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家之死」

1938年8月的一个清晨，一架从香港机场起飞的民航班机一路西行直往重庆而去。飞机刚刚飞到广东中山上空，机长突然发现不远处的云端钻出一架战斗机，机身侧翼涂装的日本太阳旗怵目惊心——那是一架早已埋伏好的日本战机！不一会儿，那架日本战机的侧翼又出现一架战机，紧接是第3架、第4架、第5架，民航班机上的人们立刻紧张起来，他们落进了日本人设下的空中陷阱。

机长见势不妙，猛地一拉操纵杆，一头扎向厚厚的云层，企图摆脱日军的伏击。5架日本战机立刻呈扇形队列包抄上来，机关炮喷着火舌向民航班机打去。不到一分钟，民航班机就被打得失去了飞行能力，拉着黑烟急速下坠，驾驶员所能做的只有竭尽全力将飞机迫降在水田中。

幸运的是驾驶员成功了。还活着的乘客奋力挣扎着爬出机舱，四散奔逃。其中一名乘客刚跑出两步忽然想起机舱里还有重要的公文包，立刻转身去抢。这时日本战机纷纷俯冲下来，向还活着的一切生命扫射。刚刚返回机舱的那名乘客不幸中弹而亡。

这位勇敢的乘客是一名中国银行家，他的名字叫胡笔江，交通银行的董事长。同机遇难的还有另外一位重量级的银行家，“南三行”之一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徐新六。

日本的战斗机绝不是巧遇了这架民航班机，并将其击落的。其实日本间谍早已在香港严密监控几位中国银行家的行踪，他们使用美人计从港英官员的口中获知了胡笔江、徐新六等人的航班信息，结果就是日本空军派出精锐的战斗机在香港到重庆的半途中进行拦截。

如果仅仅是为了暗算两名中国银行家，日本空军和间谍组织似乎不必如此大动干戈。事实上，日本要暗算的不仅仅是这两名银行家，而是要暗算他们肩负的重要使命！

此时，这两位银行家的提包中承载的是中国法币的命运，而货币的命运最终将会决定国家的命运。

1933年，国民政府开始实施“废两改元”，建立起“四行两局”的金融系统来统一中国混乱的货币发行。1935年11月，中国完成了币制改革，废除实行了400年的银本位制，白银被国有化，法币成为中国唯一的合法货币。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这一系列货币改革中获得了最大利益。在“四行”中，宋家控制中国银行；孔家执掌中央银行；陈家和宋家分享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则是蒋家的自留地，蒋介石和杜月笙等黑道兄弟，分享农民银行资助下的巨额鸦片利润。在“两局”中，孔家拿下了中央信托局，垄断了对外贸易和军火生意；邮政储金汇业局的大饼由各家族分享。后来成立的“中央合作金库”则是陈家的天下。外汇这一中国最稀缺的金融资源由宋家和孔家联手垄断。当然，最大的老板还是蒋介石。

当蒋介石从军事集权、政治集权发展到金融集权时，国民政府对全国经济资源的控制能力剧增。通过金融系统，四大家族垄断了几乎全部重工业、基础设施、贸易和外汇，实现了金权天下的大一统格局。外国银行势力在中国不得不由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转变，由垄断中国金融系统，演变为与四大家族分享权力。客观地说，四大家族已经具备了向日本财阀体系进化的可能性，国民政府也已经逐渐加强了对金融高边疆的控制力。

先前的中国，货币版图四分五裂；如今法币一出，一统江湖，号令天下，终结了中国货币制度的紊乱状态。而货币的统一，又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刺激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法币改革后，直至战争爆发时止的20个月内，“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汇率的稳定”[1]，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国的外贸能力，中国经济开始走出大萧条的阴影，迈入稳步增长的轨道。如果不是美国单方面掀起“白银风潮”，中国很有可能会是较早走出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国家之一。

中国币制改革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特别是对征服中国具有强烈冲动的日本军方。

日本“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大战略的基本前提就是，中国的贫弱和四分五裂。现在中国搞成了币制改革，统一了货币发行，这对日本而言，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日本自身的明治维新就是从货币统一入手，逐步完善金融高边疆，最终在本国金融的强力支持下，走上了一代人即完成了工业化的快速轨道。

美国外交人士对此深有体会，“日本军人抱有一种信念，以为中国推行的统一全国、发展经济和改进军事的方案，近几年有了进展并获得明显的成功，因此已经构成对日本安全的威胁。推迟目前所进行的摧毁那一方案的行动，只意味着以后再想去摧毁它就难于做到了”[2]。

更令日本军人恼火的是，法币居然选择了与英镑和美元挂钩，以保持币值稳定的政策，从而事实上拒绝了法币日元化的可能。这等于是货币宣战！1935年11月3日币制改革法令刚一出台，就规定了法币与英镑的固定汇率，实际上将法币纳入英镑集团。1936年5月，《中美白银协定》签订，美国以黄金购入中国7000万盎司白银，另外中国方面再以5000万盎司白银为担保借款2500万美元，并将这笔黄金和美元存入中国政府在美联储的户头，作为法币发行的准备金，并规定法币与美元的汇率为1法币兑换30美分。这个协定把法币与英镑和美元牢牢地捆绑在一起。

日本军部和关东军的一帮中佐、少佐们立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政府这样做的结果，是把中国纳入英镑和美元区，使中国跟英美力量结成命运共同体，从而将日本彻底排除出局。日本陆军省次官古庄指责中国的币制改革，“对于极有政治经济关系之邻国日本，竟毫无协议……显系放弃亲日政策，故以安定东洋势力自任之日本，断难漠视”。就连素称“鸽派”的日本外务省都表示，中国实行币制改革是“蔑视日本之立场，故亦不能承诺”，日方“将断然排击之，虽诉诸武力，亦必阻止其实现”。[3]关东军对币制改革的反应，则是直接用大炮发言。中国11月3日刚宣布币制改革方案，关东军11月15日就立刻派出步兵、坦克战车和野战重炮部队在山海关一线集结，随时准备开进关内，扩大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同时日本方面开始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大力向华北渗透，妄图把华北“满洲国”化。

日本的逻辑非常明确，中国的币制改革，事实上表明国民政府已经决心“自外”于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既然中国敬酒不吃，那就罚酒伺候！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的法币彻底倒向英美正是一个重要原因！

通过币制改革，刚刚稳定下来的中国金融体系开始摇摇欲坠。战争需要钱，现代化战争需要更多的钱。国民政府不得不用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动员国家的战争能力，说白了就是让中央银行造币局的印钞机开足马力印钞票。而维持法币币值稳定的要害在于外汇市场的汇率稳定，而真实的汇率稳定需要外汇的自由买卖。战争和通货膨胀使得民众开始大量抛出法币，抢购美元、英镑、黄金和白银，很快国民政府压箱底的那点外汇储备就要耗尽了。

1938年2月，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在华北出笼后，上海外汇市场上日伪金融势力套汇活动颇为猖獗，每日向中央银行提出购汇的数额，由以往的5万余英镑猛增至50万英镑！[4]与此同时，法币币值则一路下跌。从1938年3月到8月，1元法币兑英镑从14便士降至8便士，兑美元则从30美分降至16美分，5个月间贬值一半！

迫于巨大的抢购外汇压力，国民政府放弃了自由买卖外汇的政策，由中央银行出面管理，实行“外汇请核”制度，即各项购汇申请须经由中央银行核定后，再按法定汇价售予外汇。上海和香港变成了两个官方的外汇市场，法定汇率有价无市。

然而对买卖外汇的限制立即导致了上海外汇黑市的出现，对法币币值反而形成了更猛烈的冲击。

法币的信用已到了危急关头，要想维持法币币值，从而稳定中国抗战赖以生存的金融体系，唯一的办法就是向英美借钱。将借来的英镑和美元存到中国政府在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的户头上，同时由出资方派员建立一个“董事会”来管理这笔外汇，有计划地向中国外汇市场抛出英镑和美元，回笼法币，以此来稳定法币的币值。等战争结束金融稳定后，中国再定期偿还借来的这批英镑和美元。

这笔钱叫做外汇平准基金，管理平准基金的“董事会”，就是平准基金委员会。该委员会基本上是一个半独立的金融机构，有权独立地根据当时外汇市场行情的波动，做出干预汇市的决定。由于法币是外汇本位制，委员会操纵汇率的权力，相当于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中国的货币发行权。而且任何机构和个人，只要想弄到外汇，就必须报请委员会审批和拨付。这样，平准基金等于把以前中央银行行使的“外汇请核”审批权也抓到了自己手中。另外，中国政府的一切货币政策都必须事先提交给平准基金委员会，委员会点了头才能执行，于是这个拟议中的平准基金委员会一旦落实，俨然就会成为中国事实上的中央银行！

被日本战机击落的徐新六和胡笔江，当时被中国政府召回战时首都重庆，他们将代表中国政府前往英美借钱，张罗平准基金的事。徐新六和胡笔江也是完成这个使命最好的人选。徐新六早年留学英伦，回国后投身银行业，迅速崛起为江浙财阀的台柱之一，又长期担任国际银行家在华理事会——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人董事，与国际金融界交往密切，还是美国财长摩根索的故交好友，由他代表中国去伦敦金融城和华尔街谈平准基金的事，简直是再恰当不过了。而胡笔江身为交通银行董事长，在江浙财阀中乃是坚决的反日派，曾经因为大力资助“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上过蒋介石和日本军部的黑名单。一个抗日银行家以坚持抗战为诉求，要求国际货币合作，在国际银行家的圈子里，在西方议会和媒体中都很有说服力。这两人的组合可谓是黄金搭档。

这也正是日本人一定要置这两位中国银行家于死地的原因。一旦中英美外汇平准基金做成，中国法币币值将会稳定下来，从根本上增强中国政府对日作战的财政动员能力。而英美方面把持了平准基金，就等于把中国牢牢地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这又是妄图独霸中国的日本所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日本一定要不择手段地搅黄这件事，就算拦不住，也要竭尽全力打乱其步伐和节奏。

徐新六和胡笔江可以说是倒在了“货币抗战”的前沿阵地上。

「外汇平准基金：第二中央银行」

经过多方努力，到1939年3月，中英两国政府终于达成协议。中国方面由中国银行出资325万英镑、交通银行出资175万英镑，英国方面由汇丰银行出资300万英镑、渣打银行出资200万英镑，合计1000万英镑（约合5000万美元、10亿元法币）组成“中英平准基金”，全部英镑存入中国政府在英格兰银行的户头上，并组成“中英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来进行干预汇市、平准法币币值的操作。

但是，这1000万英镑的平准基金面对的是大规模的现代战争，战火的摧残、物资的极度匮乏、天量的通货膨胀、伪法币套取外汇的货币攻势，再加上投机商的推波助澜，1000万英镑平准基金很快就支撑不住了。1939年5月底，在平准基金开始运作后仅仅两个月，全部基金的2/3英镑子弹，就已经消耗殆尽。然而面对战争这一可怕的财富绞肉机，还有疯狂逃跑的法币资金，根本就招架不住。到7月中旬，平准基金弹尽粮绝！国民政府的外汇储备也下降到抗战爆发以来的最低点，中央银行的外汇节余仅剩2500万美元。[5]

情急之下，平准基金委员会不得不两度停售外汇，法币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大幅贬值，到1939年10月，1元法币已跌至4便士的历史新低。

此时，美国人出招了。

1939年7月，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美国顾问亚瑟·杨格通告美国大使馆：“最近三天里，平准基金的耗费异乎寻常，其中约有一半是美国运通公司和花旗银行购入的。”[6]连一贯亲美的孔祥熙也愤怒了，他在7月18日直接致电美国国务院：“外汇情势日趋严峻，平准基金所剩无几。近日所售外汇，大部分为外商购去。据所收到的报告，其中相当大的份额为美国运通公司、花旗银行和其他美商购去了。这无论如何不是友好的举措。因此，请务必尽快制止此事。”[7]孔祥熙的措辞之严厉，就差直接骂娘了。

这时站出来给中国解围的，是希特勒。

1939年9月，纳粹德国闪击波兰。同日，英法对德宣战，英镑应声贬值，法币在上海汇市随之升值。至1940年初，法币对英镑的汇价上升了80％，对美元也上升了50％。平准基金委员会趁机抛出法币回购了420万英镑，相当于以往出售总额的40％。[8]

然而好景不长，到1940年3月，情况又趋严峻。5月初，平准基金委员会再次停止了向上海汇市无限制提供外汇，法币兑英镑暴跌。两个月后，1000万英镑的中英平准基金只剩下了200万英镑，实际上已经无从发挥平准法币币值的功能了。

日本人拆台，汉奸伪政府拆台，美国人也拆台，投机商推波助澜，欧洲又爆发大战自顾不暇，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路只有一条——向美国求援。

1940年5月14日，蒋介石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哀求道：“目前日本军事进展既受打击，不宣而战之战争已演为经济战争，最近伪组织宣布在上海设立发行银行，加以欧洲局势日趋险恶，敝国币制所受之压力益形严重，以致物价上涨，汇价跌落，外汇基金如不予充实，则经济状况日趋疲软，影响所及，事业更致纷乱，万一金融崩溃，将使日人藉傀儡组织之力，统制敝国币制，敝国经济利益必遭摧残……于此紧急之时，贷我现款，以维持敝国币制。”[9]

美国还在等待“更优惠”的报价，蒋介石已然等不及了。

1940年6月，宋子文亲自出马赴美求援。此时的美国社会正是“孤立主义”当道，美国民众觉得有两大洋防护，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德国人能奈我何，何必要为中国人和欧洲人搭上自己孩子的骨头。尽管罗斯福总统高瞻远瞩，但是在民众选票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对援华一事谨慎从事。直到汪精卫伪政府成立，气焰正盛的德国人也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对日妥协，生怕中国扛不住倒向日本一边的罗斯福这才松口，同意对中国的外汇平准基金贷款。

经过反复讨价还价，中美两国终于在1941年4月，达成了有关平准基金及其管理委员会的协定。在同一天，新一期中英平准基金协定也达成了。随后，三国互相换文，将两个平准基金加以合并，由美国出资5000万美元，英国出资1000万英镑（约合4000万美元），中国出资2000万美元，合计1.1亿美元组成全新的“中美英平准基金”。[10]

新成立的基金委员会权力熏天，除了日常的外汇市场操作、平准法币汇率之外，还有权审核所有的中美贸易。不管是谁，只要在中美两国间做生意，就必须持有基金委员会核准使用外汇的证明，才可从美国订购货物运往中国。而一切中国对美国出口，必须出示已将外汇售与平准基金委员会的证明，美国政府才准其货物入关。也就是说，这个平准基金委员会，不但是中国实质上的中央银行，还是中国最高外贸管理机构！

美国人的胃口远比英国人大得多！

在这个委员会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当然是美国人。根据平准基金协定规定，美籍委员应该将委员会的一切决策和计划，随时呈报给美国财政部。必须经过美国财长或者美联储的批准，委员会才能动用基金进行投资或再放款等业务。而且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和平准基金委员会，必须将基金的使用情况定期汇报给美国财政部，供其“参考”。

再来看看这个中美英平准基金管理委员会的中国籍委员构成名单：陈光甫、席德懋和贝祖诒。陈光甫早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是江浙财阀的台柱人物，他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完全按照西方银行业的标准模式来运营，与美国财团有大量的银行业务往来，是上海美国财界精英结社“罗塔里俱乐部”的会长[11]，地道的国际银行家的圈内人，他顺理成章地出任了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洞庭席家的席德懋的正式身份是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而他真正代表的势力则是外国银行的“八国联军”。贝祖诒出身盛宣怀系的汉冶萍公司，后来加入中国银行，成为宋子文的心腹，是宋家在平准基金的代理人。

从这个委员会的构成名单上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在国际银行家领导下的、买办与官僚资本密切合作的、控制中国金融主权的核心组织。

为了扶植这个机构，美国政府甚至决定冻结所有中日两国在美的私人资金，随后英国与荷兰也相继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市场的套汇风潮，减轻了基金会的售汇压力。美国财长摩根索高度评价了平准基金的作用，称其有助于中国政府整理金融和开展对傀儡政权货币的经济战。[12]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甚至认为：“如果没有这笔贷款，重庆政府将会垮台。”[13]

然而不管是摩根索，还是詹森，都没有表达出更深的一层意思，那就是平准基金的确是个好东西，好就好在可以更深地控制中国，更好地为其所用！

「孔祥熙的美元横财」

1941年12月，就在中美英平准基金在香港开张后仅仅4个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被珍珠港事件彻底激怒的美国国会，在同仇敌忾的气氛之下，在1942年初决定对坚持抗战的中国政府提供5亿美元的巨额贷款，帮助中国提升对日作战的能力。

当年美国的货币发行量只有96亿美元，一下子就给了中国5亿美元！当时中国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0亿法币，按照官定汇率，5亿美元相当于100亿法币，也就是中国10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而且这笔贷款，一无偿还的时间限制，二无利息要求，三无附加条件，是中国外债史上绝无仅有的“三无”贷款。

对于美国人来说，这笔贷款表面上看起来是绝对赔本的买卖，但实际上却是一本万利！这5亿美元将极大地加强中国对日作战的士气和能力，中国打得越狠，太平洋前线美军伤亡人数就越小。

而华尔街早已在构思战后的世界货币的战略格局了。从货币战略的角度看，这5亿美元的“本钱”将带来四大巨额回报：第一，贷款将立竿见影地拉动美国的军事工业迅速扩大生产规模，同时带动钢铁、矿山、机械制造、运输、造船、汽车、飞机等一大批产业的振兴，摆脱经济大萧条的困境，大大改善高达18％的失业率，增强国内的消费能力；第二，贷款将使中国的货币体系彻底美元化，从而在货币发行的高度，牢牢地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第三，以此类推，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和其他地区的经济援助计划，将大大扩张美元的流通域，强化美元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整合能力；第四，美元势力扩张将最终取代英镑而奠定未来世界货币霸主地位，当世界各国争相获得美元贷款时，美元的国际储备与交易货币的地位将被确立。战后，美国将通过增发美元纸币的形式，向各国每年征收“铸币税”，而且一收就是70年！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美元货币战略的制定者，高就高在发现了“美元储备”相当于变相征税，而且是世界各国无法摆脱的、世世代代永不停歇的“超级税种”！这样一本万利的买卖，何乐而不为呢？

对于国民政府来说，5亿美元实在是一笔天大的意外之财！四大家族费了吃奶的劲，背了无数骂名，才把原本江浙财阀把持的金融权力抢到了自己手里，建成了“四行两局”的金融集权体系，结果没几年功夫，一不留神就被平准基金委员会夺了权。私下里恨得牙根痒痒，然而因为自己手里没有硬通货，人家手里有美元、英镑，有求于人，这才不得不忍气吞声。这下好了，在美联储的户头里，随时有5亿美元可供支取，为什么还要把只有1亿美元的平准基金委员会当大爷一样供着呢？

于是，在孔祥熙的主导下，成立了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立刻把这笔天量外汇的管理权抓到手上，又坐回到真正的“中央银行”的位置上。在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初，孔祥熙假模假式地委任平准基金委员会的陈光甫、席德懋等人为外汇管理委员会的委员。然而，陈光甫刚接到任命就发出了辞职信，席德懋也只是指派了一个代理人代表席家出任这个外汇管理委员会的委员，自己的屁股还是坐在平准基金委员会的办公室里。

随着大环境的改变，当华尔街的大佬们发现了“美元储备”的精髓，他们开始“抓大放小”，什么每笔中美贸易管理问题和外汇使用权限审批之类的芝麻绿豆般的小事，还不够烦的呢。于是，平准基金委员会逐渐失宠了。委员们也都不得不“与时俱进”，向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靠拢。

当孔祥熙突然发了横财，这笔钱该怎么花就成了当务之急。那么，究竟如何花才对自己最有利？

不久方案就出来了：发行1亿美金储蓄基金；发行1亿美金公债；拿出2.2亿美元从美国买黄金；用5000万美元在美采购各种物资；剩下的钱支付各种费用，包括手续费、运输费、保险费等。

所谓“美金储蓄基金”，就是由国民政府财政部从1942年4月起，拨出1亿美元存入央行充做基金。“四行两局”的储户存储时，以法币折合美元，折合率为1美元合20元法币。储蓄券面额不加限制，最小面额为10美元，期限分为1年、2年、3年3种，年利率分别为3厘、3厘半、4厘，到期按面额付给美元本息。

所谓“美金公债”，就是国民政府财政部从1942年4月起，拿出1亿美元做担保来发行国债。认购国债者以100元法币合5～6美元的折合率，掏法币买美元担保国债，从1944年起开始还本付息，分10年还清。这种债券可以自由买卖抵押，可以在公务上用作交纳保证金，还可以充做银行的准备金。

听起来很美，然而老百姓包括工商企业和银行，都被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的与民争利、发债赖账的“光荣传统”给吓怕了，到期能否照付美元本息，心里都没底。然而，1942年初，有平准基金和5亿美元大馅饼做后盾，法币币值一度坚挺，美元的黑市价与官价相差无几，套利空间也不大，所以不管是美金储蓄基金还是美金公债，一开始都应者寥寥，不得不用“劝销”、“摊销”、“搭销”的方式强行推动。“四行两局”奉命向民众“摊销”两种投资品，不论官民，凡向“四行两局”借款者，一律将贷款额的5％～20％强制转成美金储蓄券。“四行”本身也必须认购200万美元的美金储蓄券，甚至还下令各省售粮时，都必须以类似的手段向购粮者“搭销”美金储蓄券。

美金公债的命运也好不到哪去，政府的信用记录本来就不佳，抗战后连证券交易所都关门大吉，合法的公债买卖都不存在了，这会儿突然又发行一种新公债，还号称以美元来偿还本息？民众认为，央行、财政部那是组团忽悠老百姓来了。

面对这种情况，国民政府最高金融统制机构“四联总处”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把推广美金储蓄券那一套打法拿出来推销美金公债，除了“劝销”、“摊销”、“搭销”这些招数外，还强制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各自认购200万美元公债进行造势。

然而，财政部长兼央行总裁孔祥熙，却从困境中悟出了大发横财的道理。

别人不知道美金公债的底细，孔祥熙还能不知道吗？用作公债发行准备的1亿美元就存在美联储的户头上，债信根本不成问题。再说赖的账还能赖到财政部长、央行总裁的头上？而且战争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打完，只要打仗，法币肯定还会贬值，官价和黑市价的套利空间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大增加，仅这一手就不知道能赚多少钱！什么是金融？孔祥熙就是金融；什么是监管？孔祥熙就是监管！说干就干。就在大家渐渐明白过来，开始跃跃欲试购买美金公债的时候，孔祥熙却命令央行国库局，以美金公债债券售罄为借口，自1943年10月15日起停止发售。

真的都卖完了吗？据时任云南省劝储分会委员兼主任干事的陈赓雅回忆，到1943年10月份，还有整整5000万美元的美金公债没有销售出去，孔祥熙却命令终止发售，由央行业务局收购[14]。实际上，央行业务局并没有全部收购，孔祥熙自己就买下了1150万美元的美金公债！孔祥熙是用1美元折合20元法币的官价收购的这批公债，而当月美金公债的均价却是1美元折合约250元法币的水平。仅这一招，孔祥熙和他的党羽就贪墨了20亿元以上的法币！

这还不算完。干完了这一票，孔祥熙一班人胃口变得惊人得大，他还想把全部5000万美元的公债都吃下去。然而孔祥熙的权势再大，也只能暂时欺骗所有的人，或者永远蒙蔽一部分人，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永远欺骗所有的人。没有不透风的墙，孔祥熙的所作所为被舆论曝光后，朝野一片哗然！

黄炎培、傅斯年等一批国民参政会的“御史言官”们，在1945年7月的国民参政会上，联名提出对发售美金公债营私舞弊的质询案，傅斯年还搜集了一大堆孔祥熙美金公债案的原始资料和证据，打算正式提交参政会讨论，一定要玩一手“美式民主”，舍得一身剐，也要把皇亲国戚、亲美大财阀孔祥熙拉下马。

然而就在国民参政会正式开会的前夜，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陈布雷却找上门来，与傅斯年议员“恳谈”，要傅斯年“以大局为重”，不要给“友邦”和“反动分子”攻击政府的口实，要相信蒋委员长一定会秉公办理，希望能把孔祥熙案的卷宗先拿到蒋介石官邸，“委座要提前看”[15]。当然，这批卷宗最后必然是永远“失踪”了。事后，虽然孔祥熙被迫辞职下野，从此远离权力中枢，但是他并未遭到司法调查，更未受到任何刑事追究，被他贪墨的那些钱也不了了之，湮没在了历史的故纸堆中。

蒋介石摆明了就是要罩着孔祥熙，事实上，统治国民政府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哪一个身上都不干净。

早在1943年，《亚洲华尔街日报》就估计宋子文的身家有7000万美元，他在通用汽车和杜邦公司都有投资，而仅靠他出任财政部长、央行总裁、中国银行董事长等国家公职的那点薪水，显然是不可能赚到这么多钱的。美国政治作家默尔·米勒在1953年采访连任失败的杜鲁门总统时，杜鲁门大力指控是宋子文、孔祥熙一干人在计划偷偷侵吞美国政府的对华援助。杜鲁门越说越激动，最后竟不能自抑，破口大骂：“他们都是贼，个个都是该死的贼（They're thieves，every damn one of them）……他们从我们给蒋介石送去的38亿美元中偷去7.5亿。他们偷了这笔钱，而且将这笔钱投资在巴西的圣保罗，还有就在这里，纽约的房地产！”[16]

被他们贪走的美元，最终也是需要中国普通老百姓辛苦劳动创造出财富来偿还的。他们偷走的，其实并不是美国纳税人的钱，而是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这样的政府，不是“国民政府”，而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榨取国民血汗的财富压榨机！

如此的“国民政府”，早晚必被国民所抛弃！

「金融版“潜伏”」

1939年秋天的纽约，陈光甫在一家中餐馆面试了一个年轻人，只见这位小伙子儒雅中暗含着老练。他目光犀利，思维敏捷，对陈光甫的英文提问，他以英语对答如流。陈光甫暗自点头，果然是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兼货币司司长、他的老朋友白劳德亲自保举的青年才俊，当真是后生可畏。陈光甫当即拍板，聘请眼前的这位年轻人为自己的秘书，着力栽培。

这位年轻人名叫冀朝鼎，出身山西名门，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员。并不为人所知的是，他是1927年白色恐怖最盛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在党内组织关系上受周恩来的单线领导。他的弟弟，则是日后代表新中国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

在接受组织派遣赴美留学期间，通过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共产党的组织关系，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政策研究室官员、1935年加入美国共产党的爱德乐。后来，爱德乐又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实权人物白劳德。白劳德当时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的成员，看到来自中国的冀朝鼎人才难得，就引荐冀朝鼎作为研究人员进入太平洋国际学会工作。

这个太平洋国际学会可是非比寻常，它作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分支机构于1925年在檀香山成立，由中美日等太平洋沿岸地区国家的精英阶层组成。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对其提供资助，代表摩根和洛克菲勒家族利益的华尔街联盟控制着这个组织[17]。同时向这个组织提供经费的还有美孚石油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IBM、通用电气公司、《时代》杂志、J. P. 摩根、花旗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以及其他与华尔街有关系的机构。

作为这个机构的美方主要代表，财政部的实权人物、助理财长白劳德对于战后国际金融秩序的制度设计，有自己的一套见解。他认为，为了避免类似大萧条那样的悲剧再度发生，应该搞一个全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参加的国际平准基金，基金数额至少为50亿美元，由会员国按规定的份额缴纳，份额的多少根据会员国的黄金外汇储备、国际收支及国民收入等因素决定，并且基金要以这50亿美元为准备，发行独立的货币单位“尤尼它”（Unita）。每一个“尤尼它”等于10美元或含纯金137格令（1格令=0.0648克纯金），将“尤尼它”与美元和黄金挂钩，所有会员国货币都要与“尤尼它”保持固定比价，不经基金会员国3/4的投票权表决通过，会员国的货币不得贬值。另外取消外汇管制、双边结算等歧视性措施，并对会员国提供短期信贷，以解决会员国国际收支逆差问题。

这就是今天统治全球金融秩序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前身，而白劳德建议的这个国际平准基金计划，最终以“怀特计划”的名称永载国际货币金融史册。

提出了国际平准基金计划的白劳德和美国财政部，急需一块试验田来测试自己的计划到底成效如何。这时中国为了稳定自己的币值，主动于1938年8月派徐新六、胡笔江赴美洽谈建立中美平准基金的事宜；然而两位中国银行家还没来得及飞离中国本土，就被日本战机击落。亟需美国援助的国民政府在悲剧发生的第二个月就迅速委派陈光甫继续赴美谈判。

本来这是一件美国财政部求之不得的事，然而由于美国孤立主义势力的强大和中立法，又不能直接贷款给中国政府。于是熟悉美国政治气候和商业套路的陈光甫，建议美国财政部把用于促进贸易的贷款交给一家在美国注册的公司，即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用这个平台作为未来建立平准基金的过渡，而公司的记录美国政府可随时检查。这些贷款由美国缺少的中国自然资源做担保，包括桐油、锡、钨等。出口这些资源将使中国能够建立最低限度国防能力的重要工业，如卡车、汽车运输、通讯、现代采矿机器和现代加工厂等。[18]随后，陈光甫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和白劳德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谈判，终于在1938年下半年达成了第一笔2500万美元“桐油贷款”协议。

急于建立中美平准基金的白劳德和陈光甫都心知肚明，这个“桐油贷款”不过是未来建立中美平准基金的预演，白劳德需要及早向这个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安插“自己人”，陈光甫也需要一个得力的人既能应对公司的日常业务，也能保持与美国财政部的密切沟通。恰在这时，冀朝鼎出现了。而陈光甫安排给冀朝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撰写“桐油贷款”报告。[19]

而冀朝鼎能成为白劳德的“自己人”，使得白劳德推荐他扮演如此重要的一个角色，并不仅仅是因为冀朝鼎的举荐人爱德乐是白劳德的心腹，或者是冀朝鼎卓尔不凡的能力，也不仅仅是因为两人同在太平洋国际学会共事，更重要的是，白劳德本人也是“组织上的人”。1944年，白劳德代表美国政府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用自己的“怀特计划”PK掉了代表英国利益的“凯恩斯计划”后，就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以苏联间谍嫌疑的罪名给“双规”了。此后不久，打入全球资本主义大脑神经中枢，进行深度潜伏的白劳德，莫名其妙地死去了。

随着战事的深入，中国外贸路线几乎全被日本军队切断，实际上已无外贸可言。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自无存在的必要，于是陈光甫就带着冀朝鼎回国，走马上任新成立的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的主任一职。冀朝鼎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平准基金委员会的秘书长。平准基金委员会的主要委员，像陈光甫、席德懋、贝祖诒，都是身兼数职的金融界大佬，各有各的银行“堂口”，各有各的一大摊子事，对于平准基金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不可能亲力亲为，于是基金的日常运作就全部控制在了冀朝鼎的手中。而平准基金在当时几乎相当于中国事实上的中央银行，这位深度潜伏的“共谍”，真可谓是位高权重。

更匪夷所思的是，冀朝鼎不仅在平准基金委员会中呼风唤雨，不久居然又成了孔祥熙控制下的外汇管理委员会的秘书长。原来，冀朝鼎在他的位置上，敏锐地觉察到在两个委员会之间，特别是在陈光甫和孔祥熙之间，权力的天平迟早会向后者倾斜，为了潜伏到更深的位置上，他必须利用两者的矛盾，适时地调整自己的策略，转到孔祥熙的阵营中去。尽管陈光甫的才学、私德、个人魅力要远胜于孔祥熙，尽管两年多的朝夕相处，使他与陈光甫之间早已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尽管背弃陈光甫令冀朝鼎内心痛苦不堪，然而为了更大的正义，有些事，他必须要做。

在日军攻占香港后，原本在香港开门营业的平准基金不得不迁到陪都重庆，就在中央银行的大楼里办公。而平准基金工作人员包括冀朝鼎，都住在重庆北岸范庄孔祥熙大院的楼房里。冀朝鼎占据了“有利地形”，能够每天与孔祥熙接触。凭借孔、冀两大山西豪门的世交关系，冀朝鼎很快就成了孔家的常客，每周陪宋霭龄一起打桥牌，和孔祥熙亲近到称他为“老伯”。不久，他就被孔祥熙任命为外汇管理委员会的秘书长。

在孔祥熙的算盘里，冀朝鼎与平准基金委员会的美籍委员爱德乐是死党（就是那位潜伏在美国财政部的美共党员），还与美国财政部关系密切（能不密切吗？美国财政部里到处是“共谍”），在白宫也“上面有人”（怪不得麦卡锡很抓狂），待5亿美元“三无”贷款到位，正好用冀朝鼎来取代陈光甫跟美国人打交道，把陈光甫彻底踢出局。冀朝鼎同为山西老乡，还是豪门世交之后，又喝过美国洋墨水，与美国上层关系密切，业务能力也超强，这样“信得过、靠得住、用得上”的干才不用还要谁？孔祥熙哪里会想到有着如此背景的冀朝鼎会是共产党员！于是冀朝鼎很快就成为孔祥熙的心腹，赢得了孔祥熙的最高信任，以至于孔祥熙把自己没穿过的贵重西服都送给了冀朝鼎。等到1944年2月平准基金委员会一解散，冀朝鼎立刻就变成了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

到这时，冀朝鼎已经成为国民政府货币政策事实上的制定者！大权在握，冀朝鼎要出手了。

「法币破产：外汇自由化的恶果」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下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举国欢腾，中国人民以3500万生命为代价，终于赢得了这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决战。此时，对于国民政府来说，当务之急就是如何接收沦陷区，如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战时主管金融财政工作的孔祥熙，此时因为美金公债弊案已经下台，接替他出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的是宋子文。重新站在管理国家经济核心舞台上的宋子文，发现自己面对的实在是个烂摊子。

一部国民政府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先是北伐，而后“剿共”，还要跟各路地方实力派军阀混战，接着又是抗日战争，基本没有几年消停过，战争早已打得民穷财尽，政府正常的财政税收日渐萎缩，根本入不敷出。国民政府前期还能依靠江浙财阀的支持，发行公债度日。到了1935年以后，江浙财阀的金融力量基本上被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强行夺了过去，而蒋政府又多次赖账，信用极差，使得公债也日益乏人问津。抗战爆发后，不得不靠借外债过日子。然而这么大的国家，应付如此规模的一场战争，求助外援也只能是权宜之计。万般无奈之下，为了筹措军政费用，弥补财政赤字，蒋介石便更多地倾向于让国家银行垫款，从1945年之后，中央银行对政府的垫款占政府开支的比例常年高达60％以上！

中央银行也不是阿里巴巴，念动咒语就能凭空变出财富来。面对政府的欲壑难填，中央银行只剩下一招：开动机器印钞票。如今，这一招有个难记易忘而且令人似懂非懂的名字，名唤“量化宽松”。

中央银行大念其“量化宽松”的咒语，结果就是唤醒了一个名叫“通货膨胀”的魔鬼，而宋子文采取的在沦陷区以1元法币兑换200元伪币的掠夺政策，则打开了禁闭魔鬼的瓶塞子。不久，这个魔鬼将把国统区变成人间炼狱。

当初侵华日军为了稳定沦陷区的经济秩序，以贯彻其“以战养战”的策略，每攻占一地，即宣布以1元日本军票兑换1元法币，从而将法币排挤出沦陷区。当汪伪政权建立后，发行伪中储券，1元伪中储券兑换2元日本军票，实际使货币贬值一半。等到光复以后，宋子文竟然宣布以1：200的比价用法币兑换伪中储券，这就意味着沦陷区一位月薪1万元的白领，在日本人打进来后，还能维持1万元的月收入；汪伪政权成立后就只剩下了5000元钱，但日子还能过；好不容易熬到光复，通宵狂欢，第二天醒来突然发现自己的月收入就只剩下了25元钱！剩下的9975元钱到哪里去了呢？被政府强制剥夺，拿去填预算的窟窿了。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宋子文的货币政策，害得沦陷区的百姓真是哭天不应，叫地不灵。但是好在总算是光复了，不打仗了，勒紧裤腰带苦干几年日子总会好起来。然而老百姓突然又遭遇到一个更大的痛苦——通货膨胀！市面上物价一天天飞涨，原来国民党的那些接收大员们，还有后方的投机商们，发现自己手头持有的法币在沦陷区真是很值钱，荷包里的1元钱拿到沦陷区来能当200元钱用，有这便宜谁不占！一窝蜂似地跑到沦陷区来抢购物资，本来经过战争的摧残，物资供应就极度匮乏，再加上抢购风潮，物价像坐了火箭一样立刻就飙升上去了。

结果国民政府尽收沦陷区的财富，却尽失人心。

这是沦陷区，那么大后方的情况会不会好一点呢？

1942年以后，国民政府发行美金公债和黄金公债，很多百姓买了公债，本想这两批公债有美元和黄金做准备，信用不成问题，还能支援国家抗战，又能对冲通胀风险，何乐不为？就把棺材本都拿出来吃进了一些美金公债和黄金公债，满心期盼着战争胜利后能拿到属于自己的一份美元和黄金。结果，好不容易抗战胜利了，盼来的却是一纸黄金债券六折收兑、美金债券不以美金收兑的官府告示。政府居然公然打劫人民的钱包！而沦陷区的恶性通胀此时已经延烧到了全国各地，大后方市场也是一天一个价。老百姓对政府的仇恨已经暗潮涌动了。

高高在上的宋子文是不会考虑普通百姓的生活的，他的心思都花在如何通过种种敛财手段，尽快积累“硬通货”。加上前任孔祥熙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此时，宋子文手里已有大约9亿美金的外汇和黄金了。

在冀朝鼎的策划下，宋子文认为已经有足够的本钱来启动一项扭转乾坤的金融改革——外汇自由化。

本来法币的信用基础，就是外汇市场上法币与外汇的自由交易所产生的汇率稳定，这也是所谓“汇兑本位制”的要义所在。然而在抗战的特殊情况下，为了防止日伪用法币来套购外汇，再用外汇套购战略物资，国民政府冻结了法币对外汇的自由兑换。到了战后，冀朝鼎游说宋子文，继续维持外汇管制，实在不利于国家币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也不符合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的各项自由化原则。冀朝鼎坚称，中国要发展，怎能不跟国际接轨？怎能违背“布雷顿共识”的国际惯例？所以，外汇管制一定要放开，外汇市场必须要自由化！

于是，1946年2月，《中央银行管理外汇暂行办法》出台了，规定中央银行以5亿美金为准备发行法币，美元与法币的汇率从1：20贬到1：2020，黄金和外汇重新自由交易，并由央行成立平准基金随时进行市场调控，保持法币币值的稳定。

然而在通货膨胀来势凶猛的形势下，官定汇率贬得快，黑市汇率贬得更快！外汇黑市买卖仍是投机者热捧的对象，法币受到的冲击越来越大。而另一方面，法币币值的暴跌，也没有带来宋子文预想的刺激出口，增加创汇的效果。由于世界大战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中国造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出口、除了美国以外的工业化国家被打成一片废墟，对中国原料的需求也锐减，这就使得出口创汇成为空想，而中国民众切实需要的一些商品，国内产能又不能满足，以前外汇管制，国内商家想进口也不成，现在外汇自由化了，可以名正言顺地找央行批外汇买洋货，这下就一发而不可收。外汇自由化改革8个月后，央行因进口货物售出的外汇及政府其他用途结汇消耗的美金、英镑、黄金，扣除出口创汇所得，净损失达到4亿美金！央行可以运用的外汇资金一下子就减少了60％。宋子文一看不妙，连忙又将法币贬值到1美元换3350元法币，结果除了刺激通货膨胀进一步升温之外，一无所获。

经济萧条，内战失利，整个中国到处都在抛法币，抢购外汇和黄金。

此时的宋子文就像一个红了眼的赌徒，他的“得力干将”冀朝鼎不仅帮他“出主意”、“想办法”，而且执行力超级强大。宋子文在其游说下，断定外汇自由化已到了关键的“闯关阶段”，进则尽收全功，退则死无葬身之地，不仅个人信誉彻底崩溃，而且也会“断送党国的大业”。

宋部长，你看多么蓝的天啊！一直往前走，不要朝两边看，走过去，你就会融化在那蓝天里……

宋子文像被催了眠，将当年花2.2亿美金买回来的628万两黄金，在市场上狂抛，以回笼法币，他不相信如此规模的黄金抛售压不住法币暴跌的势头。

结果真的没压住！

到1947年2月，宋子文已经抛售出去了330多万两黄金，而法币的官定汇率却已经跌到1美元兑换12000元法币！黑市价格就没法看了。

不得已，蒋介石亲自出马，于1947年2月16日出台《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再度禁止黄金买卖和外汇流通，央行不再出售而只购入黄金。

外汇自由化的改革彻底失败了，宋子文黯然下台，国民政府的信用垮台了。50年后，身在台湾地区的陈立夫出版回忆录，悲愤地指责宋子文错误的货币政策断送了“党国”的江山：“我们的（货币）政策，使得有钱的人民也变成没有钱了，没有钱的人，更是一无所有了……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这不是替共党铺路吗？宋（宋子文）还算什么财政专家呢？……蒋公太相信宋了，总认为宋是财经专家（所有财政问题都听宋的），其实有些事是属于常识，和专家没什么关系的……（而所有这些昏招）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坏主意。”激愤之余，陈立夫居然把他回忆录的那一节命名为“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20]

冀朝鼎的一系列货币“昏招”组合拳，难道没有引起国民党的怀疑吗？还真没有。冀朝鼎对国民政府金融政策的建议，正是因为切合了执政者的心态才得以施行的。因为这些政策本身，正是从四大家族的切身利益出发，为他们敛财而量身定制的。只要能肥了四大家族，对他们而言，冀朝鼎非但无过，而且有功。

事实上，从1947年2月宋子文外汇自由化改革失败，引发黄金抢购风潮和恶性超级通货膨胀起，国民党就已经输掉了内战。

「金圆券的最后挣扎」

恶性通货膨胀只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人民对政府纸币的彻底抛弃。法币破产的根源在于严重的财政赤字，政府支出比税收多出了10倍！印刷钞票就成了弥补赤字的主要手段，如此一来，纸币信用将很快破产。当人民不再相信纸币时，物价上涨的速度甚至比印钞票的速度还要快。1947年上半年，纸币发行增加了3倍，而米价却上涨了7倍，人民不再愿意将商品换成纸币，商业和生产由于缺乏可信的通货而陷入萎缩，从而进一步削弱了政府的税收。人们已经把纸币当作是烫手的山芋，一旦拿到手中立刻抛出，换回实物产品，因而物价飞涨，恶性通胀一发不可收拾。同时，恶性通胀导致了人民对政府信心的丧失，中下阶层更加仇视当局，骚乱与暴动此起彼伏。

而财政赤字的根源，就是蒋介石所发动的全面内战。战争消耗严重损耗了国民政府的财力，到1947年，国民政府的军事开支占财政支出的一半！战场的不断失利又加重了人民对政府纸币的怀疑。在这种恶性循环中，法币走向了最终的崩溃。

为了收拾法币残局，冀朝鼎又力主政府搞金圆券改革。既然法币已经没有信用了，必须发行新币，以重建货币信用。冀朝鼎引经据典，大讲特讲当年德国的沙赫特是如何用地租马克取代魏玛马克，从而一举扭转德国20世纪20年代的超级通胀。他说得头头是道，听得高官们频频点头。于是，1948年8月20日，蒋介石进行了号称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币制改革——金圆券改革。[21]

金圆券的核心就是以金圆为货币本位，以40％的黄金、白银、外汇和60％的国有资产为抵押，来发行“十足准备”的新货币，发行上限为20亿；停止法币流通，并以1金圆券兑换300万法币来回笼旧币；限期收兑民众的所有黄金、白银和外汇，老百姓不得私自拥有金银和外汇，违者一律没收充公。同时，人民在国外的存款必须登记申报，否则就是判刑和财产没收。

这基本上就是明火执仗地抢劫了。老百姓并不傻，听到政府又要出台新货币了，早就对政府丧失信任的人们立刻扑向他们能够买到的一切东西。

《大公报》10月7日报道：“北平市面日益恶化，抢购之风弥漫全市。米麦粮店早已十室九空，香烟黑市漫天叫价，一日数变。市民见面莫不以‘如何得了’相询。日用品等均成奇货。”

首都南京的情况也不妙。《中央日报》报道：“今天的首都，在一阵抢购风之后，市面上什么都空了……主妇们早上已经不能再从小菜场买到她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猪肉早已绝迹，鱼虾鸡鸭，也都跟着猪肉‘隐退’了起来，南京的菜市，是标准的蔬食市场，除了豪门以高价求诸黑市外，市民们都只能天然地奉行蔬食主义。”

在市场最繁荣的上海，抢购同样是民众对金圆券的回应。《海光月刊》1948年11月刊，介绍了上海抢购的景象：“刚巧是星期日，激动了上海人的抢购风潮。南京路异乎寻常得热闹起来，人头攒动，好比蚂蚁搬家，马路上只见一群群挟着一包一包货物的人。四大公司、百货商店、绸缎店以及棉布店莫不挤满了人，这些人可以说还算是有剩余购买力的。一般小户人家，则竞向粮食、酱园、柴店、南货店购买米、油、酱、糖、肥皂等日用品。一连十天光景，店家的橱窗全都抢空了。走进大小商店犹如进了冷庙，虽有观光的香客，但没有菩萨，这种局面苦坏了家无宿粮的人家。他们满街奔跑，到处排队，还是顾到了头，顾不了脚，不是愁米，就是愁菜、愁柴。号称国际商埠的上海，竟生了瘫痪病。”

蒋介石许诺的“十足准备”不过是一个骗局而已，其40％的金银外汇早已不足额，60％的有价证券只是幌子，国民政府将几家国有企业的空头股票充作准备金，连这几家企业的股票发行都无人问津，其价格却被高价计算。即便如此，信誓旦旦的20亿金圆券发行上限，旋即被突破，到年底即达到83亿；1949年1月，突破208亿；4月突破5万亿；5月达到惊人的68万亿！

各省已经纷纷脱离中央的金圆券，自己发行银元和铜元。当解放军打过长江时，国民政府的货币体系已经彻底崩溃，财政完全瘫痪，军队濒临瓦解，蒋家王朝已经穷途末路。

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后来分析说，当时最反共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

冀朝鼎参与设计的“金圆券改革”的重磅“馊主意”，终于葬送了“党国”的江山！

在彻底丧失民心之后，“党国”穷得就只剩下钱了，最后只能带着250万两黄金退到了台湾地区。

货币是一个国家的财富分配系统，在货币上动手脚，出损招，将会改变社会的财富流向，从而激化社会矛盾，破坏政府信用，丧失民心士气。货币又是国民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货币败坏将瓦解经济，瘫痪财政，摧毁贸易，颠覆市场。冀朝鼎将“与民争利”这一超级病毒，直接注射进国民党的货币血液，进而在整个经济体内循环，直接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从这一点看，冀朝鼎货币战争的杀伤力，不亚于战场上的百万雄兵！

「为什么蒋介石输掉了货币战争」

货币发行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权力，也是最隐秘和最难驾驭的权力。货币驱动着经济的车轮，货币摆布着政治的天平，货币驾驭着战争的步伐。古往今来的帝王，谁发现了货币权力的秘密，谁就占据了制胜的先机。

统一货币是巩固政权的先决条件，没有统一的货币，就没有统一的财政，就难以实现统一的政治版图，就无法建立统一的军事力量。无论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还是大清“洋务运动”的失败，货币是否统一都是成败的关键要素。毛泽东与蒋介石都认识到了统一货币的重要性，因此才会有苏区的国家银行和南京的中央银行，它们的首要职责都是掌握货币发行大权。

苏区货币与法币、金圆券最重要的区别是，货币权力究竟为谁服务。苏区货币服务于人民大众，蒋介石的货币服务于四大家族；苏区货币在实践中成长，蒋介石的货币在洋理论里衰亡；苏区货币是政权的公器，蒋介石的货币是四大家族的私权；“红军票”13天的发行与回笼，着眼的是信用，“金圆券”9个月增发3.4万倍，目的在于掠夺。

苏区货币与蒋介石的货币还有一个重要区别，这就是货币发行能否独立自主。苏区货币独立自主，蒋介石的货币仰人鼻息；苏区货币杜绝了外国资本势力的介入，蒋介石的货币却成了美英日列强争猎的肥羊；苏区货币没有外国平准基金的指手画脚，蒋介石的货币则将中央银行与外汇管理的金融主权拱手相让；苏区货币没有洋顾问委员会的评头论足，蒋介石的货币却是英美委员直接掌握审批大权。

苏区货币与蒋介石的货币另外一个不同在于，货币是否以实践为原则。苏区货币的建造者没有高深的货币金融理论功底，蒋介石的货币决策层却是满腹洋墨水；苏区货币在应付挤兑时充满变通与灵活，蒋介石的货币在外汇市场中被黄金风潮彻底打垮；苏区货币勇于尝试物价本位，以稳定物价和民心，蒋介石的货币则困守金银和证券发行准备，但反复欺骗百姓最终导致恶性通胀。

为什么蒋介石会输掉了货币战争？

这是因为他的货币权力只考虑极少数富人的福祉，蔑视和践踏大多数穷人的利益，最终结果只能是他的政权连同他的货币一起被大多数人所抛弃！

「参考文献」

[1] 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美）杨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17页

[2] 美国对外文件，1937.3卷，第545-547页

[3] 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

[4] 北华捷报，1938年4月6日

[5] 中国与1937～1945年的外援，第163页

[6] 驻华大使詹森致国务卿电（1939年7月18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9年第3卷，第684页

[7]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58页

[8] 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12～1949）第2卷，档案出版社，1991年，第1412页

[9]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0年第4卷，第691页

[10] 国务卿赫尔致驻华大使詹森电（1941年4月28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1年第5卷，第637页

[11] 上海时代，（日）松本重治著，上海世纪出版社，2010年，第90-91页

[12] 新华日报，1941年5月10、17日

[13] 宋子文传，王松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4页

[14] 我所知道的孔祥熙，文思主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45页

[15] 孔祥熙传，沈国仪著，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74页

[16] Madame Chiang Kai-shek，a Power in Husband's China and Abroad，Dies at 105，纽约时报2003年10月25日

[17] Carroll Quigley，op. cit.，p.947

[18] K. P. Chen Papers（陈光甫文件）[R].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收藏，第4页

[19] The Reminiscences of Chen Guangfu（英文口头回忆录）[A]. 中国口述史[Z].陈光甫，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特别馆藏，第109页

[20] 成败之鉴，陈立夫著，正中书局，1994年，第388-340页

[21] 中国金融通史第四卷，洪葭管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第506-507页

第八章 人民币的诞生

• 边区的财神爷

• 边区货币的艰难重生

• “物价本位”的北海币：山东根据地的金融创新

• “战略物资”与贸易战

• 人民币的横空出世

• 银元之战

• 棉布之战

• 人民币：为人民服务的货币

「本章导读」

为什么“皖南事变”之前，抗日根据地会丧失货币发行权？

为什么“物价本位”的“北海币”能够成功？

为什么人民币能够战胜恶性通货膨胀？

为什么中国一定要尽快偿还苏联的外债？

早在抗战时期，根据地就开始了以“物资储备”发行货币的金融创新，这种货币在完全没有金银外汇做储备的情况下，保持了币值和物价的稳定，这在当时世界普遍采用以黄金储备来发行货币的情况下，堪称惊世骇俗。中国共产党的货币实践远比西方的货币理论更前卫。更为重要的是，亲手实践干出来的感觉和纸面上的理论探讨，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

著名金融学者张宇燕曾这样评价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货币实践：“我们不无惊奇地发现，尽管规模和复杂性有所不同，今天人们谈论的美元霸权、欧元创立与欧元区扩展、金融自由化、货币战争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昔日边区政府尤其是银行行长都遇到过、讨论过并漂亮地处理过了。如果说今天之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来自货币金融领域，那么数十年前根据地共产党人那一段勇于实践、积累经验、利用规律、科学总结的精彩历史，或许能够告诉我们许多东西。这其中特别包括那些诸如铸币税理论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流通域’理论和通货膨胀理论。”

人民币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中国货币的完全统一。人民币之所以能够稳定币值，恶性通货膨胀之所以能够得到有效遏制，除了措施得力的主观原因之外，客观因素就是中国经济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四大平衡：预算收支平衡，断了通货膨胀的根；货币出纳平衡，固了币值稳定的源；物资供求平衡，抄了投机势力的底；外汇进出平衡，绝了货币恐慌的路。

人民币不与任何外币挂钩，从根本上杜绝了外国资本势力染指中国金融体系的可能性。完全独立自主发行的人民币，牢牢地守护着中国的金融高边疆。

「边区的财神爷」

1941年初的冬夜，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南汉宸，正匆匆走在去延安杨家岭的路上。一个小时以前，他刚接到毛泽东的紧急通知，便火速赶来。遥望前面杨家岭窑洞的灯光，在寒夜中感觉分外温暖。

大家简单寒暄后，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边区的困难情况。从1940年开始，日本加强了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国民党政府与八路军、新四军之间的摩擦不断。1941年1月，终于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

之后，蒋介石政府断绝了对边区的财政拨款和援助。同时，对边区采取“封锁”和“围困”政策，禁止货物出入边区，号称“一斤棉花、一尺布也不许进边区”。而边区从1940年起不断发生严重灾荒，造成30年不遇的农业衰退。边区财政极度困难，可以说军政人员没饭吃，没衣穿，没被盖，没纸用，到了一贫如洗的地步。

毛泽东对南汉宸说，形势非常严峻，蒋委员长不给我们开饭，我们揭不开锅了。可是我们又不能跳崖，不能解散，只能自己动手。

面对边区的经济困境，毛泽东怎么会想到了南汉宸呢？

因为南汉宸有丰富的革命经历和广泛的人脉。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初，他担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时，协助省主席杨虎城拯救陕西大旱后的经济危机，把陕西各方面整理得井井有条，财政收入养活了政府人员和5万西北军。中央决定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厅长，做“能为无米之炊的巧媳妇”，解决边区四五万军政人员的穿衣吃饭问题。

南汉宸临危受命，当起了边区的大管家。

南汉宸的当务之急就是找粮食，没有饭吃的军队不仅打不了仗，连生存都成问题。情况的确相当严重，粮食局仓库已被刮得露出了地皮，管理员小心翼翼地从地上拾起一颗颗米粒，才凑齐了一盆，为中央来的首长做了一顿年夜饭。

经过仔细调查，南汉宸找到了问题的症结。

抗战初期，边区脱产干部和军队规模小，外来的援助多，政府实施休养生息与让利于民的政策，几乎不向农民征收粮食。但随着军政人员增加，马匹数量上升，需要的粮草越来越多，但边区政府仍不愿向百姓征粮，才造成1941年的困难局面。

南汉宸认为，如果政府财政总是强调量入为出，而不从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一味强调“仁政”，那就成了“宋襄公之仁”。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边区老百姓应该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政府要向老百姓征收粮食，是因为历史要求政府为人民做更多的事，要为打败侵略者进行必要的物质准备，那种片面的“仁政”观在战争年代是行不通的。1940年本来需要14万石粮食，却只征了9万石，差额还要临时抱佛脚向老百姓两次借粮，一次购粮，百姓反而觉得不堪其扰。

南汉宸详细算了一笔账，得出结论：在休养生息政策下，一方面农民负担很轻，1940年征收的9万石粮食，只是年产量的6％左右，而在国民政府管辖下，四川农民的负担是边区的10倍！另一方面，农民手中是有粮食的。他在正月里走访的农家中有不少都在包饺子，和红军到达陕北前，十户中有九户人家没有隔夜粮的情况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经过深思熟虑后，南汉宸果断地决定，1941年征收公粮20万石，公草2600万斤，并且向农民声明，以前的借粮一律归还，第二年不再借。[1]

随后，财政厅出面组织了大批党校学员和工作人员到各县宣传，向群众讲清道理，让他们明白：要有军队，才能保家卫国；要有军粮，才能有军队。边区是中国最光明最幸福的地区，而边区人民的幸福是共产党军队创造的，也是靠军队来保护的。军队要保护人民，人民要供给军队；没有粮食，军队就无法生存。

通过宣传，征收粮草工作得到了百姓的谅解和支持，收足的粮草基本保障了边区的供给，使边区渡过了迫在眉睫的难关。后来，南汉宸考虑到土地革命后，农民贫富相差不大的情况，提出以各户实际收获量为依据的农业累进税制，使大部分农民负担农业税，多的多出，少的少出，公平合理，人人为抗战做出贡献。

粮食问题得到缓解，但棉布等日用必需品仍十分缺乏，只能从边区外运进来，而国民党又搞封锁卡脖子。南汉宸苦苦思考对策，他认为只有找到外面需要的物资，通过贸易才能打破封锁。通过调查研究，他发现陕北有三宝：食盐、毛皮和甘草，但是甘草体轻占地方，搬运起来很麻烦；毛皮产量有限，边区自己还不够用。于是，食盐成了唯一的选择。

当时，陕北的食盐具备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抗战以来，海盐为日军控制，无法运过来，而临近的其他产盐区产量逐年减少。陕北产盐区的地位不断上升，成为西北地区主要食盐的供应地。有了食盐这样的战略物资，边区就占据了贸易的制高点。

为了解决盐场技术落后、产量低和运销条件差等问题，边区财政厅专门设立盐务局，负责食盐的生产和运输。盐务局组织军队参加打盐生产以提高产量；以合理的价格统一收购军队和百姓打的盐；鼓励百姓运盐，运盐户运费收入不交公粮，还可分得卖盐利润；财政厅拨款整修运盐道路，沿途设立客栈，解决路上的食宿和水草等问题。这些措施，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群众为了运盐赚钱，连大年初一都不肯歇。

国民党对边区运出来的盐，先是堵截，后来实在堵不住，又利用运输分散的弱点，让运盐户互相压价。针对国民党的阴谋，边区盐务局实行统购统销，先把运盐户的盐统一收购，等待时机再进行推销。当盐务局听说周围的产盐区都被日军占领后，马上把食盐价格涨了一倍，开始国民党当局还死撑着，不久盐务局就得到了准确情报，国民党当局的食盐库存快见底了，就不动声色等待他们上门。过了20多天，阎锡山方面就主动上门求购，几天后，西安胡宗南方面也憋不住了。

就这样，政府的运盐计划顺利完成，有力地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保证了边区的物资供给。

为了沟通边区和国统区的贸易，南汉宸还找到西安的帮会龙头。南汉宸早年参加革命，为了发动群众，曾经广交三教九流，在帮会中资格很老。此时他到西安，当地龙头大哥都要尊南汉宸一声前辈，听他调遣。南汉宸通过他们调动胡宗南部队里的帮会成员，把边区土特产送到西安出售，然后购买药品、布匹等边区急需的物资，解决了边区的燃眉之急。

除了掌握战略物资和打通贸易渠道，南汉宸和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提议独立发行边区货币，掌握货币发行权，以自己的货币来扶持贸易和经济发展，使边区度过了财政困难。

1941年边区赤字超过500万元，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42年实现盈余1000多万。从没有学过经济学的南汉宸，就是靠着实践中得来的经验和调查研究，成功地做了一回边区的“能为无米之炊的巧媳妇”，挽救了边区经济。

「边区货币的艰难重生」

敌后的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战线。我们的货币政策，也是发展生产与对敌战争的重要武器。[2]

————邓小平

1939年春天，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接到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来函，严词质问边区政府为何发行面额1元的法币辅币和光华商店代价券，并强行流通。

林伯渠回复：“查陕甘宁边区政府辖境内法币信用甚高，流通亦畅，唯零星辅币万分缺乏，影响物价之提高，有碍小民生活。经当地商会、农会等向边区政府请求，准许光华商店发行二分、五分、一角之代价券。原系暂时权宜便民之计，而其流通范围只限陕甘宁边区。发行以来，因准备充足，深得人民信仰，并无武装部队强迫行使事情。尊座听得报告，完全与事实不符。”[3]

当时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是边区的法定货币，正如林伯渠所说，法币信用甚高，流通顺畅，而边区只是发行了区区面额1元或更低的小钞辅币光华商店代价券，既没有在边区强制使用，也没有流通到国统区，怎么会让堂堂的国民政府的孔部长如此大动肝火呢？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迫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战的压力，和共产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的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国民党管辖的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从国民党政府领取军饷。

国民党出钱资助当年的死对头红军，这笔生意亏了本，就一定要在其他地方找回来，控制边区的金融系统就成了最好的目标。根据国共两党签订的关于边区不设银行的协议，国民党发行的法币被定为边区唯一合法的货币，边区银行没有对外公开业务，只是充当政府的出纳员，领取国民党发给八路军的军饷，并维护法币的流通。

这样边区政府就失去了货币发行权！

没有货币发行权，就好像一个人，自己没有造血的功能，全靠输血保持身体机能正常运行。国民党随时可以掐断货币供应，让边区陷入经济危机。

玩钱出身的孔祥熙哪能不懂其中的奥秘。可是国民党供给边区的法币，都是1元以上的主币，对于日常生活来说，面额太大，当年的3元法币在重庆可以摆一桌像样的酒席了。边区缺乏辅币流通，老百姓不得已用邮票代替辅币。边区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多次交涉都没有结果，才从1938年6月开始，以边区银行所属的合作社——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辅币代价券。

让孔祥熙恼火和害怕的不是边区发行的小额钞票，而是边区暗中发行自己的货币，试图恢复造血功能，想独立于国民党法币之外而自成体系。孔祥熙深知当年为了统一法币，从经济上消除军阀割据，他们花了多大的代价。因此一旦共产党出现独立发行货币的苗头，他就一定要严加防范，查办到底。

由于林伯渠的回复合情合理，再加上国民党辖区的各省地方银行，也已经印发小额辅币券，孔祥熙最后也难以“严办”，只得让这场“光华券风波”不了了之。

1935～1939年，重庆政府的法币币值还相对稳定，通货膨胀较为温和，但随着战争的持续，物资消耗巨大，外国援助受阻，财政赤字开始大幅ì升。重庆政府为了填补赤字窟窿，只能开动印钞机，大搞“量化宽松”，结果法币随即开始剧烈贬值，通货膨胀的恶魔开始发威。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完全停止了对边区的财政拨款和援助，并实行全方位的经济封锁。同时，重庆政府启动了货币武器，将剧烈贬值的法币大量塞进边区抢购粮食和土特产，并转嫁通货膨胀。结果，延安物价飞涨，原来零售价0.1元一盒的香烟，变成100元～300元一盒；原来零售价0.05元一盒的火柴，涨至50元～100元。群众怨声载道，经济贸易萎缩，货币问题异常尖锐。

当时，南汉宸的对策就是，首先禁止法币在边区的流通，把货币发行权和贸易定价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由边区银行发行边币。这一建议在党内争议很大，一些反对的人认为边区本来就缺乏物资，如果再发行边币，岂不是物价高涨，通货膨胀严重？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代表中央表态，赞成南汉宸提出的建议。这个决定充分体现出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战略眼光，他们对金融大局的理解，一点不比财阀孔祥熙差。通货膨胀只是暂时的困难，任由法币流通于边区，才会让边区百毒缠身，永无宁日。

边币的发行，使边区恢复了造血功能；驱逐了法币，又让边区体内排毒，保证自身的新鲜血液畅通无阻。在流通中挤出法币，就为边币进入腾出了空间，扩大了边币的流通域。

1941年3月，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走马上任，他曾在清华大学经济系学习过两年。在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朱理治发现，由于边区处在经济落后的地区，过去靠拨款和外援，没有积极发展自身经济，税收很少，在短时间内不可能靠大幅提高税收来弥补因失去外援而带来的财政亏空。因此，只有以信用货币的发行为手段来克服财政危机和扩大生产。

发行边币和废除法币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被置换出来的法币，可以用来到国民党辖区采购物资，可谓“一箭双雕”。既可以减轻边区的通胀压力，又可以抛售国统区的输入物资，进一步控制边区物价的上涨。由于边区政府掌握了货币发行权，在与国民党的“货币战争”中不再毫无招架之力。

朱理治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既要发行货币刺激经济发展，又不能让货币泛滥，使已经尖锐的通胀问题失去控制。货币发行量和物价的关系到底应该如何处理呢？他认识到“商品的流通量假定不变，纸币的流通量增多了，则物价必定随着提高。依据同样的规律，市场货币流通量假定不变，商品流通量减少了，则物价必定随之提高”[4]。

因此，朱理治提出了解决通货膨胀的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多向工、农、运输业放款，推动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尽量发展信用，减少货币发行，使边币不致走到通货膨胀的境地。”[5]在保障供给和支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以稳定边币币值为主要目标，实行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

1941～1942年，边区银行把政府财政性借款的比例降低了11％，裁减部分转投到商业贸易和生产建设领域，仅支持食盐输出的贷款就接近1000万元。同时利用储蓄及政府卖盐的收入来回笼货币，减少货币流通量，控制通货膨胀。

边区货币的稳定和信用，离不开边区“对外”贸易，而贸易的增长和法币边币之间的“汇率”问题紧密相关。

在边区银行成立后不久，由于边币的信用程度不高、流通域不广，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干预边币和法币的比值，导致了“外汇”黑市的出现。朱理治认为解决“外汇”黑市的问题不能靠简单地取缔和打击。“因为在今天的外汇政策下，银行的法币只有出，没有进，黑市决不可能避免。”[6]朱理治看到了问题的本质。边币初创，法币共存，边币暂时无力全面收兑法币，这样，两者发生交易在所难免。与其行政弹压，不如市场引导。

朱理治提出了设立货币交换所的办法，来规范法币与边币交易。1941年底，边区政府建立了货币交换所，边币和法币在交换所公开挂牌交易和自由兑换，由边区银行根据市场供求来调节牌价，调剂时间和区域上的余缺，达到消灭黑市，稳定边币币值和边区金融贸易的目标。

货币交换所的建立大大方便了边币与法币的兑换，促进了边区进出口贸易的发展，特别是食盐和土特产的出口。同时对稳定边币与法币之间的比价起到了重要作用，使边区银行能够通过交换所这个平台，打击货币投机。通过使边币比价稳中有升，达到边币信用增强的效果。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使用和持有边币，边币的流通范围也越来越大，在对法币的货币斗争中渐渐占了上风。

由于控制了货币发行量和发展经济、增加物资供应，经过一年半的努力，1942年下半年，物价上涨速度开始低于货币发行增长，而且边币对法币比价也在回升，由7月的325：100，上升到12月的209：100，边区在平抑物价和稳定金融上取得了可喜成绩，边区自己的货币站稳了脚跟。

著名金融学者张宇燕这样评价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陕甘宁边区在货币金融方面的成就：

“我们不无惊奇地发现，尽管规模和复杂性有所不同，今天人们谈论的美元霸权、欧元创立与欧元区扩展、金融自由化、货币战争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昔日边区政府尤其是银行行长都遇到过、讨论过并漂亮地处理过了。如果说今天之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来自货币金融领域，那么数十年前根据地共产党人那一段勇于实践、积累经验、利用规律、科学总结的精彩历史，或许能够告诉我们许多东西。这其中特别包括那些诸如铸币税理论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流通域’理论和通货膨胀理论。”[7]

同样的货币战争，两年后在山东根据地再度上演。

「“物价本位”的北海币：山东根据地的金融创新」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天，在山东根据地，一位美国记者正在采访一位八路军干部：

美国记者：山东根据地的货币既无金银又无外汇作发行准备，为何能够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这是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八路军干部：我们有物资作发行准备。你们有40％的黄金准备金，我们有50％的物资准备量。

（美国记者不解地望着对方。）

八路军干部：我们每发行1万元货币，至少有5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升，我们就出售这些物资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反之，如果物价下降，我们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我们用这些生活必需品，来做货币的发行准备，比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优越得多。

（美国记者一边记笔记一边思索。）

八路军干部：在实现纸币制度以后，货币代表的价值决定于它的流通数量。流通量增加10倍，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物价也上升10倍。法币、伪币如此贬值，原因是他们滥发纸币。我们物价相对稳定，原因是我们适当控制货币流通数量。

美国记者：这个道理很有意思，请您再仔细讲讲。

（八路军干部跟美国记者比比划划讲了4个小时，才使他懂得了这个道理。）

美国记者：你认为美国能不能实行这样的货币制度？

八路军干部：美国现在掌握着世界2/3的黄金，还可以实现金本位制。[8]

八路军干部万万料想不到，30年后，美国也被迫放弃金本位制，也要用控制货币发行量来稳定物价，并因而使得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说成为西方显学。但他的理论要比山东根据地的货币实践晚了几十年。八路军干部接受采访时，弗里德曼还在大学读博士，是个“彻底的凯恩斯主义者”，对货币的认识还远未形成理论。

此时，中国共产党的货币实践远比西方的货币理论更前卫。更为重要的是，亲手实践干出来的感觉和纸面上的理论探讨，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这就如同大学里的MBA教授大讲企业应该如何管理，然而他的学问再大，也无法和王永庆或李嘉诚的管理实践相提并论。

改革开放以后，一度将“弗里德曼们”奉若神明，轻视自己用货币实践创造出的伟大成就，而迷失在各色西方理论的迷人光环中，完全背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最高原则，实在令人扼腕长叹！自从学了美国的货币思想，人民币的真实购买力30年来严重缩水，20世纪80年代初令人羡慕的“超级大款”万元户，现在已成为中国的“低保户”的标准。

美国记者的真实身份：经济学家。

八路军干部：薛暮桥，小学文化，“毕业”于上海监狱“大学”，山东根据地工商局局长和货币政策主持人，新中国货币制度的创立者之一。

薛暮桥到底搞出了什么样的货币，弄得美国经济学家像探索核武器机密一样，万里迢迢来到中国呢？

原来，山东根据地从1938年开始发行“北海币”作为法币的辅币，由于根据地缺乏发行纸币的经验，北海币信用一开始不及法币。

当时法币和英镑、美元挂钩，在各种政权统治区内都十分坚挺。不仅根据地掌握大量法币来保证当地的货币稳定，日伪政权也在沦陷区发行伪币，收兑法币，以换取外汇或者购买物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没收了英美在中国的金融机构，无法再利用法币套取外汇。于是他们变换手法，利用法币斗法币，把日伪控制区内的几十亿法币送到国民党统治区和抗日根据地，来套购物资。仅在1942年，流入山东根据地的法币就高达几亿元。这不仅造成大量物资流向敌占区，还导致根据地的法币数量远远超过了市场需求，法币的购买力大幅下降，与之关联的北海币也快速贬值，通货膨胀愈演愈烈。这与今天美元大量涌入中国，在大量“套购”中国产品、资源与原材料的同时，也导致人民币过度增发，从而导致人民币购买力下降和物价上涨是同样的道理。

快速通胀的结果就是，在一个传统上信奉“民以食为天”的国度里，1943年的粮食价格是1941年的25倍！

情况危急的1943年初，薛暮桥恰巧路过山东根据地去延安，被根据地领导“扣留”下来，帮助根据地对敌开展货币斗争。

当时的根据地政府不了解货币和物价的规律，允许法币和北海币同时流通，但禁止日伪政府发行的伪币。在沦陷区的黑市上，伪币高于法币。在根据地，法币高于北海币。山东根据地用行政手段强压法币的比值，宣布北海币以1：2的比例兑换法币，结果根本不起作用。

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薛暮桥提出，要稳定北海币的币值和根据地的物价，唯一的办法就是驱逐法币，使北海币成为根据地的唯一流通货币，独享货币发行大权。办法就是，用北海币排挤和收兑法币，用收兑的法币从敌占区套购物资，用这些物资来支持北海币。政府在物价上升时出售物资，回笼货币，物价自然就会下跌。

这个办法确实管用。驱逐法币后，物价的确回落，但又出现了新问题。由于北海币的数量满足不了市场流通需求，物价下降过度。而此时根据地政府不知道应该增发货币来稳定物价，反而抛售物资回笼货币，又赶上农产品收购季节，农民急着出售，结果是物价猛跌。虽然工商局马上部署增发货币，由于银行印钞力量薄弱，错过了收购农产品的时机。三者叠加的结果是，物价比停止法币时跌了一半。等到来年春荒时节，政府手里没有足够的农产品回笼“迟到”的增发货币，结果导致物价又剧烈上涨。

薛暮桥和同事们认识到在农村经济中，货币发行的季节性和物价存在着一定的客观规律：秋冬增发货币收购农产品，春天抛售农产品回笼货币，这样才能使物价基本稳定，而稳定的物价正是货币信用的标志，是衡量货币制度成功的尺度。正是在这样的货币实践中，他们创造了以物资为发行准备的货币金融创新！

薛暮桥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提到：“银行发行的货币，必须以一半交给新成立的工商局，用来收购各种农产品，随时吞吐，以此稳定物价。我们发行的货币没有用黄金、白银、外汇作储备，是用物资来作储备的。随着物价的涨落，工商局随时吞吐物资，调节货币流通数量，以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当时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金本位制，不会发生通货膨胀问题。我们这种从实践中取得的规律性的认识，可能是货币学说史上的一个新的发现。”[9]

根据地称这个货币制度为“物价本位制”，就是说“我们的货币既不是同金银保持一定联系，也不是同法币、伪钞保持一定联系。我们的本币是与物价联系，是把物价指数（不是某一种商品的指数，而是若干种重要商品的总指数）作为我们决定币值高低的标准”[10]。

完成了“驱逐法币，稳定物价”的货币斗争后，根据地着手开展贸易斗争，而根据地工商局便成了主要操盘手。

「“战略物资”与贸易战」

同南汉宸在陕甘宁边区以食盐作为“贸易战略武器”一样，山东根据地工商局把海盐、花生油这两样根据地富有而敌占区急需的战略物资，作为进行贸易斗争的主要武器。

过去政府没有统一机构来管理海盐，由盐商中间转手倒卖，剥削两头的生产商和消费者，加上政府的高盐税导致盐民偷税抗税，引起很大的矛盾。海盐由工商局专卖后，赶走中间盘剥的盐商，由工商局的盐店统一收购，同时减低盐税，鼓励老百姓加入食盐的生产和运输，并保证他们的合理收入。工商局制定了特别的销售策略，越靠近敌占区，盐价越高，在与敌占区接壤的地区，盐价提高了50％。这种梯次盐价的设计相当巧妙，既保证了根据地核心区的盐价低廉，有利于百姓的日常生活，又使得敌占区获得食盐的代价大幅提高，从而最大可能地增加根据地收入。

花生油是上海市场的必需品，工商局收购后，以私商的身份销售到上海，换回根据地需要的工业用品，包括印钞票的纸张器材和军用物资。上海的日军对花生油的来源心知肚明，但因为上海市场需要，竟也不得不暗中保护。

由于工商局采取有利的贸易政策，实行战略物资专卖，根据地对外贸易大量出超，从而有力地保证了换回根据地急需的各种商品。这样工商局对北海币的币值与物价稳定，控制起来得心应手，积极支持了货币斗争。

谁控制了战略物资，谁就控制了贸易的货币结算权。法币稳定时就用法币结算，法币贬值后又用伪币结算，伪币贬值后根据地限定物资交易必须用北海币完成，这样敌占区的商家不得不持有一定的北海币，而后来这些商家也认识到北海币比敌占区货币稳定保值，因此很乐意持有，北海币就这样深入敌占区并扎下根来。山东根据地已经发现了北海币作为敌占区的“外汇储备”，将能够有效调动敌占区的资源为我所用，这就是一种变相的“铸币税”收益，这与美国的美元国际货币战略的设计几乎同步。

如果老一辈的货币与贸易高手今天仍然健在的话，他们将毫不犹豫地以中国控制下的核心战略物资（如稀土资源）为基础，打出一套漂亮的金融组合拳。想用中国的稀土吗？可以，但条件是必须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从而增加人民币的国际储备需求，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经过货币与贸易实践，山东根据地从抵制法币、保护物资的防御战，转入了扩张北海币的流通域、套购敌占区物资的战略反攻，大大提高了根据地货币战争的作战能力，为根据地的财政收入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使山东根据地成为各个解放区中最富庶的地区，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解放战争初期，在一次财经工作会议上，薄一波见到薛暮桥时说，国民党派70万大军对山东进行重点进攻，新四军的主力部队移驻山东，山东的负担很重。山东要负担多少脱产军政人员？薛暮桥请薄一波估计一下，薄一波猜大约有70万人，薛暮桥笑答说有90万人！薄一波听后十分惊讶，他没有想到山东根据地的财政实力居然如此之强。[11]

薛暮桥在山东根据地的实践中，积累了货币发行的宝贵经验，为几年后人民币独立于金银发行，提供了重要依据。

1948年，中共开始讨论人民币发行政策，薛暮桥关于货币独立的观点受到了很大质疑。当时延安过来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根据地没有金银储备，又得不到美元英镑等强势货币的支持，如果再切断与法币的联系，不可能保持物价的稳定。

薛暮桥则以山东根据地的经验证明，货币的价值从根本上说是由货币的购买力决定的，完全可以摆脱和金银、外汇的关联。更为关键的是，一旦发生关联，根据地的经济将很容易受到敌人的影响。“有的地区（如华中），前几年虽然没有停用法币，而他们因法币不断贬值，就不断改变本币同法币之间的比价，以保持本币币值和物价的相对稳定。但是在山东和晋冀鲁豫，则在货币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停用法币，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本币市场。”[12]

1948年底，在总结过去各根据地货币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中共开始发行统一货币——人民币。人民币不规定含金量，并申明与金银脱离关系，汇率主要依据货币实际购买力而定。

当时国民党带走了国库中的全部黄金白银，如果人民币与金银挂钩，收购金银要增加货币发行，物价就会上涨，国民政府在币制改革时已经发生过类似情况。于是，共产党在人民币发行的同时，冻结金银定价，使之低于物价上涨速度，也低于国际金银价格。这是此后数十年中国金银管制政策的开端。

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吸取历史上明清和国民党政府因为掌握不了白银供应而丧失货币主权的教训，不与金银和外汇挂钩，摆脱了拥有强大金银储备的西方列强对中国货币、经济和政治上的控制。

人民币脱离金银独立发行，这是当时中国摆脱西方列强的货币控制的现实选择，体现了实事求是的重要原则。今天，在人民币与美元绑定的情况下，美元由于债务负担过重而不得不长期贬值，当面临丧失世界货币地位时，如果美元未来选择以“改进版金本位”的方式重新与黄金挂钩，以强化美元信用，由于中国的黄金储备严重偏低，则人民币的战略态势将十分不利。

人民币的未来究竟是否要与美元挂钩，还是独立自主地创造崭新的货币发行模式，这将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

「人民币的横空出世」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原来在各解放区使用的不同货币，现在都涌入了统一的解放区市场中。于是，就产生了许多“货币的烦恼”。在统一的解放区内，走出几百里甚至几十里地之外，就要换用另一种货币。

当时负责华北地区财经工作的董必武，就亲身经历了这样的麻烦。他从延安出发，来到了晋察冀根据地考察。一路上走得又饥又渴，他便与夫人、孩子停靠在路边大槐树下歇息。随身带的干粮都吃光了，警卫员跑到村中小杂货铺子里想买几个烧饼和烤红薯。谁知到了付款时，居然出了问题。

卖烧饼的接过钱来一看，不认识是哪里的钱，警卫员不得不解释这是陕甘宁解放区的边币。卖烧饼的人拿着钱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最后还是退回来说：“不行，这钱我们这里不花！”原来当地只用晋察冀解放区的货币，别的钱一概不用！

警卫员无奈，拿着钱到附近的一家公营机关商店里去换，机关商店的售货员也不给换，态度坚决地回答：“晋察冀地区只认晋察冀边币，其他的钱票都不认，我收了你的钱也是白作废，谁能干那傻事？”

这时，董必武的夫人对警卫员说：“你不用着急！我随身带着一块给孩子们用的布料，你就拿它去和人家以货换货吧！我想，用这块布料换几个烧饼是足够的！”[13]堂堂的革命元老董必武，被货币问题逼得只能用布料换烧饼充饥。

当时，解放区的金融系统各自为政，不仅货币不统一，还互相征税，搞贸易保护。有的解放区为了降低贸易逆差，甚至提高本地特产的价格，拒绝其他解放区的商品入境。

山东根据地拥有最“强势”的海盐，发行的北海币最坚挺；晋冀鲁豫的冀钞次之；西北地区因为物资最为缺乏，需要大量进口，发行的西北农币最弱。结果出现了晋冀豫抵制山东的海盐，冀南扣押冀中订购的煤炭等混乱现象。

董必武在1947年底向中央汇报时，严肃批评了各地“互相建筑关税壁垒，各区票币互相压抑抵制，商业上互相竞争，互相摩擦，忘记了对敌”。

统一解放区的财经工作，成立全解放区的银行，发行全国统一使用的货币，这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再不统一货币，等到北京解放，各路大军拿着各自的钞票，涌入北京使用，市场必然乱作一团。

要发行统一货币，有两种选择，一是借鉴苏联1947年的货币改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以新币换旧币，实行差别兑换，新旧币以1：10兑换，此时持有旧币越多贬值越大，乘机剥夺一部分人的货币财富，压缩货币流通量，达到实现货币稳定的目的。

其实，蒋介石抗战后接收沦陷区时，搞的法币以1：200收兑伪币，苏联用新币以1：10兑换旧币，都是在掠夺旧币持有人的财富。同样的道理，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相对于美元资产国际购买力不变的情况下，假如1：7的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比值突然变成了1：6，这就相当于人民币“以旧换新”，在升值的那一时刻，人民币的“新币”以6：7的比价“取代”了“旧币”，其结果必然是“旧币”持有人的财富流失！这就是人民币升值是对外“名义升值”，对内购买力实际贬值的道理。

南汉宸从保护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不适合模仿苏联的货币改革政策。

另一种选择是先合并简化各个解放区发行的货币，等物价和货币稳定后，再发行新币。同时，考虑到国民党币制改革的负面影响，要让老百姓了解，共产党实行的是统一货币，不是货币改革，与国民党搞的完全不一样。国民党的币制改革是以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为手段，来掠夺人民财富，其结果是物价飞涨，民怨鼎沸，经济走向崩溃。而货币统一，是为了简化和巩固解放区的货币制度，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商品交流，完全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宣告成立，南汉宸任总经理，并从即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人民币”。

为了在货币统一的过程中不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政府采取了“固定比价，混合流通，逐步收回，负责到底”的方针，逐步收回了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

政府根据各解放区的物价水平，规定了人民币与各解放区货币的合理比价，并停止了各地区货币的发行，要求各地银行按照规定比价逐步收回。这样，原来各自为政的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得到迅速调整。人民币的出现大大方便了市场流通。

为了消除老百姓担心手中持有的解放区的货币来不及兑换而作废的疑虑，政府保证不但对人民银行的新币负责，而且对所有解放区银行过去发行的旧币负责。以后，政府不但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发行的货币负责收回，而且对土地革命时期发行的货币、期票、公债也按合理的比价收回。充分保障了人民的利益不受损失，从而建立起人民币在社会中的信用。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政府通过银行业务、财政征收、贸易回笼等方式，陆续收回了关内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为中国的货币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功地避免了各解放区货币闹京城的乱象。

1950年，国内经济形势稳定后，开始回收东北货币。主持东北工作的高岗想搞独立，曾授意东北银行行长提出保留东北币，南汉宸当面质问高岗是何企图，高岗只得作罢。

至此，自1911年以来，中国第一次实现了全国货币的真正统一。过去近40年间，中国“货币割据”问题被彻底清除。

除了在解放区内部逐渐统一外，为了保证人民币的流通，政府吸取在根据地驱逐法币的“排毒”经验，对人民币流通域内的金圆券、外币和金银采取不同的“排毒”措施：

首先是坚决肃清法币和金圆券，这是恶性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必须坚决肃清，为人民币占领市场铺平道路。

其次是实行外汇管理。取消外国银行的货币发行权，禁止外币流通，实施外汇统一管理。外汇、外币均须存入中国银行，禁止买卖或转让，由国家银行统一经营。

再次是严禁金银流通。恶性通货膨胀造成金银在市场上计价流通，并成为金融投机的主要对象，也是人民币占领市场的主要障°。政府严禁金银流通，规定金银买卖与兑换，统一由国家银行办理，私下买卖和计价行使属于违法行为。对于人民手中的金银，以适当的价格进行收兑，逐步将金银集中到国家银行，用作国际储备。

然而，人民币刚发行时，只能解决统一全国货币的问题，还来不及解决货币的稳定问题。1949年是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的一年，财政支出猛增，不得不大量发行人民币来弥补赤字，通货膨胀难以避免。这一年中，曾多次出现程度不等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与投机势力好比火与风的关系，无风之火不足为患，而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则通货膨胀将立刻升级！对抗通货膨胀的核心工作，就是打击投机势力。

在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政府与投机势力上演了一场大规模的物价争夺战。政府在通货膨胀的阵痛中，最终搞定了投机玩家，实现了人民币和物价的稳定。

「银元之战」

1949年6月10日，上海汉口路证券大厦四周的街道上，哗啷哗啷的声音响成一片，许多人身穿长衫，手里拿着一大把银元，不断互相敲击，吸引过路行人的注意，口中还不断报出银元的价格。他们就是上海倒卖银元的“银牛”们。证券大厦是上海投机交易的中心，里里外外聚集了大投机商和小贩多达数千人。他们通过几千部电话同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的分支据点保持密切联系，操纵银元价格。

上午10点，十几辆军用大卡车飞驰而来，停在证券大厦的门口，车上跳下一个营的解放军士兵，把证券大厦包围得水泄不通。早已埋伏在大厅和所有进出通道的公安便衣也亮出身份，命令大厅所有人员就地接受检查。

六楼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摆放着50部电话和对讲机，电话线像蜘蛛网一样，密密麻麻地从门外沿着天花板延伸到屋内。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夹杂着投机筹码的暗号，不断与香港、澳门市场呼叫联络。墙上挂着的黑板，上面密密麻麻贴满了纸条，按黄金、美金、银元分类，下面用白粉水笔写着当日的买进卖出价格。一位西装革履，头发梳得溜光的中年人，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狂打电话：“今天涨得蛮好，这10天已经涨了2倍！侬放心，共产党土包子拿我们没办法，前几天他们抛出10万现洋，想压压我们的势头，结果连声音也没有听到。这里是大上海，不是延安，我们跟他们拼的是银元，不是枪，这是我们的天下。你就放心在香港享福吧。哈哈。”

话音刚落，几位公安闯了进来，命令屋里的所有人立即停止活动，那位中年投机商吓得目瞪口呆，燃着的雪茄掉在腿上也丝毫没有察觉。

从上午10时到午夜12时，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各个投机字号，并登记了所有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名单及财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听政府代表训话。集中到大厅的共2100人，除根据事先确定的名单当场扣押200多名送市人民法院外，其余人员经教育均陆续放出。

突袭证券大楼，一举获得了胜利。公安局又顺藤摸瓜，抓了一大批散兵游勇银元贩子。从此，上海再也听不到银元的哗啷声了。

这就是共产党解放上海初期，整顿经济的第一战——“银元之战”。指挥此战的，正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

从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到1949年的12年间，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发行额增加了1445亿倍，物价如脱缰野马一样飞涨。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2头牛，1945年为1条鱼，1946年为1枚鸡蛋，1947年则为1/3盒火柴，1949年5月已经买不到一粒米了。

国民政府在1949年5月份接连发行10万元、50万元、500万元、1000万元面额的金圆券，引起物价狂涨，肉每斤1200万元，油条每根100万元……有人形容金圆券贬值的情况，说吃第一碗饭是一个价格，等到吃第二碗饭时已经涨价了！

北大教授季羡林曾说，20世纪40年代后期，物价涨得很离谱，领到薪水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跑步去买米，而且跑慢了与跑快了米价都是不一样的。这还是当年大学教授的生活，更不用说普通老百姓了。费孝通20世纪40年代后期发表的《乡土中国》写得非常短。后来有人问费老，那么好的学术著作怎么不多写点。他的回答就是，因为通货膨胀，必须写完就发表，发表就领稿费，领了稿费就跑去买米。这个流程不能打乱且要尽量缩短，等一部大部头写出来，稿费早就不值钱了。

金圆券贬值造成了人民不信任纸币的心理，人们愿意使用和保存金银等硬通货。同时，长期恶性通货膨胀还形成了一股庞大的金融投机势力，金融业成为国民经济各行业中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其他产业凋敝衰落，唯有金融业畸形繁荣，机构猛增，投机活动愈演愈烈，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1948年，仅上海一地参与金银投机活动的人数就多达50余万人。

投机的狂潮加剧了通货膨胀，并从国民党统治区蔓延到解放区。而共产党因为500多万解放军的军费开支，加上全面接受蒋介石政府留下的公务人员，要解决900万军政人员的生活费，不得不靠发行人民币来解决。从1948年开始，人民币发行以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速度增加，这就使得蒋介石留下的通货膨胀不但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投机问题不解决，经济就不可能稳定，新生的政权也必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毛泽东认识到政权要稳定，必须先稳定物价，要稳定物价，必须打击以上海为中心的投机活动和势力。因此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来统一管理全国财经事务，由在陕甘宁边区和东北有丰富财经工作经验的陈云来统帅，南汉宸、薛暮桥都是中财委的精兵强将。

当时国内外的各种势力都认为，共产党没法解决经济问题。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认为，19世纪以来，没有哪一个政府能解决中国人吃饭的问题。当时上海的商界大佬荣毅仁的观点就是，共产党能打仗，军事上得100分；政治上讲统一战线，得80分；经济上只能得0分。

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天，政府就宣布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人民币与金圆券的兑换比例为1：10万，金圆券可以流通到6月5日。由于金圆券在老百姓心中形同废纸，有人甚至用来糊墙，回收工作很快就完成了。

但是人民币仍然进不了上海市场。尽管政府明令禁止金银和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但是长期生活在通货膨胀恐惧中的市民，依旧是保存钞票不如保存实物的心理。利用人们这种对纸币的恐惧心理，投机商对政府法令置若罔闻，集中投机银元，有人甚至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在他们的操纵下，上海解放后仅10天，银元涨了近2倍，并带动整个物价上涨，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米和棉跟着涨了1～2倍。这时，上海的四大私营百货公司纷纷开始用银元标价，拒收人民币。

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早上发出去，晚上几乎全部回到人民银行。人民币和政府的信用受到严重挑战。陈云意识到，人民币的主要对手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势的银元。

针对这一情况，人民政府曾采取抛售银元的办法来稳住市场。但10万银元刚一抛出，就被投机分子全部吃进，不但没有稳住市场，投机之风反而愈演愈烈。上海游资和投机分子的实力太强大了，靠抛售的办法是无法稳住市场的。1937年日本人占领上海时，也曾发生过银元投机危机。日本人想靠市场手段来打击投机，从东京运来5吨黄金，投下去之后却如泥牛入海，毫无作用。

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共运走270万两黄金、1500万银元和1500万美钞。人民政府接管中央银行时，仅剩黄金6000多两，白银3万两，银元150多万元。要想用银元抛售来压低黑市价格，有些力不从心。而上海市民手里的银元至少有200万，在打击银元投机上，政府并没有绝对优势。一旦打压不下，还可能引来全国甚至港澳的热钱围攻上海。

权衡利弊后，陈云果断动用铁腕手段查封证券交易所，严惩投机分子。不出一个月，猖狂的银元风波即被平息下去，银元彻底从市场上退出，人民币在上海开始站稳脚跟。

但是，投机商哪能如此轻易就范，银元投机失败，他们便把全部资金压到纱布和粮食上面，要在日用品上和政府决一死战。

「棉布之战」

谁能解释中国在建国初期治理通货膨胀的成就，就足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4]

————弗里德曼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仅半个月后，以上海、天津为龙头，全国物价开始猛涨。11月的物价，比7月底已经涨了2倍！人民还没伸直腰，就被通货膨胀压弯了。

这种局面，已在陈云的预料之中。一方面战争仍在进行，军费开支巨大，政府不得不靠增加货币发行来弥补军费。另一方面，在银元之战中被陈云铁腕打压的投机商不甘心失败，把赌注下在老百姓必需的日常用品上。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共产党能够没收银元，难道还能取缔粮食和纱布的买卖？如果老百姓买不到粮食，一定会找共产党闹事，到时候共产党只有乖乖地到投机商那里来买粮食和棉布。

他们哪里知道，陈云早就摸清稳定物价的关键，那就是政府掌握主要物资的数量，“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对付投机商的策略是，一方面和投机商比囤积物资，一方面在他们的资金来源上进行釜底抽薪，这就是紧缩银根！

投机商犯了胡雪岩当年的致命错误，囤积方叫板政府，但如果不掌握货币发行大权，那就是在找死！

中财委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粮食、棉花、棉布的大规模调运，并进行集中管理。陈云派当年苏区国家银行的骨干曹菊如，到东北调运粮食。他亲自嘱咐曹菊如坐镇沈阳，每天发一车皮粮食到北京，并在天坛囤放，而且必须让粮贩子看到粮囤每天都在增加，国家手里真有粮食，涨价得不偿失。他又指示当年苏区的贸易局长钱之光到上海、西安和广州等地调整各地的纱布存量，以便统一行动。

同时又采取多种办法收紧银根，一是征收税款，二是发行公债。另外命令资本家按时给工人发工资，不许停产把资金转移到投机活动中。还要求国家单位必须把现金存入国家银行，不许存入私人行庄。对私人行庄实行严格的金融管理。人民银行还推出“折实储蓄”来吸纳社会闲散资金。这样社会的游资渐渐被吸干了，而投机商还浑然不觉，继续用很高的利息拆借资金，买入粮食和纱布。

截止到11月13日，国家可以调用的粮食不下50亿斤，国营中纺公司掌握的棉纱和棉布达全国产量的一半，人民银行吸收了8000亿社会游资，投机商已经深陷重围而不自知。

这时，陈云认为稳定物价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连下12道金牌，制定了紧盯物价目标，集中物资，打击投机商的细则，为大战做最后的部署。

11月20日开始，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等大城市的国营贸易公司开始陆续出货。投机商一看又有物资放出，不管价钱多少，一窝蜂地扑上来吃进。这次国营公司在出售物资的同时，居然在逐步提高价格，向黑市价格靠拢。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难道政府也想利用涨价套利？他们没想到这是陈云使出的“引蛇出洞”之计，引诱投机商把手里的资金全部拿出来。

投机商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紧俏商品一天就能涨好几轮，不但可以应付拆借利息，更可以获得暴利。他们也顾不得多想国营公司涨价的动机，不惜一切疯狂吃进，兜里的钞票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吸干了。银行贷不到款，就借高利贷，甚至不惜每天支付50％，甚至100％的惊人利息！

11月24日，总体物价水平到达7月底的2.2倍，这正是陈云定下的物价目标，在此水平上，国家手里的物资和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相当，政府集中力量对投机商发起总攻的决战时刻来到了！

11月25日，同时在各地，国营贸易公司开始了全面抛售纱布，并不断地调低价格。

投机商开始还敢接招，继续吃进。但国营公司的物资铺天盖地而来，投机商手里的资金几下就被抽干了。这时投机商才意识到大事不妙，赶紧“割肉”抛售手中高价囤积的纱布。他们抛得越多，亏得越厉害，棉纱市场行情如雪崩一般一泻而下。

政府连续抛售10天以后，粮棉等商品价格总计猛跌了三四成。许多投机商扛不住了，纷纷破产，天津的投机商纷纷跳楼自杀。上海的私营批发商一下子倒闭了几十家，棉布投机商一共亏了250多亿元。

三个月后，陈云采用同样的战术，在粮食大战中，对负隅顽抗的投机商给予最后的致命一击，从此投机势力土崩瓦解了，在后来的50年中再也没能形成气候，直到2010年的“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

从此，物价逐步走向平稳，在中国大地横行十几年的超级通货膨胀终于被驯服了！

上海的投机商一败涂地，血本无归，哀叹道：“共产党真有能人，我们斗不过商务印书馆的那个小个子（指陈云）！”唯一让他们稍感安慰的是，他们输给了一个比他们更能精打细算，更能玩转市场的上海同乡。

对投机资本的沉重打击，把上海工商业者完全镇住了。荣毅仁表示，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粮棉之战又完全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给了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

这场粮棉之战中，政府不仅能够主动应对，而且有计划、有步骤地达到了预定目标。无论是物价总指数，还是主要商品的价格，都在预计的水平上。蒋介石解决不了的通货膨胀，美国人认为不可能平息的物价，被陈云和他的同事们，经过精确计算和严格执行，一举实现了。

著名金融家、当时担任中财委顾问的章乃器，曾经十分叹服陈云对反击投机势力时的时机拿捏：“在那紧要关头，像我们这班知识分子就难免要犯主观主义的急性病。我那时曾经一再建议早点下手，对市场施用压力。然而，财经工作的负责人（指陈云）却是那样得沉着、坚定，认为依据通货数量和物资数量的对比，时机尚未成熟，应该再多准备一些实力。同时，不妨再从市场阵地撤退若干步，以便争取主动，进行反攻。事后的实际告诉我们，这种策略是完全正确的。经济上的反攻从11月中旬开始，以五福布为例，11月13日的行市是每匹12.6万元，比较10月31日的5.5万元，已经涨起一倍多。那就是说，倘使反攻提早半个月，两匹布吸收货币回笼的能力，就抵不了半个月以后的一匹。譬如用兵，在敌人深入到达了于我绝对有利的地形之后，一师兵就可以发挥出来两师兵的力量，就有把握可以克敌制胜了。”[15]

章乃器是何等人也？1948年陈诚曾一度向蒋介石推荐章乃器出任财政部长，以挽救危局。蒋介石叹了口气说：“我是要用章乃器，可是他不为我所用！”可见章乃器的水平，更可见陈云是高手中的绝顶高手。

毛泽东认为这场物价保卫战的胜利意义重大，“不下于淮海战役”。有一次，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谈到陈云时说：“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工作很得力，凡是看准了的事情总是很有勇气去干的。”毛泽东听后回答：“过去我倒还没有看出来。”说罢，顺手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一个“能”字。薄一波问道：“你写的这个‘能’字，是否指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毛泽东点头称是。[16]

从陈云指挥整个粮棉之战来看，他兼具天才经济学家看问题一针见血的洞察力和超级交易员对细节和市场时机的掌控力，是弗里德曼和索罗斯的完美结合。

难怪曾有人说，那些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同陈云、薛暮桥、南汉宸等相比，完全不在一个级别，因为他们都没有机会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里，实际操刀验证过他们的理论。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等人注重自由市场，斯蒂格利茨强调政府计划调控。而陈云早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大计划，小自由”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既强调政府调控，又注意自由市场。

要是有陈云、薛暮桥、南汉宸这样的老将在，还会有今天中国高房价难以控制的问题存在吗？

「人民币：为人民服务的货币」

1953年，在政府完成统一财政，全国物价基本稳定的情况下，陈云提出了发行新人民币的建议。1954年底，中共中央指示“现行的人民币在计算上已失去作用，在国际观感上，对国内人民心理上影响均不好。为进一步健全和巩固我国的货币制度，整理货币流通，缩小票面额，便利计算和使用”。中央批准1955年发行新人民币，考虑到年初两个月正值节假日，因此改为3月1日起发行新币。

新人民币的出台，必须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人民币是否与黄金挂钩；第二，新旧货币如何兑换。

在世界普遍实行货币规定含金量的时代，陈云力主人民币不与黄金挂钩，不规定人民币的含金量。

为什么陈云在设立人民币含金量时顾虑重重呢？这还要扯上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丢官的事。

1951年4月30日，斯大林亲自提出，苏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撤销4月5日由苏联国家银行制定的一项关于卢布与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并给予国家银行行长和财政部长警告处分，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被降级为英国大使，原因就是葛罗米柯在汇率问题上让斯大林勃然大怒。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和周恩来先后赴莫斯科，和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谈判和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将中苏的战略同盟关系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双方争论最激烈的就是卢布与人民币汇率问题，而苏联政府在这方面做了精心准备。

苏方没有、也不想按照一般国际惯例，根据主要产品价格综合指数，来确定卢布与人民币的比值，而是采取抬高卢布压低人民币的办法。苏方首先和中国确定卢布与人民币的比值是通过美元来计算。在毛泽东谈好条约的大框架，离开苏联后，他们马上宣布提高卢布对包括美元在内的所有外币的汇率，一举把卢布的购买力提高了30％，这样大大增加了中苏贸易谈判中汇率问题的难度。中方代表很不满意，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急于得到苏联的物资和技术，只好做出让步和妥协，在不平等的条件下确定了两国货币汇率，确定卢布与人民币比价为1卢布兑换9500元人民币。

此后，中方一直想方设法改变这一汇率，采取了和苏联相同的方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据1951年2月苏联大使报告，中国政府从1950年底开始连续4次降低美元汇率，由于卢布与人民币的汇率以美元计算，美元汇率的降低直接导致卢布兑换人民币汇率的下降，即从1卢布下降到兑换人民币5720元。报告估计，根据美元计算的卢布和人民币的汇率，比按中国人民银行收购黄金的官价计算的汇率大约低20％。因此，美元在中国的汇率降低自动导致卢布对人民币汇率的降低是不正常的，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对苏联不利，特别是1951年苏中之间结算将进一步增长，情况会对苏联更加不利。

“苏联使馆建议，苏联财政部和国家银行应与中国进行谈判，以便确定按黄金价格计算卢布和人民币的比价。4月5日，苏联国家银行制定了一项关于卢布与人民币兑换率的文件，具体内容不详，但据时任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的回忆，这个文件对中国比较有利。当外交部副部长佐林把这份文件呈送代理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审定时，葛罗米柯一方面出于谨慎，不敢擅自做主，一方面以为汇率并非重大问题，不便打扰斯大林，遂将文件搁置起来。后来，中国政府和苏联使馆再次催促，佐林亦表示支持，于是，葛罗米柯未经请示斯大林，就批准了这一文件。斯大林得知此事后大为恼怒。”[17]

葛罗米柯显然没有完全理解伟大领袖斯大林的深刻用意，一朝不慎，铸成了大错。

斯大林把东欧国家纳入苏联“社会主义大家庭”时，就想好了在经济上控制他们的策略。既然东欧国家都坚持要自己独立发行货币，那么就在汇率上做文章。苏联盛产黄金，当时约占世界产量的2/5。因此，苏联故意把卢布含金量定得很高，远远超过卢布的实际购买力。在评估汇率时以对自己有利的黄金为标准，占尽汇率的便宜。东欧国家私下叫苦不迭，但谁也不敢和强硬的斯大林当面顶撞。

在中苏的谈判中，斯大林也用同样的方法对付中国，这才有了毛泽东离开苏联以后，卢布对美元的突然升值。斯大林算好了当时中国有求于苏联，不会在汇率上太强硬。

斯大林布好的局，让只有外交头脑没有经济头脑的葛罗米柯搅了，怎么会不恼羞成怒！陈云明白中国在汇率上占了便宜，如果把人民币的含金量公布出来，那就成了苏联要求重新界定汇率的靶子。

如果人民币不规定含金量，那么币值究竟以什么为依据呢？陈云认为用抗战前的法币购买力为参照系，从社会实践的观察中去评估货币价值。由于1936年法币开始推广后，全国物价基本稳定，而且市场反应良好，币值适中，因此，新人民币应该大致为1元人民币与当年1法币购买力相当。以此为基础，倒推出新旧人民币之间的收兑比价应为1：10000。

至于人民币新旧币的兑换方式，中国采取了无差异兑换原则，对于所有的人民币持有人，无论存款还是现金，一律采取统一兑换方式。其最终效果就相当于在所有货币单位上消减4个零，物价也是如此，相当于货币替换，而非货币改革，社会财富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新人民币的发行十分顺利。在新币发行的最初10天内，收回的旧币即达市场货币流通总量的80％。到6月10日全国已收回旧币流通总量98.06％。1955年6月10日，人民币新旧币的兑换工作基本结束，市场反应良好，物价基本稳定，老百姓积极支持。中国仅用了短短100天的时间，就风平浪静地实现了新币对旧币的替代，彻底消除国民党时期的通货膨胀残迹。从此，人民币开始了全新的历程。

人民币之所以能够稳定币值，恶性通货膨胀之所以能够有效遏制，除了措施得力的主观原因之外，客观因素就是中国经济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四大平衡：预算收支平衡，断了通货膨胀的根；货币出纳平衡，巩固了币值稳定的源；物资供求平衡，抄了投机势力的底；外汇进出平衡，绝了货币恐慌的路。

只有拥有完全独立的货币，才谈得上经济、政治和军事的独立自主！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通过中国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以金融手段控制中国的历史，毛泽东、陈云等人知道得比谁都清楚。中国近代一百多年里，外国资本势力、洋买办阶层、官僚地主垄断阶级形成了一张硕大无比、盘根错节、利益互锁的关系网，无论哪个军阀执政，无论哪家政府上台，都不得不依赖和借重这张关系网。他们相互勾结，相互庇护，共同盘剥人民大众。只有在1949年，中国才将这个巨大的毒瘤网络连根铲除，甚至掘地三尺，以确保永无后患。

人民币拒绝与任何外币挂钩，就是为了从金融的根子上切断外国资本势力对中国的渗透和控制，目的就是为了完全控制中国的金融高边疆，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金融战略！

建国初期，中国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制裁，只能求助于苏联的资金和技术。“按照苏方的统计，从1950年到1961年苏联向中国借款14次，总计达18.18亿卢布，其中还包括用于朝鲜战争的军事借款2亿卢布，利息是2％。在抗美援朝战争过程始终，苏联从未说明苏方提供的军火属于战争借款，而是一直声称是对中国出兵维护社会主义集团利益的补偿，是苏联应该担负的责任。但是，这一部分军火后来却被加入到中国的债务中，并且附以高额利息。”[18]

中国为了摆脱苏联的金融控制，就必须早日还清苏联的借款，在当时国力并不强盛的情况下，勒紧腰带，建立起极其严格的国家预算体制，从而保证了人民币的独立自主。到1965年，中国终于完全还清了苏联的借款。这年底，外交部长陈毅在接见日本记者时，骄傲地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

人民币的历史，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历史，独立自主的历史，实践创造奇迹的历史！

「参考文献」

[1] 开国第一任央行行长——南汉宸，邓加荣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第57页

[2] 太行区的经济建设，邓小平，解放日报，1943年

[3]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230页

[4]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

[5] 陕甘宁边区货币发行初期的通货膨胀与治理，高强

[6] 朱理治同志的金融思想及其贡献，宋林飞

[7] 实践与真知——读“朱理治金融论稿”，张宇燕

[8] 薛暮桥回忆录，薛暮桥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0页

[9] 出处同上，第166页

[10] 出处同上，第169页

[11] 出处同上，第177页

[12] 出处同上，第181页

[13] 开国第一任央行行长——南汉宸，邓加荣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第252页

[14] 不唯洋的“老海归”，杨斌，中国城乡金融报，2006年3月17日

[15] 章乃器文集上卷，章立凡著，华夏出版社，1997年，第621页

[16] 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薄一波，何立波

[17] 论1950～1953年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状况，沈志华

[18] 明清500年兴亡：五百年来谁著史，韩毓海著，九州出版社，2009年

第九章 金融高边疆与人民币国际化

• 货币战争：历史的轮回

• 人民币的困境

• 广义物价本位：人民币的另类选择

• 好货币的重要特点

• 窝囊的债权人与嚣张的债务人

• 清算中心：金融网络的“路由器”

• 人民币的全球金融网络

• 金融高边疆的基础设施隐患

• 货币“春秋战国”时代的来临

「本章导读」

当今世界，货币战争硝烟未散，远方的战鼓之声远未止歇。未来随着美国的“债务癌症”扩散，美元“周天子”的“龙体”将日益衰微，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个货币的“春秋战国”时代。货币战争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一种常态。

人民币的困境在于，外汇占款事实上已经将人民币基本上“美元化”了。汇率危机、外汇储备等问题的核心，在于人民币的货币本位的定位发生了偏差。人民币的最高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这要求人民币的发行需要做重大创新，“广义物价本位”将是一种另类的选择。在美元不断贬值的情况下，外汇储备的方式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人民币要突出重围，实施国际化战略，就应该在金融高边疆的战略下进行整体布局。人民币的国际化，并非只是将货币放出海外这样简单，人民币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是国家利益之所在，哪里就是货币当局监管的新边疆。人民币走出国门的前提条件就是：放得出、收得回、看得见、管得着。

货币本位、中央银行、金融网络、交易市场、金融机构与清算中心共同构成了金融高边疆的战略体系。建立这一体系的主要目的就是，确保货币对资源的调动强度和效率。从中央银行创造的货币源头，直至最终接受货币的客户终端；从货币流动的绵密网络，到结算的清算中心；从金融票据的交易市场，到信用评估的评级系统；从软性的金融法律制度监管，到刚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从庞大的金融机构，到高效的行业协会；从复杂的金融产品，到简单的投资理财，金融高边疆保护着货币血液从中央银行心脏，流向金融毛细血管乃至全身经济细胞的完整高效的循环系统。

「货币战争：历史的轮回」

2010年10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赫然呈现出世界“货币战争”的烽烟，仿佛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世界各国媒体立刻跟进，大幅报道“货币战争”的“战况”，各国政要、经济学家、国际组织、高端论坛纷纷杀入“战场”，西方舆论将主要“交战方”锁定为中国与美国，战争的主要武器就是货币，战争爆发的原因被判定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

一时间，“围剿”人民币汇率的呼声在西方此起彼伏，强大的舆论压力恰似乌云压顶，仿佛人民币不大幅对美元升值，则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困境断无出路，各国经济复苏也将最终受挫，贸易战将席卷全球，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悲剧将再度重现。

更有美国经济学家抛出，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都是人民币惹的祸。人民币被低估导致中国贸易顺差过大，中国人爱储蓄不爱花钱而大举购买美国国债，致使美国遭到中国廉价“热钱”的冲击，使得美国长期利率偏低，最终诱发了资产泡沫和金融危机。

以贸易不平衡为借口，以打击中国货币为突破口，继而制造中国经济的混乱，染指中国的金融体系，最终控制中国的金融高边疆，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早已反复出现。

当19世纪英国人来到富裕的中国时，他们已经成功地征服了非洲大陆20多个国家，拥有着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英联邦附属国，控制着美洲加拿大、圭亚那、牙买加、巴哈马等地区，在亚洲，统治着从印度（含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含新加坡）到缅甸的大片土地。在大英帝国全球殖民的战略方针之下，要想武力征服中国，面对4亿人口的大国，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其货币。货币体系崩溃，则金融高边疆沦陷，进而导致国家财政能力解体，政治权力瘫痪，军事力量瓦解，最终方可将中国作为其殖民地收入囊中。因此，以贸易不平等为理由，进行鸦片贸易，发动鸦片战争，其主攻方向乃是打击中国的白银货币。鸦片贸易出色地完成了对中国白银货币体系的破坏，致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国内出现“银贵钱贱”的通货紧缩，经济凋敝，生产萎缩，民众苦不堪言，社会矛盾激化，贸易常年严重逆差，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税负沉重而官逼民反。内外战争迫使清政府向列强大量负债，抵押了关税、盐税、厘税等中央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并丧失了中央银行这一金融制高点，致使贸易的定价权，铁路、航运、纺织、钢铁等洋务运动的自主权，“海防”、“塞防”等军事行动的融资权相继失守，最终使整个国家陷入半殖民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

20世纪30年代初，正当国民政府即将完成“废两改元”、银本位币制、“四行两局”和货币统一的金融集权，重夺金融高边疆之时，美国人故技重施，再度打击中国的白银货币。罗斯福单方面宣布大量收购世界白银，号称希望通过在市场购买白银的行动，推动白银价格上涨，增加中国等银本位国家的购买力，实际上就是迫使中国的货币升值，以便倾销其过剩商品，并动摇中国的货币稳定。美国的白银行动致使国际银价暴涨，被国际银价上涨所吸引，中国的白银大量“被出口”。中国并非产银大国，本来用于铸币尚需进口，此时中国的金属货币如滔滔江水奔涌流逝。1934年仅三个半月时间，白银流出已达2亿元。美国不断地收购白银，到1934年，伦敦白银市场的银价已经涨到之前的2倍！结果不出所料，白银外流，中国货币“被升值”，外贸逆差日益加剧，外国货充斥中国市场，中国出口却日益艰难。白银外流同时造成通货紧缩，银行信贷减少，利息扶摇直上，当时在上海几乎是出多高的利息也借不到钱。白银外流、银根奇缺、市场筹码不足、物价惨跌，致使工商业破产倒闭。1934年底，房价一泻千里，上海租界房价下降了90％！市场上人心浮动，银行挤兑大面积出现，银行和钱庄纷纷倒闭。最终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银本位的货币基础，转而投靠英镑和美元，以外汇汇率为基准发行法币。抗战爆发后，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只得成立外汇平准基金，将中央银行和外汇管理大权拱手交给了英美，再度丧失了金融高边疆。

这一次，美国迫使人民币升值，能够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失业危机吗？美国贸易赤字的根源，在于国际美元体系在设计上就存在着致命的先天缺陷，美国的主权信用货币不可能长期稳定地承担世界货币的职能。事实上，任何主权信用货币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世界货币主要承载着国际贸易的交易职能，如果美国贸易长期顺差，则美国必然净输出商品，全世界的美元必回流美国。如此一来，国际贸易将由于缺乏交易货币而陷于萎缩，各国经济都将出现衰退。同样，国际贸易的持续发展，客观上需要美国输出货币，输入商品，所以美国的贸易存在逆差是天生注定的，差别仅在于贸易逆差的对象而已。

因此，人民币升值不可能改变美国贸易逆差的结构性问题，只是将逆差的对象由中国向印度、墨西哥或其他国家转移而已。

人民币升值同样不可能解决美国的失业问题。人民币不要说升值20％，就是升值200％，美国领土上也绝不可能再开工生产玩具、服装、五金电器之类的产品，因为美国的平均人工成本是中国的10倍以上！

美国的决策层和金融战略家们对此当然心知肚明，高压迫使人民币升值的战略主攻方向绝不是贸易和就业！

如果历史的经验可供借鉴的话，这一次的行动与历史上的案例应该是一脉相承的。1840年大英帝国用鸦片贸易打击的是清政府的白银，1935年美国用“白银风潮”打击的是国民政府的法币，那么这一次就是美国用贸易和失业为借口发动对中国人民币的打击！

「人民币的困境」

错误的经济思想使人看不清自己的利益归属。因此，与利益相比，更危险的其实是思想。

————凯恩斯

目前的人民币与建国初期人民币的发行机制出现了明显变化。当时中国金融战略的最高原则就是独立自主，既不与苏联的卢布挂钩，也不与美国的美元挂钩，同时也不与苏联和西方控制下的黄金挂钩。其目的在于保持人民币的独立性，人民币的币值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任尔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60年之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日益融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民币的发行机制作出相应的调整乃势所必然。

然而，1994年以来，在人民币的基础货币投放中，外汇占款的比重越来越高，这就使人民币被外币（尤其是美元）左右的程度越来越大。到目前为止，外汇占款已成为人民币基础货币的主要产生方式。所谓外汇占款，说白了，就是以美元为抵押发行人民币，再经过银行系统的放大效应，中国流通的70万亿人民币中，绝大部分的“发行储备”，实际上是美元资产。现在的困境就在于，人民币已经基本被“美元化”了。

在当今信用货币体系之下，货币是否有价值，取决于创造信用的人是否守信。而目前的美国正面临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失业危机，不堪承受的高负债，18％的真实失业率，大幅贬值的房地产，严重缩水的养老金账户。7900万“婴儿潮”在未来一二十年陆续退休（其规模高达就业人口的一半），政府医疗养老开支未来的飙升，财政赤字的难以抗拒的恶化，国债私人负债的持续攀升，这一切翻译出来就是，美国人的违约将史无前例地大幅上升，而创造美元的这些白条的价值，将前所未有地下跌。违约，可以是直接与公开的，也可以是间接与隐秘的，美国正在实行的第二轮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就属于后者。

美元的实质是一种以债务为抵押所发行的货币。每一张流通美元的背后都是某人对银行系统的负债，这张纸币其实是一份债权的收据，所以每一个持有美元的人都是美元债务的债权人。

当美国以“量化宽松”这样“匪夷所思”的名称，来启动印钞机时，美联储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和金融机构持有的债券、票据来对美国巨额债务进行大规模的“货币化”。“量化宽松”无外乎两个含义，一是规模远超正常水平，从而达到稀释债务的目的；二是“被货币化”的债券质量大大降低，如早已实质破产的“两房”所发行的债券。这样一来，海量增发的美元大大稀释了美元原持有人手中债权的“含金量”，同时，新发行美元中的“资产毒素”大大上升。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之后所“量化宽松”出来的“新美元”是一种典型的劣质货币，这就是为什么黄金这种诚实的货币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的每盎司700美元，暴涨到目前1400美元的主要原因！

当这种债权“含金量”被大大稀释，并且“资产毒素”大幅超标的劣质美元涌向全世界时，全球金融秩序怎能不乱？各国又岂能坐视“劣质毒美元”的冲击？

2008年以来，“劣质毒美元”大量涌入中国，中国的银行系统将对外贸易与直接投资和其他渠道进入中国的美元结算为人民币，再将美元卖给人民银行，此时的“劣质毒美元”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而以它们为抵押发行的人民币，就是这些劣质美元债权的收据，最终被广大人民币持有人所拥有。“美元病毒”通过货币流通进而“传染”到人民币。从表面上看，美元储备资产被政府拥有，但这些资产的最终收据却掌握在人民币持有人手中，因此，这些“劣质毒美元”资产的实际拥有者是中国老百姓，而政府仅仅是“代持”。

此时，美国开始发力，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

假如中国拥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资产，而人民币对美元比价为8：1，那么以这些资产为抵押发行了16万亿人民币，这些“毒素超标”的美元资产收据经过银行系统的放大作用已经流入中国的经济体内，并广为大众持有。如果在美国的压力下，人民币被迫升值到6：1，这时将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做个形象的比喻，如果2万亿美元在国际市场上能够换回16万亿个面包，那么人民币升值前的每一张收据可换一个面包。现在面包价格突然变为用12万亿张新收据可买16万亿个面包，貌似升值后的新收据购买力提高了，但实际上当人们用这个比价关系去换取面包时，会突然发现在前12万亿张收据取走了16万亿个面包后，还有4万亿张收据什么也换不到了。在人民币升值的那一瞬间，强制12万亿张“新币”等价于16万亿张“旧币”，意味着“旧币”对于存量资产的购买力的暴跌！这与蒋介石1：200兑换沦陷区的伪币，和苏联1：10兑换旧卢布一样，都是对旧币持有人的财富剥夺。

更糟糕的是，由于美元滥发，导致了国际商品价格上涨，2万亿美元以前可以买到16万亿个面包，如果现在只能买到10万亿个面包，其结果就是16万亿张旧收据可索取的真实财富，从16万亿个面包下降到10万亿个面包，这意味着升值前的人民币持有人的实际购买力大幅缩水。

这就是为什么人民币对外“名义升值”，而对内的真实购买力却在贬值的原因。当人民币以美元为抵押发行时，美元的贬值将最终传导到人民币持有人头上。

当大众的视线被吸引到贸易平衡或汇率操纵等话题的时候，真正上演的其实是人民币升值对中国30年来所有存量资产进行价格重估的大戏。在人民币名义国际购买力升值的同时，伴随着人民币对巨额存量资产的购买力贬值问题。这一过程将明显造成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特别是在资产价格领域。使问题更加严重的是16万亿收据属于基础货币，当银行系统对其进行放大之后，进入中国的经济实体的信用总量更为巨大，其通胀效应可想而知。

人民币剧烈升值所产生的名义国际购买力增强的好处是在未来数年内伴随着进口和海外投资才能逐步显现的，而其造成的外汇储备资产损失，以及对国内巨额存量资产进行价值重估所诱发的恶性资产通胀的害处却是立刻发作的。

升值游戏的核心在于，让升值后的人民币在名义国际购买力提高的同时，却降低了升值前存量人民币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从而有效地稀释了人民币持有人对美元债权的“含金量”。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最终拥有美国债权的并不是中国政府，而是广大人民币持有人，因此，美国赖账的最后埋单人是中国老百姓。

毫无悬念的是，人民币升值必将引发更大规模的热钱进入，这将会进一步强化通货膨胀压力。参考日元1985年被迫升值后所造成的严重资产泡沫，以及人民币2005年7月以来汇率上涨20％所启动的房地产价格疯涨和股市狂热，不难看出美国迫使人民币大幅升值的一石二鸟的效果，一是大幅降低美国对中国的实际负债，二是刺激中国资产价格泡沫。人民币升值速度越快，人民币投机者对美元资产套现的冲动就越强烈。当“劣质毒美元”所携带的美国有毒债务在世界各国被消化得差不多时，中国资产泡沫或许将发展到难以挽救的恶性状态。此时，美国也许会突然大幅提高利率，祭起反击全球通货膨胀的大旗，一举戳破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资产泡沫。

时间是战争中的关键变量，货币战争更是如此。美国需要各国货币立刻大幅升值，用其他国家经济复苏的能量，来帮助美国稀释和分摊“劣质毒美元”所附着的不良债务。如此以邻为壑的自私行为，怎能不受到世界各国的抵制和反抗！

如果中国的资产泡沫被刺激得足够庞大，其破裂所产生的爆炸当量就足够大。那么，如何拯救中国经济呢？

正发生在欧元区的希腊、爱尔兰主权信用危机就是“榜样”。欧元国家将货币发行大权让渡给了欧洲央行，注意，这个欧洲央行是超越欧盟主权国家的机构，它不向欧洲议会负责，不向各国选民负责，更不必理会各国政府，它将根据自己的意志行事。此时，欧洲央行将具备对主权信用危机国家生杀予夺的大权，它将开出财政税收、国家负债、预算规模、养老医疗、退休保险等一系列苛刻条件，强迫各国执行，如不同意，就休想得到欧元货币！

当中国出现问题时，出面的很可能就是那个以未来“世界中央银行”自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拯救条件用脚后跟都能想象得到，那就是“共享”货币发行权，规定一系列“不允许”的货币发行条件，“监督”中国“汇率”和财政税收政策的执行，换句话说，必须让出金融高边疆的控制权！

这种情况，今天看来类似科幻场景，如果应对得当，它将永远只是科幻。

「广义物价本位：人民币的另类选择」

人民币的困境源于对货币本位的定位偏差，人民币应该而且必须以中国经济的发展作为基本出发点，美元或任何外币都不应该对人民币的币值造成剧烈冲击。如果20世纪30年代，山东根据地发行的北海币，能够以物资为货币发行储备，进行金融创新，从而稳定了物价，繁荣了经济，大大增强了根据地的经济实力；如果20世纪50年代人民币发行能够完全避免与任何外币挂钩，采用了“物价本位”，同样取得了物价高度稳定，经济快速复苏的话，那么今天，人民币没有理由不能进行更大的创新，走出一条完全不同于美国和西方的货币发行之路。

国民政府20世纪30年代的法币，采用了盯住英镑和美元的“汇率本位”，从而丧失了货币定价权，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只能对英美两国“仰人鼻息”，必须大量储备英镑和美元以确保汇率稳定，事实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一个国家的货币本位，其最高原则就是保证“物价稳定”，从而为人民大众的生活、为经济稳定发展而服务。当然，今天的物价稳定已经与20世纪50年代有了巨大的差别，当时人们的工资收入和社会资源的货币化程度很低，老百姓关心的物价主要是柴米油盐的基本物价。现代社会人们的收入和财产有了巨大的提高，老百姓关注的物价，早已不再是粮食和简单生活日用品的价格，而更多地关注资产价格和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服务的价格。而货币供应新增的主要部分，并不会直接扑向消费市场进行疯狂采购，其必然进入资产领域或社会服务领域，因为这些货币如果不消费就必将投资出去。

一个时刻考虑人民利益和福祉的货币制度，应该将“广义物价”的稳定作为货币发行的基准，实行人民币的“广义物价”本位制。只有当人民大众看到今天的面包、牛奶、蔬菜和猪肉的价格，与十年后大致相同，而且房地产、教育、医疗、养老等资产与社会服务价格也同样基本稳定时，他们的利益才能得到有效保证，而这样的货币必将赢得人民大众充分的信赖和真心的爱戴。

“广义物价”可以根据人民大众最关心的资产价格（如房地产、股票、黄金和白银等）、社会服务价格（医疗、教育、养老等）和日常生活价格（如现行的CPI等），进行分类别和分地区采样，设定不同的加权系数，由统计部门定期发布。央行的货币操作可以围绕这一“广义物价”指数进行微调。

只有首先解决人民币的本位原则，才谈得上根治其他问题。

人民币与美元挂钩造成的一大难题就是巨大的外汇储备。实际上，没有任何“天条律法”规定外汇储备必须要作为人民币发行的抵押品。切断外汇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关系，就可以彻底解决外汇占款的问题，这又需要金融创新的勇气和胆识。

如果成立一家“外汇平准基金”，由它出面以国家信用发行特种“外汇公债”，募集人民币资金，在中国的银行市场上，替代中央银行扮演外汇“最后购买人”的角色，就可阻断外汇流入央行资产负债表的通道，杜绝仅仅为了收购外汇而大幅增加的基础货币投放。同时，这种“外汇公债”还可以大大丰富债券市场的品种，为保险公司、银行、基金等机构提供新的投资选择。

“外汇平准基金”的主要职责包括：外汇紧急情况下的市场干预；根据贸易需求调整并稳定汇率；作为外汇最大的集散地，对需求外汇的机构进行放贷，只要放贷收益超过发行“外汇国债”的成本，基金自然可以盈利。基金本身并不进行直接外汇投资，这个工作可以外包给中投或新成立的其他外汇投资机构，甚至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机构招标，它只是以放贷人的身份与外汇投资管理公司打交道。

至于央行已经存在的外汇占款，可以分批以资产置换的方式逐步解决。例如，国家要大力发展医疗卫生机构，彻底改善中国城市乡村的看病就医难等问题，那么卫生部可委托“医疗事业基金”发行医疗公债，募集资金，大力发展全国的医疗卫生机构；同理，国家发行的“国家创新公债”、“促进就业公债”、“中小企业振兴公债”、“廉租房公债”、“国家资源储备公债”等新的债券品种，可以用来分批置换央行的外汇资产，所获的外汇，可以进口先进的医疗设备来帮助医疗卫生事业，引进技术专利来帮助创新与就业，引进环保节能技术可以用来改善住房的节能环保品质等。

除此之外，更多的外汇资产在被类似的资产置换出来后，不一定要到海外去投资金融资产，这些外汇可以用来回购在中国非常赚钱的外资企业的股权。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外资企业已经在中国经济命脉的关键行业中形成了强大的垄断势力，从长远来看，绝非中国之福。外汇与其投向人生地不熟的海外，不如投在知根知底的本土外资企业的股权中，市场环境、法律政策、政府监管都不存在任何障°。这样做的好处是，这些外资企业已经形成了市场垄断，利润很高，对它们进行股权投资将有较高的成功概率，说白了就是对它们进行分权分利，既保证了外汇储备投资的安全，又实现了监督外资企业市场垄断的效果，至于这些企业是否心甘情愿让出股权，这就是商业谈判加政府劝导的技巧了。一般而言，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只要政府下决心去做，没有谈不成的买卖。如果在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占齐的情况下，还不能做好，那么外汇储备投向海外的股权和金融资产的念头趁早打消，国内的优良资产都搞不定，在海外客场的情况下，就能买到好资产吗？稍动脑筋想想就知道没戏。

当外汇储备被逐步从央行资产中置换出来后，人民币的发行储备将由日益贬值的美元资产，逐步替换为中国重点产业和民生事业强大的新兴生产力，人民币将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日益契合，真正做到人民币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原则。逐步减少对外国货币的依赖，实现人民币发行的独立自主。

「好货币的重要特点」

对于普通人来说，货币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东西。熟悉是因为人们每天都在使用货币，陌生之处在于大家并不了解货币是怎么来的。简单地说，货币乃是财富的一种收据，有财富做抵押才能发行货币。那么什么又是财富呢？财富就是通过人们工作所创造出的各种商品与服务。

人们将劳动所得交给社会，社会给予财富的收据作为凭证。大家接受这种收据的原因是，人们可以用这种收据在需要时，去社会兑换所需要的别人的劳动成果。

这种财富的收据构成了社会财富所有权交换的基本手段。因此，货币决定了社会财富的分配和流向。如果谁能在货币上做手脚，他将能够不为人知地改变财富的所有权，操纵货币价值就是在悄悄地转移社会的财富。

正是因为货币是社会财富分配的核心手段，因此货币最核心的基础就是道德原则，即货币究竟为谁服务。在西方货币理论中，回避了货币的道德原则问题，而这恰恰是货币最不可回避的问题。

没有货币的道德原则，就不会有社会财富公正分配的基础。一个缺乏公正分配制度的社会，就必然纵容财富的偷窃甚至掠夺。很少有人意识到，广泛的社会不公正和贫富分化的根源，其实就在于不道德的货币原则。

在货币的道德原则基础上，任何一种良好的货币，都必须同时满足下面的条件：

·货币主权完整；

·货币信用优良；

·货币使用性强；

·货币稳定性好；

·货币方便获得；

·货币接受度高。

货币主权就是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控制自己的货币政策，别国的货币对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如19世纪的英镑与20世纪的美元，别国基本对其货币政策无从置喙。

货币信用是指货币发行者从不食言，深受大众信赖。反面例子就是美元的“量化宽松”政策深受各国诟病，但是仍然我行我素，以滥发美元来变相赖账。还有就是蒋介石的法币与金圆券，言而无信，反复欺骗大众，最终落得个被彻底抛弃的命运，毁了货币，丢了江山。

货币的使用性体现在其具备购买所需商品的能力上，一种货币无论它声称的价值有多高，但是如果买不到需要的东西，那就不具备货币的可使用性。如果消费者需要购买石油，他可以用美元买到，但是日元就不行。在购买商品时，货币所受限制越少，货币的使用性越强。

货币的稳定性就是货币的购买力能够保值，如金本位时代的英镑和美元，都能保持上百年的购买力基本稳定，1664年的1英镑在250年以后能够买到同等数量的牛肉，1800年的1美元，到1939年时，基本可以买到同样多的面包，这就是购买力稳定的良好标志。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39年后，其购买力大大缩水了，1美元大约损失了90％的购买力。

货币方便获得也很重要，如果没有足够的金融基础设施，货币获得的成本将相对高昂，时间也会相对较长。假如在海外旅行的人，需要获得人民币，那基本没戏，因为并非所有银行都有人民币的存储，非要得到，则时间和成本都将非常惊人。

货币的接受度，实质上就是货币的流通域有多大，愿意接受的人群有多广。手持人民币在香港问题不大，到东南亚也还可以走得动，但到了其他地方，只怕就很困难了。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就更是如此。货币互换是个好办法，但路还很长。

人民币要想成为世界货币，就必须认真对待上述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差距仍然很大。除了货币的实力与国际货币的差距还很大之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非常缺乏成为国际货币的心态。这一点，在中美汇率交锋过程中尽显无余。

「窝囊的债权人与嚣张的债务人」

国防大学金一南将军曾说过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什么叫战略威慑？一是你要有实力，二是你要有决心使用这种实力，三是你要让对手相信你敢于使用你的实力！”

战争的核心目的在于掠夺财富，货币战争较传统战争更为“文明”之处在于，它是通过不流血的手段而达成掠夺财富的目的。制止货币战争的唯一手段就是让挑起战争的一方确信发动战争的成本高于战争的收益。

2010年10月13日，在韩国首尔召开的“世界知识论坛”中，两位世界级的学者保罗·克鲁格曼与尼尔·弗格森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美国国债市场是否能够承受中国抛售”的激烈辩论。

在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看来，美联储即将开始的第二轮印钞计划的核心是更大规模的债务货币化，而最大的隐忧是美国国债投资人将丧失对国债的信心，从而引发美国国债被抛售。

克鲁格曼则认为第二轮印钞计划的关键就是迫使储蓄者花钱消费，以刺激经济复苏，否则他们就必须承受财富被侵蚀的后果。至于中国等美国债权人并不值得担心，美国财政赤字也不是问题，他认为债权国不可能抛弃美国国债。他甚至强调，即便是在这些国家抛售美国国债时，美联储也可以照单全收。

对于债权人抛售美国国债的可能性，弗格森表示忧虑，而克鲁格曼觉得无所谓，克鲁格曼的乐观真的站得住脚吗？

在美国经济复苏并未暴露出明确的危险信号时，突如其来地宣布“第二轮货币量化宽松”政策确实显得非常突兀，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美国做出了这样一种严重冲击全球外汇市场的选择呢？

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信用扩张的坍塌。2008年的金融海啸以来，高度负债的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财富损失高达13万亿美元，官方失业率接近10％，真实失业率达到18％。在财富损失和实际收入及收入预期下降的双重压迫之下，消费者被迫开始提高储蓄率，削减消费和偿还债务。2009年，美国私人部门的信用收缩了1.8万亿美元。

如果我们把经济比作一部庞大的水车，那么信用扩张就是推动经济齿轮转动的水流。当信用扩张停滞甚至收缩，经济齿轮的转动就会停止或反转。经济齿轮正转则创造财富，如果反转则如同吞噬财富的绞肉机。

私人部门的信用扩张开始坍塌，引发了伯南克的恐慌，因为他本人就是研究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专家，曾明确表示绝对不会坐视通货紧缩的“恐怖经历”再现。他长期以来的誓言就是如果出现这种苗头，他的应对之道就是“借钞票、印钞票、花钞票”，甚至从直升机上撒钞票来促使人们花钱，以“恐怖的通胀”来对抗“恐怖的通缩”，以至于荣获了“直升机上的伯南克”的雅号。

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2009年，当美国私人部门信用收缩时，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的负债开始激增，其扩张规模高达1.8万亿美元，抵消了私人部门的信用坍塌，这样才使美国经济维持了增长。但是，目前的情况是，政府信用扩张的刺激效力已基本用尽，美国经济复苏的力量已呈强弩之末，政府债务的猛烈扩张没能有效激活私人部门的信用扩张重新启动。

这就是第二轮印钞行动的原因。美联储通过将债务货币化，再次向经济体注射信用扩张兴奋剂。

所以，克鲁格曼的自信似乎很有道理。既然美联储决心印刷6000亿美元来全力购买国债，那么中国如果抛售一部分国债应该不会对国债市场造成什么重大冲击。但弗格森的思虑更加长远，美国国债约一半规模的融资要仰赖国外投资人，而中国手中攥着全世界近1/3的外汇储备，中国作为美国国债数一数二的大买家之一，其巨大的资本实力和心理势能，将对美国国债市场的投资氛围产生重大影响。在突发的事件中，中国的行为，甚至心理暗示，都有可能造成难以控制的链式反应，从而引发国债市场的灾难。

截至2010年6月，美国联邦政府负债总额已突破13万亿美元大关。美国国债目前已达到GDP的90％，若至GDP的150％，将有极大的恶性通货膨胀的风险。美国财政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15年，美国国债规模可能进一步攀升至19.6万亿美元。

可以肯定的是，今后5年中，如果美国要新增6.6万亿美元的国债，其中3.3万亿美元的融资要仰赖外国投资人，而手握世界外汇储备总量近1/3的中国的分量可想而知。

根本不必去想象中国抛售美国国债的情形，人们只需要去推测假如中国停止购买美国国债的后果，那就是美国只能借助第三轮甚至第四轮印钞行动了，而且规模会一次比一次大。如果这次第二轮印钞行动就已经严重冲击世界外汇市场，以致各国货币战争烽烟四起，人们还能设想下一次的景象吗？那时，还会有人愿意或敢于持有美元资产吗？

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其实形成了一个被颠倒的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在世界史上，人们很少看到过如此扭曲和畸形的关系。最大的债务人向最大的债权人提出一系列苛刻的条件，而且还动辄以惩罚来威胁。

债权人的被动不是由于实力不够，而是使用实力的决心不够，至少没有让债务人相信这一点。

人民币在走向国际化的道路上，除了货币自身的因素和心态的因素，还必须考虑到核心的金融基础设施的建立与完善。

「清算中心：金融网络的“路由器”」

我们一直设想如果你想瘫痪美国经济，你会首先瘫痪它的支付系统，银行将退回到低效的手工汇划货币作业流程，商业将退回到物物交换和借条的原始状态，国家的经济活动水平将像自由落体的石头直线下滑……美联储的电子支付系统每天在银行间和世界各地划转高达4万亿美元的货币和证券……我怀疑“9.11”的劫机者是否想到了实质性地破坏金融（清算与支付）系统（的威力）。[1]

————格林斯潘

在互联网的世界里，路由器乃是信息在网络中自由、有序、准确、高效流动的核心部分。在千百万个计算机相互同时发送和接受信息的流通路径上，如果没有路由器的路径指导，信息流动将呈现完全的混乱。

金钱在金融的网络节点中流动同样需要金融网络的“路由器”，这就是清算和支付系统。

从清朝宁波钱庄首创的“过账制度”，到上海钱业公会所执行的“大汇划庄”体系，从中央银行的清算系统，到美国的联邦资金转账系统（Fedwire）、“环球银行同业金融电讯协会”（SWIFT）和欧洲的“泛欧自动实时总额结算直接转账系统”（TARGET）的支付结算系统，从威士卡（VISA）信用卡到中国银联的银行卡清算中心，金钱的流动片刻也离不开清算与支付系统的运作。

清算系统的要害在于每一笔资金的往来都会在此留下痕迹，如果顺藤摸瓜，通过现在的数据挖掘技术，将能够发现资金往来账户的规律，账户所有人的信息，甚至消费习惯，而这些信息具有重大的价值。

罗斯柴尔德曾在1939年向丘吉尔递交了一篇关于德国战略物资采购的分析报告，他通过对金融系统的分析来研究军事问题，开创了一种非正统但极富远见卓识的思路。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在各国的分支机构，采集多种多样的金融交易信息，其中包含着德国各类物资采购和交易的关键数据。纳粹政府所有的物资采购，只要通过银行系统来进行交易，都会在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体系的监控范围之内。罗斯柴尔德通过对这些金融数据进行细致分析，得出了德国在军事物资和武器装备方面的采购规模等关键信息，结论表明，纳粹正在执行军事扩张计划。丘吉尔的战争办公室对这个年轻人的新奇研究思路大为赞赏。正是这篇报告使得罗斯柴尔德在1940年顺利加入英国的情报五局B部，主要进行商业反间谍工作。[2]

罗家正是利用银行交易记录和在银行网络中的清算数据，以及交易账户所有人的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和研究，并估算出了德国准备发动战争的时间和战争规模。

那是70年以前就已经被实际验证的金融“数据挖掘”的威力，如果结合今天的超级计算机和大型复杂的数据挖掘软件技术，清算中心留下的金融活动痕迹将暴露出资金背后更多的秘密。

这也就是威士卡和中国银联卡争夺清算权的要害之处！这绝不仅仅是商业利润问题，这是国家金融核心机密的问题！

在中国境内，外国的信用卡被中国法律禁止建设自己的支付和清算系统，所以无法掌握中国境内客户的核心金融数据机密。这种法律规定当然使威士卡公司气得跳脚。但是，如果任由他们深入中国发行数以亿计的信用卡并建成了自己的清算体系，钱被赚走还是小事，关键是中国数亿人的每一笔刷卡交易的数据都将被掌握，这样的后果将不堪设想。想象一下，你的每一次刷卡行为，都将泄露你的银行账户、购买商品的商店、交易金额、交易时间等信息，你的所有交易行为都被别人的眼睛死死盯着。对方再通过其他渠道收集你的银行开户信息、房地产信息、股票交易信息等，当这些信息被强大的数据挖掘工具拼接和分析之后，数亿人的金融财产秘密都将被掌握，甚至连你最爱喝什么牌子的红酒，抽什么牌子的香烟，开什么型号的汽车，穿什么牌子的服装，最爱去什么地方旅游，喜欢哪家航空公司等信息都将泄露。一句话，你的生活细节都有可能被人细细地查看与分析，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小到个人隐私，大到国家机密，或者企业的商业活动是经不起这样的“挖掘”和“分析”的。这些数据的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可能要比战略核武器的机密还要珍贵！

目前，威士卡和银联卡斗争的焦点在于，使用双卡的客户在海外交易中到底走谁的清算中心。如果走威士卡的清算通道，那么所有持卡消费的客户的交易细节，都会被威士卡的数据清算网络所捕捉到，并被存入一个庞大的数据中心“听候发落”。

如果说中国军队在战争的情况下，不敢依赖美国的GPS卫星定位系统或欧洲的伽利略系统来为自己的导弹导航和定位，那么谁能保证在战争或金融博弈中，中国客户的金融交易数据不会被欧美的清算中心用于其他用途呢？

金融高边疆的建设，必须包括建立独立自主的全球金融清算和支付系统，就像中国独立研发自己的北斗系统一样。没有自己的金融“路由器”，中国的金钱在国境之外流动时，就没有可靠的信息安全保证，更谈不上资金在商战中的隐蔽性和突然性了。事实上，国内很多金融机构在国外金融市场对赌和搏杀中遭到惨败，应该从资金在境外流动过程中是否可能泄密的角度去思考。

人民币国际化，绝不是将人民币放出去就万事大吉了，货币的“体外循环”更需要强化资金监管。美国对国际资金往来的监控能力就非常强大，无论在哪个国家，无论用谁的账户，无论在什么时间，只要与美国的敌对国家的银行账户有任何资金往来，只要不是现金交易，几乎都逃不出美国的“法眼”！美国正是通过对全球清算体系的控制，来睁开这一“法眼”的。设想一下，如果这只“法眼”不仅仅盯住恐怖主义国家的银行账户，而是感兴趣地监查某些国家或公司的银行账户，什么国家机密和商业机密不能被侦破？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马哈蒂尔就曾抱怨，谁也不知道对冲基金的资金从哪里来，又是如何发动打击亚洲货币的进攻的。那是马来西亚看不见，美国的“法眼”岂能看不见？！

如果不掌握世界清算体系，在发生货币战争之时，就将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而另一方在清算体系的支持下，就好像通过间谍卫星，将清楚地看到这一方排兵布阵的全部安排，这个仗还怎么打？

人民币走出国门，如果没有掌握清算中心，那就变成“放出去，看不见，也管不着”，问题就麻烦了。同样是在亚洲金融风暴中，泰国的泰铢与香港的港币同为自由兑换货币，差别在于泰铢大量散落于东南亚各国，港币则只集中在香港。当索罗斯开始在东南亚悄悄收集泰铢时，泰国中央银行竟毫无察觉，最后索罗斯发起了突然而强大的攻势，泰铢很快就败下阵来。

在香港，索罗斯准备故技重施。他大量收集港币时，很快被香港金管局发觉，结果偷袭变成了强攻。金管局采用了大幅提高隔夜拆借利率的招数，极大地增加了索罗斯袭击港币的成本，最后逼退了金融大鳄，保住了港币。泰铢与港币命运的一个重要差别就在于，泰国无法监控流通在国外的泰铢去向，结果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港币则集中在香港，完全在当局的管理权力范围之内，金融大鳄很难偷袭得手。

货币本位、中央银行、金融网络、交易市场、金融机构与清算中心共同构成了金融高边疆的战略体系。在这一体系之下，货币从被中央银行创造出来的那一时刻开始，到进入全球金融网络，流转于世界清算中心，现身于国际交易市场，转手在各国金融机构的账户之间，最终回流中央银行，在这一货币大循环之中，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处在严密的保护和监控之下。货币的管理机构必须清楚地知道，货币在国际大循环过程中处于什么样的状态，谁是货币的最终需求者，他打算如何使用这些货币，他是通过什么渠道和方式在使用，这些交易是否符合正常的商业范畴，他的交易对手是谁等重要信息。

人民币要走向世界，当务之急就是建立独立、强大、高效和安全的全球人民币清算体系，同时应该大力支持银联卡在全球的扩张。

「人民币的全球金融网络」

“整个19世纪，犹太银行家们从德国起家，迅速扑向世界各地，形成了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核心的犹太金融集团。英国方面军有朗热家族，德国方面军包括奥本海默、门德尔松、布雷施劳德、沃伯格、厄兰格家族，法国方面军则包括福尔德、海涅、贝列特、沃尔姆斯、斯特恩家族，美国方面军包括贝尔蒙特、赛林格曼、希夫、沃伯格、雷曼、库恩、雷波、高曼家族，这些家族形成了集团军作战的态势，互为犄角，相互通婚，利益互锁，逐渐形成了一张庞大而绵密的金融网络，外人越来越难以打入这个圈子。”[3]

很明显，中国已经丧失了建立遍布全球的金融网络的最佳历史时机。尽管中国的国有银行从上市公司的市值来看，在全球金融机构的排名中可谓风光无限，但是中国的银行在国际的分支机构却寥若晨星。没有全球绵密的金融网络，就不可能构建起连接人民币创造源头的中央银行与使用人民币的最终客户的主动脉与毛细血管的金融循环系统。

人民币国际化绝不是学者们书斋里坐而论道的闲谈，仅仅是各国央行增加人民币储备或贸易结算使用人民币那么简单。这样还远没有实现对人民币流通渠道的控制力，因为无法接触人民币的最终用户，也就不得不依赖早已被国际金融集团牢牢控制的金融网络。

国际银行家们用了近300年的时间，在金融市场中反复拼杀才创下的网络渠道资源，凭什么让中国免费使用？进入别人的渠道是要交渠道费的。只要有金钱流经这个网络，都必须交上“买路钱”，而且还要世世代代交下去。中国的金融高边疆战略如果不能伸展到全球，那么人民币流通域的控制权仍然掌握在别人手中。

谁掌握着世界信用和资本流动的渠道，谁才是真正的游戏规则制定者！渠道为王在金融市场上更是鲜血淋漓的真理。

中国的国有银行跨出国门建立全球金融网络的难度势比登天。在既有的世界金融网络中插上一脚，势必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群起围攻。各国政府在这些集团的压力之下，定会采取限制、防范、拖延等各种手段来阻止中国全球金融网络的建设。这既涉及巨大的经济利益，又事关金融战略的核心利益。西方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的鼓动家们在这一关键领域将“凶相毕露”。

目前，国有银行建立全球网络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中国银行模式，另一种是工商银行模式。中国银行利用其悠久的历史，特别是在国际业务方面长达近百年的积累，业已在全球拥有30多家分支机构，其中很多是在1949年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的。尽管如此，中国银行近年来在其他国家开办更多的分支机构的努力，并不那么顺利，原因是世界金融渠道资源早已完成了“跑马圈地”的时代，后来者想要分食这块大饼，绝不会轻易得手。但中国银行模式的优点在于能够完全控制分支机构的运作，这样的网络节点是百分之百可以信赖的。工商银行的模式则是在海外兼并其他国家的银行，例如，收购南非标准银行可算是一个成功的典范。近年来，工商银行通过海外兼并，大幅度扩张了海外分支机构的数量，大有后来居上、压倒中国银行的气势。该模式优点突出，就是一个“快”字。它的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有效地整合当地银行的资源，为我所用，这中间包括了企业文化、人事安排、债权债务清理、对当地法律法规的适应等。至于两种模式的未来，现在还很难判定优劣长短，这需要时间的检验。

从世界金融的发展史来看，金融首先服务的就是贸易，对贸易的融资与汇兑成为金融扩张的重要途径。当年汇丰银行在中国的建立，就是为了拥有一个殖民地的“英格兰银行”，为洋行在中国的贸易进行金融服务，并在事实上行使中央银行的职权。

当今的中国商品早已销售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中国在对外贸易规模上堪称世界级别的超级大国，可是中国的金融机构还未跟上国际贸易的步伐。当中国商品摆上世界各国的货架时，中国的金融机构还远远地龟缩在中国境内。中国的贸易公司和各类企业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得到国内金融机构在当地的金融服务，它们不得不依靠当地的银行或跨国银行来打理所有的金融服务，汇兑、信贷、存款等巨额利润纷纷落入别人的腰包。以中国进出口总规模来看，这中间所涉及的巨大融资规模和盈利机会实在是金融“兵家必争之地”。

对于国有大型金融机构而言，另外一种比较现实的发展路径，是参考日本综合商社的模式。日本的综合商社中，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与实业公司保持密切的空地协同作战态势，捆绑进入，滚动发展。中国应该参照对等开放的原则，凡在中国设有金融机构的国家必须对中国的金融机构开放，这些金融机构在海外可以先从服务于中国企业与贸易公司的融资入手，逐步深入到当地的经济活动中去。

考虑到这一战略推进的速度和效率，建立全球金融网络的重任恐怕难以在短期内奏效。

要打破目前的金融网络困局，除了正规军的模式，还有就是游击队的打法，在“敌后”就地发展金融网络。

中国的一大优势在于遍布全球的华商群体，这些人已经把中国的商品带到了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鼓励和支持当地人建立各类金融机构，对他们提供信贷支持，用他们的贸易渠道建立金融渠道，这与当年山西票号脱胎于山西商号有着同样的意义。由于这些贸易商号久在当地经营，熟知商业环境，客户基础稳固，其中不乏当年山西日升昌票号大掌柜雷履太式的经营奇才，他们存在着向金融机构转型的可能性。就如同在国外创业时，犹太人开银行，韩国人开商场，中国人开餐馆一样，创业人群往往能产生聚合效应，一旦一人成功，将立刻形成示范效应。能肯定华人中就没有能够在当地创建金融机构的人才呢？只要能够获得适当的金融支持，这些创业者们非常可能开创一种全新的金融网络模式，成为当代的“山西票号”，并且能够“汇通天下”。

最终，这些金融网络将向中国在当地的企业和本地人提供各种金融服务，并接受所在国家的金融监管。他们可以向当地人提供按揭贷款、贸易汇兑、存放款和其他中间业务。中国的金融机构与他们保持信用往来，既可以培育这些海外庞大的金融触角网，延伸金融业务，也可以使国内令人头痛的外汇储备发挥更大的功效。

既然当年毛泽民等5个最高仅有小学学历，并且毫无金融经验的革命者，尚能创造红色中央银行这样匪夷所思的奇迹，那么今天在世界各地遍布的华商中，既有拥有博士学位和大型金融机构工作经验的留学生，又有吃苦耐劳、勤奋好学的众多白手起家的创业者，这两者的有机结合或许能创造出一种新的群体——一大批前所未见的海外华人银行家群体。

这种模式的推广，能够帮助中国建立起自己的人民币流通网络，并将这样的金融触角延伸到世界的任一角落。

当中国的过剩资本在国内缺乏投资机会而开始向全球扩张时，巨大的和饥饿的资本将在全世界寻找着矿山、森林、农场、水资源、专利技术、工厂、研究所或医疗高科技，大批的当地华人银行家将成为巨大的人脉资源宝库。

中国的乒乓球之所以雄冠天下，就是因为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卷入了这个洪流。金融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新的高边疆，大批创业者的涌现将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在中国开办一家银行或许太难，但在海外却相对简单。在金融创业领域中，犹太人就是中国人的榜样。谁说天底下只有犹太人能够从事金融行业？中国人一旦明白金融的巨大好处，在相应的金融支持之下，同样具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潜力。

总有一天，当海外华人谈论创业时会说：“我找到一笔投资，为什么我们不开一家银行呢？”

中国成为世界金融强国，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金融高边疆的基础设施隐患」

在计算机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金融活动越来越依赖电子信息与网络技术。这一核心金融基础设施中仍然隐藏着大量的安全隐患。

现在的技术足以在手机关机的情况下，远程激活电源并通过手机进行窃听；CIA可以通过计算机CPU读取硬盘数据时，所发射出的微弱电磁波，在数米外就可非接触式地截获和窃取电脑数据。在这样一个高度不安全的电子化社会中，中国金融系统对潜在的安全威胁的意识，可以说还相当冷漠。

国内目前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使用着外国的主机硬件系统和操作系统软件，在最核心的数据存储方面，大多使用外国的数据库软件，即便所有应用程序全部自主开发，但仍远不足以确保金融数据的安全。微软在操作系统中留有暗门已经不是什么新闻，美国对联想收购IBM笔记本电脑，所表现出的令人惊讶的敏感说明了什么？当国家安全屡屡成为中国收购美国企业的关键障°时，可能大家仅仅把这些说法当成新闻媒体的炒作或贸易保护的托词，而并没有认真去思考这背后的原因。

在技术上完全可行的就是在主机硬件系统开放后门，紧急和特殊情况下，可能被远程启动或关闭。在主机操作系统软件方面，就更可以大展拳脚了，由于源程序的保密性，国内金融机构用户不可能知道在系统底层运行程序中可能存在的各种“小程序”。数据库的问题就更大了，那里存放着所有关键信息，如客户的银行账户存款数量等。在数据库软件的源程序中，可以无人知晓地植入一些沉睡的“特洛伊木马”。

如果有一天出现了不可抗拒的重大事件，这些沉睡的“木马”和关闭的暗门就可能会纷纷苏醒和开启。某些程序也许会突然“发疯”，删除所有银行账户中的存款数据，程序们也许分不清这些账户究竟是属于军方还是民间，是商业还是个人，是政府还是机构。当军队要出动飞机、坦克或汽车时，突然发现账户中的钱不见了，无法支付军事机器的运转；当老百姓一夜醒来去银行取款时，却被告知账户上没钱；当公司准备进货，却被退回了支票；当政府发工资时，却无法向公务员的卡中打钱。人们能够设想在这样的金融系统瘫痪的情况下，如何紧急应付各类突发事件吗？

当金融机构紧急启动备份系统时，却发现备份系统用的是同样的硬件、同样的软件和同样的数据库，最终连毛病都是一样的。

居安思危，永远先把自己的篱笆扎牢，金融安全绝非是一句空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隐患要首先消灭在未发生之时。

「货币“春秋战国”时代的来临」

人类社会的全部活动无非在做两件事，一是创造财富，二是分配财富。创造财富的效率和分配财富的均衡决定了文明发展的轨迹。没有财富的创造，也就没有财富的分配。

如果说以劳动、生产、技术、自然资源与贸易为中心的实体经济主要负责创造财富的话，那么分配财富则存在着两种形式：一种是以货币、信用、财政税收、金融工具与金融市场所构成的金融分配系统，另一种则是通过战争、掠夺、欺诈与殖民所组成的暴力分配系统。

大到国家，小到个人，拥有财富有两种渠道，一是通过自身劳动来创造，二是通过分配系统去分享。一个强大的国家和一个和谐的社会，必须在财富的创造与分配的游戏规则设定中，谋取一个稳定的平衡点。

财富归根到底是人类有组织地和高效率地利用自然资源，通过劳动的过程，所创造出的满足社会最终需求的各种产品与服务，正是劳动将各种静态要素在动态的过程中整合在一起并形成了最终的财富，因此劳动才是财富的本源。

劳动使人们保持了良好的生活与工作习惯；劳动使人们的兴奋中心始终围绕着如何降低生产成本，使用先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从而生产更多的产品；劳动使人们保持并持续提高创造财富的能力。事实上，财富的创造力要远比拥有财富本身更重要。

16～17世纪，强大的西班牙帝国曾一度拥有1.8万吨白银和200多吨黄金，占世界金银总量的80％，可谓富甲天下。全世界都在为西班牙打工。当一个国家拥有如此之多的财富时，财富本身将会腐蚀这个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

1545年，西班牙的制造商手中积压的来自新大陆的订单量达6年之久。在强大军事力量的保护下，这些海外订单只能由西班牙生产，高额的利润唾手可得，西班牙所拥有的巨大财富，已经使它的制造商们失去了吃苦耐劳、从事艰辛生产活动的欲望和压力。于是开始大量转包制造合同，英国的纺织业、荷兰的造船厂、意大利的农庄、北欧的捕鱼船，纷纷开足马力从事苦累脏差的劳动生产。

西班牙的制造商们则在最终产品上贴上自己的商标出口各国，形成了最早的代工和外包生产模式。其后果是，勤劳勇敢的英国人在劳动中精益求精，大量使用先进技术和全新的生产组织模式，提高了生产效率，强化了自身的财富创造力，并最终将坐拥巨额财富、铺张挥霍、肆意扩张、生产萎缩、财政破产和失业严重的西班牙帝国赶下了世界霸主的宝座。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靠制造业起家的大英帝国，在取得了全球海洋军事霸权和金融霸权之后，已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势力范围。在非洲，英国的势力范围包括大部分非洲大陆，多达21个国家臣服于大英帝国，大量原材料和自然资源任由英国取用；在中东，英国控制着从巴勒斯坦、沙特到伊朗、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掌握着中东石油的源头；在亚洲，英国统治着从印度（含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含新加坡）到缅甸、中国香港的大片地区，庞大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战略要道悉数被英国控制着；在大洋洲，有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联邦附属国作为工业原材料后盾；在美洲有加拿大、圭亚那、牙买加、巴哈马等为大英帝国提供着从海军基地到自然资源无穷无尽的战略补给。

作为全球霸主的大英帝国，再次面临当年西班牙帝国同样的选择，是继续通过自身艰苦踏实的劳动去创造财富，还是利用军事和金融霸权去“分享”别人的劳动成果？财富本身再度腐蚀了财富创造力。富裕的英国人已经厌倦了枯燥和艰苦的劳动，开始向美国大规模投资，输出工业生产技术，让美国人去干苦活和累活，自己坐享庞大的投资回报，开始了食利资本主义的“美好生活”。此时，英国决定着世界资金成本，垄断着世界资源价格，控制着全球订单流向，划分着世界市场需求，保护着贸易航运通道。这五个战略制高点牢牢掐住了美国的喉咙，美国就永远只是大英帝国的全球生产车间，而且控制生产车间的股东还是英国资本。一句话，英国将自己定位成全球市场的组织者，而美国仅仅是生产者。只要没有颠覆整个世界格局的大规模战争，英国完全不必担心美国试图“篡权”。

结果，两次世界大战彻底将大英帝国的“日不落”梦想扔进了历史的博物馆。

历史总会不期然地出现惊人的相似。“美利坚帝国”通过200年艰苦劳动所形成的巨大的财富创造力，正在被自身轻易拥有的财富所侵蚀。1971年，当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拥有了当年西班牙与英国连想都不敢想的巨大的财富霸权，这就是美元发行！当年西班牙拥有财富，还必须远涉重洋开疆辟土去掠夺黄金和白银；大英帝国也必须以“诚实的英镑”从事投资，才能获得食利的特权；而如今的美国，仅仅通过印刷美元钞票，就能轻易获得世界各国丰富而廉价的自然资源和劳动产品。这种史无前例的财富霸权，具有着无法抵抗的诱惑力，它使得一切诚实的劳动成为多余，它刺激着空前的财富贪婪游戏疯狂扩张，它颠覆了美国立国的清教徒艰苦创业的精神体系，它瓦解了美国作为一个强国的工业基础，它加剧了世界范围的贫富分化，它成为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真正策源地！

很多人认为美国目前的问题只是技术性问题，美国的制度拥有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就像美国历史上发生的各种危机一样，美国最终都能成功度过。其实，美国的危机并非制度上的危机，而是更严重的危机，那就是整个国家被庞大和轻易获得的财富逐步腐蚀，从而丧失了对艰苦劳动的热情，财富创造力已经不可逆转地受到了伤害。从1971年开始的长期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已经无情地表明，美国人生产的可以用来与其他国家交换的产品越来越少，伴随着美元发行特权而获得的惊人的全球铸币税收入和巨大的投资收益，使得美国持续不断地将本国产业输出，这与当年的西班牙和英国的行为并无二致。在获得高额利润的同时，却瓦解了本国人民的财富创造能力。

美国20世纪50～60年代，最受社会尊重的是科学家与工程师；70～80年代是医生和律师；90年代以来则是华尔街的金融家。如果一个优秀大学生进入华尔街远比当科学家和工程师挣得多，这个社会还有谁愿意从事艰苦的研究工作和枯燥的工厂生活？美国能够向其他国家出口医生、金融家和律师吗？也许能，那就是昂贵的医药、劣质的金融产品和旷日持久的索赔法律服务。

当铅华洗尽，全世界突然发现，一个曾经拥有硕大的胡萝卜和大棒的美国，如今只剩下光秃秃的大棒了，也许还有57万亿美元的各种负债，和100万亿美元的医保社保基金潜在亏空，这些难以偿还的债务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债务堰塞湖”。全世界最终会问：一个14万亿美元的经济体，拿什么去偿还这些10倍以上的庞大负债呢？更何况这些债务利滚利增加的速度远高于经济体增长的速度。

正如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在美国《新闻周刊》2009年12月封面文章“帝国的衰落”中指出的那样：历史经验表明，当一国财政收入中的20％用于债务本息支付时，国家的财政将面临严重危机。

西班牙：1557～1696年，沉重的债务负担导致14次国债违约；

法国：1788年，法国大革命前夕，62％的财政收入用于支付债务本息；

奥斯曼帝国：1875年，50％的政府财政收入用于支付债务本息；“二战”前夕的大英帝国：44％的财政收入用于支付债务本息。

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最终都倒在了负债过度的十字架之下。是什么导致了负债过度呢？归根结底是财富创造力的下降和维系帝国存在的成本的上升。

一个国家财富来得越容易，通过艰苦劳动去创造财富的热情就越低，巨大的财富腐蚀了财富创造力，这也许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到2035年，美国的国债占GDP的比例将会达到200％。届时，美国的财政收入中用于支付债务本息的比例将高达46％，这就是1939年英国面临的情况！大英帝国正是从那时开始走向衰落。

随着美国负债问题的日益恶化，美元将最终走向衰落。随着美元“周天子”未来逐渐病入膏肓，伴随而来的必然是货币“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崛起的时代。一场世界范围的货币争霸战，将在未来的1/4世纪里，逐步拉开序幕。

「参考文献」

[1] The Age of Turbulence，Alan Greenspan，the Penguin Press，p2

[2] 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宋鸿兵编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

[3] 出处同上

第十章 白银的光荣与梦想

• 2008年9月18日下午2点，世界金融体系几乎崩盘！

• 白银：曾经的世界货币

• 美元纸币能保值吗？

• 美联储的“妙计”：放手让黄金暴涨

• 黄金与白银1：16的历史超稳定结构

• 双肩挑的白银：既是货币金属也是工业金属

• 白银在新能源领域的应用

• 2017年，259亿个RFID芯片将使用白银

• 未来美国木材防护领域每年将消耗240011屯白银

• 服装应用将是白银最大的未来需求之一

• “价格发现”了什么

• 白银市场：1个瓶盖与100个瓶子的游戏

• 白银操纵调查

• 大规模挤兑边缘的白银市场

• 白银的人民战争

「本章导读」

白银在50多种语言中都与钱是同义词。白银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曾是主要的货币。自鸦片战争至清末的50多年时间中，屡战屡败的中国，各种不平等条约签了1000多条，累计赔款总额达到10亿两白银。一贯喜欢金币的西方人为什么不首先掠夺中国的黄金呢？为什么鸦片不被推销到印度、非洲、美洲，偏偏卖到中国来呢？20世纪30年代，美国用高价收购了世界上大部分白银。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官方与民间白银储备的巅峰时期，却突然开始废除白银的货币职能，为此，不明缘由的肯尼迪总统因反对废除白银货币而命丧黄泉。此后，美国政府开始大批抛售白银。打了这么多年仗，花了那么大的本钱，连抢带买搞来了那么多银子，刚聚得差不多了，却又开始当破铜烂铁一样地全给贱卖了。上至美联储，下至一些大银行都在通过不同方式来大规模做空白银以拼命压低银价。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本章将为您揭开其中的惊人奥秘。通过剖析白银的前世、今生和未来，您将不仅可以获得求知欲和好奇心的满足，更能够领悟到一个有生以来从没遇到过的重大投资机遇。

未来的20年，将是世界货币体系发生翻天覆地大变革的时代。是一个以美元为代表的债务货币与以真金实银为代表的诚实货币两大板块激烈碰撞的时代。它们碰撞的结果，一个逐步没落，另一个则冲天而起，平步青云。在美元与金银两大板块剧烈碰撞的过程中，智者应该将资金投向不断抬升的一方。它将像喜马拉雅山的崛起一样，把您的投资推上回报的巅峰！

「2008年9月18日下午2点，世界金融体系几乎崩盘！」

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国人几乎完全不了解在那一时刻，全世界人民的财富面临着怎样一场浩劫。是的，这不是科幻大片的“盗梦空间”，更不是金融系统的灾难演练，而是真实发生在现实中的金融噩梦！全世界都在美元崩盘的鬼门关前梦游了一把，可绝大多数人至今都根本不知道！

这是一场发生在现代史上最恐怖的超级规模的“银行挤兑”事件！时至今日，这一天所发生的细节仍被严格地保密着。

最早透露这一事件的是美国民主党众议员保罗·坎卓斯基，2009年2月，他在美国C-SPAN电视台做访谈节目时泄露出这一惊人的消息。

“星期四（2008年9月18日）上午11点，美联储发现美国货币市场中，高达5500亿美元的资金在1～2个小时之内被国际投资人‘疯狂挤兑’。

财政部紧急开放救助窗口，立即注入了1050亿美元试图阻止疯狂的资金抽逃风潮，但他们很快意识到这根本无济于事。我们面临的是一场电子银行的挤兑事件。

财政部决定停止所有交易，紧急冻结所有账户，并宣布美国政府担保每一账户25万美元资金的安全，以阻止恐慌的蔓延。

如果他们不采取这些措施，到下午两点，美国货币市场中的5.5万亿美元将被全部挤兑一光，美国经济系统将完全崩溃，24小时之内，世界经济体系也将彻底瘫痪。

如果这一情况真的发生，我们所熟知的美国经济版图和政治体系将变得面目全非。”

美国参议员詹姆斯·因赫费在俄克拉何马州突沙市的电台采访时提到，时任财政部长的保尔森规劝国会议员们通过拯救华尔街的相关法案时，甚至威胁如果议员们投了反对票，美国可能会出现重大社会动荡，政府将不得不宣布军事管制。

美国社会进行全面军事管制？这恐怕是人们完全无法想象的场景。什么样的危机会导致社会陷入如此混乱的局面呢？这就是美元危机！

要理解美国货币市场被挤兑将导致美元危机，我们必须首先理解货币市场在美国经济中的重大作用。

与中国的企业不同，美国企业短期借贷很少求助银行，一是手续麻烦，二是费用较高。当企业需要270天以内的短期借贷时，它们往往使用短期商业票据的方式在货币市场中直接融资。这些商业票据就是一种借条，一般以企业信用为基础，发行简单而方便。即便企业当天需要钱，只要一早通知商业票据交易商发行“借条”，当天下午就可以拿到现金。因此，企业往往把工资发放、原料采购、运输仓储、房租水电等公司运转的短期费用支出，与公司中长期发展的资金需求加以区分，短期资金主要依靠商业票据融资，长期资本往往投资于回报更高的资本市场，以便把公司账户中的每一分钱的效力全部调动起来。可以说，美国几百万家公司的日常运转一刻都离不开商业票据和货币市场。除了商业票据之外，短期国债、联邦基金、银行承兑汇票、回购协议、大额存单等各类短期票据都要依靠货币市场来进行交易。

如果5.5万亿美元的美国货币市场遭到国际投资人的疯狂挤兑，几个小时就全面干涸的话，那么美国的几乎所有公司和企业、金融机构、联邦与地方政府的现金流将顷刻全面断裂，24小时之内，我们将看到的惊人景象是：

·美国金融市场崩盘，股票暴跌、债券价格狂泻、全国的金融机构资金往来与清算停摆，银行无法运作，自动取款机停止取钱，银行的公司与个人账户全面冻结。

·银行里恐慌的人群大排长龙，气急败坏的客户破口大骂，少数激进分子开始捣毁自动取款机。

·很多公司的生产、物流、运输、采购、仓储体系瘫痪，因为公司无法支付各种费用。

·各大超市出现现金抢购，因为消费者无法刷卡购买。

·政府公务员、警察、群众一起上街游行，交通基本瘫痪，因为他们拿不到工资，汽车无法加油。没有存现金的家庭无法购买食品和药品。愤怒的人群开始骚乱。

·学校、医院、办公大楼陷入缺电和停水的境地，因为无法支付电费和水费，发电厂、自来水公司出现停顿，因为他们无法支付生产原料的费用。

·大批的美国战斗机无法升空、军舰无法出航、坦克、汽车无法行驶，因为军方账户的钱由于政府短期债券融资停摆而出现资金冻结。

·美国政府宣布全国进入戒严状态。

24小时之后，灾难开始波及全世界。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陆续开盘，在得知美国惊人的消息后，所有金融产品的价格全面崩盘。各国金融机构的资金往来与清算完全陷入混乱，中国的出口商拿不到货款而拒绝货物装船，中东的石油出口因没钱而停顿，俄罗斯的粮食出口宣布终止，印度的海外呼叫服务中心没人接听电话，欧洲央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紧缩银根，欧洲多国政府债券再融资失败而宣布冻结公务员工资，欧洲工人示威罢工，世界各大航空公司纷纷取消航班……

当9月18日的世界金融市场陷入上述恐怖遐想的同时，投资机构立刻行动起来，他们在试图抓住逃亡的一线生机时，本能地扑向了货币灾难中的“诺亚方舟”——黄金和白银！

黄金在9月18日前后，每盎司一口气暴涨了近100美元，创下黄金市场有史以来的惊人纪录；白银更是直线飙升了20％以上，令所有投资人目瞪口呆。而同一天的其他大宗商品，包括其他贵金属则普遍走软。

换句话说，当世界货币与金融体系真正出现重大危机时，人们的本能并不是去抢石油、钢铁、铜或锌，而是直接扑向黄金和白银。毫无疑问，黄金和白银在这个货币灾难面前，立刻呈现出它们久被遗忘的货币属性！

黄金不必多说，自金融海啸以来，人们已经普遍开始接受了黄金的货币属性。真正令人惊异的是白银！同黄金一样，白银是不折不扣的真正的货币金属，虽然它的货币属性在2008年9月18日只是银光乍现，但随着美元“周天子”的日渐衰落，白银的货币属性将异军突起，其光芒将直逼令人炫目的黄金。

白银的过去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白银货币国家，曾经是世界经济与贸易体系的核心。但是，今天的国人对未来的白银将给中国带来怎样巨大的战略机遇却认识模糊。

白银不仅曾经是世界货币，白银还将为中国的崛起创造重大的战略机遇！

「白银：曾经的世界货币」

1621年，一位葡萄牙商人写道：“白银在全世界到处流荡，直至流到中国。它留在那里，好像到了它的天然中心。”

16～17世纪的欧洲人在世界贸易中的主要业务就是倒卖白银、黄金和商品，因为他们在兴旺的亚洲市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出售，主要是他们本国生产的产品没有竞争力。[1]

中国自明代以来一直将白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而当时中国本身并不是世界白银生产大国，那么明朝为什么会选中了白银作为货币呢？而中国的白银又是从何而来呢？

白银成为明朝的主要货币并非源于自愿的选择，而是形势比人强的结果。明朝以前的宋、金、元都曾尝试过用纸币替代贵金属作为主要货币，而结果却惊人地相似。由于人性贪婪的铁律，货币一旦脱离商品属性，就失去了天然的刚性制约，大规模滥发纸币弥补财政赤字的财富掠夺，最终以恶性通胀、税收枯竭、财政崩溃和帝国垮台来收场。明朝初年也曾尝试前朝的纸币试验，发行了明宝钞，至1522年，纸币贬值到原来的2‰，通胀肆虐，民怨沸腾。明政府终于被迫放弃了纸币制度，转而恢复了金属货币制度。从宋到明，经过近500年的纸币制度实验，历史得出的最终结论是：不靠谱。

摆在明朝面前的金属货币选择不外乎金、银、铜三种，金太贵，而铜太贱，所以白银作为唯一的候选人，成为了地地道道的“人民的货币”。

问题是，缺少银矿的中国从哪里去获得大量的白银来充当货币呢？答案就是世界贸易。

如果把世界贸易体系形象地比作是巨大的水车系统，那货币就是驱动水车齿轮旋转的激流。货币供应量越大，水车周转速度越快，世界贸易的规模也就越大。从16世纪到19世纪，驱动世界贸易体系运转的货币正是白银。

1581年，明朝首辅张居正在全国开始推行“一条鞭法”，从役法和田赋入手，从保证政府赋役的愿望出发，逐渐把徭役的重心由户丁转向田亩，并将税收的最终结算货币定为白银，从而创造了巨大的白银公共需求。

十分巧合的是，1545年和1548年西班牙人在秘鲁和墨西哥先后发现巨大的银矿，加上日本的白银出口，这三个国家巨大的白银供应构成了驱动世界贸易齿轮旋转的强大力量。

当时，中国最强大的产业莫过于茶叶、瓷器和丝绸，在世界市场中几乎没有像样的竞争对手。中国向欧洲出口的瓷器占全部瓷器出口值的50％，以至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名号就是英文中的“瓷器”一词“China”。丝绸也是中国出口的重量级产品，“从中国出口丝绸数量超过人们的想象。每年有一千英担输出到葡属印度群岛和菲律宾，它们装满了15艘大船，输往日本的丝绸不计其数……”[2]

由于中国白银稀缺，从而使中国明代出现了银贵金贱的局面。17世纪初，广州的金银价格比为1：5.5到1：7，而西班牙则是1：12.5到1：14。中国的银价是西班牙的2倍。刚在美洲发现超大银矿的西班牙商人，在发现这一巨大的货币套利空间之后，大喜过望，成群结队的欧洲商人，带着他们从美洲掠夺的巨额白银登上了驶向中国的航船。正是这种白银－黄金的套利冲动，鞭策着巨大无比的世界贸易巨轮开始全速转动。

尽管欧洲从17世纪开始了工业革命的步伐，机器生产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但它们的主要产品——纺织品，在中国并没有竞争力。一方面由于长途海运大大增加了运输成本，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历朝历代对内河航运，特别是大运河的长期持续投入，有效地降低了中国本地商品的运输成本，从而大大增加了本地商品的竞争力。

更重要的是，中国纺织业在明末清初已达到相当的生产规模，据西方传教士估计，在17世纪末，上海及周边地区的织布工人达到20万之多，提供纱线的纺纱工人更高达60万之众。产业规模效应及低廉的运输成本使得欧洲产品在中国几乎丧失了竞争的机会，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后期。

在这种态势之下，欧洲的商船主要运送的商品就是美洲的白银，到达中国之后，用白银换回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并且用“昂贵的白银”兑换“便宜的黄金”，再运到印度采购印度的商品，最后满载东方的商品和黄金回到欧洲，赚得盆满钵满。

欧洲人在16世纪到19世纪的近400年的时间里，主要从事的就是掠夺美洲白银和国际倒爷的工作。不夸张地讲，掠夺美洲白银成就了欧洲发达的第一桶金。而当时世界贸易的中心显然是在中国，中国出口商品，进口货币，从而确立了白银本位的货币体系。证明中国是当时世界贸易中心的办法很简单，这些白银一旦到了中国就再也不离开了，成为中国货币供应的主体部分，直到英国人开始向中国贩卖鸦片为止。

据估计，从1545年发现美洲银矿到1800年，美洲总共生产出13.3万吨白银，其中75％（约10万吨）运到了欧洲，欧洲通过亚洲贸易，将3.2万吨白银最终送到了中国。如果加上直接从美洲运到中国的白银和日本对中国的白银出口，则中国通过世界贸易获得了4.8万吨白银[3]。有趣的是，6.8万吨的美洲白银涌入欧洲（扣除运往中国的3.2万吨），带来了长时间的通货膨胀，而进入中国的4.8万吨白银却没有造成明清时代的明显通胀，原因只有一个，中国当时的商品经济远比欧洲发达，货币增加刺激了商品供应的大幅增长，通货膨胀的压力被有效地抵消了。

自从白银来到中国并登上货币之王的宝座，中国历史上宋、辽、金、元及明初近500年反复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痼疾，再也没有复发过。1935年以后，蒋介石废除了银本位制度，法币改革和金圆券纸币的发行，再度引发了超级通货膨胀，并最终失去了政权。

回顾历史，如果这400年中有哪种货币堪称世界货币，进而推动了世界贸易齿轮转动的话，白银将是唯一的候选人。

「美元纸币能保值吗？」

什么是钱？什么是财富？这个问题是认清美元本质的首要问题。伟大的思想家与众不同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常人司空见惯和熟视无睹的重要事物有着特殊的敏感和深刻的思考。“苹果落地”这个人们千百年来毫不在意的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现象，在牛顿的头脑中却激发了对万有引力的大彻大悟。“时间”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概念，在爱因斯坦的心中却回味无穷，最终导致了相对论的诞生。千百年来，人们生活在金钱社会之中，为挣钱而忙碌一世的芸芸众生们，有多少人能静下心来认认真真，深入细致地思考一下，究竟什么是“钱”？

毫无疑问，这个世界上真有那么一些人对什么是钱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可惜的是，这些探讨不仅没有产生能与万有引力定律和相对论相媲美的伟大金融货币理论，反而是越整越糊涂。因为钱这东西与“时间”、“引力”这些纯粹的物理概念不同的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性贪婪这个难以测定的变量的影响。学者们提出了五花八门的货币理论，互不兼容，矛盾百出。银行家们却趁机浑水摸鱼，将整个西方金融体系从理论到实践，逐步引向歧途，以至于最后走火入魔，诱导了整个世界走向巨大的金融危机。

经典意义上的钱的概念是相当清楚的。钱是一种已经存在的、具有稳定价值的、便于用做商品交换媒介的特殊商品。它具有以下特性：数量有限，容易计量，便于交换，不易伪造，市场公认，并可长期保存。许多符合上述特性的商品都可以成为“钱”。与上述定义和特征符合得最好的商品就是最好的“钱”。黄金和白银就是古今中外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人们，经过数千年反复比较和实践，不约而同地选择出来的无与伦比的最好的“钱”。由于它们本身都具有特定的内在价值，并防水、防火、防腐、耐磨，能够长期保存，所以可以作为价值的储藏。由于它们都便于携带、分割和计量，并难以伪造，所以可以成为最方便和最可信赖的商品交换媒介。由于它们的价值稳定又便于计量，所以他们最适合作为价值的尺度。又由于它们是已经存在的有实际价值的商品，所以是不需要任何担保，不需要任何强制，不会因政府更替、法律变化、经济危机、天灾人祸等各种不可抗力而作废的最可靠的“钱”。而且越是在动乱时期，黄金白银就越是成为人们保护财富的“诺亚方舟”。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正因为如此，黄金白银是“钱”的最高形式，是当之无愧的、万民拥戴的“货币之王”。

什么是财富呢？财富的实质就是人们通过劳动所创造出的各类商品。货币则代表着对这些劳动成果的“索取权”。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通过出售自己的劳动成果来获得对别人劳动成果的“索取权”。当这种“索取权”被转让时，它充当了“支付手段”；当某种“索取权”被普遍接受时，它就成了“交易媒介”；如果持有“索取权”的人选择延迟兑现时，它就实现了“财富储藏”的功能；最终这种“索取权”被要求兑现时，它能够完好无损地获得别人等价的劳动成果，那么这种“索取权”就是优良的“价值尺度”。这四个方面的因素共同构成了货币与财富的完美对应关系。其实，在货币的四大功能中，最核心的就是“财富储藏”的功能。越是拥有完好无损的财富延迟兑现能力的货币，就越能实现“价值尺度”的重要作用，在市场中就越受欢迎，也就越容易流通，从而成为优质的“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彻底废除货币的商品属性将导致“财富储藏”功能的紊乱和失调。任何货币，一旦脱离货币的商品属性这一铁律，最终都难逃不断贬值的下场。黄金和白银所代表的“经典意义的钱”，就是货币追求的最高境界。

从历史上看，帝国在其势力上升的周期，经济发达，贸易活跃，军力鼎盛，帝国疆界扩张，货币购买力稳定，货币流通域扩大，贷款利率低廉。随着统治阶级的腐化，帝国内部矛盾激化，生产能力下降，外部征战不断，财政支出剧增，而税收逐渐不足，导致维持帝国存续的综合成本日益上升。此时，帝国往往首先从贬值货币入手，试图减轻财政压力。财政赤字的货币化，无论是古代稀释货币的含金量，还是现代的货币“量化宽松”，正是产生通货膨胀的根源。

当代西方货币理论最本质的“发明”，就是用以债务为抵押的信用货币，取代黄金白银这些不会因债务违约而丧失价值的真正的钱。他们首先是通过战争或鸦片贸易等方式，将世界上以白银作为主要货币之国家的白银洗劫一空，从而废掉了银本位。继而又采取将世界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办法，初步建立世界货币的兑换体系。然后再让美元与黄金脱钩，从而废除了金本位。让以美元为代表的法币，成为不受金银约束的世界储备货币。我们现在使用的美元是没有任何真实价值定义的货币，这种货币在英文中叫做“currency”，其基本含义就是流动性。它只是便于商品进行“流动”的媒介。这个媒介本身并没有任何价值。它可以是纸币，也可以是支票，甚至就是电脑中的一个数字。它是临时用来兑换价值的凭证。其本质就是一张欠条，它不能保证未来真的就能百分之百地兑换到原先的价值。因为它是欠条，如果别人赖账，欠条就成了白条。现在当人们已经逐渐忘记了黄金白银才是千百年来最可信赖的真钱时，常把信用货币这种欠条与钱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以为这种欠条就是钱。挣钱就是挣这种欠条，存钱就是存这种欠条。其实在信用货币体制下，人们挣到手的和存起来的这些假定能够兑现的欠条，在欠条不违约时，它就有完全的价值，在欠条部分违约时，它就只有部分价值，在欠条完全违约时，它就一文不值。

纯粹纸币的试验往往在初期能获得惊人的良好效果，但最终这些纸币都贬回到它们的原始价值，那就是纸张的成本！纯粹纸币的制度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测试人类贪婪本性的试验。无论货币发行权掌握在政府还是私人之手，也不管执行货币政策的国家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这些并不能改变问题的本质，那就是人性中与生俱来的贪婪本性究竟值不值得信赖！整个人类历史表明，贪、痴、嗔乃是人性中无法自我超越的本质，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完全没有来得及被社会风气污染的婴儿的表现，就会发现其贪、嗔、痴的内质其实早有端倪。

这就是我们在人类文明史上，从来找不到任何一种能够保值的纸币的根源。

北宋的交子，从公元1023年到1160年，货币发行准备金从1/3降到1/60。到南宋末年，通胀率高达20万亿倍！财政彻底崩溃，国家战争动员能力枯竭，王朝覆灭。

金朝发行纸币70余年，物价上涨6000万倍，终至民心大乱，财富创造绝迹，同样是货币体系先于帝国崩溃。

元朝开始发行宝钞不过20多年，货币就剧贬为原值的1/10。到了元末，米价竟涨到元朝初年的6万多倍，宝钞制度彻底崩溃，元政府已无力控制财政和税收，国力日衰，最终灭亡。

明朝对纯粹纸币制度的实验又持续了150年之久，到1522年，明宝钞贬值为原来价值的2‰，通货膨胀肆虐。明政府终于“从民便”，被迫放弃了纸币制度，转而恢复了白银货币，帝国江山才得以维系到1644年。

1716年，法国第一次约翰·劳的纸币试验，导致4年后法国倾家荡产；1790年，法国大革命后的第二次纸币试验，5年后通胀率高达13000％，结果民心大乱，导致了拿破仑的上台；1937年的第三次纯纸币试验，12年后法郎贬值了99％。法国人只有自嘲地说，法国人有两个传统：一是投降特别快；二是货币贬值特别快。

德国魏玛共和国的纸币马克试验，从1919年1美元兑换12马克，到1923年1美元兑换4.2万亿马克，4年走到了它的生命尽头。

如果人类贪婪的本性没有变化，今天的美元不过是在重蹈历史的覆辙。

「美联储的“妙计”：放手让黄金暴涨」

美联储和所有西方的中央银行一样，喜欢幕后操作。他们防范政府干预，他们讨厌国会插手，他们更不喜欢人民大众了解细节，他们号称要保持货币政策独立，就好像全社会的货币是他们的私有财产，决不容他人觊觎。

美联储决定利率政策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公开”二字，实在具有讽刺意味，因为他们每年8次会议的内容并不打算公开，而是要等到5年以后才“解密”，并且这些会议的内容纪要已经被过滤或“修缮”过了。美国《1976年阳光法案》，明确要求包括美联储在内的组织，必须即时向公众开放所有正式会议的详细且未经修改的内容速记和原始录音，但美联储从1976年到1993年的17年中，一直误导国会，声称他们的会议原始纪录都被销毁了，只保留了“修缮”后的内容纪要。公众只有等到5年以后，才能从被“过滤”的纪要中去猜测当时会议现场的讨论细节。

美联储的大佬们除了关注利率等问题之外，还对一样东西颇有兴趣，那就是黄金。

（1993年5月18日，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纪要）

安格尔：我想事情可能会这样发展。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将利率提高300个基点，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做，我非常肯定黄金价格将会开始一个猛烈和快速的（下跌）。金价下跌将会如此快速，你不得不到黄金行情屏幕上去见证这一切。如果我们提高利率100个基点，黄金价格肯定会掉头向下，除非情况恶化到超过了我的想象。如果我们提高利率50个基点，我不知道黄金价格将会如何，但我肯定会对此非常好奇（笑）……人们会说黄金价格上涨是因为中国人开始购买，这是最傻的看法。黄金价格主要是由那些对法币系统没有信心的人所决定，他们拥有黄金是为了在危险时刻逃离纸币。现在如果每年黄金产量和消费量只占黄金总存量的2％，那么一年10％的黄金产销量变化是不会对黄金价格产生太明显的影响的。但是，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态度将会改变（黄金价格）。

格林斯潘：如果我们是在面对市场心理的问题，那么我们使用的（黄金）温度计，在测量（通胀预期）温度时也会改变温度本身。我曾向穆林斯先生提出，假如财政部在市场上卖出少量黄金，市场将如何反应的问题。这是一个有趣的思想试验，如果黄金价格发生了变化，这说明（黄金）这个温度计不仅仅是测量（通胀预期）的工具，而且它也将会改变（市场对通胀预期的）基本心理。

（1994年12月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纪要）

乔丹：我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通胀预期。这显然反应出我们（的美元）缺少名义上的（货币之）锚。这意味着政治上宣称维持强势美元将会有所帮助。如果不管怎样我们能够实现真正的金本位的状态，而没有实际使用黄金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将美元购买力稳定的理念（深植于）人们的脑海里。假以时日，我们现在面临的（通胀预期）短期问题将会变得更加容易处理。

（1995年7月的会议纪要）

格林斯潘：我想我明白了（笑）！你告诉我从财政部发行的特别提款权（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抵消了他们（财政部）对美联储的负债，这是纯粹的资产置换，所以财政部对公众的负债同时减少了同样的数额。是这样吗？这倒是同时解决了乔丹先生的问题（笑）。

乔丹：我能对此谈谈我的看法吗？（70年代）当我们把黄金的价格从35美元一盎司提高到38美元，直到42.22美元的过程中，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财政部因为这两次所谓的（美元）“贬值”行为，获得了10到12亿美元的意外之财。我的问题是，当我们将特别提款权进行货币化时，应该按照什么样的价格？你说我有一项资产在我的资产负债表上，但我却不知道它的价格。

格林斯潘：（特别提款权的价格）大约是42美元。

杜鲁门：是42.22美元，它与黄金的官方价格一致。

乔丹：我们是用官方黄金价格计算特别提款权吗？

格林斯潘：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调高黄金价格来降低公共负债压力吗？这样做确实可以使公共负债明显下降。

乔丹：我本来尽量不愿意提及此事，公众其实害怕有人想这么干。

格林斯潘：可惜太晚了，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

乔丹：5年以后（会议纪要解密期），公众将会知道这件事。

从这些美联储大佬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黄金始终是国际银行家们的一块“心病”。从历史上看，玩纸币必然经历三个阶段：玩实力，玩信心，玩赖皮！当帝国实力殷实财大气粗时，强大的财富创造力足以确保纸币的商品兑现能力，纸币是有底气的。当帝国过度扩张力不能及时，财力日渐短绌，则必须玩10个瓶子5个盖的“杂技”，纸币无法完全兑现商品，通货开始膨胀，此时就进入玩信心的阶段。等到帝国财富已被淘空只剩下一副空架子时，纸币丧失了公信力，恶性通胀发作，此时帝国就只有玩赖皮了。

从美国立国到1971年，美元是玩实力的阶段，一度占到全球GDP一半的强大工业生产能力确保了美元的信用，所以美元敢于与黄金挂钩，因为其出口能力足以赚回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黄金，就如同中国通过400年的世界贸易，将全球白银的一小半都吸纳到中国来一样，此时的黄金白银作为诚实的通货，在经济体内发挥着良好的财富合理分配的作用，从而刺激经济进一步发展，经济循环处于良性状态。

1971年到2008年金融海啸，美元进入玩信心的阶段。1971年是美元的转折点，美国不堪世界各国发动的黄金挤兑进攻，只有放弃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其实质是美国贸易连年逆差，财富外流和财富创造力下降，美国人不能生产出其他国家所需要的足够的商品来平衡巨大的进口，久而久之，财政不堪重负，美元再也无法承载黄金诚实货币的重托。这一阶段，国际银行家们最关心的就是所谓对美元的信心问题。他们发明了一整套经济学“黑话”体系来修饰问题的本质，诸如“通货膨胀预期”、“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资产再通胀”等。其实用老百姓一看就懂的话就是，美元“毛了”。更为离奇的是，他们居然想象着如何实现“没有黄金的金本位”，看来美联储还是改行搞魔术更能发挥他们的特长。不过，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先生在2010年11月，居然真的提出了世界应该考虑回到“修正版的金本位”，果然是个“没有黄金的金本位”，这难道真是历史的“巧合”？！

2008年，发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美元进入了第三个阶段——玩赖皮！这一阶段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美国要赖账，使用的手段便是逼迫其他国家货币大幅升值，美其名曰“全球经济再平衡”，指责他国“操纵汇率”。其中更有意思的就是格林斯潘等人讨论的放手让黄金价格暴涨，让美元大幅贬值，从而“抵消”美国的负债压力。他们早就明白黄金的真实价值，那就是黄金才是“诚实的货币”，因其童叟无欺，货真价实，所以在货币体系中承担着“最终的支付手段”。但他们却在世界范围内对其他国家大肆推行“黄金无用论”，对学术界进行系统和长期的“洗脑”，对人民和市场玩弄“强势美元”的文字游戏，从而达到将“美元购买力稳定的理念（深植于）人们的脑海里”的目的。

黄金和白银好比测量通货膨胀预期的压力计，在全世界以美元为中心的纸币世界里，钞票越印越多，在市场的高压锅中，通货膨胀的压力越来越大。黄金和白银的价格作为唯一具有公信力的压力计，其价格必须被“有效管制”起来，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中央银行联手压制黄金和白银价格的目的。当市场上黄金白银充当着最诚实、最公正的货币时，银行家们想要作弊将是非常困难的。而没有金银约束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比如现在美联储发行的美元，不仅是美国的法币，也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可是它的货币政策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想发行多少就发行多少，既不需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也不需要国会批准。根本不顾全世界债权人的利益。银行家既没有所谓民主选举，也不受新闻监督，更无视法律约束。正所谓：“只要我控制了一国的货币发行权，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完全就是无法无天。

人们常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其实腐败并不是最可怕的事。几个银行家天天腐败，顿顿腐败，夜夜腐败，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又能如何呢？绝对的权力最可怕之处不是让人腐败，而是让人疯狂！独揽货币发行权的金融大鳄一旦疯狂，其野心和胃口将极度膨胀，使全人类都跟着遭殃。银行家们能够以花样百出的“行业黑话”来愚弄世界人民，随心所欲地控制货币发行量，周期性地制造各种各样的泡沫和经济危机，通过货币战争搞垮各国金融，并在全球经济的废墟之上，重新构建由极少数人控制的世界统一货币新体系，最终通过控制世界货币来奴役全人类。

但是，国际银行家们也做了最坏的打算，那就是高压锅迟早要炸，一旦锅盖“砰”的一声飞上了天，黄金价格的暴涨也会使西方债务大幅减轻，因为西方国家手中持有大量的黄金实物。到2010年6月，全球央行合计黄金储备30462.8吨，其中欧美共拥有21898.5吨（包括欧美控制下的IMF），占黄金储备总量的72％。

格林斯潘们构想的通过放手让黄金价格暴涨来稀释美元债务压力的奇思妙想，乍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他们恐怕低估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风险。黄金价格一旦彻底失控，美国资产负债表上以美元计价的黄金资产价格固然能够暴涨，相应地使纸币负债压力大幅减轻。但问题在于，美元剧烈贬值所造成的全球恶性通货膨胀，将会从根本上颠覆美元的信用，谁还愿意继续持有美国债券和美元资产呢？失去了美元对全球资源的总动员能力，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超级大国还能够存在吗？

1948年蒋介石搞金圆券改革，最终也曾使国民党政府资产负债表中的黄金资产价格暴涨，但随着金圆券的滥发，人民拒绝接受纸币，在各地重新开始使用“袁大头”交易。最终纸币滥发所形成的超级通胀，残酷掠夺了人民的财富，其后果是人民抛弃了金圆券，同时也抛弃了发行金圆券的国民党政府。国民党退往台湾和当年的约翰·劳逃出巴黎时一样，他们带走的不是印刷精美的纸币，而是沉甸甸的黄金和白银！

用黄金暴涨来平衡美元负债，将是最后的疯狂之举，它带来的决不是美元的稳定，而恰恰是美元的覆灭。

同时，在格林斯潘们的魔术方程式中，还忽略了另一个关键变量，那就是白银！

「黄金与白银1：16的历史超稳定结构」

古人说：“如果黄金是太阳，白银就像月亮。”很多古代文明中，一年有13个月，每月28天。因此，最早的金银比价为1：13。

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金银比价基本稳定在1：16上。而现代科学发现，地壳里的黄金与白银储量的比例大约是1：17。巧合却不意外的是，古人的直觉和历史形成的金银比价关系与现代科学探测的结果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近似。

金银比价的这种超稳定结构可以从地质学和市场供求两个方面得到有效解释。尽管欧洲与亚洲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金银比价的套利空间，但却都是以亚洲地区“银贵金贱”所形成的白银东流和黄金西去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种动态平衡之间，欧洲比较偏好黄金，而亚洲更加喜爱白银。在欧洲历史上，谁能控制东西贸易的通道，谁就能利用欧亚大陆的金银比价差异进行50％～100％的巨大套利交易，从而获得巨额商业利润，主宰欧洲大陆的命运。

随着美洲白银的大发现，在250年中，13.3万吨白银的巨大供应短暂地使金银比价出现了一些波动，但随着东西方大规模的世界贸易的消化，最终金银仍以历史的惯性回归到1：16这一神奇的平衡点。尽管进入20世纪后，白银与黄金价格波动开始剧烈起来，这主要是由于多数国家采用了金本位而放弃了白银货币，致使白银在一段时间内显得“过剩”。作为世界最大的银本位国家，中国的白银货币一直持续到1935年，美国的白银货币（美国政府白银券和白银硬币）一直流通到1965年。到1971年，黄金与白银这一比价在1：23左右波动。

1971年，美国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美金”变成了“没金”。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全世界一起进入纯粹纸币时代的重大试验，直到今天这一试验仍在进行。纯粹纸币制度彻底废除了货币的商品属性，原来形成货币的核心要素——财富储藏功能完全丧失。

纯粹的纸币美元滥发导致了世界范围的价格错乱，其中就包括金银比价体系的严重扭曲。金银比价从5000年稳定的1：16被严重扭曲到了1：60！

是黄金更少了吗？

世界黄金存量从1940年的大约3万多吨增加到现在的大约15万吨，70年中大约增加了5倍！

是白银更多了吗？

世界白银存量从1940年的大约30万吨下降到目前的大约3万多吨，减少到当年的1/10！

如果以重量计算，目前白银存量只是黄金存量的1/5。也就是说，白银远比黄金更稀缺！

这种巨大的差异来源于白银的大量工业需求。从1942年起，白银的工业消耗量开始大大超过了生产供应量，几十年下来，白银靠着5000年积累下来的库存量维持着供需平衡。目前每年的需求量大于供给量约4000吨。以当前白银净消耗量来计算，现有3万多吨的白银库存只够再维持7～8年的时间，人类积累了5000年的地上的白银将被工业需求全部吃掉！

那么，地下的白银还有多少呢？

2005年，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调查表明：白银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被开采殆尽的金属，时间大约为12.3年。考虑到目前白银的产量中2/3来源于伴生矿，如铜、铅、锌矿，由于受到其他矿开采投入的限制，大幅增加白银产量十分困难。虽然地壳中还有白银可供开采，但由于技术和成本原因，只有在高得多的价格上才具有开采价值。截至2009年底，美国地质调查局最新统计资料表明，全世界白银储量为40万吨。按当年矿产量2.14万吨计算，可开采18年[4]。由于政府出售和废品回收提供的白银近年来大幅度下降，矿产提供的白银将占总供应量的绝大部分。现在全世界每年白银的总需求量大约是2.77万吨[5]，如果全部靠矿产银提供，那么40万吨的世界总储量则只能保证14年的供应。考虑到白银工业的应用领域正在急速扩大，未来白银的消耗量将急剧攀升，届时，12.3年或14年的开采大限将会大大提前。

以目前黄金价格（每盎司1350美元）与白银价格的历史比价关系看，其价格比应该是1：16，即达到每盎司84美元，才算得上是合理的水平。而黄金与白银历史上的比价是按照它们的数量多少来决定的。古埃及时，白银很少，它的价格与黄金相当。后来被发现的白银多了起来，黄金变得相对稀缺。物以稀为贵，所以黄金的价值更高。以此进一步分析，目前全世界白银的可开采储量约有40万吨，加上已有的3万吨左右的存量，白银的总量只有约43万吨。黄金由于极少被工业用途所消耗，所以存量不断上升，目前普遍估计为16万吨。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截至2009年底的统计，全世界黄金的可采储量约有4.7万吨，两者合计，黄金的总量约为20.7万吨。由此可知，黄金总量与白银总量之比是20.7：40，即大约为1：2。这就是说，白银的总量比过去要少得多，其应有的价格应当是黄金的1/2，而不是1/16。按当前黄金每盎司1350美元来算，白银的价格应该是每盎司675美元！而当前白银的市场价格每盎司只有25美元上下。换句话说，一点不带泡沫地算，白银现在就应当还有27倍的上涨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白银将进一步减少，黄金与白银的数量比将达到1：1，再往后白银的总量将少于黄金。这意味着白银在未来十几年内的增值潜力可能将是极其惊心动魄的！

「双肩挑的白银：既是货币金属也是工业金属」

古代的腓尼基人很早就发现了白银能杀菌这一神奇的功能，他们将葡萄酒装进银瓶之中以保鲜酒质，这一秘密甚至仍在当今的名葡萄酒庄中流传。大英帝国的水手们在长期的海上航行时，将银币投入自己的饮用水罐中，以保持水质不腐。古希腊医生最早发现了银对伤口愈合有明显功效，并能防止疾病。中国古代的君王常用银筷子来测试食物中是否有毒。欧洲贵族的餐具广泛使用银质器皿，因为细菌在纯银表面无法长时间存活，而木质餐具则是细菌的最爱，不锈钢餐具也无法抗阻细菌的繁衍。尽管当代的人们广泛使用抗生素来杀菌，但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却长期困扰着医学界。

长期以来，白银对细菌和病毒的神奇杀灭效果一直没有被深入研究。直到最近，白银杀灭细菌的原理才被搞明白。银在水中能形成微量银离子吸附细菌，破坏其赖以生存的酶，从而使细菌很快死亡。据研究，银离子能在数分钟内杀死650多种细菌，是普通抗生素功效的113倍，且无任何抗药性。

在医疗卫生方面，仅在欧美医院，每年被细菌和病毒交叉感染的人就高达数百万人，大量使用抗生素产生的耐药性的后续问题，足以使医疗保险系统难以持续。英国的医院已经开始使用含银离子的清洗剂和防护膏，以避免交叉感染的问题。美国的医院也开始大量使用含银离子的纱布、口罩、手术被单和房间内饰，以避免交叉感染。

21世纪对白银的工业需求更酝酿着爆炸性增长的压力，近年来，全世界技术专利中使用白银的总量远远超过使用其他任何金属。

如果说绿色环保技术将是未来几十年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发动机，那么在这一领域中，白银消耗量将出现井喷式增长。

「白银在新能源领域的应用」

白银具有所有金属中最好的光反射效率和抛光性，是太阳能聚光镜应用中不可或缺的核心部分。同时，白银又是极佳的催化剂，在与半导体材料混合后，可以大大提高太阳能转化为电能的效率，能量输出可以提高12％。太阳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将在全球每年产生数千吨白银的需求量。

电池将成为绿色环保时代的核心要素，银电池将成为取代传统锂电池的最佳候选人。其持续时间比锂电池高出40％，同时没有锂电池易爆的危险。95％的部分可完全回收，具有重要的环保价值。银电池在电脑、手机、助听器、医疗设备和一切移动电子设备中，具有极其广泛的应用前景。在航天器、深海探测器、鱼雷、导弹、潜艇等方面应用前景巨大。

银电池的广泛民用还处在刚刚启动的阶段，但代表着未来新一代环保电池技术的潮流。考虑到电池技术的广泛使用程度，对白银的需求总量增加将十分惊人。

「2017年，259亿个RFID芯片将使用白银」

正在全球迅猛扩张的无线电频率识别（RFID）技术将使白银应用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货币战争》第6章导读中曾专门介绍过RFID技术对于追踪与定位方面的巨大用途。RFID芯片中内嵌微型耦合电路和天线，用以接收读卡机发射出的电磁波，电磁波所携带的能量在耦合线圈中形成电流并“读出”芯片上的独特ID信息，然后ID信息被天线发射回读卡机。这样一来，大约在几百米外的读卡机，就好比是一个远程ID探测雷达，可以确认芯片在其探测范围之内。一旦这些远程ID探测雷达，形成小到商店学校，大到社区城市甚至全国、全世界的网络时，那么存在于这个巨大网络之中所有的RFID芯片的携带者，都将被实时定位和追踪，物联网的技术就是建立在RFID技术基础之上的。

2010年7月，沃尔玛宣布开始广泛使用RFID来管理其庞大的库存以降低成本。一旦效果良好，沃尔玛将在其3500家美国连锁店中，全面普及RFID的应用，其全球供货商也将被要求采用相同技术来与沃尔玛的库存系统对接。

据美国IDTechEx公司预计，RFID芯片将以每年增长93％的惊人速度迅速在全世界扩张。到2017年，全世界RFID芯片的年产量将达到259亿片的骇人数字！而在每一张芯片上都要使用10.9毫克的白银，由于其含量微小，完全无法回收。

「未来美国木材防护领域每年将消耗2400吨白银」

美国参议院“森林与公共土地管理委员会”在2003年9月11日，提交了《公共土地产出研究法案》。该法案致力于取代目前广泛使用的含铜的木材防腐技术，这种技术产生的砷酸铜和醋酸铜所形成的有毒复盐，对环境的危害严重，在美国已日益引起关注。而白银拥有天然的杀菌奇效，作为木材防腐材料可以抵抗白蚁侵蚀、孢子真菌的生长与腐朽、水生生物的寄宿以及其他昆虫的寄生与繁殖。美国绝大多数民宅是木制的，一旦该项技术被正式引入美国木材防腐市场，仅美国的木材防腐领域，每年就将消耗2400吨白银！

「服装应用将是白银最大的未来需求之一」

白银是天然的无机抗菌材料，无机银抗菌材料具有持续性、持久性和广谱性强、耐热性好、安全性高、不会产生耐药性等特点。

美军的沙漠作战军装中普遍使用银离子材料来进行杀菌、除臭。运动服装也是如此，因为汗液中的大量细菌是产生各种异味和病变的主要来源，而白银能够杀灭其中绝大部分细菌。内衬镀银的服装在野外剧烈运动大量出汗却长期无法清洗的情况下，仍能保持气味清新和健康。仅仅在服装领域，白银就已经成为最大的单一应用领域，每年消耗白银1200吨。

这个数字才是白银刚刚进入服装领域的起步阶段。设想一下，如果13亿中国服装消费者也开始穿含有银离子的健康服装，10亿印度人口再加入这一潮流，白银的需求量将是何等的局面？！

在食品包装领域，含银离子的食品、饮料、牛奶等包装材料，可以大大延长保鲜期。饮用水的过滤装置中也开始使用银离子杀菌材料，同时，美国全国的游泳池也将废弃有严重副作用的氯气杀菌法，转而使用白银杀菌材料。

目前，全球白银的年工业消耗量在3万吨左右，而庞大的白银新兴消费市场才刚刚拉开帷幕。

白银与黄金存在着一个重大区别，那就是白银具备广泛的工业用途，因此，白银的工业消耗量要远比黄金大。白银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工业领域的各种应用中，绝大部分都是微量应用，如手机的集成电路中含有价值几美分的微量白银，液晶大屏幕彩电也镀有微量白银，几乎一切家用电子设备中都不难发现微量的白银应用。这种微量白银应用，即使在白银价格暴涨10倍的情况下，也难以对其最终产品价格造成值得一提的影响。

另外，白银在工业中微量使用的特点，导致了白银在工业应用之后，无法有效回收，从而永远地流失了。

白银优异的多种性能和巨大的应用空间，使其成为所有金属中最具价格爆发力的翘楚！

不能理解白银货币属性的人，往往将白银称为工业金属，这是一个明显带有误导性的称呼。难道人们发现黄金可以用来镶假牙，就会改变黄金的货币属性吗？大量的工业用途和微量不可回收的消耗，非但不会使白银的稀有与贵重的品质受到丝毫伤害，反而是其更具投资价值的重要证据。对白银准确的称谓应该是，具有大量工业用途的稀有的货币金属。

「“价格发现”了什么」

无论从金银的历史比价，还是市场供求关系，或者通货膨胀，都无法解释白银今天每盎司25美元的价格竟远低于1980年的50美元！是什么样的神秘力量能够将白银价格严重扭曲到现在这种程度呢？

长期以来，由于黄金与白银存在着天然的货币血脉关系，其历史比价更是几千年的超级稳定，这种固化的联系早就深深地植入文明的记忆里了，它跨越了时代、跨越了国家、跨越了宗教、跨越了地理、跨越了意识形态，远比国际银行家们人为的“强势美元”更能持久地存在于人们的脑海里。人们知道，白银和黄金一样是最优质的“钱”，而且白银的流通比黄金更广泛。因为日常生活当中的衣食住行，多是小额交易，而黄金一般是非常大额的交易才用得上。因此白银不仅是真正的钱，而且是比黄金流通性更好的钱。为了保护美元发行的巨大利益，银行家们就必须挣脱金银货币的约束，就必须废除金银货币。欲废除金银货币，首先就要废除白银，因为白银每天都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想办法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看不见白银，买柴米油盐时，不再用到银子，才能让大家彻底忘掉白银的货币职能。因此，国际银行家们的战略就是：欲征服货币，必先征服黄金；欲征服黄金，必先征服白银！

如今，尽管美元已经如愿以偿地篡夺了黄金白银的“货币王位”，但“伪皇帝”毕竟是假的，国际银行家们心里总是不踏实，因为一有任何危机的风吹草动，人们就立刻想起了黄金白银。国际银行家们对黄金白银真是“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其心态非常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王莽篡位，恨不得把天下所有姓刘的都斩尽杀绝。白银就好像太子刘秀，被“银行界的王莽”到处追杀，如今已经有几十年之久。这种“追杀”就是价格的打压，他们希望大家把白银当成普通的金属，一种一般性的工业原料而已。如果大家总是忘不了白银几千年以来一直是和黄金一样的“货币之王”，那么国际银行家们就先将白银赶出货币王宫——中央银行。然后故意大幅压低白银的价格，将其贬为“庶民”，与铜铁铅锌为伍，浪迹普通商品的街头。

白银市场是远比黄金市场小得多的盘子，通过大规模“裸做空”的手段来压低白银价格，同时用低价的白银绳索来拖住黄金上涨脱缰的野马，实在是一种高倍杠杆和高度有效的价格控制策略。只要压制住白银的价格，就能使以美元纸币为核心的全球金融赌场给开赌场的国际银行家们带来永远的暴利！

1990年至2003年，白银的价格已从1980年的每盎司近50美元，被一路打压到每盎司仅有4～5美元。就在白银最不景气的时候，一些有识之士却看到了白银价值被严重低估所产生的投资机会。著名的“股神”巴菲特管理的投资基金在1997年到1998年期间，分批买进了近1.3亿盎司的白银。占当时世界白银年产量的1/4，基本上是抄到了白银几十年的大底。令人不解的是，巴菲特为何在2006年过早地卖掉了全部的白银。他的平均买入价是每盎司6美元，卖出价只有7.5美元。巴菲特自己也承认这笔买卖做的不漂亮。“我买得早了，卖得也早了。这是我的失误。投机到最后才是最疯狂的。”非常巧合的是，就在巴菲特卖掉全部白银之后不久，巴克莱银行创建的第一只白银交易基金也在2006年获准在美国股票交易所开张了。有传闻说，巴克莱银行为了给它的白银交易基金准备白银现货担保，曾向巴菲特“借用”或购买了1.3亿盎司的白银，这正好是巴菲特手上全部白银的总和。2006年正是白银市场开始启动之际，巴菲特却将所有白银卖出，他下了这么大的赌注，却没有像亨特兄弟当年那样把白银价格炒将起来，耐着性子卧底9年，只是为了赚区区1.5美元的差价吗？这桩买卖不免令人生疑。至于巴克莱银行与巴菲特到底有怎样的暗中交易，外界就不得而知了。

另一个对白银市场感觉特别敏锐，并影响深远的人叫泰德·巴特勒。巴特勒从1971年起就是一名商品期货交易员，当时为美林证券公司工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的一位客户问他：“白银市场供不应求，可是白银的价格却几年都不上升，这是什么原因呢？”巴特勒为了向客户解释其中的原因，开始研究白银期货市场。可是他也被难住了，他了解到白银确实是供不应求，可解释不了银价为什么就是不涨。后来他凭着在商品期货交易市场多年历练的经验发现，市场上做空白银的数量总是远远大于白银现货的供应量。原来是有机构在人为压低白银价格。于是他向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报告了这一市场操纵行为。但是有关部门却回答说没问题，对此置之不理。巴特勒是个倔脾气，认准了的事情非要干到底，他坚持不懈地向有关部门反映，一直没有结果。后来有了互联网，从1996年起，巴特勒开始通过互联网来揭露白银价格被人为压低的真相。他几乎每周都在网上发表一篇关于白银市场的详细分析或评论。由于长年坚持不懈地研究和评论白银市场，巴特勒逐渐成为该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权威人士。他认为白银市场的操纵行为是“有史以来最为恶劣的”资本阴谋。他除了继续多次上书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之外，还呼吁广大投资者联合行动起来，对白银市场的操纵行为展开斗争。经过多年的努力，几大银行巨头非法打压白银（也包括黄金）市场的罪行正在遭到越来越多地揭露，引起世人的普遍关注。近两年来，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终于对此开始了调查。

对于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调查，巴特勒在一次专访中表示，尽管有关方面有意愿解决问题，但白银市场操控的问题太大。以至于很难有不引起巨大动荡的解决方案。

20年以来，全世界贵金属市场的参与者对金银价格被操纵的法律诉讼和公开辩论早已汗牛充栋。《货币战争》中曾提到：“2004年4月14日，称霸世界黄金市场200年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出人意料地放弃了黄金市场定价权。无独有偶，白银市场的大哥大AIG公司于6月1日主动放弃白银市场的定价权。莫非罗斯柴尔德家族真的看淡黄金吗？若是如此，为何不在1999年金价跌到历史最低点退出，反而要在黄金白银价格气势如虹的2004年金盆洗手呢？另外一种可能就是，黄金和白银的价格最终将会失控……早早撇清与黄金之间的任何关系，如果10年以后，金银价格果然出了大问题，谁也怪不到罗斯德柴尔德家族的身上。”如今黄金白银的价格果然“出事”了，黄金价格不断刷新历史最高纪录，已接近1400美元，而白银已突破30年来的最高点，超过了25美元，与当时相比，金银价格都已涨了近3倍！

没错，这里说的白银市场的大哥大AIG，就是2008年金融海啸中那个被美国政府拯救的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在AIG之后，白银市场的主要操纵者变成了贝尔斯登。就在2008年3月17日贝尔斯登垮台的当天，白银创下了1980年以来的最高价位——21美元。

贝尔斯登成立于1923年，是美国华尔街第五大投资银行，也是美国主要的证券交易公司之一。2008年3月15日，这家有着85年历史，经历了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多次经济起落的大投资银行，突然宣布出现严重的现金短缺。当天，美联储和摩根大通联手向贝尔斯登提供了紧急资金援助。人们只知道贝尔斯登因为在美国次级按揭风暴中严重亏损濒临破产而被收购，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原来它也是美国商品期货市场上最大的白银做空者，并因做空白银遭多方逼迫到几乎被迫平仓的地步。2008年3月14日，白银价格在接连上涨近一个月后，由每盎司17美元一直冲到近21美元。贝尔斯登没钱补仓抵挡不住，这恐怕就是它突然宣布出现严重的现金短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眼看就要被迫平仓，这不仅会使其做空白银的所有资金血本无归，而且也有可能让白银价格立刻失控，并引发金价暴涨和美元暴跌。美联储见势不妙，紧急救援。贝尔斯登得到一笔为期28天的借款，这笔款项是美联储通过摩根大通来借给贝尔斯登的，但贷款风险由美联储来承担。这也是自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联储第一次以这种方式贷款。尽管得到短期借款，贝尔斯登仍然无力回天，难逃彻底覆灭的下场。2008年3月16日，在美联储紧急出手，同意“包底”300亿美元贷款支持摩根大通公司后，摩根大通公司随即宣布对贝尔斯登的收购，挽救了一场严重的白银价格危机。

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后，立刻按照国际银行家们打压白银价格的既定方针，开始对白银价格实施起新一轮的残酷镇压。从3月18日开始，也就是摩根大通接替贝尔斯登的第二天，白银价格开始突然暴跌。到3月20日，仅仅三天，白银价格就从每盎司21美元暴跌到每盎司17.5美元，白银价格一个月的涨幅全部丢失。此后，摩根大通和汇丰银行联手继续追杀白银，到2008年8月，两家共持有85％的白银净空头仓位，白银市场在这两大银行联手打击下一路下跌，8月15日跌破13美元，10月底至12月初，竟然跌到每盎司9美元上下，回到了2006年的价格水平。

这一切自然逃脱不了白银市场分析专家巴特勒的眼睛。为何会出现银行大幅增加做空白银头寸的情况？巴特勒就此向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国会议员们多次提出质询，最后，他得到的解释是由于摩根大通接手了贝尔斯登。在此之前，巴特勒和所有的白银投资者对白银市场上到底谁是最大的空头这个问题一直没搞清楚，因为期货交易报告上并不披露参加交易者的身份。巴特勒的市场分析报告一直是用一种没有指名的方式来描述，直到这时，巴特勒才恍然大悟，原来贝尔斯登和摩根大通就是打压白银价格的元凶。巴特勒将这一内幕抖落出来，引起市场的强烈反响，激起了广大白银投资者的公愤。这才引出了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摩根大通的调查，随后又有很多投资者对摩根大通和汇丰银行非法操控白银市场发起诉讼。

在广大投资者越来越大的压力下，2010年9月，摩根大通宣布为了满足美国新出台的金融监管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的要求，停止自营业务，裁减大约20名在伦敦的商品期货交易员，这些人交易的品种中就包括白银，结果白银市场闻声而起，价格立刻突破21美元，打破了2008年3月17日贝尔斯登垮台时创下的高点。1980年以来，白银价格两次突破最高纪录，都和白银市场的主要操纵者出了大麻烦有关，难道历史真是充满了有趣的巧合？

值得注意的是，对白银市场的很多大动作都是从伦敦进行操作的，AIG如此，摩根大通也是如此，这主要是为了避开美国监管机构的麻烦。

对白银价格的操纵，人们耳熟能详的就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富豪亨特兄弟囤积白银，最后惨遭失败的案例。通过这个案例，教科书反复教诲人们，市场监管是有效的，操纵期货市场的行为已经永远结束了，谁要再想操纵白银价格，亨特兄弟就是前车之鉴。

其实，操纵白银价格并不仅限于囤积白银的抬价行为，更应该包括大规模“裸卖空”白银所产生的价格压制效应。对于后者，美国期货交易管理部门从前并未认真调查过。也就是说，州官可以放火，百姓却不能点灯。做空白银有理，做多白银必究！

与黄金的情况一样，世界白银市场的定价权始终掌握在华尔街－伦敦轴心手中。纽约期货交易市场负责“纸白银”定价，而伦敦金银市场协会（LBMA）则决定着“实物白银”的定价，在双方通力合作之下，白银价格在通货膨胀面前，始终显得灰头土脸。如此一来，所谓白银的货币属性看起来简直就像个笑话，最普通的金属都能有效对付通货膨胀，白银连这点本事都没有，还能奢谈货币属性？白银被彻底妖魔化为普通工业金属。请注意，在人们的脑海里，工业金属和贱金属几乎可以画等号。

这就是普通人乍听到白银投资觉得莫名其妙的原因！国际银行家巧妙地制造了白银价格长期疲软，并充分利用了这一心理效应来掩盖白银的货币本质，从而使美元体系的赌局更大更精彩。

在几十年中有效打压白银价格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经济学规律好比物理学中的牛顿三大定律，是个无法撼动的铁律。工业需求是板上钉钉的事，很难有做手脚的余地，于是打压白银价格就只有从人为加大供应量来破题了。压低白银价格可以有效遏制白银的投资需求，而白银的货币属性在一个面临日益通货膨胀的世界经济生态环境之下，其将被激发出来的潜在投资需求才是未来白银供求关系的焦点问题。如果实物白银的供应量不足，那么只要创造出惊人的“纸白银”供应量，同样可以达到白银“供过于求”的理想效果。而华尔街－伦敦轴心正是沿着这条思路来操纵白银价格的。

「白银市场：1个瓶盖与100个瓶子的游戏」

部分准备金制度原本是银行业所采用的一种对金钱进行“放大”的制度，中央银行创造出的每一块钱当存入银行系统时，都能在这个制度下被银行系统放大10倍后进行信用输出。形象地说，部分准备金制度的核心，就是玩10个瓶子只有1个盖子的游戏，储户的钱就像盖子，银行以盖子为基础放大了10倍的信贷就像是瓶子，只要大家在任意时刻只看1个瓶子时，盖子总在上面，游戏就没有穿帮，否则就会出现银行挤兑，严重时就会造成金融危机。1个盖子所对应的瓶子越多，玩这个游戏的难度越大，玩砸的可能性越高。2008年金融海啸中倒掉的那些大的金融机构都是玩得太疯而出事的。这些机构在最疯狂时，玩的是1个盖子要盖50个瓶子，稍有不慎就会满盘皆输。

如果说1：50的盖子游戏最终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那么白银与黄金市场的游戏玩得就更疯了，这个比例是1：100！

在目前的世界白银市场中，每一盎司实物白银背后，有100盎司的各类纸合约号称拥有它！在经过100倍的放大后，“实物白银”看起来供求两旺，交易频繁，市场繁荣，在这样被超级泡沫化的“实物白银”市场中，价格终于被合理地“发现”出来，这就是极其低廉的白银价格，而且看起来白银的供应量似乎可以无穷无尽。用幻想出来的99％的“纸白银”交易量，来彻底左右1％的实物白银交易价格，实在是个天才的想法。只要99％的持有“纸白银”的人，不来要求兑现白银实物，这个游戏就可以高枕无忧。最后决定白银价格的是国际银行家们永不匮乏的美元，而不是白银真实的供求关系。

可笑的是，即便在号称“实物白银”交易的伦敦金银市场上，其绝大部分交易也并非“实物”交割，而是通过“号称实物”的“纸白银”过户。这种户头有个学名，叫做“非实物账户”。按照伦敦金银市场协会的定义就是：“这是一种没有具体金属块与之对应的账户，客户拥有的是对金属块的承诺……交易由借贷双方根据借贷余额在户上交割。账户所有者并不直接拥有具体的黄金或白银金属块，而是由账户开户所在的交易商的金属库存做抵押。该客户是没有实物确认的（金银）所有者。”其中，最后一句话最实在，拥有“纸白银”的人其实是“没有实物确认的（金银）所有者”。

2010年3月25日，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在华盛顿举行听证会，调查白银市场可能存在的价格操纵行为，会议记录中突显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各方在激辩美国白银期货市场大量卖空合约是否构成价格操纵）

奥马里（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专员）：你认为当白银期货到期时，如果买方要求交割白银实物，这对卖空方会构成问题吗？

克林斯琴（前高盛大宗商品研究部主任）：不，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几十年来一贯如此。另外一个原因是，（当白银实物要求被兑现时）一些其他的机制可以使用现金交割；第三，很多人都知道今天所调查的白银和黄金市场中，几乎所有的做空仓位都是在对冲风险，期货做空合约对冲的是（伦敦实物）OTC市场上买入（实物金银）的风险。所以我真的不认为有什么风险存在。

这里出现了一个可笑的问题，当买家要求白银现货，而卖方手中没有实物，于是提出能不能赔钱了事，这本身就是违约行为！因为期货合约中已经明确规定了交货的时间、地点和货物成色与数量，任何不能按照合约进行的行为都是违约行为，而克林斯琴居然不认为这是风险！更可笑的是他第一条的逻辑，以前的庞氏骗局没出事，所以现在也不用担心。

紧接着黄金反垄断协会的道格拉斯上场了。

道格拉斯：我们谈论的用期货对冲现货市场风险，可是如果我们看看现货市场，伦敦金银市场协会，他们每天净交易2000万盎司的黄金，相当于220亿美元，一年约5.4万亿美元……从伦敦金银市场协会的网站上你能看到，这些所谓的‘非实物账户’交易背后并没有实物。它们是在部分准备的情况下交易的，你无法交易这样的规模，因为地球上没有这么多（金银）。所以那些在（美国期货市场）做空的人，在（伦敦金银）市场上实际上是用纸片对冲纸片的风险。

（8秒钟沉默）

在这里，道格拉斯指出了问题的要害，那就是为什么在华尔街做空白银期货的人要跑到伦敦柜台交易（OTC）实物市场去“对冲”所谓的风险。原因在于美国期货市场对期货合约有着明确的监管条例，任何做空白银的人必须有90％的被确认的现货来源，否则就是涉嫌操纵市场。而伦敦的金银OTC市场，号称是“实物市场”，交易的却是“无实物”账户，但伦敦金银市场协会乃是“自律”组织，充分相信大家是“自觉的”，所以并不硬性规定交易参与者拿出真金白银来验货，而且OTC市场是个不透明的市场，没人准确知道什么东西在交易，成交价格是多少。所以华尔街的白银操纵者在伦敦可以大展拳脚，他们用伦敦市场的所谓“实物交易”拿到美国监管部门说明为什么在华尔街大举做空是合理对冲，从而避开美国监管，大玩特玩以纸片“合理”对冲纸片风险的游戏。

伦敦号称“实物白银”市场，每天大约交易着1.25亿盎司白银，但它的金库中可以交割的真实白银实物不过7500万盎司。纽约期货交易市场处在开仓状态的白银合约大约8亿盎司，但它实际可供交割的现货白银仅5000万盎司。伦敦和纽约白银市场总共可以进行交割的白银实物量约为1.2亿盎司。据国际清算银行在2009年6月的统计，“其他贵金属类别”（绝大部分是白银）的衍生产品余额高达2030亿美元，相当于120亿盎司白银（大约20年的白银矿产总量）！

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超级虚拟化的白银市场，一个被价格操纵的市场，一个高倍杠杆化的市场，一个已经处在挤兑现货边缘的市场！

「白银操纵调查」

2010年3月25日，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的白银价格操纵听证会主要调查2008年9月以来黄金白银市场的操纵问题。本次听证会邀请了16名人员参与作证，包括监管者、交易所官员、银行、交易商、经纪公司、投资者等。其中，最具震撼力的就是伦敦贵金属交易员安德鲁·麦凯尔的关于摩根大通操纵白银价格的证词。

诡异的是，3月26日，麦凯尔和妻子在英国伦敦“意外”遭遇车祸并被送进医院抢救。据当时正在路上行走的目击证人指证，“一辆车从辅路上斜刺冲过来撞上了他（麦凯尔）的车”。当目击者试图拦住企图逃跑的肇事车辆时，那个开车的人猛然加速，目击者急忙闪开险些被撞，紧接着肇事车在逃跑过程中又撞上了另外两辆车。在警察紧急围追过程中，还调用了直升机，最终将肇事者逮捕，案情至今没有公布。

麦凯尔究竟是何许人也，敢于挺身而出曝光白银操纵黑幕，又是因何险遭暗算的呢？世界黄金反垄断协会（GATA）在2010年3月23日的报道中说：“伦敦贵金属交易员安德鲁·麦凯尔曾与黄金反垄断协会负责人安德里·道格拉斯联系，摩根大通的（白银）交易员向麦凯尔提供了第一手的贵金属市场被操纵的信息，并向他夸耀摩根大通如何在这一操纵过程中牟取暴利。”在得到这些信息后，麦凯尔于2009年11月，向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执法部门报告了这一犯罪行为。他详细描述了摩根大通是如何向市场传递打压白银价格的信号，以及市场中的众多交易员如何识别这些信号，并在与摩根大通共同卖空白银的过程中大获其利的。具体说来，摩根大通一般会选择关键时间点下手，如期权到期日、非农业就业数据公布日、美国期货市场白银合约滚动日和其他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刻。

在2010年1月26日的邮件中，麦凯尔向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说明，当摩根大通开始做空白银的时候，“我们交易员密切观察他们（摩根大通）在重大行动之前的‘信号’。第一个信号是在亚洲出现的较小的（白银）交易量。作为交易员，我们获得了暴利，但我并不想在一个被操纵的市场里和犯罪活动中（去赚钱）。例如，如果你观察今天刚开盘的成交情况，你会发现大约1500手合约同时被抛出，而买家仅有1/5到1/10。这样的操作立刻会使每个卖空合约赚取2500美元，看多的一方立刻损失并很可能被强制平仓。也许你可以自己察看一下谁是背后的卖空者。注意，在短短的10分钟之内，2800手合约顷刻之间击垮了买盘的力量。这不可能是正常商品交易中寻求最佳价格的行为。”

为了进一步说明自己的指证，麦凯尔曾在2010年2月3日通过电子邮件向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执法部门高级调查员埃鲁德·拉米来兹发出预警，白银市场将在两天后的2月5日被“袭击”。在邮件中麦凯尔写道：“在伦敦的贵金属交易员们都知道，摩根大通在3月开始讨论关于在（白银做空仓位）限制之前，将尽最大可能清除掉做空仓位。我对那些不在这个圈子里的人感到遗憾，巨额财富将在这天易手，在我看来，这正是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对于非法操纵市场行为的错误定义所导致的。”

在2月3日的邮件中，麦凯尔向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预测”了两天后的白银市场将会出现的行情。“非农就业数据将在美国东部时间早上8：30公布。此刻将会出现两种情形，无论是数据好与坏，白银（和黄金）价格都将在海量的卖空操作中大幅下跌，目的在于击穿技术支撑线。尽管我毫无疑问地将会在此次操纵中获利，但这个例子说明，当高度集中的仓位情形被（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允许时，市场将是何等容易地被少数交易员所操纵。第一种情形是坏消息出现（就业数据很差），这对黄金和白银是利好，因为（坏经济消息）将削弱美元，贵金属会吸引投资人，（金银）价格将走高。这一过程将持续很短的时间（1～5分钟），然后将涌现数千手新的卖空合约，（卖空袭击）将彻底打垮新的买入合约，并使贵金属价格暴跌至关键技术支撑点以下。第二种情形是好消息（就业情况比预计好），这将导致大规模的卖空合约立刻抛出，（白银）价格顿时暴跌。做多的人将立刻被击穿止损线，价格也将跌破技术支撑点。在两种情况下，都是两个主要做空大户（摩根大通和汇丰银行）出手，他们将获得暴利。我们这些人会被‘邀请’加盟，对（白银价格的）下跌落井下石。”

2月5日的市场行情与麦凯尔的“预测”完全一致！

2010年5月9日，美国主流媒体《纽约邮报》以“联邦政府开始调查摩根大通的白银交易”为题，大幅报道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对摩根大通在白银市场的操纵行为进行刑事和民事犯罪的双重调查。“据不愿披露姓名的消息人士透露，期货交易委员会负责民事犯罪调查，司法部开始调查刑事犯罪行为。调查范围涉及广泛，联邦政府官员查看了摩根大通在伦敦金银交易协会的贵金属交易记录，这是实物（白银）交易市场，同时也调查了他们在纽约商品交易所的（白银）期货和衍生品的交易情况。据财政部货币控制办公室的报告显示，摩根大通在2009年最后三个月里增持了白银衍生品总量高达67.6亿美元，相当于2.2亿盎司（约6800吨白银）……据指控，在做空白银的操作中，摩根大通大规模卖空白银期权合约或实物白银，以此行为来打压白银价格。”

《纽约邮报》的报道强烈震撼世界白银市场，白银价格闻声一天暴涨6.5％！几天以后，摩根大通发表声明：“摩根大通没有受到司法部的刑事或民事的白银交易调查。”

如果亨特兄弟当年囤积2亿盎司白银来推高白银价格算是惊天大案的话，在今天白银期货与衍生品市场上动辄120亿盎司的大手笔面前，亨特兄弟只怕要为自己出这么大名而羞愧难当了。

蹊跷的是，与2008年9月18日美国货币市场几乎崩盘的消息一样，白银价格操纵的世纪大案似乎也没有引起太多美国主流媒体的兴趣。

2010年10月26日，在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上，主任委员奇尔顿表示：“一些市场参与者不断采取欺诈手段来影响和控制白银价格，对于这种并非光明正大地控制银价的不诚实行为，必须予以严厉查处。”该委员会正对白银市场进行为期两年的高规格调查。

与此同时，在收集到大量证据的基础上，操控白银市场的最大两家银行被投资者告上法庭。国际媒体2010年10月27日发布报导称，摩根大通和汇丰银行被控囤积大量短期空头头寸，以操控白银期货价格。自称在纽约金属交易所从事白银期货和期权合约交易的投资者表示，上述两家银行密谋压低白银期货，互相告知大宗交易，并利用巨大仓位发布指令影响市场。该垄断行为和市场操纵使投资者权益遭受严重损害。投资者声称，这两家银行还安排所谓的模拟交易命令，即提交未被执行的大订单，但对价格产生影响之后，在要被执行之前撤销订单。投资者提交的材料显示，摩根大通和汇丰银行在2008年8月共持有85％的白银净空头仓位，到2009年第一季度持有79亿美元的贵金属衍生品。

截至2010年11月24日，针对这两家银行的诉讼至少已达25起。

至于这两家大银行能否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还有待观察。众所周知，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祸根就在华尔街，就在美联储。但它们太大，大到不能倒，大到法律约束不了，资本主义时代的金权与封建主义的王权都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摩根大通是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其金融衍生品的价值约70万亿美元之巨。它的倒台将引发比雷曼兄弟银行倒闭更严重的冲击。求着它不倒还来不及呢，哪里还敢动大刑伺候？然而市场规律却是铁面无情的。不管是谁，违背市场规律都逃脱不了最后的惩罚。对白银和黄金市场的打压，违反了供求关系的铁律。在需求日益增加，供应越来越少，资源逐渐枯竭的白银市场上，长期大举做空是不可能不受惩罚的。规模愈大，时间愈长，惩罚愈重。

「大规模挤兑边缘的白银市场」

尽管人们对美国法院能否制裁摩根大通和汇丰银行这样的金融大鳄不报任何幻想，但这件事让全世界的投资人重新认识了白银的价值。白银的价格这样低，并不是因为它和白菜是一路货色，而是被AIG、贝尔斯登、摩根大通和汇丰银行这样一些超重量级的金融大鳄拼命追杀的结果。白银是美联储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除之而后快的“美元撒手锏”，同时，白银更是不久的将来会在投资市场上大放异彩的“灰姑娘”。当全世界的投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后，白银这个“一代天骄”，立即会引来市场上“无数英雄竞折腰”。

进入2009年以后，白银和黄金联手，犹如当年的苏联红军，在顽强守住斯大林格勒后，终于迎来了对美元大反攻的时刻。从2008年底的每盎司9美元上下，一路攻到2010年8月的每盎司18美元左右。从2010年8月下旬起，白银价格从每盎司18美元开始猛打猛冲，一路斩关夺隘，兵临每盎司30美元城下。不到3个月时间，涨幅高达61％，叠创30年来新高，引起举世瞩目。

当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发现了白银巨大的投资价值后，人们开始争夺非常有限的实物白银资源。据世界白银协会报告，2009年全世界白银的总产量大约8.89亿盎司，制造业要用掉约7.30亿盎司，再除去矿业公司减少套期保值所需的量，剩下的1.37亿盎司被投资者全部吃进。2009年的投资需求量比2008年的0.48亿盎司猛增了184％！从目前趋势来看，2010年白银的投资需求将比2009年上涨幅度更大。

目前全世界市场上能够买到的白银存量大约7亿盎司，按现在每盎司25美元的价格计算，总价值约175亿美元。这样一个极具诱惑力而且非常小的市场，一旦被市场的雷达锁定，在全球资金的猛烈进攻下，价格的暴涨将是不可避免的。

在白银的增值潜力方面，巴特勒远比巴菲特更有眼光和耐心。巴特勒认为正是因为有了几大银行人为地压低白银价格，才使普通投资者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投资机会，而市场的供求关系将保证白银的买入方最终战胜做空的大银行。事态的发展似乎正在印证当年巴特勒曾经设想的白银价格最终爆炸性增长的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大银行的卖空合约被迫平仓对白银市场的影响。当市场发现了白银的增值潜力，大量买盘涌进，不断推高实物白银的价格时，大银行的卖空合约将受到巨大的交割压力。迫使其到期要么支付实物白银，要么买入与卖空合约相等数量的合约，即被迫平仓。目前，仅在纽约期货交易所做空白银的合约总量就相当于5.5亿盎司。相当于卖出世界市场所有白银现货的79％。空方如果不出血本，从哪里找得到这么多的白银现货来卖呢？

第二种情况是，出租白银的被迫归还对白银价格的影响。从20多年前开始，多国央行就通过出租白银的方式将大量白银抛向市场，借以打压银价。为什么会有出租白银之举呢？因为有些银矿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按时交货，所以就先从金银现货交易银行暂时租借白银来保证按时交货。等以后银子开采出来再按原数归还，外加1％或更低的利息。同样道理，金银现货交易银行也可以向中央银行租借白银。中央银行借口银子堆在仓库里又不能生利息，于是就很乐意地将大量白银储备租借出去，好歹还能收1％的利息。而金银现货交易银行租到这些白银现货后，把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抛向市场套现。再用所得现金购买收益率为5％的国债。在还给央行1％的利息后，可稳赚4％。通过这样的方式，中央银行和金银现货交易银行不露痕迹地压制着白银市场的价格。

巴特勒估计，过去20年来，可能有几亿甚至上十亿盎司的白银是通过出租这种形式流入市场的。理论上讲，这些租出去的白银最终还得归还中央银行。可是这些白银大部分已被当成工业原料用掉了，不可能原数奉还了。一旦白银价格最终还是压制不住而暴涨，中央银行开始要求租借方归还，租借方必须从市场上买回等量的实物白银。这些实物白银是在纽约商品交易市场上被做空的白银之外的另一大批白银现货。购回这批白银现货将对白银价格造成巨大冲击。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仅此一条，白银价格就可能冲上每盎司500美元。这也是那些租借白银的金银现货交易银行拼命想要压制银价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种情况是，工业用户的恐慌性储备对白银价格的影响。白银是具有成千上万种用途的原材料。它在许多产品中都是关键性的材料，但用量却不大，这一特点使白银的需求不因价格的升高而下降，即所谓刚性需求。随着投资需求的激增，3万多吨的库存量将会很快耗尽，而新增白银矿产量周期长达数年，而且还多是伴生矿，远水难解近渴。这样一来，白银就会出现断货，而且断货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从几天到几周，后来可能长达几个月。工厂的生产线不能因为白银断货而停产，于是企业必然未雨绸缪，抢先储备，这就必然导致白银价格的飙升。

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这几年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美欧的通货紧缩，还是亚洲国家的通货膨胀，从总体来看对黄金白银都是利好。因为黄金白银是以美元计价，美欧各国的通货紧缩，不妨°受通货膨胀威胁的亚洲人民用手中大把的钞票购买金银，此时的黄金白银价格猛涨。另一方面，美欧各国为抗拒通货紧缩，又会促使美联储进一步进行量化宽松，多印钞票，受美元贬值影响，金银价格就会不可避免地继续冲高。

白银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投资品种，在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金融危机时期，它和黄金一样随着美元贬值而增值。在经济复苏后，由于大量的工业需求，白银又会展现其工业原料的特性，随着供求关系而升值。这是任何其他投资品种都不具备的得天独厚的双重优势。

当今世界的白银市场规模小得惊人，全世界地面以上的白银库存仅3万吨，价值不过1200亿人民币，比中国农业银行上市的融资规模还要小得多。目前，世界白银市场的实物与“纸白银”的比例极端悬殊到1：100，100盎司“纸白银”交易背后，只有1盎司实物做支撑，如果说金融市场1：50的高倍杠杆最终导致了金融海啸席卷全球，那么比这一比例再高一倍的白银市场已经到了随时出现挤兑的危险边缘。

一个极度扭曲的、高倍杠杆的、规模极小的白银市场，却蕴含着严重冲击世界金融体系的强大能量！

当格林斯潘等人1995年探讨黄金价格暴涨可以有效降低美国负债的时候，他们笃定能够胜券在握。由于美国和欧洲总共控制了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高达2万吨以上，拥有着对实物黄金市场无可置疑的定价权，再加上华尔街－伦敦轴心对黄金期货和其他黄金衍生产品市场拥有的绝对控制力，他们完全可以实现黄金价格有控制地上涨，并掩护美元“成建制”地撤退，在大幅降低政府负债的同时，继续维持美元世界货币霸主的地位，实现美元危机的软着陆。

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变量，这就是白银。

由于金银比价的历史惯性和市场金银巨大的心理互动能量，如果世界白银价格突然而猛烈地上涨，将会打乱黄金价格上涨的节奏，失控的白银价格所激发出的世界金融市场的避险情绪将像排山倒海的火牛阵，直接冲击黄金市场的阵脚。实物白银告罄，纽约的白银期货市场将出现大范围违约和交货严重迟缓，白银的工业用户开始紧急囤积白银原料，白银的投资客户纷纷要求提取现货自己储藏，恐慌的白银期货持有者将急迫地要求交割现货白银。

对实物白银的极度渴求的投资人，将顷刻把纽约期货交易市场的5000万盎司可交割白银实物挤兑一光。当大家在纽约“纸白银”市场彻底失望之后，马上开始成群结队地涌向伦敦的“实物白银”市场。但是，他们马上发现这个仅有7500万盎司现货的所谓“实物白银”最大的市场，原来竟是“无实物账户”，绝大部分白银拥有者只是“没有实物确认的（金银）所有者”。

同时，白银市场的恐怖消息将诱发黄金市场的挤兑，别忘了，这也是个1：100的超级瓶盖游戏。

纽约与伦敦白银和黄金市场相继瘫痪，世界金融市场将立刻陷入真正的恐慌。这种发自心底的恐慌将是史无前例的。这时，全世界才猛然发现，原来黄金和白银是深埋在地下的世界信用货币摩天大楼的基石，基石一旦动摇，建立在信用货币之上的更为庞大的债券市场、股票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以及建立在这一切之上的500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将晃动得更加猛烈！

此时，全世界金融市场都开始呼唤政府救助。

而此时的欧洲和美国政府却无能为力，白银毕竟不是可以搞个“量化宽松”文件就能变出来的。欧美政府原先巨大的白银库存早已卖光了，从而失去直接影响市场价格的最重要的筹码。即便是欧美政府下令强制没收私人白银，就像罗斯福总统1934年下令美国公民交出所有黄金一样，那也无济于事，因为地平面以上的全部白银库存不过3万吨，仍远不能应付挤兑的规模。

情急之下，还有一招，那就是紧急开采银矿，用以平息世界白银挤兑风潮。不过，当政府下令紧急开采银矿，从资源勘探、新增设备、扩大生产规模，到总供应量明显提高，至少需要5年时间，黄瓜菜都凉了。

此时，全世界的目光都将投向中国。因为目前世界白银最大的生产国和出口国正是中国！这将是多么巨大的国际政治和金融杠杆！这又将是何等的战略机遇！

「白银的人民战争」

中国目前已是世界第一大白银生产国，年总产量大约在1万吨，其中5000吨用于出口创汇，2008年以前中国还有出口退税政策鼓励白银出口。这5000吨的白银足以弥补世界工业需求造成的4000吨白银短缺，使得华尔街－伦敦轴心的金银市场能够把1个瓶盖维持100个瓶子的魔术继续玩下去！

出口白银去创汇？这是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思路！这就好比用真钱去换假钱，而且还有出口退税的政府补贴！从2009年初到2010年10月，白银价格从每盎司11美元暴涨到23美元，翻了一番还有余！而同期美元的实际购买力不断下滑，反复“量化宽松”下的美元江河日下，经济二次衰退的阴云再度密布。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8000吨白银出口“创回”的是近200亿人民币的财富损失！同时带来的是更多的除了买美国国债之外无路可去的美元白条！

将白银当作普通工业商品出口是极其严重的战略短视！以不断升值日益短缺的货币金属白银，去换每天贬值永不匮乏的美元纸币，损失的不仅仅是财富本身，更是大国金融战略的制高点。

白银不仅过去是货币，现在仍然具备货币的功能。在美元、欧元、日元和其他纸币风险日益加大的今天，白银具备着明显的对冲整个信用货币体系风险的作用。这也正是2008年9月18日当美元体系出现崩盘危机的时刻，白银价格一天暴涨20％的根本原因。

2008年7月30日，中国终于取消了白银5％的出口退税，这一政策无疑是正确的，但其出发点仍是在于缓解中国外贸顺差过大的矛盾。这说明相关部门在制定贸易政策时，没有从金融的视角去思考。在缺乏整体国家金融战略的情况下，各种政策难免出现相互矛盾和难以协调的困窘。

考虑白银战略时，应该将其放在与黄金同等的高度来看待。无论世界其他国家现在如何看待白银，在美元“周天子”日益式微的当今世界，各国货币势必出现“春秋五霸”与“战国七雄”的局面。未来的白银将是炙手可热的硬通货，这一趋势随着美元的衰落将会更加明显。

如果中国最大限度地扩大人民币流通域，作为建设强大的金融高边疆的制高点之一，那么就有必要全面重新审视白银与黄金的巨大金融战略价值。

实际上，要挤兑国际白银市场，根本不用1200亿人民币的规模，只要国内投资人将中国每年出口创汇的5000吨白银全部吃掉，动用250亿人民币足矣。仅此一招就足以动摇世界白银价格体系。纽约和伦敦的白银市场可动用的白银不过1.25亿盎司（约3900吨），基本上只够一年工业消耗的供需差额，白银实物交割将十分艰难，期货合约违约会很难避免。

250亿人民币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几支股票基金就能搞定的事。

如果有1万人，每人购买250万元白银实物（约450千克，每克5.6元）；

或者100万人，每人购买2.5万元白银实物（约4.5千克）；

或者1000万人，每人购买2500元白银实物（约0.45千克）；

则世界白银市场将很可能触发挤兑的链式反应。

投资人需要明白的是，你不是在买白银，而是在出售美元纸币！白银是储蓄，白银是投资，白银是财富忠实的保险，白银是老百姓的货币！你不仅是在为个人进行投资，而且是在对世界金融霸权投下一张否决票！是对窃取中国财富的国际银行家的自卫还击！这样的投资行为，利国、利民、利己！

金是一张弓，银是拉满的弦，人民的意志是箭，靶心是国际货币霸权！

如果平民百姓能有什么机会改变历史的发展轨迹，如果人民群众能够起来反抗世界金融霸权，如果普罗大众不甘在各种危机中被痛“剪羊毛”，如果人民真是创造历史的动力，那么行动比任何言语都更具说服力！

自2010年白银的投资渠道逐渐开通以来，中国民众对白银期盼已久的投资热情就像火山一般地爆发出来。继投资黄金大获丰收之后，全国各地又掀起了投资白银的热潮。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白银的价值，它不仅承载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基因，更肩负着现实的重任，它不仅是人民大众保护自己财富的可靠工具，更是反击世界货币霸权的有效手段。

白银，是你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机会！

「参考文献」

[1] 白银资本，（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2] 出处同上

[3] 出处同上

[4] U. S. Geological Survey，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January 2010．ilver

[5] Silver Institute，Demand and Supply in 2009

致谢与感悟

香山的秋夜，静谧而淡然。在一间茶馆的露台上，月色流淌，微风习习。一群志同道合、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常常放弃了节假日和周末，聚在一起，共同研究和探讨近百年来中国的金融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与作用。这群人就是《货币战争3》的研究小组成员及志愿者们。在经过了一天紧张的研究工作后，大家常常在此轻松讨论，梳理思路。

郑莺燕，研究小组中唯一的一位女生，大家亲切称她“小神妞”。因为她迥异于中土人士的眉眼，常常会让人联想到其祖先很可能是一位波斯公主。她一开口便有如水银泄地，那股子“神”劲儿，让人绝对找不到合适的英文对应词，那是幽默犀利、机灵古怪和特立独行的混合体。她知识广博，一针见血，对细节近乎严苛的认真态度，为她赢来了“史上最伟大的挑剔者”的名头。在讨论最初的稿子时，她毫不留情地说：“这是什么？推倒重来！我要读不下去，读者也会读不下去！艰深、晦涩、线索太多、人名太多、术语太多，记不住、听不懂！普通人看不懂，你的书还有价值吗？”她代表读者对书稿的责问，令我大感意外，以前写东西只管自己痛快，很少顾及读者的感受。她力主的读者阅读体验的观念，使我深受触动。于是，两遍、三遍、四遍地调结构、改文字、理线索。

杨巍，从来不与任何人正面辩论，双子座的性格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总是委婉而客气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老杨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铁杆兄弟，从幼儿园直到大洋彼岸的美国，我们几乎都在一起。他比我早一年到美国，从生物、电脑、MBA到投资银行，他的学习和工作经历远比其他人丰富。尤其是他在日本富士银行和中国香港施罗德公司的工作经历，使得他对美国和亚洲的金融市场有着直接的体会。于是，他承担了繁重的日本资料筛选和交叉验证的工作。在最后四个月中，他还深入研究了苏区、边区和解放区的金融问题，后来老杨见人就说，在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创新之后，他佩服得想交入党申请书。

苗刚，他的典型特点就是常常皱着眉头晃着脑袋说：“这个数据不一定靠谱，必须找到第二来源。”一旦找到一个重要线索，苗刚立刻像变了一个人，时而眉飞色舞，时而义正辞严地从三皇五帝一直侃到地老天荒，尽显北京男人惊人的口才。大家一直认为他当年应该参加人民大学的辩论团，后来传说苗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蒙代尔学习金融时，又练就了一身英文侃爷的硬功夫。除了演讲的天赋外，苗刚对数字也相当敏感，在他把关的“质量控制”环节上，数据校对和信息来源都得到了很大改进。

薛小明，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西北人特有的憨厚朴实。在他的观点受到挑战而情绪激动时，这个娃娃脸的男生也会与对方争得面红耳赤，但由于语速很慢，往往不占上风。这位国际关系学院的研究生，学习勤奋，英语阅读能力很强，对金融和历史研究充满激情，他对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做出了重大贡献。

《货币战争3》研究的重点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金融问题。从1840年到1949年，要查阅的各种与金融相关的资料堪称浩如烟海。从朝廷奏折、皇帝朱批、民国档案、外国及各省报纸、外国使团密电到国际金融市场同期债券发行记录、中外各大金融家族的活动情况、外债统计、海关关税、盐税、厘税的统计报告、各国解密档案、当事人的口供及笔录，当然还少不了数百本金融货币史和人物传记的书籍。在香山红叶缤纷的时节，大家忘却了尘世的一切烦恼，全身心地遨游在浩瀚的历史资料的海洋之中。

对这本书贡献最大的还是广大读者。在我的微博中，无数博友热情地提出了建议，当然，也有很多中肯的批评。正是这些同事和朋友们的巨大鼓励和期待，使我能够最终坚持下来。

我一直有一种信念：一个人的价值，不体现在与别人相同的东西上，而体现在与别人不同的东西上。“货币战争”系列著作的研究和写作过程，是一个充满挑战、艰辛与沮丧而又富于激情、振奋和豁然的过程，它已经融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世界货币战争的烽烟中，我愿做一个忠实的历史记录者。

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个非常幸运的人，有这么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使我常常激情澎湃。同时，面对很多争议，又使我处处冷静客观。我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生命中最具价值和创造力的源头。当一个人在从事自己最有天赋的事情时，不吃不喝不睡也不会觉得痛苦，因为他正在努力为社会创造性地贡献价值。事实上，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与生俱来地拥有某种天赋，一个人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尽早地发现自己的天赋。而大多数人的悲哀就在于不知道，或者放弃了自己的天赋。在我看来，教育、读书、工作和生活的全部目的，就在于找到自己的天赋，它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不可改变的，探索并发现它将是一生的重任。

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女儿，没有你们长期和毫无保留的支持与鼓励，我同样不可能成为今天的自己。

最后，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读者。

作者

2010年末于北京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