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幕后的瑞士银行家族」

我虽然将要死去，但绝没有犯过任何指控我的罪行。我宽恕造成我死亡的人，我还要祈求上帝，在我的鲜血抛洒之后，在法国的土地上再也不要流血了。[1]

————法王路易十六在断头台前的最后一句话

当17世纪初英国开始在美洲新大陆建立殖民地时，法国波旁王朝还偏安欧洲一隅。等法国醒悟过来开始向海外扩张时，已经比英国晚了好几十年。但是法国追赶速度很快，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期，法国大西洋贸易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英国，从而积累了后来工业革命时代宝贵的原始资本。据统计，从1716年到1787年，法国海外殖民地的贸易总额增长了10倍。

当英国发明的蒸汽机、纺织机械、矿山采掘、生铁冶炼等技术陆续传到法国之后，法国的工业革命慢慢地起步了。尽管英国是欧洲工业革命的旗手，主要技术输出国，但法国在这一进程中也颇有贡献，如罗伯特造纸机的发明对工业革命的促进意义不可忽视。

基于贸易和工业发展所形成的金融改革进程在法国被约翰·劳（1671～1729，John Law）1718～1720年的“金融创新”骗局所打断，银行、纸币、股票等名词让法国人延续半个世纪都厌恶不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金融在法国成为骗子的代名词，本土的法国人基本放弃了从事金融业的念头。由于缺乏金融工具和强大的金融市场支撑，路易十四常年不断的穷兵黩武就只能靠严苛的税收和成本高昂的外债，其债务利率高达8.5％～10％，是英国的2倍。

到18世纪80年代，国家的债务已经占国家税收的一半以上。1774年倒霉的路易十六登基时，面对的就是“太阳王”留下的一个烂摊子。路易十六绝非一个昏君，事实上，他性格温良谦厚，在一个即将出乱子的社会动荡前夜，他的个性软弱，意志不坚，宽不足让人民念好，严无法使权贵让步，注定了他必将以悲剧收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处境与明朝末代崇祯皇帝颇为类似。随着国家财政的日益恶化，加之不合理的税务制度，使得民怨载道、贵族不满，而新生的资产阶级在财大气粗之余，对封建贵族和宗教势力的权力垄断早已忍无可忍。法国社会的三大势力集团：贵族与宗教传统权力核心、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平民都在愤愤不平中将怒火聚焦于法国政府，路易十六已被架在了即将爆发的火山之上。

法国人不重视金融，而路易十六的外债日益严重，这就给瑞士、意大利、荷兰和德国的外来银行家族留出了一个金融权力的真空。瑞士日内瓦等地的清教徒银行家族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群。他们来到巴黎，围绕着让王室绝望的债务提供各种“解决方案”。由于这些瑞士银行家财大气粗，屡屡帮助皇室解决紧急难题，为路易十六所倚重，逐渐把持了法国的金融话语权和财政改革决策权。

路易十六陷于财政困境焦头烂额，不得已起用了“外来的和尚”奈克（Jacques Necker）担任财政部长。这个奈克也是瑞士清教徒银行家，他利用在瑞士银行家族圈子里的影响力，募集到了解决燃眉之急的款项。这种借款的性质，同今天某些商人相互拆借的行为差不多。由于是近乎高利贷的短期融资，瑞士银行家族圈子期待的是一笔回报丰厚的快钱投资，而法国宫廷贵族的开销实在太大，财政短期无法扭转赤字状态。这可急坏了银行家们，眼看“快钱”就要变成“慢钱”，说不定“慢钱”还会变成“死钱”，这些人投进的可是自己的身家性命，耽误不得。无奈之下，奈克决定进行“休克改革”。他首先取消了宫廷贵族的部分特权，并削减了他们的俸禄，然后大刀阔斧对税收进行了彻底改革，税负从“人丁税”改为“土地税”，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将被征收重税。不幸却并不意外的是，这显然动了权贵们的奶酪。贵族们群起围攻奈克的改革。奈克赌上的可是自己和圈子里众多银行家族的身家性命，一看不妙，情急之下在1781年向社会公布了权贵们的开销清单，这一重磅炸弹立刻震惊了法国社会。经过伏尔泰、卢梭等人长期自由主义思潮熏陶的法国公众当即炸了窝，对权贵的愤怒演变为对皇室的敌视。[2]

奈克也因为处事操切而下台。其后法国又历经4任财政部长，财政恶化愈加严重了。路易十六无奈，只有在1788年再度起用瑞士银行家奈克。此时的法国已处在社会动荡危险的前夜，巴黎的市民和新兴的资产阶级与传统权贵的矛盾日益激化，危机一触即发。另一厢，放贷的银行家们已经将砝码移向了“三级议会”，希望能夺取财政、税收和政府预算的控制权，以便能收回巨额贷款。各方都预备亮牌，新兴的法国城市资产阶级手中积聚了日益雄厚的财富，对权力分享的欲望已经从渴望发展到迫不及待，而封建贵族和教会却高高在上，完全漠视甚至是敌视这一必然的趋势，加之长期过度税负的压力，使处于另一端的平民阶层早已民心思变，1789年法国的局势俨然干柴期待着烈火。

1789年6月，徒有虚名的“三级议会”被与会者改为“国民议会”，并且自行规定拥有税收权。7月，国民议会又自行改名为“国民制宪议会”。惊恐万状的路易十六开始调集军队向巴黎和凡尔赛宫集结，试图控制失控的局面。7月14日，愤怒的平民爆发了革命，并且攻占了巴士底狱。接着全法国爆发了农民暴动。8月，制宪议会颁发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3]。10月，路易十六被暴动平民抓获。

在瑞士银行家们的大力推动下，10月，罗马教廷规定的禁止高利贷的律条被废除了，银行家放贷收取高额利息被正式合法化了。11月，制宪议会宣布没收全国教会的土地。12月，宣布以教会土地为抵押发行纸币（Assignats），法国财政有了明显好转，银行家的贷款终于有了着落。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人头落地，时年39岁。据说在他临死前留下了回肠荡气的一句话：“我虽然将要死去，但绝没有犯过任何指控我的罪行。我宽恕造成我死亡的人，我还要祈求上帝，在我的鲜血抛洒之后，在法国的土地上再也不要流血了。”

从1789年革命爆发到1815年拿破仑战败，除了中间短暂的休战之外，法国经历了25年的持续战争。大量资源被战争摧毁，500多万人的生命化为灰烬，工商业凋敝，通货膨胀严重，法国工业革命被推迟了近30年，英国对法国形成了绝对的战略优势。从此，法国的国力再也没有超过英国。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和经济代价无疑是沉重而高昂的。

「法兰西银行：“雾月政变”的投资回报」

尽管法国的对外战争和后来的大革命带来了动荡纷扰的政治和经济大环境，但巴黎作为欧洲大陆的一颗明珠，始终像磁石一般吸引着周围国家的富豪和那些渴望成为富豪的人们。法国是欧洲思想解放运动的发源地，天主教对其他宗教的迫害逐步减轻，非天主教的人们可以获得完全的公民权，这一切对在欧洲深受宗教压迫的清教徒和犹太银行家具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法国皇室和对外战争对金钱的极度需求，创造出一个金融家前所未有的冒险天堂。从皇室债券的承销到军队物资的供应，从教会土地的买卖到法国货币的投机，从本国汇票贴现到英国票据周转，在其中大获其利的银行家族逐渐形成了所谓“高特银行家圈子”（Haute Banque）。他们的核心成员是那些在1799年秘密资助拿破仑“雾月政变”的瑞士银行家族。

“高特银行”家族们在拿破仑上台之后，得到了慷慨的回报。拿破仑以授权“高特银行”家族建立法国第一家私有中央银行——法兰西银行作为执政上台的对价，将法国的金融命脉交到了瑞士的银行家族手中。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高特银行家们几乎垄断了法兰西银行的董事会席位。工业革命在法国的扩张过程中，高特银行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从金融上垄断着整个法国的矿产、冶金、纺织、运输等行业的发展。

在法兰西银行的章程中，只有200个最大的股东拥有投票权。整个法兰西银行发行了182500股，每一股的票面价值是1000法郎。在它3万多个股东中，拥有投票权的200个股东有资格选出12名董事会成员。在200个最大的股东中，有78位公司或者机构股东，122个个人股东。但是如果详加分析，可以发现这200名股东，基本上是属于同样一帮人，就是控制着法兰西银行的44个主要家族。而且这些家族所拥有的席位是可以继承的，在这中间有三个家族的席位在一百年之中一直保持不变，他们就是马利特、米腊博和罗斯柴尔德。

在瑞士银行家族中，最为突出的佼佼者是马利特、霍廷格和米腊博家族。

1557年，马利特家族追随欧洲著名宗教改革领袖加尔文（John Calvin）来到瑞士的日内瓦，在商业和银行业领域发家致富。1709年，25岁的伊萨克·马利特（Isaac Mallet）从瑞士来到巴黎，他代表日内瓦的银行家族们到法国急切地寻找金融业的发展机会。经过70多年的苦心经营，马利特家族在法国已成为银行业的巨头。即便是在大革命时代，马利特家族银行照样营业。1799年，他的儿子桂罗姆（Guillaume Mallet）和其他瑞士银行家族联手策划支持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拿破仑上台之后，马利特被拿破仑封为男爵，在法兰西银行董事会排第三把交椅，直到1826年去世。然后他的儿子、孙子、重孙子继续坐在这把交椅上直到1936年法兰西银行国有化。马利特家族是法兰西银行从头至尾把持董事会位置的唯一家族，时间跨度长达136年之久！[3]

排在马利特家族之后的是瑞士清教徒银行家族霍廷格家族。霍廷格家族在瑞士也是名门望族，出过几位政府部长。1784年冉－康来德·霍廷格（Jean-Conrad）来到巴黎，他先在一家银行做学徒，后来开了自己的银行，同时作为瑞士苏黎世银行家的法国代理，主要业务就是向法国皇室提供债务解决方案和融资服务。霍廷格与法国大革命的早期领袖过从甚密，其中就包括后来权倾朝野的塔列朗（Talleyrand）议员。在“雅各宾派专政”下的“恐怖统治”时期，霍廷格跟随塔列朗流亡美国，1798年回到巴黎重新操持他的银行生意。后因策划资助拿破仑政变有功而受封为男爵，同时进入法兰西银行董事会。霍廷格家族在法国金融界、商业界和实业界的巨大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4]

后来陆续加入高特银行家圈子的瑞士银行家还有米腊博、安地斯、奥迪尔斯、维纳斯等家族，这帮人大多数也进了法兰西银行董事会。

法国中央银行完全可以开一个瑞士银行家联谊会。法国政局历经拿破仑、路易十八、查理十世、路易·菲利普、拿破仑三世的变迁，中间包括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1830年七月革命，1848年革命，1851年拿破仑三世政变，皮埃尔·米腊博（现任瑞士银行家协会主席）187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在如此频繁的政权更迭中，瑞士银行家们居然稳坐法国中央银行董事会，成为金融不倒翁，实在是耐人寻味。特别是米腊博家族，其瑞士分支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成为清教徒银行家族中的代表人物。

19世纪初，这些瑞士清教徒银行家族逐渐建立起一张庞大的金融网络，他们继续与瑞士本土的银行家族保持着密切的生意往来，垄断着法国银行系统的资金与信贷。

德国“二战”侵吞犹太银行家资产和2009年美国政府强烈要求瑞士银行公开秘密账户，应与国际银行家族的百年内战有关。

「垄断被打破：犹太银行家族的崛起」

高特银行家圈子里的另一大分支就是1780年以来陆续移民到法国的犹太银行家族。与瑞士银行家相比，他们在法国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惊人。犹太银行家在法国大革命中获得了平等的公民权后，财富和社会地位上升势头迅猛，逐渐形成了与瑞士银行家族分庭抗礼之势。

福尔德、贝列拉、罗斯柴尔德家族构成了法国犹太银行家族的核心。

福尔德家族是1784年来到巴黎的，他们的主营业务从为国外的犹太家族银行做代理，扩展到经营政府债券的利息收取。福尔德开始发大财是在大革命期间，他先是在1790年法国革命政府发行的以土地为抵押的新纸币上大搞投机，然后积极参与买卖教会土地，从而赚到第一桶金。

福尔德极其擅长拉关系，他同许多德国的犹太商人和银行家建立起稳固的朋友关系，并成为他们在法国的代理人。老福尔德的儿子阿希勒·福尔德（Achille Fould）在政界和金融界异军突起，将家族的影响力继续发扬光大。

阿希勒在接管家族生意之后涉足政坛，1842年就作为国民代表进入地方议会。在1848年2月爆发的革命中，他谨慎地支持革命派，并以金融影响力资助随后成立的临时政府。此后不久他又发表了两个小册子反对纸币。终拿破仑三世一朝，福尔德先后4次出任财政部长，在法国的经济改革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强烈的保守倾向使他反对自由贸易的教条，拥护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和随后建立的拿破仑三世的法兰西第二帝国。但是他也反对拿破仑三世过分打击其政敌奥尔良家族，在帝国法庭判决将奥尔良家族财产充公后，即于1852年1月25日辞去财政部长一职，但旋即被任命为参议员，不久以国务部长的身份重返帝国朝廷，任内曾主持1855年巴黎国际博览会。他在1860年11月再度辞职，又于翌年11月复职，直到1867年才以垂暮之年告老还乡。在其最后一段任期内，通过谈判削减了由法国侵略墨西哥战争引起的3亿法郎短期贷款债务，显示了其作为一名银行家和政治家的卓越才能。[5]

福尔德家族与贝列拉家族联手创建的动产信贷银行（Credit Mobilier）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成为犹太银行家内部斗争的经典战例。

贝列拉家族是19世纪法国最著名的银行家族之一，与罗斯柴尔德家族齐名，曾是罗家银行的合伙人，并师从于罗家，后来扯旗单干。虽同为犹太人，但贝列拉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德意志犹太渊源不同，他们是来自于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区的塞法迪（Sephardi）犹太人，最初是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西迁的一支。汇票贴现是其看家本领，他们自视是犹太人中的上等人，比迁移到东欧的犹太人要尊贵。[6]

整个19世纪，贝列拉家族的顶梁柱是埃米尔和伊萨克两兄弟，他们的父亲雅各·贝列拉，手语的发明人之一，曾是路易十五的翻译。贝列拉兄弟创建了以动产信贷银行为核心的新型股份制投资银行，不仅控制了全国铁路网的重要部分，还控制了巴黎6家煤气公司、电车公司，建立了2家保险公司，重整了食盐业，建立了整治巴黎市政工程的不动产公司以及专事外贸的泛大西洋公司。除此之外动产信贷银行广泛投资于奥地利、俄国、瑞士、西班牙等国的铁路公司，在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国设立动产信贷银行分号。通过融合兼并或财政控制，以贝列拉家族的动产信贷银行为核心组成了规模空前的大财团，成为不可一世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大陆的强劲对手。从1852年以后，这个大财团控制的银行和企业每年发行的股票市值超过15亿法郎[7]，其对法国乃至欧洲经济影响之强势，不由令人联想到中世纪的天主教会。

当然，19世纪在法国最强大的银行家族毫无疑问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正是他们于1814年在金融上搞垮了拿破仑，并资助了波旁王朝复辟。1830年，罗斯柴尔德家族抛弃了波旁王朝，支持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登上王位，开启了罗家在法国势力空前鼎盛的“七月王朝”。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国银行控制的资产从1815年的600万英镑，增长到1825年的1490万英镑，占家族总资产的比例从1/6增加到1/3。1836年，英国罗家的核心领导内森去世后，法国的詹姆斯事实上成为整个家族的新掌门，其个人财富高达4000万法郎，稳居法国首富，比霍廷格家族多10倍，比马利特家族多20倍。此时的犹太银行家族的势力已大幅超越清教徒银行家阵营。

「金融创新的革命」

19世纪上半叶，法兰西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其作用在法国金融领域并非处于核心位置，私人银行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凌驾于法兰西银行之上，特别是罗斯柴尔德银行。这一状况直到1848年革命才有所改变。随着革命的爆发，传统的社会权力体系遭受更大程度的摧毁，新的权力分配格局迅速形成，在商业和金融领域也是如此。

1848年革命之后，法兰西银行的纸币发行权溢出了巴黎范围之外，渗入外省重要工商业中心。危机终结了法兰西银行保守的票据贴现政策，将贴现业务延展到仓单（Warehouse Warrant）、政府债券和三方签署的商业票据（Three-Signature Commercial Paper）等领域，同时获准发行面额100法郎的纸币，这样就把法兰西银行的影响力推向了全国。紧接着是1848年3月8日成立的巴黎国家贴现银行，为巴黎商人提供紧急流动性以遏制巴黎商业组织大规模破产的浪潮。到1854年巴黎国家贴现银行在政府敦促下放弃半国有地位转型为一般的股份制公司，其业务内容也由为巴黎商业组织提供金融服务转向对外贸易的金融服务。除了巴黎国家贴现银行以外，在法国各地也成立了76家地方性的贴现银行，主要为外省地方商人提供各种商业票据的贴现服务。

19世纪初，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圣西门（Saint-Simon）的工业主义思想盛极一时，不少法国人深受其影响。圣西门的思想以实业理论而著称，设想未来的理想制度是一种“实业制度”。在实业制度下，由实业者和学者掌握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权力。社会的唯一目的应当是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手工业的知识来满足人们的需要，特别是满足人数最多的最贫穷阶级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人人都要劳动，经济按计划发展，个人收入应同他的才能和贡献成正比，不承认任何人拥有特权。在理想社会中，政治学将成为生产的科学，政治将为经济所包容，对人的统治将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圣西门把从事产业活动的资产者看成是和工农一样的劳动者或“实业者”，并寄希望于统治阶级的理性和善心，幻想国王和资产者会帮助无产阶级建立实业制度和社会主义。圣西门还就发展法国新型的金融业和改进农业经营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对圣西门主义者和其他关心法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人士来说，要在法国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尤其是铁路、航运、运河和大型工业企业的发展，就必须大规模建立有限责任的股份制公司，将全法国中产阶级的财富高效率地动员组织起来，一方面为这些建设融资，另一方面可以把经济发展所得以股息和分红等形式返还给人民大众，实现国强民富的良性循环。

在圣西门实业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对于金融领域的创新构想就是成立股份制的投资银行，以取代传统的私人投资银行模式。通过公开发行股票和债券的形式向社会公众募集私人银行无法抗衡的庞大资金，一方面可以摆脱政府在金融方面对私人银行的依附，另一方面更有力地推动实业的发展。圣西门的实业思想和工业化主张成了第二帝国时代工业化的主导思想，对法国近代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8]

法兰西银行势力的扩大和股份制投资银行的出现，从两个方面对传统的私人银行权力架构产生了严重的威胁。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态度是本能地维护既得利益，坚决反对此类金融创新，并且动用一切手段来扼杀股份制银行的出现。在最终打垮了以贝列拉家族为代表的创新派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也开始建立自己版本的股份制投资银行，这就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对法国经济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巴黎巴（Paribas）银行。

「动产信贷银行（Credit Mobilier）：贝列拉的挑战」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许许多多理论听起来都非常有道理，但仅仅是有道理而已。实践从不按照理论的逻辑来发展，因为实践理论的人，永远遵循的是利益的游戏规则。所以，理论对于实践的作用，必须通过符合实践理论的人群所默守的利益游戏规则才能得以真正实现。

拿破仑三世对动产信贷银行理论的迷信也不例外。

皇帝陛下本人就是圣西门主义的狂热信徒，更喜欢自己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工程师而闻名于世。早在19世纪30年代上台之前，他就与其金融界密友贝列拉和福尔德家族商量为了在法国实践圣西门的实业主义建立一个四位一体的金融机构体系：

商业银行：法兰西国家贴现银行

工业银行：动产信贷银行

抵押银行：土地信贷银行

互惠银行：小企业融资的信用互惠银行

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就是股份制的投资银行——动产信贷银行[9]。

贝列拉兄弟利用拿破仑三世追慕虚名的心理，借口实现圣西门主义关于“一切阶级矛盾都必定在一种新发明的社会信贷计划所能达到的普遍幸福的面前消失”的思想，于1852年向拿破仑三世大力宣扬动产信贷银行商业模式的好处。这种模式是通过出售股份和债券给公众以筹集银行资金，然后用这些资金购买它希望发展的新兴工业企业的股票。贝列拉兄弟蛊惑人心地把它吹捧为实现圣西门实业社会主义的手段。

贝列拉兄弟所发明的这种新的信贷制度得到拿破仑三世的热烈支持，马克思讽刺地称它为“拿破仑的社会主义”，“从约翰·劳到伊萨克·贝列拉，都具有这样一种有趣的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10]。实际上，这个信贷制度的实行使法国股票交易所投机猖獗，贪污泛滥，舞弊成风。但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是个伟大的战略性金融制度创新，能够很好地为快速发展的工业化提供资本和信贷。动产信贷银行业务主要由两部分组成，首先是传统的银行业务，包括吸收储户存款、商业票据贴现、放贷和保险；第二部分是属于投资银行业务的承销政府公债和公司债券等。

除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蛊惑之外，贝列拉兄弟和福尔德家族还使出挑拨离间的手段来促使拿破仑三世尽快下决心。树大招风，罗家的财雄势大不仅引发了清教徒银行家的敌视，也招来了其他犹太银行家族的嫉妒，其中就包括贝列拉和福尔德家族。贝列拉早年曾经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合伙人，罗家在金融领域是其师傅。后来贝列拉出来单干，对罗家态度也日益不友善。窝里反历来是罗家最为深恶痛绝的行为。

福尔德与贝列拉家族同属资助拿破仑三世政变有功的“嫡系部队”，在金融上挑战罗家老大地位的目标是一致的。阿希勒·福尔德在担任法国财政部长时，曾郑重地向拿破仑三世进言：“把您的王国从罗斯柴尔德的掌控中解放出来是绝对必要的，他实际上已经代替了您的统治。”[11]

罗斯柴尔德也不是省油的灯。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专门写信给拿破仑三世，指出动产信贷银行一旦建立并成功运作，就会控制大部分公共财富，并且最终会变得“比政府更有权势”，试图以此动摇法国政府支持建立动产信贷银行的决心。

本来，拿破仑三世就是在贝列拉和福尔德家族的支持下才得以登基称帝，对这两位当然是言听计从，同时他也确实对动产信贷银行的理论体系深信不疑。拿破仑三世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处得不怎么样，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既不喜欢也不信任拿破仑三世。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明显地站在贝列拉兄弟一边。自1848年革命以来，靠着保驾之功，贝列拉和福尔德家族乃是当朝的红人，罗家大有被边缘化的趋势。虽然罗斯柴尔德家族为拿破仑三世上台也出过力，但毕竟没有波旁王朝复辟和七月王朝时代一手遮天的气势了。再加上贝列拉和福尔德在皇帝耳边不断地吹小风，詹姆斯的日子过得非常不爽。

罗斯柴尔德在法国朝廷里的靠山是曾经非常得宠的常格尼尔（Changarnier）将军。但常格尼尔将军渐渐在拿破仑三世跟前失势。1850年整年中，詹姆斯都在一边极力调和拿破仑三世同常格尼尔的关系，一边试图给自己在总统（注：当时拿破仑三世尚未称帝）面前加分：“总统似乎觉得我对他有误解，看起来我得特别注意在他跟前低调，那个福尔德又不会给我说好话。”

拿破仑三世显然更偏向福尔德，而对常格尼尔和詹姆斯关于外交政策的建议越来越听不进去了。拿破仑三世有意要除掉常格尼尔。詹姆斯一看不好，赶紧把手上的黄金往伦敦转移。他不无焦虑地说：“我宁可把金子全放在伦敦挣个区区3％的微利，也不留在法国了，拿破仑没准因为我跟常格尼尔是朋友就把我的钱没收了。我不怕他，但是得防着他。这是个政治极其肮脏的国家。”

1850年12月，常格尼尔被逮捕，标志着共和派彻底失势。詹姆斯何等精明，他从来不会把政治倾向跟商业利益混为一谈，马上见风转舵，抛弃了共和派，转而支持帝制。但立场毕竟不如贝列拉和福尔德等人坚定，多少被拿破仑三世看成了骑墙派。

1852年，贝列拉和福尔德联手打造的动产信贷银行在拿破仑三世的大力支持下正式建立，[12]从此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凶猛的竞争对手。

「“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

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正是这种二重性质，使信用的主要宣传者，从约翰·劳到伊萨克·贝列拉，都具有这样一种有趣的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13]

————马克思

马克思的这段评价非常有意思，他既了解信用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又看清了实践信用理论的这帮人出于自身利益，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骗子。马克思的这段话，堪称是正确看待一切金融创新本质的经典评论。理论永远是靠人去实践的，实践理论的人有着自己的利益格局，如何将理论的目标与实践者的利益整合在一起，这是伟大的政治家与伟大的思想家之间最重要的区别。

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贝列拉家族被形容为“两类犹太人”的代表。前者是“北方犹太人”的典型，“永远冷静和理性”，对财富和利益的获取是超导状态下的低能耗与高效率。而后者代表“中部犹太人”，他们受益于法国对犹太人的宽松政策，因此在行事和生意上更开放和顾及公共利益，这种“心灵热度”将带来精力损耗和效率干扰。在当时的法国社会，罗斯柴尔德家族标志着“封建金融”，而贝列拉家族则代表着“民主金融”。

贝列拉兄弟迅速完成了他们的银行组织工作，福尔德家的贝诺特（Benoit Fould）出任银行第一任董事长，直到1854年退休。但是银行的日常工作一直由担任副主席的伊萨克·贝列拉负责。董事会其他成员包括在第二帝国权倾朝野的穆西（Mouchy）公爵、加利拉（Galliera）、安德瑞（Andre）伯爵、赛里尔（F. A. Seilliere）男爵、清教徒银行家族的查尔斯·马利特（Charles Mallet）和策划拿破仑三世政变称帝的奥古斯特·摩尼（Auguste de Morny），这个摩尼也是拿破仑三世同母异父的兄弟。[14]

在这一豪华阵容强力运作之下，动产信贷银行一经问世就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它定价500法郎的股票一开盘就冲上1100法郎，第4天就高达1600法郎。1856年3月摸高到1982法郎。而分红从1853年的13％上升到1855年的40％。动产信贷银行的投资者们无不喜上眉梢，而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关于动产信贷银行是金融灾难的预言听起来更像个笑话。

尽管动产信贷银行是股份制银行，但其起始资金规模远落后于罗斯柴尔德银行。动产信贷银行从2000万法郎起步（贝列拉占其中29％的股份），而1852年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的资产就已经超过8800万法郎，各分支银行资产总和超过2.3亿法郎。但是，动产信贷银行从一创建就展现出朝气、时尚、张扬和野心，同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严谨、传统、低调与刻板形成鲜明对比。

在动产信贷银行里，银行家们永远被一帮朋友围绕着，每个人都竖起耳朵打听生意的动向，老主顾是要买进还是卖出。而雇员们站在楼梯上迎着顾客，殷勤打探是否有生意机会。每个人都急于暴富，不择手段，毫不掩饰。

这一时期是法国铁路建设的辉煌顶峰，从1851年到1856年间，铁路投资剧增5倍。50年代新修的铁路是40年代的2倍还多。随着动产信贷银行的迅速膨胀，它同罗斯柴尔德在铁路上的竞争已呈白热化。动产信贷银行很快控制了法国三条主干线路，罗斯柴尔德则牢牢死守自己原有的两条线路。动产信贷银行在各家法国铁路公司里占据了8个董事席位，罗斯柴尔德则有14个。

两个阵营的犹太银行家们在法国铁路融资上斗得难解难分。拿破仑三世偏向动产信贷银行，把一条又一条铁路线路融资的项目批给贝列拉。此时，跟皇帝陛下有一半血缘关系的弟弟摩尼看中了铁路这个机会，急于借此自己致富，提出应该把小铁路公司合并成几条主线。詹姆斯立刻抓住机会攀上摩尼这条线。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持有价值超过2000万法郎铁路公司的股份，占银行资产的15％。这些股份在摩尼政策的鼓励下迅速升值。詹姆斯在1852年4月的一个星期里“不用掏一分钱”就净赚150万法郎。

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此时财大气粗，在争夺铁路融资项目上领跑。动产信贷银行则毫不示弱，创设出把多家铁路公司各种期限各种条件的股票和债券进行标准化“打包”，实在是堪称当今结构化融资产品的鼻祖。通过“金融创新”，动产信贷银行制造出大量新型金融产品的投资方式，填补了介于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之间的空白，此举立刻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小投资者。动产信贷公司的资产迅速增长到6000万法郎，直接挑战罗斯柴尔德在铁路融资上的老大地位。

更令詹姆斯担忧的是贝列拉正在把手伸出法国，大有横扫全欧洲之势。1853年4月2日，科隆的银行家奥本海默得到许可证，将在距离法兰克福以南不到20英里的达姆施塔特开设一家新银行。这显然是动产信贷银行的德国翻版，而且目标直指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法兰克福银行。贝列拉、福尔德、奥本海默和动产信贷银行控制着这家新银行。[15]

贝列拉进而在1853年筹建西班牙动产信贷银行，同时策划比利时动产信贷银行。1854年又要建奥地利动产信贷银行了。不仅如此，贝列拉还将目光投向了更远的俄国。

俄国自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以来，痛感铁路网的战略价值，决心要修建以莫斯科－圣彼得堡为枢纽的全国铁路网，将俄国的欧洲部分，西至波兰边境南至克里米亚半岛连接起来，总里程超过4000英里，预计投资10亿法郎。为了完成此项战略基础设施计划，全俄铁路公司成立（The Great Russian Railway Company），初始资本金3亿法郎。股东包括圣彼得堡的沙皇私人银行家斯蒂格利茨（Stieglitz），华沙的弗兰克尔（Fraenkel），伦敦的巴林兄弟，阿姆斯特丹的霍普，柏林的门德尔松，以及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竞争对手，如贝列拉、马利特、福尔德和霍廷格家族等。其董事会包括由陆军军官和政府官员组成的10名俄国人（其中包括由沙皇任命的董事会主席），4名巴林－霍普集团的董事和5名法国银行的董事，贝列拉和福尔德双双名列其中。由此以动产信贷银行为代表的法国金融势力大规模渗透进俄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领域，成为未来俄法同盟的大本营。[16]

1856年法国《工业》杂志评论道：“动产信贷银行注定要将影响力扩张至全球。其在巴黎的母公司经过四年发展已经成为法国业界学习的楷模，在法国之外的奥地利、西班牙、皮蒙特（北意大利）都开设了分号，一伺和约缔结（指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英法对俄和约），势必在君士坦丁堡和圣彼得堡开设分号……（因为）欧洲各国都承认，发展生产、物质进步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利益……为此，信贷是必不可少的。”[17]

而亲罗斯柴尔德的《铁路》杂志则质疑动产信贷银行的全欧扩张预计将耗资10亿法郎，这将把法国国内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本抽空转移至外国。

虽然受到亲罗斯柴尔德媒体的非议，动产信贷银行不为所动，依旧大踏步地向欧洲各国扩展其势力。承销奥地利、俄国、土耳其、美国的政府公债；投资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罗马尼亚的铁路，还有荷兰、奥地利、比利时的抵押债券；在荷兰开办蔗糖精炼厂，在布拉格开办铁厂，甚至在锡兰（斯里兰卡）搞了一个咖啡种植园。不过，动产信贷银行最大的成就是建立荷印（尼）商业银行、国家铁路运营公司和荷印（尼）铁路公司。其中最重要的荷印（尼）商业银行（Nederlandsch-Indische Handelsbank）在新加坡、香港遍设分号，混业经营投资银行、抵押银行、商业贸易等业务，并被认为是动产信贷银行的子银行。

「法兰西银行：打败贝列拉的战略制高点」

谁能控制中央银行，谁就能在竞争中处于战略优势地位。过去如此，今天也是如此。雷曼兄弟的覆亡就是因为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

动产信贷银行号称是代表公共利益的金融中心，实际上对法兰西银行的业务造成了挑战。1852年之前，法兰西银行不发放铁路股份作抵押的贷款，且贷款利率高达6％。到1852年11月，受到动产信贷银行的压力，利率只有3.6％了。同时期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持有的法兰西银行股份也大大贬值。罗斯柴尔德自然更对动产信贷银行恨之入骨。这种情势也开始促成罗斯柴尔德与法兰西银行结成同盟。

罗斯柴尔德在动产信贷银行创立之初曾购买动产信贷银行5000股观察一下行情，与此同时，贝列拉却在悄悄地卖出。其实，和所有忽悠的人一样，贝列拉心里非常清楚他们的很多金融创新早晚会出大问题，罗斯柴尔德对此也是洞若观火。

1852年11月15日，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写给拿破仑三世的私信中，严厉批评动产信贷公司这样的股份制银行是“国家经济的灾难”，他指出股份制银行的股东不公开姓名，所以可以不负责任，就有机会滥用权力处理人民的财产。詹姆斯警告新型银行将会“用其巨额投资主宰商业和工业，为市场制定规则和法律，而这样的法则将不受控制，超越竞争……将大部分国家财富都集中在他们手中……最终这些银行的力量会超过政府”。[18]同时，詹姆斯又告诉拿破仑动产信贷公司根基不稳，“是建在沙滩上的”，因为他们发行的债券付给投资者固定利息，而银行本身对该项投资的投入是‘不确定而不可靠的变数’。一旦发生危机，银行将会拖累整体经济“滑向深渊”。詹姆斯预见到新型银行的准备金一定不足，一旦陷入危机，政府就只能选择“整体破产”或者“终止金银与纸币的兑换”。这些话当初说来不完全是为了吓唬拿破仑三世的，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并非空穴来风。罗斯柴尔德关于动产信贷银行的评价只要将名称和年份更改一下，完全可以用“论金融衍生品的风险”为题，直接发表在金融海啸后的《金融时报》头版。今天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在全球金融海啸中独善其身，倒也不是浪得虚名。

1855年，银行和铁路的繁荣都到达高峰，克里米亚战争造成巨额资金缺口，当年偏又赶上农业歉收，法兰西银行顿时喘不上气了。1855年8月，为缓解已经空虚的储备金，法兰西银行不得不从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购入3000万法郎的黄金和2500万法郎的白银。一年后，情况愈加恶化，法兰西银行没招了，申请终止纸币与金银的兑换。绝大多数银行董事都赞同这一提议，只有阿尔方斯·罗斯柴尔德反对。最后阿尔方斯父子得到法国财政部长的支持，以提高贴现率和大规模购入价值8300万法郎的黄金和白银来遏制挤兑风潮，罗斯柴尔德银行出面维持住了法兰西银行的现金流。1855年到1857年，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向法兰西银行提供了价值7.51亿法郎的黄金，总共获得11％的利润。罗斯柴尔德银行与法兰西银行的共生共荣关系得到了空前深化。

在法国，对贝列拉的支持派也远非铁板一块，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运作之下，亲贝列拉的法兰西银行高官被调离开巴黎外放驻外大使。1855年，阿尔方斯·罗斯柴尔德当选法兰西银行的董事长，罗斯柴尔德银行成为法兰西银行的最大股东。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法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力，最终将决定罗家和贝列拉的角斗中谁是最后的赢家。

贝列拉家族的扩张仍在继续，其主攻方向就是奥地利动产信贷银行的建立。

伊萨克·贝列拉亲往维也纳提出发展奥地利金融、工业的一揽子建议，游说国会和朝廷循法国成功的先例，建立奥地利动产信贷银行和修建从维也纳到的里亚斯特的铁路线，而一批维也纳贵族和银行家也在鼓吹此事，要求朝廷颁发成立奥地利动产信贷银行的特许状。奥地利前首相亚历山大·巴赫（Alexander Bach）和财政大臣冯·布鲁克（von Bruck）男爵都觉得贝列拉家族的建议对于帝国经济发展大有裨益。

恰在此时，罗斯柴尔德家族驻维也纳的掌门人所罗门去世，罗家在哈布斯堡宫廷中无人。詹姆斯不能容忍没有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参与奥地利新的金融机构，于是拣选所罗门之子安塞姆·罗斯柴尔德（Anselm Rothschild）主持奥地利家族业务。安塞姆甫一到任，立即串联各路动产信贷银行的反对势力，迫使奥地利朝廷认识到与动产信贷银行敌对的金融财团的实力，于是帝国大臣们劝说两家合股搞一个新银行，共同为哈布斯堡王朝效命。

针对这一提议，安塞姆精明地建议帝国朝廷将这一新机构的业务范围严格限制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内，以防止资本外逃，促进奥地利本国实业发展。对于分号和合作伙伴遍及欧洲各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可以非常轻松地避开这样的限制，但是对于正欲在国际舞台上大展拳脚，并且急需调动各地资源支撑其在更大领域扩展的动产信贷银行来说，却是一个紧箍咒。

伊萨克不得不同意在大幅缩减原定2.3亿法郎资本金的条件下加入这个新金融机构。但是，此时的贝列拉家族由于缺乏充足的资金，其进攻态势已呈强弩之末。

在掌握了中央银行大权之后，罗斯柴尔德此时决定进行战略反攻，在奥地利动产信贷银行问题上，对于风头正健的贝列拉家族给予迎头痛击。

他们首先利用动产信贷银行战线拉得过长，资金不敷使用的困境，切断其继续扩张的现金支持。1855年9月，贝列拉兄弟宣布要发行长期债券，罗斯柴尔德利用其在法国中央银行的影响力，以“减轻资本市场的压力”为由，拖延并冻结了动产信贷银行1.2亿法郎企业债的发行，进一步削减了动产信贷银行的现金流。在失去发行长期债券的机会后，动产信贷银行很难继续为庞大的土地开发项目提供投资。贝列拉的凌厉攻势终于被遏制住了。[19]

同时，罗斯柴尔德在法国政府内部鼓动对动产信贷银行将大量资本投入国外市场的怀疑态度，最后迫使伊萨克不得已通知奥地利政府：“由于法国政府的态度”，动产信贷银行不能参加新成立的奥地利联合信贷银行，而这个银行很快发展成为奥地利帝国居于领导地位的投资银行和欧洲大陆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在奥地利联合信贷银行的问题上，贝列拉家族完全失败了。

1857年，随着欧洲经济危机进一步深化，铁路工程大受影响，贝列拉手里的几条主干线都陷入亏损，而罗斯柴尔德掌握的铁路线却在危机中幸存。法兰西银行从教训中认识到有着致命缺陷的是以贝列拉为首的“新”银行，而不是姓罗斯柴尔德的“老”银行。

随着欧洲的铁路建设越来越超出国家边界，向跨越多国地域发展。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国际化”优势在此时突出显现，而动产信贷银行功亏一篑，明显敌不过罗斯柴尔德银行遍布欧洲的分支机构之间相互呼应、彼此驰援的优势。1857年后，动产信贷银行在铁路融资上甘拜下风了。

185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动产信贷银行的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原先持有的大量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来源枯竭，不仅如此，这些公司反而需要动产信贷银行大规模资金反哺。在资产价格暴跌之中，贝列拉又无法承受抛售这些股票所带来的严重损失，动产信贷银行的资金迅速枯竭。

贝列拉的投资冒险行为也是导致其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1854年，法国获得修建和使用苏伊士运河的租让合同。贝列拉兄弟认为，运河开通后马赛港将成为法国通往东方的第一良港，于是大量投资马赛港附近地产，占到同期对外投资5500万法郎中的5200万。结果苏伊士运河1869年才最终建成，庞大的资金被牢牢地套在了马赛地区的地产项目上，最后动产信贷银行滑稽地变成了“不动产”信贷银行。

1863年，贝列拉兄弟提出为动产信贷银行的资本金增资一倍的建议，但遭到政府拒绝。当贝列拉最终获得批准扩大资本金的时候，为时已晚，动产信贷银行股价大跌，已到破产边缘。其他金融机构见势不妙，都不愿意伸手相救。1868年，走投无路的贝列拉兄弟只好去寻求法兰西银行这一“最后贷款人”的帮助。

这下终于撞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枪口。作为条件，中央银行要求贝列拉兄弟辞职，并安排一位法兰西银行的前总裁成为动产信贷银行的董事长，主持银行的重建工作。动产信贷银行从此一蹶不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寿终正寝。盛极一时的动产信贷银行其实从1852年到1857年危机爆发，只红火了5年左右。

尤金·贝列拉（Eugène Péreire）是伊萨克的儿子，后成为贝列拉家族下一代的核心人物。1881年创立跨大西洋银行，现在是法国最古老的私人银行之一。1909年，尤金的孙女和罗斯柴尔德家族联姻，冤家最后成了亲家。[20]

「克里米亚战争」

两百多年来，罗斯柴尔德家族认为会对他们的金融帝国产生影响的就是两件事：战争和革命。不管是革命还是战争，交战双方为了进行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必然要进行大量融资。战争和革命本身可以冲击原有的封建贵族和教会的统治秩序，使得金融家族扩大对政治的影响力。战争或者革命结束之后的重建时期也需要大量融资，如此可以实现一箭三雕的效果。

1854年3月，一场席卷了欧洲各主要国家的战争爆发了。

起初，克里米亚战争即将爆发的征兆并没有引起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注意，战争的导火线是争夺“圣地”。所谓“圣地问题”就是法国支持的天主教与以俄国为靠山的东正教争夺耶路撒冷和伯利恒教堂的管辖权。起因则是自18世纪下半叶起，俄国在近东势力急速发展，力图攻占或与列强瓜分日趋衰落的奥斯曼帝国，控制黑海海峡，实现俄国南出地中海的夙愿。这就与在近东有重大政治经济利益的英、法两国发生了尖锐冲突。

任何一场战争，都是国际金融市场的地震，将急剧改变每个国家的财政状况和重新划分国际金融市场的利益格局。于是天主教跟东正教打起架来，第一个上火的就是国际银行家们。

罗斯柴尔德在战争初起时陷入被动，因为他们过度信赖从外交途径得到的情报。但是圣彼得堡这回很不老实，直到1853年6月都在反复向罗斯柴尔德家族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进行战争。1854年1月西方联军开进了黑海，詹姆斯仍然没太在意。2月，当俾斯麦得到俄国大使被从巴黎紧急召回的确切消息，立刻心里有数了：“我当时在想，这个消息最能惊吓谁呢？我的眼光落在了罗斯柴尔德身上。果然，我刚把消息交给他读，他的脸顷刻变得像支粉笔一样白。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我要是今天早上知道这个消息就好了’；第二个反应就是，‘明天您能跟我谈生意吗’。”

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掌门人莱昂内尔也对俄国挑起战争的举动大为意外，他在1854年3月已经看衰俄国：“一个已经负债8亿英镑的国家在进入另一场战争之前，实在应该慎重考虑。”

打了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将罗斯柴尔德银行公债融资的生意再次推上高峰。这场战争使得每个参战国的军事开销都大大超越从税收中得到的财政收入，各国都不得不大举发债，纷纷扑向公债市场。

罗斯柴尔德银行受贝列拉家族窝囊气的局面立刻改变了。在国际公债市场上，没人能撼动罗斯柴尔德银行的霸主地位，他们已经通过百年潜心经营牢牢盘踞住这一市场。包括动产信贷银行在内的一干竞争对手都从对克里米亚战争公债发行的争夺中无功而返，而罗斯柴尔德的老冤家巴林银行又在这一票中押宝在最后战败的俄国头上，狠狠吃了个哑巴亏。这场战争打下来，罗斯柴尔德银行基本上独享了整块蛋糕。

英国方面，政府本来内定了从巴林银行借钱。无奈巴林的钱压在俄国抽不出来，只好眼睁睁看着1600万英镑战争贷款全被罗斯柴尔德银行细嚼慢咽了。

战时的法国被经济搞得焦头烂额，拿破仑三世赶忙出台一系列利率调整政策刺激经济。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和霍廷格家族联手在政府拯救经济危机的行动中大力支持财政刺激政策，把贝列拉家族排除在外。于是，当法国财政部1854年和1855年一笔接一笔大发克里米亚战争债券的时候，罗斯柴尔德银行自然是首选。贝列拉这时才反应过来，竭尽全力向拿破仑三世争取。而法国财政部长告诉拿破仑三世，法国国内市场对战争债券的容量已接近饱和，于是法国将大部分战争债券转往伦敦发行。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早张开包袱，法国债券生意应声落袋。贝列拉终究斗不过早已谋划在先的罗斯柴尔德，又眼巴巴地看着罗家法国银行和伦敦银行美美地把法国战争债券大餐吃了个干干净净。

贝列拉在法国斗不过罗斯柴尔德，赶紧把手伸进土耳其，要抢土耳其的战争债券。谁知罗家又占了先机，已经抢先一步把代理人派往君士坦丁堡。土耳其的战争债券也归了罗家伦敦银行。1857年《泰晤士报》说：“土耳其国家银行就快成为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另一个分部了。”

奥地利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并没有直接参战，可是它也没闲着，倾举国国力扩军备战，终于迫使俄国从多瑙河撤军。奥地利没来得及偷乐，就发现本国财政已陷入严重危机，货币日贬千里。奥地利财政部长向詹姆斯发紧急求救信：“在我们的货币完全变成废纸之前，只有你能拯救我们”。[21]詹姆斯答应联合其他罗斯柴尔德分支共同拯救奥地利，条件是奥地利政府原先许给福尔德的贷款现在得归罗家银行，于是福尔德原以为到了嘴边的鸭子又飞了。

普鲁士政府的开销在战争期间增长了45％，早就不堪重负。有俾斯麦做主，普鲁士的战争债券全归了罗斯柴尔德法兰克福银行。梅耶·卡尔·罗斯柴尔德还因为国作出突出贡献被授予普鲁士红鹰勋章。

仗打到1856年，欧洲各国几乎同时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多家银行倒闭。1852年到1855年，各国政府公共支出的增长分别是：奥地利42％，英国68％，法国53％，俄国88％。公债贬值则是：英国15％，法国15％，奥地利24％，普鲁士11％。战争资金渐渐“贫血”继而“断血”，仗自然打不下去了。克里米亚战争终于收场。

罗斯柴尔德银行其实不在乎打仗的输赢。到19世纪50年代末，英国、法国、土耳其、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全都以一家或数家罗斯柴尔德银行为金主。罗斯柴尔德银行又在战争期间把老对手新对手们整的整，灭的灭，它在政府公债上的江湖老大地位再也无人能够撼动。

即使在所有银行都难逃破产命运的1857年，也没有一家罗斯柴尔德银行亏损，最大的损失不过是盈利减少而已。

「天主教银行家：第三股势力」

法国的银行家族势力在1870年之前大致是犹太银行家与清教徒银行家两大阵营对垒。犹太银行家族中间，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显而易见的领袖。清教徒银行家族体系中间，首领就是米腊博家族。天主教银行家族不像清教徒和犹太银行家那样饱受宗教迫害，这也是他们缺乏凝聚力的原因。

从1870年普法战争以后，第三股银行家族，即天主教银行家族势力逐渐在法国形成。这个集团包括达维里尔（Davillier）、鲁伯萨克（Lubersac）、达摩其（Demachy）、古德霍克斯（Goudchaux）、莱西德科斯（Lehideux）等银行家族。但是，第三股势力其实是一种不太稳定的势力，他们很快又分成两派。一派天主教徒银行家跟罗斯柴尔德阵营逐渐结成了联盟，并且支持第三共和的建立；另外一派主要是跟崛起中的重工业集团联手，而重工业集团的主力家族都是天主教徒，法国钢铁大王施内德（Schneider）是其中的领军者。在这三股势力中，罗斯柴尔德家族居于明显的优势地位。

「金权的进化：从所有权到控制权」

在法国的历史上，无论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还是贝列拉家族，这两大势力集团都跟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但是他们同法国的实体经济的联系却相对来说弱很多，除了在铁路方面投入稍多以外，在其他实体经济行业投资兴趣并不大。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工业革命前期的资金需求量对于储蓄相对充足的法国而言，已足够使用，充裕的资金供给使得国际银行家们在竞争中利润不高，因而缺乏足够的动力；二是政府和外国战争的公债需求量极大，利润既高又有保证，属于爆赚加稳赚的投资。另外，资本稀缺的国家，其项目回报率相当可观，又有当地政府的担保，也属高利和可靠的投资。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银行家的资金其实并不直接进入本国实体经济循环，而是在国际上追逐高额利润。

从银行的运作模式来看，在法国工业资本主义崛起初期的纺织、冶金、运输和机械等行业的融资需求有限，法国的私人银行模式足以应对。同时，热爱储蓄的法国人投资方向比较保守，倾向于买卖稳定可靠的政府和企业债券，而并不特别热衷股票类冒险高的投资。如果投资实业，他们则倾向于投资私人和家庭企业，而不太愿意投向那种大型的商业机构或者公司，所以大规模的股份制银行在法国发展一直很慢，这一点和英国类似。

但是，随着大规模铁路项目的建设，这一局面发生了深刻变化。

法国铁路建设的高峰期是1830～1870年，铁路工程的建设往往需要大规模的资本运作，而这种规模的资金需求就远非传统意义上的私人银行体系所能负担。私人银行的投资主要是依赖某一家银行的储蓄，这种银行模式在大工业时代，特别是在近代工业体系铁路建设的崛起过程当中，遭遇到很大的挑战。金融体系为了适应工业革命后期的大规模融资需求，必须建立起全新的股份制投资银行、存款银行、储蓄银行，还包括一系列保险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通过把众多散户的储蓄集中起来，然后再经由投资银行的投融资运作，将这些数量庞大的资金投向实体经济中资金需求量特别巨大的工业领域，产生可观的回报。

在新型股份制投资银行模式下，私人银行家的角色就从过去使用自有资金的放贷者变成了调动公共资金的管理者，其实这个过程对私人银行家是非常有利的。从前，由于私人银行家使用自有资金放贷，私人银行对行业的金融控制力一目了然，缺乏隐秘性可言。而新型的资产管理者角色，由于运作的是公众的资金，在放大了对社会财富控制力的同时，不动声色地增加了隐秘性。在这种资产管理模式中，他们并不公开自己的身份，并且主要是从幕后来运作，这一高明的金融资本主义制度安排将公众的视线进行了有效隔离。

在这一系列新兴的金融机构背后，董事会的成员基本上还是同样的银行家族。巴黎巴银行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从1870年到“二战”爆发，法国经历了第三共和时代，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首的犹太银行家族是支持第三共和的主要金融势力集团，但是清教徒和天主教银行家族则倾向于反对第三共和。罗斯柴尔德为首的犹太银行家族通过控制法国最大和最重要的股份制投资银行机构——巴黎巴银行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到20世纪初，巴黎巴银行对法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至1931年，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的巴黎巴银行，一共持有法国357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家族成员和家族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在120家公司中控制着180个董事的席位。这种控制是经过非常精妙的金融资本主义手法来设计的，如股权中的无投票权和多重投票权的精心设计，原董事投票增选新董事等方式，都是实现由极少数特殊股东控制多数股东财富的有效手段。再比如，特权股东所持有的股票中拥有一股一票的投票权，但是发行给公众的股票中，每股只有1/10的投票权，如此运作可以确保特权股东对公司董事会的任命和公司运作的实际控制权。

为了抗衡巴黎巴银行的影响，清教徒银行家在1904年成立了一家自己的股份制投资银行，这就是巴黎联合银行（Union Parisienne）。1904～1919年，以巴黎联合银行为核心，清教徒银行家将各种金融势力整合在一起，与以巴黎巴银行为核心的犹太银行势力集团进行抗衡。实际上清教徒银行体系和犹太银行家体系对法国政治和经济权的争夺，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法国政治和经济系统的瘫痪。特别是1934～1938年，这两大势力集团的争斗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导致法国在大萧条中复苏缓慢，更严重的后果就是1940年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迅速失败。

从法国上市公司的情况来看，1936年巴黎的证券交易所注册的公司总数是1506家。其中大约有600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超级重要公司，另外还有大约200家非上市的重要公司，法国经济中的重量级公司大约有800家。在这些公司中，犹太银行家族集团控制了400多家，他们的竞争对手控制了300多家，只有100多家是属于不受控制或者其他势力控制下的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被德国占领的4年里，犹太银行家族的资产受到剥夺，其中也包括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当然战后这些权力被胜利的一方全部收回，战败的德国还需要连本带利地进行赔偿。

包括两大银行家族势力集团在内，据统计有183个大财阀控制了当时的法国，成为法国著名的“200家族”前身。此外，金融家族加强了对政界和新闻界的渗透，银行家投资新闻界或自己办报者也比比皆是。这一切给法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带来了深刻影响。除了拉拢权贵之外，金融巨子们纷纷亲自出马，跻身政坛，出任拿破仑三世财政部长的阿希勒·福尔德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银行家族的代理人进军政界的也不在少数，如1962年戴高乐总统任命的法国总理蓬皮杜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国银行的总经理，蓬皮杜从1962年到1968年任法国总理，从1969年到1974年任法国总统。

金权的力量在经过200多年的进化后，已经在法国树大根深，难以撼动了。

「参考资料」

[1] Alberge，Dalya，What the King said to the executioner…，（The Times，8 April 2006. Accessed 26 June 2008）．

[2] George Taylor，review of Jacques Necker：Reform Statesman of the Ancien Regime，by Robert D. Harri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40，no. 4 （1980）：877-878）．

[3] Collectif，Mallet Fr res et Cie - 250 ans de banque，1713-1963（Presses de Jean Ruchert，Paris，1963）．

[4]http：//en.wikipedia.org/wiki/Baron_Jean-Conrad_Hottinguer

[5]http：//en.wikipedia.org/wiki/Achille_Fould

[6]http：//en.wikipedia.org/wiki/P%C3%A9reire_brothers．

[7] Ibid．

[8] Rondo E. Cameron，Mark Casson，Franc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urope，1800-1914：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Routledge，2000）．

[9] Ibid．

[10]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文版第499页

[11] Niall Ferguson，The House of Rothschild The World's Banker 1849-1999 Volume 2．

[12] Ibid．

[13]卡尔·马克思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9页

[14]Rondo E. Cameron，Mark Casson，Franc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urope，1800-1914：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Routledge，2000）．

[15] W.O. Henderson，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n the Continent：Germany，France，Russia 1800-1914 （Taylor & Francis，2006）．

[16] Rondo E. Cameron，Mark Casson，Franc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urope，1800-1914：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Routledge，2000）．

[17] Ibid．

[18] Niall Ferguson，The House of Rothschild The World's Banker 1849-1999 Volume 2．

[19] Ibid．

[20] http：//en.wikipedia.org/wiki/P%C3%A9reire_brothers．

[21] Niall Ferguson，The House of Rothschild The World's Banker 1849-1999 Volume 2．

第四章 美国：金权的“圈里人”

• 赛利格曼：从小商贩到国际银行家

• 奥古斯特·贝尔蒙特的“美联储”

• 纽约的上流社会

• 国债大王赛利格曼

• 赛利格曼力撼财政部长

• 赛利格曼：美国的罗斯柴尔德

• 赛利格曼：真正的“巴拿马之父”

• 希夫的时代

• 希夫与日俄战争

• 新圈子与老圈子

「本章导读」

美国历史最为独特之处就在于一切都几乎是从一张白纸上起步。深受宗教迫害的人们从欧洲和其他地区涌入这个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新大陆，白手起家。美国没有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完成的原始资本积累，也没有欧洲大陆几千年创造出的市镇、乡村、港口、桥梁、公路等基础工程的家底，这是一个几乎永远都无法满足其胃口的资本与人力需求极度旺盛的市场。

极端丰富的自然资源、严重短缺的劳动力和高度稀缺的资本三大因素汇聚在一起，终于创造出一个迥然不同于欧洲的金融生态环境。这里没有令人窒息的封建等级制度，没有偏执疯狂的宗教压迫，这是一块国际银行家们天赐的乐土。金权在这里野蛮生长、肆意扩张、日渐粗壮、遮天蔽日。政权对金权从压制到控制，从抗拒到默许，从排斥到联合，从合作到顺从，社会从王权下的无法无天，发展到金权专政下的有法无天。

金权是个好东西，为了达成目的，它更多使用诱惑而不是强迫，它更在乎激发人内心的欲望而不是仅从外部施压，它强调利益均沾而不刻意区分敌我。

在整个19世纪，美国成长起了一大批国际银行家族，他们中间最为眩目的就是犹太国际银行家族，这些家族包括：赛利格曼（Seligman）、贝尔蒙特（Belmont）、希夫（Schiff）、库恩（Kuhn）、雷波（Loeb）、沃伯格（Warburg）、斯佩尔家族（Speyer）、雷曼（Lehman）、高曼（Goldman）、赛克斯（Sachs）。这些家族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全部都来自德国。如果我们说今天的华尔街90％的金融权力都掌握在犹太银行家的手中，那么这些家族就是他们力量的根源。明白了他们的来龙去脉和相互之间的人脉关系，我们才能对今天所发生的金融海啸和其他国际金融动向有一个基本判断。

毕竟，社会是许多由人组成的不同圈子所构成；毕竟，每个圈子里都由无处不在的人脉所串联起来；毕竟，这是一群能量非凡的人组成的圈子。

「赛利格曼：从小商贩到国际银行家」

19世纪20年代的赛利格曼家族，仍然在德国巴伐利亚地区经营货币兑换这种犹太银行家族的看家生意。德国当时还不是个统一的国家，由30多个邦联小国组成，这些小邦国的货币体系又自成一体，南来北往的客商携带着不同的货币使用起来非常麻烦。

约瑟夫·赛利格曼是赛利格曼家族的小神童，8岁时就帮助大人们在银行打下手，他在收钱的时候很快发现各地区钱币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小约瑟夫的本事比他的年纪长得快，12岁就开始走街串巷，逐渐成长为一个精明的钱币兑换商。他的主要生意就是帮助外地客商把带来的其他地区的金银币兑换成本地的货币，然后再把买进的外地货币卖给那些准备到其他地方去旅行或者经商的本地人，从中赚得一点点差价。通过货币兑换生意，小约瑟夫开始了解到外部世界的经济信息和地理情况，包括货币之间的兑换关系，渐渐地形成了一种敏锐的商业嗅觉。

19世纪30年代，德国开始了工业革命的进程，巴伐利亚的传统手工业者在大工业浪潮的冲击下，逐渐丧失了工作机会，当地的手工业发展也日渐萧条，越来越多的当地犹太人纷纷漂洋过海到美国新大陆去讨生活。

1837年7月，年仅17岁的约瑟夫带着母亲在他内裤里面缝进的100美元，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纽约，正好碰上了美国1837年大萧条，年轻的约瑟夫开始了艰辛的美国起家历程。纽约的股票崩盘和经济衰退使得约瑟夫很难在那里立足，他不得不一路向西走到宾夕法尼亚才算落下脚来。他从收银员开始做起，每年的工资不过区区400美元。

约瑟夫是一个极端注重观察生活细节的人。在做收银员的时候，很多农场主偶尔赶着马车风尘仆仆地来到小镇上的集市采购东西的情形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一边留心观察一边详细记录这些农场主买的每一件东西和它们的价格，晚上回家仔细分析。经过一年的时间，他构想出一套自己的商业模式，如果带着农场主们所需要的商品上门推销，为他们省却长途跋涉的劳苦，那么客户们是愿意为此多付一些钱的，而他赚的就是这个“增值服务”。主意已定，约瑟夫马上买了一些镜子、戒指、刀具、小珠宝、手表等价值高重量轻的小商品装入背包，开始徒步行走在宾夕法尼亚的旷野村镇之间，上门推销商品。他的商业模式被证明大获成功，不到半年就挣到了500美元的第一桶金。他赶紧将德国老家的亲戚们召集过来，几个兄弟一起开始了行商生涯。不久，赛利格曼兄弟们又合伙开了一间自己的杂货铺，开始了坐商生意。长期的推销练就了赛利格曼兄弟的如簧口舌，他们对生意的名言就是：“卖给客户需要的东西算不上做生意，卖给客户不需要的东西才是做生意。”

由于机缘巧合，约瑟夫很早就认识了当时在第四步兵师服役的西蒙斯·格兰特。格兰特当时的驻扎地就在赛利格曼杂货铺的附近，格兰特经常溜达到赛利格曼的铺子买几样好看的首饰给他的未婚妻。很快，约瑟夫和格兰特就成了无话不谈的铁哥们儿。谁能想到这个格兰特就是日后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名将格兰特将军，后来的美国第18届总统。[1]

约瑟夫的杂货铺在过去若干年的经营中，已经开始涉及简单的银行基础业务，比如根据客户的信用进行赊账，买卖几笔欠条，甚至收取一些客户的存款，并为其开设一个账户，用以支付货款。

约瑟夫是一个喜欢琢磨的人，在经营杂货铺的过程中，他突然悟出买卖商品和买卖金钱有巨大差别。在商品买卖行为中，只有在杂货店开门并能卖出商品时，才能赚取利润；反之，如果商品没卖出去，那么就处于占用资金的闲置状态，甚至是处在负债的状态之下。但是金钱就不一样了，金钱24小时永远处在活跃状态之中，其买卖交易和店面开门时间没有关系。因为产生利息，金钱一旦开始工作，是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一年365天，没有节假日，无需休息中断，不知疲倦永不停歇地“自主永动”。约瑟夫终于悟出金钱是可以更快创造更多财富的最美妙商品。

经过15年的积累，赛利格曼兄弟有了一些积蓄，未来的发展方向成为大家争论的焦点。悟通“钱理”之后，约瑟夫极力主张应该向银行业进军。于是兄弟们收拾停当，动身前往纽约投身一个令所有犹太人向往的行业——金融业。此时这几个杂货铺店主自己也预料不到，短短十几年后，他们将成为世界级别的国际银行家，深刻影响到美利坚合众国的财政与外交政策。

「奥古斯特·贝尔蒙特的“美联储”」

与赛利格曼同期到达纽约的还有一个在历史书上留名的人物，他就是奥古斯特·贝尔蒙特。贝尔蒙特也是犹太人，比约瑟夫·赛利格曼大3岁，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贝尔蒙特13岁时，就到法兰克福为罗斯柴尔德银行作免费学徒。他脾气暴躁、举止粗鲁、放荡不羁，却是个天资聪颖的金融奇才。初进罗斯柴尔德银行从扫地工做起的贝尔蒙特，没过多久就积极提出各种工作建议，展露不凡的才能，很快被特许旁听只有合伙人才能参加的重要会议。可惜贝尔蒙特身上野气十足，举止完全没有贵族风范，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让罗斯柴尔德面上无光。罗家慧眼识珠，不拘一格用人才，把年轻的贝尔蒙特转派到意大利那不勒斯做管理工作。贝尔蒙特21岁时被派驻古巴的哈瓦那，不久即以罗斯柴尔德家族美国代理人的身份来到纽约发展。[2]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跨大西洋贸易急剧增长，纽约迅速蹿升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中心，西部地区的小麦、面粉、棉花，大量涌入纽约出口到欧洲，同时欧洲的工业品也经由这里大举进入美国市场。商业与贸易的空前繁荣在信用、融资、贴现、清算、保险、外汇等方面对金融服务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在纽约，来自大西洋两岸的汇票集中贴现，信用额度密集交易，巨量资本频繁流动。欧洲雄厚的资本经由纽约的债券市场滚滚涌入美国的实体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1792年建立的纽约股票交易所甚至比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历史还要悠久，美国重量级的公司纷纷在这里上市，每年高达数亿美元的股票在此间易手。这一切带动着金融业飞速发展，纽约很快成为波士顿和费城之后的第三大中心城市。

与其他新英格兰地区的情况迥然不同，作为一个新兴城市，纽约没有波士顿、费城、查尔斯顿等传统新英格兰大家族盘根错节的势力所形成的僵化与死板。传统家族在这个年轻城市里，并没有占到明显的优势。波士顿和费城的主流经济基本上都被老牌大家族垄断，风格严密而呆板。如波士顿的卡波特·罗威尔·劳伦斯家族集团，主要通过金融来控制纺织业，李·希金森·杰克逊家族则控制着货币市场，这两大轴心基本掌控了波士顿地区的经济。费城则有数家全国大型商业银行，被汉密尔顿家族、莫里斯家族和威灵家族垄断。这三大家族对美国商业银行体系的控制力延至今日不衰。

而在年轻且富有朝气的纽约，传统家族并没有占到明显优势。纽约出现了金融业的空前机遇，这就是诸多犹太银行家在纽约上岸，立下根基，以此为起点逐步成长为美国决定性金融力量的历史渊源。

贝尔蒙特到达纽约的时候，正好也迎头赶上1837年美国大衰退的爆发。不过贝尔蒙特与赛利格曼不在一条起跑线上，他的后盾是欧洲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庞大金融资源。贝尔蒙特甫到纽约，一出手就震惊了金融界。年仅24岁的贝尔蒙特在一片狼藉的纽约股票市场上，狂扫被低价抛空的债券和股票。而当大批纽约的本地银行纷纷资不抵债陷入破产边缘之际，贝尔蒙特大手笔注入重金，令他们起死回生。[3]1836年美国第二银行被杰克逊总统关闭后，罗家控制下的美国私有中央银行再度被废。此时的金融危机中，美国已没有“最后贷款人”来拯救濒于失败的银行系统，而贝尔蒙特的出现和出手，事实上起到了中央银行挽救金融系统的作用，24岁的贝尔蒙特居然发挥着类似今天美联储的功能。事实上，他背后强大的罗斯柴尔德金融帝国才是真正控制着美国信用和资金流动的“远程美联储”。

「纽约的上流社会」

几乎一夜之间，贝尔蒙特一跃成为纽约显赫一时的大人物。他能够调动的资金规模之大，不仅震撼了纽约金融界，也惊动了美国政府。贝尔蒙特立时成为纽约新星，频频出席各种社交活动。他既能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也能说标准的意大利语，还能说奇特口音的法语。当时被欧洲人认为粗鲁庸俗的纽约，还没有进化出一种高贵的生活品位和贵族风范，分不太清楚各种口音之间的差别，顿时将贝尔蒙特惊为天人。

彼时的纽约正处在暴发户急于寻找自身定位的阶段，社会各阶层初步形成阶级划分。纽约人开始注重自己的礼仪、穿着、社交圈子和上等派头。各种各样的礼仪培训班多如牛毛，比如教导喝汤不要出声音，在公共场合不要挖鼻孔，不要老盯着陌生人看，不要随地吐痰等等。

治理随地吐痰很是紧要。在纽约剧院里看完戏，坐在前排的女士往往发现裙子后身被后座吐的痰弄得一塌糊涂。欧洲的旅行者来到纽约，简直被这经历吓坏了，没想到纽约的社会秩序如此混乱，礼仪如此差劲，完全就是个蛮荒之地和文化沙漠。纽约的上流社会也对此痛心疾首。

此时，来自欧洲，深受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熏陶，举手投足皆不同凡响的贝尔蒙特闪亮登场了。他马上被上流社会视为典范，他的言谈举止，行为处事方式，甚至他的口音都成为上流社会男士们竞相模仿的对象。

贝尔蒙特还引领了纽约社交风气的潮流，比如他所创造出来的“漫不经心的无所谓”社交态度，在纽约上层社会被广泛效法。如果晚饭邀请时间是7点钟，贝尔蒙特很少在9点之前出现。按照贝尔蒙特的贵族态度，准时赴约不过是一种对于粗鲁人的礼貌。

贝尔蒙特在引进欧洲贵族习俗方面经常产生轰动性效果，决斗就是他的拿手好戏，超速提升了知名度和社会等级感。贝尔蒙特特别注意挑选决斗的对手，对方必须出身高贵家族。贝尔蒙特曾经挑选了查尔斯顿的海沃德家族的儿子进行挑战，起因是海沃德在一个餐馆跟女友聊天的时候，曾经八卦到贝尔蒙特的出身，他暗指贝尔蒙特是犹太人，这点激怒了贝尔蒙特。在决斗中没有人死亡——贝尔蒙特的大腿中了一枪，不过因为决斗对手是海沃德家族的后裔，这一枪就伤得很值。他在美国上流社会里的光辉形象一下就树立起来了，再加上媒体的鼓噪和公众舆论的好奇，贝尔蒙特眼疾手快地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完美贵族的品牌形象。

贝尔蒙特在纽约生意做得大而红火。欧洲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大量资本在他的运作下，源源不断流入美国国债市场。1844年，贝尔蒙特刚到美国7年，就被美国政府任命为派驻奥地利公使。美国政府看中的是贝尔蒙特与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渊源，也想离资本的源头更近一些。

贝尔蒙特如此年轻就这么有影响力，当然引起了纽约各个阶层，尤其是上流社会极大的好奇心。贝尔蒙特自己又极其不愿谈及身世和过去的经历，于是种种风言风语在上层社交界流传，说他能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如此青睐，可能是罗家的私生子。

不过，贝尔蒙特在真正的贵族眼里，只是个新富烧钱的暴发户。时尚社交圈并非上层社会，美国真正的顶级贵族阶层还是殖民地时代的大庄园领主。1629年到1640年间，荷兰的西印度公司作为最早在美国殖民的机构，把纽约附近哈德逊河两岸的土地直接分封给了这些大家族。这种分封制度在某种意义上类似欧洲的封建领主体制，大庄园领主家族具有永久的土地所有权，可以建立自己的法庭，成立执行一定政府职能的管理机构。租用土地的人将为领主提供劳役和缴纳税收。美国殖民时代并不实行王国体制，没有皇帝和国王。这种大庄园领主制度产生出美国最早的一批贵族，他们直到现在仍然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家族。当时纽约著名的重量级大庄园领主家族，包括早期的万恩、罗斯雷尔、阿斯特以及后来居上的克斯特和莫里斯，同属美国最重量级的大家族。[4]

虽然贝尔蒙特背后站着罗斯柴尔德，富甲一方，但作为新贵的小贝站在这些大庄园领主贵族面前时，还是显得心虚气短和自惭形秽。这些大家族每年都要在顶级宾馆召开几百人的聚会活动，一纸邀函是真正“上等人”的身份证。贝尔蒙特从未获过邀请，对此他大为恼怒。有一次他直接闯进了邀请委员会威胁说：“我已经调查了你们这些人的所有账户，我可以确定地告诉你们，要么我今年得到你们聚会的邀请，要么等聚会一完，我就让你们都成为身败名裂的人。”贝尔蒙特用近乎威胁的手段，强行要求加入大家族聚会。最终他如愿以偿地收到请帖。但是当他盛装前往所谓的聚会场所时，居然没有发现一个人——他成了被邀请的唯一的客人。

尽管华尔街银行家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力，但是在融入美国最顶端的社交圈子时，还是不灵。此事对贝尔蒙特刺激很大，他左思右想，决定通过通婚的方式进入核心家族圈。贝尔蒙特精心挑选自己的未婚妻，就像挑股票、葡萄酒，或者决斗对手一样，经过了家族权势和宗教背景等严格考虑和仔细筛选，最后选择了卡罗琳·佩里作为未婚妻。

佩里家族本身不是特别富有的家族，但绝对算得上社会名流。佩里家族能够给他带来的是金钱所买不到的社会地位。卡罗琳的父亲是墨西哥战争的英雄，也是后来打开日本大门，迫使日本签下了不平等条约的那位著名的佩里将军。她的叔叔是1812年美英战争中的著名将领。这次通婚大大提高了贝尔蒙特的社会地位，纽约的核心家族再也不能嘲笑他只是有钱的土大佬，贝尔蒙特的社会地位终于得到了确认。

「国债大王赛利格曼」

赛利格曼在国债销售中的作用甚至相当于美国北方军队在葛底斯堡挡住了南方李将军的进攻。[5]

————W. E. 达德，历史学家兼美国驻纳粹德国大使

作为赛利格曼家族的掌门人，约瑟夫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精确到位。他对于任何浪费时间的行为和动作，都毫无耐心，工作和生活细节中充满了运筹学的理念，在做每一件事之前，他会仔细考虑做事的顺序，按照难度、时间、交叉的程度，精确安排。他能够同时处理多种不同信息和思路，并且用立交桥的形式在大脑中构筑出复杂的计划和概念。在保证多样化处理复杂事件的高度效率和计划性的同时，他还能够在整体上做到让这些事件互不干扰，相互独立。这种立交桥式的信息处理能力特质为众多成功人士所共有。

约瑟夫性情急躁，能量充沛，身体像公牛一般强壮，从不知道疲倦。他的行为举止处处透射出威严、权威性和控制力，让人望而生畏。

赛利格曼兄弟准备进军美国银行业时，美国正处在“自由银行时代”。从1837年到1862年，随着私有中央银行——美国第二银行被废，美国开始了一段自由而混乱的银行时代，社会公众可以自由申请开办银行。当时的纽约似乎人人都可以自称是银行家，唯一的要求就是穿着打扮要像一个银行家。

从1852年开始进入银行业，赛利格曼一直从事传统保守型业务。当时美国的铁路业空前繁荣，西部大开发如火如荼，铁路和西部概念股票价格飞涨。投机者以这些股票做质押来申请新的贷款，而这些贷款又被用来购买股票，这个过程循环往复，导致整个纽约股市不断地疯狂上涨。与此同时，英国方面也大力放松银根，纽约的商业银行紧随其后，在宽松的利率环境中，金钱唾手可得，消费者挥霍无度，市场一片繁荣，投资人冒险的热情被彻底激发起来了。

当时的纽约充斥着暴发户的氛围，女人们攀比着装奢华，私人聚会较量品位档次，豪宅广厦鳞次栉比，整个社会生活充满了挥霍、攀比和炫耀。股票市场上产生的泡沫财富幻觉使得纽约人早已忘却了风险二字。股票市场上铁路公司的股价连番上涨，连很多还只是停留在图纸上的铁路，股价也从周一的25美分，疯狂飙升到周末的4000美元一股。当然，和任何一个泡沫繁荣不可持续的疯狂情形一样，所有泡沫肯定是要以破裂告终的。在泡沫破裂之前，凭着对市场的灵敏嗅觉，赛利格曼及时卖光所有股票，只留了一少部分债券。当1857年突如其来的股票大暴跌从天而降，纽约大批商业银行顷刻倒闭，唯一没有受太大损伤的就是赛利格曼的银行。

不过，1857年的衰退来得急去得也快。由于1858年加州发现大金矿，价值800万美元的黄金运抵纽约，相当于纽约银行危机前持有的黄金总量。两个月以后，纽约的黄金拥有量就上涨到了2800万美元。危机前，罗斯柴尔德通过贝尔蒙特向美国市场上一共放贷了1000万美元，当他收紧贷款的时候，造成了金融市场的崩盘。而短短一年后，由于大量黄金的涌入，罗家的1000万贷款在一天之内就被轻松清偿了。[6]

南北内战爆发后，赛利格曼家族开始和联邦政府打交道，主要是承接政府军服方面的合同。当时美国政府支付的是林肯绿币，这是一种美国政府自己发行的利息为5％的债券货币，可以直接用于流通。由于林肯绿币没有黄金作为支撑，战争初期北方又连吃败仗，很多人不愿意接受。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美国政府的林肯绿币流通量越来越大，赛利格曼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林肯绿币。但他在生产过程中以林肯绿币支付各种费用时，常会遇到麻烦。赛利格曼开始动脑筋，他计划在欧洲市场将林肯绿币作为债券销售，套取黄金。

当时欧洲市场上林肯绿币的收益率高达7.3％，如此高的收益率使得市场普遍认为北方政府情况非常不稳定，战局前景不明朗。赛利格曼将他在欧洲市场上所有能够动员的人脉关系全部发动起来，帮助他销售林肯绿币。一开始销售量不是太大，后来随着北方军事情况逐步稳定，绿币的销量也日渐上涨。赛利格曼进一步在法兰克福、慕尼黑、柏林、阿姆斯特丹、巴黎、伦敦和其他欧洲各大市场促销绿币，越到战争后期绿币销量越是惊人。随着持有北方债券的人数上升和战局对北方日渐有利，欧洲市场对北方的同情和支持也与日俱增。毕竟谁都不希望北方的债券变成废纸。赛利格曼无意之间成为美国政府在欧洲最得力的外交活动家。

美国从1862年2月到1864年6月期间，一共发行了5.1亿美元的林肯绿币和部分国债，其中有2500万卖到海外，赛利格曼一个人就包销了其中大半，并且对剩余部分的销售也贡献颇大。美国历史学家认为，赛利格曼对于美国国债和林肯绿币在海外销售起到的作用，甚至相当于美国北方军队在葛底斯堡挡住了南方李将军的进攻。其实无论欧美，在历次战争中的金融动员能力都相当于古代战争中的粮草供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交战双方的战争能力。战争永远打的是钱粮战，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至此，赛利格曼从杂货铺老板进军银行业仅仅12年！堪称创造了国际金融史上的奇迹。不过，赛利格曼在此期间受到了很大刺激，他亲眼目睹了罗斯柴尔德和其他欧洲重量级犹太银行家族在金融市场和政界舞台上呼风唤雨的能量，产生了成为国际银行家的强烈冲动。他梦想着建立一个类似于罗斯柴尔德家族那样庞大的金融帝国。

1865年美国政府准备发行另外一批4亿美元的国债，赛利格曼此时已成为华尔街犹太银行家中数一数二的领袖人物，他将后续从德国移民到纽约的新兴犹太银行家族组建成一个承销团，准备承销其中5000万美元的规模，这在当时的华尔街是个天文数字。出于种种原因没有和美国政府就承销团达成协议，赛利格曼公司就独自出面承销国债，最终他们卖出了创纪录的6000万美元！

赛利格曼顿时成了华尔街的传奇人物，在华盛顿的声誉如日中天。这场战争在成就了赛利格曼的同时，也大大削弱了贝尔蒙特的地位。林肯总统原本将债券销售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贝尔蒙特身上，但罗斯柴尔德家族更乐于看到美国分治以便从中获利，所以将国债承销折扣压得太狠，逼得林肯转向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名之辈赛利格曼。由此，贝尔蒙特在华盛顿的影响力大受冲击。

志得意满的约瑟夫准备开始实施他的伟大战略。就在南方李将军投降的同时，约瑟夫把他的兄弟们召集在一起，开始组建赛利格曼国际银行网络。他的计划基本上是罗家60多年前的翻版。赛利格曼准备建立一个以美洲大陆为中心，辐射全欧洲的银行网络。每个兄弟都被派往一个欧洲城市，威廉·赛利格曼喜欢美酒佳肴，于是被派到巴黎；亨利·赛利格曼在德国的时间最长，所以受命前往法兰克福；伊萨卡·赛利格曼是赛利格曼兄弟中第一个见到林肯总统的，他被遣往伦敦。临行前约瑟夫千叮咛万嘱咐，要尽一切努力见到罗斯柴尔德男爵，以便建立直接的商业关系。此时的约瑟夫虽然雄心万丈，战绩辉煌，但还徘徊在欧洲国际银行家的圈子之外。

「赛利格曼力撼财政部长」

尽管战后美国经济飞速发展，富有家族迅速崛起，但美国政府的财务状况却不妙。1866年，美国国库只剩大约1亿美元，而公共债务在战争中已经迅速膨胀到30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准备在重建经济的过程中，发行10到40年的长期国债来偿还短期的债务。赛利格曼作为战争期间的国债销售明星，在长债的发行上也承揽了一大块业务。

赛利格曼在林肯总统时代，跟三任财政部长的关系都不错。1869年上任的总统格兰特更是约瑟夫·赛利格曼在宾州开杂货铺时就结识的铁哥们儿。格兰特总统甚至私下找赛利格曼谈话，问他愿不愿意出任美国财政部长一职。约瑟夫虽然能力不成问题，但他不愿意出头露面，婉拒了格兰特总统的邀请。不料，后来格兰特总统任命的新财长乔治·波特威尔成了约瑟夫的对头。他们的关系一开始还不错，共同制订计划，对财政部特别是国债延展，货币稳定，建立美国政府在海外的信用等方面都达成了共识。其中两个方面的共识至关重要，第一就是美国重新恢复金属货币体系，停止林肯绿币发行；第二是战争已经结束，政局稳定，美国政府债券高达6％的利息过高。

请注意，此时的约瑟夫并没有一官半职，居然能够和财长共同讨论货币与财政政策，可见约瑟夫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力之深。比如6％的国债利息定价，涉及到30多亿美元的庞大债券市场的价格走向，赛利格曼家族作为游戏规则制定者，同时又是债券市场的大玩家，其中的利益冲突显而易见，却畅行无阻，这样的局面其实一直持续到今天。

赛利格曼家族每做出一个判断和说明，整个美国债券市场都要仔细倾听，因为每一个基点的变动，在规模巨大的债券市场上都意味着生意的成功或失败。赛利格曼家族和财长达成了共识，美国国债利息应该被确定为5％。[7]

但是当波特威尔向国会上报债券发行计划时，利息不再是两人说好的5％，而被调整成了4.5％。约瑟夫闻讯勃然大怒，波特威尔竟然没有事先通知他，就擅自将利息下调为4.5％，中间差了50个基点之多。怒不可遏的约瑟夫径直冲到波特威尔的办公室大声抗议，他认为利息太低而且降得太快，强调这么低的利息在欧洲市场是卖不动的。作为承销商，国债利息定得越高销售越容易，承销费也就越好赚，4.5％的国债利息大大提高了销售的难度，降低了赛利格曼家族的利润空间，难怪他如此愤怒。不过，波特威尔是站在美国政府的立场上看问题，下降50个基点将大大降低政府的财政支出，间接减少全体人民的税负，利国利民。作为财政部长，他也完全没有义务事先向华尔街银行家请示汇报。理论归理论，波特威尔触犯了国际银行家们定下的“潜规则”。

不要忘记，谁掌握着世界金融市场信用和资本流动的渠道，谁才是真正的游戏规则制定者！渠道为王在金融市场上更是鲜血淋漓的真理。约瑟夫作为券商敢于冲到美国财政部长办公室大吵大闹，对于中国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但在金权至上的西方，其实再正常不过。华尔街制定方针，华盛顿执行政策，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约瑟夫坚称如此低的国债利息，不仅在欧洲市场没法销售，而且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卖不动。但是波特威尔的态度不容动摇，30亿美元的国债，每节省50个基点就是节省1500万美元的政府开销，要知道当时美国财政部全部家底只有区区1亿美元！波特威尔冷冷地说：“我已经决定了，4.5％的利息非常合适。”约瑟夫愤怒得无以复加，直截了当地告诉波特威尔：“你是个笨蛋，非常愚蠢！”

为了支持他的论点，约瑟夫马上给他在法兰克福的兄弟亨利写信，让他打听德国银行家是否愿意接受波特威尔的报价，与此同时，他命令在巴黎的另外一个弟弟威廉，去了解巴黎金融市场的反应。结果巴黎的马列特、米腊博、霍廷格家族的反应与约瑟夫的完全一致，波特威尔的低息国债销售是不可能在欧洲发行成功的，5％是最低的底线。

但是波特威尔仍然坚持他的观点，拒绝向国际银行家让步。约瑟夫由于跟欧洲国际银行家取得了共识，所以也坚决不让，而且开始游说国会议员，试图让他们出面劝诫波特威尔停止“荒唐”的做法。结果波特威尔被激怒了。他抗议说，约瑟夫对政府事务的干涉是没有任何授权的，更不应该去直接干涉国会决策，很快两人的敌意就变得公开化。很明显，谁控制着国际金融市场的渠道，谁就可以要挟政府，甚至直接和政府进行对抗。

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还是美国国会作出妥协，1870年7月14日和1871年1月12日国会授权两次国债发行，总额是15亿美元。这个发行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偏向波特威尔的方案，15亿中间只有2亿按照5％的利率发行，算是给赛利格曼家族一个面子，其余部分的利息甚至比波特威尔提出的4.5％还要低，仅为3.5％。这使约瑟夫受到了重创，非常郁闷，他觉得被人利用了。其实，波特威尔找约瑟夫合作的主要目的是利用约瑟夫金融方面的专才，帮他设计出一套计划，最后他做调整的只是发行债券的利率，而其他部分仍然延用了约瑟夫的方案。作为补偿，赛利格曼家族应该拿到这5％利息的2亿美元债券承销生意，市场人士也是如此认为的，华尔街众多债券承销商蜂拥而来，找到约瑟夫要求做分销商。

谁也没有想到，美国财政部给赛利格曼家族5％国债承销额度仅1个亿，比他们期望的2个亿少了一半。1871年3月，巴黎的威廉·赛利格曼在给朋友的信中气愤地说道：“昨天晚上我被电报的内容完全震惊了，波特威尔在欧洲任命了承销美国债券的代理人，在这些公司清单中，赛利格曼甚至不在承销商之列。这与我们相信的事情完全相反，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完全是被政府玩弄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造成了这般忽视我们存在的事实，这种待遇如此之不公正，到底是因为波特威尔对我们存有私人怨恨，还是对我们缺少信心，或者竞争者使了一些阴谋诡计？”[8]

波特威尔财长也在权衡利弊，经过思考，他还是决定让赛利格曼家族进承销团，但是只是普通成员，而不享有任何特殊待遇。赛利格曼家族在受到这种“羞辱”之下，断定国债销售肯定会失败。由于他在国际银行家圈子的深厚人脉关系，他的这个“断言”果然应验了，整个债券销售情况极差。最后波特威尔甚至不得不直销没有卖出的债券。这种试图绕过国际银行家苦心经营的金融渠道的办法，在市场上遭到了国际银行家的集体抵制，大部分债券根本卖不动。无奈之下，波特威尔只能邀请赛利格曼家族加入伦敦和纽约两个承销银团。债券果然热销了。最后格兰特总统非常高兴地宣布，这次债券发行，确立了美国在海外信用的建立。

「赛利格曼：美国的罗斯柴尔德」

南北战争期间，在巴黎坐镇的威廉·赛利格曼就曾试图与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建立联系，约瑟夫自己也曾经到伦敦试图接近罗家，但是罗家保持着冷淡态度。1874年，约瑟夫向格兰特总统新的财政部长本杰明·布雷斯托申请承销价值2500万美元的新一批国债发行。自前任波特威尔发行国债不顺以来，布雷斯托希望能有一个强大的承销团来承担此次发行，他向约瑟夫强烈暗示希望罗斯柴尔德家族来挂帅承销团。

但是，约瑟夫有自己的考虑，他自己就想成为另一个罗斯柴尔德。他压住自己的脾气，很礼貌地反问，罗斯柴尔德家族进承销团的意义何在？他在提示南北战争期间，罗家拒绝协助北方债券销售一事。但此时战争已经结束10年，战时罗家的“劣迹”在人们脑海里逐渐淡去，布雷斯托仍然力主罗斯柴尔德进入承销团。

万般无奈之下，约瑟夫只好给兄弟写信道：“现在总统和布雷斯托先生都非常渴望和非常焦急地希望我们能够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一起做这次（国债）承销。就像他们所说，如果联合在一起，没有人能与我们这样一种（强大的）组合相竞争。但我担心傲慢自大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会把我们当成平等的伙伴。”约瑟夫当时的顾虑也是实情，虽然美国发展很快，自己也已成为华尔街最牛的投资银行家，但面对国际金融业的老大罗斯柴尔德，约瑟夫还是觉得心虚气短。

罗斯柴尔德作为国际金融业的霸主，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只要是不能以他们为主导的业务，罗氏机构一概不予参与。财政部长布雷斯托跟罗家直接联系上了，罗家回应也很简单，如果请罗家来做主承销的话，他们要拿到份额的5/8，然后赛利格曼和其他一些所谓的可靠银行，可以分剩下的3/8。

约瑟夫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有点气不过，明明是自己手拿把攥的生意，罗家寸功未立，上来就拿大头，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他马上去和罗家讨价还价。约瑟夫提出，如果能够把赛利格曼的名字加入承销的所有广告，与罗斯柴尔德的名字一同出现，那么他可以考虑罗家的条件。毕竟和罗斯柴尔德的名字一起出现在承销团的广告上，这标志着赛利格曼家族正式进入国际银行家的核心圈子，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少赚点钱倒在其次。

罗斯柴尔德的回答简单利落：不行。罗家根本就没有考虑广告的问题，不过现在既然赛利格曼提出来了，这个问题就必须要说清楚。罗家的态度毫无回旋余地，赛利格曼家族的名字不能出现在广告中，一点都不行。此时的约瑟夫既恼怒又紧张，他给伦敦的兄弟伊萨卡的信中说道：“如果到下个星期，罗斯柴尔德家族还不接受我们的名字上广告与他们家族的名字并列的话，这时我们就要把这个问题升温了，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施加压力。因为我不相信布雷斯托能够忽略我们，而把这么大一笔贷款只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竞标中能够超过我们，但是我们可以为美国政府所用，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却不行。”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回复布雷斯托的信中说道，罗家可以考虑把赛利格曼的名字放在广告上，前提是赛利格曼同意拿更小的承销份额：2/8。约瑟夫权衡利弊，左思右想，他认为从声誉地位的角度看，如果赛利格曼的名字能够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名字并列，产生的品牌效应和潜在的商业价值将非常巨大，似乎值得一搏。但他还是心有不甘，希望能够多拿一点点份额。于是他再次提出一个新报价，向罗家恳求，能不能比2/8稍微再多一点点，如在2/8和3/8这样一个范围之内，具体说就是31.25％。如此婆婆妈妈的纠缠让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不耐烦，答复道，如果约瑟夫愿意的话，可以拿28％的发行份额，然后把他们的名字放到广告上，当然这个名字是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后面。

约瑟夫经过再三考虑，终于还是妥协了。他在给伊萨卡的信中说道：“到目前为止，我们至少能够跟罗斯柴尔德家族一起来竞标，尽管我们28％的份额是小了一点，但我还是决定同意。”

伦敦的伊萨卡·赛利格曼就是带着这样一个条件，作为赛利格曼家族的代表，满怀敬畏和紧张去拜见罗斯柴尔德。伊萨卡见过大世面，早在10年前的1864年，他就成为了美国总统林肯的座上宾。不过他此时见罗斯柴尔德的心情比见林肯总统时更要紧张和复杂。伊萨卡要见的罗斯柴尔德男爵就是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此公也是一个倔人，他进入英国议会已经8年但一直拒绝宣誓。因为在宣誓时，他坚持使用《旧约》而决不用《新约》圣经，这一做法违背了英国议会的传统，在英国议会中形成很大的争议。双方僵持不下的结果是，莱昂内尔在英国议院做了15年议员，始终没有说任何一句话。莱昂内尔的强势性格可见一斑。

伊萨卡在一个星期六造访了莱昂内尔。按照犹太教规，星期六是不能工作的。莱昂内尔对来访的伊萨卡说道：“我是一个比你更好的犹太人。因为你星期六还要做生意，我星期六是不做生意的。”这是莱昂内尔表达轻慢的方式。伊萨卡环顾了一下房间，他看到莱昂内尔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摞文件，就回答说：“男爵殿下，我认为您在星期六这一天做的生意比我一个星期都多。”高手过招，点到为止。

当天晚上伊萨卡在给约瑟夫的信中说道，老罗斯柴尔德态度还算比较友好，如果他愿意的话，双方的关系可以拉得更近一些。现在伊萨卡终于打破了罗斯柴尔德的坚冰，进入了国际银行家的核心圈子。约瑟夫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写了3页的回信，极尽溢美之辞称赞罗家。他让伊萨卡务必让莱昂内尔读到这封信。在信中，约瑟夫半掩半露地向罗家抛绣球，试探说罗家若在纽约与自己合作，会强于与贝尔蒙特那样的人为伍。他大力自荐各方面的能力和才干都远远高于贝尔蒙特。

赛利格曼家族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联上手之后，还取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得到了极大的心灵满足。他在给伊萨卡的信中写道：“这回摩根和左格索家族表现得非常嫉妒，一方面是我们拿到了这笔生意，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跟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合作让他们明显地有醋意。”

1874年秋，莱昂内尔请伊萨卡·赛利格曼到他的办公室，向他传递了一个消息，5500万美元的美国国债即将开始销售，罗家建议承销团应该由罗斯柴尔德、摩根和赛利格曼三个银行家族联袂组建。这也是第一次贝尔蒙特既作为罗斯柴尔德，又作为赛利格曼两家银行共同的代理人登台。伊萨卡毫不迟疑地同意了，这意味着赛利格曼从此正式跻身全世界最为强大的金融圈子。

此时，在纽约和欧洲形成了罗斯柴尔德、赛利格曼、贝尔蒙特和摩根四位一体的国际银行家族大联盟。此联盟成功而强势，以至于1880年前后，整个华尔街都在抱怨伦敦、德国这些银行家基本上垄断了整个美国的债券在欧洲的销售。当然，他们的确几乎全部垄断了美国债券在欧洲的销售。这个时候赛利格曼开始被人们称为“美国的罗斯柴尔德”。

自从林肯绿币发行以来，国际银行家视林肯搞的货币改革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1877年，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来到华盛顿与财政部长谢尔曼商议如何废除林肯绿币，约瑟夫和贝尔蒙特是其中的主力。谢尔曼请他们两人各自拿出一个计划书，内容就是如何帮助政府平衡预算，滚动政府债务。两位高人随即分别提出了建议，不约而同地主张最终废除林肯绿币。

一个星期以后，谢尔曼给约瑟夫捎了一个口信，称赞他的计划非常出色，也是最为精密而实用的，将被政府采纳。这个计划的核心就是为林肯绿币建立40％的黄金储备，用金币来支付林肯绿币的利息。这一方案实际上将林肯绿币发行跟黄金锁在了一起，其实质是限制政府发行货币的权力，同时又不事张扬，这是一个精巧高明的设计。货币与黄金挂钩，而黄金被罗斯柴尔德家族牢牢地控制着。世界上但凡实行金本位的国家，其中央银行并非是最后的货币权威，掌握着世界黄金矿产、交易和流向的罗家才是它们真正的后盾。黄金作为货币具备天然的优势，如何打破黄金的垄断才是问题的要害。

1881年7月2日，刚上任不久的美国第20任总统加菲尔德在首都华盛顿遇刺，被送到白宫医治，病情一度稳定下来。9月6日，为了“避暑”，加菲尔德总统被送到了赛利格曼在新泽西的别墅中“透透气”，结果病情日益恶化。9月19日10点35分，加菲尔德总统在赛利格曼的别墅去世，总统在赛利格曼家中住了大约13天。[9]

这是一段极为罕见而存疑的历史，遇刺的美国总统加菲尔德并不是死在医院，也不是逝于白宫，最后去世之处是在赛利格曼的家中。美国总统一般不应该，也不会到某个私人家中去治病，他要么留在医院，要么待在白宫，特别是总统在遭到刺杀的情况下，安全更是第一要素。这应该是一个“不合常规”的安排。加菲尔德总统和杰克逊总统一样，都是美国私有中央银行制度坚定的反对派，而赛利格曼和其他国际银行家族显然是私有中央银行最有力的鼓噪者。

「赛利格曼：真正的“巴拿马之父”」

约瑟夫·赛利格曼死后，他的弟弟杰西·赛利格曼成了家族银行的新掌门。随着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用运河连接两大洲的想法变成了现实。一个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构想随即出台——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巴拿马开凿一条巴拿马运河，把大西洋和太平洋连接在一起，将大大缩减从太平洋到美国东海岸的运输距离和时间。毫无疑问，这一设想具有重大战略价值。

杰西·赛利格曼就是项目的主要推手，他帮助筹建起法国巴拿马运河公司来具体运作此项目，赛利格曼银行负责公司的股票发行。当时的法国公司极其渴望用赛利格曼家族品牌进行融资，不惜一次性支付30万美元作为特殊的品牌使用费。巴拿马公司的承销团很快在美国建立起来，赛利格曼、左格索、摩根联手作美国股票发行的承销商。在法国负责销售的是赛利格曼的法国分支和巴黎银行。

最初估算建造运河的成本为1.14亿美元，股票发售总额将达到6亿美元，资金看起来绰绰有余。运河建成后归法国政府来管理。当然此事在美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批评该项目引进了欧洲的强权，控制了至关重要的水道，批判赛利格曼出卖美国利益。另一方面，美国多年以前就想在中美洲的尼加拉瓜修建运河连通两大洋。从地理位置来看，尼加拉瓜距离美国更近，如果通过尼加拉瓜湖建立连通水道，更合乎工程建设的实际考虑。在1873年经济危机之前，一直有美国公司在做前期的勘探工作，只不过危机使整个项目陷入了停顿。此时这两个项目方案不相上下，变成了重大的政治问题。

赛利格曼和摩根家族力挺巴拿马运河方案，美国部分媒体开始痛批他们把美国利益出卖给法国，另外有些人声称这是犹太人的一种阴谋。赛利格曼在纽约报纸上声称，这是一个私人项目，完全跟国家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公司的运作将会得到上好的回报，加之工程中的机器设备都将从美国购买，将确保美国的最大利益。随后，著名的法国英雄德·勒瑟普被隆重推出为修建苏伊士运河的负责人。由于是德·勒瑟普主持修建工程，巴拿马运河公司股票在法国销售完全没有碰到问题，在美国市场也卖得一帆风顺。最初的股票发售还被超额认购。

开挖工作即将开始，德·勒瑟普一开始决定修建一座与海平面同等高度的运河，这样就不必使用船闸，大约需要7年左右的时间。他和工程师们已经考察了当地的山区和峡谷，包括瀑布等等自然环境。1884年，尼加拉瓜政府和美国签订了运河条约，如果顺利建成，中美洲将会出现两条平行的运河。运河开挖之后，德·勒瑟普很快碰到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觉得不得不新建船闸，两边水位之间可能会有落差。在船闸问题上，他又挣扎了2年多时间，最后经过了9年的建设，花光了4亿美元的费用，足足是当初预算的4倍。但是运河工程连1/3都没有完成，整个项目陷入了严重的困境。法国英雄被解雇回家了，美国国会开始组织委员会调查，为什么美国投资人花了这么多钱，在运河上遭受了这么大损失，而像赛利格曼和摩根这样的银行家却通过股票承销赚了这么多钱。委员会经过调查，发现杰西·赛利格曼原本打算安排自己的老朋友、前美国总统格兰特担任运河委员会的主席，工资是年薪2.4万美元，但是格兰特拒绝了这个职位，于是杰西找到了哈耶斯总统的海军部长汤普森。汤普森辞去海军部长职务，接受了这个工作。

调查还发现，赛利格曼还跟众多机器设备商达成了各种协议和合同，这些都构成了国会调查中的利益冲突问题。在接受调查的时候，参议员询问杰西·赛利格曼，为什么汤普森这样的人会被选为运河委员会的主席：“他并不是一个伟大的金融家，对吗？”杰西回答说：“不，但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律师。”参议员接着问：“你曾经把这个位置提供给格兰特将军，他是个伟大的战士和一个大众崇拜的偶像，但他不是一个伟大的律师或者金融家，或者伟大的政治家，对吗？”赛利格曼平静地回答：“格兰特将军是我的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我永远都会特别照顾我的朋友。”

汤普森作为海军部长，在约瑟夫去世后几天，给杰西写了一封信，赛利格曼希望将这封信加入调查的材料中。该信提到：“在我的官方任职期间，我有幸比较了解约瑟夫的个性，我与你们家族银行的第一次接触就是通过他，时间在1877年夏天，当时海军部正好在我的管理之下。彼时海军部的财务状况让人尴尬，主要是欠了贵家族银行几十万美元的债务，而且债务数量不断增加。当时海军部无力偿还整个债务，甚至清还其中大部分都是不可能的，此事已经给政府造成极大的困扰和尴尬，也对海军部的服务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影响。当约瑟夫·赛利格曼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他立刻建议把全部债务展期到下一个财年，并且允许（海军部）继续借债。他的提议非常具有爱国主义精神。我当时充满了感激，接受了他的提议，这样我们的海军部才度过了最为困难的时期。”

这个条子写得及时而有力，拯救了处于舆论困境中的赛利格曼。最终国会调查没有发现赛利格曼等人有什么错误行为，但此事对赛利格曼家族的声誉和华尔街的形象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于是国会决定立刻开始修建尼加拉瓜运河。[10]

正在双方对运河走哪条线进行激烈争吵的时候，赛利格曼找到了国会的内线朋友，其中包括马克汉纳参议员——研究确定运河线路委员会的领导者。赛利格曼请求马克汉纳参议员提议国会暂时先不要做决定，直到他们这个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提交。参议员答应了，国会也同意再等一等。但是结果令赛利格曼大失所望，委员会调查的结论是完全倾向选用尼加拉瓜线路。绝望之中，赛利格曼家族在巴黎找到了一个名叫菲利普·邦内弗瑞拉（Philippe Bunau-Varilla）的人来进行游说活动。[11]

菲利普从10岁时就梦想在巴拿马开凿运河，当听到德·勒瑟普在苏伊士开挖运河成功之后，他的想法愈加强烈了。当赛利格曼找到他，菲利普毫不犹豫地同意接受这个工作。此人后来到了美国，开始到处进行密集演讲。可惜菲利普在美国几个月的游说还是不管用，国会最后仍然一致投票支持走尼加拉瓜线路。在赛利格曼的大力支持之下，菲利普进入了最后关键性的游说活动，试图扭转参议院的决定。菲利普几乎是近于疯狂地游说巴拿马线路的优势，举行了多场激情洋溢的演讲。这种激情实在过分夸张，以致让法国驻美使馆认为菲利普已经疯掉了，紧急通知菲利普在巴黎的兄弟。他的兄弟急急忙忙从巴黎赶到美国，发现菲利普完全无法平静下来，在巨额金钱的刺激之下，菲利普已经进入了偏执状态。

正在这个紧急而微妙的时刻，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出现了，圣文森火山爆发了。圣文森火山在西印度群岛，火山爆发使数千人丧命。在此之前两天，一个号称是死火山的皮利火山也爆发了，死亡3000多人。尼加拉瓜有火山，巴拿马却没有。菲利普突然灵光闪现，像被注入了大剂量的兴奋剂，马上冲向邮局，在邮票专卖店里，找到了一枚5比索的尼加拉瓜邮票，这枚邮票上正是一个浓烟滚滚的火山喷发景象。菲利普如获至宝，立刻买了90张火山喷发的邮票，把它们贴到信纸上，然后把这90张邮票寄给了每个参议员。他随信指出，邮票上的画面就是尼加拉瓜地区有火山喷发的历史证据。此时正是参议院最后投票表决的前三天。赛利格曼和菲利普在焦急等待之中度日如年。参议院最终投票以8票之差倾向了巴拿马线路，赛利格曼欢欣雀跃。菲利普立刻买了更多的火山邮票，寄给了所有众议员，很快众议院也开始调整原先的立场。

赛利格曼和菲利普还没来得及庆祝，又面临着一个更严重的新问题。巴拿马当时是哥伦比亚的一个省，哥伦比亚政府已经改变主意，不愿提供运河通道。菲利普马上对哥伦比亚施加压力，使用了大量金钱游说哥伦比亚政府官员，但是哥伦比亚议会还是否决了运河条约。如果哥伦比亚不批准巴拿马建运河的话，赛利格曼就白忙活一场，一切努力都打了水漂，包括救命稻草火山邮票。

近乎绝望的菲利普找到赛利格曼哀叹：“我们全输掉了，什么也没有剩下，除非让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但那将意味着一场革命。”杰西·赛利格曼反问菲利普，需要花多少钱才能制造一场革命？菲利普明白了赛利格曼的意图，立即召集一帮巴拿马的分裂主义分子讨论革命的计划，并着手核算革命的成本。巴拿马分裂分子坚持认为，他们需要至少600万美元来支付给当地的游击队。菲利普赶紧向赛利格曼汇报，600万美元是爆发革命的最低成本。赛利格曼觉得报价高得离谱，给了个底价，10万美元，而且必须是一场彻底的革命。巴拿马分裂分子爽快地接受了这个条款。

菲利普得到巴拿马分裂分子承诺后，飞快地跑回赛利格曼的办公室，就在银行合伙人的办公桌上，起草了巴拿马独立宣言和巴拿马宪法。然后他搭上了华盛顿的一趟火车，去见老罗斯福总统，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说：“我告诉罗斯福总统，要求他答应我一个条件，当革命爆发的时候，美国的战舰会出现在巴拿马附近，以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利益。这个美国利益里面也包括赛利格曼的利益。总统只是看了看我没有说任何话，当然，美国总统不可能给我这样一个许诺，特别是对一个像我这样的外国人。但是他看了我一眼，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换句话说，老罗斯福总统已经默许了这件事情。

1903年革命爆发时，美国的战舰纳西威尔号确实赶到了巴拿马监视着革命的进展情况。纳西威尔号战舰的出现可以被视为美国方面对巴拿马分裂分子的道德支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威胁哥伦比亚政府放下武器，让巴拿马独立的作用。这一时刻标志着赛利格曼的伟大胜利。赛利格曼家族为了感激他们的功臣和朋友，给菲利普安排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工作。菲利普·邦内弗瑞拉作为一个法国公民，被任命为第一任巴拿马共和国驻美国的大使。[12]

此时的国际银行家们，已经有能力制造一场重大革命、国家分裂或者战争，来实现他们自身的利益。巴拿马也就这么奇妙地独立了，事实上，赛利格曼家族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巴拿马之父”。

「希夫的时代」

雅各布·希夫的家族也是起源于德国法兰克福的犹太家族，但他的身世与赛利格曼大相径庭。希夫家族可称得上是犹太人中的名门望族。根据犹太百科全书上记载，希夫家族最早可以追溯到犹太民族的源头。希夫家族在法兰克福这边的分支可以一直追溯到14世纪。实际上雅各布·希夫甚至把他的祖先一直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左右，直达所罗门王谱系。希夫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渊源极深，两家有着上百年的交情。18世纪后期，希夫家族一度和罗斯柴尔德家族是邻居，共同拥有一栋多层住宅。雅各布·希夫经常说：“我承认，尽管我们家族不像罗斯柴尔德家族那么有钱，但我们是更加正统和高贵的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被公认为是一个极能赚钱的家族，但是希夫家族不仅出了多位成功的银行家，还出了不少出色的学者和宗教领袖。希夫家族的历史要远比罗斯柴尔德家族更为悠久。[13]

雅各布·希夫绝非凡夫俗子，而是一个胸怀大志、才华出众、老谋深算、机敏干练的新一代犹太银行家。他从小就对自己的目标异常清晰和执着，18岁时就瞒着父母借口到伦敦旅游，其实在离开法兰克福之时，他就已经准备好独自一人去纽约考察一圈。当他母亲不断接到他从伦敦发来的信件时，希夫本人早已到了纽约。随身带着500美元的希夫很快找到了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大家决定成立一家股票经纪公司。当准备正式签署协议时，才发现希夫还不够法定年龄。后来，希夫支配欲极强的个性导致他无法与别人合作，他选择了回德国寻找新的机会。

回德国时，他见到了沃伯格家族的保罗和菲利克斯两兄弟，他们给希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4]这一次见面对于未来的整个华尔街，甚至全世界的金融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德国，希夫结识了亚伯拉罕·库恩。库恩和雷波在华尔街成立了库恩雷波公司之后，由于思乡心切，回归法兰克福。库恩一见希夫，就觉得这个年轻人与众不同，建议希夫到纽约加盟库恩雷波公司。于是希夫很快又回到纽约，正式加入了库恩雷波公司。这一年是1873年，希夫正好26岁。

希夫到了纽约之后，深受美国蓬勃的发展形势和整个国家欣欣向荣的局面吸引。美国内战以后，随着铁路工业大发展，铁路合并、破产、重组给华尔街创造了巨大的商业机会。1870年前后，铁路公司的股票和债券是除了国债之外最大的市场，成为华尔街利润的重头戏，构成整个美国股票交易市场85％的成交量，同时在欧洲也兴起了对铁路股票和债券的极大兴趣和热情。美国铁路债券和股票在法兰克福、伦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销售获得了巨大成功，创造了一大批银行家富豪。当时华尔街的领军人物自然是约瑟夫·赛利格曼，但他在铁路方面的投资一直很不顺利。

希夫仔细研究了赛利格曼在铁路投资方面的每一个步骤，很快就发现了赛利格曼的失招之处。赛利格曼实际上对铁路怎么生产，因何兴起，如何运作以及具体运营事务完全不感兴趣，他只把铁路作为一个盈利的手段和目的。但希夫不一样，希夫在投资铁路之前，首先要使自己成为铁路方面的专家。

希夫准备进军铁路行业。他先担任了多家铁路公司的董事，深入了解铁路运作中间的每一个细节，比如铁轨铺设的所有过程，铁路仓储，铁轨生产流程，运输状况等。他在考察时，还喜欢向工作人员讨教，从技工到工程师，从普通蒸汽机添煤工到高级管理人员，甚至包括管刹车的工人，都一一进入他的雷达。希夫仔细询问各种问题并认真记录，试图了解整个铁路运输的所有细节。很快希夫就成为铁路方面的权威专家。

正是由于希夫严谨务实的态度和对铁路运作细节的深刻把握，使他对铁路公司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什么样的金融工具和怎样的金融服务具备了专业化的判断能力。希夫对于铁路公司内部运作了如指掌，可以把铁路管理运作方面对金融的需求，准确而有效地转化成华尔街的投资产品，同时结合对各种融资工具的渠道、节奏、时间和火候的把握，希夫在铁路金融领域的优势无人能出其右。

从1873年到1900年，在近30年的时间里，铁路完全主宰了美国的金融业。希夫跟随这个行业跳跃性发展，逐步把库恩雷波公司从一个小规模投资银行，转变成主宰美国铁路金融的巨头。连摩根这样的重量级银行家，都不得不叹服希夫的能力，尤其是他对金融和铁路专业知识结合的细节把握。

希夫成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能够跟欧洲的国际银行家直接和有效地进行沟通。正是来源于欧洲的庞大资金和欧洲国际银行家的鼎力支持，希夫的工作才能畅通无阻。

就金融影响力而言，此时希夫已大大超越了他的前辈赛利格曼。赛利格曼虽也投资铁路，但始终不懂铁路的商业模式。华尔街的金融家认为铁路的商业模式背后其实是地产商机，大家与其说是关心铁路，不如说是关心铁路背后的土地投机。根据美国相应的法案，沿着铁路线周围一定范围之内的土地归铁路公司所有，用土地来进行融资，融资完毕即进行铁路建设。因此华尔街爆炒铁路股票和铁路债券，很大成分是看中了沿铁路线周边的土地开发和土地投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铁路热背后是土地开发热。包括赛利格曼在内的金融家其实并不关心铁路本身，他们只是把铁路当做一个炒作题材。

而希夫的看法更深一层，他认为铁路线实际上是在一片土地上打开一个通道，这些土地向各行各业的开发者出售，从而将各种各样的生产、加工、贸易活动集中到铁路沿线。正是这种商业活动创造了铁路运输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支付了铁路的建设成本和运作成本，并为铁路创造效益。这才是铁路金融的精华。

希夫在介入太平洋联合铁路项目时，前前后后做了4年的调查。希夫对这条铁路线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开始仔细琢磨的时候，太平洋联合铁路陷入了巨额债务危机，仅欠美国政府的债务就高达4500万美元，并且还要加上6％的利息。这些未付的利息积累了近30年，铁路线总的长度从8000多英里减到了4400英里，各种压力包括其债务情况已经使这条铁路看起来毫无生机，完全没有生存的可能了。华尔街人人看死这个项目。希夫找到当时已经成为赛利格曼之后华尔街主宰的摩根。摩根明确表示他对这条铁路不抱任何希望，可以让希夫放手一试。

日后的事实证明，摩根犯下了一个重大战略性错误。得到摩根的默许后，希夫开始了庞大的动员工作，并悄悄买进太平洋联合铁路的股票和债券。不久，他就发现似乎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阻挡他的计划。国会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件在推延这个项目的进展，媒体突然变得对此项目颇有敌意，在欧洲的债券持有者也迟迟不对这个项目开绿灯。希夫反复琢磨，认为只有一个人有足够的力量来为此事设置障碍。起先他怀疑是摩根从中作梗，于是找到摩根问他是不是改变了主意。摩根说：“我既然同意了，肯定放手让你去做，我可以帮你找到是什么人在阻挡此事。”几天之后，摩根挖出了幕后潜伏者：哈里曼。哈里曼是一个铁路运营方面的天才，希夫在与哈里曼进行了一番交手之后，双方同意合作。[15]但是太平洋铁路项目规模超大，希夫很快就意识到，必须要借助欧洲的资本，才能够使这个项目起死回生。

希夫找到一个儿时的朋友，此人就是当时在伦敦同罗斯柴尔德家族关系密切的重量级人物，恩内斯特·凯瑟尔爵士（Sir Ernest Cassel），恩内斯特本人也是具有传奇色彩的重量级金融家。恩内斯特爵士主要负责跟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其他国际银行家进行资金的联络和调度。

约瑟夫·赛利格曼在美国白手起家，奠定了犹太银行家在华尔街的地位，而希夫进一步打造出一个主导美国金融界的庞大势力集团。希夫和恩内斯特爵士联手，希夫能够及时准确地得到伦敦和欧洲金融市场一举一动的信息，特别是各大家族资金调运往来的情报。正是在伦敦的恩内斯特爵士的帮助之下，3天之内希夫和哈里曼就收到了4000万美元出自欧洲的担保和认购。已经沉寂多年，看似最后必然走向破产的太平洋联合铁路项目起死回生了。

到1897年11月2日，希夫和哈里曼集团正式收购太平洋联合公司股份。太平洋联合铁路在希夫和哈里曼的运作下，取得了到那个时代为止，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工业项目的巨大成功。它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和利息，还创造了史无前例的2.1亿美元的利润。除此之外，更创造出至少不低于20亿美元的资产。这个时候摩根才后悔不迭，觉得放弃此项目就是错过一只下金蛋的鸡，确实是个战略错误。

1895年，应希夫之邀，保罗和菲利克斯两位沃伯格家族的悍将也来到纽约加盟库恩雷波公司，使德国的沃伯格家族和美国的希夫家族结成了紧密而强大的联合体。希夫的女儿嫁给了菲利克斯，雷波的女儿嫁给了保罗。库恩雷波公司的另一个合伙人沃尔夫的女儿嫁给了奥突·凯恩，这个凯恩是斯佩尔家族的骨干，后来加入库恩雷波公司成为希夫的接班人。库恩家的儿子娶了雷波家的另一个女儿。经过四重联姻，库恩雷波公司将沃伯格、希夫、雷波、库恩、凯恩、沃尔夫家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欧美犹太银行家族中，人脉最密集、人才最鼎盛、声势最浩大的犹太银行家族集团军。

从这个集团军出来的人物非同寻常，几乎个个都是能够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超级大鳄。沃伯格家族的老大麦克斯，乃是德国威廉二世的金融顾问，代表德国参加凡尔赛和谈，“一战”后主导着德国财政金融大权，是德国帝国银行董事，希特勒的“财政沙皇”沙赫特的幕后大佬，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末的近40年中，对德国的政治、经济、金融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老二保罗，美联储的总设计师，美国金融的决策者之一，属于美国最重量级的银行家之列。老三菲利克斯，20世纪初华尔街最具影响力的库恩雷波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华尔街大佬之一。老四弗里兹，德国汉堡金属交易所主席，“一战”后期曾代表德国与沙俄秘密媾和。[16]奥突·凯恩，希夫之后华尔街犹太银行家的领军人物，1919年他在长岛修建的豪宅占地1.8平方公里，居住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127个房间，是当时美国第二大豪宅。雅科布·希夫领导下的库恩雷波公司进入了全盛时期。

「希夫与日俄战争」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当时雄心勃勃准备打垮俄国，但是很快发现俄国军队的战斗力强悍，日本的战争经费渐渐捉襟见肘，难以应付。为了筹集战争费用，日本正金银行的副总裁高乔是清爵士来到伦敦拜见国际银行家们。

来到伦敦，高乔是清的初衷是向罗斯柴尔德家族请求帮助承销日本战争债券。日本开口提出区区500万英镑的融资规模，罗家连眼皮都懒得翻一下。要知道，早在30年前的普法战争赔款债券承销中，罗家仅用两年就筹集了50亿法郎（约合2亿英镑）的庞大资金。尽管英国当时是日本最大的政治和商业伙伴，但是伦敦方面的银行家并不认为日本有取得战争胜利的可能性，因此日本的融资计划在伦敦受到了冷遇。

郁闷之中的高乔是清在宴会上遇见了正在伦敦办事的希夫，高乔是清向希夫大吐苦水，希夫一边听一边打着自己的算盘。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壮大，美国的金融力量正在崛起，虽然希夫在华尔街也是一号响当当的人物，但在伦敦连摩根这等角色都得小心翼翼，看着伦敦金融城大佬们的脸色说话，希夫明白自己的分量与伦敦城国际银行家大佬们还相去甚远。但是，日本确实是一个新的市场，既然大佬们瞧不上，华尔街新贵们或许还是有兴趣的。而与认为日本必败的伦敦金融家们不同，希夫认为，日俄战争的战场远离俄国的经济重心，却在日本的眼皮底下，再加上沙皇宫廷的腐败和沙皇制度的腐朽，正处在上升期的日本有极大的可能性击败俄国，于是希夫答应高乔是清在华尔街帮助日本筹集日俄战争费用。希夫愿意出手帮助日本还有一个原因：沙俄对犹太人的迫害，使得希夫认为沙俄是人类公敌，他甚至主张和鼓吹要用武装革命推翻沙皇。凡是能打击俄国的事情，他都愿意帮忙。

此时，希夫基本上是单枪匹马在为日本打仗融资，在这样的情况和形势之下，希夫不得不团结以前的竞争对手摩根家族和乔治·贝克共同组成一个银团。在大家商议之后，又将洛克菲勒财团也拉了进来，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能够从伦敦以外的金融市场获得融资。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一共获得了3笔大规模的贷款，这3笔贷款背后都是希夫的杰作。[17]正是这3笔贷款的资金注入，使得日本的战争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成为日本最后能够取得日俄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日俄战争之前，欧美列强普遍认为日本在亚洲还算是个小霸主，但是根本无法和英、美、德、法、俄等世界列强相提并论。日本的胜利震撼了欧美强权，也使得希夫在国际金融市场声誉鹊起，他的战略眼光令国际银行家圈子刮目相看。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邀请希夫在白金汉宫共进午餐，日本天皇也邀请希夫到日本皇宫共进午餐，这是日本天皇的最高礼遇，在希夫之前，还从未有外国人得到这样的殊荣。希夫是一个新花样层出不穷的人，在日本皇宫跟天皇共进午餐的时候，他突然向负责礼仪的日本官员提出，希望向天皇敬一杯酒。日本礼仪官吓得脸色苍白，赶紧颤抖地劝希夫不要这么做，因为外国人给天皇敬酒这种事从未在日本宫廷中发生过，日本官员害怕天皇误解而震怒。希夫却固执己见，站起身来，举起酒杯致辞：“首先为天皇干杯，祝天皇在他的臣民心目中、在战争的硝烟里、在和平的岁月时，永远是日本的元首。”希夫说完这段话之后，天皇看起来心情还不错，所有人提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希夫作为尊贵的客人被邀请到高乔是清男爵家作客，希夫正巧坐在高乔是清15岁的女儿身边。他随口说道：“你应该到美国来参观和学习一段时间。”希夫这个人平常为人严肃，随口一说的神态也像在华尔街发号施令一样，自己并没放在心上。但是第二天早晨，高乔是清亲自来到希夫的公寓门口，对希夫深鞠一躬后说道：“尽管对一个这么年轻的日本女孩来说，离开她的祖国，在这样一个幼小的年纪就去做如此长途和艰难的外国旅行，在日本是非比寻常的一件事。但是因为你已经证明了你是日本人的朋友，我同意让自己的女儿跟你一起到纽约去。”但是他希望希夫能够理解，他不希望女儿在美国待的时间超过三年。希夫随口的一句客气话，居然被日本最重量级的银行家当成了华尔街的命令。希夫是一个言出必践的人，他果然带着高乔的女儿一起返回纽约，而且在三年期满时如约将高乔的女儿送回。从此，日本傍上了华尔街的大款。

「新圈子与老圈子」

在1840年之前，全美国只有二十几个富豪家族资产超过100万美元，500万美元以上的超级富豪不超过5个家族，这些家族几乎全是殖民时代大庄园领主的后裔。当时的纽约还算不上太富裕的城市，可能除了莫里斯家族之外，其他所有的新兴家族，都要靠贸易来维持生计。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富豪阶层大量出现，仅仅在纽约一个城市，就有数百个家族的资产超过了100万美元。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蒸汽机、铁路、纺织、机械、钢铁、军工、石油、电报、电话等新兴行业爆炸性增长，使美国财富的创造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

在纽约，由于新兴家族财富猛增，很多传统大庄园领主的家族面临着极大挑战。这些老牌家族虽然在社会上拥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力，彼此之间的价值认同取向相对稳定，但他们的财富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赶不上新兴家族膨胀的步伐。新贵族和老前辈之间形成了越来越强的共识，就是需要对上流阶层进行重新定义。纽约的麦卡利斯特家族率先提出，纽约传统的贵族阶层和新兴的贵族阶层，必须实现大联合。如果说老贵族的代表是莫里斯家族，那么新贵族的核心就是范德比尔特家族。在麦卡利斯特看来，这些新老贵族需要达成一种共识，从而形成一个固定的上流社会圈子，这个集财富、权势与高贵传统于一体的圈子，将把社会上各种所谓投机者、暴发户、傻富低俗之流挡在高贵优雅的上流社会之外，以免污染和侵犯了社会“最精华的部分”。

麦卡利斯特和后来阿斯特夫人搞的所谓“400人圈子”中间没有包括犹太人，这激起了华尔街犹太银行家的强烈反弹。以他们富可敌国的财力而言，犹太银行家在美国金融领域的地位无可置疑，这一点美国社会的新老贵族都承认。但是在社交圈子和上流阶层中，由于宗教和传统的偏见，仍然没有形成对犹太人宽容态度的共识。甚至直到今天，依然能在美国社会找到歧视犹太人的痕迹。

在美国的犹太人中，其实也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等级。其中高等的犹太人就是所谓的“赛法迪犹太人”（Sephardi Jews），他们这一分支起源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地区，大约在1654年前后到达美国。赛法迪犹太人到达美国的时间，甚至比大庄园领主家族还要早。这些犹太人的文化传统与19世纪陆续来到美国的德裔犹太人不太一样，他们的很多宗教传统和生活习俗秉承了中世纪保留下来的独特风格。[18]赛法迪犹太人往往认为他们是美国犹太人中间最高贵的一个阶层。他们与美国的大庄园领主家族圈子基本能够相互认同。

第二个犹太阶层就是以赛利格曼、贝尔蒙特、希夫、沃伯格、斯佩尔、雷曼、高曼、赛克斯、古根汉姆、库恩、雷波等为代表的德裔犹太新贵家族，他们都是在19世纪30年代陆续从德国移民美国的，其中除了希夫和沃伯格之外，多数人在德国时并无显赫家世，往往是从小商贩起家，然后陆续自50年代开始进入银行业，随着美国经济崛起而迅速积累了惊人的财富，基本上是在南北战争前后二三十年的时期里，在金融领域迅速发家致富，其速度大大超越了在欧洲的犹太银行家族。

美国银行体系分成两大派系，一派是商业银行体系，师承汉密尔顿的金融思想体系，主要以新英格兰地区传统大家族为核心，垄断美国大型商业银行系统直至今天。另一派则是以犹太银行家为主体的投资银行体系，特别是德裔犹太银行家构成了华尔街的中坚力量。[19]他们以票据交易、股票上市、债券承销业务为核心。如果说商业银行是创造信用的源头，相当于人体造血和供血的骨髓与心脏，那么投资银行就是疏导资本和信用的渠道，就如同人体的主动脉和静脉，以及遍布全身的毛细血管。当私有的中央银行建立后，商业银行心脏供血的功能被转移到了传统大家族和犹太银行家族共同控制的中央银行手中，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局面。繁荣时，两派人各做各的生意，井水不犯河水。危机时，则相互倾轧，力求自保，有时联手胁迫政府救助。中央银行为两派的协调机构，而政府充当最后的买单人。

犹太人中的第三个阶层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东欧和俄罗斯移民到美国的东欧犹太人。以纽约为例，1870年纽约的犹太人口大约为8万人，占城市人口的9％。到了1907年，每年平均有9万犹太人到达纽约，这一阶段中大部分犹太人是俄国和波兰的移民。纽约的犹太人口曾接近100万人，占整个纽约人口的25％。[20]随着大批东欧犹太人的来到，纽约的犹太人社区发生了重大分裂。

德裔犹太人19世纪中后期来到美国时，曾被更早的“赛法迪犹太人”瞧不起，这批人进入美国金融业并获得了巨大财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上流社会圈子。当大批东欧犹太人来到时，德裔犹太人对初来者也曾抱有强烈的偏见。德裔犹太人居住在纽约的贵族区域，受过良好的教育，穿着整齐，家庭富有，举止言谈已颇有贵族风范。而东欧犹太人则在贫民区较为集中，举止粗俗，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他们带着不同的异域文化，操着奇奇怪怪的口音，争论着各种各样的思潮，这些不同想法不同背景不同阅历的人一起涌到了纽约，对传统的德裔犹太社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困扰。

德裔犹太人和东欧犹太人存在着显著差别，德裔犹太人极度看不上新来的东欧犹太人：这些人乱扔垃圾，到处吐痰，拥挤居住，公共场合大声说话，到处推推搡搡，行为粗鲁，甚至暴力、饥饿、犯罪等社会问题频频出现在东欧犹太人的社区中。其实这些被“上等”德裔犹太人所深恶痛绝的毛病，与几十年前他们刚到美国时一模一样。德裔犹太人中甚至出现了“反犹倾向”，德裔犹太人觉得自己来源于德国文化，充满了和平、自由、进步、文明的遗传基因，认为自己在犹太人中间高人一等。当他们谈起从东欧和俄罗斯来的新犹太移民的时候，那种轻蔑、厌恶、嫌弃之情溢于言表，仿佛谈论的是另外一个种族。

从另外一方面看，俄罗斯和东欧犹太人很快发现，这些德裔犹太百万富翁也曾是做小生意起家的贩夫走卒之辈，德裔犹太富豪能做到的，他们也能做到。所以大量东欧和俄罗斯犹太人试图模仿当年德裔犹太人的发财经历，纷纷做起小商小贩的买卖，在纽约的大街上推销各种各样的小商品，而这又使德裔犹太人感到难堪和厌烦。很多东欧犹太人为了能够更美国化一些，向德裔犹太人学习，把自己名字的拼法进行“美国化”修改，试图使自己融入德裔犹太人的圈子，但是他们始终也没有成功。

出人意料的是，俄罗斯和东欧犹太人另辟蹊径，带着在欧洲旧大陆的悲惨遭遇和对美国新大陆的美好憧憬，从无到有创立了美国的电影业——好莱坞，把他们的“美国梦”在电影和现实世界里发挥得淋漓尽致。好莱坞的六大创始制片公司：环球、派拉蒙、福克斯、米高梅、华纳兄弟和哥伦比亚的创始人，几乎都是来自俄罗斯和东欧的犹太移民。

20世纪初电影技术出现，纽约的犹太移民开始经营电影院，进而开始投资拍摄电影。由于受到以爱迪生为首的东部电影托拉斯的排挤，犹太制片人开始移居加州。1915年犹太移民卡尔·莱米尔（Carl Laemmle）在好莱坞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规模巨大的电影城——环球影城，开始了好莱坞的电影事业。到1920年，其他五大犹太制片厂也相继建立。在20世纪20～30年代，好莱坞电影成为文化娱乐的圣地。3/4的美国人每周要看一场电影。

犹太移民创造的自由，民主和自我奋斗的“美国梦”，通过大众传播渠道——电影——来宣传的文化符号又反过来获得了美国白人中产阶级的认同，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意识，好莱坞进而把“美国梦”传播到全世界。

「参考资料」

[1] Stephen Birmingham，“Our Growd”-The Great Jewish Families of New York，P58．

[2] Katz，Irving，August Belmont； a political biography. 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3] Stephen Birmingham，“Our Growd”-The Great Jewish Families of New York，P37．

[4] Ibid，P74．

[5] Bertram Korn，American Jewry and the Civil War，P161．

[6] Niall Ferguson，The House of Rothschild．

[7] Stephen Birmingham，“Our Growd”-The Great Jewish Families of New York，P119．

[8] Ibid，P120．

[9] Ackerman，Kenneth D. Dark Horse：The Surprise Election and Political Murder of James A. Garfield，Avalon Publishing，2004．

[10] Mellander，Gustavo A.，The United States in Panamanian Politics：The Intriguing Formative Years．

[11] Ibid．

[12] Stephen Kinzer，Overthrow- America's Century of Regime Change from Hawaii to Iraq，2006．

[13] Cyrus Adler，Jacob Henry Schiff：A Biographical Sketch，New York：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1921．

[14] Ron Chernow，The Warburgs，Random House，1993．

[15] Stephen Birmingham，“Our Growd”-The Great Jewish Families of New York，P222．

[16] Ron Chernow，The Warburgs，Random House，1993．

[17] 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Vol. XVI，P431-432．

[18] Kaplan，Yosef，An Alternative Path to Modernity：The Sephardi Diaspora in Western Europe．Brill Publishers （2000）．

[19] Walter Lord，The Good Years．From 1900 to the First World War．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60．

[20] Diner，Hasia．The Jews of the United States，1654 to 2000．

第五章 动荡的欧洲

• 永不止息的渴望：回去，回归锡安

• 德国银行家族：回归希望之火燃起

• 巴勒斯坦困境

• 围堵与崛起：英德的战略竞争

• 汉堡美国航线：海上霸权争夺战

• 麦克斯?沃伯格：未来的经济沙皇

• 柏林—巴格达铁路：德国反围堵的战略通道

• 阿加迪尔事件

• 《贝尔福宣言》与银行家的梦想

• 背信弃义：英国统治精英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矛盾

• 经济与《凡尔赛协议》

• 1922年德国中央银行“独立”：超级通胀飓风的“风眼”

• 颠覆魏玛共和国的“货币战争”

• 沙赫特的“地租马克”保卫战

• 道威斯计划：扶持德国的开始

「本章导读」

德国人的骨子里交织着一种深刻的自傲和挫败感。日耳曼民族刻苦、严谨、忠诚、守纪等优秀传统使德国在近代世界历史上始终处于出类拔萃的地位上，科学、技术、文学、音乐、诗歌、军事、政治、金融等领域可谓群星璀璨豪杰辈出。但同时，德国又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充满着悲剧色彩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对人类文明做出了如此众多的卓越贡献，同时又给人类带来了如此深重的苦难。

德国最大的不幸就是在地缘上处于俄法两大欧洲强国的夹击态势之下，同时出海通道又被英国牢牢地扼住了喉咙。生机勃勃能量十足的德国始终被一张强大而无形的网死死地困在欧洲的腹地，它的反抗越是激烈，挣扎越是顽强，这张网就会收得越紧。从17世纪法国的黎赛留刻意挑动日耳曼民族之间长达30年的血腥战争（1618～1648年），从而试图达到200年内德意志难以崛起的战略目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美、俄联手摧毁德国全球崛起的雄心，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四国再次合作彻底粉碎德国称霸世界的企图，德国三次在毁灭的狱火中重新涅槃，其生命力之旺盛令世人惊叹。

从落后的经济状态开始进步，加速赶超先进国家的社会有着共同的心态。至19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工业化和对海外殖民的进程都大大落后于英法，德国的工业与商业公司在与英国强大的对手竞争中，大多希望政府实行高税率和低信用成本的保护政策。在政府的羽翼之下，德国人的刻苦与勤奋使德国与英国的经济差距逐渐缩小。1871年，铁血宰相俾斯麦终于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大业。这是一件划时代的重要事件，它意味着欧洲大陆维持了200多年的均势被打破了，涣散弱小的中欧地区一下子被统一顽强而极具爆发力的德国所整合，英国的战略利益遭到了强大挑战。英国开始协调法俄等国在欧洲大陆全面围堵德国的崛起。

国际银行家们充分利用了国家之间的对立和敌视，有时甚至是煽动这种对立情绪，一方面是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则是有自己更大的战略图谋。

「永不止息的渴望：回去，回归锡安」

在圣经旧约中，锡安是主所赐予的名称，用来称呼那些一心一德、居于正义之中、享有公义和平安的人。锡安也是地名，是古时候正义的人民聚集之地，而且有一天神的选民必将再聚集于此地。

锡安山位于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也用来代指以色列和古代迦南地区，犹太民族视之为终极故乡。在以色列国歌《希望》（Hatikvah）中有“眺望东方的眼睛，注视着锡安山冈”，“做一个自由的民族，屹立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之上”等语。建造犹太教耶和华圣殿时，木料均取自锡安山，古时犹太人俘获的战俘也被迫在锡安山上劳动。锡安山被视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标志。

世世代代犹太人自出生起就接受的犹太教义告诉他们：迦南是“流着奶与蜜的美地”，耶和华赐下此地给他们居住，无论犹太民族流散到何地，神已定下旨意，必令他们回归，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拦。

正是基于这一坚定不移的信念和精神原动力，犹太人历经数千年的颠沛流离和卓绝苦难，始终不改初衷。他们的信念决没有半点含混，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不存在任何模棱两可的余地，对于他们而言，自己“受神拣选”，将代表上帝来行使神圣的权柄，他们所积累的财富和权柄并不是为了挥霍和放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数千年来，他们对此笃信不疑，并不掺杂虚伪和夸张。任何对自己信仰的动摇，必然导致整个精神世界的崩溃，最终整个民族必然会消匿于茫茫人海之中。而今天，我们不仅没有看到犹太人的削弱，而且看到了一个历史上少有的强大势力集团。如果说犹太人中天才辈出，那么这一点与他们心理能量高度集中，信念无比坚定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对于奉锡安山为圣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来说，上帝的旨意即巴勒斯坦必然也必须成为犹太人移民的最终归宿。

犹太教义也告诉人们，回归之路充满艰辛、曲折甚至绝望，但神会赐下拯救和带领的力量，最终引领他们回到锡安复国。

「德国银行家族：回归希望之火燃起」

以色列复国是一件非常庞大、极其复杂、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事业。在经历了两千年的流离失所之后，犹太人想回到圣地耶路撒冷重建以色列谈何容易。19世纪之前的犹太人处于欧洲中世纪宗教势力及封建世俗偏见力量的双重压迫之下，连生存尚且处于极其艰难的阶段，更罔论重建以色列了。在这一历史阶段，复国仅仅停留在梦想阶段。16世纪以后，在欧洲渐成燎原之势的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终于将沉重的天主教势力和严密的封建专制统治撕开了一道裂缝，复国的梦想出现了一缕希望的曙光。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迅速成为横扫欧洲大陆的熊熊烈火，宗教和封建的传统社会权力体系出现了坍塌，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金权的能量空前扩张。到19世纪中期，复国的梦想渐渐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复国主义分子开始在宗教和社会环境相对宽松的德国汇集。

在欧洲历史上，犹太人的社会生存状态和地位，大约分为三个社会等级。第一级是属于最为普遍的犹太大众，这些人住在贫民窟里，或者住在自己独特的社区之中，受到各种各样来自政治权势，宗教排挤和社会传统的压迫。第二级是受到保护的犹太人。他们可能付的税更少一些，享有更多的类似于迁移居住地这样的权力，此等犹太人属于对当地政府比较有价值的一些人，所以被称之为被保护的犹太人，主要是他们所从事的特殊行业对当地有较大的贡献。第三级是更少数的犹太人，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对更高一些，主要是由于他们从事某些独特的服务，比如说银行家，他们贷款给所在国的政府，从而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这些人被称为宫廷犹太人（Court Jew）。像罗斯柴尔德家族等富有的犹太人银行家族，他们的背景出身都是宫廷犹太人。

在历史上，犹太人始终处在一种被排挤和压迫的生存状态之下。大量犹太人处于社会边缘地位，他们被局限在自己的社区之中，说自己的方言，穿着打扮也都是自己独特的民族服装，服从宗教规定保持特殊的饮食习俗。由于欧洲主流宗教势力对犹太人的排挤和当地世俗社会对犹太人的歧视，犹太人在就业、迁移、生活等方方面面都受到极大的制约，比如犹太人不能拥有地产，不能拥有农庄，不能从事手工业。这使得犹太人被逼得只能从事像钱币兑换（Money change）这样的社会低级职业。钱币兑换服务的客户是往来各国各地区进行旅行和商业的人群，他们需要将外来钱币兑换成在不同地区流通和接受的当地货币。而犹太钱币掮客以其运作灵活、信息敏捷、流转快速、盘算精细的特性，在各种钱币市场之间套取利差，集腋成裘，广结人脉关系，苦心经营客户资源，经过长达上千年的累积，使这一职业成为犹太人的标志性传统行业，达到外人不得其门而入的境界。

从资本主义发展历程来看，金融市场发展大致平行于四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即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从13世纪十字军东征引发的地中海贸易量激增和随后从阿拉伯世界重新发现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典章文集所引发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到新大陆的发现和18世纪工业革命为止，大量的航海贸易导致了商业的高度发达。贸易的目的是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而商人就是桥梁的搭建者。贸易量的增加同时促使商人群体出现了分工的趋势，其中一部分商人开始从采购、运输、仓储和销售商品的流程中转向为这一流程的各个环节提供金融服务，如提供采购信用、运输保险、汇票承兑、票据贴现和金融交易。这一专业化分工大大提高了贸易的规模和效益，一大批“商人银行家”（Merchant Banker）应运而生，他们就是后来投资银行家的祖先。大批犹太人涌入当时的意大利，形成了“商人银行家”的重要部分。

公元13世纪前后，随着十字军东征和航海贸易的发展，在地中海地区迅速形成对贸易和货物航运的巨大需求，意大利逐渐成为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中心集散地，财富随之滚滚而来。基于贸易需求而产生的商业信贷以及票据交易也应运而生，使意大利成为金融市场和银行服务最早形成的地区。

例如，当一个埃及出口商与一个法国进口商就一笔皮毛生意达成交易，埃及人需要先得到融资才能备货，或者法国买方资金有缺口，需要借贷才能筹全货款。此时一个意大利商人银行家作为提供贷款的中间人出现了，他为自己的放贷而收取利息，商业信贷由此而生。当埃及人将皮毛发运，指望马上收到货款，而法国买方在海另一边等着船到不敢凭空付款，双方都很郁闷。此时，意大利人又出现了，他们开发出“汇票”（Bill of exchange）这样一种新的金融工具，汇票上写明法国人在什么时间以什么货币支付给埃及人指定的意大利代理人，埃及人非常乐于接受这样一种支付手段。埃及人一觉醒来，突然想落袋为安，不想等到约定时间再取现金，他可以让他的意大利代理人将汇票打折卖给愿意等待汇票到期再取款的投资人。谁愿意接受这些汇票呢？主要就是聪明的犹太人。犹太人取得汇票有两个目的，第一是投资获益，第二就是避开教廷严厉的反高利贷法条的限制，因为汇票打折中可以隐藏高利息的放贷行为。

文艺复兴刺激都市工商贸易的兴起，犹太人因其金融才能在贸易中崭露头角。特别是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开始，犹太人聚居区（getto）的封闭逐步被解除。遍及整个欧洲的25年战争和在英国开始萌芽的工业革命，催生了前所未有的融资需求。犹太金融家抓住了这次战略机遇，由钱币交易和兑换业务迅速发展到为王室和战争融资，从而积累了大量财富，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成为犹太复国运动的中坚力量，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罗斯柴尔德和沃伯格家族。

欧洲千年排挤和压迫的历练，造就了犹太人独特和灵敏的金融嗅觉。严酷的外部环境迫使犹太人探寻自己的生存之道，那就是不断地从事各种各样买卖和交易，从货币到商品，无所不包，在这个过程中低买高卖赚取相应的差价，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套利。

谁占领渠道谁就拥有巨大的优势。犹太人历经数百年的艰苦努力，终于牢牢地控制了全球资本与信用流动的渠道。他们对商业情报的高度敏感，广泛的客户人脉，精细经营的头脑和犹太民族强烈的宗教内聚力，令他们在这一行业中独占鳌头，奠定了难以撼动的坚实地位，并将此优势和垄断绵延保持不衰，世代承继不辍。在近代数百年中，金融市场规模迅速扩大，深度和复杂度早已不是当年可比，资本、信用、票据演变成各种各样的有价证券，直到现代意义上的股票、债券、金融衍生产品，包罗万象，日新月异。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犹太金融家族在资本与信用流动的全球渠道上的掌控地位和游戏规则制定权。犹太金融家族组成的是当今世界金融体系的血管，这个完备、稳固、高效、绵密而精确的金融毛细血管网络遍布全球经济肌体，深深植入从上至下的所有社会层面。而全世界的财富血液，就是在这个庞大的血管体系中流淌，所有流经这一渠道的金钱，必须要缴纳各种费用。

如果说商品渠道为王，那么金融渠道就是太上皇！

正是以奠定金融渠道为根基，犹太金融家族首先以德国为发祥地，稳健积累财富，坚定构建权势，终于令复国大业的希望之火逐步燃起。

「巴勒斯坦困境」

巴勒斯坦从1518年并入奥斯曼帝国版图，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都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要想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家必须得到奥斯曼帝国的同意，而要使奥斯曼帝国割让巴勒斯坦，只有金钱的诱惑和战争的胁迫两种选择。

在犹太金融家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德国，复国主义者围绕着巴勒斯坦绞尽脑汁，一个重要转折阶段发生在俾斯麦时代。德国统一前后，犹太复国主义在德国逐渐形成了气候并成为国际犹太复国运动的中心地区。德国是19世纪犹太人的天堂，它的开放与包容成为整个欧洲，特别是东欧地区生活在贫民窟中、承受着宗教与封建双重压迫的犹太人向往的伊甸园。从历史上看，生活在高压之下的中欧与东欧地区的犹太人反抗意识最为强烈，这一地区正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发源地。相对而言，富足和宽松的德国犹太人更加倾向自由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主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过，在精神理念上双方并没有本质的差别。

19世纪后半叶，随着德国的统一，俾斯麦和威廉二世向东发展的战略目标非常明确，因此中东地区的奥斯曼帝国就成为德国必须重点结交的对象。在这一点上，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找到了战略同盟者。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思路就是在德国的支持下，争取从与德国关系不错的奥斯曼帝国手中拿到犹太人大举向巴勒斯坦移民并最终立国的通行证。而为说服德国政府，他们的游说辞就是，在中东地区建立一个亲德国的巴勒斯坦犹太人根据地，这是德国向东发展战略的宝贵资产和可靠跳板。对于奥斯曼帝国的诱惑，则是庞大的犹太资本一旦进入巴勒斯坦地区，将大大加强当地的经济发展，给奥斯曼帝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国际犹太资本力量将是奥斯曼帝国国债的最强有力的购买者。这对于早已濒临财政破产的奥斯曼帝国自然具有极大诱惑力。在金融和财政上大大强化的奥斯曼帝国反过来又成为德国东边一个强有力的战略盟友，从而使德国在欧洲大陆的权力天平上增加一块很有分量的砝码。在这样一番巧舌如簧的游说中，犹太人的策略是各投所好，德国和奥斯曼帝国都被挠到痒处，想不飘飘然都不可能。在游说天赋方面，只怕战国时代的苏秦、张仪之辈也要自叹弗如了。

德国的精英阶层也有自己的考虑，越来越多的东欧犹太移民大举西迁到德国，导致了德国本土各个阶层的不满和排斥心理。德皇威廉二世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犹太人在德国的问题需要一个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如果将犹太人迁到巴勒斯坦地区定居，既满足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要求，又可缓解国内反犹主义者的政治压力。于是巴威廉二世勒斯坦作为犹太人定居地点的意向在德国统治阶层、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德国反犹势力之间达成了全面共识。

1893年，德国作为欧洲列强中唯一打破禁忌的大国，开始建议废除奥斯曼帝国禁止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进一步购买土地的法律。1898年秋，德皇威廉二世访问奥斯曼帝国时，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态度更加明显，他的官方访问中包括了到巴勒斯坦参观，并安排了与当地犹太复国主义者赫泽尔的会谈。在与奥斯曼帝国苏丹的会谈中，威廉二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态度相当明显，对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居住地将刺激奥斯曼帝国的经济繁荣表示出乐观其成的姿态。不过苏丹当场就反对犹太人建国的方案。这也可以理解，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并日渐衰落的多民族帝国，一旦犹太人建国成功，其他民族地区起而效仿，局面岂不难以收拾？经过这次谈判，威廉二世的脑子清醒了许多，觉得自己被大大地忽悠了一把。为了不与奥斯曼帝国闹僵，德国政府在外交方面放弃了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

游说德国和奥斯曼帝国没有成功，犹太复国主义者转向德国的竞争对手英国，期望在英德之间挑起战争，肢解奥斯曼帝国，从而得到巴勒斯坦。同时银行家们还可从战争融资、战后赔款和重建融资中获取暴利，一举两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犹太复国主义者成功地游说了英美支持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从而放弃了德国，鼓动美国对德宣战。

「围堵与崛起：英德的战略竞争」

英国立国的根基是自由贸易，这一理念最早由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s Smith）提出。[1]按照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的贸易理论，国际贸易对参与双方都有好处。如果一种商品在别国的生产费用较低，就无须在本国生产，因为花钱向别国购买更为合算和有利。英国在掌握着全球1/6土地的庞大海外殖民地的基础之上，以其对海洋、工业技术、金融和原材料的控制权，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强行要求未工业化的国家打开贸易大门，实施资源与市场的鲸吞式攫取，从而获取巨大利润。鸦片战争英国对清朝的霸行便是例子。19世纪上半叶，德国的工业化和对海外殖民的进程都大大落后于英法两国。当时效仿英国的“成功模式”是德国经济学界的主流，但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经济衰退使德国人认识到英国自由贸易模式的严重弊端，开始转向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倡导的幼稚工业保护论。

李斯特是亚当·斯密的批判者，他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指出：“亚当·斯密建立的世界主义政治经济学，把自由贸易当作理想，实际是为英国利益服务。德国要建立国家政治经济学，以实行保护贸易为德国利益服务。”[2]李斯特认为，在与强大的工业化国家的自由竞争中，一个无保护的落后国家想要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国家已经没有可能，这时比较落后的国家将普遍屈服于工商业与海洋霸权强国的优势之下。要求相对落后的德国同发达的英国通过自由贸易进行竞争，无异于让一个小孩同一个成年人角力。面对这样的现实，后起之国想要强大，就必须要对本国的“幼稚工业”进行保护。幼稚工业保护理论就是以关税制度为核心，以提高关税作为手段，来达到大力发展本国生产力，特别是工业生产力的目的。

德国痛下决心，大力发展航运和铁路，对国内相关工业实施关税保护政策，培养科学和工程人才。在政府的羽翼之下，德国人的刻苦与勤奋使德国与英国的经济差距迅速缩小。1871年，铁血宰相俾斯麦终于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大业。这是一个划时代的重要事件，它意味着欧洲大陆维持了200多年的均势被打破了，涣散弱小的中欧地区一下子被统一、顽强而极具爆发力的德国所整合。德国的经济发展和新经济模式的建立，强烈挑战着英国的立国方针和战略利益。

「汉堡美国航线：海上霸权争夺战」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意识到，没有强大的商业船队和海军护航，德国的经济利益就要永远受制于海洋霸主英国。德国犹太航运大王阿尔波特·鲍林（Albert Ballin）及其汉堡美国航线公司（Hamburg America Line，HAPAG）在德国海洋发展史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899年鲍林成为汉堡美国航线公司的总裁。在他领导之下，汉堡美国航线公司拥有175艘巨型轮船，这个数量超过了欧洲大陆任何竞争对手。[3]后来，连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都被这个庞大的船队所震撼，经常来到鲍林的船队参加各种活动。到1910年，鲍林的船队雇佣了2万多人，汉堡成为仅次于纽约的世界第二大繁忙口岸。

其实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德国这样发展海洋势力的决策是有问题的。因为德国海岸线处在非常不利的态势。它的西北面就是汉堡所直接面对的大西洋北海，正好被英国挡住了出海通道，它的北面是波罗的海，而波罗的海只有非常狭窄的出海通道，并且出来之后还是进入北海，仍然被英国死死地堵住去路。随着基尔运河的开挖，北海和波罗的海连成一片，但是这样仍然没有解决德国海军出海口的问题。

跟德国不一样的是，英国一方面挡住了德国北海的出口，另一方面它的西岸完全没有任何阻拦，可以自由地进入大西洋，因此英国天然坐拥海洋优势，德国却被死死地锁在大西洋的出海口里面。

德国当时发展巨舰和远洋船队的策略，被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所证明是一次巨大战略失败。德国耗费了巨资用20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庞大海军，在“一战”中基本上全军覆没。在“二战”中，希特勒所建立的强大海上力量，除了潜艇能发挥一些作用之外，所有重型军舰，包括德国没有完工的两艘航空母舰，基本上没有发挥实质性的作用，根本原因就是很难进出北海。

德国所面临的海洋地理态势，非常类似于今天中国所面临的海洋情况。虽然中国海岸线长达1.8万公里，但是从地图上看，中国的海洋被第一岛链牢牢地封锁住了，北边是韩国，日本群岛，冲绳群岛，中接中国的台湾岛，南至菲律宾群岛，一直到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马六甲海峡。这条第一岛链把中国漫长的海岸线死死地锁在中国的内海，在不远处还有第二岛链。

再回到19世纪的德国。鲍林成为威廉二世的好朋友，威廉二世曾说过，他“从来没有把鲍林看成宫廷犹太人”。1891年，威廉二世在鲍林的鼓动下，发表讲话说：“应该把我们普鲁士人带到海洋上去，让他们去开拓海洋边疆，获得丰硕的成果，为了德国，也为了你们公司，这是一个互惠互利，两全其美的事。”[4]除了建造军舰，1895年6月，威廉二世还开挖了基尔运河，它把整个波罗的海和北海连接在一起。这样的进展更加激励了威廉二世对海洋的幻想。在威廉二世心目中，一个庞大的商船舰队和强大的海军是不可分割的。鲍林的HAPAG大型船舶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可以很快转化成德国海军的舰队。

1898年鲍林公开支持德国海军的建造计划，当时对于海军舰队建造计划最有力的推动人是德国海军上将特皮兹。1900年帝国国会立法批准建造两艘大型海军舰艇。[5]这对鲍林来说是巨大的商业机会。当然他也没忘记提携忘年之交，犹太银行家麦克斯·沃伯格（Max Warburg）。

「麦克斯·沃伯格：未来的经济沙皇」

德国发展庞大的海洋舰队，必然涉及到大量的经费开支，德国的国际银行家在此过程中将会获得巨大的收益。同时，德国的大海军战略势必刺激英国的神经，英国的国际银行家再将来自德国的海上威胁成倍放大，上升到帝国存亡的战略高度。英国政府的本能反应就是更大规模地兴建海军舰队，于是军备竞赛拉开了丰盛鲜美的金融大餐的序幕。而军备竞赛属于“有组织的隐形暴力”，必须依赖大规模的融资。这样一来，英德两国和他们在欧洲的盟友们一起开动马力扩军备战，整个欧洲的国际银行家们无不“漫卷公债喜欲狂”！

麦克斯·沃伯格和阿尔波特·鲍林已经有二十多年的交情。在鲍林大力支持之下，麦克斯进入鲍林公司的董事会。同期，麦克斯在鲍林的推荐之下，又加入了其他多家鲍林供应商公司的董事会，包括一批德国最大的造船公司，如布罗姆沃斯公司。对布罗姆沃斯公司而言，鲍林是他们最大的客户，所以当鲍林要求把麦克斯安排进公司董事会的时候，公司是无法拒绝的。

通过这样的安排，麦克斯很快就成为德国轮船制造业和贸易领域的核心人物。到1920年，麦克斯和家族银行的其他合伙人，已经在80～90家大型公司里面担当董事会的董事职务，成为整个德国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的巨头。在麦克斯和鲍林的大力游说之下，德国威廉二世对海洋前景意气风发，准备开始大展宏图了。

1893年，麦克斯接过家族沃伯格银行，成为家族银行的掌门人。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毛头小伙子，此时已经成为德国金融业的巨头。

1903年，36岁的麦克斯第一次被鲍林引荐给德皇威廉二世。当时德国首相叫布洛，他认为德皇威廉二世需要金融方面的知识来推动金融改革，因此建议鲍林把麦克斯介绍给威廉二世，共进晚宴。

鲍林转告麦克斯，说德国威廉二世希望召见他，但是只给他10分钟时间来概述金融问题。麦克斯一听就拒绝了，固执地说10分钟不够。他的坚持使威廉二世把接见时间延长到了32分钟。麦克斯为了觐见德皇，进行反复排练，终于精心预备了25分钟的演讲，另外7分钟留作跟威廉二世进行讨论。

彩排很成功，公演却遭遇状况。威廉二世这个人脾气暴躁，极端任性。麦克斯刚刚开始演讲，威廉二世就打断说：“沙俄很快就要完蛋了。”麦克斯回答道：“陛下，不会的，沙俄不会完蛋。”

接着麦克斯开始解释，因为俄国刚刚发行了一笔新贷款，把老的贷款清偿了，而并没有增加国家总负债。德皇听到麦克斯居然直接反驳他，立刻勃然大怒，吼道：“沙俄一定完蛋，怎么都要完蛋。”吼完就拂袖而去，晾下无奈的麦克斯。后来麦克斯提起这事开玩笑说：“我的听众应该给我32分钟，但最后我只用了3分钟时间。”

尽管“公演失败”，由于麦克斯的重要地位，威廉二世对他仍然青睐有加。第二年，威廉二世又召见麦克斯，向他举杯，说自己已经准备好听取已经拖延很长时间的金融改革讲座了。

德皇威廉二世是一个骄傲而自负的人，让他摆出妥协的姿态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足见麦克斯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威廉二世在谈话中勉强承认，沙俄确实不会马上就破产。但麦克斯毫不领情，随即接口说：“我早就已经告诉过陛下了。”威廉二世气得直敲桌子：“难道你每次都是对的吗？”眼看威廉二世又要暴走，麦克斯立刻道了歉，才得以给威廉二世上了一堂精心准备的金融改革讲座。[6]

此后，麦克斯跟威廉二世经常会面。麦克斯和威廉二世的关系与布雷施劳德跟俾斯麦的关系有所不同。俾斯麦对于布雷施劳德往往言听计从，但很有主见。威廉二世却一方面固执己见，一方面又“耳根子软”，很容易被旁人说动。每次麦克斯认为他已经大功告成地把皇帝给说服了，谁知很快威廉二世又听信其他人另外的说法，突然改了主意。

在当时的德国，容克贵族和普鲁士军官团对犹太人存在敌对和抵制，主因是基于利益。容克地主贵族阶层思想上相对保守，他们的集团利益在于保护农产品的价格，要求提高关税，挡住外来竞争者。而海运公司和力主海洋贸易的犹太银行家则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原因很简单，贸易保护主义一旦盛行，国际贸易就做不下去了，他们对国际贸易的大量金融服务业务也就没了市场。因此，容克地主与犹太银行家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冲突。这一点跟当今国际贸易领域的争端也颇有类似之处。凡是主张自由贸易，降低关税，推行全球化的主力军基本上都是超级跨国企业和国际财团；相反，反对自由贸易，主张贸易保护的多数都是会受到自由贸易伤害的国家和地方势力。

全球化也好，自由贸易也罢，这些并非理论与原则的口号，而是赤裸裸的利益问题。

受麦克斯和鲍林大力鼓吹的影响，威廉二世对海洋踌躇满志，准备大展宏图。当德国大兴土木建造庞大的舰队时，英国也不示弱，赶忙紧锣密鼓实施巨舰建造计划。20世纪初，以英国与德国为核心的两大势力集团在欧洲大陆上展开了一场围堵与反围堵、遏制与崛起的生死较量，拉开了世界近代史上最激烈最血腥的一幕。

「柏林－巴格达铁路：德国反围堵的战略通道」

1885年，德国工程师高特列博·戴姆勒（Gottlieb Daimler）发明了使用石油的汽车发动机，这种发动机比当时使用的以煤炭为燃料的笨重而庞大的蒸汽机系统要精巧和高效得多。这种先进的发动机技术同样可以用在轮船、战舰以及后来出现的飞机上，石油资源自然成为各国关注的中心。当时英国和它控制的殖民地尚未发现石油，全世界的目光都盯上了阿拉伯地区的石油资源。

鉴于英国强大的海上力量一时难以超越，面对来自海洋的压力，德国不得不试图从陆地方向寻找战略发展机遇。从19世纪末，德国就开始在安纳托利亚半岛经商投资和开办银行机构。安纳托利亚半岛北接黑海，西临爱琴海，南达地中海，是欧洲通往中东的战略要冲。德国的战略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修建一条从柏林到巴格达的铁路大动脉（此前“东方快车”线路已经修到了伊斯坦布尔），这条铁路将把德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与中东地区丰富的原材料、石油、粮食和庞大的潜在市场紧紧联系在一起，从经济战略上整合中欧、巴尔干和整个中东地区的工业生产与原材料资源，并将政治影响力延伸到整个西亚和南亚地区，进而打通从波斯湾到印度洋的海上通道。最为重要的是这一通道将避开强大的英国海军控制力量，绕过英法控制下的苏伊士运河，并在德国优势的陆军势力保护下，成为德国安全的战略大动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00年德国汉堡的沃伯格家族银行与德意志银行联手开始向该铁路项目提供大规模融资。

显而易见，这一战略企图使得英国大为紧张。英德紧张关系逐渐升级。

1907年，英国前首相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曾忧心忡忡地对美国外交官亨利·怀特表示：“如果我们不赶在德国人修建更多的运输系统并夺走我们的贸易之前向德国宣战，那英国将犯下愚蠢的错误。”[7]怀特对此不以为然，说：“如果你们希望与德国人在贸易上竞争，那就应该更加努力地工作。”贝尔福答道：“那将降低我们的生活水平，相对而言发动战争更简单一些。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对错问题吗？这是关系到英国霸权的问题。”

与英国类似，法俄也激烈反对巴格达铁路项目，并竭尽全力阻止铁路的建设。英国力图劝说奥斯曼帝国，暗示这是德国控制和摧毁土耳其的阴谋。而法国尽管在当地有25亿法郎的投资利益，却由政府发出指令不允许巴格达铁路债券在巴黎股票交易所交易。

应该说，巴格达铁路项目是英法俄与德国之间围堵与反围堵争夺中无法调和的一环，也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之一。

「阿加迪尔事件」

1815年拿破仑战争后，英国一直拥有着无可争议的世界海上霸权地位，牢牢地控制着世界各大洋的主要水道。

丘吉尔的父亲兰道夫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密友，英国的外交政策实质上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外交政策。罗斯柴尔德是英国皇家海军最重要的倡导者和积极促进者之一。

由于燃油发动机的出现，海军和一切工业领域对石油的需求必然暴涨，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分支迅速与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联手瓜分世界石油资源。大海军的发展离不开石油资源的观念被罗斯柴尔德介绍给了丘吉尔。丘吉尔开始确信未来的海战必然大量使用石油驱动的战舰，海军的建设规模要加大，更新速度必须要加快。

1888年，罗斯柴尔德英国银行为“海军建设公司”（Naval Construction and Armaments Company）发售了22.5万英镑的股票，[8]大赚了一笔之后并不满足，随后极力主张皇家海军的巨舰工程扩张，大规模拨款加快海军建设，以应付德国海军快速赶超所形成的所谓的威胁。

“摩洛哥炮舰事件”，或称“阿加迪尔事件”正好撞上枪口，直接提供了德国海军造成严重威胁的口实。

1911年7月1日，稀里糊涂的德皇威廉二世派出一艘战舰“潘塞”号（Panther）到英国控制下的摩洛哥海边去营救受到威胁的德国公民，这一事件成为德国公然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最严重事件，震惊英国朝野，战争的阴云开始积聚在欧洲上空。

其实，整个所谓“阿加迪尔事件”完全是一个乌龙事件。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1909年，麦克斯·沃伯格认识了一位神秘的年轻人，名叫雷根但斯（Dr. Wilhelm Charles Regendanz）。此人是罗兹（Cecil Rhodes）的超级粉丝，罗兹其人可不简单，我们后面会详细介绍。雷根但斯号称他准备了一套为德国在非洲取得殖民地的完备计划，主张德国必须果断行动起来。当时作为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的德国，没有赶上前四百年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等欧洲大国在全球瓜分殖民地的盛宴，非常郁闷，国力强盛工业发达但在海外几乎没有任何势力范围始终是德皇和俾斯麦的心病，所以任何有关海外殖民的计划都能轻而易举地煽动起德皇的狂热。雷根但斯显然是个有“远大理想”的年轻人，他在1909年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必须站在地图前面看看在哪里给自己弄一块殖民地。”

麦克斯·沃伯格很快与雷根但斯混得很熟，并邀请他担任沃伯格家族银行的“法律顾问”，其实他的工作重点就是策划非洲殖民地的事。1911年6月16日，麦克斯派雷根但斯觐见德皇，并游说德皇在摩洛哥南部弄一块殖民地。雷根但斯把摩洛哥南部描绘成一片“沃野良田，矿产丰富”的乐土，并证明那里是德国核心利益之所在。而实际上，当地是一片荒漠戈壁。德皇最初的反应是激烈反对，担心引发德国和英法的外交冲突。当时麦克斯·沃伯格不在德皇身边，游说眼看要黄，情急之下，深受德皇宠信的鲍林马上加入进来，摇唇鼓舌，终于说动了德皇。最后威廉二世不情愿地同意了派出军舰去看看。雷根但斯等人欣喜若狂。

但问题是，当时摩洛哥南部连一个德国人都没有。没有德国人就无法说明德国人的生命受到当地土著的威胁，也就师出无名。结果是一名找矿的工程师作为“生命受到威胁”的德国人被派往当地。此人本该在1911年7月1日到达指定位置，可他老人家却迷失了方向，在崎岖的山区转悠。但这并不影响德国发出摩洛哥警报，说德国人在当地受到重火力袭击，柏林警告英法当局：德国将派军舰到当地采取营救行动。德国军舰抵达后，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位工程师。几天后当疲惫不堪的工程师终于来到海边时，军舰上的人偏偏没看见他。工程师急得像疯子一般跳上跑下，又喊又叫。德国军舰终于看见了他，却真的把他当成疯子没有理会。结果直闹到7月5日晚上，才把这位“生命受到威胁的宝贵德国人”弄上船。[9]

“阿加迪尔事件”后，丘吉尔立刻被任命为英国海军部长，上任后誓言要加强海军建设，保护“日不落帝国”的霸权不受德国挑战。这场所谓的“阿加迪尔事件”被英法认定是德皇蓄意的恶意挑衅，双方口水战迅速升级。英国威胁将对德国宣战，法国开始从德国撤资，战争的威胁传染了整个欧洲。

从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来看，德皇威廉二世明显被煽动和误导了，这个来历不明的年轻人雷根但斯和德国的沃伯格家族、英法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德国航运大王鲍林等人联手设局，诱使德皇上当，加剧了英法与德国的对立，使得双方对海军建设投入巨资，增加了石油需求，并通过资本市场的股票与债券发行进行融资，从而使国际银行家大赚其钱。当然，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更大的战略计划。

1914年6月17日，丘吉尔提出英国政府应该投资伊朗的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Anglo-Persian），该公司是罗斯柴尔德事先布好的一枚棋子，就等英国政府高价收购了。如此一进一出，罗家又是爆赚一笔。该公司后来成为著名的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

「《贝尔福宣言》与银行家的梦想」

德皇威廉二世因为不愿得罪奥斯曼帝国而放弃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犹太银行家失望之余，决定把筹码压在德国的对头英国身上。20世纪初，英国政府通过盎格鲁－波斯公司拿到了在新波斯国（即伊朗）的石油开采特权，这是英国海军当时唯一的石油来源。因此，英国必须牢牢地控制中东。罗斯柴尔德利用其在英国的影响，使英国政府相信未来的犹太国家将是英国在中东的忠实盟友。同时，英国可以通过犹太国牢牢地控制中东，从而将英国在非洲富有矿产资源的殖民地与中东连成一片。这是包括英国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和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等英国统治精英梦想的英联邦帝国。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为打败德国，肢解奥斯曼帝国，而后称霸中东，以承认和支持奥斯曼帝国境内阿拉伯人在战后建立一个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独立国家为条件，取得了阿拉伯人的支持。但精明的英国又背着阿拉伯人同法国签订了处理战后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塞克斯－皮科尔协定》。协定除划分两国的势力范围之外，规定巴勒斯坦由“国际共管”。尔后，在1917年11月，英国发表了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

《贝尔福宣言》非常有意思之处在于，这是一封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写给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爵士（注：第二代罗斯柴尔德男爵，第三代男爵维克多·罗斯柴尔德的叔叔，第七章将重点介绍维克多的经历）的私人信件，并委托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爵士转交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信件原文如下：

英国外交部

1917年11月2日

亲爱的罗斯柴尔德勋爵：

我很荣幸能代表英王陛下政府向您传达，下面有关同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宣言，已经呈交内阁，并已得到了内阁的支持。

“英王陛下政府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并会尽力促成此目标的实现。但要明确说明的是，不得伤害已经存在于巴勒斯坦的非犹太民族的公民和宗教权利，以及犹太人在其他国家享有的各项权利和政治地位。”

若您能把宣言的内容转送到犹太复国主义联盟，我将感到十分欣喜。

亚瑟·詹姆士·贝尔福谨启[10]

英国统治精英的《贝尔福宣言》乃是一个一箭多雕的妙计。首先，欧洲战场陷入僵持阶段，最终只有拉美国参战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而犹太银行家在美国的影响力将是至关重要的砝码；其次，全世界犹太人将在金融方面一边倒地偏向英国，这对于大规模持续烧钱的战争来说必不可少；第三，阻止美国德裔犹太银行家偏向德国立场，尤其是对德国感情深厚的希夫为代表的华尔街犹太银行家族；第四，牵制俄国高达3/4比例的犹太布尔什维克高级领导在对德媾和方面的态度。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陷入僵局之时，谁能赢得犹太银行家的支持，谁将是最后的胜利者；而谁支持以色列复国，犹太银行家就支持谁！

美国虽然于1917年4月对德宣战，但美军却在本土“热身”了一年左右，迟迟不肯到欧洲参战。直到1917年11月《贝尔福宣言》发表之后，美军才在1918年初晃晃悠悠地来到欧洲前线，这叫不见兔子不撒鹰。

1917年11月6日，在阿拉伯人大起义的有力支持下，英国军队攻入巴勒斯坦，1918年9月占领全境。1920年国际联盟给予英国以管辖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1921年，英国政府以执行《贝尔福宣言》为由，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以约旦河为界，将巴勒斯坦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称约旦；西部仍为巴勒斯坦，由英国委任总督直接统治。

《贝尔福宣言》发表和英国委任统治之后，巴勒斯坦犹太移民成倍增长。据统计，1917年4月，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不超过5万，1939年猛增到44.5万多人，已占巴勒斯坦居民总数的1/3。犹太移民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和技术，以及英国委任统治当局的庇护，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众多城市和工业，使阿拉伯人的工商业受到很大的打击。犹太人还建立了“哈加纳”、“伊尔贡”、“斯特恩集团”等秘密武装组织，从而使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

美国华尔街的犹太银行家从一开始就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断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早在1917年10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就向英国政府表示他对《贝尔福宣言》草稿的支持。1919年1月21日，美国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关于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的建议”，“犹太国一旦成为事实，国联就立刻承认巴勒斯坦为犹太人的国家”。1922年6月30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一项支持《贝尔福宣言》的决议。同时，在经济上开始全面渗入巴勒斯坦。

在犹太银行家的鼎力支持之下，犹太复国运动终于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背信弃义：英国统治精英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矛盾」

在1917年《贝尔福宣言》发表之后，以罗斯柴尔德爵士为首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一心希望协约国在“一战”的胜利，能够打开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这块上帝期许之地复国的大门，但是现实情况的发展，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

从英国统治精英的世界观来看，大英帝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有三大支柱：第一，控制中东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第二，控制中东地区这一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战略枢纽地位，以确保英国势力范围与印度和其他远东殖民地的咽喉要道；第三，防止任何其他势力控制这一地区，从而对上述英帝国核心战略利益造成威胁。因此，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必然战略就是始终将这一地区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垄断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权力，而绝不愿意在这一地区出现难以控制的独立主权国家，不管这个国家是犹太人的国家还是阿拉伯人的国家。

于是，在战争胜利之后，英国人背弃了战时因为需要寻找打垮奥斯曼帝国的盟友，而许给阿拉伯人建立独立阿拉伯国家的诺言，一手将该地区纳入英帝国托管的殖民地轨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执著于《贝尔福宣言》的原则，一来势必激起阿拉伯人的极大反弹，二来也未必符合英帝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于是英帝国外交部、殖民地事务部和巴勒斯坦的英国托管当局执行了一条鼓励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同时抵制犹太人建国的折衷方针。结果这一方针既惹翻了阿拉伯人：凭什么我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要让给犹太人，而且这伙人很可能在我们的地盘上建立国家？——又激怒了犹太人：建国希望破灭，背信弃义的英国人摆明了就是过河拆桥。

在阿犹冲突、巴勒斯坦当地人民与英国托管当局的矛盾日益激化、冲突不断的情况下，英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对其巴勒斯坦政策进行进一步调整。

1922年7月，英国殖民大臣丘吉尔代表英国政府发表了一项声明，史称《丘吉尔白皮书》，其主要精神包括：（1）无意将整个巴勒斯坦变成一个犹太民族家园；（2）犹太社团有必要增加移民人数，但其数量不得超过当地经济吸收能力。[11]

1930年10月，英国殖民大臣帕斯菲尔德代表英国政府发表了另一项政策声明，史称《帕斯菲尔德白皮书》。其主旨在重申《丘吉尔白皮书》阐明的各项原则基础上，将维护阿拉伯人的利益置于帮助建立犹太人家园的努力之上，宣称如果犹太移民影响了阿拉伯人的就业，就应当减少或停止犹太移民的迁入。

1939年5月，英国政府又单方面发表了《关于巴勒斯坦事务的白皮书》，因为当时英国的殖民大臣是麦克唐纳，这份白皮书又被称为《麦克唐纳白皮书》。其主要内容包括：（1）英国政府明确宣布把巴勒斯坦变成一个犹太国家并不是其政策的一部分，（成立犹太国）是违反委任统治书所规定的对阿拉伯人的义务的，是违反它从前对阿拉伯人的保证的；（2）英国政府的政策是在10年之内建立一个独立的、与英国有联系的巴勒斯坦国，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按人口比例加入新政府；（3）5年内允许75000名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5年之后未经阿拉伯人允许不得移入犹太人；（4）过渡时期内授权英国托管当局一切权力来限制和禁止土地转移。[12]《麦克唐纳白皮书》是对《贝尔福宣言》的全面修正，是英国巴勒斯坦政策的重大转变，实际上放弃了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

很明显，“一战”之后20年，英国中东政策的变化就是逐渐放弃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这一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早在1922年《丘吉尔白皮书》出台时就看得很清楚。而“一战”以后的英帝国，挟打败德国之威，正是日不落帝国日落之前夕阳无限好的光景。

这样，摆在犹太复国主义者面前的战略选择就很明晰了：为了重建以色列，完成《旧约》中神的期许，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借助外力打垮了奥斯曼帝国在中东完整的地缘政治板块。此时他们决定再次故技重施，借助外力打垮英帝国在中东地区的顽固态度，在帝国中东统治的废墟上重建以色列和“第三圣殿”。

那么这个外力选择谁呢？放眼望去，有能力打垮英帝国的，无非美、德、苏三国，而在这三国当中，挑动美英之间进行足以打垮英帝国的全球性战争是不可想像的；苏联的斯大林只能利用却无法控制。这样最有可能跳出来武力打击大英帝国，在地缘政治上距离英帝国本土最近，又便于犹太资本控制的，当属“一战”战败国，蒙受凡尔赛和约羞辱，复仇主义笼罩全国而又急需外国资本恢复国民经济的德国。而当时统治德国的，却是按照英美自由主义政治逻辑组织起来的魏玛共和国，这个虚弱的魏玛共和国完全符合英帝国既稳定德国局势又不让德国壮大的战略，这样的德国是不足以承担起迫使英帝国在中东问题上让步的重任的。

颠覆软弱的魏玛共和国，重建一个强大的德国，为大英帝国制造一个危险的敌人，以迫使英国重新依赖犹太银行家的钱袋，这是一个既能实现复国的战略目的，又可从中大获其利的战略。不过，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他们千回百转物色和扶植起的是一个比斯大林更不靠谱的人物，德国最后是强大了，却完全失去了控制。当然，此乃后话。

当务之急，是如何颠覆魏玛共和国。银行家们没有武装，同时，在战争刚结束的欧洲，立刻策动另一场战争的条件远未成熟。1922年，银行家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发动一场“货币战争”来摧毁魏玛共和国的基础。

国际银行家动手运作时，很快就发现另外一股势力也在朝着同样一个方向推进，这就是美国新兴的金融势力集团——摩根和洛克菲勒集团。当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超越老牌的大英帝国之后，美国金融势力也同步快速膨胀，原来跟着欧洲银行家老大跑腿的小弟，逐渐萌生了自己的野心。“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的想法与日俱增，早在“一战”爆发之前，美国新兴的精英集团就开始考虑取代英国成就全球霸主的大业了。

此时，两股势力相遇，终于找到了知音，两者的战略目标几乎完全一致，实施的战术步骤也可以很好地协调。双方的最高战略目标就是打垮大英帝国的全球霸权，犹太银行家要的是实现以色列复国的梦想，美国精英看中的是世界霸主的交椅。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理想打手”就是德国，强大的、充满攻击力的德国符合双方共同的利益。当然，在强大的德国头上必须事先套上紧箍咒，以防德国反咬一口。因此，从中央银行到金融系统，从工业集团到原材料基地，必须被彻底控制起来，然后，软弱的魏玛共和国必须被强势的新德国取代，才有能力执行这一“伟大”的战略。

如何才能彻底控制德国的经济命脉呢？一场“货币战争”浮出水面。彻底摧毁德国的货币系统将使德国的所有资产变得廉价无比，再进行控制就易如反掌了。

按照股票操纵的行话就是，先做空，逢低吸纳；再做多，赢得暴利！

「经济武器与《凡尔赛协议》」

英国阿尔福雷德·泽曼爵士（Sir Alfred Zimmern）在“一战”中，曾经写过一本13页的小册子，名叫《对付德国的经济武器》（The Economic Weapon Against Germany，London：Allen & Unwin，1918）。他在这本书里面第一次提到了“经济战”这样的理念。[13]泽曼被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奎格雷教授列为英美精英组织的重要成员。

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战争中的中欧强权（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等）正处在世界范围的被包围的态势之中，凭借它们自己的力量无法打破这样的包围。这本书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到大规模经济封锁所形成的“经济战”的理念，而德国人当时认为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存在。

1915年12月，英国首相提到：“有人会认真去想由于橡胶短缺，我们将会失去这场战争吗？”由于英国和美国能够封锁欧洲大陆的德国，控制世界其他地区的原材料来源，而德国在战争中得不到这些原材料的补给。德国的战争准备是基于一种假设，那就是战争最多只会持续一年。显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了4年，而德国在战前准备非常不充分，并且没有想到，由于丧失制海权，德国被英国进行经济战略的大包围，使德国在战争中巨大的原材料损耗难以得到补充，因此逐渐丧失战斗能力，以至于最后溃败。这一点是德国作为大陆强权首次同海洋强权较量时面临的重大战略新问题。

泽曼在书中进一步提到关于对德国战败之后的计划和预测，他指出，在正常的和平协定签订之后，将会发生什么呢？对德国港口封锁的解除实际上并不是英美想做的事，但是如果没有原材料就不会有德国工业的就业；如果没有就业，大量从战场上回家的复员军人就将形成庞大的失业人群，而这些人将会威胁社会秩序。反观英国和美国，由于它们控制了原材料的供应，就控制了德国经济重建的进程。德国将会面临物资全面短缺的局面，如果考虑到饥荒出现，经济混乱的局面将至少会持续3年时间。

由于英美对德国的经济封锁在战后仍然持续，德国必然出现物资短缺的问题，这种短缺局面并不是平常的商业抵制，而是有组织、有系统的国家行为。事实上，德国的物资短缺从一开始就是英美有意而为之的。在泽曼提出的经济战略思想指导下，1919年的《凡尔赛协议》其实是战争的继续。正如《凡尔赛协议》的起草者，美国国务卿兰辛（Robert Lansing）后来所指出的那样，《凡尔赛协议》并不会提供公平的和平，最终将成为持续战争的工具和手段。他当时就已经预感到“《凡尔赛协议》产生的是一种失望、后悔和进一步萧条，这种和平协议的条款，显然是不同寻常的严厉和带有侮辱性质的”。而刚成立的英美主导的国联，“在复杂的贪婪情绪之中将会成为捕食者”。

兰辛作为美国的主要谈判代表，在整个和谈中能够发挥的作用其实非常有限，因为各国的银行家们作为谈判代表的“顾问”，实际上把持着谈判的主导权。“在5月15号，我收到了布利先生的辞职信，同时还收到了我们另外五位主要专家的辞职信，这些人共同抗议和平条款的严厉和不公正。辞职信中指出，他们一致认为这样的条款违反了美国当初参战所捍卫的基本原则。”意大利总理弗朗西斯科也曾经说过：“在当代历史上，《凡尔赛协议》将成为一个非常糟糕的先例，它违反了所有的先例、所有的传统，德国代表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不公正的条件。在他们面对饥荒、物资短缺和革命威胁的情况下，他们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只有签字。在古老的宗教法律体系之中，每个人都必须有申诉的权利，甚至魔鬼都拥有这样的权利，邪恶的人也应该拥有这样的权利。但是当今新的国家社会，甚至不遵循黑暗的中世纪所形成的神圣原则。”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的战争消耗，加在一起相当于德国全部资产的3倍，德国每年最终将会被迫赔偿高达17亿马克的巨额战争赔款，而且要一直持续还钱到1988年。沙赫特也曾做过这样的评语，他说《凡尔赛协议》是一个有意的设计，这个设计将在经济上摧毁德国。这显然符合大英帝国统治精英的理想。

在《凡尔赛协议》影响之下，每一个经济的自然进步，每一个经济的复苏行动和信心的恢复，由于外国政治势力的控制都变成了不可能。在战争中，英国对战争的融资主要通过税收，占到战争融资的20％，德国是6％。德国的货币供应在1914年到1918年之间，从72亿马克增加到284亿马克，对于每个德国人而言，货币供应量相当于从110马克增加到430马克。当时德国整体物价水平，如果将1913年作为基准值100，1918年德国战败之后则上升到234，这样的通货膨胀幅度跟英国的情况大致类似。这种物价上涨程度对德国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影响被德国政府有效地对冲了，德国当时的工资，从1913年的基准值100上涨到248，德国人工资上涨幅度甚至略微高于通货膨胀。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严重伤害了德国经济，但是并没有摧毁德国的货币系统。

很明显，对于英国的统治精英而言，他们试图从根本上遏制德国的再度崛起。一个采用所谓“自由经济”体系的德国，在海洋强权的经济围堵战略下，是不可能真正发展和强大的。一个经济疲软、政治涣散、武功全废的“相对稳定”的德国，才符合大英帝国的根本利益。因此，德国的货币系统从1918年战争结束到1922年期间，处在相对平静的状态之下。

但是，到了1922年7月，英国统治精英发表了《丘吉尔白皮书》，宣称“无意将整个巴勒斯坦变成一个犹太民族乐园”，从而背信弃义地酝酿推翻《贝尔福宣言》对犹太复国的重大承诺，德国的货币系统突然风云突变，超级通货膨胀的飓风在全无征兆的情况下悄然登陆了。

「1922年德国中央银行“独立”：超级通胀飓风的“风眼”」

德国1922年到1923年的超级通货膨胀，在西方的教科书中普遍被作为政府控制货币系统带来货币灾难的经典案例，结论即只有银行家来控制货币发行权才是“负责任”和“安全”的。其实，正是银行家和他们操纵下的中央银行，才是德国超级通货膨胀真正的幕后黑手。

1876年成立的德意志帝国银行作为德国的中央银行，其基本组织形式是私人拥有，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德国皇帝和政府的控制。帝国银行的总裁和所有董事都是德国政府的官员，由德国皇帝直接任命，而且是终身制。德国中央银行产生的所有收入，是在私人股东和政府之间进行分成，但是某种意义上这些股东并没有权力来决定中央银行的政策。这是一种明显有别于英格兰银行、法兰西银行和美联储的德国独有的中央银行制度，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德国皇帝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始终牢牢控制着货币发行权。从德意志帝国银行成立以来，德国金马克的货币价值高度稳定，对德国经济崛起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是一个金融落后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成功典范。即使是在1918年德国战败之后，直到1922年，德国马克的购买力仍然相对坚挺，德国通货膨胀与英、美、法等战胜国相比并未出现明显差距。对于一个战败国，而且是一个处境极其悲惨的战败国而言，德意志帝国银行的货币政策能达到这种水平和效果，应该说已经是相当难得了。

然而，德国战败之后，战胜国却通过一系列立法，把德国政府对中央银行的控制权完全剥夺了。1922年5月26日通过立法，确立了德意志帝国银行的“独立性”，中央银行的运作从德国政府的控制之中摆脱出来，德国政府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掌控力被彻底废除掉了。德国的货币发行权完全交到了私人银行家的手中，其中就包括沃伯格等重量级的国际银行家。

这是德国发生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关键因素之所在！

关于这场通货膨胀的原因，西方普遍的观点认为是当时的德国总理威廉·库诺（Wilhelm Cuno）为了消极抵抗法国和比利时强占德国鲁尔区而导致德国政府不得不大量印刷钞票来应对。这是一个从各个角度都无法自圆其说的解释。首先，是政府在超量印刷钞票吗？不是。德国中央银行私有化的时间是1922年5月，而鲁尔问题的出现是1923年1月，过量印刷钞票的行为乃是国际银行家控制下的中央银行的所作所为。

第二，德国央行过量印刷钞票是为了挽救财政危机吗？不是。鲁尔地区被占领的确对德国财政造成了严重困难，但还不至于让德国央行采取“货币自杀”的手段来应付，而且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德国政府总理库诺其实有很多选择，他曾经是鲍林在汉堡美国航线公司（HAPAG）的总经理。麦克斯·沃伯格既担任HAPAG的董事，又是德意志帝国银行的董事，沃伯格银行此时与美国华尔街最牛的库恩雷波公司关系非比寻常，两位沃伯格兄弟是其高级合伙人，其中保罗更是美联储的实际运作者。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德国政府向国际银行家发行高回报的特种国债，还是麦克斯代表的德意志帝国银行向弟弟保罗代表的美联储协商“国际救援”，要应付一年多的鲁尔问题所导致的短期财政困难是没有问题的。

第三，德意志帝国银行过量印钞是为了支付战争赔款，故意过量印刷本币能够减免外债吗？不可能。事实上，《凡尔赛协议》已经明确要求，德国必须使用黄金、英镑和美元来支付战争赔款。这种情况下，过量发行本国货币根本于事无补，而且越多印本币跌得越厉害，也就越难以兑换外币来还外债。这与亚洲金融风暴时泰国不能靠印刷本币泰铢来偿还美元外债是一个道理。

后来德意志帝国银行总裁沙赫特在1927年出版了《德国马克的稳定》一书，提出的就是这种自相矛盾的解释。作为一个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认为超级通胀的危机是德国政府造成的。他认为帝国银行在其权限范围之内，主要是控制通货膨胀，但帝国银行发现无法做出决策。当时帝国银行持有的观点是，只要德国鲁尔工业区仍然被法国占领着，战争的外债总额仍然没有固定，而德国政府没有足够的财政来源，那么任何稳定货币的措施和企图都是没有用的。帝国银行狂发钞票是为了拯救德国政府，他们创造新的帝国马克，可以供给政府使用。沙赫特认为，当时战败的德国，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借助于帝国银行的发钞权。德国当时面临的是生存问题，所以中央银行没有办法维持独立的货币政策。

沙赫特的观点其实难以自圆其说。[14]

「颠覆魏玛共和国的“货币战争”」

德国马克究竟是如何被摧毁的呢？一言以蔽之，摧毁一种货币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发行过量的货币。这种过多的货币发行，可以通过几种方式进行：第一，中央银行自己发行过量的货币；第二，私人银行创造过度的信用和货币；第三，市场中的货币投机商通过大规模的“裸做空”，在摧毁一国货币价值的同时，其效果等同于货币投机商在大量发行货币。实际上，1922年5月，当德意志帝国银行落入国际银行家手中之后，三种形式的货币过度发行同时出现了。

从第一种情况来看，德意志帝国银行大规模印钞是事实，但并不是为了政府免除外债和解决财政困难。

再看第二种情况，私人银行的货币供应对超级通胀的影响。从时间上看：

1921年11月，马克兑美元的汇率为330：1；

1922年1～5月，马克兑美元稳定在320：1；

1922年5月26日，德意志帝国银行私有化；

1922年12月，马克兑美元为9，000：1；

1923年1月，鲁尔危机爆发，马克币值一泻千里，马克兑美元达到49，000：1；

1923年7月，马克兑美元达到1，100，000：1；

1923年11月，马克兑美元的汇率为2，500，000，000，000：1；

1923年12月，马克兑美元的汇率为4，200，000，000，000：1；

1923年，平均每两天德国的物价就要翻一番。

此时德国马克已经被彻底摧毁了。在马克被疯狂抛售的过程中，德国出现了超级通货膨胀。很多私人银行家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这些货币可能有黄金或者外汇作为支撑。私有化的德意志帝国银行开足马力印钞票，也赶不上私人银行所发行的货币总量。沙赫特作了一个估计，在当时德国货币流通总量中，有大约一半是私人银行家所发行的货币，而不是来自德意志帝国银行的官方货币。所以，私人银行的超量货币印刷几乎占据超级通胀的近一半源头。

第三种情况最不明显但却最为致命，有人系统性地、大规模地做空德国马克，从而导致了马克剧烈贬值，它的效果等同于大量印刷货币。

做空一个国家的货币基本运作机制大概可以分成几个阶段，首先该货币存在着明显的内生性问题。德国当时的情况完全符合这个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需要使用外币来进行赔偿，显然面临着巨大的外债压力，德国马克本身的确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缺陷。这与亚洲金融风暴时的亚洲四小龙情况类似，就是外债负担过重，而他们必须获得美元才能偿还外债。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可以由经济体自动缓慢地调整来渐进解决。比如增加税收，或者暂时降低生活标准，这些外债可以逐步得到偿还。但是当货币投机在一个很大范围内集中和突然发生，将会影响货币的价值，而且这种大规模的货币投机，仍然被视为一种合法行为。在投机过程中，他们只要事先大规模卖空某国货币，而且这种货币有着内生性的困难和问题，投机者最终往往会获得超级利润。

什么是做空机制呢？当货币投机家进行货币卖空行为的时候，他们并不真正拥有这种货币，而只是声称他们拥有。只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这种货币出现大幅贬值，他们以贬值后的低价从市场买回这种货币，平掉当初的“声称拥有”的“谎言”，就可以赚取巨额利润。从这个意义来讲，当货币投机者在卖空并不存在的“声称拥有”的货币的时候，其实质是在一定时间内获得了创造这种货币的权力。这些货币投机者同时出动，在同一时间一起大规模做空，数量足够大，而且是在这个国家货币足够虚弱的时候，这样的做空行为将会产生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效果，最后的结果就是使被做空的货币的价值出现自由落体般的贬值，严重情况下，将会产生货币恐慌。而货币恐慌将会导致链式反应，引发其他社会阶层本能的恐慌，大量抛售本币去换取外币，从而导致更大规模的市场做空行为。

在这样的货币暴跌过程中，投机家赚取的巨额利润，就是这个国家的生产者和储蓄者积累多年的财富，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此时所谓自由经济主义者，将会指责所有的错误都是由于政府的货币政策出现问题，而忽略投机者所制造的巨大灾难。

事实上，1923年德国的问题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出现的情况非常类似，本币体系和本国经济存在严重的内在缺陷，外债高筑，外国货币投机者蜂拥而至，超大规模做空本币，货币体系濒于崩溃，本币剧烈贬值，通货膨胀卷走社会财富，摧毁了国家经济基础。差别在于，德意志帝国银行非但没有制止货币投机，反而在变相给投机者提供充足的弹药；国际银行家的私人银行在超级通货膨胀中发行了全部货币流通总量的一半，也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历史惊人得相似，原因在于重复历史的人都是同一批人。今天的索罗斯及其背后的国际银行家与1923年摧毁德国马克的货币投机者师出一门。

魏玛共和国的社会财富在一年的时间里被洗劫一空。德国中产阶级沦为赤贫，失去一切的愤怒和战后所遭受的羞辱，使德国人心中的怒火升腾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报复心态。此时的德国社会已是一片干柴，等待的只是一颗引爆的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