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13]」

从20世纪20年代起，罗兹会社致力于建立英美特殊关系，最终实现盎格鲁－美利坚的统一。在《悲剧与希望：我们时代的世界历史》一书中，奎格雷讲到，为了实现上述战略目的，美国和英国之间存在着一个“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

对美国舆论影响最大的5份报纸——《波士顿晚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和《华盛顿时报》都掌握在这个权势集团的手中。而且这些主流媒体的一把手们互相“举贤不避亲”，比如《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主编曾是英国《圆桌》杂志的美国联络人，而《圆桌》杂志的原主编洛田勋爵担任英国驻美大使时，曾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撰稿人，又曾任罗兹信托基金的秘书长。鼎鼎大名的多个华尔街金融家都曾任美国驻英国的大使。

奎格雷指出，至少在20世纪早期，美国重要大学的决策权在“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手中。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摩根集团基本上控制着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决策权；耶鲁大学则在美国标准石油的洛克菲勒集团麾下；普林斯顿大学归属普天寿保险公司。不过，虽然这个“美利坚权势集团”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它还是未能彻底控制美国政府。20世纪初，美国政府在“进步运动”的压力下，通过了几条对该权势集团不利的税收法律，尤其是财产继承税，于是这些集团逐步将由华尔街主导的巨额私有财产向免税的基金会转移，成功地完成了财富隐形的华丽转身。

罗兹会社成员之一的美国政治评论家、政府顾问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对20世纪美国社会和外交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著名的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由他最先草拟，美国在“一战”、“二战”和冷战时期的心理战战略也由他主持制定，他是外交关系协会和英国罗兹会社之间的关键联系人。作为从威尔逊到尼克松的美国历届总统的重要谋士，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陪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赴巴黎和会期间创立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

无论其成员背景还是使命，是影响舆论的方式还是对美国内外政策的影响，外交关系协会都堪称美国的“影子政府”和英国罗兹会社在美国的翻版。美国对外决策集团的重要喉舌、外交关系协会的“机关报”《外交》杂志即为该委员会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旗帜性刊物。《外交》杂志的重要撰稿人囊括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几乎所有重量级谋士，包括李普曼、乔治·凯南、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就是最先发表在该杂志上的。

1919年召开“巴黎和会”时，英国和美国都想趁身居战胜国的地位之际，建立一个由他们主导的国际社会体系。“巴黎和会”结束后，李普曼和其他参加会议的美国人，大多都是罗兹会社的成员，在巴黎的一家饭店里成立了“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作为罗兹会社的一个分支，“外交关系协会”最早是以“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分会”的名义进入美国的。1921年，“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分会”与一个由纽约的银行家、律师于1918年创建的主要讨论战时商界、银行界问题的名为“外交关系协会”的组织合并，并沿用“外交关系协会”的旧名，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

迄今为止，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已经存在了80多年，它无疑早已背离罗兹最早希望英格兰重新统治美利坚的初衷，却正在逐步实现着盎格鲁－美利坚利益集团称雄世界的梦想。当中国为全球化欢呼的时候，不知道是否有人看到了这个巨大的社会机器背后罗兹会社冷峻的面孔和得意的微笑？

说这个世界正为少数秘密团体所操控并不是什么新奇的观点，也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正像一位英国学者所说：“我们早该想到，有权有势者和富人们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做事的，这就叫资本主义。”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世界，表面上是民主、自由与多元化的社会，过去的金融寡头们已经成功地被神圣的民主制度赶出了权力的殿堂。有权有势的超级富豪家族们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再无踪迹可寻。历史被改变了吗？资本主义不再为少数权力集团服务了吗？国际银行家果真主动放弃了至高无上的权柄，归隐山林过普通人的生活了吗？

人性其实是不会改变的，贪婪与控制的欲望从人类诞生之初直到现代社会，从来就没有改变，在可以想像的未来，也不会改变。改变的仅仅是贪婪和控制的形式。从商业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从金融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再到当今的所谓多元资本主义，少数权势集团对社会大多数人的统治，其本质从未改变，只不过今天的统治手段和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直接的、可见的、赤裸裸的金融寡头们躲到了幕后，代之而起的是新兴和庞大的基金会体系，它们已成为当今西方世界统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背后控制者仍然是从前的金融家族们。

「基金会：财富的隐身大法」

“大道无形”，“大隐隐于朝”，中国人很早就洞察了人心的奥秘。最深刻的道理往往随处可见，一切统治者的最高境界就是令对手有形而使自己无形，如此方能做到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20世纪初，国际银行家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巅峰的状态时，其家族资产富可敌国，政治影响力权倾朝野，但副作用也非常严重。金融寡头的势力越大，对立面就越广，反抗力量越强，不满情绪越重，仇恨意识越明显。最可怕的是，当社会各种反对势力联起手来，金融寡头必将深陷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

当国际银行家终于参透这个道理，似乎大家相约好了，各大家族几乎同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一起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对此他们给出了一致的低调解释，称家族的后代对财产控制不再感兴趣，各自追求多样化的兴趣和事业，而家族财产多改为投资构架。随着现代社会新兴行业和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家族传统积累下的财产已大大缩水。风水轮流转，世界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人也是完全不同的人，老的家族永远地衰落了，传统富豪家族在当今已退出历史舞台，聚光灯转向了“后起之秀”们。

真相果真如此吗？

实际上各大富豪家族的财产根本没有萎缩，而是被合法合理地隐藏起来了。各位超级富豪不过是在众人面前“华丽转身”，成功“隐形”了。财富的实际控制权和支配权，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的掌心。非但没有离开，他们对财富的控制力反而被放大了。只不过，过去的财产标签直接明了，明白地写在各位的头上，而现代的富豪们早已取下标签。他们无影无踪，无声无息，可又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其统治方略逐渐达到了“大道无形”的境界，主要依靠代理人在前台作秀，而他们自己则深深地藏身幕后，掌控着社会的运作。

这一完美的新型财富游戏规则，就是目前在欧美实际操纵社会运作的庞大的基金会体系。

20世纪上半叶，金融资本主义完成了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金融势力集团从直接控制工业资本主义的第一线转变为间接控制的幕后操纵模式。新兴的公司经营构架的核心是：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广泛募集社会公众资本，其目的就是以最小的资金通过最大限度的杠杆效应去控制超大规模的社会财富，在最广泛程度上控制社会各行业中的骨干龙头，形成垄断资本主义的金字塔底座，而从外部形式上并不显示出其真正控制者的身份。公司表面由职业经理人运作，但董事会和关键股权控制力完全集中在极少数金融家族手中。游戏规则的核心之处就在于金融家族所控制的庞大的基金会体系和其他投资集团，通过表面的代持机构，来实施“形散而神不散”的关键股权和董事会的控制力。代持机构就是那些著名的金融机构和资产管理公司（Street Names），它们的作用是起到“防火墙”的功能，以便于金融家族所控制的基金会与投资集团，将公众的视线屏蔽在实际持股人圈子之外。越是到了多元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现象越是普遍。

但要参与这种新型游戏，富豪家族必须首先做出“牺牲”。正所谓“欲练神功，引刀自宫”，舍得舍得，不舍怎能得？舍去名义，得到实质。财富隐身大法的“入门功夫”就是捐献，而捐献的理论基础就是：放弃所有权，扩大控制权，从而合法地隐蔽财产。富豪们失去的仅仅是富豪排行榜上和媒体聚光灯下被“烧烤”的锁链，而得到的是幕后清凉的自由度和倍增的财富控制力。

基金会避免了富豪们最痛恨的高达50％的遗产税、收入所得税、赠与税，更妙的是基金会的投资增值还逃避了资本利得税。在完全免税的情况下，基金会的资产如滚雪球般迅速增长。美国国会报告显示，由于基金会的存在，美国每年高达2/3的总收入是免税的。相应的，国家税负的压力被越来越重地压在了永远没有可能建立自己基金会的中产阶级身上。超级富豪们的基金会资产就像癌细胞一般迅速扩张，它不断地从中产阶级的家庭财富细胞中汲取营养，社会财富分配更加不公。

据统计，1969年美国596家基金会的净收入超过了美国50家最大银行净收入的2倍。从1790年建立第一个基金会以来，美国的基金会数量越来越多：

〖1900年以前，18家

1910到1919年，76家

1920到1929年，173家

1930到1939年，288家

1940到1949年，1638家

1950到1959年，2839家

到了2002年，竟高达62000家[14]〗

基金会仅需要每年“贡献”5％来进行慈善事业，而国际银行家赚钱的手段岂止获得区区5％的回报？更何况，这5％的慈善投资，还可以用来实现社会影响力和学术研究控制力，为自己赢得更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和法律政策倾斜，从而获得更大的利益。

如今，富豪们也学会了同样的游戏。为什么要上富豪排行榜呢？为什么要把财富写在自己名下，而不是写在其他人名下，却受自己实际控制呢？拥有财富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虚荣心，而是实现可永续存在的控制力！这就使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往往通过股票代持的办法以避免曝光。中国与欧美的不同在于没有类似欧美的“合法的”、“永续的”、“免税的”、“可继承的”、“财务隐秘的”、“可互锁的”、“可衍生的”法律载体，来帮助富豪们隐藏财富，以实现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显性支配向隐性支配转型的重大财富控制战略“升级”。

「心灵鸡汤们说：当你放弃越多，你就拥有越多」

心灵鸡汤式书籍早已把洛克菲勒晚年的故事作为经典向世人讲了一遍又一遍：老洛克菲勒一生唯钱是命，竭尽克俭蓄财之能事，而在53岁时被诊断患不治之症，药石无效，在每周净收入上百万美元时也仅仅能吃价值不到两美元的饼干和酸奶勉强为生。大彻大悟下，他开始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捐献出去，建立科研机构和慈善组织，从而生命为之一新，豁然开朗，他因此快乐地活至98岁。

于是心灵鸡汤告诉大家：当你放弃越多，你就拥有越多。

这话其实千真万确，洛克菲勒的的确确通过捐献而拥有了更多。而实现这一“奇迹”的工具就是基金会。

老洛克菲勒起家过程中用遍了残酷不仁、广受诟病的手段，声名狼藉。他曾是美国公众最痛恨的人。为彻底改变公众形象，老洛克菲勒接受一个顾问的建议，大行慈善事业。

事实上，老洛克菲勒此举的功效和意义远不止改善公众形象。

他进行了大量的财产捐献，但“献”出的财产并没有脱离过他的控制。通过基金会等一系列策略地运作，洛氏对“献”出后的财产反而实现了更大更强的控制力。这就是洛氏“科学捐献原理”：献出越多，控制越多。

洛氏设立的第一个基金会成立于1910年，这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15]1910年时美国多数州已通过第16条修正案，即征收累进收入所得税。洛克菲勒基金会可谓是最成功有效的“税前计划”，一举便合法合理地避掉了累进收入所得税。在同一时期，标准石油公司被兰蒂斯（Kenesaw Landis）大法官下令分拆，洛氏财团立刻以设立4个免税基金会作为应对，然后把财团的绝大多数股份捐了进去。这相当于从左边口袋里掏出钱，放进自己的右边口袋，但这钱摇身一变，名分就不同了。于是被分拆后的各个石油公司既能得到需要的资金，又在收益和资产上避税。在基金会的章程中，只要加上本家族的后代，就将继续为基金会世世代代地“服务”下去，并且具有关键的一票否决权，剩下的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好处。洛氏财团以财产的所有权置换控制权，不仅实现了避税功能，还实现了财富大幅增值的奇效。因为基金会可以买卖持有各种资产，包括房地产和有价证券，而且不必公布财务报表，更可以实现对市场的隐形影响力。

钱捐进了基金会，再投资给不同行业的多级公司企业，当投资规模足够时，所有接受投资的实体的董事会必须由基金会指定和委派。于是，尽管钱已经不在某家族名下，而实际管理人和钱的使用权仍牢牢控制在他们手中。注意，此时从名义上钱已经改姓了。通过这种形式，首先原来所有洛氏的钱都要被征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就消失了；其次，如果老洛把钱送给“中洛”，“小洛”和“小小洛”，本来要交的赠与税（Gift Tax），也省了；再次，就是遗产税，这个几乎是唯一可以限制富人财产遗传的工具，在美国最高可达50％，由于钱已不在洛氏名下，遗产税自然也就免了。老洛通过捐献，把钱财合法合理地留给了自己以及“中洛”，“小洛”，“小小洛”，并且“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从此，洛氏将每年一半收入投入基金会，大大抵扣了应税收入。老洛省掉收入税，中洛、小洛和小小洛将避免掉遗产税和赠与税，更爽的是，这些基金会的投资产生的收益，连资本利得税也一并免去。由于免税的好处，基金会的资产得以飞速成长。所谓non-profit（非盈利）实质上就是non-taxation（非纳税）。

当年老洛克菲勒把其拥有的数百万股“泰坦尼克石油公司”（Titanic Oil Corporation）股票捐给了名为Do Good Foundation的基金会，后者为洛氏控制的组织。他只是把名下股票转让给基金会，就轻易完成了财产“升华”。类似Do Good Foundation的基金会和慈善机构明目众多，级别繁复，它们确实捐助了为数众多的科研、医疗项目和用于扶助贫困，但这些开销相比基金会体制为富豪隐身的财产和避免的税费而言，实在是不足挂齿。再加上捐献入基金会的财产所产生的投资收入也是免税的，洛氏财团一方面是财产的真正控制人，另一方面免交投资收入税，这令其财富增长速度更快。

《华盛顿邮报》曾经报道，经过家族两代人精心经营，洛克菲勒财团财产的绝大部分转由不同层次和级别的基金会，以及它们衍生出的下属、分支、直接间接控制的公司拥有，从而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基金会网络体系。每一个基金会网络节点“单位”的财务报告不被审计，不需公示，所有涉及的调查都被礼貌而合法地拒绝，从而从会计制度和监管体系的雷达中失去踪迹。这实际上就是洛克菲勒家族发明的财富隐身大法，而当今的超级富豪们无不在效法。盖茨和巴菲特的财富捐献游戏不过是20世纪初老洛家族做法的延续而已。

经过六七十年经营，洛氏家族控制着多达几百甚至上千基金会和下属机构，而这张网络是没有人能够梳理清晰的。洛氏家族向公众披露的财产约为10亿～20亿美元。用冰山一角来形容都未必尽然。超级富豪的实际财富已经完全无法衡量、核实和追踪。

这就是放弃越多、控制越多的奥秘。

「“家道中落”的洛克菲勒家族」

大众传媒多年来一直在向公众传达着当今的洛氏财团早已家道中落，不过是中产阶级级别的富翁。如果把欧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从富豪领军地位上衰退下来的原因归结为欧洲连续遭遇战火，罗氏在大形势下被牵连中落，那么怎么才能合理解释洛氏财富的消失呢？洛克菲勒财团始终掌控着美国的石油、化工、制药工业，运营顶级银行超过百年，而美国经济发展历程也没被历次战争干扰过。时至今日，洛家总财产只有区区20亿美元，仅能和中国最近20年发迹的富豪相提并论？

还是先看看国际银行家是否真的家道中落吧。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尼尔森·洛克菲勒竞选总统时，美国参议院例行举行针对其财产状况的听证会。尼尔森先是公布其个人财产约为3300万美元。在参议院进行初步调查后，经过与尼尔森反复征询，尼尔森改变口径，承认其个人资产为2.18亿美元，比最初的声称多6倍。此时的美元还是美金时代，1美元对应着0.88克的黄金，他的个人资产相当于191吨黄金，以黄金的现价（900美元/盎司）计算，现在这些钱的价值相当于当时的25倍。尼尔森提供给参议院的2.18亿美元这个数字已经相当惊人，远超过美国前37位总统个人财产的总和。

不过，这些个人资产已经是洛克菲勒家族将绝大部分资产“捐给”自己家的基金会，剩余部分在84位家族成员之中分配后，属于尼尔森自己的那一份而已。

在参议院对尼尔森个人资产进行调查的过程中，他不得不面对却无法合理解释的是，70年代，尼尔森竟然几年当中没有缴纳过一分钱个人收入所得税。其实原因很简单，在1970年，尼尔森的财务顾问和律师团队将他名下的资产进行了一番“调度和调整”，直接效果就是在这之后连续几年当中，尼尔森完全不用缴纳所得税了。估计当时参与调查的工作人员最想做的事就是留下尼尔森专用税务会计的电话，在自己报税的时候打过去。

在参议院对尼尔森进行财产调查时，他侃侃而谈道，如果你们质疑我们的家族是否操控着某种庞大的经济权力，我的回答是这并不存在。我们仅仅在投资而不是控制。家族成员对控制财产并不感兴趣。无论是家族成员还是资产管理团队，大家的目标和期望都只是获得合理范畴内的回报。

那么，洛家的资产管理团队是什么规模呢？

洛氏财团的资产大掌柜是理查德森·迪尔沃斯。他于1958年加入洛氏财团，成为家族资产管理的总操盘手。投入洛氏财团前，理查德森·迪尔沃斯是库恩雷波公司的主要合伙人。20世纪初期，库恩雷波公司的地位相当于今日的高盛，是最著名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在金融运作体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合伙人包括雷波、库恩、沃伯格、希夫家族和其他犹太金融家族，无不是叱咤风云的顶级投资银行家。库恩雷波公司和洛克菲勒财团及JP摩根财团都有着渊源深厚的合作关系。

理查德森·迪尔沃斯管理的庞大财产中，包括列在84位洛氏后裔名下的约10.33亿个人资产。这些资产主要存放在由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unior）创设的两个复杂的信托机构中，一个在1934年为孩子设立，另一个在1952年为孙辈建立。洛家名下的各类基金会超过200家，而通过持股控股形式层层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基金会和信托机构数量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保守估计多达上千家。所有基金会组织和信托机构都是国际性的，它们的业务和资金运作在全球范围自由流转，鲜受监管，这使得理清其真实资金流向和数量的企图完全不可能实现。更何况洛氏财团和其他富豪财团一样，在其海量投资和项目中都不出具实名，而是由代理机构具名，所以我们看见的只有美林或者高盛这样的名字。[16]

这些基金会和信托机构把现代商业机构持有形式和名目集大成后加以利用和发挥，层级和关联关系错综复杂，层层相扣，扑朔迷离，各层面都设有阵容强大的明星经理人和律师团队，而其中恐怕只有极少数几位高级资产律师了解真实的资产数量和情况。在保护私人财产和信息隐秘性的原则下，此类机构的财务状况和细节从不披露与公示，完全不透明。而从结构设计角度看，这种机构可以无限制设立平级、下属和附属机构，于是机构的真实状况被完好严密地隐藏起来。

参议院对外公布的调查结果并没有披露洛氏家族每一成员的资产数目，只是用一个总数目示众。理由同样是应充分尊重个人隐私。洛氏家族的财务会议记录和文件都获准不对外披露。私人信息隐秘性至上的大旗立刻将全体公众的知情权遮蔽了。

公众只能从公开披露的少许信息进行了解，例如：

洛家在纽约的一处房产，在1930年仅土地价值就超过5000万美元。[17]

尼尔森的儿子史蒂夫的庄园内有着长达70英里，即相当于100公里的私人道路，面积超过4000英亩以上，更早期的资料透露该庄园占地7500英亩（大约4.5万亩）。在1929年时有75栋楼，100多个家庭居住其中。该庄园内收藏的家庭内部文献，价值就达450万美元。

提到庄园的“豪华装修”，老洛克菲勒付了70万美元给美国铁路公司令其将园内“领土”上的一段铁路拆除，又付了150万给园内一所学院作“搬家费”。

这仅仅是1930年洛家的一所房产，洛家在纽约的另一豪宅有32个房间，在华盛顿拥有一座城堡，在缅因州又有数所庄园，这里还没数到在中美洲如委内瑞拉拥有的数处种植园，在巴西经营的若干座农场……

1975年，尼尔森在德克萨斯州购买了1.8万英亩土地，仅仅是作为“室外活动场地”。

在珀堪提科山庄（Pocantico Hill），随时待命的各类家政工人，包括清洁工、保安、厨师和园丁等超过500人，位于Seal Harbor的一所度假庄园备仆45人，尼尔森一所私宅雇仆人15个。不完全的统计中洛家仆人已超过2500人。洛家人人爱旅行，行踪随意不定，因此所有庄园场所都保持在随时可以使用的完美状态，预备任一主人兴之所至大驾光临。

除房地产外，洛氏深不可测的钱袋子里还装着财团持有的股票，仅以埃克森石油公司为例，埃克森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更名，属于标准石油公司被分拆后的一家。洛氏财团直接持有的埃克森股票价值为1.56亿美元（1974年），这个数字并不包括洛家以基金会和信托机构等形式间接持有的股份。

著名的洛克菲勒中心，公布的估值为9800万美元，这实在是个荒谬的数字。1974年9月30日的《洛杉矶时报》撰文探讨洛克菲勒中心的准确估值问题，称各路专家的结论是无法估算。市场普遍认为此项资产在1974年应价值10亿美元[18]。

粗算1975年洛氏财团经营的投资资产，股票类有价值8500万美元的加利福尼亚标准公司，7200万美元的IBM，另外超过1000万美元的公司股票计有：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 Manhattan）、美孚石油、EaMac、通用电气、德克萨斯仪器、明尼苏达矿业制造等。

洛氏财团持有美国50家最主要公司的大量股权。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洛氏财团有154个全职职员在管理着这些资产，大理财管家理查德森·迪尔沃斯的直接助理为15名顶级财务专家。这些资产管理职员同时在各类和各级基金会与信托机构中担任董事和经理，他们管理着700亿美元的资产。再次提请读者注意，这是1974年的700亿美元！

洛克菲勒家族如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其他的国际银行家族又何尝不是如此。

除了财富，洛克菲勒家族还通过广泛的通婚与美国最具权势的各大家族建立了更加紧密的战略同盟关系，从而使其社会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扩张。据不完全统计，洛氏家族与美国最富有的60个家族中的一半有“亲上加亲”的联姻关系。其中，最主要的包括斯蒂尔曼（Stillman）、道奇（Dodge）、麦克艾宾（McAlpin）、麦克克米科（McCormick）、卡耐基（Carnegie）和奥里奇（Aldrich）等。

「杠杆效应与财富控制」

1974年《财富》杂志公布的最大公共持有公司中，埃克森取代通用汽车，成为排行第一的最大工业公司。洛氏持有价值3.24亿美元的石油股票，大致代表着在最大的4个石油公司中每家占有2％股权。1966年的派特曼国会调查案中披露的信息显示，9个洛氏家族基金会共持有约3％标准石油系下公司股权。这样算下来，洛克菲勒家族实际掌握着四大石油公司中约为5％的有效股权。加上其系下的信托、银行、保险公司和大学基金机构所持有的大量石油公司股份，洛氏家族对美国石油工业拥有直接和绝对的控制能力。

在银行业，洛氏家族控制的银行包括：第一国民银行（First Nation City Bank）和大通曼哈顿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是世界第三大银行机构，这个第三是以规模而论，它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是大通银行和著名的犹太金融家族控制的曼哈顿银行的合并。这一合并给合作双方都带来巨大的商业成功和利益。后来，这一银行又合并为今天的摩根大通。

这并不是其资产的全部。

《纽约时报》的报道认为，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大量商业运作是通过其海外机构进行的，没有披露在公布的报表上。

1975年的《时代》杂志披露，大通曼哈顿银行有28个海外分支机构，在全球范围有5万多家附属银行。假设一家分支银行的资产价值为1000万美元，那么大通曼哈顿银行有着对高达5000亿美元潜在财产的支配能力。如此规模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可以顷刻间造成全球货币、外汇、黄金市场的巨幅震荡，然后趁势在震荡中制造恐慌情势，从中渔利，这是典型的剪羊毛行动。

尼尔森在参选副总统的听证会上声明：我自己不拥有大通曼哈顿银行的任何股份。

此声明从技术角度讲无懈可击，他个人的名字下确实没有一股大通曼哈顿银行的股份。但洛氏家族持有62.3万股（相当于2.54％）大通曼哈顿银行的股份，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持有14.8万股，洛克菲勒大学持有8.1万股，洛克菲勒家族和相关机构在大通曼哈顿银行共拥有相当于4％有控制力的股权。

1974年大通年报披露总资产额为42亿美元，洛氏家族年度净收入为1.7亿美元。

富豪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力和所有权是被仔细保护的秘密，在被要求披露相关信息时，他们会交出一些金融代持机构（Street Names）的名字轻松过关。金融代持机构的持有信息实际非常模糊，与真实情况大相径庭，更有些代持机构根本是虚构的，所谓的托管人信息完全不能反映真正持有人和受益人的身份。

除了大通曼哈顿银行，洛氏财团还控制着纽约最大的银行，国家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这家银行的主席斯蒂尔格曼是威廉姆·洛克菲勒的生意伙伴，也是标准石油信托公司的管理人之一。他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威廉姆·洛克菲勒的两个儿子。斯蒂尔格曼同时跟家财万贯的卡耐基家族联姻。这样的“亲上加亲”关系令洛克菲勒家族的势力更加庞大。

洛氏财团控制的第三家银行，汉华银行（Chemical Bank），主要控制人是哈肯尼斯家族。爱德华·哈肯尼斯是老洛克菲勒长期保持紧密商业关系的合作伙伴，也是标准石油信托公司的管理人之一。1939年，爱德华·哈肯尼斯仅排在老洛克菲勒后面，是标准石油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在银行体系以外，洛氏财团还通过保险公司体系进一步放大对企业的实际控制力。众所周知，商业银行是对企业发放短期信贷的主要渠道，保险公司则提供长期信贷。通过并行掌握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于用两条线把企业的资本命脉全攥在手里。

因此，洛氏财团对企业的总控制力大幅提高。

洛氏财团与美国三大保险公司：大都会保险、大都会人寿保险和纽约人寿保险均形成董事成员互锁关系。据估算，洛氏财团控制着全美最大50家商业银行25％的资产和最大50家保险公司30％的资产。

通过高倍杠杆作用，洛氏财团对社会经济和财富的控制力在无形无影中被空前放大了。

根据1974年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报告，洛氏财团对大批公共上市公司持有5％的控制权。实际上通过其他金融机构，如银行和保险公司，洛氏财团对这些公司的控制力，以5％直接股权加2％其他股权再加管理层占股的形式，已被大大强化。这类公司包括：埃克森美孚石油、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印第安纳标准石油等等。

除了三大银行和三大保险公司，洛氏财团还通过控制银行的信托部门来实现对企业的深度控制。银行信托部门对股票的拥有权和投票权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众多大投资者将股票托管到银行的信托部，同时将相应的投票权也一并委托，等于委托银行的信托部代表自己行使对企业的决策权。

有一个流行的说法：任何公司对银行的信托部门都是畏惧的。巨大和关键性的决策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银行信托部门手里。1967年，洛氏财团拥有350亿银行信托资产，占全美信托资产的14％。

通过上述直接和非直接持股，洛氏财团对各行业各企业取得了强有力和高效的控制权。

大通信托投资管理公司是美国21家最主要公司的单一最大持股人。这些直接处于洛氏财团控制之下的公司包括：美联航、西北航空、长岛电力、国家钢铁、美国国家航空，以及其他16家主要公司。

通过高倍放大的控制权而纳入洛氏财团王国版图的公司包括：IBM、AT&T、中央铁路公司、Delta航空公司、摩托罗拉、Safeway、惠普等。

通过银行信贷的影响力施加控制和各大公司董事席位互锁达到掌控的公司包括：杜邦、壳牌等。

将各条线索上的信息汇总，我们惊异地发现：洛氏财团实际上控制着全美最大100家工业公司中的37家，最大20家交通运输公司中的9家，最大电力、供水、燃气公司的全部，最大4家保险公司中的3家，以及无数家中小型投资、贷款、零售企业。

如此巨大和超乎想像的经济控制力必然能产生出相应的政治影响力。超级富豪财团和政府之间已经很难分清是谁在主导着决策权，双方已深刻地相互渗透融合为一个整体。

《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一旦尼尔森当选副总统，他几乎在处理每一项公共经济决议问题时，都会碰到与洛氏财团关联的利益，从而形成明显的利益冲突。

另外，各主要基金会之间也进行着管理层互锁和相互控制，著名大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都是如此。卡耐基基金会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运作人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所控制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成员，财务管理委员会的6个主要会员中的两位是洛克菲勒财团金融机构的董事。福特基金会在1953年至1965年的总裁是曼哈顿银行的董事长，他的继任者也是曼哈顿银行董事，并曾任世界银行行长。福特基金会的多位掌门人和运作人都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成员。

「国会的调查」

洛克菲勒家族如此强大的财富控制力和政治影响力，当然很早就引起了美国国会的注意。

1950年，众议员派特曼发起了一场针对基金会资产的调查案，旨在调查基金会是否在利用各种资产组合变相操纵市场。这项调查案得出的结论部分这样写道：“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已和大量基金会的商业行为交织在一起。除非立即采取相应行动，否则美国生活的每一方面都会处于基金会的控制之下。”[19]

此项报告提交后如泥牛入海，毫无下文，也没有任何实际行动被采用，最后无疾而终。

1952年，爱德华·考克斯议员（Eugene E. Cox）领导了美国国会第二次对免税基金会的调查，试图彻底搞清此类基金会是否利用其资源达到有违美国国家利益和传统的目的。自调查发起之日，洛氏财团就利用其长期盘踞的民主党当权派势力，对调查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先是“惜时如金”，对这一项需要几年时间完成的庞大调查案只批准了6个月的时间，接着就屡次拖延资金到位，设置重重障碍，利用调查程序细节讨论反复拖延时间。[20]

考克斯议员在重重挫折和困难中举步维艰坚持数月后，终于熬不过对手的层层阻碍，在调查过程中，积劳成疾，最后一命呜呼。

此后，众议员里斯（Carroll Reece）第三次提起调查案，意图进一步推进并长期持续调查。此举立刻激起洛氏财团激烈反击。谁都清楚，如果调查案结论将基金会运作本质曝光出来，基金会制度将会受到强烈质疑和反对，极有可能被终止。

与洛氏有密切关系的《华盛顿邮报》立即跳出来，以少有的严厉口吻指责此调查案是彻底愚蠢、无用、浪费公众资源的行为。[21]

各大主流媒体皆不甘落后，群起攻之，众口一词抨击里斯和此调查案，冠以“阴谋论”标签，竭尽能事进行污蔑、攻击和嘲讽，把里斯描绘成“麦卡锡主义者”。

调查几乎是在被全面封杀的状态下进行着。

随着调查极其艰难地进行，里斯发现，在5名调查委员会成员中，除了他本人，另外4位全是洛氏的代理人。在这几位成员中，众议员韦恩·海斯（Wayne Hays）对调查的反对、阻挠和对抗最为激烈。海斯每周定时到华盛顿某宾馆吃午饭，他在这段时间会见几大基金会代表，密商对策。

在调查案听证会上，海斯非常突出地表现了打断别人的能力，在一场历时185分钟的听证会上，海斯竟然264次打断别人的发言。他还拒绝服从听证会制度，不断攻击、谩骂和贬低证人证词，不间歇地干扰，终于导致听证会中止。

海斯还透露，白宫方面与他联系，商讨如何终止委员会进一步调查。

里斯委员会无奈之下，只能将调查范围一再缩小，最后集中调查最大的3家基金会。但是由于受到越来越强大的压力和阻挠，以及时间、资金、人员等方面的种种限制，终于不了了之。

在1954年8月19日，里斯总结这项调查活动说：“基金会是仅次于联邦政府的第二权力……或许国会应该承认，基金会在某些领域已变得更加有权力，至少比政府立法部门更有权力。”[22]

自此，政府和国会针对基金会有组织的抵抗再也没有出现。

「基金会、精英集团与政府」

垄断资本主义的最高境界就是压制对手、消灭竞争。为达成这一目的，与政府的合作成为必要。而在更广泛意义上实现对工业、商业、资本、技术、人力、资源的更大控制力，则必须取得政府的协同，直至实现世界政府。

国际银行家对政治和政府的影响主要通过发起并资助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途径来间接实现。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从成立之初直到现在始终处于洛氏财团控制之下。

美国社会每一位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士，从律师、银行家、教授、将军，到记者、编辑和官员，他们中凡是对美国政府政治决策，尤其是外交政策具有某种影响作用的重量级人物，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外交关系协会招募的对象。

美国罗斯福总统以来，历任总统中的绝大多数也都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总统是按届轮换的，政府官员也都是流水的兵，但是站在总统背后的金主，政府背后的家族势力集团，三权背后的金权，始终没有改变。

洛克菲勒家族对白宫的影响力，在1894年麦金利总统大选时就开始显现，延续到罗斯福时代，洛氏的影响逐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罗斯福新政实为洛克菲勒新政。新政出台的大部分措施都直接体现出利于洛氏财团的商业利益。[23]洛克菲勒在罗斯福身边安排的重要代理人是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霍普金斯管理着一个社会服务机构，在十年间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霍普金斯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另一个自我，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豪斯上校和威尔逊总统。“二战”期间霍普金斯的实际权力仅次于罗斯福总统，在华盛顿是排名第二的最有权势的人物。霍普金斯承认，洛氏对他帮助良多，他欠洛克菲勒很大人情。

尼尔森·洛克菲勒与罗斯福的关系渊源深远。在任美国商务部长期间，尼尔森·洛克菲勒是罗斯福新政的重要执行人。[24]《纽约时报》1960年5月20日的一篇文章称，洛克菲勒是罗斯福关系非常亲密的好朋友。他们在假日里一起到香格里拉，即今日的戴维营度假。

艾森豪威尔的第一任国务卿杜勒斯是洛克菲勒的表弟，第二任国务卿克里斯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成员，同时也是标准石油公司的主要管理人。艾森豪威尔的总检察官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同时也曾是洛克菲勒的雇员。艾森豪威尔上任后挑选了数百个联邦法院和地方法院的法官和大律师，以及政府高级官员，这些人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17个主要政府官员全部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

肯尼迪总统本人也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他的国务卿迪恩·罗斯克（Dean Rusk）是洛克菲勒直接安排的代理人。肯尼迪在任命这位国务卿之前都没有见过他。这种情形并不稀奇，里根、卡特等总统在任命国务卿、美联储主席时，都与这些人素未谋面。罗斯克在出任国务卿时的正式职务还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职衔，他实际上是“请假”（leave of absence）担任美国政府国务卿。肯尼迪的助理国务卿也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管理人和董事。他的商务部助理部长特奥布里奇（Alexander Trowbridge）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同时也是标准石油公司的管理人。肯尼迪当政期间提升他为商务部部长，同期提升的国防部常务副部长也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

尼克松总统的总检察长是洛克菲勒的御用律师。他是尼克松大选时的全国总协调人和顾问。[25]

尼克松的第一个副总统斯皮罗·艾格纽（Spiro Agnew），1968年大选时是洛克菲勒选举委员会的主席，在大选过程中反对尼克松，后被安排在尼克松身边做政务顾问。尼克松最主要的顾问是基辛格，而基辛格担任尼尔森·洛克菲勒的个人外交政策顾问长达10年之久。

基辛格1956年从德国移民到美国，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哈佛教授一跃成为美国政界的灵魂人物，正因为他的背后有洛克菲勒强有力的推手。基辛格和尼克松在多项政治纲领思想上存在分歧，在尼克松任命基辛格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之前，两人只见过一面，且尼克松对基辛格毫无好感。但基辛格是洛克菲勒亲自点名的人选，尼克松只能“遵旨”执行任命程序。

尼克松政府班底的115名各级官员全部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大部分在福特当政期间仍处于要职。共和党执政期间，尼尔森·洛克菲勒安排多名重要人选在参众两院各政策委员会等要害位置上。

对于洛氏家族对白宫的影响，有人在1975年做了估算，有超过5000名位居联邦政府高级职位的官员是洛克菲勒势力集团的人选。

洛克菲勒家族在国际事务尤其是外交事务上有着重大利益，因此在历届政府中都要确保国务卿和中央情报局首脑这两个要害位置为洛氏集团掌握。美国中央情报局由洛克菲勒的表弟艾伦·杜勒斯担任第一任局长并配置了全班人马，从人员阵营来看，几乎就是标准石油公司的海外执法部门。洛氏的另一表弟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则是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26]

洛氏集团和美国历届政府，真正做到了亲如一家，不分你我。

洛克菲勒说过，华盛顿的国务院是我们最大的帮手，众多大使和部长们帮助我们在全世界最远的角落开辟新市场。美国政府从各个层面服务于洛氏集团的利益并推行其政策。《华盛顿邮报》记者杰克写道，美国国务院的政策决策在某种意义上是围绕石油公司利益进行的。当石油公司在海外不能获得某项利益时，美国国务院就会出面帮助解决。在许多国家，美国大使馆的功能就相当于石油公司的海外办公室。国务院执行的各项政务政策上到处隐现着七大石油公司的影子。

洛氏集团同时牢牢把持着财政部部长人选，以确保财政部发挥摩根大通银行分支的功能。

〖艾森豪威尔的财长罗伯特（Robert Anderson）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

肯尼迪的财长道格拉斯（Douglas Dillon）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委托人

约翰逊的财长亨利（Henry Fowler）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

福特的财长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

不过近年来，这一权力逐渐被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抢了过去。

「基金会与教育系统」

1890年安德鲁·卡耐基将他的11篇文章集结成册出版发行，名为《财富的福音》（The Gospel of Wealth）。他在书中假设自由市场体系已经在他们这一代产业和金融巨擘面前归于终结，他们不但拥有绝对的财富，还控制着政府。但是他害怕下一代人民成长起来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起而反抗这一对他们有利的体系。他的结论就是必须要控制教育体系。

各大家族认识到美国教育体系的地区分散性，不太可能逐一进行“收编”，超级富豪们于是仍然采用了“渠道为王”的策略，重点投资于教师协会和教材编写，只要牢牢地控制教师和教育内容，就可以有效控制教育系统。于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出重资投进美国最主要的教师协会（General Education Board）。[27]

洛克菲勒曾说，我们有着无限的资源能让人们服从，当前的教育方式早已过时。

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同时也在大规模资助教科书的编写和发行，这实际上是在以间接手段对教育体系施加影响。当一代两代直至更多世代的人是在同一思想理念的教育影响下成长，几代人的思维模式将逐渐集合到一个方向。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全面资助全美国各级学校和教育机构的教科书行业，从未间断。

除了渠道，另一个重点就是控制高端。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教育资金的2/3投向高等教育。在20世纪30年代，全美国高等院校资金的20％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他们实际上部分起到了美国教育部的功能。这两个基金会对美国高等教育施加的影响是行之有效的。

受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控制的美国最大教师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在1934年的报告中说，即将死亡的自由市场模式必须被彻底摧毁，所有人都应该服从更大的社会控制。

这一观点完全支持着洛克菲勒的理念。洛氏提出“竞争是一种罪恶”，应被消除。这样的理念意在扼杀和消灭竞争对手，实现垄断，完成对社会更大规模的控制。

「公众意见塑造」

对政治和公众意见的影响力离不开对媒体的掌控。

洛氏财团对媒体的影响同样贯彻“渠道为王”的核心原则。首先通过控制三大通讯社来进行新闻来源的控制，三大通讯社是所有地方平面媒体的新闻源头，各大地方媒体的版面内容和编辑思路唯三大通讯社马首是瞻。洛氏财团掌握了三大通讯社，就将图书、报刊、杂志等平面媒体一并纳入管辖之中。

除了“渠道为王”，媒体同样也需要控制高端。本着“擒贼先擒王”的原则，洛氏先将各大媒体的指路明灯《纽约时报》拿下。《纽约时报》社论的立场，将是各主流媒体报道角度和态度的标杆，它们的报道都随着《纽约时报》即时调整，保持一致。

洛氏同时也高度重视《华盛顿邮报》。《华盛顿邮报》在首都发行，是政界人士每日桌面的必备。它的掌门人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西部最大报纸，《洛杉矶时报》的掌门人富兰克林·墨菲（Franklin Murphy）也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洛氏通过发起并资助外交关系协会来协调与各大媒体掌门人的利益取向。[28]

电视媒体方面，拥有200多家电视台、255家广播电台的CBS掌门人威廉姆·帕林（William S Paley）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也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要管理人。

NBC为RCA的下属电视台。其掌门人戴维·沙诺夫（David Sarnoff）为外交关系协会成员。

ABC拥有153家电视台，偏重娱乐节目。大通曼哈顿银行持有ABC6.7％的股份。

通过银行和信托机构持股，洛氏持有CBS14％的股份，RCA4.5％的股份。

这些电视媒体巨头实际都是洛氏财团系下。有人戏称无论是ABC、CBS、还是NBC，其实都是RBC，即洛克菲勒广播公司（Rockefeller Broadcasting Company）。

媒体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领域，这就是广告。广告收入占平面媒体总收入的2/3到3/4，当然是媒体重视的金鸡。广告的最大客户是连锁店和商场。媒体编辑们是不会让对金主们不利的声音公然扩大的。

美国最大的连锁店和专卖店，如Macy，JCPenny，Sears等，他们的董事会成员中至少有一位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并且与外交关系协会成员控制的银行、企业的董事会利益互锁。

另外，石油公司和金融机构也是媒体的主要广告客户。哪家媒体有胆子拣大金主不想听的话说呢？

基金会同样重视宗教声音的导向，美国毕竟是个宗教大国，宗教力量对社会的影响力不容小觑。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资助纽约神学研究会和联邦基督教协进会（Federal Council of Churches）。社会“主流”神学的声音逐步转向主张社会计划和控制方面发展，对金钱和经济活动也提倡进行控制。联邦基督教协进会在美国有4000多万名会员。这样一种潜在的思想影响力所产生的权力效应是不可估量的。

「世界政府：“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的奋斗目标」

有些人甚至认为我们是一个秘密集团的一部分，试图危害美国的核心利益，他们把我的家族和我本人描绘成“国际主义分子”，阴谋与各国（拥有同样理想）的一些人合作建立一个全球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单一的世界（政府）。如果这是一种指控，那么我承认有罪，但是，我对此引以为荣。

————戴维·洛克菲勒[29]

罗兹的最终理想是美国重归大英帝国的怀抱，然后以英美为核心构建能够将他们“美好社会制度”福音传播到全世界的机制，并梦想着在此基础上建立“世界政府”。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公平的权力金字塔，拥有着“伟大传统”和“优雅气质”的盎格鲁－美利坚的“上等阶层”将毫不谦虚地居于金字塔的顶端，来统治全世界“规模远大于他们的下等阶层”。

为了这个“伟大的理想”，罗兹设立了一个罗兹基金，鼓励和资助美国青年人去欧洲学习，教育美国青年为逐步实现全世界建立统一政府的目标而努力。几十年以来，大批美国精英在罗兹思潮的影响下，接受和追随建立世界政府的理念。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曾被授予罗兹奖学金。

“二战”结束后，英国已无法挽回地失去了将美国重新纳入自己轨道的可能，双方力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同时双方共同面临着远比纳粹德国更严重的威胁，这就是苏联。

于是走向双方彻底融合以战胜苏联和其他势力的挑战，试图建立“世界政府”。

在世界政府的问题上，精英们分成了两大派系：渐进派和激进派。

渐进派主张通过组织区域性同盟，逐步扩大，再相互联合，最终实现世界政府。[30]大西洋同盟的成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西洋同盟实质上违反了美国宪法精神，背叛了美国独立主权国家的自主宗旨，但这一组织和它主张的思想得到大批富豪的认同。大西洋同盟的成员中有871名富豪，其中107名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西洋同盟的成员达到2000多名。该组织提出的一项重要决议就是“大西洋同盟决议案”，主张废除美国独立宣言，建立超越美国宪法原则的英美联合的新国家。

1949年，“大西洋同盟决议案”正式进入美国国会，当然没有被国会通过，这样的提案过于惊世骇俗，绝大多数议员无法立刻接受。从此之后，每年都有人提出审议该提案，并获得一批重量级人物的赞同和支持，如洛克菲勒、尼克松、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兄弟、基辛格和麦卡锡。1975年该提案被再次提交到众议院审议，居然获得了111名众议员支持。多年以来，大西洋同盟得到了洛克菲勒家族的秘密支持。尼尔森·洛克菲勒免费提供位于纽约东40街10号的一所办公楼供大西洋同盟使用。[31]

世界政府激进派的代表就是“十七大银行家族”中保罗·沃伯格之子，詹姆斯·沃伯格。保罗曾是美联储的总设计师，华尔街著名投行库恩雷波公司的合伙人，詹姆斯曾是罗斯福总统的财政顾问。詹姆斯于1947年创立的“世界联邦运动”（United World Federal，UWF）获得了洛克菲勒的大力资助。詹姆斯·沃伯格提出的著名口号是“同一世界，或完全没有”（One World or None）。其中，非常激进的弥尔顿教授在1949年曾撰文声称要把美国国旗扯下来，向上面吐口水。

世界政府激进派的一个主要精神力量源泉就是美国在1945年引爆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到1947年詹姆斯·沃伯格成立“世界联邦运动”（UWF）之时，还没有第二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大规模杀伤武器在心理上给“世界联邦运动”分子以极大的嚣张本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胆敢反对世界政府的国家将被从地球上直接抹去。这就是詹姆斯·沃伯格在1954年提出的：“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无论人们是否喜欢它。唯一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政府究竟是经由（和平的）共识还是（武力的）征服来产生。”

“世界联邦运动”的主张是世界和平将通过统一的世界组织机构和体系来达到。美国的大批青年深受这一思潮影响，他们相信这样一种体系可以完备地保证个人自由、宗教思想自由和世界和平。“世界联邦运动”几十年致力于促成世界政府建立，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

洛氏集团对渐进派和激进派的行动都给予了各种形式的大力资助，但让美国公众普遍放弃传统的独立国家理念而接受建立世界政府，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渐进派和激进派在几十年里不懈努力，但他们离最终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

因此，世界政府思想的推进者们创建了第三个组织机构：三边委员会，转变角度和方式，继续为他们的总体目标努力。三边委员会的主导人是布热津斯基，他主张的观点与大西洋同盟和“世界联邦运动”都有所不同。布热津斯基认为，要求美国人全盘放弃已形成百年传统的独立国家理念，从直观上和感性上都不容易接受。推进世界政府，应该以间接、缓进、委婉、巧妙和曲折的方式和手段，逐步达到“曲线救国”的最终目标。

大西洋同盟提出的思想过于狭隘，不能适应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逐渐多极化，包括冷战局势和更加复杂化的国际博弈关系的挑战。因此，不应直接公开倡导简单的世界政府概念，而是要把公众的关注力引导和吸引到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上，寻求一致的解决方案，比如经济危机、生态环境恶化问题、能源枯竭等问题。

如果各国政府和公众都只关注局部性问题和内部事务，这一进程显然得不到推进。

只有当世界各国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大众都不得不共同关注同样的问题，并逐步取得共识，思想渐行统一，一个全球性世界政府的建立才能真正接近。

世界政府思想的推进者们在4个主要方向上进行了布局：

〖1、建立全新的世界货币体系；

2、世界性资源和生态环境危机；

3、倡导世界贸易的整合和一体化；

4、能源危机。〗

其总体思路是整合加危机，在整合中推进共识，在推进时等待条件，在等待中制造危机，在危机里促成行动。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走上这样一条路线，只关注本国内政和局部问题，就必将面临三种巨大挑战：粮食、能源和金融危机。这些危机的规模和毁灭力会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程度不相上下。各国领导人不得不坐在一起，共同探讨燃眉之急，在错综复杂的博弈过程中相互妥协和退让，各自放弃部分经济主权和货币主权，以形成有效共识。

此时有一些人心里也许会泛起得意的微笑。

有人会有疑问，国际银行家已经对美国实现了巨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为什么还致力谋求废弃美国独立主权而建立世界政府呢？

这是超过95％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成员共同秉持的思想理念，在某种程度上解除和废弃美国的独立主权，是为了更广泛和更深层地控制全球，实现世界政府的“远大理想”。这个宏伟的目标在经历着各种不同形式的进程，时而激进，时而缓行，时而迂回，但这一总纲领从未改变。

在一场八十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的时刻，一个看似遥不可及的理想正在走近。

2008年的金融海啸也许正是被期待已久的天赐良机！

「参考资料」

[1] Gary Allen，The Rockefeller File，Buccaneer Books，Inc. 1976．

[2] Schlossberg，Bert （2000）．Rescue 007：The Untold Story of KAL 007 and its Survivors．Xlibris. ISBN 0-7388-5775-0，0-7388-5774-2．Retrieved on 2009-01-01．

[3] who killed congressman Lawrence Patton Mcdonald，by Todd Brendan Fahey （fargone@disinfo.net） - July 01，2001．

[4] Gary Allen，The Rockefeller File，Buccaneer Books，Inc.1976．

[5] Carroll Quigley，Tragegy and Hope，GSG & Associates，1996．

[6] Niall Ferguson，The House of Rothschild，Penguin Books，1999．

[7] Carroll Quigley，Tragegy and Hope，GSG & Associates，1996．

[8] Carroll Quigley，The Anglo-American Establishment（GSG & Associates，1981）．

[9] Ibid．

[10] Ibid．

[11] Ibid．

[12] Ibid．

[13] Carroll Quigley，Tragegy and Hope，GSG & Associates，1996．

[14] David Rivera，Final Warning：A History of the New World Order-Illuminism and the master plan for world domination，1994．

[15] Ron Chernow，Titan：The Life of John D. Rockefeller，Sr.，New York：Warner Books，1998，（P563-566）．

[16] Gary Allen，The Rockefeller File，Buccaneer Books，Inc.1976，P11．

[17] Ibid，P13．

[18] Ibid，P15．

[19] Ibid，P40．

[20] David Rivera，Final Warning：A History of the New World Order -Illuminism and the master plan for world domination，1994．

[21] Gary Allen，The Rockefeller File，Buccaneer Books，Inc.1976，P43．

[22] David Rivera，Final Warning：A History of the New World Order -Illuminism and the master plan for world domination，1994．

[23] Antony C. Sutton，Wall Street and FDR，Arlington House Publishers，1975．

[24] Gary Allen，The Rockefeller File，Buccaneer Books，Inc.1976，P156．

[25] Ibid，P157．

[26] Ibid，P159．

[27] Ibid，P44．

[28] Ibid，P68．

[29] David Rockefeller，David Rockefeller Memoirs，Random House，2002，P405．

[30] Clarence K. Streit，Union Now，Harper & Brothers，1940．

[31] Gary Allen，The Rockefeller File，Buccaneer Books，Inc.1976

第九章 金融海啸之后

• 格林斯潘：经济机器的工程师

• 朝鲜战争使格林斯潘一夜成名

• 安·兰德：格林斯潘的精神导师

• 谁是上帝之手

• 安·兰德的伪命题

• 如果“大力神”们罢工

• 黄金：精英们的理想货币

• 扭曲的美元与“债务堰塞湖”

• 世界经济的未来：14年的“消费大萧条”

「本章导读」

罗斯福有一句名言：“重大的历史事件背后，没有一件是随机自然发生的，所有这些事件无不是精心策划的产物。”还是罗斯福看得透彻，一切事件背后都是人在运作，如果一件事情的发生对所有参与方都没有好处，这件事情是不会演变成重大事件的。越是影响深远的重大而复杂的事件，越是需要强大的组织协调力量，并且必须克服重重困难才能得以实现。如果没有重大的利益作为动机，很难想像有人会愿意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历史上的政治事件如此，金融事件同样如此。

金融市场背后仍然是人的利益博弈，人们参与金融市场活动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利益。与其他利益博弈的情况一样，参与方必须遵守游戏规则，包括一切潜规则。金融市场的不同之处无非是将人们的利益进行了标准化的打包和定价，使得利益转让时“流动性”更好、成本更低、速度更快而已。因此，重大的金融事件同样会反映出超重量级参与方的利益格局，而且这些高能量的超级玩家，在市场的重大转折关头，往往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力。

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不过是人性的再次重复而已，它与历史上的危机相比，同样存在着类似的规律，即人性的贪婪与恐惧，以及那些对人性弱点洞若观火并加以充分利用和收获最大成果的超级赢家。

利益博弈的核心就是零和博弈，只要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仍然有效，那么同一资产在某个时刻只能存在着唯一的所有者，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资产都是如此。金融市场中交易的无非就是标准化利益（体现为资产或资产收益权）的所有权，而这种所有权决不可能被共享，它具有典型的排他性。

此次金融海啸的实质就是金融衍生产品在相同的基础资产之上，创造出了多重所有权的虚幻错觉，当基础资产无法持续产生足够的收益去填充创造出的利益所有权，并最终被市场参与者发现时，表现出的就是利益所有权挤兑的危机。诸如CDO之类的金融资产从本质上看，就是对资产收益所有权的反复和多重复制，这些虚拟的所有权交易属于典型的“庞氏骗局”。

问题是，国际银行家们真的不明白如此明显的“庞氏骗局”，最终必然以金融灾难来收场这样显而易见的道理吗？这样的骗局在历史上早已被重复多次，并无任何“不可预见”的新鲜之处。危机的到来其实早已注定，而且也早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事实是，巴菲特早在2005年就大声呼吁金融衍生产品是“大规模杀伤武器”；保尔森早在2006年于戴维营就明确告诉布什总统，金融衍生产品的危机即将爆发；房利美等公司也在2006年夏天就开始布局大规模裁员；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2007年1月刊的封面上，就已经明确画出格林斯潘手持美国经济即将爆炸的“雷管”去交给倒霉的继任者伯南克；[1]各大对冲基金的经理们2005年就在博客上讨论如何将手中的CDO等“资产毒垃圾”转卖给“愚蠢的”亚洲投资人。即便是《货币战争》在2006年下半年完稿时，也已明确指出金融衍生品的重大危机和“两房”问题的必然出现，以及美元和美国国债的重大风险，并且预言次贷危机必将演变为全球金融海啸，最终导致世界经济严重衰退。

而美国货币政策掌门人格林斯潘真的是到2006年仍然没有觉察到危机的临近吗？他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放任究竟是无心还是有意？如此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果然是“随机发生”和“不可预见”的吗？

要明白这一切，我们必须首先走进对危机负有重大责任的格林斯潘的精神世界，去体会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些世界统治精英们可能的真实想法，以及他们到底想要达成什么样的战略目的，这个世界究竟会走向何处，危机又将如何演化。

中国最缺乏的不是某个专业方面的专家，而是能打通各个领域之间壁垒的战略思想家。在循规蹈矩的教育体系之下，大多数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已被塑造成了“书柜型”学者，他们的大脑主要用于储存信息和沿着固有的模式去处理信息。其实，正确提出问题就意味着解决了问题的一半。什么叫创造力？创造力的核心就是能够提出不同于常规的问题，问题的角度决定了思路的广度和深度，思路构成了收集、加工、处理庞大而复杂信息资源的“中央处理器”。提不出正确问题的研究，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没有灵魂，缺乏强大的思路的研究则只能隔靴搔痒。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的，我们也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

「格林斯潘：经济机器的工程师」

论到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格林斯潘的名字恐怕无缘排行榜，但在经济学家中，他对数字和模型的超级敏感，绝对堪称天才。

在纽约大学商学院就读时，格林斯潘选修的主要课程是金融和会计。在他的自传中，他提到在学校的几年中曾经到美国商业机构实习。这家机构就是在华尔街大名鼎鼎的布朗兄弟公司。

格林斯潘在布朗兄弟公司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把美联储公布的一些数据资料，特别是连锁大超市的统计数据按周进行整理和调整。此项工作貌似简单，却非常繁琐和艰苦。由于当时没有计算机，纯手工操作数据统计实属不易。大量的手工计算，不断使用铅笔画图做表，再一笔一划地做出一整套数据的调整流程。这个超级枯燥乏味的工作，格林斯潘做起来却兴趣盎然。他似乎天生就对数字具备高度的敏感性，面对呆板无趣的数字，他能发现别人眼睛里看不到的东西。通过这个工作，格林斯潘掌握了数据统计方面的扎实基本功。最重要的是，他对数据的超级敏感在科学方法的指导下，达到了“让数据自己出来讲故事”的境界。

大学毕业之后的格林斯潘在纽约国家工业协会（The Conference Board，纽约的一家智库）从事统计数据方面的工作，[2]这一机构服务的对象正是纽约美联储银行。国家工业协会藏书浩瀚的图书馆，成了格林斯潘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通过查阅这些书籍和统计报告，格林斯潘开始了解美国经济的运转机制，[3]明白了各类工业行业如何运转和联动并共同组成整体的国家经济体系。在格林斯潘的脑海中，日渐呈现出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工业系统的进化景象，从蒸汽机到纺织，从铁路到冶金，从航运到造船，从机械到军工，从电报到电话，从煤炭到石油，从汽车到飞机……无数颗社会经济的螺丝钉在他的脑海中拧在一起运行着国家经济的巨大机器。

国家工业协会的图书馆还向格林斯潘呈现了海量的各类统计数据。这其中多数统计数据都属“高龄”，有不少是从1861年南北战争前后开始统计的资料，该协会完整齐备地收集着美国几乎所有重要工业和行业的详细统计数据。格林斯潘在国家工业协会的图书馆里，就像老鼠掉进米缸，对这些统计数据简直着了魔。如果他钻进棉花行业，就成天研究各种各样的棉花，从成分、档次到类别、生产工艺，包括不同棉种在工业中将会如何使用，怎样加工，需用哪些棉花加工机器以及整套生产流程，直至市场销售，这些数据在格林斯潘眼里，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美国举足轻重的数据，如全国铁路运输、美国橡胶业、1890年美国人口统计等，更吸引着格林斯潘的关注。[4]这些无边无际的数字和资料会把别人看困，却让格林斯潘读得津津有味，不忍释卷。沉浸在数据的海洋里，格林斯潘很快对美国各行各业统计数据有了深刻而全面的了解。

几年下来，格林斯潘对美国经济机器运转的整体机制已经了然于胸，加上他对各行业历史数据的苦读钻研，此时年轻的格林斯潘已成为一名经济机器领域的熟练“技术工人”。他对机器原理烂熟于胸，对各种运转参数了如指掌，对每个零部件的动态数据及其联动效应积累了相当多的“历史经验”。

他的大脑就如同装备了一个快速分析美国整体工业现状和发展趋势的软件，从数据中就能准确把握经济活动规律和脉搏。通过经年累月大量密集地阅读和积累数据，“格氏模型”成功创建起一个独到而准确分析整体经济机器和局部行业部件运行状态的数据流和数据模块。如果将企业一系列经济活动的基本参数输入，在格林斯潘的大脑中立刻能够生成一份预测宏观经济周期的报告，并自动附带完整的柱状图和线态图。

就像其他行业的工程师一样，格林斯潘对于经济学理论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工程师感兴趣的是如何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不是抽象的理论探讨。在自传中格林斯潘也提到对凯恩斯的宏观研究并不十分感兴趣，他的兴奋点在技术层面特别是数据和模型。格林斯潘更关注经济机器实际上怎样运作，而不太理会经济学理论如何解说。

在理论学习中，唯一给格林斯潘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1951年他曾选修的贾科伯·沃尔夫兹（Jacob Wolfowitz）教授的数据统计与经济理论相结合的课程。[5]这位教授就是后来小布什时代担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沃尔夫兹的父亲。小沃尔夫兹是伊拉克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从国防部退下来之后，是新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后来担任世界银行的行长。

在沃尔夫兹教授的课程中，格林斯潘第一次接受了用数理统计的方法，把经济结构之间的变量进行构建的全新理念。在接触现在被称为经济计量学的理论之前，格林斯潘已经装备了自行研发的初级“格氏模型”，形成对整体经济发展状况和动态趋势的完整而成熟的分析思路，只不过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清晰的理论体系，并缺乏数学工具进行准确表述。

格林斯潘乍一听到沃尔夫兹教授的经济计量学概念，顿觉眼前豁然开朗，如获至宝，并预感自己在此领域中一定能脱颖而出。“格氏模型”已经具备了超级数据库，存储着从矿山、冶金、钢铁、铁路运输、汽车工业到轻重工业各行各业全面而翔实的历史数据，一旦这些数据被导入经济计量学数学模型，立刻能够输出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测。由于格林斯潘掌握的数据来源于生产实践第一线，而且有着跨度极大的年代积累，所以“格氏模型”的数学模板和他大脑中的超级数据库相结合所产生的结果，要远比基于纯理论的经济学模型更加准确和切合实际。

格林斯潘大脑中的数据库除了储量丰富，包罗万象，还有一个独到之处就是涵盖了海量的历史信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行各业都经历着不断的发展和变化，各种数据也随着经济体系的演变而形成动态的数据流路径。“格氏模型”的理论框架和模型体系并不是静止和孤立的，而是带有相当程度的可自我演变和可自我学习的特性。当他获得了数学工具的支持之后，对经济运作规律的把握获得了本质性的提高。

格林斯潘的大脑中呈现出明晰的宏观图像，仿佛牛顿所看到的自然界和天体的运行规律。在他的想法中，这个世界完全可以被构建成一个复杂的数学模型，只要数据积累的时间足够长，通过此模型来预测未来的经济趋势，在逻辑上是行得通的。只要输入适当的初始变量，“格氏模型”输出的未来经济发展趋势将非常接近于现实。

此时格林斯潘心中已攀上经济领域的珠穆朗玛峰，油然升起一种能够纵览世界经济，高瞻远瞩，尽在把握的豪迈和气魄。他试图用自己的模型来理解这个世界，用他的数据来验证这种推测。

「朝鲜战争使格林斯潘一夜成名」

格林斯潘对数据和数学模型的痴迷和自信，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达到了巅峰状态。

战争期间，由于美国国防部进行大规模备战工作，将军事工业相关信息，比如战斗机、轰炸机和其他新型飞机制造的数据，都列为军事机密封锁起来。在经济活动链条中，很多环节同飞机制造密切相关，如特种金属、铝、铜、钢铁的制造商，特殊技工和工程师，这些行业群体急切需要了解军工生产的信息。军用飞机制造业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影响巨大，尤其是在1953年财政年度中，军费开支占到GDP的14％，达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由于缺少军事工业方面的数据，华尔街以及众多行业的分析人士都是眼前一团黑，搞不清楚战争行为会对未来经济发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格林斯潘就在这个当口站了出来。他认为当时华尔街和各相关行业都集体信息失明的状况持续下去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于是自告奋勇，要把被军方严密封锁、守口如瓶的军工生产信息自行推算出来。依据常年积累的美国各行各业统计数据，辅以经济计量学提供的数学工具，格林斯潘此举基于他对“格氏模型”的超然自信。

格林斯潘首先从公开的信息渠道着手搜索，马上发现军方保密局不是吃素的，所有跟军用飞机制造相关的信息，从飞机型号、飞机用材、飞机编制到计划生产架数等，全被军方封锁得滴水不漏。

格林斯潘只得在公开信息渠道止步，转而搜寻“二战”期间的数据。因为在1940年，美国军方还没有对这些军工数据进行保密。格林斯潘从40年代的国会记录中寻找相关行业的听证会和官方公布的有限数据，以1940年记录中所收集的数据作为一个基准，通过尽可能的渠道，千方百计把可以公开获得的有关飞机行业各方面的数据和信息积累在一起。一时间，工程师的操作手册、各相关企业的生产报表、管理报表和大量联邦统计报表，以及美国国防部所公布的可以查阅到的外围行业的订单数据在格林斯潘的案头堆积如山。

“格氏模型”开始运行了。

基于“二战”期间的数据基准，靠着有限的公开信息，例如某一种型号飞机的重量，“格氏模型”从分别计算飞机构件材料中铝、铜、钢铁的比例和数量入手，逐步把每架飞机用材计算清楚，然后进行总量整合，既而反过来倒推美国军事工业对整个经济体各部件，如对铜、钢铁、冶金、铁路运输、电力等行业所构成的经济影响。

1952年，格林斯潘的研究成果横空出世。这篇标题为“美国空军的经济学”的文章一经发表，顷刻引起了五角大楼的强烈“地震”。军方作出的第一个直觉反应是，格林斯潘肯定是一个高级间谍，因为他发表的统计结果，跟美国军方所掌握的秘密数据惊人地接近，以至于五角大楼的人立刻断定“这个人肯定是拿到了我们的秘密数据，否则不可能这么精确”。

但格林斯潘确实可以一脸诚恳地保证，“这个真没有”。他表示这些结果完全是“格氏模型”推算出来的。

五角大楼震惊得哑口无言。

在整个美国经济学界，格林斯潘如一颗新星冉冉升起，令众多人士仰望瞩目。

20世纪50年代，新星格林斯潘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已经站到物理学界中牛顿的地位。世界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普遍规则已然牢牢掌握在他手上。只要上帝之手轻轻一推，世界经济的一切走向，他都能够精确地加以计算。

正当格林斯潘如明星般耀然升起时，夜空中另一颗璀璨的明星迎面扑来。她那夺目的光芒直射进格林斯潘的内心深处，并且再没有黯淡下来。

「安·兰德：格林斯潘的精神导师」

你无比崇拜的思想巨匠们曾教导你大地是平的，原子是最小的物质。整个科学史的过程就是谬论被不断地戳穿的过程，而不是取得了任何成就。

只有最无知愚昧的人才会依然信奉那个陈旧的眼见为实的说法。你所看见的正是首先需要被怀疑的。

————安·兰德[6]

如果有谁不知道安·兰德的名字，那么此人肯定不能被称之为美国通。安·兰德的著作曾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精英们的世界观。

安·兰德（Ayn Rand）是苏联犹太裔美女作家，早年生活在苏联，年轻时移民到美国。她与欧美的国际银行家族关系密切，渊源非同寻常。她在1957年出版的《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共有1168页，发行量高达8000万册，成为西方世界中传播规模仅次于《圣经》的图书。有人说如果把该书“放在铁轨上可以让火车出轨”。出版前，美国兰登出版集团的编辑曾建议她删去部分内容，安·兰德回答说：“你会删减《圣经》吗？”结果小说一字不改地出版了，[7]并随即引发了美国知识分子阶层的超级精神大地震。半个世纪以来，对该书的评价可谓汗牛充栋，两极分化十分严重。

1952年，才华横溢年仅26岁就已声名远扬的格林斯潘，通过朋友介绍加入了“安·兰德圈子”[8]。严肃略显枯燥的格林斯潘刚接近魅力四射的美女作家安·兰德，就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在随后长达8年多的时间里，格林斯潘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到安·兰德的住所去同她探讨问题。这事有点令人费解，“安·兰德圈子”关注的是“高端”哲学问题和思想问题，而格林斯潘显然跟这个圈子“不搭界”，他是精通数学模型和数据统计的专家，曾提到自己年轻时代没有太多宏观思维习惯，对理论问题兴趣缺乏，兴奋点主要集中在技巧性或者数据性的实用层面上。究竟是什么使他对安·兰德的小沙龙这么感兴趣呢？

当然，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格林斯潘似乎并不是冲着美貌去的，倒是介绍格林斯潘与安·兰德认识的那位老兄最终发展成了美女作家的情人。

设想一下，连续8年每周都去参加几个小时的讨论，这对于生活繁忙的现代人来说，无疑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即便是与至亲好友或父母居住在同一个城市，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每周聚会一次，更何况是大忙人格林斯潘。显然格林斯潘不是个小说家，更不是个哲学家，也不是一个对宏观理论感兴趣的人。他能坚持如此之久，可见安·兰德的小沙龙具备一个超级“精神磁场”，以非凡的吸引力令格林斯潘着迷。

其实，吸引格林斯潘的正是安·兰德的思想和世界观，一种他前所未遇的重大灵魂挑战，一种他从前无法想像的精神境界，一种重新认识世界经济运作机制的智慧升华！

1952年到1957年，正是安·兰德创作《阿特拉斯耸耸肩》的高潮期，也正是格林斯潘对世界认识发生重大嬗变的5年。这本书不仅使格林斯潘产生了永久性的“脑震荡”，也令安·兰德成为格林斯潘的终身精神导师。

《阿特拉斯耸耸肩》中的阿特拉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一手擎天扛住了倾斜的天宇，庇护着芸芸众生，但得到好处的人类对他并没有应有的感激，还对大力神的无私奉献怀着不尊重的态度。[9]这本书的核心就是，世界上只有少数精英是“扛住天宇”的“大力神”，是精英们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他们是社会进步的源泉。但这些精英却受到社会不公正的待遇，并没有被赋予足够的权力。既然被庇护的绝大多数没有思想和灵魂的普通人都能随时罢工或撂挑子，那么如果有一天精英们也罢工了，这个世界究竟会变成什么样？

安·兰德提出了一个异常尖锐的历史观和世界观问题，那就是究竟谁是历史的主要推动力量？在几千年漫长的人类历史中，这个问题被反复激烈地争论着，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到底是人民大众，还是少数精英？[10]

全书的“书眼”在于，金钱是构成社会各种运作机制中最核心的主轴，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历史等方方面面，实际上都围绕着金钱在运行。这本书的理念就是不承认任何道德，而认为金钱就是道德的唯一衡量标准。拥有金钱的人创造财富的能力要远远大于常人，必然成为社会的强者。安·兰德认为社会要获取进步，必须鼓励强者，不能同情弱者。

这个观点非常符合金权崛起的基本方法和思路。换言之，当经过了数千年的压抑之后，一旦金权在社会上起到了主宰作用，金权势力极大释放，那么掌握着金权的国际银行家，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整个世界的主人，而且成为道德的楷模与化身。

这本书在美国社会的高层人士中备受推崇，因为此书恰恰道出了他们自己的心声。该书的畅销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世界精英联手推动和合力造势的结果，统治精英就是要利用这本书来为整个社会进行一次彻底的道德洗脑。

《阿特拉斯耸耸肩》已在2007年被引进到中国，但是很多人其实并不真正理解这本书所表述的精神内涵，多把它当成一本哲学书籍，或者小说，还有读者把它当成一本代表反叛思潮的书来看。其实，该书最重要之处在于它栩栩如生地描绘出统治这个世界的超级精英们的精神世界。通过读这本书，读者可以触及到能量惊人的“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的鲜活灵魂。

「谁是上帝之手」

这个世界上的人很多，但归根结底就只有两种人，一种是领着别人干的，另一种是跟着别人干的。意即，不当主角，就是龙套。

————民间智语

原本在26岁的格林斯潘看来，世界经济运作的规律已尽在他的“格氏模型”之中了，他坚信，只要他得到正确的初始变量，他的“格氏模型”将能计算出全部经济的运行规律，就像牛顿在经典力学世界中所做到的一样。

但问题是，初始变量是谁设置的呢？这是格林斯潘以前连想都没有想过的问题。实际上按照牛顿的话说，上帝之手推了世界一把，剩下的事就是牛顿力学可以处理的范畴了。但在经济活动中，谁是上帝呢？谁的手推了经济系统一把，谁的掌心握着经济机器的钥匙？这个问题首次与格林斯潘迎面对撞。

在遇到安·兰德之后，格林斯潘第一次意识到“上帝之手”的重要性。是安·兰德启动了格林斯潘的“头脑风暴”，也是安·兰德令格林斯潘顿悟到了问题的答案。

格林斯潘在传记中强调，在认识安·兰德之前，他没有意识到经济活动中人的重要性，当跟安·兰德关系越来越深，他突然幡然醒悟，其实人才是经济领域中最需要关注的研究对象。[11]当然，格林斯潘所说的人并不是门口卖冰棍的老太太，也不是街边打太极拳的老大爷，他所指的人正是安·兰德极尽所能赞誉的统治精英阶层。

正是他们在决定经济活动的运行方向，是他们推了经济活动一把，格林斯潘从前只是看到被他们推动之后的社会经济运行状态，并且对这个状态进行了正确描述，仅此而已。而他以前从来没有关注过初始条件的设置，以及是谁在设定这些初始条件，谁让经济往这个方向而不是往另外的方向发展，谁是推动经济体的初始推动力，谁是上帝之手。

是这一系列惊雷般的问号吸引着格林斯潘走上了拜访安·兰德的道路，从26岁那年起，一走就是8年。那个神秘而强大的磁场不是哲学，也不是艺术，更非小说。格林斯潘朝着磁场中心越走越近，他想知道上帝之手将如何发力。

安·兰德成为格林斯潘的指路明灯，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格林斯潘的顿悟将他从数学模型和数据局限中提升出来。格林斯潘从此平步青云。

「安·兰德的伪命题」

安·兰德坚决批判各种形式的社会公平政策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指责这种行为是一种劫富济贫之举。她对这些强调公平的社会理念表露出极度蔑视和坚决反对的态度，认为金钱的多寡衡量着一个人的能力，只有强者才能创造出更多财富，才对社会有更大价值，所以他们不应该受到惩罚。现有的社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鞭打快牛，惩罚强者，迫使强人智者扶助无用弱民，而在安·兰德的眼中，这无疑是一种罪恶。

无论是政府用暴力和强权去掠夺强者所创造出来的财富，还是弱者以哭泣和哀怜去乞求强者付出，或其他社会道德和舆论对强者施加压力，逼迫他们进行奉献，又或是形形色色卑鄙之徒对强者的金钱和财富进行偷窃和掠夺，这些行为在安·兰德看起来都是极端错误和荒谬的。

在中国当前社会中，她的思想也许会受到一部分拥有着巨大财富和物质优势的人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支持。

安·兰德的理念从本质上来说，不能推断为一种错误，它只是体现了一种倾向性。孰对孰错取决于观察和评判者是站在哪边的立场上看问题。作为社会精英阶层的一员，显然会认同安·兰德的判断和理念，会由衷赞美安·兰德的这本书。同理，身为弱势群体，作为社会中没有获得巨大物质财富以及自身贫困的人们，自然会对安·兰德持否定和抵制的态度，而这些人就被安·兰德定义成没有本事，没有能力，天生就是“寄生虫”的普罗大众。

安·兰德对寄生虫的概念也提出了独具一格的挑战。传统观念认为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是剥削无产阶级的寄生虫，而安·兰德在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反问，精英们创造了更多财富，为何却被指责为寄生虫？精英们带来了就业机会，为何却被认为是在剥削？精英们才是各种发明创造的原动力，为何却被社会评判为不劳而获？精英们懂得如何运转社会经济因而处在了关键位置上，为何却被大众指责权力太大，报酬太高？一句话，这些人拥有了金钱，控制着财富，那是他们理所应当的，因为他们付出了更大的努力。而普罗大众，则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卑鄙猥琐，道德低下，目光短浅，怨天尤人，缺乏能力，嫉妒强者。因此结论就是，少数社会精英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普罗大众则是不折不扣的寄生虫。

她的言论和观点确实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和挑战性。

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会公开支持安·兰德的观点，即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典型的精英专政的国家也是如此。在面对安·兰德如此赤裸裸地宣扬金权神圣至上的道德观念之下，政府也只能保持沉默。因为美国也需要考虑维持社会表面和谐的道德观。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聪明绝顶的人和能力极强的人，毕竟是居于金字塔顶端的少数，而绝大多数能力平庸、智力一般的人构成了社会的主体。任何一个政府都明白如果旗帜鲜明地站在极少数人的立场上，反对大多数人的政治姿态，必定会引起社会思想观念和公众舆论上极大的冲击和动荡。因此美国政府和主流媒体都不可能一边倒地支持安·兰德的观点。于是争议的声音越发激烈。

美国知识分子阶层中为数不少的人对安·兰德的观点持反对态度。安·兰德对他们也有一系列的抨击，认为这些人虚伪而无用。就这点而言，安·兰德的评价并非完全错误，但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是她坚称的如此鲜明对立，黑白分明的状态。知识分子对此书的抨击，出自于对安·兰德极端言论的不舒服，这种不舒服可能有惺惺作态的虚假成分在里面，但更多是由于安·兰德的富人至上论挑战了人们对于人性认识的基本底线，也就是到底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样的基本价值观都已受到彻底挑战和颠覆，以天下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自然不肯坐视。崇尚金钱即道德的观念也令很多人无法接受，如果把金钱作为判断一个人成功与否，或者作为一个人是否有存在价值的唯一标准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国际银行家就是社会中最有价值的人，因为他们最懂得赚钱的窍门，而且控制着金钱创造的源头和流动渠道，他们天经地义应该统治世界，那么其他人怎么办？难道天生就注定成为奴隶吗？如此这般的观点具有危险性，威胁着社会整体结构的稳定。

其实，金钱是否代表着道德或罪恶的争论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核心问题在于金钱的分配是否合理与公正。金钱代表着财富，而财富代表了精英和普罗大众共同的贡献。这个社会之所以不公正，归根到底是出在金钱分配系统之中。不合理的货币制度，从制度上确保了利益分配偏向少数精英，而对普罗大众构成严重的不公正，这才是罪恶的根源。

因此，安·兰德提出的只是一个伪命题。不需要评判金钱是美好的还是丑恶的，这不是问题的本质，而真正的本质和核心是如何合理地分配金钱。安·兰德以鸿篇大论回避了问题的核心，这就是不公正的财富分配和不公正的对财富的瓜分与占有，才是道德与罪恶的分水岭。

安·兰德试图在这本书中为少数精英的金钱观、道德观进行辩护，从而让普罗大众接受少数精英统治社会的合理性。安·兰德的这本书在美国被指定为中小学生必须阅读的课外图书。这是谁的规定？当然是统治精英们的。统治精英通过控制美国的教育机构和美国教师协会，包括教材的选定，系统性地把这个观念灌输给美国的年轻一代，不同的学校指定不同年龄段的学生要看不同节选版和不同阶段的《阿特拉斯耸耸肩》版本，8000万的数目不是市场销售量，而是精英阶层在社会人群中施行彻底洗脑所“促销”出的成绩单。这才是此书销售量奇高，但并不是世界名著的真实原因。

安·兰德所代表的自认为是世界的主人，是上帝拣选的群类，是世界的必然和天生的统治者的心态，无论放到哪里都会激起多数人的不满。因为就人的本性而言，普罗大众出自本心追求一个平等和真善的社会，谁也不愿意做奴隶，而安·兰德的书公然挑战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和道德底线。她强调和灌输了一种不公正的合理性，更突出彰显和反复重申了金钱的特殊重要性和社会伦理的虚伪性，这都与人类的常识和直觉直接冲突。

「如果“大力神”们罢工」

在书中，安·兰德娓娓讲述着统治精英阶层为了获取更大的权力，精心预谋和长期策划了一场“大力神集体罢工”的大规模系统性危机。[12]在一个时间段里，社会上所有的精英力量，比如银行业的董事长，铁路运输业的老板，石油业巨子，冶金业大王，还有拥有庞大矿山资源的百年基业家族，连同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发明家等，也就是控制着整个社会经济机器运转的所有重要零部件和设计并运转着这部巨大机器的核心统治精英们，突然毫无征兆地消失了。他们按照预定的步骤和时间表，从社会的各个关键部位中脱离出来，躲进深山逍遥度日。此时被他们抛弃和惩罚的那个普罗大众所代表的红尘浊世将会发生什么呢？

在安·兰德的设计中，当这批社会精英从各个要害部门撤出时，他们将有意采取“自我毁灭”的做法。小说中铜矿的主人公，亲手毁掉了自己家族上百年传下来的基业，而且摧毁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在他毁掉铜矿之后，任何人都休想再从铜矿废墟中挖出一公斤的铜；铁路公司撤出的时候，将付诸几代人心血的整条铁路废弃掉；银行家撤出时，导致了全社会金融系统的彻底瘫痪。美国的经济系统分崩离析，社会逐步陷入严重的混乱，文明之火将逐渐黯淡直至熄灭。当世界陷入一片黑暗和动荡的时候，所有普罗大众终于醒悟他们离不开精英，唯一的选择就是乞求精英出山，重新拯救这个世界。精英们提出条件，他们必须要垄断更多的权力，必须要对社会实施必要的控制，社会必须按照他们的理念来运作。一言以蔽之，精英们必须要达到最终垄断一切社会资源的最高目标。[13]

如果把这本书所描述的乱世危情和当今金融危机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两者之间具有着高度的类似性。当前经济实体的解构和金融系统的崩溃，难道真是自发和不可避免的吗？有没有可能是精英们在罢工呢？有没有可能是“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想取得更大的社会控制权和世界运作的更多权力而设计和策划的呢？

按照罗斯福的观点，没有一个政治事件是完全无序和随机发生的，每一个政治事件背后都是精心策划的。政治事件是这样，那么经济事件，金融系统出现的重大变故，难道都是随机的吗？如果不是，这些事件背后必然有着重大的图谋和严谨周密的策划。

以安·兰德为代言人的精英阶层认为自身拥有远超“凡人”的智商和能力，相信自己出于“天择”被上帝拣选，是命定特殊的群类。而除了他们以外的“常人”们，意即《圣经》中所称的“外邦人”，则理应归服于无望的宿命，接受和顺从上帝选民的管理。

照此说法，“外邦人”永远不可能成为上帝真正的选民。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理念和意识形态的灌输，毫无疑问，除了顺命地做奴隶，按照盎格鲁－美利坚精英们设计的规则接受管理，别无选择。在所谓民主自由的政治招牌掩饰下，精神信仰层面根深蒂固的差异是无法调和的。精英允许“凡人”参与的，根本不是一个平等的游戏，也不是一个平等的人生，更何谈一个平等的社会？

当你读完《阿特拉斯耸耸肩》，你会对绝对客观理性但同时又是无比绝望遗憾的社会现实，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并且能够深刻地领悟，为什么这些人会认为自己是统治者，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想，为什么他们会如此做。当你揭开这一道理解的幕布，当今世界上所发生的种种战乱、政变、社会动荡，都会在你眼前展现出另一番景象。

我们是否需要“换一只眼”来看世界，换一个角度来探寻幕布背后的真相？我们是否还是毫不质疑地接受西方主流媒体传达的信息？

国际媒体又掌握在谁手上呢？还是国际银行家。假如这些人把克格勃和CIA之间情报界的斗智斗勇手法移植到媒体传播，那我们所看到的“真实信息”，有多少是对事实情况的严重扭曲，有多少又是魔术师的道具呢？

如何才能看清真相，以何种态度理解当今世界运作的真实状态，这是现实社会中每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成员都必须要严肃面对，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

「黄金：精英们的理想货币」

在安·兰德的故事中，当精英们悄悄地从社会的各个重要岗位上“罢工”后，他们一起躲进了科罗拉多山脉的一片净土，俨然准备重建一个天堂国度。[14]在这个世外桃源中，最有意思的是他们所使用的货币不是美钞，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纸币，而是实实在在的黄金货币。其实，不管是格林斯潘在1966年写的《黄金与经济自由》中对黄金的阐述[15]，罗斯柴尔德家族对黄金定价权的近百年控制，还是世界上重量级的中央银行和超级银行对黄金的暗中操作，无不秉承着国际银行家对黄金的特殊兴趣。

黄金在国际银行家的内心深处和真实精神世界中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人牢牢地握住黄金，同时却给别人洗脑，让其他国家的人认为黄金不重要。这本书曲折隐晦地给出了一个清晰的答案。

在《阿特拉斯耸耸肩》中，弗朗西斯科是整个故事的灵魂人物，他在解释什么是金钱，什么是财富的时候，反复提出一个重要的标准，这就是金钱必须基于标准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必须具有真实的意义，才能作为经济活动价值的客观评估尺度。一个客观的价格尺度要求其基准必须是商品，比如说是单位数量的黄金。黄金是财富和价值的一种储藏手段，并准确地反映出人们对不同商品和服务中体现的价值的认可。

弗朗西斯科一语中的，金钱的价值标准作用正在被通货膨胀所侵蚀。弗朗西斯科认为货币贬值主要通过纸币替代黄金来实现，他认为这是导致社会道德沦丧的一个重要本质原因。[16]因此，在世界统治精英和国际银行家们看来，黄金是一种诚实的货币，它代表着一种客观、公正和不欺诈的交易行为，一个社会各个成员之间进行交易的庄严无伪的许诺，它代表着今天你所拥有的财富在明天，在明年，在遥远的未来都能够换到和今天等值的商品和服务。

黄金作为一种公平和客观的社会契约，将所有参与交易的各方，紧密和平等地，无欺无伪地整合在一起，弗朗西斯科认为黄金在整个货币体系中间起到了公平和合理的尺度作用和储存财富的作用。而合理的货币体系实际上反过来就是社会分配财富的一个体系，它是否公正合理，决定着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水平的高和低。合理的货币体系将把社会公正和平等的待遇给予勤劳、努力创造财富、善于储蓄和积累的人。那些偷奸耍滑、投机取巧的人在这种合理的货币体制之下则受到遏制和限制，因此，合理的货币体系是构成社会伦理的重要基石。

由于货币体系决定着财富分配方式，所以也最终决定着社会道德伦理的底线，而合理的货币制度可以刺激财富创造，抑制投机，反之不合理的货币制度则会鼓励投机和抑制真实的财富创造。处于不合理的货币制度下，社会道德的底线最终会被瓦解，整个伦理体系就会崩溃，社会文明不可避免地走向暗淡和消亡。从国际银行家的代表人物弗朗西斯科的视角，不合理的货币制度就是搜刮财富的手段和阴谋。

格林斯潘1966年的《论经济自由》一文中透彻而清晰地阐述了同弗朗西斯科的观点和理论内涵完全一致的思路。弗朗西斯科对于贬值货币和通货膨胀的厌恶，在格林斯潘的文章中同样得到直观和深刻的表达。显而易见，他们这一群体共同反对所谓的宽松货币政策，反对所谓法定货币的体制，而且坚信包括美国政府、美联储等都不应该干预经济运作。他们是彻底放任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坚定代言人。

这就令我们不能不生出疑问。格林斯潘在1966年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40岁了，他的个人观点、价值观和世界观早已经定型。可是等他坐到美联储主席这个位置上时，却松手放纵美元的泛滥，导致了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持续时间超长，最终酿成了今天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格林斯潘到底在想什么呢？他的实际作为和他的自身信仰截然不同甚至格格不入。

格林斯潘在决策和执行货币政策时的言行与他一贯的信仰和坚持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反差，让我们更加有理由对目前所爆发的金融危机多打一个问号。格林斯潘难道真的看不出经济危机即将到来吗？以格林斯潘的能力、水准和他对数学模型、对数据的精确掌握和高度敏感，对宏观经济的测算能力，他在1957年就能够提前6个月预计到1958年的经济危机，为美国钢铁企业作咨询的时候，就已经准确预言经济危机即将出现，而在2002年实行货币宽松政策，在给经济体系注入大量货币，放水养鱼的时候，却对房地产泡沫持续膨胀视而不见。他真的看不到风暴即将来临，最终会导致一场金融大灾难吗？

格林斯潘直到2007年初还发言认为次贷危机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17]如果他的判断决策水平果真如此，他也就不叫格林斯潘了。

是否存在着一种可能，即格林斯潘在有意识地摧毁美元的价值，摧毁美元的信用，摧毁美元的生存基础？请注意，美元崩溃决不意味着美国崩溃，相反，在赖掉所有美元债务之后，美国反而得以轻装上阵。在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科技创新能力和丰富的资源基础之上，美国通过“破产保护”，彻底摆脱债务纠缠，更改世界货币游戏规则。最终，美国将拿出它压箱底的8100吨黄金储备和3400吨IMF的黄金，此时，美国为了“拯救货币信用”，不得不将“新货币”与黄金挂钩，以取信于天下。当然，世界上缺少黄金储备的国家将是最大的输家。届时，美元失去的不过是一条“债务的锁链”，而得到的将是一个金光灿烂的全新世界。

我们会重蹈1923年德国超级通货膨胀的覆辙吗？如果会，那么极少数人开始大规模做空美元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弹。

「扭曲的美元与“债务堰塞湖”」

美元解决不了问题，美元本身才是问题。

————民间智者

如果我们将一个国家看做一个公司，那么国家也有一张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在这张资产负债表的资产项下，就是一个国家的财富，即通过劳动所创造的各种商品和服务，在负债项下，则是这些劳动成果的“收据”，即货币。货币并非是财富本身，而仅仅是对财富的一种“索取权”和对财富的“分配权”。

如果说一个社会的实体经济部分主要是在“做蛋糕”，那么货币系统的核心作用就是“切蛋糕”。货币体系决定一个社会财富分配的价值取向，因而构成社会对财富创造者和拥有者的奖惩制度基础。合理的货币系统起到的作用就是“奖勤罚懒”，只要努力创造财富，诚实储蓄劳动成果，这种行为将获得制度性的保护和系统性的奖励，从而鼓励人民去创造更多的财富和享受公平的成果分配。相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必将产生“奖懒罚勤”的效果，它将恶性刺激财富的投机和赌博行为，严重扭曲社会财富的分配机制，严厉惩罚老老实实的财富创造者，并残酷剥削本本分分的财富储蓄者。如果炒股票就能发大财，人们何必要去勤奋工作？如果大家都在金融市场上轻轻松松地获得巨额利润，谁还会去踏踏实实地从事实体经济艰辛繁琐的工作？好逸恶劳、巧取豪夺之风日盛，勤俭持家、艰苦奋斗之气日衰，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热情将受到严重侵蚀，最终，国家乃至文明将会衰落。著名货币学家弗兰兹·皮克有句名言：“货币的命运最终也将成为国家的命运。”

货币体系正是一个社会乃至一种文明的道德伦理基石。从这一点看，格林斯潘等人早已彻底洞悉了一种诚实的货币制度对人类文明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也是他们最终必将放弃现有在经济上负债累累，在道德上千疮百孔的美元体系的根本原因。

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并非是一系列偶然与巧合的后果，而是一场酝酿已久的全球范围内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总清算。造成这种世界历史上罕见的经济结构严重扭曲局面的最重要因素，就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美元的过度发行。美元逐年放大的滥发趋势将世界经济体中各种潜在的危险因素逐渐聚集起来，在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缓慢恶化过程后不可避免地濒临无以为继的状态，危机终于爆发了。

这场危机的本质是一场美元体系的重大危机，它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次经济衰退，无论这场危机以怎样的方式落幕，世界都再也不会回归从前的格局。从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到国际贸易分工，从全球货币机制到金融市场重建，从国际关系均势到地缘政治版图，从新能源革命到绿色时代的来临，这场金融危机对现有世界格局的冲击将不亚于一场世界级别的战争。

1971年，美国单方面废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从此，美元的发行既不受黄金的刚性制约，也没有国际机构的软性监督。美国开始走上一条放纵美元发行，利用其世界储备和结算货币的特权地位，尽享向全球征收铸币税的惊人利益。

从1959年开始，美元的发行量就持续不断地超越美国GDP的实体经济增长速度，这种超量发行美元的行为在1997年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攀升阶段，[18]这两条线之间的差距，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几十年来通过美元过量发行向全世界征收的“铸币税”。特别是1971年美国单方面废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是美元的美国货币存量与真实GDP一次重大国际违约行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世界各主要国家联合签署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美国政府未经协商，突然单方面废除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相当于美元的一次严重赖账行为。既然美元曾经犯过这样的违约“前科”，那么未来再次出现突然的违约和赖账也并非不可想像。

如果说绝对的权力必将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美元。美元的特权在为美国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副作用。

一方面，靠印美元就能享受别人的劳动成果，这种不劳而获的快感就像吸毒上瘾一般，逐步瓦解了美国自立国以来所秉持的清教徒精神和节俭刻苦的社会道德伦理体系，违背了努力勤奋创造财富的“美国梦”精神，滋生和纵容了整个社会的鼓励投机、崇尚奢华、放纵消费、寅吃卯粮、自我膨胀的恶性观念，腐蚀了社会新生代创造真实财富的热情，日益掏空了美国积累了200年的社会财富。

另一方面，在出口美元纸币换回世界商品的过程中，必然积累大量赤字和负债，越来越大的债务规模和利息支出成本，从根本上削弱了美国的国力，为弥补亏空只能加大印钞规模，从而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日益严重，中产阶级债务压力逐年增加，而收入水平远远落后，家庭财务状况越来越脆弱，支付危机俨然成形。

正是美元的长期过量发行，导致了全球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如果没有美元的不合理制度力挺，美国的过度负债与消费和新兴国家的过度生产与储蓄之间的极端失衡局面，早就不可能维持。人类历史上从未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像美国这样在30多年的时间里，持续不断地处在贸易逆差和财政逆差之中，在沉重的债务压力之下国民经济能够不发生系统性的崩溃，其根本原因正是美元脱离黄金之后，美国实际上根本不必努力偿还债务，只需开动印钞机就能大幅减轻债务压力，而将通货膨胀的后果均摊给全世界。这样一种货币制度之荒谬，之堕落，之不公，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见。

即便如此，美元制度仍然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

截至2008年，美国的国债、地方政府债、企业债、金融债、私人债务的总规模已达57万亿美元，并且近年来在以每年7％～8％的速度上涨，以利滚利的方式增加，而美国常年可持续的GDP和国民收入增加速度仅有3％左右。因为债务成本增长始终高于国民收入的3％的平均增长率，从1980年开始，美国总债务（不仅仅是国债）占GDP的比重连续攀升了近30年，从163％飙升到目前的370％。由于利滚利的效应，美国总债务增加的规模越到将来就越是惊人。目前，美国总债务已形成了一个危险的“债务堰塞湖”。

自美元1971年脱离黄金以来，美国总债务平均年增加6％，2000年以来更高达7％～8％。如果我们以保守的6％的增长速度计算，那么在41年以后，美国的总债务将达到惊世骇俗的621.5万亿美元！而美国的国民收入从目前11万亿的规模，以长期可持续的3％的增长速度计算，41年后仅为37万亿美元，621.5万亿美元的债务如果以6％的平均利息成本计算，利息支出将高达37.3万亿美元之巨。

换句话说，2051年将是一个关键性的年份，到这一年，美国全部债务的利息支付总额将超过美国全部国民收入的总额，这意味着美国将在经济上彻底破产！

这些债务还不包括目前100万亿美元以上的医疗保险和社保基金的隐性负债。

美国社会已处在高倍杠杆运作之下。整个国民经济最终将无法承受如此沉重的债务本息压力，从而导致最后的崩盘。

因此，美元危机的爆发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只是时间问题。更大的可能性是，在2051年美元大限到来之前，崩溃就已经发生。也许，2008年金融海啸拉开的正是美元解体的序幕。

「世界经济的未来：14年的“消费大萧条”」

我们需要关注的已经不是金融海啸发生了什么，而是金融海啸之后的世界将会发生什么。

从目前经济的基本趋势看，金融危机的恐慌情绪似乎暂时平息，经济复苏的希望之光仿佛就在眼前。2009年以来的世界股票市场闪现了出人意料的反弹，这究竟是新一波牛市的开始，还是可怕的熊市回升？世界经济真的即将复苏了吗？

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的暴跌仅仅是拉开了大萧条的序幕，1930年美国股市出现了一波非常近似的熊市大反弹，也令人们燃起同等强烈的希望。但是，随之而来的是1931年更大规模的金融风暴，彻底打垮了金融市场的信心，并引发了长达10年的经济大萧条。

格林斯潘曾将这次金融海啸形容为百年一遇，他自然不应该是在危机爆发后，思路突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完全忽视金融危机的巨大风险“认识飞跃”到严厉表示危机将比1929年更加严重。

事实上，应该有很多人已经看出未来世界经济前景十分不乐观，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其实离今天的世界并不遥远。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当今的世界已经与过去的历史发生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本质变化，人类似乎登上了一个永久繁荣的高原，所有衰退都是短暂的，每次复苏都是迅速的。中央银行家们好像已经找到了避免大萧条的灵丹妙药，货币政策可以无中生有地创造财富，制止一切危机的蔓延；政府笃信财政政策能够挽狂澜于既倒，随心所欲地实现永久繁荣。如果说经济的确存在着内在规律，那么人力的作用就必须顺势而为，认识规律并驾驭起伏，这对于投资者来说十分重要。

当人们经历了惊险的激流险滩之后，欢欣鼓舞地来到了一片宽阔的湖面，一切似乎都已平静下来。这时，只有站在高处的人才会猛然发现，就在顺流而下的不远的前方，横在湖面之下的是一道令人胆寒的超级大瀑布。

这就是美国7700万“婴儿潮”世代的“消费大萧条时代”的来临。

美国的“婴儿潮”世代指的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664”现象：从1946年至1964年，这18年间美国出生的人口高达7700万人，占美国人口的1/4，这群人是当今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随着“婴儿潮”世代的成长，美国的经济步入了令人炫目的繁荣期。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婴儿潮”人口带动了玩具、卡通、流行音乐的成长；20世纪70～80年代，步入结婚活跃期的“婴儿潮”人口带动了房地产、汽车业的成长；20世纪80～90年代，步入消费黄金期的“婴儿潮”人口又带动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成长。在这期间，“婴儿潮”人口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股市涨幅、房价涨幅以及国际航空、个人计算机、电脑网络和运动休闲工具的需求。

“婴儿潮”世代出生的最高峰时间段的最后拐点是1962年，考虑到美国是一个巨大的移民国家，这一人口曲线已经经过了移民人口的调整。注意：请记住1962年这个数字。

根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数字，美国人一生的消费最高峰是在47岁，此时的人生正当壮年，年富力强，收入达到鼎盛时期。过了47岁，人们开始考虑退休和养老，身体也日渐衰老，不得不准备看病吃药，从这时开始，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下降，消费开始逐步滑落，生活日渐节俭。随着年龄的增加，各种欲望也同步开始走下坡路。

美国的“婴儿潮”世代从来没有储蓄的习惯，他们的人生前半段正好赶上美国成为主宰世界的霸权帝国，他们的心态中普遍存在着对未来超级乐观的情绪，铺张和挥霍成为生活的常态，肆意和放纵是他们的世代特征。他们没有父辈灰暗的大萧条记忆，也没有你死我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洗礼，一切都是那么顺利，一切都是那么辉煌。

1962年“婴儿潮”下滑拐点时出生的孩子们经过了47年的奢侈生活，来到了美国国运的转折年份，2009年。世界突然变得暗淡，经济繁荣突然消失，金融海啸惊涛拍岸，失业狂潮席卷而来。此时，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投在股票市场的退休金已经损失近半，而银行账户的存款由于常年的大手大脚，从来就是“薄如蝉翼”，同时，放纵的生活习惯和肆意的超前消费，使得他们早已负债累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的消费将从正常衰老的消费曲线上陡然下滑，必须加快勒紧裤腰带的速度和力度，以应对未来残酷的经济寒流。

2009年将是一个世界经济转折的年份，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道琼斯股票指数与人口消费年龄曲线令人惊异的高度一致性。道理很明显，股票市场反映了上市公司的业绩预期，而公司的业绩取决于产品销售，销售自然来源于人们的消费，消费在美国拉动了GDP的72％。

从历史上看，从1966年到1982年，美国股市出现了近16年的股票市场大熊市（经通货膨胀调整），这一熊市周期与上一波人口老化周期曲线完美地重合在一起。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60年代初的“婴儿潮”高峰期人口大学毕业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一大批年轻人朝气蓬勃，勇于冒险，敢于创业，大胆消费，刺激了美国经济，极大地拉动了消费，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时代，股票市场紧跟着出现了一个近20年的大牛市。

而2009年正好处在人口消费曲线所代表的悬崖边缘，再往前一步就是“消费瀑布”的拐点了。当1962年出生的最后一批“婴儿潮”世代滑过2009年的47岁的消费最高峰年龄，接下去的就是一个剧烈下滑的消费周期，其持续时间直抵2024年。这将是一个长达14年的消费下滑周期，在高度负债的情况下，美国的消费市场将陷入一个堪与20世纪30年代相提并论的漫长冰河期！

请注意，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对于一个衰老的世代都不会发生明显的作用，毕竟这些政策无法使人返老还童。鼓励老年人去大胆借钱消费并不十分现实，消费的逐年萎缩将使目前看起来鲜亮的经济复苏“绿芽”失去肥沃的信贷土壤。毕竟消费拉动着美国72％的经济增长！

日本曾在1994年达到了人口消费的顶峰期，随之而来的就是十几年的经济不景气，日本政府将利率一路降到了零，财政刺激所导致的国债总量高达日本GDP的160％，日本经济仍然无法启动。这与政府无法强迫老人们去大量借贷进行只有年轻人才有兴趣的消费有着密切的关系。

更为严重的是，欧洲的人口周期与美国一致，欧美两大经济板块将同时陷入长期消费冰河期。这对于所有以欧美市场为主要出口对象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新兴国家，将是一场经济生态环境的巨变。不能适应这次灾难级别巨变的国家将被淘汰出局，未来的道路将会异常艰难。

作为经济的基本规律，统治世界的精英们早已洞若观火，他们要做的就是利用这一规律达成自己的重大战略企图，为此，他们已经等待了很久很久。再次提醒读者注意，2024年将是一个对于全世界都至关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国际银行家的百年梦想将有可能变为现实！

「参考资料」

[1] The Economist，2006（1）．

[2] Martin，J （2000）．Greenspan：The Man behind Money．

[3] Greenspan，Alan （2007）．The Age of Turbulence. Penguin Press．

[4] Ibid．

[5] Ibid．

[6] Rand，Ayn （1957），Atlas Shrugged，50thAnniversary Edition．

[7] Martin，J （2000）．Greenspan：The Man behind Money．

[8] Ibid．

[9] Rand，Ayn （1957），Atlas Shrugged，50thAnniversary Edition．

[10] Rubin，Harriet （2007）．“Ayn Rands Literature of Capitalism”. The New York Times．

[11] Greenspan，Alan （2007）．The Age of Turbulence. Penguin Press．

[12] Rand，Ayn （1957），Atlas Shrugged，50thAnniversary Edition．

[13] Ibid．

[14] Ibid．

[15] Greenspan，Alan （July 1966）．“Gold and Economic Freedom”. The Objectivist 5（7）．

[16] Rand，Ayn （1957），Atlas Shrugged，50thAnniversary Edition．

[17] Fleckenstein，William （2008）．Greenspans Bubbles：The Age of Ignorance at the Federal Reserve．

[18] Batra，R X（2005）．Greenspan's Fraud：How Two Decades of His Policies Have Undermined the Global Economy．

第十章 回到未来

• 2024年1月1日，世界单一货币启动

• 单一货币：历史的终结者

• 危机来得正是时候

• 货币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

• 完美而致命的组合：世界单一货币=黄金+碳货币

• 美元的结局

• “大力神”们俯瞰下的世界

「本章导读」

《回到未来》是一部美国科幻大片，它描述了一名高中生马丁在意外的逃命事件中，乘坐着布朗博士设计的一部时间穿梭机从1985年回到了1955年的美国，从而展开一连串惊险离奇的故事。

在这一章中，我们也将乘坐时间穿梭机从2009年飞驰到14年之后的2024年，这时的世界将出现世界中央银行和世界统一货币。

国家主权与民族主义的意识历来是世界政府理念的死敌，而世界统一货币的全部要害就在于废除主权货币。货币发行权的问题，全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利益问题。货币如果不是一种权力，那么我想像不出它究竟还有什么可谈的。

如果说世界统一货币的趋势不可逆转，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谁来主导世界货币。货币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分配权，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权力中最核心的利益，推行世界货币势必要求主权国家将本国的财富分配权拱手相让。

在一个中国尚无法居于优势地位的世界权势集团的利益博弈格局中，是否加入一个别人主导的货币控制游戏，将事关中国未来50年的国运，13亿中国人的财富与之息息相关，这是所有中国的战略决策中，最要害却最不起眼的一个。

支配还是被支配，这是一个问题！

「2024年1月1日，世界单一货币启动」

控制货币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控制货币的发行和分配就是为了控制财富、资源和全人类。[1]

————杰克·韦瑟福德（Jack Weatherford），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和货币史学家

2024年元旦，世界单一货币由世界中央银行在瑞士巴塞尔正式发行的消息通过世界各大通讯社的滚动新闻报道，在世界各地的网络、电视、报纸、杂志上进行了24小时不间断的地毯式“新闻轰炸”。英国《金融时报》的新年社论以“世界进入永久繁荣”为题，热情洋溢地赞美道：“世界人民终于了解到世界单一货币的好处，在他们的要求下，各国政府放弃了数百年来实施的主权货币。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时刻，它意味着人类社会进入了永久繁荣的新阶段。”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则以权威与专业的视角发表评论：“随着世界单一货币的使用，市场将不再需要累赘的货币兑换，也不需要为应付汇率波动而进行昂贵的对冲。货币投机、货币失败的风险和收支失衡问题都会消失。在不考虑政治风向时，这种货币对真实价值的交换将更加有效。”

美国《华尔街日报》代表着美国“从善如流”的态度：“美国不可能阻挡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事实上，放弃美元并支持世界单一货币非但不会排斥美国的合法利益，反而会突出美国的主导作用和参与权力。尤其重要的是，美国自身的最大利益，恰恰在于革除货币特权，回归公平竞争，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破解特里芬悖论指出的美元沉沦宿命的魔咒，而美国将凭借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重振实体经济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实力，继续保持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核心大国的地位，发挥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历史作用。”

中国新浪网则发表了众多主流经济学家的齐声欢呼：“在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终于迎来了全球化的新春天。中国将是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金融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尽管我国的外汇储备由于美元退出流通而承受了一定的损失和不确定性，但从长远看，这是中国顺利融入国际主流社会必须支付的代价。从长远看，中国仍是全球化的赢家。”

与国际媒体一边倒的支持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爆发了21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反全球化示威行动。在长期经济萧条的打击之下，美国的失业率已高达15％，大量失去一切财产和养老医疗福利的美国人怒火中烧，对政府的不满已达到爆发的临界点。美国纽约和费城发生了上百万人抗议停止美元流通的大型群众示威，人们穿着美元式样的各种服装，聚集在代表美国独立革命的自由钟周围，数十万人齐声高唱“星条旗永不落”，示威领袖们反复宣读《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他们决心誓死捍卫美元，反对凌驾于美国国会之上的世界中央银行发号施令。华盛顿纪念碑的大草坪上，50万来自东部地区的示威人群愤怒高呼“白宫出卖美国”的口号，“停止背叛”、“绞死卖国者”、“让世界货币见鬼去”、“保卫宪法”等大幅标语覆盖了整个宾夕法尼亚大道和第7到14街区。国会山上议员们唇枪舌剑酣战正浓，林肯纪念堂前警察与示威人群发生流血冲突，495环城高速路的交通彻底瘫痪，8车道的路面成为示威群众露宿的大本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楼被炸弹威胁，美国持枪者协会等右翼组织秘密串联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推翻卖国政府，五角大楼内部波诡云谲，军方中坚决效忠美利坚合众国利益的部分军事将领在暗中聚会，密谋政变的行动计划。（理查德·库博，资料来源：哈佛大学官方网站）

法国巴黎陷入无政府状态，银行被砸，商店遭抢，汽车焚毁，公交断绝，大规模的罢工致使巴黎宣布进入军事管制状态。伦敦的抗议示威逐步演化为暴乱，英国金融城几近死城，各大金融机构纷纷宣布所有员工停薪休假，军队开进市区维持秩序。柏林、法兰克福、罗马、维也纳、莫斯科、东京、首尔等城市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

国际主义分子明显低估了民族主义分子抵抗的决心和实力。互联网的崛起打破了主流媒体信息渠道的垄断地位，越来越多的普罗大众开始意识到丧失国家的货币发行权，就意味着彻底陷入被奴役的地位。在民主制度下，大选是普罗大众对政治领袖施加影响力的有效手段之一，在国家层面上，主权货币的发行权仍然与选民有关。但是，如果废除了主权货币，世界中央银行就成为凌驾于所有民选政府之上的超级金融怪兽，它独立于政府，不受监控，不经选举，没有任何民主程序能够有效制约它。

世界单一货币的发行，将是人类历史上金权达到势力巅峰的历史时刻。这一时刻的到来绝非是“偶然”与“随机”出现的。它甚至有着一张精确的时间表。一个名叫“世界单一货币协会”的组织是这样计划的：

“截止到2024年的计划进度表。本着现实主义策略，本计划进度将确保世界单一货币的目标在2024年实现。当理查德·库博（Richard Cooper）教授在1984年提出在工业化国家建立货币联盟时，他设计了25年的推进时间表，这个时间表把我们带到了2009年。”

〖2009年　欧元区新成员：斯洛伐克加入

2009年　西非货币区五国：加纳，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冈比亚，几内亚，采用共同货币：ECO

2010年　海湾合作理事会（GCC）国家计划发起新的共同货币，成员包括：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

2011年　蒙代尔的论文“最优货币区理论”在《美国经济周刊》发表50周年

2012年　欧元区新成员：爱沙尼亚加入

2012年　东非五国实施共同货币：布隆迪，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卢旺达

2012年　全球货币联盟筹建的国际会议召开

2013年　欧元区新成员：拉脱维亚，立陶宛，保加利亚加入

2013年　欧元区新成员：捷克，波兰加入

2014年　欧元区新成员：匈牙利加入

2015年　欧元区新成员：罗马尼亚加入

2016年　南非14国货币联盟（SADC）：安哥拉，博茨瓦纳，刚果，莱索托，马达加斯加，马拉维，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南非，斯威士兰，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2017年　世界范围内遴选全球货币名称（欧元在1995年确定名称，4年后实施）

2018年　经济学家预测世界单一货币实施，至少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实施。1988年经济学家预言30年后实施世界单一货币

2020年　6月1日：世界中央银行成立，部分或全部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模式

2021年　1月1日：新的世界单一货币准备用于电子交易

2021年　2001年成立的非洲联盟，设定了建立泛非货币联盟的目标

2024年　1月1日：全世界的交易通过新的世界单一货币进行处理；5月1日：此后所有旧的货币将不再用于交易，可在成员国的指定银行兑换成新的世界单一货币，货币风险终结，资产价值继续升值。〗

「单一货币：历史的终结者」

我们期待着在当前这样一个危机时刻，可以来推广世界货币的政策。当前的金融危机，是唯一可能的时机，因为你只有在危机的时候才能来做成这样建立新系统的事情。[3]

————2008年11月13日，“欧元之父”蒙代尔

全球经济需要一个全球性货币。[4]

————保罗·沃尔克，美联储前主席

控制货币和信贷可以打击国家主权的心脏。[5]

————奥尔登·克劳森（Alden W Clausen），美国银行总裁，世界银行行长

一旦一国的货币和信贷被部分控制，不在乎谁在制定该国法律。[6]

————麦肯辛金（W L Mackenzie King），加拿大前总理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看懂了货币游戏的聪明人，《穷爸爸，富爸爸》的作者清崎就是其中之一。就在2008年9月金融海啸爆发之后不久，他在2008年11月24日的一篇文章中提到：“1910年，7个人在佐治亚州海岸附近的哲基尔岛上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据估计他们拥有着全世界1/6的财富。其中6个美国人，他们代表着摩根、洛克菲勒和美国政府。另一个来自欧洲，他代表着罗斯柴尔德和沃伯格。1913年，美联储的成立就是这次秘密会议的直接结果。有意思的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既不属于联邦，又没有储备，也不是银行……他们控制了美国的银行系统和货币供应。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导致了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立，它们成立的目的在于控制世界的银行体系和货币供应，就像美联储对美国所做的一样。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这意味着控制世界金融系统的第一步工作完成了。2008年，世界经济陷入危机，富人最终将变得更富，但大多数穷人会更穷。这次危机很大程度上直接源于几十年前的这些秘密会议。换句话说，金融海啸的很大一部分是被策划出来的。”[7]

世界是否需要一个全球中央银行？如果想要实现一个单一的世界货币体系，它需要一个规模空前的货币政策来武装国际金融体系。从本质上来说，单一的全球性货币将使得银行的权力超越国家、种族和语言。加拿大前国会议员保罗·海耶（Paul Hellyer）在1994年对世界单一货币评价道：“在这样一个全球性货币/银行体系里，公民利益、单个国家只能服从于国际金融体系的利益……国家将不再能够制定任何独立的政策。”[8]凌驾在主权国家之上的最强大的金融系统，将由不需向任何人负责的世界权势集团所运作。

要运作这样庞大的计划，绝非一日之功，它必须经过长期的酝酿、积累、策划和理论研究，并且等待合适的时机推出才能实现。其中，火候的把握最为关键，过早和过迟推出都将同样有害。有关世界单一货币的理论探讨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进至相当深入的阶段。其中，一些关于世界单一货币的重要言论具有着明显的相关性。

1969年：“让我从吹毛求疵的反对转向一些更积极的讨论，并且从最佳和最差的国际货币体系开始谈起。据我判断，最好的货币体系，是拥有世界金融权威的世界单一货币。”[9]

————查尔斯·金德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美联储波士顿会议的发言

1984年：“我已经提出了一个激进的下个世纪的选择方案：所有的工业民主国家建立一个基于共同货币政策的单一货币，并建立联合的货币发行银行以决定货币政策……这个建议短期来看，的确是过于偏激，但可以提供一个愿景或目标，来指导今后的步骤……”[10]

————理查德·库博（Richard N. Cooper），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美联储波士顿会议发言

1998年：“对整个世界来说，过渡到世界单一货币的速度可能令很多人大吃一惊，世界可能在10年内（2008年）便由今天的200多种货币进化到只有一种货币，并且从今天起25年后（2023年），历史学家将想知道为何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去清除存在了20个世纪的货币。”[11]

————布莱恩·泰勒（Bryan Taylor），环球财务数据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此公能在10多年前说出这样的话，水平还是相当了得的。与其说他是预言家，不如说是计划者更为准确。）

2001年：“25年前，万事达（VISA）成立时，其缔造者就把世界看做是需要单一货币进行兑换的体系，我们所做的一切均是基于全球视野，并努力来一步一步地实现我们的全球愿景。”[12]

————莎拉·佩里（Sarah Perry），VISA战略投资计划部主管

2004年：“如果全球市场经济在今后数十年蓬勃发展，全球性货币的出现似乎是合乎逻辑的。”[13]

————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年会发言

2007年1月5日，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国际经济部主任本·斯泰尔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数字黄金与货币制度的缺陷》一文，该文比较了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的利弊，并反复强调当今世界的货币体制是全球化进程中最薄弱的环节，强调解决之道就是黄金的重新货币化，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使用电子黄金作为支付手段。他的结论是：“（数字黄金的货币制度）听上去似乎是偏激和难以实现的，但是，将人类经历了2500年实践的黄金货币进行电子化，最终也许将证明，这一货币体系比仅有35年短暂试验期的主权货币更加具有可持续性。”[14]

2007年5月9日，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喉舌《外交》杂志又刊登了本·斯泰尔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国家主权货币的终结》。斯泰尔在文中指出：“为了安全地实现全球化，各国应当放弃货币国家主义，废除不必要的货币，因为它们是今天许多动荡的根源。”在斯泰尔看来，当今世界金融动荡的根源就是“主权货币”的干扰。他说道：“为什么最近几十年来出现一系列货币危机的问题变得如此严重？从1971年起，尼克松总统正式使美元与黄金脱钩，在全球四处流动的货币才不再是对任何实物的索取权。全世界的货币现在都是政府魔术般地变出的纯粹的主权表象……把货币与主权挂钩的神话代价巨大，有时甚至还是危险的。货币国家主义与全球化水火不相容。”可以肯定，斯泰尔先生是要隆重推出“世界单一货币”的概念了，所以主权货币必须被废黜掉。斯泰尔先生进一步指出：“过去几十年来，美元已经成为无可置疑的全球货币，世界各国持有美元在各地市场进行交易，特别是石油。美元当今的特权地位不是上天赐予的，美元最初也是被另一种诚信的货币（黄金）所支持，别人愿意接受美元是因为他们相信在过去买到的东西，能够在未来换得等值的商品。这给了美国政府巨大的负担来保证这种诚信。不幸的是，这些机构未能肩负起这一重任。鲁莽的美国财政政策正在削弱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15]

那斯泰尔先生提出的解决之道是什么呢？又是黄金的重新货币化和世界单一货币。他说：“但私营的黄金银行已经存在，从而使账户的持有者可以用真实的金条作为股份的形式，进行国际支付。虽然黄金银行业目前还只是小本生意，但随着美元的衰落，它近年来有了显著的增长。如果谈论一种基于黄金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肯定听起来很离谱。但1900年时，一个没有黄金的货币体系也是如此。现代科技使得通过私营黄金银行恢复黄金货币成为可能，即使没有政府的支持也是如此。”[16]这一段才是这篇文章的画龙点睛之处，也正是文章全部重心之所在。换句话说就是，即使没有各国政府的支持，也要消灭主权货币，实施以黄金为核心的世界单一货币！

显而易见，斯泰尔、安·兰德、格林斯潘的黄金货币价值观一脉相承，源自老欧洲的诸多银行家族，特别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理念，而与美国新兴权势集团的货币观点截然不同。罗氏家族两百年来收拾对手的主要手段就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如果说当今世界的金融江湖存在着两大势力集团的话，那就是以罗氏家族为核心的“黄金环保派”和以洛克菲勒为旗手的“石油战争派”这一美元发行的既得利益集团。双方就未来控制世界单一货币的战略是一致的，但在利益和货币理念层面上存在着重大分歧。

“黄金环保派”更加看重货币的道德属性，强调其内在的公平与合理性，牢牢占住了道德制高点，认为未来世界货币势必包括黄金与环保两大基本要素，以满足货币的诚实性和弹性。“石油战争派”则看重货币背后的暴力因素，他们认为只要控制了中东的石油供应，就不怕各方势力不低头，再加上强大的军事与战争威慑力，世界上谁也不敢轻易拒收美元。即便是废除美元，赖掉美元债务，新的世界货币也是一种可以在刺刀之下随意摆弄的“信用”。这两大势力集团的较量，国际层面上体现在美国与老欧洲的较量，或者是美元与欧元的对决，而在美国国内政治上，则体现在力主环保的民主党与力主石油战争的共和党之间的角力。

如何在这两派之间借力打力，从而实现中国战略利益的最大化，将是考验中国外交智慧的重大课题。

2008年1月7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黄金是一种新的全球货币》的评论员文章，这是近年来欧美主流媒体中呼吁黄金重新货币化最直白的一篇檄文。文章认为，黄金价格近来的暴涨反映了投资者对当前国际金融形势的紧张情绪，而一旦黄金最终成为货币的一种形式，那么黄金将不仅对美元升值，而且对英镑和欧元也会升值。文章认为：“对于黄金而言，一种更好的观点也许就是在美国抛弃金本位之前各国中央银行对黄金的认识，那就是，黄金不是一种商品，而是另一种货币。”

如果我们明白从罗兹会社时代开始，“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对媒体与公共议程的高超与娴熟的操纵手法，就不会轻易忽略像《外交》、《经济学人》、《金融时报》等受世界统治精英直接控制的标志性喉舌和像本·斯泰尔这般重量级人士所发表的“个人看法”，因为那决不是单纯的个人观点表述，它是代表利益集团意志的重要风向标，并成为精心策划的庞大宣传攻势中的一个环节。如果不出所料，那么随着危机的深化，越来越多的西方媒体和市场人士会逐渐对黄金产生“不约而同”的兴趣。最终，黄金价格暴涨将成为“刺杀”美元体系的“摔杯之号”。

2009年5月17日的彼尔德伯格会议结束以来，罗杰斯和索罗斯等人立刻开始频繁警告即将来到的危机将是一场货币危机，他们并不是在开玩笑。一场严重的货币危机，将以美元危机为标志，它旨在起到两大作用，一是帮助美国进行一次彻底的赖账；二是震荡现有的世界货币体系，为世界单一货币的概念制造声势。这与1907年的危机导致1913年美联储的成立应该具有相当的可比性。人们会看到，没有世界中央银行和统一的世界货币，世界经济将是何等脆弱。

「危机来得正是时候」

“国际货币改革通常在面对全球性危机的反应和威胁时才成为可能。”这个诺贝尔奖得主还把他的手指向可能的危机触发点，他说“全球经济危机必将涉及美元”，而统一的世界货币将被看做是全球性美元灾难的“一个偶然”。[17]

————2007年5月，“欧元之父”蒙代尔

“在我全部的职业生涯中，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中央银行（美联储）在过去的六七年中如此扭曲（货币）理论的探讨。从90年代末对‘新经济’的讴歌，到当前的经常账户调整新理论的（倡导），美国中央银行领导了重新改写传统宏观经济学的尝试，并试图使市场参与者相信这些被‘修正’的理论……我本人从不是一个阴谋论的信奉者，但是，在目睹了美联储90年代末以来的所作所为，我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看法。”[18]

————2005年4月25日，斯蒂芬·罗奇，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

注意，蒙代尔讲话的时间是2007年5月，也就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三个月，而更早在危机爆发之前两年，2005年4月斯蒂芬·罗奇在他的《原罪》一文中就已经将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和发展过程描述得清清楚楚！那些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没有征兆或者世界毫无准备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美联储的“后宫”养着“三千佳丽”的经济学家，拥有着最为全面的数据统计，而掌门人格林斯潘更是数据和模型方面的天才，说他到2006年仍对金融危机的即将来临毫无感觉，是无论如何不能使人信服的。

历史经验表明，危机是实施重大改革的良机，正如金融大亨奥尔登·克劳森所说：“新的跨种族的全面政治经济制度，总是产生于征服或共同的危机。”

在类似危机的思维中，斯泰尔先生似乎提供的是一种“利他主义”的解决方案。为了避免出现危机，在问题不可挽回之前，所有的国家所要做的就是放弃货币主权。各国政府必须走出致命的主权观念，即民族独立必须是在自己的领土上发行和控制通用货币。“国家货币和全球市场不能简单地混合在一起，否则他们将酿成致命的货币危机和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并以此制造破坏性的保护主义的借口。”等着瞧吧，斯泰尔先生的“预言”将“自我实现”。（奥尔登·克劳森，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官方网站）

那么应该如何除掉货币主权呢？斯泰尔坦率地说，世界需要重组为三个区域性货币：美元，欧元和一个新的亚洲货币。这项建议与罗伯特·蒙代尔的工作遥相呼应，他一直周游世界讲授一种新的基于美元（Dollar），欧元（Euro），日元（Yen）的国际货币单位。根据蒙代尔的计划，在这三种货币的基础上，形成一个“世界货币单位”，被称为“滴”（DEY），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是这个货币的总经理。[19]“现在的问题不是世界是否会采用单一的全球货币，而是何时采用，以及如何顺利和廉价地采用，而不是粗糙、昂贵和混乱地采用的问题。对国际主义者而言，国家主权是压倒一切的障碍，为了让全球中央银行和世界单一货币存在，必须要形成一些政治安排。”

罗伯特·蒙代尔在2003年做了一个名为“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单一货币案例”的讲座，在谈到政治障碍时，他的反应很坦率：“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单一货币是不可能实现的。强制执行单一货币将涉及重大的组织问题。”（莫里森·邦帕斯，资料来源：www.itp.net）

1999年5月，经济学家朱迪·谢尔顿（Judy Shelton）正式向美国众议院的银行和金融委员会建议北美洲实现北美统一货币——美洲元（Amero），其他学者也一直在研究这个洲际的货币选择，目的是建立一个约束力日渐增强的，涵盖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的新的区域货币体系。

但是，区域货币将如何演变成单一的全球货币呢？莫里森·邦帕斯（Morrison Bonpasse）是全球单一货币委员会总裁（Single Global Currency Association，SGCA），该委员会由一群以世界单一货币为工作目标的经济学家所组成。邦帕斯认为：“21世纪的货币联盟，以及那些幸存下来的20世纪货币联盟，是通向未来之路和全球货币联盟的里程碑。感谢欧洲和其他的货币联盟取得的成功，我们现在知道了如何建立并维持第三代货币联盟：一个拥有全球央行和世界单一货币的全球性货币联盟。世界正准备开始为单一的全球性货币做好准备，正如欧洲为欧元做的准备，阿拉伯海湾国家为自己的共同货币所做的准备一样。在由占世界GDP相当比重的代表性国家建立了全球单一货币目标之后，这个项目就可以像前面的区域性货币那样向前推进。”[20]

“简言之，区域货币模式是世界货币模式的垫脚石。然而现在民族主义盛行。”邦帕斯写道，“这个可以很简单地来说明：如何从目前的147种货币变成1种。不断发展的民族主义残余力量和政治意志是迈向世界单一货币的主要挑战。”[21]

也许从2009年到2024年，世界经济将会进入一个空前动荡的时代。这个危机时代将会导致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许多重要经济规则变得面目全非，其中很可能就包括世界货币制度的重大变化。不幸的是，到那时我们可能会突然发现，在我们的手中除了大把日益贬值的花花绿绿的美元纸币之外，黄金却少得可怜。在一个游戏规则剧烈变化的局面中，中国很可能会丧失参与制定货币游戏规则的机会。手中没有黄金就没有未来世界货币体系的话语权，在未来货币游戏规则制定的谈判中就没有筹码。在中国的外汇储备中，拥有黄金制人，拥有美元制于人。

在这里，2024年并非是拍脑门的即兴之说。以国际银行家几百年来的运作手法，尽管他们也有失算的时候，但严谨推理和科学计算是他们屡屡得手的重要原因。在第九章我们已经谈到，从2009年底开始，欧美将经历一场长达14年的严峻消费萎缩周期，在这个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接近2/3的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同时进入消费下滑的“共振”状态之下，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将是一个“痛苦和极端漫长”的过程，而这一段时间中再度爆发新的货币危机的条件是现成的。处于下滑长周期的欧美消费市场产生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是极其自然的现象，在一片贸易战的烽火狼烟中，各国货币竞相贬值以促进出口的景象不必费太多的脑力就能清晰地想像出来。货币贬值的后果很自然地会产生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而且首先是大宗商品价格的迅速攀升，尤其是石油，将推高各行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引发最终产品的价格上涨，导致通胀预期的实现。各国政府为拯救金融危机而大量释放的流动性，原本处在沉淀淤积和流速缓慢的状态之下的货币，犹如一个水面平静的巨大水库，此时，通胀预期的突然逆转就如同炸开大坝的围堤，汹涌奔腾的流动性激流将释放出惊人的通胀能量，中央银行家们将来不及回收流动性。对抗恶性通胀的时间将持续至少一年，正如1923年到1924年德国出现超级通胀的过程一样。

货币危机之后，各国政府冷汗未干，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们和国际智库将纷纷献计献策，力陈以美元为首的主权信用货币乃是货币危机的元凶，各国中央银行各自为政，货币政策无法及时有效协调将是第二大祸因。结论将是，全球化的危机必须全球通力合作，主权国家自行其是将无法单独解决危机，世界单一货币显而易见是解决危机的“灵丹妙药”，而发行世界货币的世界中央银行必须“独立于”各国政府的“干扰和阻挠”。当然，各国政府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支配本国财富分配的大权，讨价还价在所难免，时间将会持续多年，最理想的形成共识的时间为2020年前后。这一年，美国潜在亏空高达100万亿美元的社会安全体系和医疗保险体系也将全面内爆，美国必须要做一次彻底的“破产保护”，以便从债务的堰塞湖威胁下完全摆脱出来。从2020年到2023年经过几年试运行，2024年会是一个好的起点，欧美新一代人口消费高峰期正是在这一年开始启动。随着世界单一货币的闪亮登场，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世界“果然”出现了经济繁荣。

世界中央银行将像一家股份制公司，世界各国都有股份，只不过英美将拥有控股股东的特权，或一票否决权。自此，地球上所有人类所创造出的全部财富的支配权，将实际上落入极少数人手中。世界财富的分配权，毫无疑问将是人类有史以来能够想像的最大权力，从此创造这些财富的绝大多数人将被剥夺自主分配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力，这将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黑暗与光明，自由与奴役将在这一时刻将历史斩为两截。

「货币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

如果说世界单一货币最终无法避免，那么什么样的货币才能诚实地承担起普天之下公平的财富分配职责呢？

财富的实质就是人们通过劳动所创造出的产品，货币则代表着对这些劳动成果的“索取权”。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通过出售自己的劳动成果来获得对别人劳动成果的“索取权”。当这种“索取权”被转让时，它充当了“支付手段”；当某种“索取权”被普遍接受时，它就成了“交易媒介”。如果持有“索取权”的人选择延迟兑现，它就实现了“财富储藏”的功能；最终这种“索取权”被要求兑现时，它能够完好无损地获得别人的劳动成果，那么这种“索取权”就是优良的“价值尺度”。这4个方面的因素共同构成了货币与财富的完美对应关系。

其实，在货币的四大功能中，最核心的就是“财富储藏”的功能，越是拥有完好无损的财富延迟兑现能力的货币，就越能实现“价值尺度”的重要作用，在市场中就越受欢迎，也就越容易流通，从而成为优质的“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

“财富储藏”的核心就是现在的财富“索取权”必须能够在未来不受损失和“公平”地取得别人的劳动成果。这种“公平”并非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等价原则，事实上在实际的交换过程中，人们难以进行有效的价值评估。所谓公平的获得，是参与交换的双方根据自身对需求的不同优先顺序来评估交易是否公平，正是由于不同的人对于什么是自己“最需要”的东西的定义不同，交易才能在互补的情况下得以实现。

“财富储藏”由于存在着以现期劳动成果与未来劳动成果进行交换的时间差，“预期”成为货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原始的通货代表着一种没有“预期”的“索取权”，一切交易必须以已经完成的劳动成果来进行，社会中没有过多的产品用于未来的交换，“财富储藏”的功能并不明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存在着剩余的可用于未来享用的劳动成果，随之而来的就是货币和利息的出现。利息作为一种对未来更多剩余劳动成果的“预期”，从而构成了“现实+预期”的货币供应。

当航海贸易兴起，汇票的出现将货币中预期的成分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如果说自给自足的经济体中，利息代表着对农业收成的合理预期，那么，汇票则将货币预期扩展到对商业贸易的合理预期。

工业革命爆发的时代，出现了银行业的“部分准备金”制度，它实际上将货币中的预期成分进一步扩展到工业生产大规模扩张的基础之上。

信息时代的来临，催生了金融衍生产品的大量涌现，这一进程将虚拟世界的财富转变为现实世界的货币供应，从而将货币中的“预期”成分无限放大到难以为继的毁灭性边缘，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

从历史上看，货币中的预期成分本身存在着合理性，但是一旦过度，就会引发过去的预期无法被现实满足的矛盾。

如果说“财富储藏”的核心要素包括“现实劳动成果+预期劳动成果”，那么“现实劳动成果”体现了货币的商品属性，而“预期劳动成果”则反映了货币的信用属性。彻底废除货币的商品属性将导致“财富储藏”功能的紊乱和失调，任何历史上的货币，一旦脱离货币的商品属性这一铁律，最终都难逃不断贬值的下场。

货币的“财富储藏”功能不仅决定了货币内生的自我可持续性，而且体现于货币的外在可接受性，即货币的流通域。

历史上主要文明的兴衰更替，从本质上看是该文明对其控制下的自然资源的综合配置效率与社会资源整合能力的全面反映，而货币的坚挺与疲弱则是这两种控制能力的外在体现。大凡强势文明在崛起的进程中，自然伴随着强势坚挺的货币和不断扩大的货币流通域，坚挺货币通过确保其稳定与可靠性来构建起一个强大的社会信赖体系，以形成一个维护多边利益的牢固契约。在坚挺货币制度之下，社会运作在“货币法制”的轨道之中。相反，一个文明盛极而衰的拐点，主要体现在财富创造能力满足不了日益庞大的开支消耗，发散性的赤字问题将诱发货币贬值与逐渐恶化的通货膨胀现象，不断贬值的货币反过来又压制了社会财富的创造动力，导致货币流通域的缩减，削弱社会整合与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效率，从而加速财政问题的恶化。同时，贬值的货币破坏了社会各个阶层所形成的共同利益契约关系，“货币法制”被“货币人治”所取代，结果是造成了社会向心力离散，道德沦丧，并最终导致国家倾覆和文明衰落。

古罗马的兴衰历史正是在其货币盛衰的历史中得以充分体现。在恺撒执政期间，他一手建立起古罗马坚挺的金银货币体系，罗马货币随着罗马大军得以扩张到地中海周边辽阔的区域，而广阔的货币流通域，又反过来大大强化了罗马帝国对周边地区的资源整合能力，进而增强了帝国实力。在长达百年的罗马帝国全盛时期，罗马帝国经济繁荣，物价稳定，税收温和，贸易发达，商业贷款利率处于4％～6％的正常区间，在整个罗马帝国时代中为最低水平。

从公元54年罗马皇帝尼禄时代起，由于国家财政收入日趋紧张，而开支却越来越庞大，尼禄皇帝开始以贬值货币来填补财政亏空。从公元54年到公元68年，罗马银币的含银量从100％降到了90％，到公元117年，含银量降到85％，至公元180年，含银量降到75％。又经过两任皇帝，到公元211年，罗马银币的含银量仅剩50％。从尼禄时代开始的货币渐进贬值周期持续了150多年，这一阶段也正是罗马帝国盛极而衰的转折时代。但通货膨胀的噩梦很快就进入加速恶化的时期，从公元260年到公元268年，罗马银币的含银量迅速跌到了仅剩4％的程度。此时的罗马帝国已陷入经济困境，国内叛乱不止，国外连年用兵，由于货币面值很高但含银量极低，导致物价飞涨，税收加重，最后激起士兵哗变，国王奥利列在公元275年被刺杀。

他的继任者迪奥克列腾皇帝希望效法恺撒、奥古斯都，重振罗马货币。为了反通货膨胀，他甚至宣布重新发行足值银币，但他却错误地要求新币与已严重贬值的旧币“等值”，其结果是他的新币很快就被收藏起来，从而退出了流通。万般无奈之下，反通货膨胀只能从物价管制入手了，于是就有了罗马历史上著名的“公元301年物价敕令”，规定数千种商品和劳务的最高价格，根据商品质量和劳务种类的差别而各有不同。由于利息率不断猛涨，法律就将利息限制在6％～12％之间，利息的高低取决于所冒风险的大小。某些产品的短缺引起对出口商品的禁止，如各种粮食和诸如铁、青铜、武器、军队装备以及马匹等“战略物资”。对这些方面的控制实质上一直扩大到等级制度方面。君士坦丁大帝要求每个士兵的儿子继续当士兵，除非他不适宜服兵役。同样，农业劳动者须永久地、世世代代地务农。这一趋势后来扩大到被认为必不可少或后继无人的各行各业。物价管制的后果是财富的创造者无法在这样的价格体系下盈利，因此大量商品转入地下黑市。作为应对，罗马皇帝严酷镇压黑市交易，镇压最终产生了效果，然而代价却是财富的创造者干脆停止了任何创造，罗马帝国的经济濒临绝境。此时罗马帝国的货币体系已经完全崩溃，政府已不得不停止用货币收税，而直接征收产品和服务。强大的罗马帝国完全沦落到以货易货的地步。

到公元350年左右，罗马银币的价值只相当于奥古斯都时代的1/30000000，西罗马帝国终于走到了最后的崩溃时刻。

与此正相反，君士坦丁大帝在东罗马重建了新的货币单元，一种以纯金币（Solidus）为基础的新的坚挺货币机制，这种金币成为了拜占庭帝国延续上千年的重要保证。它的信誉是如此之好，以致于周边敌对国家和遥远的非洲和西欧都通行这种金币。有历史学家认为，东罗马帝国之所以能在一个四面强敌环伺的恶劣形势下延续千年之久，关键支点就是其建立在黄金货币基础之上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拜占庭黄金货币的纯度一直保持到公元1034年，后来从1081年以后又加速贬值，一个纯度保持了近800年的坚挺的黄金货币体系终于瓦解了，随之而崩溃的就是拜占庭的世界贸易中心地位和一个伟大帝国的向心力与道德伦理体系。

坚挺与疲软货币的交替不仅在西方历史上反复出现，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样。北宋年间，四川地区由于普遍缺少铜，因而在商业交易中不得不大量使用铁钱。当时买一匹布要用2万铁钱，重约500斤，需用车来运输，交易成本很高，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为了缓解这一问题，成都地区的一些地方商贾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家纸币发行机构，他们以铁钱为抵押发行了世界第一种纸币“交子”。后来北宋政府于1024年开始发行“官办交子”，抵押品被称之为钞本，一般为铁钱，是发行纸币量的近3成，即大致为3倍多的部分储备金纸币发行模式。在交子发行的最初100年间，交子发行量还比较有节制，社会经济也的确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到1160年左右，钞本的比例已经降到了纸币发行量的1/60，后来就干脆舍弃钞本，政府任意发行交子。到南宋末年，150年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0万亿倍！实际上，南宋的货币体系崩溃在先，蒙古大军的铁蹄入侵在后。货币体系崩溃，政府税收萎缩，国家战争动员能力衰竭，宋朝其实是亡于纸币交子制度的崩溃。

金朝的下场与宋朝颇为类似，也是疲软货币所导致的严重通货膨胀最后葬送了江山。金国发行纸币70余年，物价上涨6000万倍，终至民心大乱，财富创造绝迹，同样是货币体系先于帝国崩溃。

到了元朝，虽然元朝政府力图吸取宋金两代纸币制度崩溃的教训，并在政策措施上进行了广泛改革，创建了当时世界上第一个类似银本位的货币制度，无奈战争、饥荒和骄奢淫逸的无度开支无法用自律的手段克制。元朝开始发行宝钞不过20多年，货币就剧贬为原值的1/10，到了元末米价竟涨到元朝初年的6万多倍，宝钞制度彻底崩溃，民间拒绝接受官方的纸币。在丧失了货币流通领域的情况下，元政府已无力控制财政和税收，国力日衰，最终也是亡于货币崩溃。

明朝对纸币制度的实验又持续了150年之久，到1522年，明宝钞贬值为原来价值的2‰，通货膨胀肆虐。明政府终于被迫放弃了纸币制度，转而恢复了金属货币制度。从宋到明，经过近500年的纸币制度实验，历史最终得出的经验是，纸币这种不受约束的疲软的货币制度不可能长期稳定。

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是宋朝的交子，还是元明的宝钞，也包括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殖民券”、南北内战时期的“林肯绿币”、纳粹德国的“费德尔货币”，这些脱离商品属性的纸币，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可以起到刺激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只能作为一种应急的手段，而绝非长治久安之道。失去商品属性的任何纸币都将重蹈历史覆辙。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美元与黄金彻底脱钩，人类社会第一次一起进入了一个没有商品作为支撑的纯粹信用货币体系时代。信用货币存在价值的前提就是创造信用的人必须守信用，以此为基础的货币才会有价值。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本质原因就是债务人无法遵守信用，所以依托这种债务所衍生出的美元也就必然出现巨幅贬值。信用货币的痼疾就是债务永远存在违约风险，而基于这种风险之上的货币就不可能真正实现“财富储藏”的功能。

历史经验表明，货币的“财富储藏”、“交易媒介”、“支付手段”和“价值尺度”四大功能必须同时发挥作用，货币的运作机制才能稳定和持续。纯粹的信用货币制度在缺乏“财富储藏”这一核心功能之后，最终也将丧失“价值尺度”功能。纯粹的信用货币这张承载世界经济的桌子，仅仅运行了38年之后，在货币之桌的四腿残缺两条的情形之下，已经严重失衡，摇摇欲坠了。美国在目前57万亿美元的庞大债务总量之下，债务压力以平均6％的速度递增，仅仅10年之后的2020年，总债务的规模将达到骇人听闻的102万亿美元，而其GDP的总额以3％的潜在可持续增长速度计算，届时将仅为18.8万亿美元，仅债务的利息支付就将吃掉美国全部GDP的1/3，而且这一利息支付压力将令人绝望地持续快速增加。如果美国玩的是一种公平的货币游戏，那美国除了宣布“破产保护”将不可能再有第二种选择。

2020年，美国政府的社保和医保潜在亏空将“贡献”另一个100万亿美元的隐性负债。美国除了大规模印钞以减轻债务支付压力之外，将别无选择。可是2009年就对美元彻底失望并随时准备逃离美元资产的世界各国，到2020年，将面临更大规模的美元贬值趋势，他们还能够继续容忍持有美元的痛苦和无奈吗？

如果美元最终在2020年前后走向崩溃，世界上将不可能再有任何一种主权货币能够代替美元，信用货币制度将面临最后清算。届时，黄金的重新货币化将无可避免。黄金重新货币化将恢复货币的“财富储藏”功能，使货币桌子的四条腿重新平衡。不过，黄金单独作为现代货币制度的支柱却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其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黄金的产量增加赶不上世界经济增长的速度，于是黄金在强化“财富储蓄”功能的同时，却遏制了“价值尺度”功能的有效发挥。所以，在完全的黄金货币机制之下，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仍然会不平衡。作为世界未来的单一货币，黄金必须得到强大的补充元素，才能构成可以“长治久安”的货币体系。

「完美而致命的组合：世界单一货币=黄金+碳货币」

与黄金的刚性相对应，新的货币元素必须具备“弹性”，它可以弥补黄金与经济发展之间不匹配的问题，使得货币的四大功能完备而充分。

这就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货币最终将闪亮登上世界货币舞台的根源。

物以稀为贵。国际银行家中的“黄金环保派”所钟爱的二氧化碳概念要想拥有价值，就必须变得“稀缺”。如何才能使本来可以自由排放的二氧化碳稀缺呢？那就必须有个稀缺的“说法”，这就是环境保护。其基本逻辑就是，保护环境事关人类生存，而二氧化碳排放量就是环境保护的核心，因此，二氧化碳决定了人类的命运。既然二氧化碳如此关键，它的排放量就必须有个“上限”，只要有了限制，就可以人为制造“稀缺”了。于是，就有了《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的核心是确定一个二氧化碳排放的“上限”，然后要求世界各国相应承担减排义务。如果达不到各自的减排指标，就必须从二氧化碳排放量市场上买入他国多余的排放指标，这是第一次用国际条约的形式赋予了二氧化碳排放配额的潜在金融价值。未来，二氧化碳排放配额作为可以交易的金融产品将与一切债券、股票一样自由挂牌与转让，并可以在银行抵押贷款，并最终成为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构成部分。

二氧化碳排放量实在是个极端美妙的概念，它具备了高度的“弹性”，因为它的排放量可以由人来控制和调整，从而保证了货币必须具备的“稀缺性”。它又是一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可靠“替代变量”，与用电量一样，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用来评估经济增长的水平，从而可以将货币中合理的“预期”成分纳入货币供应总量。

当然，二氧化碳并不是唯一的“弹性”货币元素，但是，从目前的态势看，它成为世界单一货币构成元素之一的可能性最大。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在理论上的合理性，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使用二氧化碳作为货币元素，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世界统治精英的战略利益。作为世界货币的游戏规则制定者，欧美发达国家势必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货币元素，他们拥有着高科技方面的强大优势，其社会经济结构早已从工业化社会转型为信息和服务型社会，大批传统工业已经或正在加速转移到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他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趋势上看正在逐步走向下降的通道，而此时的新兴国家却在大规模进行工业化，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将处于无可避免的上升过程中。

货币制度作为一个社会的最高权力，永远处在各种势力集团博弈的核心“风眼”位置。选择一种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同时可以有效地遏制潜在竞争对手崛起的货币制度，毫无疑问将是各种利益集团绞尽脑汁和挖空心思考虑的焦点问题。

如果最终推出了一种“黄金+碳排量”货币的“完美”组合，那么西方国家显然是最大的赢家，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将沦为最大的输家。很明显，西方拥有着3万吨以上的黄金储备，而中国仅有1000吨，绝大部分中国的外汇储备集中于美元资产。如果黄金重新货币化，同时美元发生崩溃，美国将赖掉绝大部分债务。借着国库8100吨的黄金储备和IMF控制下的3000吨黄金，在彻底摆脱庞大的债务负担之后，美国经济将轻装上阵，很快就能重新振兴。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大部分成果中，一方面实物产品已被美国消费掉了，另一方面储蓄下来的贸易盈余又被美国借走，手中只剩下美国的债务白条。黄金的重新货币化，将使中国改革30年积累的2万亿美元财富遭到彻底的洗劫，相当于中国13亿老百姓为西方白干了30年。

如果二氧化碳排放量被货币化，那么中国未来30年的环境“罚款单”也将悄然而至，这意味着未来中国老百姓还得继续白干30年。“黄金+碳排量”货币组合所构成的世界单一货币制度，将使中国13亿人为西方白干60年！

什么叫金融战略？这就是金融战略的威力！中国并不缺乏专家，中国缺乏的是战略思想家！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环保货币化的战略西方已策划了40年，若没有强大的利益驱动，谁会花这么多的时间和金钱宣传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理念？利他主义的形式多了，远比二氧化碳更直接的威胁，如第三世界的贫困问题，饥饿和疾病每天都在非洲造成成千上万儿童死亡，这些“悲天悯人”的世界统治精英何曾真正下过工夫去拯救人类的生命？如果连迫在眉睫的拯救生命尚且被这些人忽视，人们凭什么相信西方铺天盖地的碳货币、碳交易、碳关税等概念背后没有重大利益驱动？

要命之处在于这些人实在太聪明，在大规模长时间的宣传攻势下，二氧化碳问题已经被“塑造”成为世界上压倒一切的最紧迫的公共议程，事实上，二氧化碳排放问题甚至被上升到关系地球存亡的战略高度。他们已牢牢地控制了全世界的道德制高点。谁要是反对二氧化碳减排，谁就会被贴上反人类，甚至是反地球的标签。抗拒二氧化碳排放量限额的国家将成为人类公敌，并将在世界各个角落被诅咒。各国政府和民间团体将群起而攻之，如征收惊人的国际贸易碳排放税，此举将把“人类公敌”的产品挤出世界市场，国际金融市场的惩罚性共识将使“人类公敌”的海外并购全面搁浅，“人类公敌”经济发展所需的一切国际原材料和大宗商品都会被加上惩罚性的“环境税”，从而导致严重的成本型通货膨胀，大幅削弱该国的经济发展潜力。

这顶帽子的沉重代价是中国绝对无法承受的，这一天的到来也许不是一两年之后的事，但很有可能是10年后中国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

为此，预防性的战略研究已刻不容缓，中国已经面临一场看不见硝烟的货币战争。

「美元的结局」

美国现有的57万亿美元的债务堰塞湖，在每一天的每一小时中都在利滚利地增长，加上未来10年医疗及养老金隐性负债的庞大负担，早已成为美国经济继续发展的沉重枷锁。美国事实上永远不可能还清这些债务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在债务的沼泽中越陷越深。美元的信誉已经严重动摇，被世人彻底抛弃只是个时间问题。对此，美元政策的制定者们心知肚明。

为了在彻底崩溃之前尽最大可能骗取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人民的血汗，并巧妙地赖掉几十万亿美元的债务，以便将来改头换面，重新轻装上阵，实施美元“有控制地归零”的基本国策已经是唯一出路，也是最符合美国长远利益的选择。但是废除美元是广大美国人民和全世界的投资人无法答应的，所以只有大危机才能促成大变革。这就是目前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

在正常的经济形势下，货币只能一点一点地贬值，要彻底让美元贬值到零，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和历程。在这么长的时间内，美国越来越重的债务负担必将使其经济发展彻底窒息，并为其他国家抛弃美元提供了充分的时间。为此美元必须合理合法地加快贬值速度，同时又让美元的投资者不起疑心，甚至支持美联储滥发货币的政策。于是，禁止银行家疯狂投机的法规被解除了，五花八门的金融大规模杀伤武器——金融衍生产品火爆了，鼓励次贷的利率政策出笼了，用极端冒险迅速搞跨大型金融企业的老总能拿超高额重奖的怪事出现了，一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突然爆发了，美联储成千上万亿狂印钞票的罪行合法了，外国投资者对此表示支持和理解甚至继续买单了。为了消除外国投资人的担心，美元又莫名其妙地止跌暴涨了。形形色色的怪事，于是一下就想通了！

美元利益集团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来麻痹世人的神经。与人民币直线式升值的做法不同，美元贬值的战术是大降小升，忽降忽升，利多放任，利空猛升，让做空美元者看不准时机，不敢轻举妄动，让全世界美元和美国国债的持有者对美元一直抱有幻想，患得患失，而不能当机立断，迅速解脱，这样美元就可以继续深度套牢投资人，从而按照对美元利益集团最有利的时间表和方式实现“有控制地归零”。

然而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在这场金融危机中，都不可能让中国渔人得利，趁机做大。他们一定会让美元这艘泰坦尼克巨轮上尽可能地塞满中国乘客。而中国的乘客正以拥有这艘豪华游轮的折扣船票而感觉良好地奔赴黄泉。未来可能出现的景象就是，美元的“沉舟侧畔千尸过，大半都是中国客”。

这个过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美国政府的救市表演，实在是精彩纷呈，惟妙惟肖！其中，以保尔森在国会跪求通过7000亿美元救援法案这一不同寻常的一幕最具震撼效果，将这场大戏推向悲壮的高潮。这些救市表演旨在向全世界表白：我美国政府已经竭尽全力在拯救美元和美国经济了。你们看我三天一千亿，五天一万亿，拼命在“救市”。要是再救不活，就不能怪我了。当一切准备就绪后，突然有一天，英法德同时宣布不再接受美元了。股市暴跌没人救了，美元暴跌没人管了。一夜之间，美国的所有债务消失了，同时消失的还有中国人的储蓄和大部分外汇储备。美国老百姓的养老金泡了汤，医疗保险没了影，美国国债化成水，美元储备当手纸，这一切终将引爆的愤怒都别冲我美国政府来。能做的俺都做了，做足了，做尽了，问心无愧了。西方理论界将把矛头对准“万恶的主权货币”，靶心就是“不幸的”美元。最后世界统治精英只能向包括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在内的广大美元遇难者表示最诚挚的同情与哀悼。他们的悼词将这样结尾：“活着的人们，让我们从主权货币的废墟中站立起来，踏上世界单一的诚实货币的新旅途吧！阿门。”

「“大力神”们俯瞰下的世界」

在电影《回到未来》中，误打误撞闯回到30年前的马丁，发现阴差阳错中自己年轻的父亲和母亲似乎不会相爱了，他惊恐万状地看见那张30年后拍摄的全家福上，兄弟姐妹和自己的影像正在逐步消失！魂飞魄散的马丁一番忙活，总算在父亲和母亲之间点燃爱的火花，在尚是少男少女的父母亲幸福一吻订终身的瞬间，30年后全家福上的爱情结晶们终于重新现身。马丁猛然醒悟，原来自己回到过去的所有行为，将会改变未来生活的走向和结果。

他刻不容缓地冲上布朗博士制作的时间机器，将时间调到出发前片刻的时段。在与时间进行了一番惊心动魄的赛跑后，马丁“飞驰”回30年后布朗博士即将遭遇歹徒杀害的千钧一发的时刻，在子弹射向布朗博士的刹那，马丁飞身冲上，改写了博士死于非命的结局。

至此，观众终于恍然大悟。为什么故事明明在讲“回到过去”，片名却叫《回到未来》？原来“回到过去”正是为了改变未来，未来是可以“回去”改写的。

安·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一书的大结局场面，是“集体罢工”并大获成功的“世界上最优秀的”统治精英人物各自驾驶先进的私人飞机，凯旋而归。他们高高在上俯瞰芸芸众生，此时的红尘世界正在完全按照他们精心制定的时间表逐步陷入混乱、衰退和毁灭，曾与他们斗法的一群贪婪、无耻而愚蠢的政府官员已经被彻底挫败，毫无还手之力，世界真正的精华——财富、智慧、思想——只集中在高飞于天的这个精英集团手中。他们胜利而骄傲地微笑着，看着底下的世界将按照他们的设计走上“智慧、正确和优秀的正轨”。

在整个故事中，试图制约这些统治精英人物的政府长官们作为反面人物，无不尽显其虚伪愚蠢、无耻贪婪、虚张声势而不堪一击的丑恶面目。而其他所有普罗大众“小人物”们，自始至终就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部分。他们毫无作为、蒙昧无知、软弱无能，蝼蚁一般蜷缩在残破的铁路、废弃的矿山旁边瑟瑟发抖，呆立在破产的银行、混乱的城镇、饥饿的乡村中不知所措。安·兰德简直不屑给故事中这些可有可无的小人物赋予名姓——反正他们就是一团模糊不堪的背景色，与精英英雄们形成云泥之别，等待着作为棋子被安排到未来全新世界的棋局中。

“大力神”们已经一手推掉了地上那个陈腐低效、处处制约妨碍他们的老格局，将以“最精湛的智慧和头脑、最高超的才能和设计”重新构建社会。为此他们已不动声色地筹备策划了许多年，并让整个社会体系按照他们精确设计的步骤和节奏，如同日本电影《追捕》中横路敬二一样，一步步地走向那“溶化的蓝天里”。是啊，多么蓝的天啊，懵懂的普罗大众正在走过去，走过去……

“大力神”们真的会笑到最后？他们一手制定的“未来”真的无法被改变吗？

“大力神”自信他们手握未来大门的金权之匙，已为芸芸众生设计出注定的归宿。但是大力神们忽略了一个关键之处，那就是推动整个人类历史的根本动力是人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古今中外皆是如此。人间正道是沧桑。

如果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们知道了未来他们被“大力神”们“安排”的命运，今天他们还会无动于衷吗？

也许，“大力神”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而过低地判断了别人。

俯瞰着苍茫大地的“大力神”们会看到什么？

也许，他们会看到俄罗斯、巴西等国家正在有策略地、果断地摆脱巨量美国债券；

也许，他们会看到中东国家正在顽强地改变石油美元一统天下的结算体系；

也许，他们会看到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并未遵循他们编制的金融危机剧本，照本演进；

他们还会看到发展中国家正在筹划自己的未来货币体系，与“大力神”们的世界单一货币鼎足而立。

当普罗大众获知了未来的端倪，他们现在的行动就将改变未来！

让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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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oper，Richard N.，“Is there a Need for Reform．”（Speech at a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Boston conference，May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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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ackenzie King，William Lyon，in a radio address，August 2，1935. Quote printed in Walter Stewart's book，Bank Heist（HarperCollins，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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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Kindleberger，Charles P.，speaking at a Federal Reserve conference. The International Adjustment Mechanism，Federal Reserve Bank of Boston，1969，Conference Seri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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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Mundell，Robert，“A Decade Later：Asia New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presentation given in Seoul，South Korea，May，2-3，2007．

[18] Roach，Stephen，Original Sin，（Global Economic Forum in Tokyo，April 25 2005）．

[19] Mundell，Robert，“A Decade Later：Asia New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presentation given in Seoul，South Korea，May，2-3，2007．

[20] Bonpasse，Morrison，The Single Global Currency（Single Global Currency Association，2006）．

[21] Ibid．

致谢与感悟

回国一年间，也是《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的最后写作时间，在这一年里经历了许多人生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成就了《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也成就了一个崭新的我。在写此书的自序之前，几多感怀似已控制不住流出笔尖。

2009年，人生留给我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在《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封笔之际，我的母亲任韵清女士因病离开了人间。在母亲病重之时，我因紧张的工作而未能在她身边守尽孝道。虽然在她弥留之际仍念叨着“小三儿忙，别让他回来”，但我又何尝不知道她是如何地思念我？在她心中，我是一面旗帜，她希望她的儿子能够永远高高飘扬，哪怕在天堂，她也会为之欣慰，为之自豪。亲爱的母亲，你的小三儿一定会努力工作、幸福生活，我坚信您的在天之灵每时每刻都注视着我，为我祈祷，给我力量！由于母亲的离开，让我更加感受到亲情的可贵，我的两个哥哥在母亲病重期间，对她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我自叹不如，我想母亲虽然离开了，但我们兄弟三人一定会更加团结，在今后的人生路上，相辅相携，直至终老。

提到母亲，我不禁会想起远在大洋彼岸的小女儿。宝贝儿，你长高了吗？长胖了吗？学习成绩是不是越来越好？也许你现在还太小，无法理解爸爸为什么要远离你回到祖国创业，但请你相信，你永远都是爸爸的小天使，你一生的幸福快乐是我最大的愿望！女儿，你要听妈妈的话，她对你的教育和照顾是那样的辛劳，我不在你们身边时，请你们好好照顾自己，对你们的感激此生将铭刻心中。

2009年是我40岁的开端，对一个怀抱满腔激情却又多年未与祖国亲近的人来讲，创业是一个多么艰难的过程。而在此时，我幸运地遇到了《环球财经》杂志的出品人任文女士，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先生，副总编辑彭晓光先生，由于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我们创建了环球财经研究院。在我看来，任文女士丰富的商业经验、机智的商业头脑、优雅不凡的气质风度是环球财经研究院在短短的时间迅速出位，并能成为中国民间智库的重要力量的制胜法宝。而松祚和晓光更是利用了自己在国内外金融经济界广泛的人脉关系，厚积而薄发的学识，为环球财经研究院搭起了一座通往世界的桥梁。与你们的合作，让我感受到了中国新一代精英的精神力量。如果没有你们的鼎力相助，我的理想不会如此神速地照进现实，今天也不会有《环球财经》杂志社、环球财经研究院和北京金权投资有限公司三支坚强的团队站在我的身后。

我事业上的兄弟姐妹们，在我彷徨时给我信心，在我孤独时给我温暖，我们风雨兼程却无怨无悔，我们珠联璧合又肝胆相照，所有的奋斗只因太热爱成功那一刻的淋漓痛快！

许多人说成功是给有准备的人，而许多有准备的人却不见得有机会成功。2009年7月4日，当我们作为“全球智库峰会”的承办方之一，圆满完成了所有工作之后，年轻的环球财经团队终于站在了一个新的事业起点上。连日的疲劳辛苦都已不足挂齿，因为我们为前进确立了更远的方向。在此，我要特别感激几位长者，他们是：此次峰会的主办单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曾培炎理事长、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魏建国秘书长、陈炎兵副秘书长。在会议紧张严密的筹备过程中，你们的信任和提携让晚辈没齿难忘，其实在你们的境界中已无需谈什么知恩图报，我唯有用不断积累的学识回报祖国，才能不辜负你们的希望。

另外，我还要感谢在我回国之初给予我知遇之恩的宏源证券董事长汤世生先生。您在信用的起源和作用、信用与货币的关系以及金融危机的根源等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意见。在您的鼓励和指导下，我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有关信用与货币以及19世纪欧洲金融市场的部分内容，并获得了极大的启发。

此外，我还要特别致谢L.H.女士，两本《货币战争》的主要研究助手和写作助理。她的心血和智慧，凝聚在我的每一部创作中。

一年间，积累了太多前40年都不曾有过的感悟，要感谢的人太多太多：平易近人的罗伯特·蒙代尔先生、默默支持的陈剑所长、一见如故的李军总经理、严谨细致的刘丛星社长、真心相助的施卫东老友、放弃了美国的优越生活回国与我共同打拼的杨巍兄弟、与我朝夕相处的助手盛杰先生、在环球财经研究院的创建之初给予无比支持的会员们、时时刻刻与我“争锋”的《环球财经》编委会所有专家们、每天都期待着《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面世的忠实读者们、在生活上给予我许多关心的牛老师张老师夫妇，请原谅我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将要感谢的人一一尽述。而在此时，所有感谢的话也似乎都过于苍白，因为我心中深深知道你们所有人对我的支持与付出，是我今生最大的财富。人生至此，我又何憾之有？

请允许我谨以此书献给所有爱我和我爱的人们，祝你们永远健康快乐！

跋

这本书的写作目的不是为了教授你怎样投资、如何分配资产或传授一套典型的货币对冲方法。本书意在解答那些长久以来困惑我们而又一直未得到答案的问题：为什么货币会有冲突？

宋先生是一位在世界经济学领域非常有天赋的学者，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探索历史，研究现实并试图解读未来。宋先生在撰写他的第二本书《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时，已经翻阅了超过100本书籍，并追溯到300年前来探求当前金融体系的起源。在他的书中，宋先生开启了“潘多拉之盒”，讲述了17个家族从19世纪开始到现在是如何统治世界金融体系以及他们如何通过创造金融工具和制造重大事件来控制银行体系、原油、工业产业和国防产业，从而能够自一开始到现在巧妙而有效地驾驭世界。他们坐在金字塔的最上端，把所有的秘密都掩藏在他们的宝座之下。宋先生试图敦促他的国家——中国去了解全球化的趋势。当你饶有兴趣地阅读这本书时，你会深刻地感到光阴似箭，历史沧桑。我个人将这本书评为所有描写此类话题的作品中最优秀的著作之一。阅读这本书所得到的收获是读他第一本书《货币战争》的10倍，而且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阅读他正在开始筹备的第三本书。我非常感谢宋先生能为我们提供如此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并将他的热情与执著同他的读者分享。

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哈克博士

G6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财富巢集团主席

2009年6月28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