斯的西班牙商谈，如果爆发大战，中立的沙特将把石油卖给中立的西班牙，然后再从西班牙转运德国。美国司法部的纳粹特别调查小组曾认定德国盖世太保犹太部头目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曾在20世纪30年代中与约翰·菲尔比在中东见过面。

1935年，阿道夫·艾希曼成为党卫军排犹政策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艾希曼负责在奥地利强迫犹太人迁移的工作，并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非法移民”（Aliyah Bet）代办处合作，以使强迫迁移的进程更加高效和稳固。

1939年2月，约翰·菲尔比在伦敦与本古里安（以色列的第一任首相）和魏兹曼讨论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问题。约翰·菲尔比提议魏兹曼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支付沙特2000万英镑用于重新安置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魏兹曼回答说需要和美国罗斯福总统商议此事。当时，金·菲尔比也参加了会议。10月，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答应了“菲尔比计划”，但由于消息走漏，阿拉伯人坚决反对该计划。鉴于巴勒斯坦的宗教敏感性，此计划被搁置了3年。1940年8月3日，约翰·菲尔比在孟买被英国逮捕，罪名是同情纳粹（Defence Regulation 18B），随后被押回英国。由于凯恩斯等人的营救，7个月后被释放。

1943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中东特使豪斯金斯（Harold Hoskins）来到沙特重提“菲尔比计划”，并指出这笔2000万英镑的费用由“美国总统罗斯福来担保”。沙特国王在这笔巨款面前百般为难，因为消息早已泄露，如果他接受这笔钱，然后将阿拉伯人迁离巴勒斯坦，无疑将被整个阿拉伯世界认定是被“贿赂”了。思忖再三，沙特国王终于放弃这块烫手金砖。

「金·菲尔比与维克多·罗斯柴尔德」

1933年6月，菲尔比刚刚在剑桥大学考完经济学这门课，获得了全优成绩，得到了三一学院的奖学金。菲尔比将这些钱一部分用来购买了卡尔·马克思的全集，用剩下的钱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菲尔比准备开着他的二手摩托，游历整个欧洲。毕竟是约翰·菲尔比的儿子，他周身充满了冒险的冲动。[10]

这无疑对维克多·罗斯柴尔德造成强烈的刺激。他的家庭背景、特殊地位、财富和名望编织成无形的绳索，束缚他永远无法像菲尔比这般“潇洒走一回”。这可望而不可即的诱惑对维克多形成更加强烈的吸引力。维克多忍不住问菲尔比能不能带他同行。或许是因为这愿望不可能实现，菲尔比翩然离去的身影在维克多眼中充满了非凡的豪气和魄力。

1934年5月，当菲尔比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完成了欧洲游历，再次见到维克多时，身边多了一位未婚妻，她就是里特兹·弗里德曼，一名奥地利犹太地下共产党员。这次游历对菲尔比的一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奥地利的时候他结识了里特兹，参与了大量秘密的地下工作，包括拯救当时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掩护共产党人的地下活动，募集资金，反对法西斯，营救被困的工人逃离纳粹的迫害，还有传送一些秘密信件，甚至乔装记者去打探纳粹的秘密等等，菲尔比这一年跌宕曲折精彩淋漓的经历把年轻的维克多完全听呆了。[11]

从菲尔比身上，维克多看到了一种他这辈子无法亲身尝试的生活，他内心深处无比向往如此冒险和刺激的日子。

有一次饭后，菲尔比试探维克多是否愿意做一些比捐助金钱支持犹太人移民更直接的工作。维克多已经知道菲尔比的经历中大量涉及苏联的背景，他心中明了，如果他答应更直接地帮助菲尔比，那么他自己就成了苏联的支持者。

这是维克多的一个重大人生选择。他选择帮助苏联不仅仅是出于纯理论上的好恶，且有着他深藏不露的“私房”谋划。出身于情报世家，维克多对情报价值的理解相当深刻。在一个日渐接近战乱的世界里，丧失了情报就意味着家族百年基业将面临重大的危机，而向苏联提供情报则将积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苏联这一未来世界超级强权的交易筹码。罗家百年以来最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两边下注，永远与胜利者站在一起。

在悟通了这个道理之后，维克多决心玩一场世界超级强权之间的平衡游戏，并成为最后的赢家。

「“剑桥五杰”打入英国情报系统」

由于罗家在英国早已织就庞大的人脉关系网，当“使徒会”的朋友们毕业开始找工作，准备进入英国上流社会时，维克多责无旁贷施展能量，对朋友们的职场进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首先他利用关系把好友伯吉斯介绍给当时英国保守党的重量级人物乔治·波尔（George Ball）。乔治·波尔是英国情报五局的主要官员，也是保守党情报机构的创建者。后来经维克多和乔治·波尔的推荐，伯吉斯进入了英国情报六局D部，他的第一个任务即为研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问题。上司安排的具体工作是在犹太人中间建立起魏兹曼领导下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对立面，以分散犹太人对英国议会的游说力量，利于英国政府与阿拉伯人达成妥协。政府建议对立面最好由维克多领军。其实，维克多是犹太复国主义坚定的支持者，由于传统的低调和策略，外人一般认为罗家的立场较为中庸。

由于伯吉斯工作出色，他又将菲尔比也介绍进情报六局D部，伯吉斯还将情报五局B部的常务副部长盖·利德尔（Guy Liddell）引荐给维克多，为后来维克多进入情报五局做好了铺垫。

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丘吉尔的关系也非同寻常。从维克多的祖父奈提时代开始，丘吉尔就是他们家的座上常客。丘吉尔是看着维克多成长的一位前辈。丘吉尔在罗斯柴尔德家的来宾簿上的签名从1890年到1930年横贯了40年之久，更与维克多的叔叔沃尔特结下非同寻常的交情。丘吉尔对沃尔特提出的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最终的国家以色列的观点，始终持大力支持的态度。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丘吉尔成了罗家在英国政界力挺的对象。

1939年，维克多向丘吉尔递交了一篇关于德国银行系统的分析报告，他在文章中对德国金融系统的分析开创了一种非正统但极富远见卓识的思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各国的分支机构所收集的多种多样的金融交易中包含着德国各类物资采购和交易的关键数据和信息，纳粹政府所有的物资采购，只要通过银行交易进行，都会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监控范围之下。维克多通过对这些金融数据进行细致分析，得出了对德国在军事物资和武器装备方面未来采购的预测，结论表明纳粹正在执行军事扩张计划。丘吉尔的战争办公室对这个年轻人的新奇研究思路大为赞赏。正是这篇文章铺就道路，使得维克多在1940年顺利加入英国的情报五局B部，主要进行商业反间谍工作。[12]

维克多在英国情报五局的出色工作和表现，助他顺理成章把布朗特引进到情报五局的D部，将麦克林推荐到情报六局工作。

此时，“剑桥五杰”已经全面渗透进英国的情报部门和外交决策部门，对于日后战争的发展进程起到相当关键的作用。维克多·罗斯柴尔德实际上是“剑桥五杰”中最核心的成员，所有的人脉关系都从他这里发散，又在他这里收拢。

「苏美之间，左右逢源」

1937年维克多的叔叔沃尔特爵士去世了。沃尔特自己没有子嗣，于是爵士头衔就由26岁的维克多继承，维克多成为第三代罗斯柴尔德爵士。作为英国的世袭勋爵，维克多自动成为英国上议院的议员，他的社会活动能量大大增强了。

当时在英国的苏联物理学家卡皮察已经回到莫斯科，而维克多一直与卡皮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定期给他发送各学科的研究进展报告，其中包括原子能物理学方面的最新进展，也包括在内部刊物上发表的其他学科的重要成果和数据。这些数据和信息具有高级别的敏感性和机密性，从普通的国际科学研究渠道无法获取。这些领域包括生物毒素方面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可以被直接应用于生物武器制造。此类最新信息和数据，源源不断传入苏联的科学家手中，弥足珍贵。[13]

维克多是一个勤奋且智商奇高的人，除了银行业是他的祖传专业外，维克多广泛阅读各个学科的研究论文，而且钻研极深。比如在看似与他隔行如隔山的生物学上，他曾经专门研究过分析精子运动规律的课题，试图发现精卵相遇的瞬间为何只有一个精子能够顺利进入的奥秘，“胜利者”精子是如何产生排他效应的。对原子能物理学，他要求自己阅读所有的科学文献和各种公开与保密的论文，对于核物理的钻研深度已经达到了相当专业的水准。

维克多在英国情报五局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分析所有在英国开业的德国商业和工业公司的经营活动是否对英国构成安全威胁。在1940年的早期，他就已经发现为数众多的德国伪装的商业机构，实际上背后在为纳粹政府工作。他的报告特别指出，这些机构很有可能对英国进行间谍活动，而这个网络是如此广泛，却如此不起眼，很难用正常手段去甄别组织复杂而庞大的商业间谍网络。

当时英国的机械加工行业中，各种各样的模具生产严重依靠德国的供应商。这一状况吸引住了维克多的视线。他建议把所有德国供应商的供应链全部转到美国公司。美国官方听到维克多的建议，欣喜若狂，忙不迭把维克多请到美国大使馆商谈具体的转移事项。这一行动使维克多飞快地与美国官方建立起重要的信任关系。

由于维克多在反间谍方面的出色工作，他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美国战略情报部OSS（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请去培训美国未来的情报官员。维克多所编写的反间谍资料成为美国情报部门的正式教材。维克多因此获得美军的特殊荣誉勋章，还得到了英国的乔治铁十字勋章，美国总统杜鲁门也专门表彰维克多·罗斯柴尔德对美军的贡献。

罗斯柴尔德家族很早就与哈格纳（Haganah）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哈格纳是1920年成立的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秘密情报组织，是后来以色列摩萨德的前身。哈格纳的主要使命就是建立以色列，该组织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大力资助之下，在整个欧洲建立起了庞大的间谍网络和监控系统，在各大城市秘密监控着所有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组织。[14]

维克多在大力提升自己政治和军事情报的“资产价值”的过程中，最关注的就是如何制造更大的交易筹码，为以后的计划架桥铺路。他已经在反商业间谍的运作中，通过选择美国制造商这一手段，成功牵住了美国的利益。与此同时，他更加关注尖端军事技术方面的研究进展，准备通过向苏联提供他们最急缺的军事技术情报来钓住苏联的胃口。掌握了美苏的情报动态，而身处英国情报的核心，同时兼备与犹太复国主义的情报网哈格纳的密切关系，维克多当仁不让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要的信息和情报中枢。

「核心机密」

维克多利用剑桥的人脉关系，为自己在英国国防科技实验室波登当（Porton Down）的关键研究部门谋得了一个重要位置。波登当实验室所进行的工作，都是属于绝密级别的项目，主要是生化武器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最终将会被应用于细菌战武器的制造。生化武器研究计划的目标是在3年之内，能够实现武器化和量产化，将被作为对付德国的最后武器。希特勒一旦真正形成对英国本土登陆作战的实力，英国将毫不犹豫地动用生化武器杀手锏来对付德国。

当然这种研究工作是在发明毒药过程中，同时也在制造解药，生化武器的研制与疫苗开发同步进行。维克多对这两方面的关键数据都密切关注，同时不动声色地收集着美国马里兰的细菌战研究机构的数据和在美国密西西比州进行的实际测试结果。波登当实验室所进行的工作是整个战争过程中最绝密的项目之一。维克多来到波登当实验室4个月内，苏联克格勃就收到了大量实验数据，苏联生化武器研究的步伐紧紧跟了上来。维克多的“情报资产”在苏联方面迅速升值。[15]

在战争中，维克多的科研兴趣主要集中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究领域。从“情报资产”的价值来看，越是能够在战争中大规模杀伤对手的武器，其研究难度和潜在影响力就越大，各国就越是不惜代价希求得到，这种情报就构成了具备大幅增值潜力的“优良资产”。维克多从不缺钱，经济利益并不是他的追求。他心中的深谋远虑是要把这些“优良资产”转化为重要的国际地缘政治筹码，交易的对价就是支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国。

与生化武器相比，原子弹是一块更大的“优良资产”，维克多当然不会忽略它的价值。

在“二战”初期，维克多就发现了原子弹在未来战争中的战略价值。当时他强烈建议丘吉尔加强对原子弹方面的研究，于是丘吉尔将当时英国科研的优先顺序定为：首先发展雷达，以解德国空袭预警的燃眉之急，其次就是原子弹的研制。

在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维克多是整个项目的重要参与者。

英国的原子弹秘密研制工作主要由威廉·阿克斯爵士负责，研究工作在帝国化学公司ICI（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进行，项目代号“合金管”（Tube Alloys）。[16]

1941年10月，维克多进入了核心委员会监控原子弹研发的所有步骤，又广泛施展他在英国的影响力帮助威廉·阿克斯爵士争取政府的各项研究资助。整个“二战”期间，维克多是英美情报系统中对原子弹最熟悉、知识最渊博、对情况最了解的专家。

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两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顶级科学家来到英国，提议英美应该将核武器研究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大家一致认为必须要赶在纳粹之前，研制成功原子弹。丘吉尔首相非常关注原子弹的研究进展，几乎每天都要听维克多介绍原子弹研究方面的进展情况。

此刻，维克多处在一个特殊而有利的位置上，他获得授权可以查阅所有的保密论文和实验数据。在剑桥大学学习时，他就对核物理学很有研究。在仔细阅读保密论文的时候，他不断请教一些重量级的科学家，以确保完全明白其中所有的细节问题。维克多很快就变成了原子弹研究领域中一位顶级权威的专家。当他把所有细节问题都搞明白之后，他甚至已经开始对原子弹研制中的各种实验问题，直接提出修改意见。

维克多不仅对研究细节了如指掌，而且对英美两国原子弹整体项目的进展和涵盖的环节有着全面系统的掌握。这使他处在整个原子弹研究领域中非常有利的位置上，并分析整合其他信息形成一份详述原子弹整体进展的综合报告。维克多此时手中掌握的“情报资产”，已经足以对整个战争的进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1933年移民到英国的犹太核物理学家鲁道夫·皮尔斯（Rudolf Peierls）已经在理论上证明了原子核链式反应是可能的，因此兴建反应堆来制造原子弹的燃料是可行的。皮尔斯首次提出1公斤左右被分离的U235足以制造一颗原子弹。直到1940年，所有科学家都认为要制造一颗原子弹必须使用成吨的U235才能实现，但皮尔斯的计算打破了所有人的预期。紧接着，皮尔斯和伯明翰大学的马克·奥里芬爵士共同验证了其技术的可行性，提出一整套设计方案。这个方案很快被维克多所接受，随后他对此方案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

该计划很快被转到了苏联的手中。苏联对原子弹的进展情况表示出高度的关注和兴趣。当时希特勒对苏联的压力正在不断增大。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德战场处在胶着状态，原子弹的研制进程信息对苏联有着致命诱惑。

苏联方面的卡皮察等物理学家在原子弹领域的研究正处于停顿状态，此时来自维克多的新思路如久旱后的甘霖，使卡皮察等人大获启发，立竿见影加快了原子弹研制步伐。美国方面，费米在1942年芝加哥实验中，根据皮尔斯链式反应理论，提出了原子弹可以使用钚，并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核反应堆。

费米的思路在英国却受到皮尔斯等人的质疑。在这样的情况下，维克多为了彻底搞明白钚是否能够成为反应堆的燃料，必须大量实地走访几乎所有国防科技的研究部门，广泛与各行各业的研究人员面谈，才能够了解整个原子反应堆的关键技术环节。但是如此高调地调查原子弹的细节，势必会引起怀疑。

维克多是谁啊？他迅速冷静地设计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维克多首先给英国情报五局B部的常务副部长盖·利德尔写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维克多提出整个国家实验室和在商业领域中的合作机构安全意识淡漠，不能有效防范德国间谍的渗透。他建议紧急加强安全管理，牢固树立警钟长鸣的意识。利德尔觉得维克多的报告很有道理，就让维克多负责整个国防尖端科学研究项目的安全工作。这个职位正中维克多下怀，拿到尚方宝剑，得以完全合情合法地去检查所有他关心的项目进展的“安全情况”。维克多成为英国所有敏感项目的“安全检查官”。

1942年他走访了伯明翰大学，“随意”检查了皮尔斯和福里克实验室工作进展情况，再“顺便”到另外一个办公室检查奥里芬的工作。当时奥里芬正在做关于雷达方面的研究。奥里芬在1994年回忆录中提到：“这是我跟他（维克多）唯一的一次见面，维克多想要知道这个项目进展的所有情况，他走访了整个实验室，阅读了每一份研究报告，把这些报告中细节信息全部吸纳，他并不是一个专家，但是他也并不装出他懂得所有事情，而是不断地问大量的问题，再做笔记，然后和我进行长时间的讨论。讨论围绕科学实验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我非常喜欢罗斯柴尔德爵士。”[17]

其实，情报五局的这种安全检查，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安全保护的范围。维克多实际上在了解所有项目进展的具体情况，尤其是技术性的细节。他趁奥里芬不注意的时候，从奥里芬的办公室拿走了一个3英寸直径的磁控电子管，这个磁控电子管有三个磁极用来产生短波，是用于雷达的尖端装置。当晚维克多在他剑桥的家中，把这个装置所有细节和部件进行了精密绘图。维克多的绘画功底相当了得，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理解进行的三维立体绘图，要远比照相机拍出的照片更加明白易懂。很快，这张漂亮的三维立体图的照片就出现在克格勃的办公桌上。

第二天早上，维克多派人将磁控电子管送回给奥里芬，并附上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也许你应该加强你的安全管理。非常高兴与你的会谈。你忠实的朋友，维克多·罗斯柴尔德。”[18]

奥里芬接到条子吓出一身冷汗，因为磁控电子管丢了，他居然没有发现。奥里芬完全没有怀疑维克多的这一举动，在某种意义上，他甚至是心存感激的，因为以维克多的位置和职责，他完全可以打报告批评奥里芬团队的安全漏洞，这将给奥里芬实验室带来很大麻烦，但是维克多只写了一张便条善意提醒，真是高抬贵手。奥里芬不敢怠慢，立刻回复，马上加强安全管理，确保所有的实验设备不会在没有登记的情况下被拿走。

1943年年初，维克多再次访问了伦敦帝国学院汤姆森教授的实验室，同样也是用安全检查的名义。汤姆森教授向维克多详细解释了如何用钚制造原子弹的细节。但是汤姆森团队虽然正确理解了原理，却在反应堆中错误地使用了重水作为中子减速剂，从而导致了实验失败。

维克多很快又把汤姆森团队研究进展，再次用精密的三维立体图画了出来，然后转交给布朗特，布朗特再发给克格勃。后来苏联物理学家们反映，这些数据才是他们正在殚精竭虑寻找的，维克多的情报帮助他们大大缩短了研究时间。苏联多年之后承认1949年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只是美国人设计的一个翻版，这种设计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思路，帮助苏联的核物理学家理解了原子能反应堆的最基本原理。当时在整个英国和美国，甚至包括丘吉尔在内的政府高层和诸位首席科学家们，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像维克多一样对原子弹的方方面面，知道得这么全面和细致。[19]

维克多此时已经成为苏联不可或缺的战略情报信息来源。他终于向苏联开价了。

「维克多的对价：原子弹的机密交换以色列建国」

苏联从1947年开始，在以色列建国问题上突然改变了一贯主张，明确支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重新建国。

在国际史学界，人们一直对此事大惑不解。要知道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坚定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思潮。马克思明确指出，建立犹太国家是一种幻想。他对犹太复国主义持坚决批判的态度。斯大林对犹太复国主义也是采取这种批判的态度。苏联成立以后，它在政治上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负面态度并未发生改变。苏联政府的官方态度立场鲜明，犹太复国主义被形容为犹太资本家用来剥削犹太工人的一种反动意识形态，而在巴勒斯坦成立犹太民族之家的思想被认为是历史倒退，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运动背道而驰的。1939年5月英国发表了白皮书，对犹太复国主义持反对态度。[20]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之后，苏联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方面有所缓解，但总的立场并未改变。

出乎所有人意料，在1947年4月，联合国召开巴勒斯坦特别会议时，苏联的立场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表示支持以巴分治。[21]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葛罗米柯在联合国作了长篇发言，对犹太人在战时“遭到的极端不幸和苦难”寄予同情。因此，不能无视犹太人建立自己国家的愿望。他代表苏联政府建议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的、二元的、民主的和同样性质的阿拉伯－犹太国”。如果这一方案不能得到实施，就应考虑“把巴勒斯坦分成两个独立的自治国家，一个是犹太国，一个是阿拉伯国”。他说，拒绝考虑或否定犹太人有实现这一愿望的要求和权利“将是不公平的”。当1948年5月15日，以色列宣布建国之后不久，苏联马上予以承认，并于5月26日在以色列建立了大使馆，之后还多方支持以色列。1949年5月11日，苏美共同支持以色列正式加入联合国。以色列的诞生极为罕见地获得了两个超级大国的共同支持。

对时间段的分析表明，维克多·罗斯柴尔德向苏联提供了大量重要的情报，尤其是原子弹设计方面的战略情报与苏联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转变有着明显的时间相关性。

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是在1949年8月29日成功爆炸的。换句话说，苏联突然对以色列问题进行政策调整的时间段，正与苏联积极准备原子弹试爆的时间段重合。

核武器对苏联无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美国于1945年拥有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而苏联却不得不生活在美国核武器的阴影之中。这种挥之不去的压抑感令克里姆林宫寝食难安。只有拥有原子弹才能奠定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为此要害情报来交换以色列的建国，这样的推断应该是合乎情理的。剖析两事件发生的时间段，明显有着内在联系的一致性。

美国专业刊物《原子科学家新闻简报》中曾报道，克格勃档案馆的档案表明，苏联机构收到的第一份原子弹情报是在1941年10月抵达克里姆林宫的，这是英国核物理学家呼吁丘吉尔制造核武器的一份备忘录的拷贝。它引起了苏联高层的一片惊慌，斯大林则认为这是假情报。而维克多“恰好”在1941年10月加入英国原子弹项目“合金管”的核心委员会，负责监控原子弹研发的所有步骤。

《原子科学家新闻简报》中还报道：“1943年初，他（斯大林）任命物理学家、爱国青年库尔恰托夫为苏维埃原子弹项目负责人。与美国人的白手起家不同的是库尔恰托夫手上已掌握了贝利亚的间谍们弄来的西方核研究的精髓。信使们将这些秘密资料运往莫斯科，然后转往距莫斯科400公里的萨鲁核武器制造场。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苏联科学家开始仿制原子弹部件。”而维克多又是“恰好”在1943年初，以“安全检查”为名访问了伦敦帝国学院汤姆森教授的实验室。汤姆森教授向维克多详细解释了如何用钚制造原子弹的每一个细节。

维克多不仅对英国原子弹的研发有着最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同时对美国原子弹的情况也极为熟悉。维克多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莱威斯·斯兆斯（Lewis Strauss）是密友。斯兆斯也是库恩雷波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与国际银行家族关系非常紧密。

基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国际金融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和维克多在英国情报部门所掌握的大量原子弹以及生化武器方面的核心机密，加之他在英国政治圈子里的强大影响力和人脉关系，维克多的“情报资产”价值在苏联方面重重加码。

此时维克多开口要价，让苏联政府放松限制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控制，并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

在战争结束以后，维克多越来越公开和强烈地呼吁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当时他在英国议院发表了一系列这方面的演讲，呼吁公众关注此问题，这点引起了英国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关注。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以色列建国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利益冲突，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犹太国家的建立。从阿拉伯国家的视角看，这些土地世代是阿拉伯人的根基，不可能允许犹太移民重新建立一个以色列国。

在错综而微妙的国际政治博弈中，维克多长袖善舞，施展着高超的政治技巧。他通过家族集团在媒体中的特殊影响力，利用媒体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中立温和的犹太理性主义者，他被描述成在整个犹太世界中最亲阿拉伯的政治人物。

1946年7月31日，在一场针对巴勒斯坦地位问题的论战中，维克多走上了前台。

这场争论由巴勒斯坦地区爆发的一系列恐怖主义行为引发，突出事件是由犹太恐怖主义分子发动的国王戴维宾馆大爆炸，此次爆炸事件致使多名英国士兵丧生。

在演讲中，维克多首度明确回应美国把巴勒斯坦分区的建议。[22]他首先否认自己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或者和犹太复国组织有任何联系，然后就开始声情并茂地回顾几百年来，犹太人在欧洲所受的种种迫害和欺压。随即他谈到1939年英国外交办公室所发表的著名的英国白皮书，该白皮书明确反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定居。这被全世界犹太人认为是违背了1917年英国的“贝尔福宣言”，是一种可耻的背叛。维克多还引述了丘吉尔对白皮书的看法，“这明显是对以前承诺的背叛，这是另外一个《慕尼黑协议》”。对于美国分区的建议，维克多的回复是，此建议的首要条件就是停止一切恐怖主义行动，在巴勒斯坦地区分布的武装力量必须全部解除武装，这是新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的先决条件。他认为当前局面对犹太人明显不利，因为在巴勒斯坦周围强敌环伺，众多随时准备使用武力的阿拉伯国家正虎视眈眈。换言之，维克多认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武装组织，应合理和必要地存在并发展。

维克多在历史回顾这部分动情地指出，犹太人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流浪，终于能够回归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和曾经生活过的家园。他怒斥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强调犹太人在“二战”中所遭受的极端恐怖的对待，使犹太人现在变得必须且刻不容缓地要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避难所，从而防止未来任何迫害的发生。他这番讲话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战争并没有结束，他们对以色列建国的决心是绝不会动摇的。

而此时摆在苏联面前的牌局则越来越明晰，如果苏联想继续得到维克多和其他犹太科学家在原子弹研制上的合作，就必须要在外交上作出妥协，支持以色列建国的理念。

苏联对以色列建国的支持从1947年开始到1967年为止，仅仅持续了20年，其后苏联对以色列的态度，再次回归到几百年来的传统轨道上。

而“剑桥五杰”也正是在同样的时间段纷纷暴露，维克多本人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停止了同克格勃的合作。

维克多·罗斯柴尔德爵士面对质疑他与克格勃关系的大量“传闻”，特意于1986年12月在英国的报纸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我不是，也从来不曾是苏联的间谍。”[23]

「“目标巴顿”」

2008年11月，美国出版了一本内容极具爆炸性的书——《目标巴顿》（《Target Patton》）。书中论述美国“二战”著名将领巴顿将军实际上并非死于车祸，而是被谋杀。

在美国军界和史学界很早就有类似的说法，归纳起来有几种谋杀动机的推测：一种说法是德国纳粹干的。可是战争已经结束，德国纳粹基本上土崩瓦解，谋杀美国将军对影响战争进程已毫无意义，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

另一种说法是苏联方面所为。因为巴顿对苏联的态度一贯敌视，他在“二战”结束的时候，甚至嚣张地要求美国释放德国纳粹党卫军，他将带领他的部下和纳粹党卫军一起向苏联军队发动进攻，因此苏联倒是有谋杀巴顿的动机。

还有一种说法是巴顿功高盖主。“二战”后期在解放欧洲的进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引起了美国军方高层，特别是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的嫉妒。此说法提出的论据是当时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对巴顿的诸多军事行动都采取了拖延和抵触的措施，将重要物资装备和汽油分给蒙哥马利，却不给巴顿。由此推测巴顿的上司出于嫉贤妒能或者为了阻止巴顿把他们的无能和渎职捅出来，最后痛下杀手。

《目标巴顿》一书却提出了另一个令人震惊的说法，美国战略情报局OSS（CIA的前身）才是策划谋杀巴顿的真正幕后主谋，而主导整个事件的就是OSS的创始人比尔·多诺凡（Bill Donovan），国际情报界称他为“疯狂的比尔”。[24]

书中提到了刺杀巴顿的一名知情人名叫巴扎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扎塔给盟军当过间谍，是一名神枪手，他自称是当事人之一。1945年4月，欧洲战事快要结束的某一天，多诺凡约巴扎塔见面，说有一个任务“事关某种复杂的美国利益”，“需要你敢作敢为的爱国品质”。这个任务就是谋杀巴顿。多诺凡指示巴扎塔，行动时须自己找帮手，没有哪个机构会认账，更没有官方的支持。巴扎塔心里盘算，如果不接受这项任务，他确信自己会被干掉。1945年秋季，他跟多诺凡签了谋杀巴顿的合同，报酬是1万美元。多诺凡声称：“我是从上头接受命令的，很多人都希望办成这件事。”[25]

1945年12月9日上午，巴顿和随员乘坐他的凯迪拉克专车行进在一条两车道的公路上。那是一个星期天，路上车辆不多，道路笔直，视野可达半英里远。车祸发生时巴顿正在眺望窗外的景色。此时，对面车道上开来一辆军用卡车，在离巴顿的车不到6米时突然以接近90度的急转弯直撞过来，卡车车身一下横到凯迪拉克前面。司机只来得及踩了一下刹车，同时试图把车向左打，但已来不及了，凯迪拉克一头撞上了卡车。巴顿被从后座甩到前座，从鼻梁到头顶的一道裂口血流如注。巴顿说他脖子很痛，接着又说：“我喘不过气来。帮我活动活动手指头。”当天中午12点30分，急救车载着重伤的巴顿，向距离最近的位于海德堡的第130驻地医院疾驰而去。[26]

巴顿好几天生命垂危，医护人员日夜抢救。这么重的伤，他居然恢复得挺快。医生说出现了奇迹，家人和部属脸上的愁云也慢慢散开。到车祸之后第10天，12月18日，巴顿的伤情进一步稳定，他准备回美国过圣诞节了。12月19日，就在巴顿动身的前一天，他的病情忽然恶化，出现了血栓。极短时间内他的病情急转直下。12月21日下午，巴顿去世。尸体没有解剖。

书中透露，谋杀计划并不打算让巴顿死于车祸，而是使用药物。在医院里用“可以引起血栓、心脏衰竭之类的氰化物提炼药剂”结果巴顿的性命。药剂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只用一点点，就可以在“18到48小时之内”夺命。[27]

在巴顿车祸事件中，所有跟巴顿车祸有关的记录，如官方的事故报告，目击人的证词等记录都失踪了。巴顿的凯迪拉克车，事后没有做任何事故记录和检验，就被草草拖走，从此没了下落。如果假设是苏联方面下手在医院里毒死了巴顿，但要系统销毁只有美国军方掌管的所有相关档案资料，恐非易事。

曾经有人向巴顿透露风声说，“自己人”要出手伤害他。巴顿当时回答说：“来吧，他们跑得快，才能追得上我。”巴顿可能隐约预感有人准备谋害他，因为他曾在一个月内经历了三次离奇的车祸。

如果主谋是CIA的创始人比尔·多诺凡，也着实令人费解。作为美国战略情报体系的创始人，他曾经被美国总统杜鲁门高度评价为“一个对美国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况且多诺凡和巴顿并无私人过节。他为什么要谋杀巴顿呢？在这本书里并没有给出真正的答案。

到底谁是比尔·多诺凡？他谋杀巴顿的真正动机究竟是什么呢？

「多诺凡的来历[28]」

多诺凡1883年1月1日出生于纽约州的水牛城，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在法学院的一个同窗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1903年至1908年间在哥伦比亚法学院读书的时候一位名教授对他青睐有加，此教授即为著名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哈兰·斯通（Harlan F. Stone）。

哈兰·斯通教授特别赏识的学生中，除了多诺凡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后来美国FBI的头目埃德加·胡佛（John Edgar Hoover）。胡佛也不是等闲之辈。当时作为美国的总检察官，哈兰·斯通任命了胡佛作为FBI的首任局长，这个消息震惊了华盛顿。胡佛从1924年担任FBI的第一任局长，一直当到1972年去世，在位时间长达48年之久，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和令人生畏的情报部门头子。

多诺凡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遇到的另一位“贵人”是杰克森·雷洛兹教授（Jackson E. Reynolds）。此人后来成为了纽约第一国家银行的总裁，是摩根财团系的悍将，正是靠他力挺，多诺凡才坐上了美国战略情报局OSS的头把交椅。

多诺凡的社交名录上皆为显贵，其中有一位著名的美女演员艾琳娜·罗宾森（Eleanor Robson），她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纽约的代理奥古斯特·贝尔蒙特的儿媳。

多诺凡在纽约州的水牛城开了一个律师事务所，结识了罗斯·罗姆赛。罗斯·罗姆赛出身赫赫有名的富豪家族，她的父亲德格斯特·罗姆赛和叔叔布朗森曾经在水牛城拥有43平方英里的土地，在1890年的时候，他们家族的资产就超过了1000万美元。罗斯·罗姆赛的母亲也是豪门富家女，祖上曾经拥有上千的奴隶，可能是在美国历史上拥有奴隶最多的奴隶主。几经波折，罗斯·罗姆赛最后还是嫁给了多诺凡。

多诺凡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华尔街朋友的提携下，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往欧洲参加“战争救助团”。当时同受基金会派遣执掌此项目的同事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后来成为美国第31届总统。

美国加入“一战”之后，多诺凡曾经亲上前线，并光荣负伤。战功表里记录他曾经在1918年10月15日，俘虏过德国的一个机枪班。多诺凡因此被授予“国会荣誉勋章”。他的勇敢事迹被美国媒体广为传播，并受到众位华尔街银行家的赏识。1919年和1920年多诺凡曾肩负华尔街的秘密使命到过中国和西伯利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JP摩根成立了海外商业公司，准备发行20亿美元的债券，为战后的欧洲融资。1920年2月摩根以20万美元的薪酬邀请多诺凡再次到欧洲进行秘密访问，主要目的在于获得欧洲债券市场的秘密情报。将此重任付与多诺凡，是看中他既有欧洲战场的经历，又在欧洲生活多年，广结人脉，积下了自己的情报网络。正是在此番欧洲之行中，多诺凡在德国巴伐利亚的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遇到了希特勒，并且和希特勒长谈了一夜。他认为希特勒是个“有趣的谈话者”。

1922年多诺凡被任命为纽约区的律师，1924年他应前哥伦比亚法学院教授哈兰·斯通召请到了华盛顿。多诺凡见到老师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希望撤掉埃德加·胡佛的FBI局长。斯通既是多诺凡的保护人，也是胡佛的靠山，因此多诺凡并没有如愿以偿。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多诺凡跟胡佛之间显然存在过节，这也可能是CIA和FBI在后期合作中，始终磕磕绊绊的原因之一。

1924年到1928年间，多诺凡成了后来胡佛总统的亲密伙伴。胡佛建议柯立芝总统任命多诺凡全权负责胡佛大坝的组织和协调工作。当胡佛平步青云步上政坛时，多诺凡作为最高级的策略顾问，忠心服务了4年。胡佛在竞选总统的过程中甚至邀请多诺凡成为他的竞选搭档，但因多诺凡是天主教徒，胡佛担心和他搭档竞选会失去很大一部分非天主教徒的选票，几经考虑后放弃了多诺凡。胡佛总统竞选成功入主白宫后，自然犒赏功臣。而作为主要竞选团队核心成员的多诺凡竟然没有获得内阁中的一个位置。郁闷之余，多诺凡准备退出华盛顿的政治圈。

1936年到1937年，多诺凡在德国纳粹政府的朋友邀请他参观西班牙内战的进展情况。在西班牙他碰到了“剑桥五杰”中的金·菲尔比。

1937年，由于纳粹吞并捷克，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捷克的贷款产生负面冲击，罗家在维也纳的银行遭遇了麻烦。多诺凡正好在纳粹内部圈子里有颇多人脉关系。于是罗斯柴尔德请多诺凡出面，去打探纳粹政府内部消息。帮了这个忙，多诺凡跟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深和巩固。

「OSS——“Oh So Social”[29]」

1940年5月29日，曾和多诺凡在1915年“欧洲救助团”共事的威廉·史蒂芬森来到了纽约，他带来了曾是欧洲旧相识，时任英国情报部门官员的布林克·豪将军的一封信，信中建议美国尽快建立战略情报部门。

多诺凡带着这封信找到了华尔街的朋友和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同学——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游说。罗斯福于是命令多诺凡到伦敦去筹建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尽管是所谓的秘密行动，但是很多美国媒体都在猜测多诺凡伦敦之行是肩负着罗斯福总统的秘密使命。多诺凡还顺道到东南欧去了解德国占领下的土地的情况，尽管德国方面知道他肩负着筹建美国间谍机构的使命，却并没找他任何麻烦，其中内因是德国并不想招惹美国。

多诺凡欧洲归来，把他了解到的情报递交给罗斯福总统。1942年6月13日，罗斯福总统正式任命多诺凡为OSS的局长。从此，多诺凡被罗斯福称为是“我的一条秘密的腿”，主要帮助罗斯福执行秘密计划。

在多诺凡领导下的美国战略情报局OSS中，JP摩根的儿子尼尔斯是负责财务的大掌柜，梅隆家族的保罗任要职，他的小舅子戴维·布鲁斯执掌伦敦OSS分支，后来出任美国驻法国大使。“美联储的总设计师”沃伯格家族的保罗·沃伯格的儿子杰姆斯·沃伯格是多诺凡的私人助理。范德比尔特、杜邦和莱恩家族都不甘落后，纷纷把家族成员安排进入了OSS担任重要职务。难怪有人称OSS为“Oh So Social”（“全是关系户”）。从人脉关系来看，美国战略情报局简直就是国际银行家的社交圈子，主要服务对象是洛克菲勒、摩根、罗斯柴尔德、沃伯格、范德比尔特、梅隆、杜邦和莱恩等重量级的富豪金融家族。

情报和金融永远是一家人。

「谋杀巴顿的动机」

当了解多诺凡和OSS的人脉关系之后，我们再回到《目标巴顿》这本书。如果多诺凡与巴顿并没有私仇，那么多诺凡声称，“我是从上头接受命令的，很多人都希望办成这件事”，这个“上头”究竟是谁呢？是他的名义领导美国总统呢，还是他的实质“上头”并有“很多人”的国际银行大家族呢？

巴顿是一个极端敌视苏联的将军，他持续不断地制造与苏军的摩擦，如果无法对他加以遏制的话，有可能会引发美国与苏联的军事冲突，甚至是引爆战争。此时美苏一旦交战，是完全不符合国际银行家的利益的，尤其是1945～1948年期间，正是以色列准备建国的关键时期。犹太复国主义者准备了近百年的宏图大业在此一举。

通过“一战”，奥斯曼帝国轰然倒下，巴勒斯坦地区终于得以重新分离出来；通过“二战”，大批犹太移民已经到达巴勒斯坦。当纳粹德国彻底灰飞烟灭，英法还在战争废墟中喘息，美国出于金权的压力，苏联难耐对原子弹的渴望，各大国出于不同的原因在以色列建国问题上刚刚出现百年难遇的共识，如果任由在美国拥有强大声望、丰沛人脉和军队死忠的巴顿胡来，使得美苏交恶甚至开战，犹太复国的百年梦想将会复杂化，甚至可能彻底而永远地被断送，这一代价是无论如何无法承受的。别说一个巴顿，就是十个巴顿，在这样的节骨眼上胆敢出来搅局，都是绝对无法容忍的！

一小撮精英决策人物的目光，深邃冷峻，投射向他们信仰的共同终极目标。道路上出现的任何障碍和干扰，都将被瞬间铲除。

「参考资料」

[1] Roland Perry，The Fifth Man（London：Pan Books，1994），Pxv-xlii．

[2] Ibid，P36-37．

[3] Ibid，P37-38．

[4] Ibid，P45．

[5] Ibid，P43．

[6] Letter from Vivtor Rothschild to Keynes，Keynes Papers．

[7] Roland Perry，The Fifth Man（London：Pan Books，1994），P43．

[8] 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版，P275．

[9] Ibid，P277．

[10] Roland Perry，The Fifth Man（London：Pan Books，1994），P47．

[11] Ibid，P49．

[12] Ibid，P89-90．

[13] Ibid，P77．

[14] Ibid，P79-80．

[15] Ibid，P95．

[16] Ibid，P113．

[17] Ibid，P116-117．

[18] Ibid，P117．

[19] Ibid，P118．

[20] Paul R. Mendes-Flohr，Jehuda Reinharz，The Jew in the modern world：a documentary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1995）．

[21] Roland Perry，The Fifth Man（London：Pan Books，1994），P176．

[22] Ibid，P152-155．

[23] Ibid，P365．

[24] Robert Wilcox，Target Batton（US：Regnery Publishing，Inc. 2008），P25．

[25] Ibid，P92-99．

[26] Ibid，P20，167-170．

[27] Ibid，P16-7，202-204．

[28] Wild Bill Donovan：The Last Hero，by Anthony Cave Brown，New York：Times Books，1982．

[29] OSS：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s First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by R. Harris Smith，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2．

第八章 统治精英与“隐形寡头”

• 韩航KAL007航班的神秘空难

• 钻石帝国与精英元首

• 罗兹会社：英国统治精英的“黄埔军校”

• “米尔纳小组”

• 米尔纳小组的德国政策基于两点核心

• “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

• 基金会：财富的隐身大法

• 心灵鸡汤们说：当你放弃越多，你就拥有越多

• “家道中落”的洛克菲勒家族

• 杠杆效应与财富控制

• 国会的调查

• 基金会、精英集团与政府

• 基金会与教育系统

• 公众意见塑造

• 世界政府：“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的奋斗目标

「本章导读」

“仅有财富是不能熄灭超级富豪的渴望和贪欲的。相反，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利用自己丰沛的财富，以及这些财富带给他们的影响力去攫取更大的权力。此种权力之盛，是早年间的暴君和专制者们连做梦都不敢想的。这是一种支配世界的权力，不仅支配世界的财富，也支配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1]

这段话非常精确地描述了国际银行家最终的“宏图大略”，那就是建立一个由“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为金字塔顶端的世界政府。这并不是一个虚幻的猜测或疯狂的臆想，而是一个经历了几代人发展演化的战略进程。

从早期英国的罗兹会社到后来美国的外交关系协会，来自英美的统治精英为了实现统治世界的战略目标，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全方位的理论探索和实际操作。

这一有组织的庞大计划的实施，离不开三权背后的金权支持。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社会，表面上是民主、自由与多元化的社会，过去的金融寡头们已经成功地被神圣的民主制度赶出了权力的殿堂。有权有势的超级富豪家族们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再无踪迹可寻。历史被改变了吗？资本主义不再为少数权力集团服务了吗？国际银行家果真主动放弃了至高无上的权柄，归隐山林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了吗？

人性其实是不会改变的，贪婪与控制的欲望从人类诞生之初直到现代社会，从来就没有改变，在可以想像的未来，也不会改变。改变的仅仅是贪婪和控制的形式。从商业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从金融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再到当今的所谓多元资本主义，少数权势集团对社会大多数人的统治，其本质从未改变，只不过今天的统治手段和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直接的、可见的、赤裸裸的金融寡头们躲到了幕后，代之而起的就是新兴和庞大的基金会体系，它们已成为当今西方世界统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它们的控制者仍然是从前的金权家族们。

「韩航KAL007航班的神秘空难」

1983年8月31日凌晨，苏联库页岛防空雷达屏幕上，一架身份不明的大型飞机正闯进远东洲际导弹发射基地的防空识别区上空，两架苏联防空SU-15战斗机奉命紧急升空拦截。5分钟后苏军飞行员向基地请求行动指示，基地司令官发出“击毁入侵飞机”的命令。当日世界各通讯社都发出消息，韩航KAL007航班的波音747客机在库页岛上空被苏军飞机击落，客机上269人全部罹难。这一消息立刻震惊了全球，成为冷战时期最严重的事件之一。

美国方面的声明指出，8月31日凌晨，由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Anchorage）飞往汉城的KAL007班机，误入苏联堪察加半岛和库页岛领空，这是机械故障的意外，而并非人为的故意安排，因此无人能够预知并及时阻止。结果凌晨3时27分，KAL007在库页岛上空被苏空军以导弹击落，全机26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一幸存。当时美国总统里根将这一事件斥之为对手无寸铁平民的冷血屠杀暴行，不可原谅，应受到国际制裁与谴责。与之相反，苏联方面指出KAL007号入侵其领空，有预谋地执行间谍任务，试图刺探堪察加半岛和库页岛上的军事设施，因此苏军只有奉命将其击落，以捍卫国家安全，这是被迫做出的一种适当的自卫行动，所以并不应该受到不适当的误解和有目的的谴责。

20多年以来，围绕着韩航KAL007航班神秘空难的争论一直没有间断过，其中最具震撼力的说法就是，1992年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的特工人员从苏联获得的绝密内部情报指出：KAL007航班在遭受空对空导弹袭击后，并未立即爆炸，而是继续飞行了大约12分钟，最后成功地迫降在库页岛或者邻近海域。在韩航KAL007号班机迫降后，苏联当局将机上乘客分散转移到莫斯科附近卢比扬卡监狱和远东弗兰格尔收容所。1996年1月15日韩国电视台也披露了相似的内幕，该节目中指出KAL007号没有坠毁，机上大部分幸存者仍被关在俄罗斯两个收容所内。该日韩国KBS电视台公布了一份中情局的绝密文件，在这份长达38页的文件中，中情局断言，韩航KAL007号班机遭到苏联空军战机以导弹攻击后成功地迫降海上，机上人员大多幸免于难，但下落不明。[2]

在KAL007航班上的269位乘客中，有一位非常特殊的人物，他就是美国众议员劳伦斯·巴顿·麦克唐纳（Lawrence Patton McDonald）。这位麦克唐纳议员正是美国“二战”名将巴顿的表弟。无独有偶，这两位表兄弟都有一个最突出的共同之处，那就是坚决反对所谓“新世界秩序”（New Wrold Order）的理念，反对一切以“国际主义”和“全球化”名义摧毁国家主权的图谋，并且都在美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麦克唐纳准备代表民主党参加1988年总统大选。当时在美国，麦克唐纳可算是抨击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和三边委员会“声音最大”和破坏力最强的政治家。

KAL007航班事件后，麦克唐纳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对美国社会影响重大的福音教派主要领袖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的基本理念与麦克唐纳同气连枝，同属美国右翼类别。他对KAL007航班空难的本能反应就是：“在我脑海里真正困扰的问题是，苏联击落KAL007航班造成了269人的死亡，而他们的主要目标正是麦克唐纳。”[3]就像谋杀巴顿将军的猜测一样，苏联人果真是元凶吗？也许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

以麦克唐纳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属于美国传统的右派集团。他们的基本理念是维护美国宪法和立国精神，支持《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坚信个人自由和民主制度，反对政府过度干预公民权利，主张彻底的市场经济，对于一切超越主权的国际势力持坚定的反对态度。这一派势力在美国拥有着强大的民意基础，特别是美国独立战争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传承，使他们认为人民可以拥有枪支，在政府实施暴政和独裁的情况下，人民有武装起义的权利。他们认为小政府服务于人民，而大政府则统治人民。他们对联邦政府的权力千方百计地加以限制，更不必说任由一个超越“美国主权”的“世界政府”对美国人民进行统治了。

这一政治信仰与以国际银行家的利益为核心的“全球化”和“世界政府”的大政方针存在着激烈和尖锐的冲突。

1975年11月，麦克唐纳议员向国际银行家发起了公开挑战，他在为一本名为《洛克菲勒档案》（Rockefeller File）一书的序中写道：

〖仅有财富是不能熄灭超级富豪的渴望和贪欲的。相反，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利用自己丰沛的财富，以及这些财富带给他们的影响力去攫取更大的权力。此种权力之盛，是早年间的暴君和专制者们连做梦都不敢想的。这是一种支配世界的权力，不仅支配世界的财富，也支配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

一百多年来，从约翰·D·洛克菲勒用不正当的手段建立了一个石油垄断帝国的那些日子起，关于洛克菲勒家族的书汗牛充栋足以塞满一个图书馆。我读了很多这些关于洛克菲勒的书，没有一本敢于揭露洛克菲勒的故事里最重要的那部分：洛克菲勒及其盟友过往50年来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计划用他们的经济权力去攫取政治权力，首先是控制美国，其后是控制全世界。

我在说一个阴谋吗？是的，就是这样。我确信有这样一个阴谋：这是一个具有国际规模、策划了几代人之久、本质上无可置疑的邪恶计划。

1975年11月[4]〗

当美国的主流媒体对这样的挑战漠然置之时，麦克唐纳甚至亲自拿着宣传材料站在大街上对任何有兴趣的行人大声宣讲，其执著程度已大大超越了美国政治圈的潜规则底线，到了让国际统治精英们无法容忍的程度。

更为严重的是，麦克唐纳居然准备竞选总统。在竞选演讲中，他将大讲特讲国际银行家准备控制世界的计划，千百万人将实况听到这些“刺耳”的言论。麦克唐纳拼命的劲头决不输于他那位永不认输的表哥巴顿将军，而这兄弟二人在美国人民的心目中，可谓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好汉”。他如果真的参加总统大选，天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戏剧性变化，局面极有可能失控。肯尼迪总统失控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而麦克唐纳比肯尼迪的威胁更大，他不仅有广泛的民间号召力，更借巴顿将军的虎威，获得军方大批宣誓永远效忠“美利坚合众国”国家利益的高级将领的支持，这批人对超越“美国主权”的“世界政府”的理念并不买账。更有甚者，麦克唐纳和他的同盟者甚至建立了自己的秘密情报网，以对抗CIA和FBI的势力。如果再团结“持枪有理”的广大人民群众，美国就真有可能“变色”了。

麦克唐纳所指控的“洛克菲勒及其盟友”“策划了几代人”的计划中，这些盟友究竟是谁？几代人的计划又是如何演变的？要搞明白这一切，我们必须从计划的源头说起。

「钻石帝国与精英元首」

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告诉牛津的学生们，他们所在的上等阶层在教育、艺术、法律规范、自由意志、优雅气质和自我约束方面，都拥有伟大的传统。但是，这些传统必须推广到英格兰，乃至全世界的下等阶层中，只有这样，下等阶层才可以并值得被拯救。如果英国的上等阶层不能把他们的宝贵传统推广出去，他们很快就会被规模远大于他们的下等阶层所吞没，这些传统也将被丢弃。为了避免这种可怕的后果，他们必须尽快把自己的传统输送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

罗斯金这一番“令人感动”的演讲被一个学生记录下来，他就是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在以后的30年中，罗兹一直把这份笔记珍藏在身边。[5]

“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句脍炙人口的广告宣传语背后，是全球最大的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De Beers）。该集团掌握着现今全世界40％的钻石市场，这个数字一度高达90％。

戴比尔斯的创始人塞西尔·罗兹出生于1853年，是英国政治家和著名商人，罗得西亚（Rhodesia，津巴布韦的旧称）的殖民者，罗得西亚即以他的名字命名。通过掠夺非洲南部的自然资源，罗兹取得了大量财富，死后设立了罗兹奖学金。

作为一位郊区牧师的儿子，罗兹算得上是英国殖民扩张时期单枪匹马的“英雄”。罗兹在南非靠开采钻石发了财，建立了曾控制世界钻石业90％业务的戴比尔斯钻石帝国。但他的野心远不止此，甚至英国人都认为“他不仅想让整个地球都归英国所有，更想把月球纳入英国的统治范围”。

罗兹早在1882年就尝试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从旧金山派到非洲主管钻石矿业的代理人来接近罗家。当时南非的钻石开采业正在惨烈的竞争中奄奄一息。罗兹准确地判断出，谁能先得到来自伦敦的金融支持，谁就能在钻石大战中脱颖而出。他明智地决定要傍上罗家这棵大树。终于等到1885年，在开往伦敦的轮船上，罗兹偶遇罗斯柴尔德家族另一位主管钻石开采的美国工程师，当即便许给他戴比尔斯公司总经理的职位。通过他代为引荐，两个月后，罗兹得以正式结识伦敦的罗家掌门人奈提·罗斯柴尔德。[6]

奈提非常看好戴比尔斯，先为自己买了5754股戴比尔斯公司股份，立刻成为最大股东。在罗家的鼎力支持下，罗兹的戴比尔斯小鱼吃大鱼，一口一口地把实力更强的数家钻石公司悉数吞并，最终奠定了世界钻石帝国的大业。

罗兹对罗斯柴尔德高度信任，在1888年的一次会面中，罗兹对奈提表白道：“有您在背后支持，我相信我说到的都能做成。”这种信任使两家很快成为紧密的商业战略同盟。1889年，戴比尔斯公司发行了175万英镑的公司债券，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买下17.8％。1894年，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干脆自己为戴比尔斯再发行了350万英镑的债券。

罗兹在罗家的支持和鼓励下，扩张步伐越迈越大。

戴比尔斯钻石公司在一系列成功的兼并中迅速发展壮大，它的年分红在1896年至1901年为160万英镑（每股40％），在1902年至1904年达到200万英镑。

1900年，奈提对罗兹进行了高度评价：“你已将戴比尔斯打造成一个神话。你建立了对钻石生产的垄断，又一手掌控了钻石销售市场，同时你还成功建立起一整套机制把这一商业模式延续了下去。”

罗兹和奈提在殖民主义和帝国扩张的政治理念上不谋而合，两人越来越志同道合。罗兹创建的公司，奈提都不遗余力地在资本上给予大力支持。1889年，罗兹建立大英南非公司（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时，奈提先是作为创始股东注入资本，又免费友情担任公司投资顾问。1888年6月，罗兹修改了自己的遗嘱，把原本要传给兄弟姐妹的戴比尔斯公司全部股份都赠予奈提。随附在遗嘱的信中，他嘱咐奈提这笔钱要用于建立“一个为帝国利益而选择的会社”。罗兹认定罗斯柴尔德是唯一有能力支持他实现理想的“贵人”。[7]

罗斯柴尔德的眼睛牢牢盯着戴比尔斯钻石业的巨大商业价值，而罗兹的目光则越过奈提的肩膀，看向非洲乃至全世界广袤无垠的沃土。罗兹眼里的钻石更象征着他对实现政治影响的孜孜追求。在给奈提的信中，罗兹说一定要让戴比尔斯成为“另一个东印度公司”，从非洲开始构建“最终实现理想的框架”。

「罗兹会社：英国统治精英的“黄埔军校”」

没有一个珍视自己安全的国家会允许米尔纳集团完成他们的抱负，那就是一小撮人可以在政府和政治之上驾驭如此大的权力，可以在制造公众舆论的信息渠道上施加如此大的影响，可以完全垄断有关他们所处时期的历史的撰写与传授。

————卡洛·奎格雷[8]

历史的撰写权也许是政治中的最高权力了，因为后人永远无法完全经历以前时代的生活和感受，他们对过去发生的一切只能依赖历史书籍的折射，历史材料的取舍、裁剪、编辑、评论都能极大地改变人们对事物的看法。谁能控制历史书籍的撰写权，谁就能掌握历史这面镜子的最后“成像效果”，它可以把丑展现成美，将魔鬼变成天使。历史塑造了人们的意识，历史左右着今天的判断。

克林顿的大学导师卡洛·奎格雷（Carroll Quigley）教授在他1949年所著的《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一书中提到，成立于1891年的罗兹会社将“通过宣传来统治世界”，是一个对20世纪的世界历史有着巨大影响而又鲜为人知的秘密组织。

1877年罗兹24岁在牛津念大学时写下第一份遗嘱，遗嘱中他阐述创立秘密会社的“崇高”目的：“将大英帝国的统治扩展至全世界；完善大英帝国向外扩张的体系；由英国国民对所有可资生存的地方进行殖民……将美利坚重新纳入大英帝国；统一整个帝国；在帝国议会实行殖民地代表制度，将分散的帝国成员统一起来，从而奠定永无战争，符合人类福祉的世界。”[9]

按照罗兹的设计，这一目标最好由若干相互忠诚，愿意为共同事业献身的人通过秘密结社来实现。实施的手段则是从幕后施加政治和经济影响，同时“操纵新闻、教育和宣传机构”。为实现这一目标，罗兹通过遗嘱，将他所有的财产用于在全世界建立一个为英帝国服务的、类似基督教会的、由“宣传家”组成的秘密组织——罗兹会社。

罗兹会社由3个同心圆的圈子构成。内层核心圈由罗兹本人主导，成员皆为大富大贵之辈，拥有庞大个人财产，共同秉持永葆大英帝国的理念，结成“罗兹秘密会社”（Rhodes Secret Society，1901年后被称为Milner Group，“米尔纳小组”）；第二圈是“塞西尔小组”（Cecil Bloc），由索尔兹伯里侯爵（Robert Cecil，Lord Salisbury）主导的政治圈的权势人物组成；最外圈由《历史研究》的作者阿诺德·J·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的叔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和金融家米尔纳勋爵（Lord Milner）担纲主导，成员清一色知识分子，称为“汤因比小组”（the Toynbee Group）。[10]

在罗兹会社的三个小组中，第二个小组负责影响大英帝国的教育和宣传，控制《泰晤士报》长达半个世纪，并通过奖学金对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三圆同心，相辅相成，“汤因比小组”提供意识形态的支持，“塞西尔小组”施加政治影响，“米尔纳小组”则提供财力后盾，三位一体组成影响英帝国和世界命运的秘密组织。

至1938年，罗兹会社吸纳大批富有的上层社会人士，形成了英国最有影响的政治势力。

罗兹会社的核心成员皆通过标准程序选拔成长：牛津大学最优秀的学生受甄选进入万灵学院，通过重重考验和淘汰后的“种子选手”入选“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泰晤士报》、《圆桌》杂志、外交部或殖民办公室进行历练。当然，这些人至多只能进身至第二个圈层，在学术界广泛占据要害位置，通过新闻媒体引导并影响舆论，比如大名鼎鼎的伊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就曾进入过第二圈层，《历史研究》的作者阿诺德·J·汤因比则从早年就进入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罗兹会社的策略是通过影响关键性的少数精英来制动更多人，目标瞄准社会上的精英人物。

透过以下历史事件，我们可以了解到标榜“通过宣传来统治世界”的罗兹会社是如何影响近代历史的：

〖煽动了1895年的“詹姆森突袭”（Jameson Raid）

导致1899～1902年的布尔战争

创立1906～1910年的南非联盟

1910年创建大英帝国期刊《圆桌》杂志（罗兹会社的喉舌）

长期影响牛津大学的3个学院：万灵学院（All Souls），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新学院（New College）

控制《泰晤士报》超过半个世纪

控制了1919年赴法国参加“巴黎和会”的英国代表团

是“国际联盟”的主要设计者和管理者

1919年成立和控制了“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1917～1945年主导着英国对爱尔兰、巴勒斯坦及印度的政策

影响1920～1940年对德国的绥靖政策

至今仍然控制有关从布尔战争以来大英帝国内外政策的历史资料的来源及撰写

“英联邦”的概念就是由它提出并广为宣传，从而变为现实的〗

罗兹会社在美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英帝国自治领、殖民地和前殖民地遍设分舵。声名远扬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就是罗兹会社在美国的分支。罗兹会社在英帝国的各个自治领地不定期秘密集会，统一规划部署，从幕后对政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施加影响，操控新闻、教育和宣传机构，首要目标是由英国以联邦的形式统一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国家，最终建立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实现“天下大同”。国际上流行的世界政府、世界货币、世界税收等冠以“世界”的构想基本都源于这个会社。

“塞西尔小组”的核心人物索尔兹伯里侯爵是三任首相，在位长达14年，超过英国近代史上任何一位首相。他发挥影响的方法是：第一，向政治、教育和新闻三个方向渗透；第二，招募有才干的人（主要从万灵学院），用联姻、名誉或权位把这些人与塞西尔小组联系在一起；第三，以尽可能隐蔽的方式将核心成员安置在重要的权力位置上，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11]

“塞西尔小组”其他核心成员还有：贝尔福（英国外相），利特尔顿子爵（Lyttelton，Viscount Cobham），威汉姆男爵（Wyndham，Barons Leconfield），格罗夫纳公爵（Grosvenor，Dukes of Westminster），帕尔默伯爵（Palmer，Earls of Selborne），卡文迪许公爵（Cavendish，Dukes of Devonshire），盖松－哈迪伯爵（Gathorne-Hardy，Earls of Cranbrook）。

「“米尔纳小组”」

“塞西尔小组”在1903年塞西尔家族的领导人索尔兹伯里侯爵去世以后，仍继续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它的新领导人贝尔福缺乏野心和决断，使这个组织慢慢变得松散，逐渐被“米尔纳小组”取代。米尔纳不乏野心和决断，为达成政治目标不惜牺牲自己的个人幸福和社会生活，而这是喜欢享乐的贝尔福不能接受的。米尔纳敏锐地意识到继续依靠家族关系巩固集团是不可能的，于是转向了意识形态。索尔兹伯里寻求用朋友和亲戚关系建立一个集团，玩政治游戏维护他们所喜欢的旧英格兰。而米尔纳不是个保守的人，他有自己的理想：扩张和整合英帝国的社会福利体系，这对于英国生活方式是必不可少的；进而把“展现人类最美好和最高能力的英国生活方式”推行到全世界。不过，世易时移，后来他更强调在“米尔纳小组”内部的宣传活动和理念统一。

阿诺德·汤因比的思想对“米尔纳小组”的影响有三方面：第一，英国历史代表着伟大的道德思想——思想自由的演变，最有利于英帝国的完整统一；第二，任何人最关心的应该是为国家服务的责任感和义务；第三，工薪阶层在英语社会中做社会服务工作，特别是教育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泰晤士报》是“米尔纳小组”影响精英人物的重要一环，它所针对的是有影响力的少数精英人群而非普罗大众。它和“米尔纳小组”的其他自立的分支通过紧密合作影响读者并提高每个分支的影响力。外界看来就像同一真相的不同侧面。比如，一位议员（小组成员）宣布一项政策，几乎同时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出版同一主题的研究报告，万灵学院的研究员（小组成员）出版一卷同一主题的书（通过小组有关的出版社），《泰晤士报》“社论”会以批判角度分析议员的政策但最终会赞成，同期两本出版物会在报纸的“文学副刊”（英国最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刊物）里被评审（同一评审）。“社论”和“文学副刊”的评审都是小组成员匿名写的。最后，《圆桌》一篇匿名文章强烈鼓吹同一政策。虽然每个计策和步骤只影响一部分人，但这些策略的累积效应却非常显著。如有必要，罗兹信托的秘书可以去美国对前罗兹奖学金的得主进行一系列非正式采访，同时说服一位退休的杰出政治家（比如印度前总督）在牛津万灵学院或新学院为纪念去世的学监的揭匾仪式说几句。令人好奇的“巧合”是，美国的采访和牛津揭匾演说都强调同一话题。

《圆桌》杂志的第一期在1910年11月15日出版，上面没有出版社和五篇文章作者的署名。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杂志辩解说匿名是为了更独立和自由。真正的原因要实际得多。创刊时区区几位编辑和作者多是无名小卒，如果署上名会让读者讪笑。当某些作者演变成“大人物”，编辑觉得有必要保护他们的政治声誉，于是通常的做法是为作者匿名直到他们去世，即使那时也不公布他们发表的文章。《圆桌》是罗兹会社或“米尔纳小组”的首要宣传工具。《圆桌》的编辑和作者被称为“圆桌小组”。他们的坚定信念是自由、文明和人类尊严只有通过大英帝国才能得到最好的发展。

小组成员的观点通常是一致的，最大的分歧来自这个小组最薄弱和最保守的经济领域。直到1931年以前，小组的财经观点来自罗伯特·布兰德（Robert Brand），他是朗热兄弟公司的合伙人。朗热兄弟也是“十七大国际银行家族”之一，代表19世纪末国际银行家族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繁荣的关键是银行和金融。健全的货币、平衡的预算和国际金本位，会带来经济繁荣和提高生活水平。这跟米尔纳的观点是对立的。米尔纳坚持金融应该服从于经济，经济应该服从于政治。如果基于金融原因的通缩政策造成经济或政治上的不良后果，它应该被废除。米尔纳认为，1919年由布兰德倡导，英帝国执行了12年的金融政策是灾难性的，因其造成了失业、衰退和出口的毁灭。他主张通过关税和其他壁垒把英帝国和世界隔离开，通过政府支出、资本与劳工的自我调节和社会福利来鼓励经济发展。

其实，“米尔纳小组”的观点代表着主流国际银行家对黄金与货币的思想理念发生了重大改变，黄金对政府财政支出和战争融资的限制已经不能满足银行家的需求，大规模廉价货币的思想逐渐成为新的主流。

米尔纳的观点是基于“垄断资本主义”甚至“国家资本主义”，而非布兰德提倡的过时的“金融资本主义”。这个观点在1931年后被“米尔纳小组”的大多数成员接受。同年金本位被废除，彻底证明了1919年由布兰德倡导的金融政策完全失败。结果在1931年后，“米尔纳小组”倡导由政府鼓励的垄断资本主义占了上风。事实上，米尔纳和汤因比一直都不相信经济上的个人主义。

实际上，米尔纳和布兰德的分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布兰德的意见在1919年到1931年间主导了“米尔纳小组”，而1931年后米尔纳的观点占了上风。这些事实证明，英帝国1919年到1945年间执行的财经政策和同期“米尔纳小组”的政策完全吻合。而“米尔纳小组”从“一战”后就在保守党理事会中占统治地位。可见“米尔纳小组”对英国国内政策影响之大。

1919年到1939年，“米尔纳小组”的成员在内阁中占1/5到1/3。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英国政府对德国采取“米尔纳小组”提倡的“绥靖”政策。

「“米尔纳小组”的德国政策基于两点核心[12]」

一方面，他们认为历史是正义和邪恶斗争的结果。德国人分为“普鲁士独裁者”和“好人”。如果普鲁士独裁者失去权力和影响而后者受到宽大处理，德国会永久地脱离“亚洲专制”回到“西方文明”。从框架上讲，这个理论合理，但困难重重。因为，不可能有区分“好”“坏”德国人的客观标准。事实上压倒性多数的德国人参与了“一战”，《圆桌》1918年12月刊持同样观点但是“米尔纳小组”没有记住，他们仍认为“坏”德国人1918年和皇帝一起被赶走了。德国皇帝只是其他四大权势集团的代表。德国的四大势力集团包括普鲁士军官、容克地主、政府官僚和工业巨头，为保存自己，他们抛弃了已成为负担的皇帝。他们的权力和影响依然存在，甚至更大。军队大佬能以比皇帝更直接的口气命令政府总理。总之，1918年在德国没有发生革命，“米尔纳小组”对此视而不见。布兰德应为此负主要责任，他认为，只有德国经济尽快恢复才能避免混乱和社会动荡。在传统的银行家看来，经济繁荣离不开在位的工业资本家和银行家。另外，布兰德坚信，如果对德国减轻赔款和提供信贷，旧工业集团会很快恢复经济活力。

另一方面，小组成员菲利普·科尔（Philip Kerr）倡导英国从16世纪以来惯用的权力平衡政策，即扶持欧洲大陆第二强权对抗第一强权。“米尔纳小组”从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的经验中发现，向欧洲大陆输出自主或议会制的政府是不可能的。因为法国坚持武力是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特别坚持在德国驻军以及建立由国际联盟直接领导的国际警察部队，小组和法国的隔阂加深。根据“米尔纳小组”的基督教理念，武力对道德问题无效，只能使拥有它的人腐败，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真正基础是习惯和传统。这样权力平衡有了双重目标：以妥协使德国成为可救赎的罪人，以再生的和净化的德国对抗“邪恶”的苏联，削弱民族情绪过重的法国。

而希特勒的崛起恰恰是利用了英国统治精英的误判，并看透了美国新兴权势集团试图取代英帝国的全球霸权地位的念头，和犹太国际银行家迫切渴望打垮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以获得在巴勒斯坦重新实现以色列复国大业的梦想，希特勒将这两种鼓励德国进行侵略性扩张政策的政治力量和金融扶持有机地整合起来，加速了德国的经济复苏和军事重建。可以说，希特勒在1933年到1938年，充分利用了欧美各大强权和犹太金融势力之间的勾心斗角，达成了自己的战略目的，将几大强权玩弄于股掌之间，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手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