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与大衰退」

当一个人立下壮志要由穷变富、由弱变强时，他会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积蓄力量稳步发展，另一种则是涸泽而渔急功近利。如果他过于迫切地想发展，把省来的收入都投入事业，每天只是苦干蛮干，完全不顾健康，长期营养不良，最终身体必然垮掉，一场大病下来，许多努力都将白费。

1957年的中国，却做出了第二种选择。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使中国社会快速进入了一种亢奋状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通过崭新的工厂、林立的车间、繁忙的车床、源源不断的工业产品、琳琅满目的市场和农民日益丰富的餐桌展现出来，让饱经战乱和贫困的社会看到了真正的希望。工业化带来的富裕与繁荣，使人们突然发现追赶世界发达国家的道路，看起来并非那么漫长。工业化的速度越快，繁荣富强的梦想就越逼真。

然而，发展工业的主要基础，却是脆弱的农业。重工业所需的设备，85％是用农产品去国外换来的，轻工业所需要的原料，90％来源于农业，1亿城市人口和5亿农民的粮食，也需要农业来提供。这就是典型的农业国在发展工业化时，所面临的普遍现象。

在工业化尚属起步阶段的中国，农业仍然主要是靠天吃饭。自然条件，气候变化都会严重影响农业收成。这一点，在一五期间已经体现得非常明显。从1953～1957年的5年间，出现了两个丰年，两个灾年，一个平年，结果1954年的大荒年使得农业减产，棉花、粮食供应不足，使得纺织等轻工业仅增长1％。而农业和轻工业构成了中国消费产品的几乎全部来源，消费品减少，商业就下滑，国家财政收入也跟着萎缩，因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头就是农业、轻工业和商业。财政收入不足，又会影响投资和重工业。所以，1954年和1956年的灾年直接影响到1955年和1957年的经济增长。

只有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工业化所带来的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和大型水利建设，才能对农业产生实质性的帮助。在此之前，农业脆弱的基础，在工业化的重压之下，显得格外需要呵护。

一个国家就如同一个家庭，其收入无非是用于消费或储蓄。贫穷家庭的收入中大部分用于日常开销，仅有少部分能够进行储蓄，而一个贫穷的农业国的国民收入中，积累与消费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积累是国家未来发展的潜力，消费是大众现实生活的开支，没有积累就没有发展的后劲，而缺乏消费则国民无法正常生活。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积累比例太高，就如同饿着肚子干活，时间一长，身体必垮，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刚刚过上温饱生活的穷国，积累比例如果超过25％，则农业基础肯定吃不消。

强行进行工业的高积累，则意味着农民必须减少口粮，这会构成长期的隐患！如果工业不能提供足够的消费品进行等价交换的话，农民则将消极怠工，减少粮食生产，这将是经济的灾难！如果再赶上连续的大灾年，则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商业和财政收入将遭遇灾难的平方！如果工业积累用于严重畸形的工业部门，而产生巨大浪费的话，情况将是灾难的立方！

可惜，从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这三个“如果”全占了！

“大跃进”时期的高积累到了令人惊骇的程度！1957年时积累仅为24.9％，1958年则飙升至33.9％，1959年更是达到惊人的43.8％，1960年仍高达39.6％！如此之高的积累比例，势必严重破坏农业脆弱的平衡，农民不得不大幅减少口粮以保证工业发展。事实上，农民的人均口粮在1956年达到410斤的高峰之后，直到24年后的1980年，仍未超过当时的水平。农业的长期停滞，导致了整个中国经济的缓慢增长。

“人民公社”把农民的农具、耕牛、鸡、鸭、猪等私有财富强行收归生产队所有，推行大食堂吃大锅饭，吃饭不要钱，结果一个季度就吃掉了半年的粮食。农民不可能再有农业生产的热情和责任心，这与斯大林时代集体农庄的情况几乎完全一样。再加上连续的严重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出现了严重衰退，1958年的粮食实际生产了4000亿斤，1959年减少到3400亿斤，1960年更降到2870亿斤，棉花减产的情况更为严重。饥饿在农村与城市大面积蔓延开来。

以农业惨重代价强行积累起来的重工业投资，却出现了惊人的浪费。钢产量被高度图腾化为工业化的标志，提出了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535万吨增加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涨到3000万吨。“以钢为纲”，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景象确实出现了，这就是全国大炼钢铁的狂热之举。工业化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就连斯大林大搞工业化时，也只是从农业压榨出更多的原始资本用于发展重工业，但在进行重工业投资时，毕竟是按照相对合理的工业体系布局来进行。“大跃进”则推翻了所有工业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突出钢铁，不顾其余！工业化只有协调与平衡才能带来效益。结果钢铁仓促上马，突然发现电力不足，解决电力短缺时却又面临煤炭制约，想提高煤炭供应却又受制于运输，运输牵扯到铁路公路火车汽车，这些又连带着机械制造等行业。一马当先的“钢元帅”一回头，却突然发现后面大队人马无法跟进。再加上土法炼钢所生产的大量次品，造成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对森林资源的严重破坏更是无以复加，重工业的发展彻底畸形，与轻工业的关系完全扭曲。

经济危机从重工业的畸形扩张开始，过度积累造成了农业的破产，从而必然拖垮丧失了原料来源的轻工业，接着商品零售由于缺乏消费品而陷入恶性的萎缩之中，致使国家财政收入巨额赤字，不得不压缩投资规模，最终导致了重工业从1961年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衰退，重工业生产1961年比上一年下降了46.6％，1962年又同比下降了22.6％。钢铁从1960年的1866万吨跌到了1962年的667万吨，煤产量从3.97亿吨跌到2.2亿吨。这是建国以来出现的第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

直到1965年，中国经济才逐渐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为了这一错误，中国浪费了整整8年宝贵的时间！

「人民币的“物资本位”，再次遏制了恶性通胀的蔓延」

建国以来，人民币的发行秉承了战争年代的“物资本位”的核心理念，选择了既不与美元卢布挂钩，也不与黄金白银挂钩，形成了完全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中国在货币制度上，借鉴了苏联卢布的“计划本位”的外部特征，形成了一套以“计划驱动”货币供应、以“物资调节”货币流通的机制。

国民党在退出大陆时，运走了绝大部分黄金和白银储备，因此中国不可能像苏联卢布那样，建立与黄金挂钩的货币内在价值。同时，国民党政府在1935年法币改革之后，以英镑和美元外汇作为本国货币的发行抵押，导致金融主权逐步丧失，继而无法主导中国的经济命运，历史殷鉴不远，新中国决心要牢牢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人民币绝不容忍卢布、美元或任何外汇来影响本国货币的发行，无论该国是敌是友，中国货币的命运，必须由自己来操盘！

中国的计划经济，无论从实际经验还是精确程度来看，都远达不到苏联的水平，货币供应如果仅仅依靠计划来驱动，就会出现不小的偏差，导致物价的大幅上涨。所以，最终货币供应的决定性因素不是计划，而是物价！

三年“大跃进”最终崩溃之后，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毫无疑问，这次物价暴涨的源头正是由于货币超发。

在“钢元帅”自我膨胀的过程中，中国基本建设规模呈现出“大干快上”的疯狂局面，违反规律和超高目标的追求，降低了生产质量的基本要求，结果就是大量无法完成的烂尾工程，积压如山的劣质产品。但是，这些项目和生产所需的资金，已经由银行按照政府的计划要求，放出了巨额信贷。中国的银行体系基本是模仿苏联而建，在“大财政，小银行”的框架中，银行只是政府的出纳，政府放话，银行出钱。这些投资所形成的工业生产能力及其产品，本该由商业部门从银行借来流动资金加以购买，然后转手出售，在实现商业利润后，再清偿银行借贷。但是，堆满仓库的残次品在市场中无法出售，商业系统在“生产多少，购买多少”的口号下，已经将自己深度套牢。银行出现了严重的工业和商业烂账，最终只能由国家来埋单。

政府一方面承认仓库中无法出售的商品也算“完成了产值计划”，另一方面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财政虚收”所导致的惊人赤字。为了保证“大跃进”的建设规模，1960年的工业信贷比1957年飙升了12倍！更大的扩张形成了更大的浪费！60年代初，中国的财政赤字急速恶化，“大跃进”的三年累计财政亏空高达170亿元，相当于1957年货币流通总量的3倍以上！

财政赤字迫使政府开始大印钞票，“大跃进”的三年中累计增发货币达72.89亿元，货币流通总量从1957年的52.8亿元，暴增到1961年的125.7亿元！在重工业生产严重萎缩，商品供应由于农业和轻工业陷入崩溃而极度匮乏的时刻，“大跃进”新增的2550万就业人口又增加了100亿元的购买力，更加剧了货币过剩与商品匮乏之间的尖锐矛盾。

粮食和商品的极度短缺，使得国营商店的供应完全无法满足社会的最低需求，政府不得不大规模放宽农贸自由市场的限制，当海量货币杀进农贸市场时，疯狂抢购稀缺的物品的货币洪水，将粮食价格推高了10～20倍！一斤大米高达2元，一个鸡蛋开价5毛，一斤猪肉更是到了5元的天价，一只鸡几乎要吃掉普通工人小半个月的工资！60年代初农贸市场的物价水平，几乎可以与50年后的当今物价相提并论，而当时的工资仅为现在的几十分之一。

这是建国初期平定战争时代遗留的超级通货膨胀以来，最为严重的全国范围的恶性通胀。国民党政府败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其超级货币贬值的财富掠夺政策，引发了城市中产阶级对国民政府的信心崩溃。历史的教训，使政府意识到稳定物价已成为紧急而迫切的重要工作。

在当时的中国商品流通市场，存在着国营商店与农贸市场两种价格，国营商店商品供应是计划管制，价格不高但商品奇缺，只能定量供给。农贸市场有商品，但价格高昂。控制通胀的核心问题，就是让农贸市场的价格逐步回落到略高于国营商店的水平。这样才能稳定社会，安抚民心。

但凡粮食和轻工业消费品出现严重短缺之时，国家都会开始实施定量配额供给制。1921年的苏联如此，1948年的德国同样如此。1961年，中国开始对18类商品实施定量供应，从粮食、棉布、猪肉、肥皂，到香烟和火柴，都有额度限制，地方政府在此基础之上，更是推出了几十上百种地方定量供应的商品限额标准，许多地方甚至连蔬菜也要定量供给。城市居民每人每月供应猪肉二两，口粮则普遍不足，农民每人每年供应棉布仅三尺。这些最低定量显然不能满足正常生活需求，只能是维持最低的生存状态。但这些最低定量至少稳住了关键商品的价格。

如果说货币超发与商品短缺形成了物价飙升的现状，那么解决的办法就有两种：一种是承认货币超发的现实，放手让管制商品的价格上涨，缩小国营商店与农贸市场之间价格的巨大落差，希望定量商品价格的上涨会减弱农贸市场物价上涨的动力；另一种方式，则是战争时代和解放初期屡试不爽的经典思路，既然物价上涨是货币超发所导致，那么降低物价的关键，就在于回笼过剩的货币，减少货币流通以适应物资短缺的现状。无论哪一种方法，成败的关键都在于要刺激商品的供应增加，减轻公众的生活压力，稳定社会情绪。

第一种方式，以提价来应对货币超发，能够暂时刺激提价商品的供应，但会导致货币供应的进一步增加，社会未必能够稳定。因为计划商品提价，必然使公众的购买力缩水，政府为了保障人民的生活不致更加困难，只有增加工资，从而带来更多的货币供应，商品在提价的刺激下所带来的增量，在时间滞后和更多货币的追逐下，不一定能产生价格稳定的效果。结果很可能造成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反复提价，与工资轮番上涨的恶性循环。因此，提价消灭不了通胀，而且有可能带来更大的通胀。

第二种方式，以消灭过剩货币来对付通胀，显然这才是治本之道，而且是一招毙命，永绝后患。在陈云的建议下，提出了用高价商品回笼货币的基本思路。在定量商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额外提供“高价糖果，高价点心，高价饭店”，让社会中的富裕阶层，例如在农贸市场高价出售粮食而获益的农民、有高收入保障的民主人士、高工资的职工、工商业吃定息的原资本家，增加一个补充营养改善生活的渠道，从而大量消费他们的过剩货币，同时并不影响其他群体的生活。当时，高价商品的定价原则就是“高到卖得掉，低到不脱销”。这一政策推行了三年，国家以高价商品大规模地收回泛滥的流动性，在稳定物价和保证市场供应方面产生了显著作用。但是，这一政策也产生了社会低消费群体的明显不满情绪。

紧接着，刘少奇提出了对农民实行“高对高、低对低”的两种价格政策。所谓“低对低”就是国家在按计划的低价格收购农产品的同时，也按低价格提供工业消费品为交换对价；“高对高”就是国家和农民议价，用高价的工业消费品来交换高价农产品，并将农民在农贸市场获得的过剩货币进行回笼。

1962～1964年，这两种办法在三年中总共回笼货币约45亿元，货币流通总量从1961年底的126.7亿元，到1964年末大幅减少到80亿元。农贸市场的价格开始逐步回落，物价稳定取得了明显效果。

但是，仅仅稳定价格只是解决了燃眉之急，控制住了价格疯涨的蔓延。只有大量增加商品供应，才能从根本上扑灭通货膨胀的熊熊烈火。这就涉及如何调整“大跃进”所造成的不合理的物价体系。

农业经济的崩溃，显然是由于极端的工业化政策，采用过低的价格转移农业财富而导致的恶果，为了弥补农业的损失，国家从1961年开始大幅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压缩工业建设的规模，将国家经济资源重新向农业进行倾斜。1961年的农产品收购价比1960年提高了28％，比1958年提高了34.8％。

农产品收购价格的跳升，几乎立刻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产生了强烈的刺激效应。从1962年开始，以华东地区为先导，大部分地区的农业开始出现粮食增产、农贸市场价格回落的现象。农业的触底反弹，带来了轻工业原料供应的增加，大量的消费品开始涌向市场，商业贸易重新出现了繁荣的景象，财政恶化的趋势被扭转了。到1965年，工业生产渐次复苏，多数企业开始扭亏为盈。除了煤炭等少数产品价格上升之外，绝大部分商品价格稳定。利润丰厚的化肥、西药，以及上海生产的日用热销产品，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降价：1965年的消费品价格总指数比1962年下降了12％之多，平均商品价格下降了4.8％，农贸市场价格与国营商店的价格重新回到正常的范围之内。以“物资本位”对付恶性通货膨胀，再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1961年到1965年的5年经济恢复期间，货币供应在大幅收缩，而商品供应在快速增加，整个经济在物价下降之中重新繁荣起来。其基本过程就是，收缩货币以稳定物价，调整价格以刺激生产，当商品供应逐渐追赶上超发的货币之时，物价将进一步稳中有降。陈云等老一辈的财经领导人的实践，再次说明经济繁荣并不会必然带来通货膨胀，只有不负责任的经济与货币政策，才是通货膨胀最大的帮凶！

1948年德国面对恶性通胀时的应对之道，与1961年中国反通胀的手法，都是在严重的商品短缺和货币泛滥所造成的极度混乱中，采取了大幅减少货币流通量，以缩小货币与商品的悬殊差距，最终都取得了稳定物价的效果。但是，从本质上看，德国与中国削减流动性的工具，体现出两种不同的货币本位之间的根本差异。德国是中央银行以“平衡票据”为核心工具，来压缩银行体系的资产规模，同时减少货币供应，而“平衡票据”其实也就相当于未来联邦德国的国债。这代表了在“国债本位”的货币体系中，收缩流动性的基本打法。

但是，60年代中国的国债规模可以忽略不计，到1965年，中国成为了地球上唯一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难道没有国债就无法采用货币手段治理通胀了吗？很明显，国债并非是唯一的货币工具，也未必就是最优选择。用物资和商品，同样能够实现减少流动性的作用，也同样能够达到消灭通货膨胀的目的，而且没有国债内生的利息成本。在目前欧美各国所面临的国债困境，以及这种困境衍生出来的主权货币危机中，中国人民币的“物资本位”所取得的物价稳定和反通胀的巨大成功，难道不值得今天的世界各国认真借鉴和反思吗？

货币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国债或者外汇，是否就是一国货币发行所必须依赖的基础？这个规矩究竟是谁制定的？有没有更好的其他选择？这都是在当今世界的货币危机中，世界必须严肃思考的根本问题！

反思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走回头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优劣比较，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

严格的计划经济，就好像在水缸里种树，缸与缸之间彼此隔绝，根不能连着根，藤不能缠着藤，枝叶不能勾连着枝叶，中间的全部营养交换只能在严格的计划规定下进行，貌似郁郁葱葱的一大片森林，但却形不成具备进化功能的生态环境。在这种刻板的人造森林中，杂草不能生长，花儿不能绽放，小鸟被限高飞翔，动物需分类圈养，狼虫虎豹绝迹，蛇鼠獐狍遁形，自然所赋予的物种之间内在的关联被人为割裂，这样的森林当然缺少生机，这种大山自然缺乏物产。如果计划不能赋予社会中各类人群以本能的生存动力，那么短缺就只能是计划经济的必然结果。

「工业化的变轨与加速：中国错失了机遇」

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轻工业90％的原料都是源于农业，而重工业所提供的技术装备大部分都服务于轻工业，用以生产最终的消费产品。农业天然的低增长速度，必然限制向轻工业提供原料的潜力，在直接制约轻工业发展的同时，也间接制约了重工业的扩张，从而导致商业贸易和财政收入的低增长，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被农业牢牢地限制在低增长的轨道之上。

此时，只有轻工业的突破，特别是在原料来源方面的突破，才能打破经济增长的瓶颈。

欧美工业化过程中，其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德法搞的“煤钢联盟”，将钢铁作为工业的主要原料，把煤炭当成动力的主要来源，表明了在50年代初，钢铁和煤炭在世界工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但是，中东地下沉睡的石油之海，彻底改变了世界工业化的发展轨道。

从1946到1950的短短五年之间，平均每年在中东发现的石油资源就多达270亿桶，相当于当时世界石油年产量（约30亿桶）的9倍！源源不断的石油从中东涌向全球，西方在石油极大丰富的时代，享受到了空前美好的经济繁荣。超级丰富的供应，带来了超级低廉的价格，60年代西方石油价格仅为每桶1.5美元。

石油的大规模廉价供应，不仅带来了西方汽车工业的迅猛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石油的衍生产品，从根本上突破了轻工业原料来源于农业的制约！石油化工的异军突起，带来了化学工业的革命：合成氨的大规模生产，刺激了化肥的急速增长，直接突破了农业生产的瓶颈；化学农药的使用，对于防治农业的病虫害起到了巨大作用；尼龙、涤纶、腈纶等化学纤维，在纺织业中大量替代了棉花和动物皮毛；塑料的出现，替代了日常生活中，从锅碗瓢盆到桌椅板凳等家庭装备，在工业原料中，从汽车的零部件到集成电路都离不开塑料，在建筑行业，塑料被大量替代钢铁、木材和水泥，在包装行业，塑料薄膜、塑料袋遍布市场；合成橡胶在各种轮胎、传动带、胶管等工业用品中大大超越了天然橡胶，在雨衣、胶鞋等生活用品领域，极大地丰富了生活。在涂料和胶粘剂工业中，新兴材料同样大放异彩。

自五六十年代开始，世界各国出现了汽车、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四大件”的消费品热潮，这些产品都离不开石油化工在轻工业原材料领域的重大突破。石油化工的基础产品乙烯，成为新经济时代的宠儿。美国从1940到1980年的40年间，乙烯产量由40万吨增长到1300万吨，激增了32倍！

在现代生活中，在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所有消费品当中，来源于农业的直接产物，已经倍感稀缺。曾几何时，的确良的衬衫是如此稀罕，腈纶的面料非常抢手，人造皮革的夹克光彩时尚，解放牌胶鞋遍布大街小巷，三合板的大立柜替代了纯木家俱，合成材料的地板大规模进入家庭，超白的涂料使房间更加明亮，硬质塑料的切板走进千家万户的厨房，逛菜市场的家庭主妇的手中不是网兜就是塑料袋，这所有的一切，没有石油化工所引发的材料革命，都将不复存在。来自农林作物的消费品原料，被人工合成的数以万计的新材料全面取代了。石油化工对轻工业所造成的革命性冲击，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社会消费时代！它使工业化的进程，发生了剧烈的变轨。

当中国仍在强调“钢元帅”在工业中的伟大作用时，世界工业化已经峰回路转，轻工业的原材料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摆脱了国民经济对农业和天然材料的深度依赖，将工业化水平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到1965年，中国经济刚刚从“大跃进”之后的大衰退中走出来，紧接着又直接跌入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经济停滞之中。虽然石油化工的很多技术和理念已经传播到中国，但是，在中国的工业中还没有来得及大规模普及，由工业自身积累来代替农业积累的转变远未实现，从而错失了一次根本性的工业化变轨机遇。

如果说石油化工彻底解决了轻工业原材料对农业的依附，带来了工业化的重大变轨，那么电子工业与计算机的突飞猛进所引发的工业自动化革命，则将工业化在新的轨道上骤然提高到了第一宇宙速度！

1947年晶体管在美国贝尔实验室的诞生，以及1958年集成电路的横空出世，带来了以集成电路为核爆炸中心、以摩尔定律为冲击波速度、横扫工业一切领域的自动化浪潮。

自动化将生产过程中的数据进行采集、分析、判断和反馈，并控制机器最终完成了人类所无法企及的超高速度、超高精确度和超高强度的自动连续生产，工业生产的速度和质量获得了本质性的提高。自动化第一次将信息从工业过程中剥离出来，这次伟大的分工创造出一个单独的工业分支，这一分支以计算机为大脑，以集成电路为脊梁，以网络为四肢，以海量信息为粮食，在重工业领域中，创造出了智能化和数字化的技术装备，这些装备在轻工业体系中，将生产效率提升到工业革命以来前所未有的境界。在“工业的森林”中，不再是机械和独立的生产孤岛，而是进化成密切联系、高度智能、完全整合的“生态环境”。自动化不仅解放了人类的体力，更激发了人类大脑的潜力，从控制生产过程向促进科学管理进化，从工业生产向社会生活渗透，自动化所催生出来的信息化，将更为深刻地改变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

中国在50年代苏联援助的156个大型项目中，获得了工业化扩散所带来的巨大效益，大大缩短了与世界经济的差距。但是，从1957年到1970年，在世界工业化开始变轨和加速的关键时刻，中国的经济却处于衰退与复苏的挣扎时期。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流放”所带来的封闭与隔绝，对中国工业化的后劲造成了深重的内伤，中苏关系的恶化，进一步断绝了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获得最新技术扩散的渠道。在无法摆脱农业对工业化的先天制约的枷锁中，中国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政治斗争则加速了前期工业化成果的恶化。50年代尚属先进的工厂，在60年代世界工业的剧烈创新浪潮中，已经陈旧落后。世界范围的重大技术革命，造成了中国工业的加速折旧。企业上缴了主要利润，大大削弱了技术升级所必须的资本积累。当这些宝贵的工业利润被投入到基于旧技术的低效益和高浪费的扩张时，则进一步扭曲了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虽然在封闭的环境中，投资造成了增长的幻觉，但是一旦参与外部竞争，整个工业体系事实上已经处于破产状态之中。

在美国人看来，中国好比一个被“孤立的愤怒的巨人”，这也正是美国所期待的“经济流放”的效果。不过，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且对中国有利的变化。美国在越南日益面对失败的最终结局，国际声望跌至谷底，国内反战情绪高昂，苏联的影响力日增，美国势力在全球面临着大幅收缩的窘境。此时，中苏关系的恶化，使美国看到了中国的利用价值。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造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深度衰退，寻找新的海外市场就成了欧美各国最急迫的任务。

中国抓住了这一时机，于1973年提出了“43方案”，准备在3～5年内，大规模引进43亿美元的石油化工与钢铁制造的成套设备。中国终于明白了石油化工对于轻工业摆脱农业制约的重要性，在引进设备中将化纤、化肥、化工设备放在了优先的位置上。

70年代的“43方案”，是继50年代的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项目之后，中国进行的第二次大规模吸收技术扩散的计划。后来，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配套和改造，总投资约200亿元，兴建了27个大型工业项目，计划到1982年全部投产。这一计划的实施，为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就在中国工业化快速起步与不断挫折之时，中国百年来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正在工业化的道路上急起直追。

「日本工业险遭“阉割”，麦克阿瑟大搞“土改”」

1945年8月，日本宣告投降。在战争中，日本全国财富的40％，直接或间接地毁于战火，经济已经全面破产。当美军浩浩荡荡地开进日本时，美国占领军最高长官麦克阿瑟收到了华盛顿的一项明确指示：“你对日本经济的复兴和强化不负任何责任。要向日本国民明确表示，你对日本应当维持一个什么样的特定生活水平也不必负责。”

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不同于德国，美、苏、英、法对德国实行的是直接军事统治，在日本，占领军是通过日本政府实施间接统治，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麦克阿瑟才能拥有对日本人民进行直接统治的权力。面对天皇存废问题，麦克阿瑟在日本期间的直接生活感受，使他确信保留天皇制度将有利于美国的“间接统治”。他还系统地研究了亚历山大、凯撒和拿破仑实行军事统治的历史经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几乎所有的军事占领都孕育着未来新的战争”，天皇在日本已被演绎成神的化身，虽然日本战败，但天皇的感召力“胜过20个机械化师团”。因此，如果废除天皇，那美国将背上充满敌意的沉重包袱，无限期地管理面临崩溃的7000万人口。

日本政府在战争中早就习惯了受军方的指挥，它不像一个决策机构，而更像是一个执行机构，所以当美国占领军替代了日本军方，日本政府完全没有障碍地与占领军进行了合作。

美国对日本最初的态度与对德国类似，就是从根本上摧毁日本再次挑起战争的工业潜力和战争意志。为此，美国对日本同样准备了一套日本版的“摩根索计划”。美国的目标是，战后日本工业的生产规模大体上只能以1931年“九一八”事件前后的水平为限，将日本的工业能力降低到一个初级工业化的水平，仅能满足自身经济的低水平运行，而不至于给美国人增加占领成本。同时，为了迫使日本向亚洲曾被侵略的国家提供赔偿，大量的工业设施将被拆除，作为向这些受害国提供实物赔偿的手段。美军制定了日本工业拆除的“黑名单”，在名单上出现的企业总数为1100个，少于德国1600家的规模，这既是美军对日本战略轰炸更加彻底的体现，也反应了日本工业弱于德国工业的现实。

除了对日本进行工业“阉割”之外，美国占领当局认为，日本军阀得以发动战争的另外一大根源，就是多年来在学校系统中对青年灌输“军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制度。因此，跟随美国占领军一起来到日本的，还有大批美国的教育学家。美国占领当局一方面逮捕了东条英机等战犯，另一方面则着手在教育系统中将“军国主义”思想的鼓吹者们立刻清除出去。美国教育家们开始制定思想内容在教材中的方向，明确了什么样的观念是日本的年轻人应该接受的。

与此同时，美国占领当局也准备对日本的财阀体系动刀子。但是，这里面存在着许多蹊跷的地方，三井、三菱、住友、安田这四大财阀显然是军国主义的最重要的支持力量和财源基础，所谓“解散财阀”，仅仅将财阀们的持股公司打破，但是财阀体系中最核心的财阀银行，却毫发未伤地保留下来。这些财阀银行家族与华尔街和伦敦城的国际银行家们，有着上百年的交情，三井家族甚至在明治维新之前就与国际银行家们的关系非同寻常。所谓“刑不上大夫”，当刀落到财阀们的头上时，总有意外的无形之手化解了严刑峻法，这种力量不只是来源于日本政府，也出自占领当局背后的势力。如同德国的银行家在支持纳粹的同时，也在巴塞尔与英美银行家们打得火热一样，他们在战后同样没有遭到应有的惩罚。

日本战前企业发展的资金来源中，贷款仅占12.8％，但战后的1951年，企业发展对贷款的依赖度高达62.8％。这无疑大大强化了财阀银行对企业的影响力。当日本与美国签订《旧金山合约》之后，重新获得了国家独立，日本于1953年修改了麦克阿瑟制定的“禁止垄断法”，允许企业竞争对手彼此持股，实际上相当于允许财阀被分拆的企业重新组合起来。修改后的法律允许银行可持有企业股份的比例从5％提高到10％，这样一来，一个以财阀银行为中心，原财阀企业们纷纷采取相互持股的战略同盟就形成了，财阀银行不但同样持有这些公司的股份，而且还向财阀同盟公司提供更加优惠的贷款，极大地强化了财阀体系这一利益共同体。事实上，财阀银行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从前的财阀持股公司，起到了财阀集团的战略制定、战术协调和利益枢纽的核心作用。

财阀银行不仅从居民的储蓄中筹措资金，同时也逐渐借重中央银行的贷款。如此一来，财阀体系比从前能够动员的经济资源更大，进入的领域更多，面临的竞争更小，组织体系更加灵活。

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三井集团。三井银行、三井信托、三井生命保险、大正海上火灾保险等三井系的金融机构联合起来，对三井矿山、三井金属、三井物产、三井造船、三井不动产、三井石油化学、王子造纸等三井系企业优先给予贷款。从组织上看，虽然没有从前的财阀持股公司存在，但三井系的头头们却以交换情报为目的，以“二木会”的名义定期集会，其密切程度不亚于前财阀企业集团。

日本最大的四大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安田，资本合计总额占全国的25.4％，十大财阀占到35.2％。在原计划分拆的325家企业中，最终只有11家被打散，其中三菱重工被分拆为三家后，又重新合并起来。

正是由于财阀银行的完好无损，在日本结束被占领状态之后，原财阀旗下的企业们，很快就在财阀银行的周围重新聚集起来，再次从幕后主导着日本战后的经济政治舞台。

1946年，苏联拒绝加入美元体系，冷战开始升温。美国对德国和日本的工业“阉割”计划，同时踩了刹车。

从1947年到1950年，日本工业被拆除的规模大大缩小，其设备总额不过1.6亿美元。日本得以保留了最重要的工业实力。这与德国所发生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同，没有这些保留下来的工业实力，日本战后快速复兴谈何容易。由于战争赔偿所涉及的工业设备拆除被压缩到微不足道的程度，亚洲各国没有获得战争巨大损失所必要的补偿，这使得日本在经济发展中甩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得以轻装上阵，快速崛起。

麦克阿瑟在日本的另外一个重大举措，就是1945年12月发布的“农地解放指令”，在日本掀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土地改革”运动。可以说没有农业的生产力释放，也很难有日本后来的工业崛起。

日本农业所面临的困境与中国大致相同，日本战前的工业化，也是必须从农业获得资本积累，当本国农业的产出无法满足工业原料供应时，急速发展的帝国工业，迫使日本政府向中国和东南亚大举侵略扩张，以获得工业原材料、粮食和石油的供给，同时为日本工业产品提供大举倾销的市场。在战后，当日本丧失掉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和占领区时，不仅断绝了工业原材料的来源，也丧失了消费品的市场。明治维新以来的工业化积累，在战火中耗损殆尽。如果不进行“土地改革”，农业生产的继续低迷，将迫使占领军当局不得不面对一个无法养活自己的日本，这将成为美国人长期的经济负担。

麦克阿瑟在日本发动的“土地改革”，是由政府强制性收购地主的佃耕土地，然后平价卖给佃农，这也是日本国内早就期盼的改革，不过，在日本财阀、军阀与地主结成同盟的帝国时代，土改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只有在战后，美国占领军当局才有足够的动机和力量，一举摧毁了日本千年以来，地主阶层垄断多数土地的制度。佃农第一次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他们不必每年再向地主缴纳一半或更多的粮食地租，这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热情，农业产量屡创历史新高。战后的一段时间，农民的生产力甚至高于城市。农民在市场中高价出售粮食，从而赚得了相当的财富，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占人口一半的农民在随后的20年中，逐步减少到人口的1/3，但农业生产却增加了一倍。由此可见，土地改革对农业的巨大促进作用。

也正是由于“土改”的成功，使得日本在1948年及随后的年份里，迎来了农业的繁荣，不仅缓解了粮食短缺和通货膨胀，而且支持了日本轻工业的十年恢复。

不过，在经济出现真正的复苏之前，日本还必须解决通货膨胀的难题。

「“倾斜生产计划”，带来了煤钢和通胀」

1945年战后初期，日本与德国的经济处境大体相同。在战争中，日本共有119个城市化为废墟，毁于战火的住房达236万栋，900万人流离失所。近一半的工业设备、道路、桥梁、港湾设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工业生产急剧下降，1946年仅相当于战前的30％。在战争中，日本的货币流通总量暴涨了24倍以上，黑市物价平均飙升了29倍。1945年农业歉收，大米产量只有往年的60％。严重的粮食危机、极端的物资短缺、恶性的通货膨胀，引发了日本接连不断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政局持续动荡。

当美国占领军当局宣布停止日本军工生产时，大批军工企业立刻面临断炊的危机，机械、化学、冶金等配套的工业部门也基本停顿下来。占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军事及配套工业一旦停摆，大规模失业将如影随形，再加上海外军队和移民纷纷回国，日本的失业人口一度高达1130万人。物资短缺、粮食匮乏、通货膨胀，迫使政府严厉实施定量供给，而这一措施几乎毫无疑问地将刺激黑市价格如火箭一般蹿升。

日本银行体系在战争中，向军事工业发放的贷款高达贷款总额的一半，特别是6大银行的军工贷款更占到90％的惊人比例，这些贷款已铁定成为无法回收的烂账，战争结束之日，也就是这些银行破产之时。为挽救银行体系和整个经济局势，日本政府在宣布投降的当天就发表声明，在允许银行客户继续自由取款的同时，也允许金融机构为企业继续提供新的巨额贷款。这种无视坏账的存在，继续发放巨额贷款的行为，无疑又将加剧通货膨胀的恶化。

1946年，日本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的危险之中，恶性通货膨胀如果不能迅速控制，革命与暴动的可能性就会与日俱增。

在如此恶性的通胀下，日本民众急切地希望取出银行存款，迅速购买各类黑市商品来保护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储蓄，银行挤兑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银行严重恶化的资产负债，哪里还经得起民众的挤兑？日本政府在财阀们的急迫要求下，向美国占领当局请求紧急应对通胀危机，麦克阿瑟也担心如果问题继续恶化，可能引发日本大规模的骚乱，甚至爆发革命二因此，麦克阿瑟立刻责成日本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制止危机的爆发。

1946年2月，日本政府出台了“金融紧急措施”，发行新日元，回收旧日元，民众必须在限期内将所有旧日元，存入银行的储蓄账户，在账户中兑换成新日元，但最多只能取出500新日元作为日常开销，这一数字几乎只能维持极端贫困的生活状态。政府用冻结存款的方式，暂时缓解了即将爆发的银行挤兑危机，用以旧换新所形成的货币流通剧减，来压制黑市物价的狂涨。从短期效果看，物价疯涨的局面被短暂遏制，从而渡过了一个金融危机的鬼门关；但从长期看，没有解决任何实质问题。

与1948年6月德国的货币改革相比，德国以1个新马克换10个旧马克，银行在资产与负债两个方向上同时削减10倍，用“平衡票据”（未来的国债）来置换银行资产，虽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财富再分配问题，但一步到位地消灭了通货膨胀的货币根源。虽然惨烈，但也不失为一种“长痛不如短痛”的根治疗法。而日本的“金融紧急措施”，则完全是为了应急，并没有从根本上减少通货膨胀的压力，只是延迟了问题的爆发。

如何有效利用这一难得的“延时”来根治通货膨胀呢？如果不愿从收缩货币入手，那么就必须从增加商品供应来突破。这就是日本政府推出的“倾斜生产计划”。该计划的主要目的就是集中有限的资源，增加煤钢生产。由于煤炭是工业的能源，而钢铁是工业的原料，有了这两种物资，就能带动其他工业部门恢复运转。

1946年，日本的工业生产大约为战前的30％，如果生产能恢复到60％，日本政府认为大量增加的商品就会抵消过剩货币的冲击，如此便可结束通货膨胀。只有制止通胀，才能真正开始经济复苏。要达到这一目标，煤炭生产必须由20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为此，需要占领军当局为钢铁部门提供重油和铁砂，然后以增产的钢铁来供应煤炭部门，促进煤炭增加生产，再以煤炭进一步推动钢铁。

在这个思路指导下，政府开始集中所有财源，于1947年1月专门设立了“复兴金融公库”。公库的资金来源就是中央银行的信贷，最终则体现为政府的财政赤字。在1947～1948年，公库一共放贷1259亿日元，占整个工业信贷的1/3。另外，政府还从预算中拨出850亿日元的巨额资金（占预算总额的12％），来向“倾斜生产”的企业进行价差补助。煤炭工业得到了475亿日元的贷款，约占公库全部贷款总额的38％。有钱自然好办事，结果1947年煤炭生产应声增长了近30％，同期的钢产量也增长了21％。1948年，日本经济出现了初步好转的迹象。工业生产恢复到战前的54.6％，其中煤炭达到90％，钢铁49.2％，基本达到了事先设定的目标。

不过，实现这一“倾斜生产”的代价，就是更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和钞票泛滥，钢铁和煤炭是有了，但轻工业生产消费品的原料仍然受制于1947年的农业。日本当年的轻工业与中国类似，在石油化工产业尚未启动的情况下，轻工业的原料来源严重依赖农业。此时，日本的“土改”才刚刚开始，农业增产的效果在1948年之后才会逐渐体现出来，而“倾斜生产”所造成的更大规模的货币泛滥，与尚在卡壳状态的轻工业瓶颈之间的脆弱平衡，在1947年和1948年再度被破坏，通货膨胀如脱缰的野马，又一次失去了控制。日本批发物价的上涨在1947年和1948年分别达到了193％和167％之多。

这一政策最终的效果是，大财阀体系的企业们，利用国家的资金和人民的储蓄，重新实现了资本积累，恢复了在战争中损失掉的部分实力，他们的贷款负担在恶性通胀中被迅速冲销，最终把通货膨胀的灾难留给人民和储蓄者。这实质上就是一种财富的抢劫，而且是在国家指导下的公然抢劫！结果，日本爆发了1948年的“三月斗争”，全国罢工人数高达100万人，在日本历史上规模空前。与此同时，政府机关和公共团体的公务人员也掀起了大规模抗争。

“倾斜生产”非但没有倾倒出大量的消费品，反而倾倒出更为猛烈的通胀，以及大规模的政治动荡。

美国人不干了！日本人这不是胡来吗？玩财政赤字的火，最终必然带来恶性通胀和社会动乱的灾难！

「道奇路线，日元投入美元帝国的怀抱」

1948年底，美国银行家道奇来到了日本。道奇刚在德国参与了6月的马克改革，此刻风尘仆仆地赶来东京，面对日本的恶性通胀，再看日本的财政政策，不禁心头火起。这与他策划的德国马克改革的思路相距甚远。

当日本政府官员对他大谈特谈工业生产恢复得如何喜人之时，道奇毫不客气地指出：“夸耀生产指数提高和出口增加是愚蠢透顶的行为，因为实际上这不过是美国援助的资金、（日本大藏省）补助金和赤字扩大的表现而已。”他作了一个有名的比喻，“日本经济好像骑在竹马上一样，竹马的一条腿是美国援助，另一条腿则是国内的资金补助机构。把竹马的腿弄得过长，就有摔倒而将脖子折断的危险，现在必须迅速把马腿缩短”。

日本内部此时也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意见是稳定是复苏的必要条件，必须首先制止通货膨胀；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没有复兴就没有稳定，必须扩大生产才能重建经济。后者其实是支持通胀的观点。大财阀们显然是希望国家继续实施大规模财政赤字，从而使他们继续获得巨额资金和补贴，实现更大的资本积累，通胀的代价自然由普通日本人来承受。在大财阀的影响下，日本政府迟迟不愿削减财政赤字。

美国人终于急了！

在看出了日本财阀相当顽固的态度后，美国政府和占领军当局断然采取了强硬措施，公然站到了日本政治舞台的中央，在没有通知日本政府的情况下，以美国政府直接指令的形式，于1948年12月18日，以占领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向日本国民宣布了“稳定经济九项原则”，这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道奇路线”。日本政界为之哗然。

“道奇路线”的核心就是：平衡预算、限制信贷、改革税制、推出单一汇率。

麦克阿瑟在给日本吉田首相的“书简”中，以极其强硬的态度和严厉的措辞，要求日本政府不折不扣地执行上述原则，作为向日本提供巨额援助的美国，麦克阿瑟认为有权要求日本忍受困苦，甚至暂时放弃一部分自由与权利，绝对不允许出现反对“九项原则”的思想和政治活动。

大财阀们群情激奋，日本政局波涛汹涌，吉田内阁完全搞不定日本国会中势力强大的反对派。为此，麦克阿瑟秘授机宜，干脆解散国会，重新举行选举，吉田的新内阁终于获得了国会众院绝对多数的支持，“道奇路线”开始实施。

由于大财阀们在经济复苏阶段中，实行了铁血式残酷的资本积累，日本工人的工资被压得太低，以至于众议院大选时，日本共产党大举获胜，高达35人当选，引发了美国和日本政府的惊恐。因此，遏制通货膨胀，提高工人工资，增加货币实质购买力，已经升格为政治问题。道奇在美国众议院作证时指出，“与经济稳定有关的真正问题，是人们对政治和社会的反应。当前日本的重要问题，是保证政治和工资的稳定，维持一种能防止共产主义势力发展的较高生活水平，为此，必须提高实际工资，重要的是提高货币的购买力，归根到底是提高粮食配额和棉制品的销售量”。

在这里，道奇强调的粮食和棉织品问题，正是土地改革和轻工业的瓶颈。中国在五六十年代所遭遇的农业生产和轻工业的困难，在此时的日本，也是矛盾的焦点。

根据道奇在德国的货币改革经验，他认为，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财政赤字，不消灭赤字，就无法除掉通货膨胀的根源。因此，他首先查看了日本政府赤字的原因，结果发现，1948年度的预算只是在一般会计上采取了平衡的形式，但是在特别会计上则是1500亿日元的庞大赤字。在道奇所制订的1949年度预算中，将税收大幅提高，将政府开支尽可能削减，从而得到一份不仅综合平衡，没有赤字，而且还有2570亿日元巨额盈余的“超平衡预算”，盈余高达财政支出的14％。这笔巨额盈余在偿还债务的同时，也为金融机构提供了资金，既遏制了通胀，又增加了银行的资本金。

由于“道奇路线”反对“复兴金融公库”的变相财政赤字的做法，因此，公库从1949年起完全停止了新贷款，并开始回收过去的放贷。这一招，消除了引发通胀的一个主要来源。

正如道奇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援助和政府补贴，是日本经济“竹马的两条腿”，如何锯短这两条腿呢？道奇首先停止了“复兴金融公库”的贷款，这一项节省了1259亿日元的支出，但是日本政府为了保护大财阀的利益，将财政补贴增加了一倍，抵消了道奇的努力。道奇只能在美国援助上再动脑筋。

1948年美国对日本的援助总额为4.6亿美元，1949年增加到5.34亿美元，这些援助主要是美国过剩的粮食和石油、医疗产品和棉花，在日本轻工业消费品和能源严重短缺的市场中，抛售美国援助物资可以获得惊人的暴利。如果以1美元：360日元的汇率折算，1949年美援物资相当于1922亿日元的规模，远远超过“复兴金融公库”和财政补贴的金额。

对于这样一笔巨款，美国此前基本上是让日本政府自己做主怎么花，现在道奇却要利用这一杠杆来实现“道奇路线”的意图。

于是，美国设立了“回头资金”制度，要求日本政府将销售美援物资所得来的货款，存入特别会计账户，由占领军当局管理。日本政府只有在获得美国同意的情况下，才能逐笔使用这笔“回头资金”。道奇设下了资金使用范围仅限于偿还政府债务和经济建设的直接投资。这样，美国将日本财政收入中的一大笔资金牢牢地控制起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迫使日本政府和大财阀们更加俯首帖耳。

从1949年到1951年，“回头资金”总共支出了3165亿日元，其中偿还政府债务和购买公债占35％，企业投资占65％。

其中用于偿还政府债务和购买公债的1118亿日元，对回收流动性和控制通胀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一政策的实质，与60年代初陈云和刘少奇提出的“高价商品”、“高对高，低对低”回笼货币的策略大同小异，道奇无非是将美援的粮食、石油、医药、棉花等日本市场的紧俏商品作为“高价商品”，在抛售中回笼超发的日元，然后将这些回笼资金清偿政府债务，从而消灭部分过剩的货币，大大缓解通胀膨胀的压力。1946年9月，日本货币流通总量为644亿日元，1947年底为2191亿元。“回头资金”回笼货币的规模对货币流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在企业投资中，“回头资金”没有继续大幅投向大财阀们所聚集的“煤钢”产业，而是大力投向电力、海运、电报电话、国营铁路等基础设施，在严厉紧缩的“道奇路线”中，财政投资是企业获得资金的大头，而“回头资金”占财政资金的70％，可以说这笔钱成了美国控制日本财政、金融、工业的强大工具。

美国援助的实质，其实就是将美国过剩的粮食和商品转移给日本，作为一种“恩赐”，美国赚足了日本政府的感激；再用这种“恩赐”的物资来回笼超发货币，又实现了控制恶性通胀的目的，赢得了日本人民的好感；最后，“恩赐”再转化为“回头资金”的投资，作为政治杠杆来制伏日本的各派政治势力，镇住了大财阀们的过度贪婪。美国人将援助发挥到了“一鱼三吃”的最高境界！

道奇路线的另外一根支柱就是单一汇率。战后一段时间内，日本的经济与外部世界几乎完全隔离，占领军当局控制着一切对外的经济活动，任何一笔对外贸易都需要事先征得美方的同意，而且每笔交易所涉及的货币汇率各有不同，这样一来就切断了日本商品大量出口的途径。

单一汇率就可统一混乱的货币兑换状况，整合日本的出口经济部门。由于日本国内消费力不足，市场狭小，原料和石油来源又主要依赖海外，不扩大对外贸易，日本的经济将很难真正发展。关键的问题在于，日元与美元到底定在什么样的比价，才能使日本经济真正受益。

以日本最早实现出口的产品缝纫机为例，由于国内农业萧条，棉花原料短缺，导致轻工业的棉布供应不足，当然这也会制约缝纫机行业的规模，因而产品成本居高不下。1949年缝纫机在日本的制造成本为24000日元，而其离岸价为40美元，这样的价格在国际上才能具备一定竞争力，因此，1美元相当于600日元，才能使得出口成为可能。

但是在道奇计划中，美国人单方面制定的单一汇率为1美元：360日元，这样日本缝纫机在国际市场的价格就变成了66.67美元，竞争力将大幅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只有通过补贴才能抵消汇率过高的不利因素，保证出口贸易的顺利发展。当迈出艰难的第一步后，随着经济的复苏，两年之内，缝纫机的月产量从3万台迅速增加到13万台，生产成本则不断下降，当政府不再补贴时，日本的企业照样能够实现利润。到1960年，缝纫机的制造成本从26000日元直降到4300日元，在国际市场中卖到十几美元还能赚钱，此时，日本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变得难以抗衡。

单一汇率尽管开始对日本并不十分有利，但一旦靠上了美元帝国所贯通的世界市场，那么日益增长的生产规模和不断下降的成本，将逐渐抵消汇率的不利影响，而后，固定汇率将越来越有利于日本的出口贸易。

道奇路线奠定了平衡的预算，缓解了通胀压力，实现了单一汇率，这一切只是建成了日本经济起飞的跑道，真正起飞所需要的加速度，还是来源于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

“朝鲜景气”为日本带来了23亿美元的超级战争红利。棉纺业的十大公司的利润增加了9～19倍，其中90％的利润形成了资本积累，钢铁、化纤和造纸业取得了相似的利润增长。再加上美国给日本提供的18亿美元的援助，日本在归顺美元帝国的选择中，在1945年到1955年的十年经济恢复阶段，总共获得了41亿美元的“好处费”。不过，背靠着急速扩大的国际市场，日本工业的规模迅猛扩大，同时，日本从世界所吸纳的海量新技术，进一步提高了日本产业的利润率，对美元帝国的依附所赢来的海外订单“红利”，远远超过了美国真金白银的援助。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工业化的变轨与加速」

日本工业化的底子虽然是明治维新时就打下的，但到了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已经被苏联的两个五年计划大大地甩在了后面。8年战争下来，日本的国民经济全面转向战争机器，工业化的深度与广度，已严重落后于美国和西方国家。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曾考虑让日本生产重武器系统，以便就近供应朝鲜战场，但美国的工业专家到日本考察了一圈之后，放弃了这一想法，因为日本的工业技术已严重落后，根本无法满足美军的需要。

当1955年来临之时，中国的工业化在苏联的帮助下，正在迅速接近世界水平；而日本虽然从战后的废墟中，成功地完成了复苏，但却是以轻工业为中心的“浅工业复苏”，重工业的技术水准，甚至不如中国直接引进的苏联最先进的工厂。如果从硬件条件看，中日双方大体处于同一工业化的水平上。

但是，这一年也是中日工业化发展战略错位的关键拐点。中国仍把钢铁视为工业化的核心，而日本却已经深刻地认识到电子工业和石油化工的重要性，并将自动化作为新的发展目标。这种战略眼光的差距，在随后的15年中，把中日之间的差距扩大到难以追赶的程度。

日本人对新产业的顿悟，让他们意识到原来的战争行为是多么愚蠢，石油在世界市场的充分供应，使占领中国东北煤炭能源基地显得毫无必要，石油化工带来的廉价、丰富、优质的合成橡胶，让南下掠夺东南亚天然橡胶的军事行动成了不可理喻的冒险。在石油化工成千上万的衍生品海洋里，轻工业的原料来源几乎获得了充分的满足。日本决心放弃军事侵略的立国传统，因为既没有必要，又没有好处。

石油化工取代了农业，成为轻工业的主要原料来源，电子工业和自动化则是工业化的加速器，有了这两个撒手锏，只要石油来源由美国保证，日本通过工业产品来征服世界，就远比用军刀马靴要简单得多。

中国和法国一样，虽然赢得了战争，却输掉了经济。

正是在这样的经济战略之下，1960年日本人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通产省的经济战略眼光，远高于中国当时的计划经济制定者，他们首先在重化工业中，指定应该优先发展的种类。其中包括：石油精炼、石油化工、人造纤维、机动车、工业机械、飞机、电子工业等。然后给这些行业提供绝对的保护和发展援助。为了避免国外产品对这些日本战略行业的激烈竞争，通产省拿出了进口限额、进口许可证、高关税、对国内产品优惠的商业税等五花八门的贸易保护手段。

当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后，直接的财政补贴过于扎眼，对于战略行业的发展，日本通产省怪招迭出，令人防不胜防。当造船业需要补贴时，政府不方便直接出钱，而这时日本市场上食糖的价格很高，利润丰厚，政府就对造船业提供食糖进口许可证，让他们在国内食糖市场中赚足了差价，作为政府的变相补贴。仅这一招，就让日本造船业的出口价格降低了20％～30％。

为了加快战略行业的快速发展，日本开始了疯狂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浪潮。在进口最新机械的补助金制度上，实行进口价的一半由政府出，国内同类厂商的成本，政府也支付一半的财政补贴。对企业设备实行特别折旧制度，加速设备更新，扩大资本积累。日本政府规定，企业购入新设备的当年，就可以提取相当于设备价格50％的折旧费，从利润总额中扣除，不须纳税。在政府的鼓励下，各企业竞相增加投资，更新设备。1961年，民营企业的设备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竟高达23％！此外，日本发展银行和日本进出口银行等政府财政机构，还为战略行业提供长期的低息贷款，而且贷款的成本在利润中被先期扣除，因而也不需要纳税。

通过各种政策和金融手段，日本企业在世界发达国家中的税负最轻，1972年日本企业总税负为21.2％，美国是28.1％，德国则高达36％。

政府、工业家和金融家采取了密切合作的方式，那些被指定为国家战略性的工业，受到政府的精细保护和悉心扶持。对于这些行业，通产省和大藏省为企业提出详尽的行政指导，当他们认为产量过高时，就会建议企业减产，当他们认为投资过多时，会提出投资调整。企业也愿意接受这些指导，它们总是蜂拥在政府周围，以获得好处。政府对一些企业极为偏爱，对另一些则非常冷酷。即便是政府的意见或通知，只要是来自通产省，任何企业都害怕如果不遵守，可能就会被打入冷宫。

日本央行在提供信用时的“窗口指导”，也是在日本被广泛接受的行政指导。它与政府对整个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相当于经济政策的金融版。央行对各家银行的放款总额设置一定的上限，当各银行来到央行窗口时，这种指示是一种“单纯的暗示”，但是，这种暗示却总是被无条件地接受。在各银行贷款总额受到行政制约的条件下，它们将优先贷给财阀客户。对于大藏省来说，资金的供应是基于特定政策的考虑而采取分配形式的，利率只是第二位的因素。

通过十年的发展，日本的产业结构朝高利润率的方向急剧转化。在工业领域中，重化工的利润率高于轻工业，重化工业1955年占日本经济总量的51％，1965年达到了64％，1975年则高达75％，创发达国家的最高纪录。从1950年到1969年，日本的工业生产扩大了17倍，其中老产品比重仅占60％，而新产品，特别是电子和石油化工产品的比重则急速扩大。

日本经济的发展模式与西方自由市场竞争的模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计划性的特点十分鲜明。日本政府在工业化变轨与加速的关键转折关头，高瞻远瞩、魄力惊人，对战略性行业的支持力度堪称成功的典范。正确的战略、完美的执行、悉心的指导、大力的扶持和精细的保护，是日本战略产业获得巨大成功的关键要素。

关于竞争，日本的观念与西方迥然不同。日本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但不是个人之间的竞争，而是企业集团之间的竞争。公司雇员之间的和谐，对公司的献身精神，是被日本社会认为值得提倡的，而公司雇员之间的竞争则不被鼓励。所以在国内，日本企业集团存在着竞争；而在国外，则体现为日本企业之间的合作，共同与外国企业进行激烈的竞争。

日本经济学家都留重人曾骄傲地升华了日本的奇迹：“‘凯恩斯先生曾在1937年讲过这样一段话，根据过去的经验，生活水平每年平均提高1％以上是不现实的。即使有很多发明创造，能够提高得更多些，我们的社会对于1％以上的增长率，也是不能轻易地使自己和它相适应的。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英国大概有过一两次生活水平按年均1％的速度提高的时候。但是，一般来说，生活水平的提高按平均年率计算，总多少要低于1％。’凯恩斯的这番话是在20世纪阴暗的30年代中期说的，他在演讲之际或许在心理上受到了当时的悲观主义的影响。然而，历史却可以证明，大英帝国从1860年到1913年这光辉的半个世纪里，每人实际收入平均年增长率只有0.9％。因而，当时几乎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怀疑凯恩斯的这一看法……（但是日本）至少到1973年，平均每人实际收入的增长率，在20年问几乎一直保持在年率8％以上的水平。面对这一事实，凯恩斯将何言以对呢？”

即便考虑到1860～1913年的半个世纪中，英国执行的纯正金本位的坚挺英镑，与1945～1971年，金汇兑本位下与疲软美元之间的货币贬值因素，人们也必须公认日本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的确大大高于英国人的时代。不过，一个客观因素是当年的工业革命并没有摆脱对农业的天然依赖，1％以下的收入增长，真实地体现了农业增长潜力的极限。如果没有工业革命，经济的实际增长仅在零的上下波动，这就是为什么农业社会上千年的社会经济，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只有在50年代以后，当石油化工产品大规模取代农业原料，从而突破了轻工业的增长瓶颈时，国民收入才具备了以更高速度增长的可能。

工业化曾给西方带来了繁荣和富裕，工业化进程中，各国对原材料和市场的争夺，也给世界带来了战争与灾难。当工业化开始在东方扩散后，世界经济与金钱的权力天平，开始向东方倾斜。中国与日本，无论选择哪种路径，也不管要经受何种挫折，前进的方向始终是通过工业化来实现富裕和强大的梦想。亚洲的所有国家，将陆续跟进这一历史的洪流。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与壮大，将日益打破美国战后一家独大的局面，世界将越来越呈现出战国时代的大趋势。

第六章 蛇形渐进，通往欧洲合众国的欧元之路

• 祸起萧墙，戴高乐下台；风云急转，欧洲整合提速

• 美债帝国开张不利，卖粮草“赔了夫人又折兵”

• 1973年10月，石油危机让工业国家脱轨

• 欧洲汇率求稳定，美元浮动掀波澜

• “莫内圈子”解体，欧洲联盟徘徊不前

• 再举莫内精神大旗，“欧洲行动委员会”在行动

• 德洛尔委员会，欧洲货币联盟的临门一脚

• 两条战线：德国统一与货币联盟

• 欧元帝国创世纪

「本章导读」

目前，欧元正在陷入严重的困境：欧债危机似乎已无法化解，欧盟内部争吵不断，欧元解体论甚嚣尘上。美国人有些幸灾乐祸，中国人显得无所适从，国际金融市场熊气漫天，经济学家们莫衷一是。

欧元会解体吗？欧洲一体化会中断吗？世界经济会脱轨吗？

为了找到正确答案，我们必须重新回顾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认真审视欧元诞生的历程。

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就是德法争夺欧洲大陆主宰权的历史，也是在美苏霸权的挤压下，欧洲试图重新崛起的历史。伴随着这一进程，欧洲始终存在着两种主要势力之间的博弈，这就是国际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较量。

国际主义的背后代表了金钱的权力，主权边界阻挡了资本自由流动的意志。国家主义则继承了传统的主权思想，力图约束金权的崛起。在超主权理念与国家利益的反复博弈中，欧洲货币联盟在曲折中艰难地不断进化。

政治民主与金融独裁这一对新矛盾，与德国重新崛起与法国如何制衡的老矛盾，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了错综复杂的欧洲一体化进程。

从煤钢联盟的诞生，到《维纳计划》的推出，从蛇形汇率机制的运作，到欧洲货币体系的实施，从《德洛尔报告》的发布，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从欧洲货币单位的制定，到欧洲中央银行的成立，欧元在蛇形渐进的道路上，历经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终于修成正果。

但是，欧元并没有解决欧洲的问题，而是带来了更多的问题。

没有统一的欧洲财政部，就无法克服当前的欧元危机。没有最终的欧洲合众国，欧盟一体化的目标就没有实现。

欧元仍在继续进化着！

「祸起萧墙，戴高乐下台；风云急转，欧洲整合提速」

1968年3月，在法国人的挑头下，爆发了全世界对美国黄金储备的大挤兑。戴高乐发誓要将美元拉下世界货币的霸主地位，推翻布雷顿森林王朝，改革全球货币制度，法国领导下的欧洲必须获得更大的金融权力。

就在美国“黄金互助总库”完全崩溃，戴高乐即将对美国黄金储备发动总攻的关键时刻，法国国内突然发生了“5月风暴”，不仅法郎遭到了美元的绝地反击而一溃千里，而且戴高乐上台以来从美国挤兑来的黄金，也被美国重新拿回了相当多的部分。

在危机最严重的5月底，巴黎游行的学生和市民打出了“戴高乐下台”的口号，国家机器几近瘫痪。对政局失去控制的戴高乐，甚至连他的总理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都没有通知，就于5月29日突然“失踪”，他连夜逃往了法国驻德国的军事基地。很明显，在戴高乐看来，在国内政治经济情况基本稳定的情况下，突如其来的“5月风暴”旨在逼迫他下台。美国人对他的痛恨非常自然，但国内的某些政治势力，甚至在他自己的政府内部，对他所坚持的“法兰西至上”的政策，心怀不满的也大有人在。

在戴高乐掌权的10年里，欧洲合众国的理想基本在原地踏步。超主权的“煤钢联盟”和欧洲经济共同体，都是“莫内圈子”在戴高乐上台之前搞出来的，戴高乐不反对欧洲联盟，也支持与德国和好，但前提不是丧失法兰西的主权，而是让法国成为欧洲马车的驾车人，让德国人来拉车。对英国两次申请加入欧共体都被戴高乐否决之事，“莫内圈子”的人更是怒不可遏。问题很清楚，戴高乐不除，欧洲合众国的理想根本就没戏。

戴高乐一手栽培起来的总理蓬皮杜，也是“莫内圈子”的积极分子。

蓬皮杜早年就读于巴黎著名的路易勒格朗中学（Lycee Louis le Grand），与塞内加尔后来的开国总统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是同窗挚友，与大名鼎鼎的盖·罗斯柴尔德也是校友。盖·罗斯柴尔德后来成为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掌门人，继承祖业成为法兰西银行的董事，执掌中央银行的大权，同时拥有法国工业领域众多公司的股权，是法国金融与工业的巨头。

蓬皮杜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后来成为一名中学教师。二战爆发后，蓬皮杜曾一度当兵参战，法国战败后，再度回到学校教书。1944年，当蓬皮杜得知自己的一位同学已经是戴高乐身边的幕僚长时，立刻给他写信，希望能谋得一官半职。在同学的引荐下，蓬皮杜最初的工作就是将法国所发生的各种政治事件加以总结，并形成一页纸的情况概述，每天发给戴高乐供其参考。很快，蓬皮杜对复杂事件的深入剖析能力，高度精准的语言风格，都给戴高乐留下了深刻印象。1946年，戴高乐组建了自己的政党法国人民联盟，而蓬皮杜就成为已经辞职下野的戴高乐与他的政党之间的主要联络官，1948年后蓬皮杜还兼任戴高乐私人办公室的主任。

戴高乐1946年下野后，一直在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结果他等了整整12年。在这段时间里，蓬皮杜一直是戴高乐无话不谈的心腹重臣。尽管不在台上，但戴高乐在法国人民中的巨大声望，使他随时有可能再度掌握法国的命运。

从来就笃信“永远与国王散步”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烧着当权派的热灶，同时也没忘了戴高乐这一潜在“优质股”的冷灶。法国海外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危机日渐严重，而法国驻阿尔及利亚的军队首领们，几乎都是戴高乐当年搞“自由法国”流亡政府时的老班底，危机恶化到一定程度时，恐怕法国只有戴高乐，才能控制得了法国的政局。

1954年，盖·罗斯柴尔德找到了他从前的私人导师，此人不仅与蓬皮杜是老朋友，而且就在罗斯柴尔德银行工作，罗斯柴尔德希望将戴高乐的心腹蓬皮杜挖过来。最初，蓬皮杜有些犹豫，毕竟他只教过中学，对银行业务更是一窍不通，到罗家的银行恐怕难以胜任。不过，蓬皮杜转念一想，自己苦等戴高乐上台已经8年了，天知道最终会不会有结果，不如到大名鼎鼎的罗家银行开辟一条未来人生的光明大道。

不能不承认，蓬皮杜具有非凡的智商和学习能力。他本来在银行中只是一个闲职，罗斯柴尔德也并没有希望他在金融业务中能有什么重大成就；但是，蓬皮杜在短短两年内，从一个看不懂资产负债表的门外汉，逐渐介入核心业务。正如戴高乐对蓬皮杜留下的深刻印象一样，罗斯柴尔德对这个校友，也不得不刮目相看。蓬皮杜不仅能够迅速抓住生意中的要害，而且往往能迅速找到问题的突破手段。结果，蓬皮杜在罗家银行中的地位与日俱增，深得罗斯柴尔德的信任。从1956年到1962年，蓬皮杜当上了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总经理，并且受罗斯柴尔德委派，担任了另外几家大公司的董事，代表罗家银行发号施令。

1958年戴高乐果然东山再起，蓬皮杜奉召参与了第五共和国的宪法起草，并继续为戴高乐出谋划策。此时，他的建议中已经很自然地考虑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利益。1962年，戴高乐总统力排众议，举荐从未有资深政绩的蓬皮杜出任法国总理。以往历任法国总理要么是在选举中叱咤风云的人物，要么在政府部长的位置上从政多年，而蓬皮杜却是从罗斯柴尔德银行总经理的位置上，一步登上了法国总理的大位。从此，蓬皮杜成为了戴高乐主义的重要执行人，在总理位置上一干就是六年，创下四代法国政坛总理的任期之最。在这六年中，蓬皮杜不动声色地选拔和安插自己的人脉，逐渐控制了法国政府的主要核心部门。

当1968年“5月风暴”来临时，戴高乐突然发现，各部部长对总统居然群起而攻之，他已经无法控制政府，而蓬皮杜则大权在握。惊慌之余，戴高乐只能玩“失踪”，不敢让部长们知道他的行踪。他跑到法国驻德国的军事基地，就是想看看法国军队到底支持谁，再定进退。当获得了法国军方的支持后，戴高乐重返巴黎，宣布举行6月议会的重新选举，结果戴高乐主义者大获全胜。在重获支持后，戴高乐立刻罢免了蓬皮杜的总理职务。法国政坛一片惊呼，大家原以为蓬皮杜是戴高乐主义最坚定的支持者，两人关系一向很不错，只有戴高乐心知肚明，究竟是谁搞出“5月风暴”，以及风暴的原因。

对于自己被解职，蓬皮杜“委屈”地声称，这是戴高乐犯下的一个错误。此时，在法国人心目中，和平解决了“5月风暴”的蓬皮杜，忍辱负重，忠诚坚定，不计个人得失，在形象上已经超过了老迈固执的戴高乐。

尽管戴高乐主义赢得了议会选举，但胜利者却不是戴高乐。法国人已经开始呼吁进入一个没有戴高乐的“戴高乐主义”时代。1969年，戴高乐的改革议会和地方政府的主张被全民投票否决，心灰意冷之下，只有宣布辞职。

蓬皮杜自然成为法国人万众期待的新总统。他的隐忍和策略，赢得了民心，也迎来了自己的时代。

蓬皮杜所推行的“戴高乐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抽去了“法兰西至上”精神核心的“修正主义”。他和“莫内圈子”中的同道者们，在摆脱了戴高乐的掣肘之后，开始大踏步地推进欧洲合众国的进程。

对于蓬皮杜和他背后的金融势力集团而言，废除主权边界，资本自由流动，金融不受管制是最大的理想！让资本来控制国家，而非国家控制资本，是最重要的核心理念！超主权的一切目的，就是为了废除主权！欧洲人联合起来，共同反抗美国的压迫，则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口号。

此时，欧洲政治舞台中心的三个人物，法国总统蓬皮杜，德国总理勃兰特和英国首相希斯，全部是“莫内圈子”的积极分子，推动欧洲整合的政治时机，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

1969年4月，戴高乐刚下台，欢欣鼓舞的英、德、法首脑就在12月齐集海牙，召开欧共体峰会，会议决定加速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英国突然受到欧洲大陆的热烈欢迎。1973年，欧共体一下子吸纳了英国、丹麦和爱尔兰加盟，从初创时的6个国家，变成了9国联盟。

在海牙会议上，另一项重大举措就是设计欧洲经济货币联盟（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的战略框架，并最终形成了1970年IO月推出了《维纳报告》。皮埃尔·维纳（Pierre Werner）是卢森堡的首相兼财政部长，受欧共体执委会的委托，由他出面组织各国专家成立欧洲货币联盟委员会，提供一个综合性的货币战略，旨在保护欧洲利益，以对抗美国对欧洲利益的漠不关心，甚至是刻意对抗，同时也是为了平衡德国的经济与工业实力。

《维纳报告》中提出，要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成员国的一些关键权力（包括财政预算和货币政策），将最终从各国议会、政府和中央银行手中，向欧共体内部成立的新机构进行转移。

报告建议分三个阶段来实现经济货币联盟。第一步就是稳定汇率，为各成员国经济确立共同的指导方针，协调各国财政预算政策。最后一个阶段的任务也很明确，就是永久固定各国汇率，成员国实现一致的经济政策，建立欧共体统一的中央银行。但是，如何实现中间的过渡阶段，报告中却语焉不详。

英格兰银行在研究了《维纳报告》之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方面，欧洲货币联盟计划都具有深远的革命性意义。简单地说，它就是要以单一货币为杠杆，来创建一个欧洲联邦。成员国经济管理的所有基本工具，包括财政、货币、收入分配和地区发展政策，最终都要移交给欧洲联邦权力机构。”

这就是目前新闻中被大肆炒作的“欧洲经济政府”或“欧洲财政部”的设想源头，其实，这根本不是欧债危机爆发后出现的新想法，而是40年前早已制订好的计划！

正当“莫内圈子”欢欣鼓舞，欧洲整合加速升温的关键时刻，美元与黄金脱钩，由此带来了全面的经济混乱。欧洲整合的进程被迫发生重大调整。

「美债帝国开张不利，卖粮草“赔了夫人又折兵”」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篡金自立”，开启了美债帝国的货币大贬值时代。

随着“美金”变成了“没金”，世界货币市场陷入了空前混乱。人们争先恐后地逃离美元，资本大规模涌向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寻求避难。为扭转美元信心濒于崩盘的危险局面，尼克松宣布了减税，冻结工资和物价90天，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临时关税，“以确保美国商品不会因不公平的汇率，而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由于美元超发造成的大幅贬值，进而导致全球汇率紊乱，在尼克松的嘴里，却变成了其他国家在刻意操纵汇率，在贸易中试图夺走美国人的饭碗。看来，美国颠倒黑白的汇率操纵指责，并非今日的发明！但是，这样本末倒置的逻辑，连美国人自己也觉得不太好意思。当美联储主席伯恩斯警告美国财政部长康纳利，美国的贸易伙伴可能会报复的时候，康纳利轻蔑地回答：“随他们去吧，他们能怎样？”

但是，来自欧洲的愤怒是明确而坚定的，欧洲人毫不含糊地表示，欧洲的中央银行们已经很不情愿持有美元，如果美国不同意重新确立稳定的汇率机制，同时取消莫须有的进口附加税，欧美紧张的情绪将演变为对抗。

美元一步到位彻底踢开黄金的意图，遭到了欧洲的激烈反弹。美国不得不采取了缓兵之计。1971年12月，在华盛顿召开了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参加的会议，形成了“史密森协议”，美元与黄金从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贬值到38美元，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贬值10％。

世界货币市场恢复了短暂的平静。1972年，美国故态重萌，毫无捍卫“史密森协议”之意的美国，继续降低利率刺激经济，美元再度陷入被大规模抛售的危机。到1973年2月，美元进一步贬值10％，美元兑黄金贬到了42.22美元。世界再一次陷入了混乱。

为了缓解世界对美元的恐慌情绪，美国急于扭转国际收支逆差的窘境。在德国和日本强大的工业竞争力面前，美元大幅贬值了23％，仍然稳不住贸易溃败的阵脚。1972年，苏联农业面临着灾难性的收成，美国暂时顾不得冷战的对立了，慌忙中抓住了向苏联出口农产品这根救命稻草。

1933年美国《农业调整法案》以来，为了保证农场主的利益，政府常年倒贴农业，大量高价收购农产品，用于对海外提供美国援助。苏联的农业歉收，正值美国农产品出现了过剩，结果双方一拍即合。1972年7月8日，美苏发布了农业交易声明，苏联将在3年中向美国购买7.5亿美元的农产品。

苏联的农业问题根深蒂固，由来已久，1972年的农业灾难，远比政府的估计更为严重，仅在当年夏天，苏联就向美国大举购买了10亿美元的农产品，其中小麦的购买量相当于美国全部产量的1/4！

美国人原来有自己的小算盘，苏联没有多少外汇储备，因此如此大规模的粮食购买，必然迫使苏联像20世纪60年代中那样大举出售黄金。按照苏联人对粮食的需求来看，起码需要在市场上抛售800吨以上的黄金。如此一来，世界黄金价格必然暴跌，美元地位将大为强化。所以，苏联的农产品购买量是多多益善。

但是，美国人没有料到，苏联人进口美国农产品的惊人胃口，对美国国内市场价格造成了远超过预想的巨大冲击。美国的粮食价格开始飙升，物价指数节节上扬，席卷全国的通货膨胀骤然来临。

更让美国人懊恼的是，苏联人没有如美国人期盼的那样大量抛售黄金，而是转而取道向欧洲美元市场借钱。欧洲人此刻正为拿着太多美元这个烫手的山芋而闹心，苏联人来借，真是大喜过望，条件自然是大大的优惠。1972年2月，苏联向意大利大举借贷7年期的6亿美元，利息仅为6％，5月再向欧洲银行借贷10亿美元，利息仅比伦敦市场利息高3/8个百分点。欧洲美元，本来就是美国的通胀输出工具，这一次被苏联人巧为利用，玩了个美元通胀回流，以欧洲美元支付了美国的粮食。结果，美国陷入了粮少钱多、通胀加剧、美元疲软加剧的恶性循环。

美国人向苏联出售粮食，居然变成了以粮食回笼过剩美元的“义举”，这引发了国内通货膨胀倒灌效应，美国经济承受了巨大压力。这可是“负责任的大国”才会采用的利他行为，但这绝不是美国政府的初衷！1973年6月，美国的综合物价指数上扬了15％，食品价格飙升了50％！“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美国政府，被迫开始管制农产品出口，农业部下令，所有7月3日以后的出口粮食订单，将无法获得出口许可证，何时恢复出口需等待后续通知。

这一下，世界粮食市场开始沸腾了。粮食价格的暴涨，终于引发了更严重的石油危机！

「1973年10月，石油危机让工业国家脱轨」

美元贬值和粮食价格上涨，启动了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粮食进口国，也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都被通胀的冲击波震得天旋地转。

1973年美元再度10％的贬值，造成了阿拉伯国家3.5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损失，通货膨胀吃掉了他们储蓄中5.25亿美元的购买力，1973年石油输出国遭到了8.75亿美元的财富掠夺。

石油输出国被激怒了，他们不甘心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储蓄被通货膨胀所生吞活剥。10月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更增加了石油输出国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愤怒。他们断然对美国、荷兰和丹麦进行石油禁运，直至这些国家不再公然支持以色列，同时宣称，凡是给美国军事基地提供支援的欧洲国家，也将被列入石油禁运的黑名单。于是，英国只让美军的飞机从基地起飞，但不能再降落；德国不让运送美国军火的轮船靠岸；意大利要求以色列退还所有占领地区。在欧洲的美军基地遭到了全面冻结。

西欧需要石油，而中东国家需要工业化，两者的经济进行深度整合完全合乎逻辑，这样一来，欧洲就会逐渐脱离美国设定的经济行星的轨道。当欧洲经济逐渐与中东石油输出国和非洲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进行深度整合，实现自主发展的时候，一个比英镑当年割据更具危险性的货币势力范围，将出现在美国的面前。美国的战略目标是，欧洲与中东、非洲都直接依赖美国，而他们之间的任何相互依赖，都在一定程度上妨害了美国对世界的控制。

英帝国当年的阴影对美国的影响实在太大，当意识到欧洲独立发展的潜在可能性后，基辛格于1973年12月匆匆赶往欧洲。基辛格不希望欧洲与中东之间发生超越它们和美国的关系，因而强烈要求“联合应对能源危机”，而且在欧洲与中东协商任何议题之前，美国都必须拥有“参议”权。

欧洲人并没有买基辛格的账，而是强调“世界发展将越来越集中的权力和责任，交到了少数强权国家手中，这意味着欧洲必须团结起来，对外发出一种声音，只有如此，才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恰如其分的角色”。

为了将欧洲拉回美国的轨道，美国在石油危机后4个月就启动了国际能源署（IEA），在美国人的设计中，这一机构相当于“石油进口国组织”，以抗衡“石油输出国组织”对石油价格的影响力。如果政治和经济手段都不能达到目的，美国甚至准备动用战争手段来对付中东石油输出国。中东国家则警告欧洲和日本，如果遭到军事打击，它们将破坏油井、输油管道和港口设施，确保西方石油中断至少一年。欧洲国家大惊失色，这对美国影响虽大，但美国自己也有大量油田可以开发，另外可以在中南美洲、非洲和其他地区增加石油进口，弥补能源缺口。但严重依赖中东石油的欧洲经济就惨了。因此，当美国国防部威胁如果石油禁运持续下去，美国可能动用军事力量打击中东国家时，欧洲各国立刻跳了出来进行斡旋。

不仅如此，法国人还来到科威特，以援建石油化工和炼油项目为交换，确保法国的原油供应。在沙特，法国人与沙特政府签署了未来20年56亿桶原油供应的协议，交换条件仍然是石油化工与炼油厂项目。法国人的石油外交搞得有声有色。

当美国人提出“新大西洋伙伴关系”，试图继续将欧洲限定在美国设计的轨道上时，欧洲再度发出统一的声音，将与阿拉伯国家进行广泛的合作。美国人气得大骂欧洲人背叛。

石油危机将欧美战后同盟关系撕开了一道深深的裂缝。

比石油禁运更持久的经济影响是油价。石油输出国将油价从1971年初的1.8～2.48美元一桶，提高到年底的10美元一桶，这并非完全因为制裁西方，同时也包括了对美元贬值，特别是粮食进口价格暴涨，所造成的外汇储备缩水进行补偿。

石油早已不仅仅是一种能源，更是工业化国家新的经济增长基础。石油价格的四倍上涨，将大幅提高石油化工行业的原料价格，同时石油化工的原料产品，又是汽车、电子、电器、纺织等几乎一切最终消费品的原材料来源，石油的突然短缺和价格的大幅暴涨，对已经变轨到石油工业经济的发达国家，顷刻间造成了破坏力极大的经济内伤。就像粮食危机对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工业化的冲击一样，石油危机将迫使工业和交通的燃料成本飙升，石油化工产业萧条，轻工业原材料价格暴涨，最终传导到市场上的结果就是商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加剧，经济发展停滞。70年代全球出现的滞涨，正是石油工业经济遭遇瓶颈的后果。

越是重化工产业发达的国家，在石油危机中所承受的打击就越严重。美国是石油化工最早和最大的工业国，在危机中，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14％。60年代实行“国民财富倍增计划”的日本，将石油化工业列为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产业，在以出口为导向的消费品生产中，在国内遭遇了原材料瓶颈，而在国际上则面对消费市场不振的困境，结果，日本工业生产下降多达20％。所有的工业化国家，同时进入了衰退或低速增长阶段。战后西方国家的高速增长和经济繁荣，遭遇到工业化变轨以来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石油危机逼迫各国去寻找替代石油的清洁能源，实际上，仅仅是能源突破，并不能化解西方经济增长的原材料瓶颈，这就是轻工业对石油化工原料的依赖。原子能、太阳能、风能、水能或潮汐发电，仅仅从能源入手，企图替代石油，引发一场新的经济革命，可惜这种尝试不会获得经济增长的重大突破。从7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整整20年中，欧美日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都陷入了低增长的困境，主要原因就是缺少重大和根本性的技术与原材料的突破，缺乏类似四五十年代石油的巨大发现所带来的强烈的经济刺激。

人类的工业革命，其实仅仅是将能源从木材转化为煤炭和石油，将原材料从土地上的农产品和天然材料，转变为以石油为主要基础的合成材料而已。而新的经济爆发力，正孕育在新的技术革命之中。

「欧洲汇率求稳定，美元浮动掀波澜」

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频频出现的粮食问题、通货膨胀、石油危机、经济衰退、美欧裂痕，从本质上看，都是美元贬值惹的祸。

美国人终于明白了，即便废掉了黄金的王位，美元仍然受到黄金潜在的威胁。有黄金作为参照，美元的贬值在世人面前将暴露无疑，一次次对黄金的价格下挫，将美元疲软的窘态反复昭示于天下。稳定的汇率机制，让美元贬值的真相无所遁形，让偷奸耍滑的伎俩难以藏身。因此，美国决心不仅要永远“圈禁”黄金，而且必须彻底废掉固定汇率制度，让世界货币市场彻底混乱起来。浮动汇率所产生的更加复杂的经济乱象，将分散大家对美元贬值的聚焦，起到扰乱视听、趁乱突围的作用。

美国此时要的就是一个乱字！以货币的大乱，求美元的突围！

美国求乱，而欧洲求稳。

汇率的自由浮动，使欧洲共同市场的各国货币上蹿下跳，贸易和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干扰。为了稳定局势，欧共体依据《维纳报告》的精神，于1972年4月推出了著名的“蛇形汇率机制”，它规定了欧共体内部任意一对货币的汇率所允许的浮动上限。1971年12月的“史密森协议”中规定了非国际储备货币相对于美元的浮动空间，由布雷顿森林时代的1％扩大到2.25％。如果以图形展现，欧共体内部的汇率波动犹如一条蟒蛇，游移在这条“史密森协议”的隧道中间。但是，当1973年美元开始自由浮动后，欧共体的“蛇形汇率”不再是游走于隧道之中，而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沉浮。

欧洲人希望在“蛇形汇率机制”的阵法面前，美元贬值的冲击力能被大大削弱。但在美元眼中，欧洲货币摆出的“一字长蛇阵”，不过是“一字挨打阵”。美元忽高忽低，上下翻飞，何时出拳，何时踢脚，完全掌握在国际投机资本手中；而欧洲货币的长蛇阵就像死板的阵地战，只能被动防守，摆出的正是一副挨打相！

“蛇形汇率机制”最大的毛病在于，它只锁定了欧共体内各国货币的比价关系，但各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却各行其是，这就好比用铁索套住9艘在波浪中起伏的大船，但每艘船的发动机动力，甚至船舵的方向都彼此不同，一旦共同航行起来，必然会相互碰撞，难以协调。当美元的投机大浪猛烈袭来之时，铁索将被庞大而剧烈起伏的船体轻易挣断。

1973年，德国马克是“蛇形汇率机制”的旗舰，法国、英国则是主要的护卫舰。1972年夏美国卖给苏联粮食，原本指望苏联抛售黄金来支付，以造成金价下跌、美元信心增强的趋势，结果苏联借欧洲美元的东风，把通胀的大火送回了美国。到了1973年初，越来越大的通胀压力，迫使美元难以再固守“史密森协议”的贬值限制。结果在2月中，当德国央行在7.5％的通胀压力之下被迫加息时，美元贬值的潜流，终于演化为汹涌的美元资产抛售巨浪。

英国曾于1972年短暂加入过“蛇形机制”，但很快就被投机资本给打了出来。1973年，英国首相希斯来到波恩，再度要求英镑加入“蛇形机制”。德国自然表示支持，有了英镑和法郎这两只左膀右臂，抗击美元投机资本巨浪的能力就会更强。但是，英国人提出的条件，却让德国人踌躇，当英国政府试图与欧洲货币汇率挂钩时，都屡屡失败，而且历届政府由于支持类似政策也被连累垮台，因此，希斯提出德国必须提供无限制支持英镑的承诺。在德国人看来，这等于要求德国人用自己的外汇储备，为英国人开出空白支票，而英国人拿到这道护身符，很可能会在财政赤字方面失去约束。德国人不愿直接回绝，就提出反报价，建议英国先加入“蛇形机制”，以背水一战的心志，表明捍卫欧洲汇率稳定的决心。结果，英国人退缩了。

法国本想借英国人重新加入“蛇形机制”的时机，从德国人口袋里掏出那诱人的外汇储备，建立一个类似稳定汇率的基金池，以便在法郎支撑不住时，用德国人的银子来分摊一些压力，但随着英国人的退缩，法国人的梦想也破灭了。美元投机大浪铺天盖地般砸了过来。

1973年3月1日，“史密森大堤”崩溃了，布雷顿森林所残留的固定汇率体系土崩瓦解。世界进入了一个货币自由浮动的混乱时代。

当美国砸碎了套在脖子上的固定汇率枷锁之后，开始准备永远“圈禁”黄金这一货币之王，完成以美国国债替代黄金，成为国际货币储备的核心资产的收官之举。

到1976年，世界各国政府所持有的美国国债已高达900亿美元，如何将这笔负债彻底赖掉呢？这可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战略难题。美国人的思路是，将这些债务变性为国际货币储备，就像支撑本国货币的国债不必偿还一样。

1974年6月，美国建议在IMF中设立所谓“替代账户”（Substitution Account），这个账户的主要功能就是将各国所持有的美债，兑换为特别提款权（SDR），从而完成把美国国债变成国际货币储备资产的飞跃。变性后的美债，已经不再是美国的国家债务，而成为国际货币储备中的核心资产，它们将被永久嵌入国际货币运作体系之中，永远不必被偿还！

美国将“圈禁”黄金的行为，分成四个步骤展开：第一，所有IMF成员国的中央银行，不允许制定黄金的官方价格；第二，黄金与特别提款权之间的价值联系必须被切断，这样黄金在中央银行的货币储备中，将失去法定价格依据，成为“价值游荡”的资产；第三，美国财政部将举行黄金拍卖；第四，IMF将配合美国财政部压低世界黄金价格。其核心宗旨就是：让黄金的价格越不稳定越好，不稳定就难以成为财富储藏的工具，并且降低黄金作为货币储备的吸引力。

在美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IMF成员国同意了将黄金从特别提款权的价值基础中驱逐出去，特别提款权不再与黄金价值挂钩，而是被重新定义为“一篮子”16种国家货币的参照。紧接着，为了与美国的精神保持一致。IMF决定卖掉1/3的黄金储备，其中一半还给各国中央银行，另外一半则在市场上公开出售。

固定汇率废除了，黄金被“圈禁”了，美国人眼中最扎眼的问题，就是石油危机以来，由于油价暴涨而获得巨大石油美元收入的中东国家。

欧洲和日本的国家收支顺差被石油价格上涨所吃掉，1974～1976年，400亿美元的石油红利，源源不断地涌进了中东国家的荷包，中东一跃而成为资本输出的大国。如果中东向欧洲靠拢，用石油美元的资本积累，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那么欧洲将成为工业设备和技术的最佳提供者，而中东则在石油供应和消费市场方面向欧洲敞开大门。这样一来，美国的利益将被边缘化。关键的问题是，美国如何将丰沛的石油美元，从中东导流回美国，削弱中东与欧洲接近的内在动力。

美国的打法还是用美国国债，去导流中东的石油美元，让中东接替欧洲和日本从前的角色，为美国的赤字继续提供融资。为此，美国首先警告欧洲的银行，不得接受超过它们目前持有的150亿美元的储蓄规模，从而切断了中东石油美元的去路，再以军事合作、安全保障为诱惑，胁迫沙特将石油美元投向美国国债。

美债帝国在“篡金自立”之后，经历了浮动汇率、石油危机、中东美元回流等剧烈震荡，终于站稳了脚跟。在混乱中，欧洲的货币联盟却受到了严重冲击。

「“莫内圈子”解体，欧洲联盟徘徊不前」

戴高乐下台，对于“莫内圈子”是一个极大的利好，借着这股东风，莫内的老战友，德国总理勃兰特和英国首相希斯，与法国总统蓬皮杜一道，一鼓作气地完成了欧共体扩编和《维纳报告》两件大事。

但是，接踵而来的中东战争和石油危机，却打断了欧洲战后长期经济增长的势头，浮动汇率时代的来临，又将欧洲抛入了更大的经济与政治旋涡。欧洲的政治家们被国内的经济衰退和政局动荡，搞得疲惫不堪，在国际合作方面的意愿和热情，都显著减弱。德国关注通货膨胀，法国担心经济增长，英国对“蛇形机制”热情有余担当不足，意大利等其他欧共体国家看到领头羊们争执不下，群龙无首，只好各扫自己的门前雪，难顾他人瓦上霜了。

面对欧洲整合丧失动力的困局，莫内提出建立“欧洲资源基金”，希望从货币联盟再次突破僵局，但德国财政部长反对这项提议，认为经济整合应该优先于金融整合。石油危机爆发后，莫内又提出欧共体应该建立一种合作机制，以便在区内国家中分配石油供应，结果德国同意，而英法反对，只得作罢。

1974年5月，“莫内圈子”的德斯坦，在蓬皮杜去世后，当选为法国总统。已是80岁高龄的莫内，开导着不到50岁的新总统，“欧洲事务最为缺乏的就是权力。讨论有规矩可循，但决策却没有。”这句话对德斯坦的启发很大，他原来就有类似的想法，在莫内的鼓励下，德斯坦在12月的巴黎欧共体峰会上提出了一个重大计划，这就是“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制度。

“欧洲理事会”由欧共体的各国首脑组成，相当于欧共体最高的战略决策机构，虽然它并没有立法的权力，但负有指导欧洲重大政治议题的方向，和制定政策优先顺序的责任。面对严峻的经济衰退和汇率危机，欧洲迫切需要各国首脑定期会晤。“欧洲理事会”的建立，意味着主权国家的首脑，有义务为超主权的欧共体，提供政治服务。

此时，欧共体已经形成了欧洲合众国的原始雏形，原来由莫内担任第一任主席的煤钢联盟“最高理事会”（High Authority），在《罗马条约》后，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并存，后来这三大超主权机构合并为“欧共体”（European Community），各自的权力机构整合为单一的“欧共体执委会”（European Executives），这就是现在的“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的前身。它相当于一个国家的内阁政府，负责欧共体的日常运作。

莫内设计的煤钢联盟“共同议会”（Common Assembly），演变成了“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相当于国家的立法、监督和咨询机构。

这样一来，“欧洲理事会”、“欧共体执委会”、“欧洲议会”就构建起未来欧洲合众国大厦的三大支柱，而这些机构的原始雏形，几乎全部出自“莫内圈子”，未来莫内等人，必将被誉为欧洲合众国的奠基人。

1975年，“莫内圈子”组建的“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已经运行了整整20个年头，莫内本人也已87岁高龄。他没有想到欧洲合众国的道路会如此漫长，在戴高乐当政的10年里，莫内在法国失去了影响力，不过他仍然在欧美各国享有崇高地位。在莫内的心目中，欧洲合众国的基础，是与英美的联合，大西洋两岸的伙伴关系是其核心宗旨，创建欧洲合众国的目的，并非是挑战美国的霸权，而是与美国分享权力，共同主宰世界。70年代以来的石油危机、美元贬值、欧洲汇率混乱、工业国家经济衰退，造成了美欧之间的关系紧张，甚至情绪对立，莫内对此深感失望。欧洲内部整合力量的涣散，更使他忧心忡忡，年事已高，精力不济，莫内感到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他曾一度希望德国总理勃兰特来继承他的衣钵，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

在跟随莫内多年的职员中，他的秘书林格女士，是完全不拿薪水义务服务。她白天为罗伯特·罗斯柴尔德男爵工作，下午5点以后，到莫内的办公室继续工作。罗伯特·罗斯柴尔德男爵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之一，他没有选择家族的老本行银行业，而是积极投身于外交家的事业之中。他正是1957年《罗马条约》的主要起草人，因此堪称欧共体的缔造者之一。在漫长的岁月里，莫内与罗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私人秘书的联络，莫内的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的每一项具体步骤，都能及时准确地传递到罗家的耳朵里，并能得到及时的反馈和建议。

当莫内最终向圈子里的所有同伴宣布，他决定退休并解散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极度震惊。欧洲合众国运动在丧失了精神领袖之后，在失落和迷茫中徘徊了整整10年。直到1985年，莫内的左膀右臂们再度拉起大旗，开始积极活动之后，欧洲经济货币同盟才再次骤然加速，并直接导致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

在莫内退休的日子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唯一的重大进展，就是1979年欧洲货币体系（EMS，European Monetary System）的建立，这也是1970年《维纳报告》的具体成果。

欧洲货币体系的中心就是欧洲货币单位（ECU），这个货币单位最终演变为现在的欧元。德法围绕着货币单位，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吵。按照法国人的设计，欧洲货币单位由“一篮子货币”根据欧共体各国货币加权平均来构成。

在欧洲货币单位的基础上，任何一国货币相对于欧洲货币单位的浮动，不应超过2.25％，意大利的里拉偏软，被允许浮动的范围扩大到6％。这基本上就是“蛇形汇率机制”的翻版，唯一不同的是，浮动参照的基准变成了ECU。新的欧洲汇率机制被称为ERM（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

法国人的这个设计相当高明，在马克强大而法郎弱小的情况下，欧洲货币单位的“一篮子货币”的思路，对法郎有利。因为在“篮子”中的货币比例固定后，每5年才调整一次。其间，如果德国马克升值过快，为了保证“篮子”中马克的价值不能越界，德国将不得不首先拿出自己的外汇储备干预市场，降低马克汇率。这样，马克就成为其他国家货币的挡箭牌。同时，ECU将成为各国干预外汇市场的工具，并且最终实际上是由本国货币来偿还汇率波动造成的外债。

德国人强烈反对这种安排，认为这将“迫使德国马克货币的创造，完全失去我们的控制”。德国人明白，当贬值的美元涌入德国，德国将被迫增发马克来购买美元，才能保证马克不升值，而货币增发却失去了控制。同时，在稳定欧洲汇率市场的干预中，货币投机商打击弱势货币时，显然只有用强大的马克才能拯救这些国家，而他们偿还德国时，却可以用本国货币通过ECU来支付，这等于变相迫使德国增加了马克供应。

因此，德国人坚持汇率稳定操作，必须承袭“蛇形机制”，各国货币浮动不能相对于ECU，而是任何两组货币的相对汇率不能突破上限，这样，各国就只能用自己的外汇储备来调整汇率。这一招，将马克做挡箭牌的计谋，破解得干干净净。另外，虽然干预外汇市场的短期借贷额度大幅增加了，但德国坚持偿还借贷时，必须使用美元、马克或黄金，这就断了其他国家试图从马克身上“揩油”的念头。最后，德国也不同意建立共享的“外汇储备库”。

在启动欧洲货币体系的过程中，法国貌似取得了理念上的胜利，特别是ECU的推出。但是，德国在核心原则上，半步不让。新的汇率机制，不过是将“蛇形浮动”加以法律化，德国人的负担并没有增加，马克一家独大的局面，也没有出现任何变化。

欧洲货币体系建立的，其实是一个马克货币区。

「再举莫内精神大旗，“欧洲行动委员会”在行动」

“莫内圈子”在1975年散伙之后，推动欧洲合众国的精神驱动力处于瘫痪状态，大大延迟了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进程。不过，“莫内圈子”中的核心骨干们，并没有意志消沉，他们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度组建一个新的圈子，继续推进欧洲统一的大业。

20世纪80年代初，莫内原来的副手，荷兰人麦克斯·科斯泰姆（Max Kohnstamm），逐渐成为新的凝聚核心。他曾长期担任“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的副主席，1973年成为洛克菲勒资助的“三边委员会”欧洲分支的首任主席。科斯泰姆尽管没有莫内那样的号召力，但他长期从事联络与协调的具体工作，与欧洲重要人物的关系熟稔，他自告奋勇地承担起新圈子的发起工作。众人本来就迫切需要一个交流与讨论欧洲问题的私密圈子，科斯泰姆登高一呼，老圈子的人立刻就像找到了精神家园一般，纷纷投奔过来。

1982年10月，科尔取代了施密特成为西德新一任总理，科尔也是莫内委员会的前成员，他一上台就宣称欧洲事务和欧洲政治联盟是新一届政府的优先政策。科斯泰姆觉得重新建立“新圈子”的时机终于成熟了。他开始四处联系老战友们，刚从德国总理位置上退下来的施密特和比利时总理廷德曼斯，作为莫内委员会的前成员，在科斯泰姆的影响下，也开始给从前圈子里仍然活跃在政治和贸易领域的老友们写信，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参加新的圈子，以“确保让·莫内的思想和方法继续作为欧洲联盟的精神指导”。

为了在1984年重新组建新圈子，科斯泰姆开始环游欧洲，逐个拜访准备前来参加会议的新老朋友，并带去会议的主题和未来的纲领。

1984年3月13日，科斯泰姆在布鲁塞尔正式启动了新圈子，参加会议的有比利时总理廷德曼斯，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各国金融与贸易领域的权威人士也纷纷赶来。德国总统卡尔·卡斯腾斯（Karl Carstens）虽然没有到会，但他表示卸任之后就会参与新圈子的讨论活动。会议达成共识，在新的形势下，恢复莫内精神，重建一个新的委员会。施密特认为，委员会应该“制定总体战略，来唤醒沉沦的欧洲”。会议还建议由施密特对欧洲货币体系（EMS）提出战略报告，其他成员则分别负责起草欧共体、统一市场、安全与防卫、西班牙葡萄牙加入欧共体等专题报告。施密特最后特别强调：“必须意识到尽管（法国总统）密特朗将欧洲问题置于考虑的中心，但是法国社会党内却没有这样的共识。”因此必须找到“一些能给密特朗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参与进来，以获得密特朗的战术性支持”。

这个最佳人选就是法国财政部长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科斯泰姆与德洛尔第一次见面是在1976年，之后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莫内的思想和势力强大的圈子，对初出茅庐的德洛尔，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德洛尔曾是法兰西银行的高官，自信而常常直言不讳，他的能力有目共睹，连密特朗也对德洛尔格外看重。

1984年6月，德洛尔通知科斯泰姆，密特朗已经同意让他参加科斯泰姆发起的新圈子活动，科斯泰姆惊喜之余，建议德洛尔将重新启动欧洲一体化作为一个主要的工作目标。后来，德洛尔在密特朗的支持和德国总理科尔的认可下，当选为“欧洲委员会主席”，这一职位相当于欧共体的内阁总理。对于密特朗而言，德洛尔是他在新圈子里的代理人，而德国人拉拢德洛尔进入新圈子的主要目的，正是为了影响密特朗全力推动欧洲整合。双方的默契就是将德洛尔放在“欧洲委员会主席”这一关键位置上，以便共同发力推动欧洲的经济货币联盟。

“新圈子”对德洛尔上任的消息自然是喜出望外，在关键岗位上安排了自己人，欧洲货币联盟的速度将大大加快。可是，德洛尔出任“欧洲委员会主席”后，新圈子就需要再安排一位法国社会党的人选，来填补德洛尔的空缺。作为临时措施，德洛尔将以“客人”的形式参与“新圈子”的所有活动。当德洛尔来到布鲁塞尔就任“欧洲委员会主席”后，“新圈子”立刻积极为他推荐欧洲委员会的组成人选。

1984年9月，“新圈子”被正式命名为“欧洲行动委员会”（The Action Committee for Europe）。80年代中期的欧洲与世界，已经与50年代莫内委员会成立时的国际形势大为不同。苏联的威胁正在逐步解除，欧洲与美国联合起来对付苏联的内在基础日渐瓦解，西德与东德重新合并的可能性，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德国将再度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之上，不仅欧洲内部的法国和其他欧共体国家感到心理压力加大，就连英国与美国也都顾虑重重，欧洲货币体系早已成为马克的天下，如果德国统一实现，领土被肢解的德国将重新成为政治巨人。此时此刻，由德国人发力推动的“欧洲合众国”运动，将促使美国产生对另一个超级大国出现的猜忌，而且欧洲内部也将被激发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因此，“欧洲合众国”的刺眼字样，被笼统的欧洲所取代。

在欧洲整合的过程中，心理最为纠结的还是法国。日耳曼民族的彪悍，法国人早已深有体会。50年代法国主导的“煤钢联盟”，对于法国人而言是宽容和仁慈的美好感觉，欧洲联合代表着欧洲团结一致，在美苏两霸之间争取独立地位的大义行为。可是，80年代的法国，经济实力已经难与德国抗衡，法郎更成了马克的跟班，当想到一个8000万人口、政治统一、经济强大、货币坚挺的德国再次出现在法国边境时，法国人就会从骨子里透出阵阵寒气。

法国总统密特朗的应对之道，就是将德国的经济与货币实力，与法国的军事和政治地位整合起来，实现一种对法国和欧洲都更为平衡的态势。德国有马克，而法国有核武器，进一步联合，则双方共赢，退一步分裂，则后患无穷。当法国人想明白这个道理，德国人信服这一动机之后，双方强化合作的动力获得了一个新的突破。德洛尔正好扮演了这种突破的关键角色。

就在德洛尔准备代表“欧洲委员会”，第一次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之前，科斯泰姆给德洛尔写了一封长信，就这次重要演说的内容，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德洛尔对此心领神会，在1985年1月的演说中，他正式提出到1992年，实现欧洲单一市场的重大目标。几个月后，“欧洲理事会”的各国首脑们正式批准了德洛尔的目标，并责成他完成实施时间表的细节报告。欧洲一体化立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85年6月6日，在“新圈子”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上，德国总统卡尔·卡斯腾斯主持会议，德洛尔提出了未来强化欧洲货币体系的计划。午餐会上，德国总理科尔对“新圈子”寄予了厚望，他认为“欧洲行为委员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将欧洲统一过程的历史重要性，传递给年轻的一代人。只有我们不断继承这一精神财富，才能够使欧洲统一的过程不可逆转”。

1986年，德洛尔与“新圈子”的关系更加紧密，他让同是社会党人的好友亨利·拿列特，接替他在“新圈子”中的位置，亨利·拿列特一直是密特朗的农业顾问，后担任农业部长。在“新圈子”的各次会议上，德洛尔将欧洲委员会的专家团队，甚至翻译人员都“借给”了科斯泰姆，以提供欧洲经济货币领域的最新动态。除此之外，德洛尔每年由欧洲委员会给“新圈子”提供22000欧洲货币单位（ECU）的活动经费。

到1988年9月，“新圈子”已扩大到92名成员，他们来自各国政府、各国政党、商业协会、银行金融业和欧洲议会。其中13名成员是莫内时代的老人。“新圈子”形成的决议，可直接送达德、法、英、意、荷、比和欧洲委员会主席的手中，这些决议，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变成了政治家们在欧洲舞台上的台词。政治家们在外交场合所难以肩齿的玄机，在私密的小圈子里反倒能够畅所欲言，充分交流。“新圈子”主要从幕后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步伐，而很少在媒体上公开宣扬他们的汁划，这样使得政治家们在国内政治舞台上，有足够的表演发挥的余地。这些同道中人，由于精神理念高度认同，很多人又是从50年代就开始共同奋斗的老朋友，相互信任，共同借力，彼此忠诚，绝不泄密，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欧洲合众国的信念圣地。

「德洛尔委员会，欧洲货币联盟的临门一脚」

1988年，欧共体作为一个国家雏形的政治基础架构已经俨然成型，“欧洲理事会”、“欧洲委员会”、“欧洲议会”构建起未来欧洲合众国大厦的三大支柱。但是，要建成一个真正的国家，缺了中央银行这根最核心的柱子，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功的。

货币联盟作为撬动欧洲统一的主要杠杆，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发挥重大作用，稳定欧共体内部的汇率关系，始终是促使欧洲各国合作的持续动力。

1970年的《维纳报告》，确立了货币联盟将从汇率联盟起步，1972年的“蛇形浮动机制”正是这一战略的具体表现。1979年启动的欧洲货币体系，最重要的突破就是形成了欧洲货币单位（ECU），建立起欧洲的货币本位。然而，最终建成货币体系的关键部件——中央银行，迟迟未能获得重大突破。

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事实上控制着一切！

在这一关键权力的较量中，形成了德、法、英之间国家利益的外部博弈，以及各国财政部与中央银行之间的内部争斗。

如果从德国战后谦恭卑微的外交姿态与和平主义的国际形象，就判断德国人已经永远放弃追求世界霸权理想的话，未免也太低估了日耳曼民族的强悍意志。德国仅仅是学乖了，而不是变乖了！

德国支持欧洲统一的目的，是希望建立一个由德国驾驭的欧洲大陆。在军事上跛脚，政治上装孙子的窘境中，德国人手中唯一的重武器就是货币！德国人对于自己所需要得到的东西，异常清晰，始终如一，前后连贯，毫不动摇。欧洲的货币大权，必须也只能由德国中央银行进行实质控制。时间的优势在德国一边，欧共体事实上已经是马克货币区，德国经济凌驾于所有欧洲国家，国家统一即将实现，政治侏儒时代已日渐远去，苏联与东欧的衰落，为德国势力向东扩张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在德国领导下的欧洲大陆，必将成为一个世界超级强权。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德国人吃够了急躁的苦头，这一次，它将以超级的耐心和毅力，去赢得属于自己的未来。

法国永远是理想远大，计划宏伟，但执行力不足。在它每一次与德国激烈争吵之后，德国人在面子上总能让法国感到些许宽慰，但仔细评估下来，却发现德国人其实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法国人对荣耀和拥有权力象征的快感，远胜于对权力执行中所产生的琐碎烦恼。法国想让未来的欧洲中央银行对它惟命是从，但它既缺乏实力，又没有耐心。

英国在心态上始终没有走出“伟大光荣”的过去，在英国人的眼中，20世纪的欧洲大陆，与19世纪没有什么区别。英国幻想着自己仍是当年那个举足轻重的欧洲砝码，偏向德国，则法国的雄心壮志不得不折戟沉沙，而滑向法国，日耳曼帝国的梦想就会烟消云散。没有英国的介入，欧洲大陆必然乱成一团。作为两个世纪欧洲的货币权力中心，伦敦岂能容忍由巴黎或法兰克福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当各怀心腹事的欧洲大国们，参加1988年欧洲货币联盟峰会时，一出精彩纷呈的大戏上演了。

在1988年6月的德国汉诺威欧洲峰会上，德法正式启动了欧洲央行这一货币联盟赛事中的冠军决赛。峰会决定成立一个专家小组，来提出货币联盟的最终路线，这个小组成员中包括了12个欧共体国家的中央银行行长，谁来领导这一专家小组的工作，成为了峰会瞩目的焦点，这个人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冠军杯最终花落谁家。德国科尔总理最后亮出了底牌，他举荐的正是“欧洲委员会”主席，法国超级红人德洛尔！法国总统密特朗含笑点头，英国首相撒切尔在茫然中追随。

德国人这一招走得相当高明，科尔深知法国人非常看重声誉，由德国人出面领导专家小组来制定一个对德国中央银行有利的方案，注定会遭到法国人的坚决反对，而由法国人来领导，则可以充分满足法国人的虚荣心。只要实质上对德国有利，科尔会满脸微笑地将桂冠戴在法国人头上。这也正是德国人在“新圈子”里，格外卖力地去笼络德洛尔的根本原因。

对于德洛尔的任命，并非皆大欢喜。德国央行行长波尔就满腹牢骚。很明显，波尔认为自己才是货币专家小组的天然领袖，在12个央行行长中，他是理所当然的老大。再说，货币问题是央行的拿手好戏，财政部长出身的德洛尔，居然要领导央行行长们搞货币研究，既留下财政部指挥央行的恶劣印象，又是外行领导内行的糟糕先例。他还抱怨撒切尔夫人没有敏感的政治洞察力，“她竟然欢迎成立以德洛尔为首的专家小组。她应该知道这个安排有政治上的特别考虑”。波尔一度甚至拒绝参加德洛尔委员会。

在这一问题上，波尔对委员会的强烈反感，与他后来对委员会报告的赞赏之间，多少有些让人生疑。老辣的撒切尔正是看到波尔对德洛尔委员会的坚决抵制，才没有否决对德洛尔的任命。英国不愿意看到欧洲央行的出现，但也不想单枪匹马地挑战整个欧共体。但后来撒切尔却因为轻信了波尔而后悔不迭。

德洛尔委员会成立后，将主要工作全部移到了瑞士的国际清算银行中进行。国际清算银行，设计初衷就是中央银行们的中央银行，它从理念到氛围，从辅助团队到核心专家，当然都是严重倾向中央银行独掌货币大权的方案。谁是欧共体央行中的老大呢？当然还是德国央行。其实，欧洲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就是德国央行独霸货币大权。

不出所料，1989年4月，德洛尔委员会提交的《德洛尔报告》明显倾向于欧洲未来的中央银行将获得甚至比德国央行还要大的“独立性”。报告指出，欧洲央行“应该采取联邦形式，我们可以称之为欧洲中央银行体系（ESCB）。这个新的体系，应该被赋予完全独立自主的地位，它是欧共体的机构，而不隶属于任何国家。新的体系由一个中央机构（拥有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和各国中央银行共同组成。新的体系的职责是维持物价稳定。该体系的理事会必须独立于各国政府和欧共体的权力部门”。

《德洛尔报告》中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指导，如资本流动自由化、金融市场整合、永久性货币自由兑换、永久性的固定汇率等。但这些内容不过是老生常谈，并无新意。最具爆炸性的还是“联邦制”的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它不仅代表了央行的彻底独立，更意味着各国将放弃“货币主权”。这个报告所产生的震撼力，远远超过了1970年的《维纳报告》。

《德洛尔报告》一经发布，立刻在各国激起了激烈争议，法国内部更是吵翻了天。法国总统密特朗看到报告后，才开始意识到欧洲中央银行的权力之大，远远超过了他的设想。他的焦虑和纠结溢于言表：

〖我并不反对中央银行，却反对它的某些运作模式。德意志联邦银行完全不受政府控制。我们的中央银行即法兰西银行虽然也有独立性，但决定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却是政府。要如何做才能促使法国人共同推进货币联盟进程呢？我的印象是：如果德国人相信货币联盟不会影响他们良好、健康的经济状况，他们就会愿意推进货币联盟。然而，我却不是很愿意承诺这一点。没有政治权力的约束，欧洲中央银行将拥有国家主权的权力，那是很危险的事。欧洲货币体系已经是一个马克货币区了。目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还没有权力管理我们的经济。但是一旦欧洲中央银行建立，它就会获得这个权力。〗

参加德洛尔委员会的法国央行行长德拉罗西埃，在法国政府内部变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不仅因为法国政府从来就坚决反对法国央行的独立，更是由于他将法国经济的管理权拱手让给了德国人。回忆当时的情景，他认为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严峻的一次考验。

〖财政部收到德洛尔报告的最终版本之后，我就被召唤到财政部会议室。贝雷戈瓦（财政部长）、特里谢和其他几个官员坐在会议桌的一边，我孤零零地坐在另一边。贝雷戈瓦表情非常冷淡。他说财政部对德洛尔报告的结论非常震惊、非常不满。然后他就让财政部副部长特里谢讲话。

特里谢的讲话要点是：德洛尔报告中所建议的欧洲中央银行独立性实在太过，比德意志联邦银行的独立性还要大。他说我在德洛尔委员会的讨论里，肯定作了过分的让步。

贝雷戈瓦接着就问我：‘你想要说什么？’我说我听到了‘让步’这个词。这是说我在德洛尔委员会达成货币联盟协议的过程里，我屈从了某些观点或者对某些观点作了让步。这不是事实。我是坚持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但这绝不意味着是一种让步或者牺牲法国的利益。只有中央银行及其附属单位拥有独立性，未来的货币体系才有可能运行。任何其他制度安排都是不稳定的。没有谁强迫我这么说，也不是因为这是德国人的观点，我就这么说。〗

这无非就是中央银行家们早在20年代就玩熟了的把戏。中央银行家们彼此先达成默契和共识，然后回头去游说各自政府同意他们的政策。在政治权力与金钱权力的游戏中，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们自以为玩了银行家，最终却是银行家们玩残了政治家。

当英国看到《德洛尔报告》后，撒切尔夫人气急败环，她开始意识到了让德洛尔领导货币小组是个可怕的政治失策，而德国央行行长波尔坚决反对德洛尔委员会的态度，让她产生了后果严重的错觉，她承认“最大的损害是，波尔反对货币联盟的立场本来众所周知，却完全没有在德洛尔委员会里表达出来”。不过，英格兰银行行长彭伯顿则兴高采烈地表示：

〖我认识到，从现实的角度看，建立和扩展单一货币是一个完美的计划。我要让人们知道我支持货币联盟计划。它将帮助英格兰银行重新赢得独立性，帮助英国建立更稳定的货币制度。撒切尔给我的简短指示是跟随波尔（德国央行行长）。我给撒切尔写了一封信，说万一波尔同意签字，我就找不到任何理由不签字了。如果我是唯一一个不在德洛尔报告上签字的中央银行行长，那我会显得极其荒谬可笑，我看起来就像是撒切尔的一条哈巴狗。〗

德国在大功告成之际，对撒切尔展开了软磨硬泡的游说攻势。但是，撒切尔在吃了波尔的大亏之后，已经不再信任德国人。于是，德国的盟友荷兰出手了。荷兰人在货币问题上，从来就是马克的应声虫。当荷兰人来到英国，撒切尔立刻就明白了他们的来意，这是德国人派来游说英国接受欧洲央行的说客。荷兰人苦口婆心一番开导之后，撒切尔坚持认为，英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将使英国丧失灵活性。荷兰人巧舌如簧地回应，加入欧洲货币就好像开车带上安全带，并不会影响速度，而且安全更有保障。会后，撒切尔对荷兰人的评价就是，“夸夸其谈什么欧洲汇率机制，简直就是垃圾！”当英国财政大臣建议英国确立一个加入欧洲货币的时间表，铁娘子勃然大怒道：“那是一个特别有害的建议。你们永远不要再提这个话题，必须是我说了算。”

政治家与银行家的斗法，在欧洲起码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但是各国政府像这样彻底地将货币主权这一国家主权中最核心的部分，拱手让给银行家，在欧洲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金权与政权的较量中，金权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在欧洲，已经不是国家在控制资本，而是资本控制着国家！

「两条战线：德国统一与货币联盟」

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了，东德立刻就要投身于西德的怀抱了，巨大而突然的德国统一压力，使科尔从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一下子变成了刹车。

在战争中，德国人吃够了两条战线同时作战的苦头，现在，在货币联盟与德国统一这两个战略方向上，科尔宁愿先专注于德国统一。这不仅仅是德意志民族百年大计的核心问题，更是未来在货币联盟的战场上，赢得更大支配权的关键筹码。法国、英国，甚至德国的跟班荷兰，无不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和时不我待的急迫感。

1948年，法国就曾经将德国鲁尔工业区进行国际共管（实际上则是将其置于法国的控制之下），作为西德联邦政府成立的交换条件。现在，法国人故技重施，密特朗强烈暗示科尔，德国统一的先决条件是放弃马克，接受欧元，加快货币联盟的步伐。否则，法国人将端出一盘令人望而生畏的大菜，德国有可能会面临“法、英、俄三国同盟”的包围和孤立，就如同一战和二战前夜那样。面对如此极端的威胁，科尔不得不让步。

德国被迫再度陷入两线同时作战的困境。欧洲货币联盟与德国统一，已经被法国人捆绑在一起。统一道路上的每一寸进展，都得在货币联盟问题上作出分量相当的妥协。德国统一的代价，就是放弃马克。密特朗将这一让步视作法国的巨大胜利，而科尔更是把德国人民被迫割舍马克的悲情，演绎到让所有观众耸然动容的境界。在德国央行主导欧洲央行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德国真正的损失，并非放弃马克，而是失去了赢得法国更多让步的机会。

还是撒切尔看得更透彻。1990年3月，她在伦敦宴请法国10大产业巨头时说：“德国已经是欧洲经济的支配力量，统一后又将成为欧洲政治的支配力量。”她认为：“欧洲一体化不是制衡德国的办法。法国需要和英国联手来对付德国的威胁。”铁娘子再次重申她的一贯观点，欧洲一体化是“把铁板一块的欧洲，拱手奉送给了德国”，这将增强德国的支配地位。

撒切尔确实不愧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她非常清醒地看到了欧洲统一未来的趋势，将是德国势力日益壮大，英国对德国的防范远比法国更具有战略远见。在撒切尔看来，法国不过是在为德国做嫁衣裳，最后会落得连人带财宝都送过去的结局。然而，她也是一位超级的现实主义者。她一方面绝不会容忍德国人通过欧洲央行来管理英国经济，另一方面却想得到欧洲货币体系中汇率机制的所带来的好处。用她的话说，就是“英国期望加入欧洲汇率机制，以便利用德国马克的地位，创造某种类似金本位的机制，来帮助英国控制通货膨胀”。换句话说，铁娘子拒绝了欧元的婚约，却渴望得到汇率稳定的聘礼。

1990年10月，英国决定加入欧洲汇率机制。德国人真是双喜临门，统一大业于10月3日正式完成，英国又收下了汇率机制的聘礼。再往前迈一步，连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搞定的大英帝国，将会在德国的主宰下被整合进欧洲。德国驻英大使兴冲冲地来找撒切尔，既然英国收下了聘礼，德国自然希望趁热打铁，尽快促成英国嫁给未来欧元的婚期。

〖撒切尔：“现在德国已经统一了。科尔一定非常高兴。他现在可以实施更多的国内政策了。”

德国大使：“科尔总理将继续推进欧洲一体化，包括创建欧洲货币联盟。”

撒切尔：“你说什么？你想让我去找女王陛下，向她解释说，再过几年，她的头像就不会再出现在我们的钞票上了？”〗

撒切尔冷酷的现实主义风格，堪比当年的丘吉尔！在捍卫大英帝国的国家利益方面，没有半点含糊和游移。英国人与德国人确实有一拼，他们都是高度理智，目标清晰，坚忍不拔，绝不动摇。法国在自制力和判断力方面，与英国和德国还是有差距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200年中，法国只有在拿破仑时代风光过一阵子，在余下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被英国和德国不停地推来搡去。

无论如何，科尔此时堪称欧洲最得意的政治家，在他的手中完成了德国统一的历史大业，志得意满之际，却大大低估了统一的困难。在德国统一的过程中，科尔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东西德马克之间兑换比例严重失衡，不仅为德国造成了20年的经济后遗症，还差点颠覆了欧洲货币体系。

1990年2月6日，科尔在没有征求德国央行、财政部和国会的意见，也没有通知欧共体其他国家的情况下，突然宣布西德马克将向东德供应的惊人消息。世界舆论为之哗然，马克早已不再是德国人的货币，它更是欧共体货币稳定的基石。这个消息一方面掀起了货币市场的惊涛骇浪，另一方面，却几乎立刻平息了东德混乱的人心。

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之后，东德的局面基本失去了控制。人们在欢呼声中，大规模涌入西德“旅游”，不到2000万的东德人，竟有多达1000万人跨过边境来参观心仪已久的资本主义“天堂”，东德人被西德的先进与繁荣所深深震撼。东德的社会舆论形成了一边倒的声音，那就是加速实现与西德的统一。在这样的氛围中，东德政府一切旨在改造现有社会机制的努力和尝试，立刻被淹没在一片否定的浪潮中。人们已经无心工作，各种游行示威此起彼伏，政府濒于瘫痪，东德人陷入了一种普遍的狂热，他们恨不得立刻过上西德人那样富裕的生活，而似乎只要统一，富裕和繁荣就会马上自动降临。

1951年以来，政府一直坚持东德马克与西德马克等值，尽管双方的生产力差距日益扩大。到1989年，根据双方贸易指数折算下来，东西德马克比值为4.4：1，11月柏林墙倒塌之后，东德马克直线贬值到20：1。对社会制度信心的崩溃，直接反应在货币的黑市价格中。后来，人们承认，东德的外债规模被夸大了，经济状况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不过，人们信心的崩溃，加速了东德马克的贬值，也破坏了东德经济的基础。

为了稳定东德马克，1989年11月，科尔与东德政府达成协议，西德央行将提供38亿马克，供东德的旅游者们兑换，兑换比价为3：1。由于这一比价远比黑市价更优惠，巨大的套利诱惑促使更多的东德人来到西德，他们以3：1换取西德马克，回去以更高的价格抛出。结果，西德的马克供应，遭遇了东德人疯狂地“需求”，这也许是科尔的“货币计谋”，当西德马克在东德大行其道时，德国将事实上先完成“经济统一”，其他国家再坚持反对德国统一，也不能逆转坚强的货币利益纽带捆绑下的国家统一进程了。

东德人陷入了一种货币误区，他们把西德马克想当然地当成了财富本身，却没有意识到货币的价值在于其背后的生产力。放弃努力工作，只想靠拥有货币而致富的思想，弥漫在整个东德社会之中。东德自身的经济，在这样的普遍心态下，日益沉沦。同时，对西德的马克需求量却越来越大。实现货币统一的呼声，在东德形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东德人高呼，西德如果不把马克送过来，我们就搬到那边去！

这也正是科尔迫不及待地推出马克兑换的压力所在。

1990年7月1日，科尔宣布的马克兑换比价不是大家猜测的4：1或3：1，而是惊人的1：1！东德人当然喜出望外地实现了“立刻富裕”的梦想，但是，德国的财政和货币，则背负起难以承载的巨大压力。如果东德人能够开始勤奋地工作，那么西德经济的负担就会逐步减轻，但后来的情况远非如此。当“货币富裕”骤然来临时，东德人远不像西德人战后20年那般吃苦耐劳。德国马克的辉煌，在欧元诞生之前，都没有彻底恢复元气。

德国被迫靠印钞票来填补东德的经济窟窿，结果必然是通货膨胀。到1991年8月，德国的通胀已逼近罕见的5％。央行被迫大举提高利息。仅仅在三年前，德国的利息比美国低3％，德国统一之后的一年多里，利息竟然比美国高出6％！这是二战以来，大西洋两岸最大的货币态势逆转！

德国的利率飙升，造成了欧共体各国货币的一片混乱。各国被迫跟着德国提升利率，结果导致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的进一步恶化。刚刚加入欧洲汇率机制的英国，还没来得及摸到汇率稳定的好处，却在德国升息的压力下，让英镑遭到索罗斯等人的饱和攻击，被迫退出了欧洲汇率机制。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也接连遭到汇率投机暴徒的血洗。

1991年12月，在衰退和危机中，欧洲的首脑们齐集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共同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共体变成了欧盟。根据《德洛尔报告》的调门，以德国央行为首的中央银行家们，起草了欧洲中央银行章程。《马约》将货币联盟的最终完成时间定在了1997年或1999年。各国的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利率、债务等各项指标，将变成能否迈入欧元帝国的门槛。

欧元的诞生，终于进入了倒计时。

「欧元帝国创世纪」

尽管欧洲央行理论上属于超主权机构，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很难摆脱主权意识的渗透。1994年，围绕着欧洲央行的筹备机构——欧洲货币局的成立，德法之间再度爆发争执。

首先是欧洲货币局的地址问题，这将意味着未来欧洲央行处于谁的势力范围之中。德国当仁不让，提出法兰克福作为最佳选择，这里是德国央行的所在地，欧洲央行设在德国央行的眼皮子底下，便于施加有形和无形的影响。这是一个实质性的安排，德国总理科尔毫不妥协地拒绝考虑伦敦、阿姆斯特丹、波恩等其他城市。法国人最终还是没能守住底线。

在欧洲货币局的运作方式上，德国人坚持货币局必须拥有公开市场操作的职能，实质上发挥着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作用，但法国人却担心大量的外汇交易将使法兰克福取代巴黎，成为欧洲大陆最大的金融中心，因而建议用欧洲央行与各国央行联合操作的模式，试图对公开市场操作进行“分权”。不过，由于德国人提供了货币局的主要货币储备，最终还是钱说了算。

1995年，希拉克在法国总统大选中获胜，戴高乐主义再次获得了政治影响力。希拉克虽不如戴高乐那么具有鲜明的法兰西主义色彩，但对法国主权问题还是非常敏感。他虽然不是欧元的反对者，但至少称得上是个怀疑者。尤其对欧洲央行的巨大权力，希拉克始终忧心忡忡。欧洲央行一旦开始运作，法国在货币、汇率、利率方面的国家主权，将丧失殆尽，法国经济的命运将由法兰克福那帮人来决定，对于笃信国家主义的希拉克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纠结的局面。在希拉克的支持下，法国财政部长卡恩（Dominique Stauss - Kahn）建议成立一个欧洲的“经济政府”，以便在政治上对欧洲央行进行制衡。这个卡恩就是后来担任IMF总裁，因绯闻事件被美国拿下的那位著名人物。

在这一非关键问题上，德国人倒是愿意作出让步。这就是1997年成立的“欧元集团”（Euro Group）。“欧元集团”由欧盟的财政部长们组成，他们定期与欧洲央行的官员一起讨论经济问题，尤其是汇率问题。法国人希望利用“欧元集团”，将国家主义的政治势力，渗透进国际主义控制下的货币权力核心。卡恩表达了法国对于加强政府对欧洲央行进行监管的政治必要性，“如果没有实质且合法、正当的政治机构的存在，欧洲中央银行很快就会被公众当作是负责宏观经济政策的唯一机构。”

德国人紧紧抓住货币发行实权，“欧元集团”对欧洲央行的所谓制衡，仅仅是没有约束力的“定期交流”。而德国人却实际得多，他们不仅嘴里吃着货币发行权的“肥肉”，还把筷子伸向了锅里的“财政大权”。

1995年，德国人建议搞一个《稳定公约》，对于那些财政赤字超过GDP3％的国家进行罚款。这下可惹恼了法国的希拉克，什么？德国人居然还要觊觎法国人的财政预算大权？罚款制度，不仅会使法国无法再动用财政力量去刺激经济，改善就业，而且会让法国在不得不这样做时，将被欧盟国家和世界舆论贬损地体无完肤，在欧元启动之前，法郎还得承受投机资本在汇率市场上的血腥屠杀。在希拉克的尖叫声中，德国人降了一些调门，把《稳定公约》改为《稳定与增长公约》（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严厉惩罚的效果被削弱了。

在欧洲央行行长的任命上，德国与法国的争执达到高潮。1997年11月，欧盟的成员国的央行行长们，一致提议欧洲货币局局长杜森贝赫，担任即将诞生的欧洲央行行长。但是，实际上决定行长人选的最终权力，仍然掌握在法国和德国的政治家手中。杜森贝赫是荷兰代表，而荷兰从来就是德国人的小跟班。其实，在欧洲央行的“宪法”中，已经将德国央行的制度全面进行了贯彻和强化，无论是谁来坐这个位置，执行的只能是德国央行的政策。这不仅是德国经济与货币的力量决定的，而且也被法兰克福所提供的一切软性辅助体系所强化。但是，法国人咽不下这口气，执意要将法国央行行长特里谢推到这个位置上。

所谓超主权的国际主义，从骨子里就弥漫着国家主义的色彩。权力只有一个，争抢的人却有一大帮，而且竞争者都是主权国家所推荐，这就形成了一个无法逃避的逻辑陷阱。

1998年5月，欧洲的首脑们为了欧洲央行行长人选，争执不下，几乎不欢而散。德国和法国各不相让，法国人坚持，如果杜森贝赫担任行长，那么他必须在2002年7月离职，也就是启动欧元纸币的半年之后。在12个小时的辩论之中，德、法、英、荷首脑们滑稽可笑地互相吐口水。

〖希拉克：“是谁让我们必须把所有的时间都浪费在讨论他能多工作几个星期上？”

科尔：“你问‘是谁’，他可不是刚从街上随便冒出来的人，你心里清楚。”

希拉克：“他（杜森贝赫）是牛！”

科尔：“我不喜欢大家这么说他。我相信他德才兼备。我们有必要以尊敬的态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希拉克：“是媒体这么叫他，我们才知道他有这个外号的。我可不能让媒体这么叫我。我们已经接受了欧洲央行设立在法兰克福的事实。”

布莱尔（英国首相，主持会议）：“我们这次讨论没什么意义。”

希拉克对布莱尔：“也不严肃些。你是个这么明智而严谨的人，但这个程序一点都不明智和严谨。”〗

希拉克以否决杜森贝赫的候选人资格相威胁，科尔则宣布德国已准备好提前离开，结果又是一番争论，最后终于达成妥协。1998年5月3日，官方正式任命杜森贝赫为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杜森贝赫则立即发表声明，如果他不能完成8年的行长任期，那完全是出于“自愿”，至少在欧洲纸币引进之前，他不会辞职。

1999年1月1日，万众瞩目的欧元，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难产后，终于诞生了。可笑的是，人们仍称欧元为“体弱多病的早产儿”。

欧盟各国货币，以欧洲货币单位（ECU）为1欧元基准，按照1998年12月31日的市场汇率，进行货币兑换。此时的欧元，还是一种抽象的无形货币，主要用于金融市场、银行业务和电子支付领域。直到2002年1月1日，新的欧元纸币和欧元硬币启用，欧元正式成为了欧元区的法定货币。

欧元源于欧洲货币单位，而欧洲货币单位则是由“一篮子”欧洲国家货币所组成，每种国家货币背后的货币储备，主要仍是外汇和国债，因此，欧元从本质上看，就是以成员国的国债与外汇储备为抵押，所发行的货币。

这就形成了欧元内在的一个问题，成员国的国债与各自的经济发展和财政政策密切相关，因而，欧元价值的根源，来自各国经济和财政的健康。无法控制各国的经济与财政，就无法保证欧元的价值。欧元目前的困境，症结正在于此。

欧元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欧洲统一的财政部是确保欧元继续发展的前提。目前的欧元危机，提供了一个“危机倒逼改革”的机遇。从欧元的发展历史中，可以得到明确的答案，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力量早已树大根深，欧洲财政部的建立，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什么时间的问题。

当统一的欧洲财政部最终出现在地平线上，欧洲合众国的诞生还会遥远吗？

第七章 债务驱动，美利坚盛世的脆弱

• 债务货币，经济增长的“癌变基因”

• “SDR替代账户”：不流血的金融政变

• 新自由主义，1%的富人的呐喊

• 沃尔克的货币“化疗”，美债帝国转危为安

• 借来的繁荣

• 美元的冰火两重天

• 格林斯潘：金融市场的最后拯救人

• 信息革命，何以短命？

「本章导读」

1971年“美债帝国”建立以来，美债作为核心资产，被植入到世界各国的货币体系之内。当美债输入德国、日本和法国，这些国家的真实储蓄则流向了美国。当美元对各国货币大幅贬值时，这些储蓄遭到了洗劫。德国人和日本人发现后，他们只有哑忍，因为他们需要美国强大的军事保护；法国人发现后，戴高乐暴怒，发誓要挤垮美元体系；最终欧洲人都搞明白后，大发石油横财的中东人顶了上去；当中东人的储蓄被吸得差不多时，美国又将美债这一“储蓄吸血”的针管，插到了乍富还穷的中国人身上。

全球的过剩美元逐渐在国际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异度空间”。这些“无根”的美元，四处游荡，缺乏监管，它们以惊人的速度用钱生钱，以巨大的泡沫置换有形的资产，以高倍杠杆豪夺社会财富。

金融全球化本质上就是美元债务的全球化，它导致了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和规模都远大于实体财富，这意味着相当一部分资产，由于缺乏财富的对应物，其实只是巨大的债务。世界经济的停滞，会使支持这些债务的现金流逐渐枯竭。当违约风险加剧时，大批资产持有者必然集中抛售以套现，这将导致资产价格跳水，金融体系瘫痪，实体经济随之衰退。1990年美国的经济衰退，2008年全球的金融海啸，2011年欧洲的债务危机，都是债务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崩溃的必然结果。

「债务货币，经济增长的“癌变基因”」

货币的流动，意味着其背后资产的转移。在1971年之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商品的交换，最终将以黄金资产转移的方式体现出来，这正是美国愈演愈烈的国际收支赤字引发了美国黄金储备枯竭，美元在全世界遭到挤兑的根本原因。

1971年美债帝国建立后，美元背后的核心资产变成了纯粹的美债，美元流动，仅仅意味着美债资产的转移。美债，事实上变成了国际市场上主要商品与服务交易的最终支付手段！

对于美国和整个世界而言，这种货币机制的重大变化，必将引起经济增长模式的异化。

在金本位的时代，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来源于国民储蓄中所积累出来的投资，而在美债本位时代，经济扩张的本能冲动，逐渐由投资向负债过渡。资本和信用的核心理念，已经从储蓄积累，异变为债务创造。

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与债务驱动模式，体现着在经济世界观上的天壤之别。1990年美国的经济衰退，2008年全球的金融海啸，2011年欧洲的债务危机，其根源就是1971年以来，世界走上了一条脆弱的经济增长道路。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是一次对40年来债务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总清算！

什么是储蓄？什么是投资？什么是消费？什么是财富？当今社会已经对这些最基本的概念越来越生疏，这些生活中每天都在频繁使用的词语，人们却往往懒于深究。如果把令人头晕眼花的货币概念放在一边，回归到经济最原始的状态，一切将会一目了然。

在原始社会中，假如一个猎人使用简陋的梭镖来打猎，他每天必须捕获至少3只野兔才能够维持生存，而且他不得不紧追野兔奔跑，体力消耗很大，而收获的猎物却不多。不久，他从同伴那里发现使用弓箭打猎，能够远距离射杀猎物，不仅增加了隐蔽性，提高了捕猎效率，而且不必急速奔跑，节省了大量体力。如果运气不错，还能够射杀到麋鹿，美美地吃上一顿大餐。

这个猎人决定自己也要做弓箭，不过这需要不短的时间。他首先要翻山越岭去寻找坚韧轻便的木材，再将伐来的木材阴干，使木质紧密，然后把木材制成弓。他还必须找来弹性极好的牛筋，反复砸结实，用来做弓弦。最后，他还得花一定的时间制作许多支箭。最后算下来，猎人发现要完成狩猎工具的技术升级，起码需要5天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他无法再去打猎，总不能饿着肚子干活吧，因此，猎人起早贪黑拼命打猎，等终于积累了15只兔子，足够5天的食物，他才能够开始制造弓箭的工作。

保证猎人5天不用打猎还能生存的15只兔子，就是猎人的“储蓄”，而制造弓箭就是猎人的“投资”。“投资”是为了获得效率更高的捕猎成果，前提则是必须有足够的“储蓄”。

果然，猎人的“投资”获得了可观的回报，使用弓箭使他每天能够打到5只以上的兔子，运气好时，还能打来一只麋鹿。除了吃饱肚子，猎人还能拿多余的猎物去交换急需的衣服，这时，他就开始了“消费”。因此，消费的本质是一种交换！消费的前提是猎人必须有剩余的储蓄。

最终，猎人除了留下足够的食物，必要的弓箭改良“投资”，必须的生活用品“消费”之外，还剩余了更多的猎物，这就是猎人积累出来的“财富”。猎物不能长期存放，因此猎人需要找到一种可以长期储藏财富的手段，以备将来的不时之需。在市场交易中，猎人发现金银备受大家喜爱，所有的人都愿意将自己的商品换成金银，既能够长期储存，又便于切割、携带、计算，大家都追捧的商品就成了“通货”。通货的最大特点就是随时想出手都有人抢着要，所以“流动性”最好。金银于是满足了猎人对储藏财富的一切要求，这就是长期保存、随时兑换、方便易用。

金银从发现、开采、冶炼到制造，同样需要付出劳动，因此，金银这种特殊的通货在市场交易中，与其他的劳动成果一起进行交换，这种交换是一种诚实劳动的交换。金银在交易中的神奇作用在于，它将不同性质商品的复杂兑换，抽象为纯粹简单的数字比值，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扩大了市场规模，促进了社会分工。金银逐渐成为市场上接受度最高的“诚实货币”，担当起交易媒介、价值尺度、财富储藏的功能。

如果金银的制造人，在通货中掺假，以次充好，用掺假的金银在市场上交换别人诚实的劳动成果，那么此人就是在欺诈！这种货币，就是欺诈的货币！如果被市场发现，制造假金银的人就将遭人暴打。如果此人是政府，掌握着国家暴力机器，在市场参与者们无法反抗的情况下，大家不甘心被欺诈，于是以欺诈对欺诈，商品质量会恶化，交易秩序陷于混乱。货币作为财富储藏的功能弱化，长期储蓄的意愿瓦解，短期行为盛行，投机之风乍起，社会浮躁弥漫。货币本是财富的契约，摧毁货币价值，就是摧毁社会财富公平的契约，其最终结果就是市场交易成本上升，阻碍经济发展，窒息财富创造。

美元背后的资产，以债务的白条取代了诚实的黄金，这从根本上扰乱了市场经济，瓦解了社会公平，加速了贫富分化，腐蚀了道德基础！

当债务变成了货币，这种“画兔充饥”的白条就会充斥银行系统，所谓的“储蓄”，不再是人们诚实劳动的成果积累，而是现在并不存在，将来也未必存在的“兔子”。猎人又怎么可能饿着肚子去进行制作弓箭的“投资”？又哪里会有真正的储蓄来进行诚实交换的“消费”呢？

美债帝国自身的储蓄越来越不足，既要透支消费，还想借钱投资。它所赖以增长的经济模式，不过是将别人的储蓄“借来”，一边享受着更高的生活品质，一边对金融资产进行着“钱生钱”的快速投资。美债作为借用别国储蓄的凭证，美国人从未认真打算偿还，当“美债白条”对猎人进行货币贬值时，手持白条的猎人的真实储蓄，将被逐步剥夺。

美债作为核心资产，被植入到世界各国的货币体系之内。当美债输入德国、日本和法国，这些国家的真实储蓄则流向了美国。当美元对各国货币大幅贬值时，这些储蓄遭到了洗劫。德国人和日本人发现后，他们只有哑忍，因为他们需要美国的军事保护；法国人发现后，戴高乐暴怒，发誓要挤垮美元体系；最终欧洲人都搞明白后，大发石油横财的中东人顶了上去；当中东人的储蓄被吸得差不多时，美国又将美债这一“储蓄吸血”的针管，插进了乍富还穷的中国人身上。

2008年金融危机后，伯南克狂印钞票，这既不可能增加美国人的“真实储蓄”，也不可能促进市场的“真实消费”，更谈不上进行“真实的投资”。毕竟，印钞票不能凭空创造出“猎人的兔子”。它唯一的作用，就是让那些已经把真实储蓄借给了美国的国家，遭到重大的储蓄损失。

1976年全世界持有的美国国债为900亿美元，而2011年这一数字达到了4.5万亿美元！在短短35年之内就增加了50倍！这样的资产，还会有人相信能够保值吗？那么再过35年，这个数字又会是多少呢？以这样的货币储备为抵押，各国又将创造多少本国货币呢？社会真实的储蓄，在货币的膨胀中不断被稀释和转移，最终更多的储蓄被积聚到1％的人手中。

当美债帝国“吸血”成瘾之后，自身经济的造血功能却被弱化。借来的外国储蓄的主要部分，并没有被花在美国的实体经济中，以强化工业产品的竞争力，改善贸易逆差，而是被用于史无前例的金融财富创造。在华尔街获得惊人暴利的同时，留下的却是竞争力衰落的工业经济，收入萎缩的中产阶级，大幅增加的贫困人口，负债过度的国家与社会。一切靠负债消费所带来的繁荣，不过是海市蜃楼的幻觉，当债务无法持续的时候，繁荣也将成为过眼云烟。

20世纪70年代初，美债帝国圈禁了黄金，废掉了固定汇率，绑定了石油定价，但美元却远未收服人心。对美元的不信任，导致人们争先恐后地拥有黄金、白银、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通货膨胀如燎原的烈火，席卷世界的各个角落，美债帝国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之中。

「“SDR替代账户”：不流血的金融政变」

当美元背后的抵押资产由沉甸甸的黄金，变成了轻飘飘的美债，所有的美元持有人都产生了一种“财富失重”的本能反应。美债的源头就是美国的财政赤字，而美国人对赤字问题长期的“善意忽视”，早已伤透了欧洲人的心。

伴随着财政赤字出现的后遗症，就是美元超发所导致的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从1958年到1964年，虽然美国财政与国际收支逆差的问题逐渐暴露，但美国人仍然持有巨额的黄金储备，人们对美元的信心依旧，因此通胀几乎为零。1964年，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开始动摇，因为此时外国人手中持有的美元，第一次超过了美国的黄金储备，在随后的四年里，美国通胀上升到2％。1968年，当拱卫美国黄金储备的战略防线“黄金互助总库”彻底崩溃后，通胀升至4％。当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彻底脱钩之后，从1972年到1978年，通胀飙升至10％，到1979年，通胀达到了惊人的14％！

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使石油价格暴涨了10倍以上，作为欧美经济最重要的能源和工业原料，石油的价格飙升，导致了整个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列车严重脱轨。美元超发是火，石油暴涨是风，浮动汇率是油，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火上浇油，通胀与衰退以燎原之势席卷全球。

拔掉了黄金这根货币的定海神针，世界经济体系立刻乾坤颠倒，乱成了一锅粥。

难以治愈的长期高通胀，扭曲了人们的经济思维，颠覆了社会的财富观念。负债经营不再是个坏主意，因为通胀在不断稀释偿债的压力；透支消费很快成为风行的潮流，享受现在的货币购买力，因为货币还会烂下去；储蓄者成为了愚蠢的倒霉蛋，勤俭节约的人变成了不识时务的老古董；诚实努力的传统遭到摒弃，投机暴富的行为广为社会传颂；一切长期规划显得不合时宜，所有短期行为渐成主流。高通胀瓦解了社会的传统道德观念，摧毁着美国立国的实业精神。

当美元贬值与通货膨胀大行其道时，资本逐利的天性使得资金更多地流入了投机领域，以博取快速收益，而远离漫长、艰苦和充满风险的实业投资。从1947年到1973年，美国的生产率增长为3％，而从1973年到1979年，却大幅下跌到了0.8％。通货膨胀，永远是生产力的天敌！

在国际上，美元虽然绑定了石油定价，但在美元贬值的高通胀时代，甚至连中东石油输出国，都不愿再持有美元资产。欧洲人早就表现出对美元的不耐烦，日本人暗暗地准备腾挪美元资产。到1979年，全世界已经到了抛弃美元的危险边缘。

1979年8月，石油国家发出严厉警告，它们正在认真考虑放弃石油以美元定价，转而采用IMF的特别提款权（SDR）。这一消息无疑令美国惊恐万分，如果石油定价放弃了美元，那么美债帝国将面临土崩瓦解的巨大危险。在全世界早已严重过剩的美元，还会有谁会愿意继续持有？美元信心的崩盘，会造成一切非美元的东西疯涨，恶性通货膨胀将无法收拾。

在德国人主导下刚刚建立起来的欧洲货币体系（EMS）在美元贬值的惊涛骇浪中，成了货币稳定的一个孤岛，随时面临被投机大潮吞没的危险。德国总理施密特已经暴躁到了极点，他明白无误地告诉美国人，美国长期以来对美元宽松政策的“善意忽视”和无所作为，德国人受够了！欧洲也受够了！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安东尼·所罗门，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惊呼：“目前，美国在国际外汇市场中面临着绝对极端危险的情况……美元饱受巨大压力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几乎普遍认为，美国与德国在汇率政策上会发生严重冲突，两国的合作已经破裂。美国方面希望美元汇率保持稳定或升值，然而德国却希望或预期美元汇率将贬值……大量雪崩式的私人资金早就异常紧张，随时准备逃离美元。美元面临的压力很可能越过临界点……依照目前的外汇市场局势和投资者的心理预期，美国面对的已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战术问题，而是局势有可能迅速恶化，演变为一次全面爆发的毁灭性危机。”

在这次战后美元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中，美联储甚至已经预感到大厦将倾的真实恐惧。面对全世界一片抛弃美元的声浪，美国紧急制定出“营救美元”的后备方案，这就是通过IMF搞出的以特别提款权（SDR）置换美元的计划。如果到了全世界共同放弃美元的最后关头，IMF将出面号召所有国家，用手中的美元外汇储备在IMF的“SDR替代账户”（SDR Substitution Account）中兑换为SDR。这一计划的核心就是，用SDR来全面替代美元，再用回笼后的美元，投资美国国债。

美国人这一计划相当于美元“通电下野”，放弃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以化解世人对美元的愤怒。然而，美债帝国的实际统治大权仍然牢牢地握在美国人的手中！以前，各国的美元储备，除了购买美债，还有其他的投资选择，SDR改革后，IMF将各国交出的美元储备，可以全部购买美国围债。这样一来，SDR只是一张皮，里子仍然是美债，换汤不换药！美元本位制在名号上变成了“SDR本位制”，货币发行的抵押品却依旧是美国国债。最后，美国国债将成为世界统一货币背后的真正资产，永远不必偿还了！

1979年，世界货币面临一个重大的拐点。如果不紧急遏制通货膨胀，美元就非常可能“通电下野”，而猛然启动世界货币SDR，火候却尚未成熟。1944年美元摄政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值美元如日中天之际，美国黄金储备天下第一，国力军力之盛，古今罕见。在如此强大的背景下，美国都不敢贸然废掉黄金的帝位，而是采取了徐图缓进，“挟黄金以令诸侯”的策略，终于收服了世界各国货币。如今，美债帝国摇摇欲坠，美元已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国内，经济凋敝，失业高企，通胀肆虐。在国际上，欧洲反骨已现，日本跃跃欲试，中东亲欧仇美，俄罗斯虎视眈眈，没有足够的国际支持，美元“通电下野”易，SDR号令群雄难！

此时，美债帝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对通货膨胀痛下杀手，先稳定美元信心，一切再从长计议。

值得高度注意的是，尽管这套方案最终没有实施，但是作为美元崩溃时的备用方案，却早已在1980年前后预备好了。

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SDR替代账户”的概念，再度在国际上抛头露面。世界各国对美元两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愤怒，已经不亚于1979年美元所遭遇的窘境。对于美元储备庞大的亚洲国家，如何摆脱美元困境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美国此时再度提出“SDR替代账户”方案，声称是为了提供储备货币多元化的解决之道，缓解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其实，新瓶里装的不过是旧酒。

到目前为止，IMF仅仅是各国货币储备集中起来的一个资产池，它的规模有限，主要是向受援国提供别国“过剩”的流动性，以解燃眉之急。换句话说，IMF只能利用现有的资金，而无法创造信用。因此，IMF还不是全世界的“最后贷款人”，离世界中央银行的定位尚有关键差距。未来不能排除IMF可能将SDR的“一篮子”货币，演变为类似欧洲货币单位（ECU）的概念，同时担当起“世界汇率警察”的职能，重新恢复固定汇率制度。如果再赋予IMF创造信用的功能，它就俨然变成了一个放大版的“欧洲中央银行”。再往下走，恐怕就是SDR升格为“世界欧元”了。各国的货币主权将被迫上交给IMF。

这将是一场不流血的国际金融政变！

「新自由主义，1％的富人的呐喊」

石油美元是一把双刃剑，高油价在强化美元的国际需求的同时，也导致了美国工业经济的停滞。美国实体经济在全球市场中地位，在欧洲和日本的激烈竞争之下正在节节败退。公司利润不断萎缩，生产率的增长陷于停滞，高通胀带来资本结构的恶化。美国的工业实力遭到了战后最严重的削弱。美元危机进一步导致华尔街主导世界财富分配的机制日渐弱化，到1975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所拥有的社会财富份额，已经降到了1922年以来的最低点。

1％的富人决定必须彻底改变游戏规则，让财富分配的天平重新向他们倾斜。以洛克菲勒家族为核心的美国统治精英们，决定从根本上颠覆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建立起来的福利国家制度，以及对富人们财富扩张的种种限制。

20世纪70年代中，约翰·洛克菲勒出版了《第二次美国革命》（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一书，其中，洛克菲勒明确提出了必须对政府进行激烈的改革，削减政府权力，“将政府的职能和责任，尽最大可能地转到私人部门手中”。在书中，洛克菲勒刻意选择了一些经济案例，凸现出政府对金融、商业的管制毫无必要，对社会福利的支持则是在浪费钱财，只有不受任何限制地追逐利润的公司，以及与之相配套的金融体系，才是美国发展的动力源泉。80年代里根总统有一句名言：“政府解决不了问题，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此话正是洛克菲勒该书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没有这个思想觉悟，里根恐怕也不会被金权集团所选中。

“第二次美国革命”的思想，吹响了美国媒体轮番攻击政府的冲锋号，低效、无能、浪费、赤字、通胀的帽子铺天盖地，政府一下子成了经济衰退的元凶。1％的富人巧借美国百姓对通胀和失业的不满之火，准备烧掉政府对金融业与跨国公司的监管枷锁。说白了，政府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对公共福利的支持，妨碍了1％的富人攫取更多财富的自由，他们要的是一片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在这里，政府不能约束富人对穷人们的财富压榨，但有义务防止穷人们起来反抗。

1976年，“第二次美国革命”进入了实施阶段。在洛克菲勒资助下的精英组织“三边委员会”，堪称是向美国政府输送高级干部的“中组部”。在“三边委员会”的支持下，毫不起眼的佐治亚州州长卡特，当选为总统。没有背景的总统，往往更听话，特别是需要推出重大政策改变时，更需要这样的弱势总统。结果，卡特还没进白宫，大佬们已经将26名“三边委员会”的骨干安插到了政府的各个重要岗位上，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卡特连面都没见过。卡特的整个外交政策和主要的国内政策，基本上全盘来自“三边委员会”。正是在卡特的任内，政府开始解除对金融业的管制，大量金融创新开始涌现。里根当选总统后，更誓言将解除管制和私有化作为执政的重心。金融革命正是爆发在里根时代，结果是金权革了政府的命！

在学术界，“第二次美国革命”的精神被丰富为“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一主义，不折不扣地体现了1％的富人的主要诉求。

货币主义的大本营——芝加哥大学，本身就是在洛克菲勒家族的资助下，发展壮大起来的，货币主义所形成的货币政策，对1％的富人的贡献良多。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被派去亲自调教里根总统，同时，也为英国首相撒切尔“开小灶”，1％的富人需要在思想和行动上，统一协调美英两国的金融巨变。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开始大行其道，他认为“通货膨胀归根到底就是一个货币现象”，反通胀的核心就是紧缩货币供应。美元是1％的富人统治世界和分配财富的核心工具，必须毫不犹豫地坚决捍卫。为此，美元大幅加息和升值是必要的。因为富人们的主要财富形式都是金融资产，强势美元是稳定的金融市场的前提条件。因此，强势美元符合美国1％的富人的核心利益。

与货币主义遥相呼应的就是强烈呼吁减税和削减福利的供应学派。他们声称，只要大幅减税，美国经济就会“神奇”地爆发出巨大的生产力，削减福利则会迫使工人失去懒惰的依赖，努力工作增加生产。其实，减税的最大受益者当然是1％的富人，而削减福利的受害者，则显然是99％的中产阶级和穷人。在整个供应学派鼎盛的80年代，人们最终也没有看到“神奇”的生产力爆发，放眼美国，到处是德国货和日本货，美国的工业经济却再也没有恢复70年代初的国际竞争力。

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都坚决反对政府干预，强烈要求私有化。有了这些理论基础，美国的统治精英们准备从几个方向入手，重新夺回财富的分配大权。

美国的公司治理制度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革，必须强调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优先，在公司利润增长停滞的情况下，工人的实际收入要削减，否则富人的收入就上不去；政府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干预，必须进行最大限度的削弱，以便腾出巨大的经济资源，供1％的富人重新进行财富分配；政府支持工会联盟的传统必须打破，工会组织保护着工人的福利和待遇，不削弱工会的力量，就难以压低工人的收入，财富再分配就无法进行；金融机构的势力必须得到进一步强化，与其投入大量资金重振工业体系，强化与德国和日本的竞争实力，不如用金融繁荣取代工业复兴，进入所谓“后工业时代”；重新梳理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之间的关系，确保前者获得明显优势；废除法律对公司合并与收购的种种限制，让金融部门从中获得暴利；强化中央银行的权力，确保物价稳定，以便繁荣金融市场；重建与外围国家的贸易关系，加速经济资源向中心国家的转移。

1％的富人已经打好了算盘：紧缩货币反通胀，经济必然陷入衰退，失业人口将大幅增加，这正是迫使工人接受更低收入的良机；紧缩货币还会导致美元升值，这会加速工业企业向其他低成本州的转移，从而有效地削弱传统工业中势力强大的工会组织，减少工人罢工的损失，降低大公司的经营成本；紧缩货币，还将迫使利率飙升，拥有大量资本的富人们，将从中获得巨大的收益；紧缩货币的同时，还要大规模减税，经济衰退和税收减少同时并发，政府财政必然出现巨大的赤字，只得依赖发行国债来弥补亏空，于是国债承销将为金融部门带来惊人的超额利润；紧缩货币，将使美元重新稳定，欧洲美元网流，金融市场繁荣，企业并购活跃，金融部门收益暴涨。经过这样一番布局，社会财富的分配将明显有利于1％的富人。

所有的这一切，都必须从紧缩货币，强化美元的地位入手。此时，美联储主席的位置就显得格外重要。保罗·沃尔克正是一个理想的人选。

「沃尔克的货币“化疗”，美债帝国转危为安」

1979年10月6日，刚上任两个月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在美联储大厦召集了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秘密会议，商议如何对通胀动刀子。沃尔克乃是洛克菲勒帐下的悍将，发迹于洛家旗下的大通曼哈顿银行（今天JP摩根大通的前身），后被洛家重臣罗伯特·罗萨（Robert Roosa）看中，选拔到财政部进行历练。这个罗萨正是60年代使用美债套牢欧洲美元储备的总设计师，欧洲人被迫接受美国国债而不是黄金作为外汇储备的主要投资选择，罗萨堪称是美债帝国的奠基功臣之一。在罗萨的调教下，沃尔克曾在尼克松时代担任财政部副部长，亲手策划并参与了废除黄金的“政变”。大功告成之后，沃尔克被洛家提拔到纽约美联储银行行长的关键位置，掌握着美联储的“兵权”。

为了有效阻击通货膨胀，沃尔克决定从根本上改变美联储控制美元货币供应的方法，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Ml），而不再以利率来间接调控货币。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就是按住Ml的增长，放开利率，无论利率飙升到何种程度，也绝不动摇，这种治疗方法更像直接杀死癌细胞的“化疗”，很酷、很暴力。而控制利率，则是通过对联邦基金利率（Fed Fund）的调整，用资金成本来影响商业银行信用扩张的意愿，间接调整货币供应的总量，它的思路就是按住利率，放开货币，信用扩张顺其自然。间接控制好比吃中药，重在调养，靠激发经济的内在机能来发挥功效。直接控制货币供应的好处就是见效快，力道猛，不过，由于利率将出现剧烈波动，对经济的副作用很大。

为什么传统的利率控制手段会失效呢？其根源还是美元的过量超发！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长期和巨额的国际收支逆差，意味着美国不断地印刷美元输出到海外，套购别国物资，支付成本庞大的海外军事基地运转和越南战争费用，结果形成了一股惊人的欧洲美元投机势力，其规模从1973年的3150亿美元，迅速膨胀到1987年的4万亿美元！这些游荡在海外的“无根”美元，演变为一种超越主权边疆的“金融异度空间”。它们虽然存储于主权国家的金融体系之内，但其内在的扩张驱动力，则脱离了各国经济增长对信用扩张的需求，而主要体现为跨国投机资本对追逐利润的贪婪。它们在国家之间横冲直撞，它们不受任何主权国家中央银行的监管，它们迅速地自我繁衍在一个独立的金融空间之中。

这是20世纪以来，最重大的国际金融格局嬗变！

正是由于欧洲美元的存在，美国的银行体系在70年代发生了巨变。在正统的部分准备金制度下，中央银行要求商业银行将10％左右的存款“冻结”为准备金，这些准备金可以存于中央银行，也可以由银行自己保管，以应付储蓄者提取资金的不时之需。当银行进行放贷时，准备金率对其信用扩张形成了制约。但是，当欧洲美元可以方便和低成本地借到，银行的放贷就不再受制于居民存款和准备金的束缚，它们往往先放贷，再从欧洲美元市场借钱补足准备金的要求或满足储户的提款，这就是所谓“管理负债”（Managed Liabilities）的金融创新。

美联储在欧洲美元的冲击下，突然发现传统的利率政策无法约束货币供应的扩张，源源不断的美元从海外涌入美国的银行体系，银行根本不差钱！

当沃尔克明白了利率政策为什么会失效之后，便将全部的注意力转向了货币供应，特别是Ml的增长。所谓的Ml，就是居民手中的现金和他们在银行的支票账户（Checking Account）中存款的总和。支票账户在美国非常普及，人们一般将很快要花掉的钱存于支票账户中，例如房租、按揭还款、水电气费用和日常生活开支等。所以，Ml代表着人们即将消费的货币总量，它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更加直接。

沃尔克设计了一个通胀“化疗”方案，他将Ml的增长目标锁定在4％～6.5％之间，以“高能货币”为调控手段，如果投机需求导致的信贷扩张，超过了Ml的控制目标值，美联储将收缩“高能货币”，导致银行拆借资金紧张，联邦基金利率将自动上升，遏制投机信贷扩张。当Ml增长回落到目标区后，利率也将自动滑落。

为了加大力度，沃尔克同时宣布将再贴现率从11％提高到12％，对银行的欧洲美元借款、大额定期储蓄和其他“管理负债”的小把戏，通通要求执行8％的准备金率。

当第一个疗程结束后，沃尔克发现，联邦基金利率已经从11.5％飙升到14％，投机信贷仍在加速扩张，到1980年1月，通胀已经高达17％！从2月到4月，联邦基金利率继续飙升到18％，银行对优质客户的贷款利率同步上升到20％！

结果，沃尔克“化疗”的第一个疗程非但没有杀死通胀，反而把经济搞得奄奄一息了。

1980年第二季度，美国的GNP暴跌了9.4％，失业率从6.1％上升到7.5％。货币供应Ml的增长目标原计划是锁定在4％～6.5％的区间之内，此时却已突破了15％！

面对如此糟糕的局面，沃尔克百思不得其解。其实，问题还是出在欧洲美元上。飙升的美国利率，对海外的“金融异度空间”产生了强大的套利刺激，海量的欧洲美元涌入，不仅填补了“化疗”造成的货币短缺，突破了Ml的上限，而且加快了货币的流动速度，刺激了通胀的加剧。

通胀不仅取决于货币规模，还受货币流动速度的巨大影响，而货币流动速度的变化，远非教科书中设想的那样简单。这就好比美军的快速投放能力，使100万的军队能在各个战区中快速调动，从而发挥500万军队的战斗力。货币流动速度加快，将使一美元发挥几美元的作用。对欧洲美元的加速涌入所导致的货币流动速度的突变，沃尔克显然没有预料到。

当联邦基金利率达到18％的惊人水平时，所有负债的人面临着灭顶之灾，他们不得不加快偿债速度，银行的资产在偿债的同时自动缩减，与之相对应的货币供应Ml开始逐步下降。

关键的时刻来到了。只要沃尔克坚持下去，18％的利率好比超大剂量的“化疗”，持续足够的时间后，将对通胀癌细胞产生致命的杀伤力，从而消灭通胀预期，Ml的持续下降最终会导致利率的下降。不过，此时经济体在剧烈的痛苦中扭曲翻转，民众在声嘶力竭地呼救，政治家们开始破口大骂。美国议员发出了严厉警告：“沃尔克，你将是被游街示众、惨遭暴打的首要人物！”

这是一场豪赌！敢不敢继续下注！如果6个月内还不见效，沃尔克就将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可悲的主席，颜面丧尽，信用无存，最终必然惨遭社会鞭挞，永世不得超生。

沃尔克的手软了，信用开始放松。

此时，任何畏缩都将被市场超级放大，美联储反通胀的决心被解读为“不过尔尔”，于是整个市场的通胀预期立刻翻转过来，投机心理再度咸鱼翻身！在随后的两个月里，联邦基金利率大幅下挫了一半，降到了9％，在通胀仍高达11％的情况下，长期和短期利率都跌到了负利率的水平。

市场中的信用扩张再度沸腾了，美联储顿时失去了控制！

到1980年夏，经济在信用扩张中快速复苏，通货膨胀卷土重来。货币供应Ml的增长居然突破了22.8％，两倍于通货膨胀。沃尔克“化疗”的第一个疗程彻底失败了。

反通胀，亡经济；不反通胀，则亡美元！权衡利弊之后，沃尔克再度立下了反通胀的决心。

从1980年秋开始，直到1982年夏，沃尔克第二次启动了反通胀的“化疗”。1980年9月25日，沃尔克将再贴现率再次提高到11％，联邦利率回升到14％。卡特总统的连任梦想，成了沃尔克斩杀通胀的第一个刀下之鬼。

整整一年的高利率政策，使得美元的汇率开始大幅飙升，特别是沃尔克启动了第二次“化疗”之后，市场开始相信这个拼命三郎是玩真的了。此时，在沃尔克的威逼利诱之下，德国和日本开始降低利率。为了进一步强化美元升值的预期，沃尔克在1981年5月，再度紧缩货币供应，从5月到11月，Ml的增长率第一次降到了零，而联邦利率则攀升到了19％！欧洲美元加速回流，美元升值加速。这一次欧洲美元却没有引发货币供应总量的剧烈膨胀，因为已经没人敢贷款了。

此后一年中，美元汇率飙升了34％！

沃尔克的第二轮“化疗”，不仅继续紧缩货币供应，维持了高利率，更开辟了“升值反通胀”的第二战场。美国的进口占GNP的比例大约为7％，升值所产生的进口商品价格下降效应，本来不应该影响美国整体物价的水平太多，不过，沃尔克已经搞明白了反通胀的本质，就是打心理战！在超高利率的环境中，人们对进口商品价格的下跌，将会产生错综复杂的心理变化。偿债的人越来越多，货币供应开增长几乎为零，此时，进口物价的下跌，会让人们开始相信物价的进一步上涨恐怕有点悬。这时的汇率升值，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力！

美联储对此的综合测算是，当美元升值10％，将导致通胀下跌1.5％，其中一半可能源于进口商品价格的下跌，另一半则是纯粹的心理作用。而34％的美元升值，将使通胀下跌5.1％。从1980年到1982年，美国通胀从13.5％降到了6.1％，在这7.4％的降幅中，美元升值贡献了大约2/3。

沃尔克第二轮“化疗”的思路是，坚守货币供应的目标，维持高利率，迫使人们偿债，减少Ml；同时，高利率导致欧洲美元回流，强化美元升值预期，迫使德国与日本降息，导致美元剧烈升值；在货币供应减少和高利率的“货币负压”之下，汇率升值产生的物价下跌效应，将被市场心理高倍放大，最终逆转了通胀预期。

不过，里根总统开始实施的大幅减税、巨额赤字、星球大战计划，以及供应学派的经济理论，都让沃尔克担心，反通胀战争胜利所赢得的宝贵机遇，恐怕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借来的繁荣」

里根时代的经济繁荣，归根到底是从三个方面进行“透支”所得到的，这就是向未来借，向外国储蓄借，同时“抢”第三世界的低廉原材料。

从1979年秋月到1982年夏，在近3年的时间里，沃尔克以宗教般的狂热，抡起货币大棒砸碎了通胀预期，同时也将实体经济砸成了深度脑震荡。从1980年到1985年，美元剧烈升值了50％！这是现代经济史上，主要国家最剧烈的货币地震！结果，美国的工业经济遭到了灭顶之灾。失业率飙升至10.8％，重化工业被砸断了脊梁骨，钢铁工业近三分之一的工人被裁员，汽车工厂纷纷倒闭，装备制造的生产线被大量闲置，石油化工业大幅压缩规模，矿山遭到废弃，连农业产品也失去了国际竞争力。

供应学派信誓旦旦地夸下海口，只要政府减税，降低工人福利，工业生产力的奇迹就会自动发生。5年过去了，人们连“奇迹”的影子也没看见，美国满大街跑着更多的日本汽车，工厂里用着更先进的德国设备，商店货架上摆满了便宜的亚洲消费品。最后，工业就业的回升，靠的还是里根“星球大战”的军工订单。号称与政府干预经济不共戴天的供应学派，结果居然靠着战后最激烈的政府财政赤字，才踉踉跄跄地爬出深度衰退的泥沼。

从1983年到1988年，是里根时代经济神话的黄金时期。认真审视之后，人们会发现里根的经济繁荣是向未来“借来的”。在这段时间里，美国财政赤字每年都高达2000亿美元以上，占GNP的比重高于5％。美国国内净储蓄率从70年代的6.5％降到2.5％，巨额财政赤字是吞噬国内储蓄的元凶。一个国家的净储蓄，就是“猎人的兔子”，它是消费与投资的前提。消费，就是猎人把储蓄的一部分兔子，拿去与别人进行交换；投资，则是猎人为制造弓箭所耗费掉的其他储蓄。美国二战结束以来，净投资一直占GNP的7％，成功的投资将带来更高效率的产出，所以投资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后劲。但在里根执政的8年中，美国的净投资占GNP的比重下降到仅剩5％。供应学派曾信心满满地保证，他们的政策将提高美国的储蓄率，增加净投资，这显然是吹破了牛皮！

里根当选美国总统时，美国全部的私人和公共负债总额为3.87万亿美元，到80年代末，这个数字变成了10万亿！

由于国内储蓄不足，为了维持美国社会的生活水平，里根政府不仅向未来大举透支，同时也向海外借入巨额的外国储蓄，其规模达到美国总储蓄的14％！美国以开放国内市场为条件，要求日本与德国将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通过购买美国金融资产的形式，把它们创造出来的储蓄借给美国。1984年，外国购买的美国固定收益类资产（主要是美国国债）的金额跳升了3倍，达到374亿美元。日本在一年里流向美国的资本就达到惊人的500亿美元的规模！

美国学者调侃道，美国80年代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比较优势，这就是出口美国国债！

外国资本的流入，强化了美元升值，降低了进口商品的价格，刺激了美国消费，扩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结果，美国的经常账户在1980年时尚有盈余，从1984年开始美国每年赤字高达1000亿美元，狂涨到GNP的3％！美国工业被迫大规模向外转移，创造国民财富的核心实业资产遭到了根本性的削弱。

向未来借钱，向外国人借钱，而借来的钱主要不是用于工业经济的再投资，而是被华尔街拿来制造一个快速膨胀的金融资产大泡沫。美国长期资本的工业投资被大量放弃，1983～1984年的出口增长仅为以前经济复苏时期的一半，而进口则是过去的两倍。难怪美国的媒体评论道：“供应学派的‘奇迹’终于出现了：这就是外国人提供了大量的商品和大部分资金。如果六七十年代美国的政策是‘花钱和高税收’，那么80年代就是‘花钱和高负债’。”

在沃尔克控制住了通胀之后，美国经济开始了5％的强劲复苏，不过，美国工业的就业再也没能恢复到70年代的水平。1985～1986年，美国的工业设备利用率再度出现下滑。

就在美国工业经济一蹶不振的时代，华尔街却喜获丰收。沃尔克从1982年夏到年底的半年里，连续7次降低再贴现率，联邦基准利率也从14％直落到8.8％。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开始进入大牛市。从1982年到1987年，华尔街的股票市场暴涨了200％！金融创造财富的神话开始在美国大行其道。

1984年是美国金融巨变的转折年，国内资本开始从银行向债券市场大规模转移，国际资本流入则由欧洲转向了亚洲。到1985年，沃尔克发现美国的货币供应再度开始爆炸性膨胀，但是美国的通胀率却从1984年的4.4％，降到了1985年的3.5％。由于大量金融创新的出现，Ml作为通胀的指标已经越来越不准确了。银行业在1984年底，开始大规模进入货币市场，支票账户中含有利息的成分在显著增加，这表明资金倾向于“投资”而非“消费”，Ml的膨胀已经不能说明“消费者立刻准备花钱”的冲动在积聚。因此，美联储从1984年开始，悄悄地废弃了以Ml增长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导向。

1984年以来的货币供应膨胀，已经脱离了实体经济增长所产生的信贷扩张需求的轨道，而越来越多地反映为金融创新所刺激出来的金融交易需求。8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股票市值占GNP的比重通常在8％～20％之间，而到了1986年，这一比重剧烈攀升到了100％！这个现象说明，信用扩张已经摆脱了实体经济增长的约束，而成为金融资产自我膨胀的必然结果。美债帝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美元从此成为“源于金融交易，为了金融交易，服从于金融交易”的工具。

金融全球化本质上就是美元债务的全球化，它导致了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和规模都远大于实体财富，这意味着相当一部分资产，由于缺乏财富的对应物，其实只是巨大的债务。金融市场的畸形繁荣，其本质就是债务驱动下的金融资产自我膨胀。80年代之前，美国私人、非金融类企业与政府的总债务，占GNP的比重大约为140％，80年代中则一举突破了165％，这是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高负债水平！1980年美国家庭负债占可支配收入的63％，到1999年，这一比率上升到90％，企业债务的上升势头也大体如此，而国债膨胀则更为惊人。与此同时，美国的贫困人口却从1979年的2400万，增长到1988年的3200万。

在欧洲美元的互动下，银行体系的表外资产业务空前繁荣，利率掉期、货币互换、信用担保、浮动利率按揭、资产证券化、杠杆收购、金融产品的期货与期权等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仅在1982年，银行体系中就有高达2300亿美元的储蓄，流向了繁荣的债券市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中过度借贷的“刹车系统”，却渐渐失灵，系统性风险与日俱增。

在沃尔克发动的反通胀战争中，“阵亡”的还有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尼日利亚、刚果、波兰和南斯拉夫等大批第三世界国家，它们全都不幸地落入了美元的“债务陷阱”之中。20世纪70年代，石油暴涨所带来的滚滚石油美元，从中东再度回流到华尔街和伦敦的“金融异度空间”。在“第二次美国革命”的战略中，如何重新分配国际财富是一个1％的富人关注的重大问题，第三世界国家以低廉的价格向发达国家转移原材料，这是必须实现的战略目标。

有了石油美元这笔横财，国际银行家开始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大规模放贷，因为它们迫切需要进口价格高昂的石油，但美英银行开出的条件是，贷款利率必须随着伦敦银行拆借利率（LIBOR）而浮动。

美国和英国联手进行的高利率“化疗”反通胀，获得了一石数鸟的美妙效果。第三世界的美元债务国在80年代初，突然遭遇到利息高达20％的“高利贷伏击”，而它们赖以偿还美元债务的原材料出口，却在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中面临着价格暴跌的夹击，于是，这些国家纷纷陷入破产境地。IMF作为美元的“国际债务警察”被推上了逼债的第一线，当代“夏洛克们”要从第三世界国家身上，割下鲜血淋漓的数倍“鲜肉”。IMF给第三世界美元债务国开的药方，不过是华尔街大夫们早就准备好的“泻药”，越吃身体垮得越快。IMF要求债务国削减进口到极限程度，财政预算缩水到勉强度日的水平，货币贬值到出口原料跳楼甩卖的低廉，从而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资源向发达国家进行史无前例的大转移。经过IMF的债务重组，发展中国家在1980年时的美元债务仅为4300亿美元，到1987年却欠下了当代“夏洛克们”高达1.3万亿美元的新债务，这还不包括已经支付的6580亿美元的本息。第三世界国家遭到了远比两次世界大战损失总和还要高得多的惨重损失。

1987年，世界原材料的价格居然跌回到1932年的水平！从80年代初开始的原材料价格低迷，持续了整整20年！直到21世纪初，中国经济开始繁荣，才扭转了这一趋势。

近30年来，1％的富豪从美国中产阶级和第三世界国家身上，获得了现代经济史上闻所未闻的“鲜肉丰收”，世界财富的分配颠覆了20世纪前70年的规律，加速向极少数人集中。2011年9月开始迅速蔓延全世界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正是99％的穷人意识到了“金权天下”对他们切身利益所造成的长期伤害，他们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准备以自己的方式要求社会财富的重新合理分配。

里根时代的新自由主义，使美国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从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沦落为最大的债务国。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惊人战争消耗，将大英帝国从世界债权霸主的王位上给拽了下来，美国正是利用新兴债权国的威力，迫使欧洲债务国接受了美元霸权。新自由主义用差不多同样的时间，就重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全球债权与债务关系的大逆转。当英国变成债务国之后，大英帝国衰落了，而美国变成最大的债务国之后，反而霸权更加稳固。这表明债务取代了债权而成为统治世界的新权杖，也意味着投资已经让位于负债，变成了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开启了一个债务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危险时代。

「美元的冰火两重天」

1985年，当沃尔克最终将通胀降到了3.5％，美元已经基本摆脱了1979年世界范围的美元危机。高油价与美元绑定的货币战略，支撑住了摇摇欲坠的美债帝国，将美元从失去黄金的信心恐慌中解救出来，美国经济则付出了恶性通胀和严重衰退的沉重代价。更为糟糕的是，苏联这个石油出口大户，在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赚得盆满钵满，增强了与美国进行“星球大战”的军事实力。稳住了美元的霸权基础后，美国就腾出手来准备收拾苏联了。

1981～1984年，苏联政府出口赚取硬通货的唯一手段就是石油出口。1975年，苏联石油产量为9310万吨，到1983年增长到1.3亿吨，然而70年代末以来，苏联过度开采石油导致了后续生产能力的匮乏。1985年，苏联石油开采量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下滑，由于开采费用的增加与资金不足的问题，导致了石油产量下降了1200万吨，此刻，正好碰上了美国征服通货膨胀的关键时间点。

早在1981年3月26日，里根总统在私人日记中就提到了如何利用苏联的经济状况及其对西方贷款的依赖，对苏联经济进行致命打击的问题。1982年11月，里根总统签发了一项有关国家安全的指示（NSDT-66），明确提出了给苏联经济造成损失的秘密任务。1985年3月，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给美国驻伦敦的大使馆发去的秘密电文中提到，“国务卿对国务院正在进行的石油价格暴跌将造成何种影响的研究报告，极端感兴趣”。此前一个月，沙特国王刚到过华盛顿，里根总统与他探讨了“石油与经济的关系”这一令人感兴趣的话题。9月，美国开始对沙特施加压力，要求沙特大幅增加石油产量，将油价压倒20美元以下。1986年4月，副总统老布什亲自来到沙特首都利雅得，告诫沙特国王“市场力量（而不是欧佩克组织）才是设定石油价格和产量的最好办法”。此话翻译过来就是，强烈暗示沙特全力增加石油供应，压垮世界油价。

当沙特开足马力铆劲儿生产，“市场力量”使石油价格从35美元一桶，直线掉到了1986年春的10美元以下。结果，苏联的出口崩溃了，西方的借贷渠道关闭了，粮食进口没了着落，城市食品供应配额紧张，贪污走后门猖獗，苏联民众反政府的情绪日益高涨。同时，石油作为绑住东欧各国的援助纽带断裂了，导致东欧各国在巨额西方债务的压力下离心离德，经济崩溃加速，终于诱发了苏东集团的解体。

战后美国和西方的工业经济基础严重依赖石油供应，石油价格低廉，则带来经济增长与市场繁荣，石油价格飞涨，经济就会陷入通货膨胀和发展停滞。沃尔克用货币手段达到的反通胀成果，只有在1986年石油价格暴跌的强化之下，才获得了持久的效果。

通胀在1986年降到了2％，利率随之深度回落。华尔街沸腾了。

不过，就在美国股市和债券市场一片繁荣之时，一股巨大的货币火山岩浆正在金融市场的表象之下，悄悄地聚集起爆炸性的喷发力量。

美元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升值幅度，已经远远脱离了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在强势美元的冲击下，美国贸易逆差迅速扩大，工业经济受到了难以愈合的伤害，美国制造业的产量至少需要扩大30％才能使经济重新平衡，但强势美元挡住了经济平衡的道路。当大量海外热钱在美元高汇率的吸引下涌进美国之后，华尔街的金融资产泡沫迅速膨胀。廉价的信用如同便宜的石油，使得美国的消费者尽情享受着负债的快乐。美国的企业在垃圾债券、杠杆收购这类新兴金融工具的刺激下，开始了规模空前的大兼并热潮。80年代仅垃圾债的发行就达到了1700亿美元的惊人数字。

企业杠杆收购的致命问题，就在于用债务置换了企业多年辛苦积淀出来的资本金。大萧条以来，美国企业的资本构成中，从未达到过如此之高的负债水平。更根本的问题，还在于美国政府无法遏制的财政赤字，这既是美元霸权的福音，同时也是它的诅咒。既然美国选择了一条债务货币的道路，既然债务已经成为了美债帝国的权力之根，财政赤字就是必然的结果，因为盈余将赎回债务，从而瓦解这种权力的基础，那么人们怎么可能去指望美国财政会真正走向节俭和负责呢？

1979年英国放开了外汇管制，日本在1980年跟进了这一政策。由于英国是欧洲美元的最大市场，而日本拥有快速增加的美元储备，这两个国家放开了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闸门，世界金融市场从此更加风云变幻，暗潮涌动。美国的储蓄不足，而日本的储蓄过剩，世界经济严重失衡的问题在80年代已经暴露无疑。

沃尔克明白过高的美元估值最终必然以美元暴跌来回到经济的基本面，危险之处在于，必须在这一天到来之前，预备好经济的降落伞，他希望看到美元最终能够软着陆。1986年，美国的经济又到了衰退的边缘，可是华盛顿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此时，里根政府的财政部长已经换成了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他是美国统治精英集团中的后起之秀，贝克家族与洛克菲勒石油帝国有着四代的交情，同时还与布什家族渊源深厚。尽管他以前在竞选中曾反对过里根，却仍被里根委以重任。贝克明白美元必须贬值的道理，但却不愿正视沃尔克最悲观的预言，那就是美元会再现1978年遭到世界疯狂抛售的噩梦。如果出现这种最悲观的形势，沃克尔的降落伞就是被迫加息，阻止美元的自由落体。而加息正是贝克的大忌，他领教过沃尔克反通胀时断然加息的疯狂，那将是又一场经济的浩劫。他的铁杆兄弟副总统老布什，已经决定参加1988年的总统竞选，经济衰退将毁掉老布什的前程，同时他也将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贝克决心用自己的一套办法来实现美元的有序贬值。

为此，贝克提出了两个阶段的方案：首先，建立一种类似放大版的欧洲汇率机制（ERM），让主要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在10％～15％之间浮动，希望用这个法子迫使其他国家拱卫美元汇率，避免可能出现的崩盘局面。然后，建立一套协调各国经济政策的机制，消除美国经济与欧洲和日本之间的不平衡。换句话说，贝克异想天开地希望搞出一个比欧元区更大更复杂的货币体系。经历过欧洲货币联盟曲折进程的各国中央银行家们，莫不暗暗摇头，更何况，贝克是想建立一个由5国集团财政部长牵头、中央银行家们打下手的世界货币联盟，这更是天方夜谭，沃尔克等人当然无法认同。因为一旦绑定各国汇率，货币政策就必须围着汇率转，中央银行就必须承诺利率政策需要服务于汇率变化，中央银行家们岂能俯首听命于财政部长的指挥？

1985年9月15日，强势的贝克干脆甩开了央行行长们，召集5国财长进行秘密会议，讨论美国提出的方案，这就是一周后达成的“广场协议”（Plaza Agreement）。这个协议并未明确对中央银行的具体要求，贝克要的只是美元贬值的趋势。央行行长们如释重负。结果，贝克的“广场协议”本身就产生了巨大的市场影响力，一周之后，美元就对马克贬值了12％，对日元贬值了8％，到1986年1月，美元贬值了大约20％。

贝克初战告捷，信心大振。1986年1月，贝克再接再厉，为了保护美元贬值的成果，力劝德国和日本出台经济刺激政策，并和美国同时降息。贝克的如意算盘是，大家共同降息，美元不会反弹，而且经济都能受益。财政刺激则是指望德国和日本增加对美国的进口，实现美国经济的再平衡。贝克的财政刺激方案被当场拒绝，德国人声称这不是逼迫我们搞通胀吗，德国可以忍受9％的高失业，但历史的惨痛教训让德国绝不会容忍通货膨胀。

碰壁之后，贝克转回来要求沃尔克降息，被沃尔克断然拒绝。结果，贝克利用美联储两位理事换届的机会，为老布什安插进“自己人”，招聘条件就是“敢不敢对沃尔克说不”。经过换届之后，里根－老布什在美联储的人马超过了沃尔克。在1986年2月24日的美联储会议上，沃尔克突然遭到“逼宫”。多数理事建议将再贴现率从7.5％降到7％，沃尔克在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异常愤怒，竟然摔门而去，这是美联储有史以来出现的第一次“政变”。眼看要闹到彻底翻脸的程度，贝克也吃了一惊，他可不是想“废掉”沃尔克，只是希望用“兵谏”的方式，迫使沃尔克就范。他知道沃尔克在华尔街的分量，要是公开闹翻，第二天股票和国债市场就会崩盘，而其他中央银行将坐视美元摔下山崖，到那时，贝克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贝克只得妥协，沃尔克虽然面上没说什么，但对这次“政变”恨到了骨子里。

“广场协议”后，美元的贬值并没有使美国经济软着陆，美元承受的贬值压力骤然增加，沃尔克担心的美元暴跌已经呈现出明显迹象。1986年第二季度的数据显示，外国中央银行已经停止了美债购买，海外私人资本流入也在萎缩。美国长期债券的收益率已经出现红色警报。

贝克开始焦虑起来，德国人远比日本人难搞定，他们坚决不肯搞财政刺激，贝克只得提出以美国减少财政赤字作为交换条件，顽固的德国人仍然不为所动。美元在市场密布的贬值阴云中大幅下挫，结果击穿了德国苦心经营起来的“欧洲汇率机制”（ERM）的保护伞，德国企业面对美元的狂贬，惊恐万状，纷纷停止了投资，德国经济增长的势头顷刻间崩溃。

万般无奈之下，德国人只得接受1987年2月的“卢浮宫协议”，贝克要求各国将利率降到美国的利率水平之下，以形成一个对美元自由落体的防护网。当然，作为对价，贝克承诺将美国财政赤字缩小到GNP的2.3％。对于贝克的承诺，沃尔克相当不以为然，“你明明知道你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那时就会失信于人。为什么不说一个模棱两可的数字呢？”贝克私下承认这一点，但既然里根总统公开表态要实现2.3％的减赤目标，他不可能公开唱反调。美国自然没能兑现这一承诺，因为在表态的时候，贝克就不打算去认真对待它。对“卢浮宫协议”，英国人的点评最到位，“这就是‘广场协议’的直系后代，那时我们都认为美元应该贬值，现在，我们都同意美元需要稳定”。

“卢浮宫协议”之后，美元继续下挫，各国央行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来阻挡劈头盖脸砸来的美元抛单，到1987年9月，各国已经吃进了令人窒息的700亿美元！事实上，它们只得印刷本币来购买美元。央行们号称独立性的核心理由，就是拒绝为政府赤字而印钞票，但它们此刻却正在为美国政府的赤字而狂印钞票。

即便是这样，也没能挡住美元崩溃所引发的1987年全球股灾。

「格林斯潘：金融市场的最后拯救人」

沃尔克走了，因为未来的总统老布什觉得他靠不住。在1987年6月，沃尔克知趣地提出辞职，放弃要求再度连任会带来的尴尬。格林斯潘来了，他的圆滑让人觉得他可能会比沃尔克更听话，华尔街喜欢他，华盛顿也接受他，格林斯潘更像一位老练的政治家，而不像沃尔克那样不食人间烟火。沃尔克上任时正赶上美元崩溃的重大危机，算得上是临危受命，格林斯潘就职时再度碰上了美元失控的危机，8年时间历史正好走完一个轮回，美元当年疯涨上去，如今正在狂跌下来。

贝克此时已是惊弓之鸟，在1987年9月30日的世界银行和IMF年会上，贝克出人意料地提出用包括黄金在内的商品价格来作为通胀指标，以减低汇率动荡之苦，老布什的竞选团队中也有不少人建议重新考虑黄金的货币化问题。很显然，当美元失控时，固定汇率和坚挺货币的好处会让政治家们有所心动。英国财政大臣的发言更令央行行长们大跌眼镜，他竟然提出了更加激进的“永久而可调整的汇率机制”。以黄金为代表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财政部为权力中枢的机制，央行们只是配角，而欧洲汇率机制（ERM）将汇率大权逐渐移交给了央行，到了欧元时代，欧洲中央银行更是完成了货币集权，英国财政大臣的建议是布雷顿森林的路子，央行们岂能答应？

当美国贸易逆差远超预期的报告出来后，连最配合美债帝国的日本人也开始疯狂抛售美元资产，美国30年国债收益率应声突破10％的心理大关。此时，国债收益已接近股票收益的4倍！

焦头烂额的贝克最大的希望就是其他国家降低利率，并推动经济刺激，给美元留出喘息的空间。而美国的利率最好不变，高度负债的经济和严重泡沫化的股市，经不起加息的刺激。顽固的德国最令贝克头痛，他们非但不愿刺激经济，反而准备加息，甚至给贝克支招，美国“应该来一次衰退”，这样就解决失衡的问题了。贝克气得险些背过气去。

1987年10月18日（星期日），满脑子想着如何迫使德国人就范的贝克，在全国电视节目中不经意间脱口而出：美国不会“坐视那些贸易盈余国家加息，挤压全球经济增长的希望，他们还想期望美国也跟进”。这话被市场解读成“卢浮宫协议”的合作面临破裂，德国和日本加息而美国不跟进，那么美元必然加速暴跌。这样一来，谁还敢持有美债资产？大家狂抛美债，美债收益率将急升，股票回报的吸引力将荡然无存！

星期一，纽约股票市场刮起了股票暴跌的风潮，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崩盘事件。道琼斯指数一天之内重挫了508.32点，跌幅达22.6％！创下自1941年以来单日跌幅的最高纪录。6.5小时之内，纽约股指损失5000亿美元，其价值相当于美国GNP的1/8。这次股市暴跌横扫整个世界，伦敦、法兰克福、东京、悉尼、香港、新加坡等地股市均受到强烈冲击，股票跌幅多达10％以上。股市暴跌狂潮在西方各国股民中引起巨大恐慌，许多百万富翁一夜之间沦为赤贫，数以千计的人精神崩溃，跳楼自杀。这一天被金融界称为“黑色星期一”，《纽约时报》称其为“华尔街历史上最坏的日子”。

格林斯潘刚上任就碰上这等重大危机，他深知所有人都会将他与沃尔克作比较，扬威立万的时机到了！他果断宣布“为履行作为中央银行的职责，美联储为支持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正常运作，今天重申将保证金融体系的流动性。”这句话实际上是表明中央银行准备动用印钞机来挽救股票市场，这一声明意味着美联储不仅是银行体系的最后贷款人，而且也成了金融市场的最后拯救者。

股票市场暂时稳住了恐慌情绪，但由于美联储的救市行为导致了美国的长短期利率齐降，这样就加大了与德国利率的差距，美元将面临更大的下跌压力。全世界都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德国，德国人会出手拯救美元和世界股票市场吗？

10月22日，德国央行照常开会。行长波尔若无其事地首先发表观点，“贝克闯了祸，我们只是应对而已”，这就为会议定了调。接下去，各位理事们慢条斯理地分析德国国内的经济情况，几乎没有过多关注全球的股市灾难。被邀请参加会议的德国财长斯托登伯急得两眼直冒火，当他被邀请发言时，他极力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股灾前）加息是错误的”，斯托登伯被全球股灾震惊了，经常参加国际会议让他对别国的焦虑感同身受。但波尔不为所动，他不相信政府能够决定市场。最终，德国央行宣布不减息，甚至暗示在一定情况下还会加息。

全球股市大失所望，贝克更是恨得咬牙切齿，他终于领教了德国央行坚如磐石的独立性！就算天塌地陷，只要德国央行觉得自己是正确的，没人能撼动他们的决心。相比之下，格林斯潘好说话得多了。

同一天，德国央行的声明立刻触发了美元新的暴跌，欧洲汇率机制也陷入了危机。不过情况很快就稳定下来，原来日本人在美国股票暴跌时，以每天20亿美元的惊人胃口狂扫市场，美元暂时获得了支撑。然而，美国长短期债券的利率与国际市场水平的差距仍在扩大，这就如同一把高悬的利剑始终悬在美元汇率的头上，国际投机者们仍像秃鹫一般盘旋在病弱的美元的上空。从理论上说，中央银行并没有直接操纵外汇市场的职责，作为市场经济的捍卫者，格林斯潘应该对市场多空双方的厮杀袖手旁观。美国经常指责别国试图操纵汇率，但当有人敢在美元的头上动土时，美联储将毫不犹豫地操起屠刀。

1987年底，在美元危机仍在加速恶化的情况下，格林斯潘决定发动一场“美元空头绞杀战”，总攻时间定在1988年1月4日星期一，趁着各国的外汇交易员们刚回到交易席前，就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次格林斯潘亲自出马组织，日本和德国央行同意联手行动，纽约美联储银行成为主要操盘手。格林斯潘所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扭转市场对美元下跌的预期。国际外汇交易市场每天有高达6400亿美元的交易量，中央银行如果与市场硬性对抗，那几十或几百亿美元的干预资金将很快被市场所吞没。格林斯潘知道，在外汇交易的战场上，最重要的制胜之道是心理战。在恰当的时机高调出手，以泰山压顶的气势，打垮最主要的美元空头，促使羊群效应逆转，所谓兵败如山倒，剩下的工作将由市场自动解决。

1月4日星期一，亚洲市场即将开盘，刚过完节的外汇交易员们还处在假日的慵懒之中，他们的大脑对市场走向还没有来得及形成明确的判断，美元似乎仍然会在疲软中下滑。此刻，纽约还是周日的晚上，纽约美联储银行的外汇交易员们密切关注着海外市场的动向，“就像赛马场的赛门在开启之前，躁动的马匹紧张地感受着周边的任何异动，那将是它们开始飞奔的信号”。

等到市场正式开盘，纽约美联储银行的交易员立刻给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银行打电话询价，亚洲的外汇交易员们都大吃一惊，他们几乎从来没有接到过纽约美联储银行外汇交易员的直接询价，而且不管美元是什么价，见货通吃！这说明今天行情非同寻常，很可能是各国央行联手的重大行动。格林斯潘要的就是这种高调出击，先声夺人，震慑市场。美联储的埋单涌动而出，势头越来越猛，在外汇期货与现货上同时发力，间歇式地不断推高美元。亚洲市场的美元大空头们很快感觉到大事不妙，他们立刻拔腿飞奔，夺路而逃。外汇市场中的中小散户不明就里，只见空头大户正在败退，一时间外汇市场人仰马翻，乱成一片。紧接着，各大媒体开始竞相报道外汇市场中美元的强劲反弹，进一步放大了格林斯潘期待的市场心理震撼力，羊群效应顿时逆转过来。欧洲和美国市场顺势扩大战果，美元空头被杀得血流成河。周一、周二仅仅两个交易日下来，国际外汇市场中的美元空单就近乎绝迹。美元两天之内对日元劲升了8.3％，对马克反弹高达10.4％。纽约股市大幅飙升4％，美国30年国债价格同时大幅上涨。

后来，美联储透露，格林斯潘在外汇期货市场布下的奇兵是一种“创新”。格林斯潘在美元保卫战中，以正合、以奇胜的战略，加上心理战、舆论战、诱空陷阱、主攻亚洲市场的战术，均取得重大成功。各国央行实际投入的干预资金出人意料的微乎其微，总共不到40亿美元，其中日本央行可能出了10亿，德国央行大约8亿，美联储仅为6.85亿。以如此之低的成本，取得如此之大的效果，可谓各国央行干预外汇市场以来，最为骄人的战绩。

在这次美元保卫战中，格林斯潘比沃尔克高明的地方体现得淋漓尽致。格林斯潘根本不用加息保美元的笨办法，而是动用了外汇期货这一战略空军力量，在美元空头的后方进行狂轰滥炸，并在外汇、股票、债券几大战场协同作战，取得了低成本高收益的奇佳战果。如果说沃尔克打的是耗资靡费、伤亡惨重的越南战争，那么格林斯潘进行的则是精确打击、非接触作战的海湾战争。从此，强化美元地位的战略战术，不再是靠传统的加息，而是在外汇、期货、股票、债券、大宗商品、媒体、评级机构、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进行高度协同的“超限战”。2011年5月，就在世界普遍看衰美元，看多黄金之时，美国突然发动了新的一场美元保卫战，再度体现了这一战略的精髓。

但是，格林斯潘的美元保卫战也暴露出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还算不算是自由市场经济？央行作为外汇市场的裁判员，本该对多空双方的博弈作壁上观，维持市场秩序，现在居然直接下场，而且是抱着足球直接撞进了一方的球门。

所谓操纵汇率，格林斯潘当获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