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命运，我自己操盘！”」

1933年6月，伦敦经济会议成为举世瞩目的国际事件。正在衰退的沼泽地中挣扎的世界各国，纷纷将希望寄托在伦敦会议这根稻草上。这是一次注定将不欢而散的大会。因为美国与英国的关注焦点，非但无法重合，反而相互矛盾。

对于大英帝国来说，英镑区的割据使英国经济有了巩固的根据地，如果想重新夺回英镑霸权的地位，就需要扩大国际贸易，英国的对外贸易占国民收入的20％以上，金融业严重依赖贸易。国际贸易不通畅，金融业不恢复，则经济根基就不稳固。因此，必须将美元区和法郎区的贸易版图纳入英镑区的统一管理之下。但糟糕的是，美元居然也脱离了金本位，而且贬值比英镑还狠，法郎由于没看懂局势，仍然死抱着金本位不放，所以法郎不足为惧。当务之急，是尽快稳定英镑、美元与法郎的汇率。只有稳定货币，才能保证国际贸易的复苏和英镑地位的强化。当然，战争债务还要力争减免。因此，英国要谈的只有两点：一是稳定货币是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提，二是战争债务能减则减。

美国想的完全是另外一套。美国认为，美元目前处于弱势，数千家银行倒闭，经济衰退还在恶化，所以必须首先振兴经济，积蓄力量，等待美元东山再起的机会。美国与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不同，美国的市场是自我依赖型，对外贸易仅占国民收入的2％～3％，所以罗斯福关注的焦点是国内经济复苏，而不是美元的外部稳定。美元贬值既能解决国内价格下跌，同时还能促进出口，增加就业，打击英镑，那有什么不好呢？至于减免战争债务，连想都别想！

在桌面上，英美畅谈的是货币稳定和经济复苏谁更优先的官话，桌下双方踢的却是货币无影腿。

会议开幕当天，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在致欢迎词时，转弯抹角地提到盟国战争债务问题，美国人立刻抗议这违反了英国事先的承诺。

当英国人提及货币稳定时，罗斯福闻讯后指示美国代表团，不要在此问题上纠缠，美国要集中讨论经济复苏的问题。但英国人不依不饶，扭住美元不能过度贬值的问题不放。结果，罗斯福只得用事实开导英国人了。

会议之前，英国人得到消息，美国可能将美元贬值到1英镑：3.5美元的水平，但会议期间，美元大幅贬值到1：4.18，英国人开始尖声呼叫。到了6月27日，美元进一步贬值到1：4.3，这是美国内战以来的最低汇率，英国人的嗓子已经喊哑了。第二天，美元跌到了1：4.43，这次再也听不到英国的抗议声了。“罗斯福的讨价还价策略在6月17日到20日之间，取得了超过他自己最大想象的成功。外国人终于相信美国人不会承诺稳定货币。他们只得将这一点作为事实接受下来。他们现在只要求美国作出某种姿态，哪怕是某种微不足道的姿态，这种姿态绝不会限制他在美元上的行动自由，但却仍能抑制此前三周疯狂的汇率投机。”[6]

尽管罗斯福取得了会议的主导权，但他却发现美国代表团中的某些人跟他并不是一条心！其中就有他的金融顾问詹姆斯·沃伯格和纽约美联储银行行长哈里森。罗斯福三番五次申明，不要谈货币稳定的问题，我正在贬值美元，进行价格再通胀，谁要约束我的货币贬值政策，我就要谁的好看！

但国际银行家们有个独特的癖好，那就是喜欢私下开“小会”。英格兰银行行长诺曼、法兰西银行行长莫内（莫罗的继任者）、纽约美联储银行行长哈里森等人，躲开了大会的聚光灯，秘密地找了个地方继续讨论货币稳定的方案。他们几乎达成了私下的协议，英镑保持在相对于黄金贬值30％的水平不变；美元应该回升，保持在相对于黄金贬值20％的水平；法郎继续与黄金挂着，保持价值不变。这样的安排对英镑相对有利，同时又为法郎担心的无限贬值筑了个底，美元适度贬值，而不是大幅贬值。这是一个几方中央银行家妥协后的共识。

但这种私下的协议，却犯了罗斯福的大忌！最令罗斯福痛恨的，还不完全是他们讨论的内容，而是这种秘密协议的方式。这相当于中央银行家们先定下调子，然后回头去说服或胁迫各自的政府答应这些协议。如此倒行逆施的行径，究竟把我罗斯福置于何地呢？所有的老板，最厌恶的事情，莫过于自己的手下人背着自己与其他人悄悄密谋策划，对自己的话阳奉阴违。这简直就是吃里爬外！

货币稳定秘密协议的事走漏了消息！

盛怒之下的罗斯福，让白宫公开发表声明，对于哈里森等人的行为，美国政府既不知道，也不会允许！为了强调他的愤怒，罗斯福放出了真正的狠话，白宫发言人刻意对记者强调，哈里森并不是美国政府的代表，他仅仅代表纽约美联储银行，而这是一家独立于美国政府的实体！

作为一家私营公司，纽约美联储银行自然不是美国政府的一部分，罗斯福当然早就知道；但他此刻放出这等狠话，摆明了是敲山震虎，警告哈里森和纽约美联储银行，谁才是真正的老板！

罗斯福并不是穷人家的孩子，靠着个人努力而登上总统宝座的。那些并无根基的总统，其实并非实权派，他们必须仰赖支持他们上台的利益集团。但美国历史上，的确有手握实权的强势总统，罗斯福就是其中之一。

罗斯福的曾祖父詹姆斯·罗斯福，于1784年创建了纽约银行，可谓美国最古老的银行家族之一，该银行的业务直到罗斯福竞选总统时一直由他的堂兄乔治打理。罗斯福的父亲也叫詹姆斯，是美国工业界的大亨，拥有煤矿、铁路等多处庞大的产业，更是美国南方铁路证券公司的创始人，该公司是美国第一批以兼并铁路产业为主的证券持有公司。罗斯福本人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律师出身，主要客户就包括摩根公司。在强大的银行背景支持下，年仅34岁的罗斯福就出任美国海军部助理部长。罗斯福还有一个当过总统的叔叔，列奥纳多·罗斯福。他的另一个表兄乔治·爱姆伦·罗斯福也是华尔街赫赫有名的人物，在铁路大合并的时代至少重组了14家铁路公司，同时身为摩根麾下的担保信托投资公司、汉华银行、纽约储蓄银行的董事，所担任的其他公司的董事名单可以打出一本小册子。罗斯福的母亲德拉诺家族也是簪缨世家，一共有9位总统与他们家沾亲。在美国近代史上，没有一位总统比罗斯福拥有更为强大的政治资源和银行资源。

哈里森看到新闻，简直惊呆了，他还从来没有丢过这么大场面的人。他没脸再待在伦敦开会了。他后来在纽约对朋友说，那种感觉，“就像被驴子当面踢了一脚”。

眼看着哈里森被罗斯福打得鼻青脸肿，沃伯格还要去自讨没趣儿。这次他亲自出马，再度和英国人与法国人接触，继续讨论货币稳定问题。

这次罗斯福简直气炸了肺！他就不明白了，先有哈里森，后有沃伯格，居然几次三番地公然和他唱对台戏。他决定彻底颠覆整个伦敦经济会议！显然，这个会的调调事先已经被国际银行家们定好了，美国代表团里的这些人并不是总统自己的人，他们不是在为总统去谈判，而是以总统的名义去为他们自己谈判！

7月2日，罗斯福给在伦敦的美国代表团发出了亲自起草的声讨货币稳定的战斗檄文，“在我看来，它（货币稳定）就是一场灾难，简直是世界性的悲剧……如果在这次最伟大的盛会上，各国的目的是为所有国家的大众，带来更为真实和永久的金融稳定，那么那些少数人搞出来的、纯粹人为和实验性的货币稳定方案，就是国际银行家们陈腐的行事方式”。这封电报的内容被公开透露给全体与会者，伦敦经济会议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沃伯格与罗斯福翻脸了[7]。

罗斯福和所有的强势人物具有相同的性格特征，那就是永远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被遗忘的美国崛起真相」

斯密学说的缺点在于，它在实际上只是一种私人经济学说，所涉及的只是一个国家或全世界中的个人，这种私人经济将在某种局势下自然形成，自然发展。这里所假定的某种局势是这样的：其间并没有各自界限分明的国家民族或国家利益，没有彼此分得清清楚楚的政治组织或文化阶段，也没有战争或国与国之间的仇恨。这个学说不过是一个价值理论，不过是一个店老板或商人个人的理论。它并不是一种科学的学说，它并没有说明，为了国家的文化福利、权力、存续与独立自主的特殊利益，怎样使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得以产生、增长并继续保持。

美国的崛起之路，正是强烈主导自己命运的选择。

罗斯福之所以能够不理睬美元的外部稳定而专注于国内经济复苏，那是因为美国的对外依存度很低，在美国国民收入中，对外贸易仅占2％～3％。欧洲强调货币稳定更优先于国内问题，这是由于对外贸易占欧洲主要国家收入的20％～30％，外部货币环境不稳定，国际贸易不能迅速恢复，欧洲内部的经济复苏就无从谈起。

罗斯福的霸气源于美国不必依赖欧洲的市场，而欧洲却不能不有求于美国的资金。归根到底，是美国自身庞大的市场规模，奠定了其经济独立自主的底气。美国经济的崛起，堪称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迹。一个远离欧洲文明的、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前殖民地，竟然在一百年里，超过了主要欧洲强国经济的总和。不能排除这里面有一定运气的成分，但更主要的决定性因素，还是美国自身的政策选择。其中，永远不要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就是美国崛起最核心的信念。

美国的崛起道路，显然不同于英国。英国是先殖民征服，后发展贸易，再工业革命，最终建立世界霸权。殖民征服为大英帝国带来了巨大的劳动力储备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海外贸易赢得了工业革命所需的原始资本和潜在市场，工业革命则将劳动力、自然资源、全球市场和工业资本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有效整合，从而建立起一整套生产组织、贸易原则、市场交易、资本流动的原理和学说。这就是英国向其他后起国家努力推销的自由贸易理念，其核心就是要将先发国家已经获得的优势永久化和制度化。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英国人将成为世界经济与贸易这部机器的控制者：世界原材料与基础商品将由英国人定价；世界主要工业产品将由英国的工厂来提供；世界的半加工成品和辅助产品将根据比较优势原则，由英国来安排其他国家进行生产；各种产品在世界市场的销售，将由英国根据利润进行分配。同时，英国将提供资金来维持整个体系的正常运转。另外，帝国海军将随时待命，打击任何潜在的既有体系的挑战者。

对美国人来说，独立战争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摆脱对英国的依赖。具体而言，就是摆脱对英国控制下的世界市场的依赖，对英国资本的依赖和对英国工业产品的依赖。

独立战争之后，美国的国父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未来社会财富的主要增长源头，就是本国的工业能力。但直到1800年，美国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在326家股份公司中，只有8家投资于制造业，仅占总数的2.4％。要发展工业，最重要的就是技术、设备、人才和资本，而英国很早就禁止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外流。面对英国工业产品的倾销，美国尚在襁褓之中的制造业面临着灭顶之灾。

在此危急时刻，拿破仑战争爆发了。1807年，英国为与拿破仑作战，下令强征任何中立国船上的英国人参加海军。6月，在美国近海拦截并炮击美国战舰“切萨皮克号”，强征舰上海员。此举激起了美国强烈的反英情绪。1807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禁运法案》，禁止一切船只离开美国前往外国港口。虽然禁运对美国出口和海运业造成不小的损失，但却为制造业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机遇。禁运风潮使得美国制造业能够暂时避免英国工业产品的竞争压力，制造业的利润大增。同时，美国北方的金融和贸易财团，由于航海与贸易的萧条，不得不将大量资本投入制造业，从而使得美国的工业生产获得迅猛发展，至1810年，制造业的生产总值达到1.2亿美元。1812年，英美爆发了第二次战争，英国工业产品在美国市场大幅减少，再度给美国制造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天赐良机。[8]

在此期间，美国制造业初期所面临的最严峻的困难，即先进的设备、技术和人才困境，开始出现缓解。英国的工业技术的扩散已经很难用法律来约束了。新技术和人才陆续从荷兰和欧洲其他国家流向了美国，大量新工厂开始兴建，在战争中这些制造业公司获得了惊人的利润。1815年战争结束后，随着与英国和欧洲贸易的恢复，英国货卷土重来，美国的制造业仍然不堪一击，半数以上的工厂纷纷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引发了美国1818年的经济衰退。

两次战争中断英国贸易和战后英国产品对美国制造业的巨大冲击，终于使美国人下定决心，必须通过高关税将国外工业产品挡在美国市场之外，才能为美国的工业崛起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美国工业集团的敦促下，国会于1824年通过了关税法案（Tariff Act），提高了纺织品、羊毛、生铁、亚麻等产品的关税。哈利斯堡公约（Harrisburg Convention）则规定，进口本国不能生产的产品关税较低，对某些特殊产品则课以高关税，如羊毛关税高达90％，生铁关税高达95％。

在整个19世纪美国工业崛起的100年中，美国关税率在大多数年份均高达40％以上，低的时候也有20％。到1900年，美国工业已经雄霸世界。如果没有高关税的保护，这个奇迹是不可想象的！

除了高关税，美国工业崛起还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高工资！在自由贸易理论中，这简直是个不可思议的怪胎。高工资意味着高成本，高成本的产品在比较优势的学说里，意味着被世界市场所淘汰。但美国人偏不信这个邪！因为美国人生产工业品的首要目的，并不是去满足外国消费者的享受，而是为了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准。

从殖民时代开始，美国的人工成本就比欧洲大陆高1/3以上，这是由于劳动力稀缺所形成的自然原因，这也是美国新大陆对欧洲移民的吸引力所在。当美国开始推动工业化时，高工资问题曾引发了美国内部的亲英学派与美国学派长达30年的激辩。坚信英国自由贸易理论的亲英学派认为，工业化与高工资水火不容。他们以欧洲工业化为例，指出欧洲各国的工人成本低廉，生活条件艰苦，如果同欧洲产品竞争，美国没有劳动力价格优势是不可能成功的。但美国学派的观点针锋相对，“美国工业的成功，不是靠压低工人的工资而取得，而是靠劳动力的更为先进的组织管理和更高的效率，来保持更高的生活水平。高工资，意味着劳工将享受更好的食品和居住条件，这将使美国的劳工更具工作热情和创新能量。高工资的国家正在各个领域打败‘廉价劳动力’的竞争对手”。

美国学派认为，劳动力是一种资本，而不仅仅是成本。对劳动力的投资，将会带来生产效率更可观的回报。更高的生活质量，更好的教育水平，更充沛的体力、精力和智力，将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将激发更多的发明和创造！这种观念明显有别于李嘉图将劳动力作为成本，与利润对立起来的静态观点[9]。

到底是人工成本，还是人力资本？亲英学派与美国学派之间的大辩论，让美国的政策最终倾向于高工资战略的选择。

正是由于贸易保护，美国的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正是基于劳动力是一种资本的理念，使美国工人的工资水平远高于欧洲，而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多的发明创造，给资本带来了远超过其投入的回报。正是发展了自己强大的工业，才创造出了世界上最多的工业产品和服务，而正是有了高工资的庞大中产阶级，才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消费市场。正是因为美国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才最终得以将自己命运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美国工业的崛起，采用的就是高关税、高工资、强工业、重科技、大市场的战略。

「乘人之危，美国豪夺英国资产」

1933年伦敦经济会议不欢而散之后，英美两国分道扬镳，英国将重点放到经营自己的那片广袤的英镑区，而美国则继续“孤立”在自己的经济困境中。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终于打破了世界脆弱和沉闷的平衡。战争使各个国家立刻热血沸腾起来。德国纳粹在欧洲摧枯拉朽般地胜利，让美国看到了东山再起的绝好机会。

美国人从不认为德、意、日轴心国的这些街头小混混真能成大事，美国一国的GDP总额就比三国之和还高50％。战争毕竟打的是钱粮。轴心国都是后起的工业国，缺乏海外殖民地所提供的军事基地和原材料补充，世界大战最后拼的是资源消耗。仅英、法、苏、中这几个大国，就足以耗尽轴心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储备，而英帝国的庞大海外资源，将源源不断地提供战争补给，战争拖下去将对盟国越来越有利，最终美国参战则必然形成压倒性的优势。

美国就如同一个精明的商人，拨打着实力对比的算盘，计算着何时参加战争对美国最为有利。美国人并不真正担心德国最终会胜利，或者苏联会扩张，恰恰相反，美国更忌惮战后大英帝国的实力。所以，美国希望在战争中尽可能地削弱英国的实力，这样战后的世界将是美国一家独大。

大英帝国面对德国的两次挑战，应付起来越来越困难。正如英国没有料到法国在战争中如此不经打，美国同样也很吃惊英国的衰弱远比美国估计的要严重得多。英国是工业国中较早走出衰退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英镑区的庞大市场。到1938年，英国居然拥有高达40亿美元的黄金和美元储备了，比30年代初高出了4倍！但战争爆发仅仅一年时间，到1940年9月，英国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就急剧下滑到10亿美元。到了11月，丘吉尔不得不私下告诉罗斯福，“英国现金流断裂的时间已经不远了”。罗斯福虽然暗暗吃惊战争消耗的速度，却也不会轻信英国的说法，毕竟英帝国的家底子还厚实得很。罗斯福一面宣称“美国是民主国家的巨大军火库”，一面暗示买军火还是要掏钱的。

面对丘吉尔的哭穷，罗斯福不急不慢地建议，要说服国会，英国人的确耗尽了一切资源，美国必须马上伸手相助，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英国情况真的紧急，倒是有个快捷的法子，那就是将英国人持有的美国主要工业公司的股份卖掉。

银行家们对此心领神会，英国在海外还有数百亿美元的“闲置资产”，此时正是英国用钱的时候，迫使英国跳楼大甩卖，银行家们将会赚得盆满钵满。

1941年3月，就在国会讨论《租界法案》的关键时刻，罗斯福通知英国，必须立刻将一些最重要的企业股份卖给美国人。在英国被迫出售的企业中，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人造纤维公司”（American Viscose Company），这是英国科特奥兹（Courtaulds）纺织帝国在美国的超级赚钱机器，该公司在美国拥有1.8万名雇员，7家工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造丝企业。美国人只给英国政府72小时的时间宣布企业出售的消息。当英国政府代表怀着沉痛的心情，向科特奥兹宣布这一决定时，这位老牌英国绅士只问了一句：“这个决定是基于国家利益，而不管对我和我的公司会造成什么样的痛苦吗？”当听到肯定的答复后，老绅士瘫倒在座椅上。他只有36个小时召开董事会，宣布企业出售的计划。这可以算是世界公司并购史上最短的记录了。这笔生意自然由摩根公司出面打理，摩根给了英国人5400万美元，转手就在市场上卖了6200万美元。战后，丘吉尔在其《回忆录》中声称，这家公司仅有形资产价值就超过了1.28亿美元，“科特奥兹，这家伟大的英国公司在美国的资产，应美国政府的要求，被廉价出售了，然后在资本市场又被高价卖出，英国并没有从中受益”。当摩根公司看到这段描述，大惊失色，连忙通过各种关系疏通，希望丘吉尔不要这样严厉的苛责[10]。令丘吉尔郁闷的是，这仅仅是英国资产被美国讹诈的冰山一角。

为了支持民主和自由的战争，美国要求英国人廉价出售资产的消息在美国不胫而走，一大批美国投机商激动得彻夜难眠，其中就包括神奇的哈默博士。哈默本是哥伦比亚医学院的学生，由于犹太人天生的商业机敏，他在读书期间就开始倒卖药品，在学生期间就成了百万富翁。后来他只身前往十月革命后不久的苏联，在那里结识了伟大导师列宁，从此在红色苏联做起了贸易。在发了大财之后，又在苏联廉价收购了许多沙俄时代的艺术品倒腾回美国，又再次发了横财。这回听到英国资产将跳楼大甩卖的消息，他很快就琢磨出一个连摩根公司这样的国际大投行都不敢想的大生意。这就是倒卖英国在西半球的军事基地！

哈默算了笔账，1925年英国欠美国的战争债务是50亿美元，到1940年还欠着35亿美元没还。美国被欠债折腾怕了，于是在1934年通过《约翰逊法案》，规定凡是没有还清一战债务的国家，休想再从美国拿到一分钱。其实，美国对英国一直最为苛刻，连意大利这样的轴心国，都得到美国减免一半债务的慷慨，德国甚至还得到了大笔美元投资，法国也被大幅减免了债务，只有对英国是格外的吝啬，美国对英国的忌惮之深，由此可见一斑。正是《约翰逊法案》和《中立法案》使得美国冠冕堂皇地不能直接援助二战中的英国。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哈默大展拳脚的空间。哈默认为，英国不可能拿得出35亿美元先支付美国欠债，但是战争正在烧钱。因此，英国只有盘活资产来抵美债。

他想到的就是英国以其殖民地领土来抵偿债务。当然，美国对殖民地向来不感兴趣，因为统治是需要成本的，与其像英国那样铺那么大的摊子，不如卖产品给这些地方，反正都是为了赚钱。哈默商人的品味正好符合美国的商业天性。经过仔细分析，哈默列出了美国可能感兴趣的地区，如洪都拉斯、福克兰群岛、圭亚那、纽芬兰海岸的一些岛屿等。美国对直接统治没兴趣，但对于租用这些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却不能不感兴趣。战争迫在眉睫，战后美国同样需要全球的军事基地，因为那时美国必然取代英国现在的地位，没有海外军事基地就无法维护全球秩序。

哈默飞快地在脑海里打着算盘，首先给英国与意大利同等的待遇，这样就把英国的债务减少一半，再将若干岛屿以99年租约，按每个单价2500万美元计价，英国的债就还清了，多余的钱还可以用来购买美国武器，如即将退役的50艘驱逐舰。后来哈默称这个计划为“驱逐舰换军事基地”[11]。

有了计划就立刻行动起来。哈默到处找关系，推销他的方案，每天累得筋疲力尽，却兴奋得神魂颠倒。终于，他的建议“通过租赁或其他方式”取得英国的岛屿领土，被国会列入议案。不过，这个议案被搁置了，原因是国会不愿意得罪国内反战的民意。哈默并不气馁，这么大的生意哪有这样简单。为了找到支持美国援助盟国的民意“证据”，他雇人将最近一段时间各大报刊的编辑部评论收集起来，结果发现92％的编辑部评论是赞成援助盟国的。这就是民意证据！

哈默带着他的报刊剪辑，通过关系见到了罗斯福，毕竟他为罗斯福竞选还捐过钱的。罗斯福一边饶有兴趣地翻着报刊剪辑，一边听着哈默的“驱逐舰换军事基地”对美国未来将起到何等关键作用的高论。罗斯福看到了哈默方案的价值，那就是美国未来的全球霸权计划。罗斯福明白，一个真正的霸权国家，手中仅有胡萝卜是不够的，还要有大棒。后来，罗斯福有一句名言：“说话要和气，但手里要拎着大棒。”

哈默的计划成功了！英国收到了50艘美国驱逐舰，这对于英国坚持1941年的海战起到了重要作用[12]。不过，哈默在回忆录中绝口不提他这笔天大的生意到底获得了多大的收益。美国倒爷们能倒腾国家领土和战争机器，实在是令中国的牟其中们汗颜。

「《租借法案》，庖丁解牛英帝国」

1941年3月11日，美国终于通过了《租借法案》。这个法案可以说是为肢解英帝国经济体系而量身定做的。国会从一开始就在考虑的核心问题，就是租借的对价！美国人要的就是英国和其他受援国，在战后多边贸易重建中进行合作的承诺。这个承诺，说白了就是废除“帝国特惠制”，解散英镑区。美国人不忘多边贸易，那是因为英镑区的割据势力太强大了，如果不趁着英国被德国逼得走投无路，英国人岂肯轻易就范？美国人连打仗时都不会忘记生意，或者更准确地说，美国是为了生意才去打仗的。

在《租借法案》通过之前，丘吉尔就对罗斯福虎视眈眈地盯着英镑区感到如芒在背，他深知以“帝国特惠制”为基石的英镑割据，对于英镑抵抗美元未来的侵略将是何等的重要。但丘吉尔毕竟是战略家，他不可能选择同时与两个强敌在不同的战场上作战，希特勒在军事战场上的压力几乎压垮了英国，如果这时还要同罗斯福在经济战场上厮杀，英国就完蛋了。因此，他刻意保持了对美国的模糊承诺。丘吉尔强调：对所有盟国开放欧洲殖民地的原材料市场，停止进口市场的歧视性条款，并“充分尊重我们现在所享有的优惠”。这是丘吉尔留的一条后路，即保留“帝国特惠制”和英国对殖民地原材料资源的垄断。罗斯福也不好糊弄，偏偏把这句话漏在了《租借法案》之外。

结果，在《租借法案》的第7条，埋下了双方争议的伏笔。这一条规定，“①通过适当的国际和国内措施，扩大生产、就业、商品的交换和消费，它们是所有民族的自由和福利的物质基础；②消除国际商业中所有形式的歧视性待遇；③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当凯恩斯看到这一条时，愤然说道，这不过是“赫尔先生的痴人说梦般的提议”，他认为战后英国只能是更加严厉地实施金融和贸易控制[13]。

显然，《租借法案》的代价就是终止大英帝国的英镑割据。

在该法案执行过程中，美国仍然紧紧卡住英国的脖子，防止英帝国的经济威胁在战后死灰复燃。1943年年底，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与怀特强调，英国的储备“已经增加得太多了，英国现在要用现金支付租借账户上供应给它的部分物品了。当英国官员指出需要为战后时期保留足够的储备时，摩根索向他们保证，英国的战后需要将在以后通过专门的措施得到满足”。其实，美国一直逼迫英国始终处于“掏光家底”的状态，英国的储备不能超过战前的10亿美元。美国的策略是，英国战时的外汇储备越低，将来就对美国依赖越大，逼迫英国放弃“帝国特惠制”也就越容易。这意味着，英国未来将不得不反复向美国求助，天知道美国那时又会开出什么样的价码。英国命运的咽喉已经紧紧地被美国人卡住，它越是挣扎，美国的手卡得越紧。

除了美国政府在前面卡住英国的脖子，美国国会也没闲着，它从背后向英国人再狠狠地踹上一脚。参议院战争调查委员会的头头，正是后来的总统杜鲁门，他宣称“租借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作为盟国将战争的成本转嫁给美国的手段。如果受益国无法以美元进行偿还，它们可以将其国际上所持有的资产，如石油储备和金属储备，部分地转移到这个国家”[14]。英国碰上了美国这样的经济对手，也是活该倒霉。希特勒再生猛，但毕竟没有这么多贼心眼儿。

战争到了最后阶段，英国越来越不安，因为一旦战争结束，《租借法案》将立刻终止，那时将进入清算阶段。清算对于英国人将是一枚经济炸弹，战争的巨大消耗迫使英国在最终胜利之前，必须大量储备作战物资，而战争一旦结束，这些剩余物资将折算成英国欠美国的债务。在外汇储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英国还要面对巨大的战后重建工作，到处都需要花钱。更为严峻的是，英国欠美国的债，同时还欠着殖民地属国为战争所付出的成本，这两者相加，必然是一个灾难性的数字。英国将再次从战争的胜利者沦为债务的失败者。

英国本来指望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能够再拖上一年，英国政府相信“日本人不会让我们失望的”，这段时间还能够容英国在财政金融上留下一块闪转腾挪的空间。不幸的是，在欧洲战事结束后，日本只坚持了三个月就投降了。

大英帝国立刻掉入了无底的债务深渊。

「布雷顿森林王朝：黄金弱君登基，美元摄政天下」

美国人从1941年刚刚参战时，就已经开始构想未来的美元时代了，美国对取得战争胜利的信心是不容置疑的。无数的学术研讨、政策咨询和国会听证，逐渐形成了美国战后的金融战略规划，这就是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就是建立一个以黄金为弱主，而由美元掌实权的世界货币中心。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大家共同拥戴黄金君临天下。在这一制度下，美元与黄金共同作为各国发行本国货币的货币储备，美元将深深植入各国的货币信用之中，只要世界经济在发展，对美元的需要就会自然增加，美元将通过货币增发来收割各国的发展成果。这不过是1922年金汇兑本位的升级版，美元挤掉了英镑，适用范围则扩大到全球。双重信用创造的问题并未解决，它必将在世界范围内再度引发流动性泛滥和更大的货币危机。

既然二战以后，美国国力已经占到世界经济的一半，军事力量更是傲视天下，美国何不直接建立美元王朝，为什么还需要请出已被废掉王位的黄金来做傀儡皇帝呢？曹操始终不敢篡汉自立，决非实力不够，更不是没有这个野心，而是时机不成熟，一是担心天下人心不服，二是忧虑诸侯争相称帝，失去汉室正统的号召力，将会增加统一全国的难度。美国也有类似的担心，黄金的普遍合法性仍然深受各国人民的拥戴，不是短期所能泯灭。二战尚未结束，战后重建更需要凝聚人心。美国又是一个传统上的孤立主义国家，初次作为主角登上世界霸权舞台，尚缺领袖历练，此时废掉黄金而自立美元，唯恐弄巧成拙。更深一层的担心是，英镑割据的隐患尚未根除，苏联的势力正在膨胀，如果此时马上提出将美元本位强加给世界，则不能排除英镑重新占山为王，卢布分疆裂土，法郎拥兵自重的复杂局面。

如果拥戴黄金，问题就简单多了，一方面不影响美国的货币主导权，另一方面更能彰显美国的无私，以收天下人心。美国战后拥有世界70％的黄金储备，降金即降美。美国控制着世界货币的实权，英国对美国债务深度依赖，要求英国支持黄金是顺理成章的事；法国的黄金储备仅次于美国，20年代的法郎区正是一群酷爱黄金的欧洲国家和它们的殖民地形成的贸易体系，法国必然支持黄金；苏联的卢布一直采用金本位，在美国援助的诱惑下，已经派代表团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如果直接告诉苏联人，世界未来将采用美元本位，斯大林立刻就会翻脸走人，而黄金却能将苏联拉入美国主导的世界货币体系。如此一来，货币的天下不难统一。等到时机成熟，再切断美元与黄金的联系，世界各国早已习惯了美元，反弹就会容易控制得多。

美元选择了曹操的思路，放弃虚名，只图实利。等待时机，废金自立！

布雷顿森林所创建的金汇兑本位制，是以金本位为名，而行美元本位之实。

除了“黄金临朝，美元摄政”这一个货币中心之外，第一个基本点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美国人对IMF的定位，就是一个稳定各国汇率的机制。20世纪20年代世界货币“三剑客”——纽约美联储银行的斯特朗、英格兰银行的诺曼、德国中央银行的沙赫特，后来再加上法兰西银行的莫罗，正是稳定各国汇率的核心人物。他们以私人聚会的方式，幕后敲定国家之间的货币价值关系，然后再要求各自的政府接受。二战以后，美国希望IMF发挥的作用，就是取代当年四巨头的功能，以更合法、更规范和更标准化的流程来实现各国汇率的稳定。

1933年，罗斯福曾不屑一顾的汇率稳定，为什么现在变成了美国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呢？在二战中，美国为了支持消耗巨大的战争，全面开动经济机器，基本实现了全民就业，摆脱了大萧条的高失业困扰。当和平来临时，美国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巨大的产能过剩问题，战争使美国变得严重依赖国外需要。战争结束前，美国已经认识到必须保持6000万个工作机会才能实现社会的基本就业，如果没有海外市场来消化国内的巨大生产能力的话，高失业噩梦将再度降临美国。这时，国际贸易的恢复对于美国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为了实现稳定的货币体系，各国货币要与美元确定比值关系，而美元承诺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这样各国货币通过美元间接实现与黄金价值的锁定关系。而IMF正是确保这一货币比价关系稳定的一种基金。当某个国家的货币与设定汇率偏差过大时，该国可以从基金中根据自己的额度透支一部分资金，用来干预本国货币，以使汇率回到规定范围之内。

建立这一基金的初始，美国自然出大头，28亿美元占27％，英帝国作为一个整体占25％，因为各种决议都需要80％的多数票才能通过，因此英美都有否决权，这也是美国给英国一个面子，大家来共同统治世界货币体系，但美国清楚，英国不可能在投票时将帝国所有属下的自治国的投票权全部集中起来。因此，还是美国说了算。

英国人一开始对IMF的作用有自己的考虑。对于货币本位，英国谈判代表凯恩斯建议，搞一种国际货币单位班克（Bancor），不要用美元和黄金了，大家借钱还钱都用这种世界元。而且，IMF应该是一家世界中央银行，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也就是在危机时，可以无限创造货币。英国的小算盘打得叮当响，由于英国的负债过重，急需资金，所以希望IMF是一部可以透支花钱的提款机，但又不愿意具体欠某个国家货币的债务，因此搞出个模糊不清的班克来。而最终为这种模糊货币债务埋单的显然就是大量顺差的美国。

美国人心想，简直是白日做梦！不再使用美元，那这么多年美国不白忙活儿吗？废掉黄金？美元都没这么大胆子，凯恩斯搞出的那个“半人半神”的班克，有人信吗？想搞世界中央银行？那美联储去喝西北风啊？想把IMF当提款机，美国人最后帮着埋单？这也太一相情愿了吧！

美国人将凯恩斯的提议逐条驳回，坚持IMF不是一种银行，而是一家基金。大家必须先出钱，根据需要可借款调剂，然后还要偿还，否则股份将相应缩减。英国不得不接受美国的条件，当年的货币老大，如今却落得个落架的凤凰不如鸡的下场。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第二个基本点，就是世界银行。世界银行的初衷就是为战后重建提供资金，后来将资助欠发达国家的发展也纳入了考虑。

从实际运作上看，美国把世界银行的贷款当做了奖励各国的棒棒糖，只要愿意归顺布雷顿森林王朝，放弃经济发展自给自足的理念，削减关税和贸易保护，愿意成为美元帝国的良民，这样的国家就能够得到世界银行的资助。如果谁要不加入这一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就等于在经济上选择了“自我流放”。

美国此时已经完成了从坚定的贸易保护实践者，到积极的自由贸易鼓吹者的转变。美国的根本气质是商人，商人重实用，不信所谓的主义，什么对我有利，就坚决地用，什么对我不利，就果断地弃，蔑视一切他人评判！IMF、世界银行，包括后来的关贸总协定（WTO的前身），无不体现出美国鲜明的商人气质。

正因为美国的崛起靠的是贸易保护，所以美国特别忌讳别的国家重新走上“自己的老路”。这就像宋太祖赵匡胤靠黄袍加身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谁要在他跟前披着黄袍瞎溜达，必定犯了他的大忌。

虽然美国完成了摄政天下的大业，但英镑割据的隐患尚未剪除。削藩大业未竟，美元还需努力。

「对英镑痛下杀手，美元无毒不丈夫」

令人愤怒不已的是，我们在反法西斯共同大业中损失了四分之一国民财富所得到的回报，就是要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向那些因战争而致富的国家烧香进贡。[15]

————英国《经济学家》

英帝国庞大的殖民体系在战争中为英国提供了近乎无限的信用透支权力，殖民地和英联邦国家为英军提供各种资源、粮食和原材料，还包括英军在埃及和印度作战的成本，连美军在当地的费用也被算在英国头上，还有印度军队在海外协助英军作战的费用等。他们认购英国国债，并积累了大量英镑储备，这也是英国能够挺住战争消耗而最终胜利的重要原因。英国的殖民地体系和其他贸易伙伴向英国提供物资，换回英镑储备，而英国和盟国则消耗美元储备向美国购买军火，其结果是战后英镑在各国储备中的总规模比美元储备高出一倍。从表面上看，英镑比美元储备规模更大，仍然是世界最主要的货币，但这些储备中2/3都集中在英镑区之内，而且处于高度不稳定的状态之下。

英镑区国家大量积累英镑，并非由于英镑更有价值，而是英国战时冻结了他们将英镑兑换成其他货币的选择。由于美元的存在，使得英镑时刻面临被英镑区国家抛售的巨大威胁。在一战之前，英国的海外资产远远高于它的负债，因此英镑价值的稳定性是毋庸置疑的。但现在的英国，净对外负债已高达150亿美元，6倍于它的黄金与外汇储备！如果英镑一旦解除冻结外汇，各国将争先恐后地把英镑储备兑换成美元，英镑会立刻面临灾难式的价值雪崩。

英国本该继续冻结外国的英镑储备，然后用英国本土的出口来逐步偿还这些外债，这样既可以拉动英国的就业，脱离战后衰退的阴影，又可以稳定英镑价值，最重要的就是维系住英镑区的存在，只要有这个经济根据地，日后再度崛起并非不可能。而解除冻结，则英镑区将会纷纷投靠美元，不仅帮助美国扩大出口，强化美元区的势力范围，而且英镑区将从根本上陷入土崩瓦解、万劫不复的境地。

二战刚结束，凯恩斯作为英国经济的核心大脑，代表英国赴美谈判战后贷款问题，却对这一事关英镑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出现了严重的判断失误，中了美国设下的圈套，从而亲手埋葬了英镑200年的霸权。

美国人向凯恩斯提出，美国可以向英国提供37.5亿美元的信贷额度，另外算上加拿大可以提供的12.5亿美元，总共50亿美元。但条件是：英国必须在1947年7月15日之前，解冻外国的英镑储备！

超级自负的凯恩斯，原以为美国和英国既是盟国，又是同文同种血脉相连的兄弟，美国定会慷慨地放宽贷款条件，自己则准备了宏韬大略，准备和美国人大谈未来英美共同主宰世界的美妙设想，却全然没有防备美国提出了这样“相煎何太急”的条件。凯恩斯确实不懂美国的政治权谋，他竟然答应了！

英国《经济学家》在评论凯恩斯的这笔贷款时，尖刻地指出：“这个国家没有多少人会相信共产主义者们的理论，即摧毁英国以及英国在世界上所代表的一切，是美国政策有预谋、有意识的目的。但对于目前的证据可以这样解读：如果每次给予援助都附加条件，使英国陷入一种不可逃脱的必然，即不得不再度请求更多的援助，而这些援助只能以英国进一步自我贬低和自我削弱才能获得。那么，结果显然就是共产主义们者所推测的那样。”[16]

果然，1947年7月15日，英镑的霸权彻底崩溃了[17]。战后，英国本指望依靠英镑区重新崛起，但是，美国人不会给英帝国死灰复燃的机会了。

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都难以撼动的强大的英镑霸权，却被美国只用了37.5亿美元贷款的蝇头小利就轻易摧毁了。

人们不禁要问，如果美国对英国这个曾经在一个战壕里滚过的同盟国，而且还是同文同种的兄弟，为了权力都能如此痛下杀手，其他国家还能够存有任何幻想吗？

「参考文献」

[1] Liaquat Ahamed，Lords of Finance，The Penguin Press，New York，2009. P427．

[2] British Empire，Wikipedia．

[3] 《货币战争》第五章．

[4] Liaquat Ahamed，Lords of Finance，The Penguin Press，New York，2009. P448．

[5] Ron Chernow，The Warburgs，The Twenty Century Odyssey of a Remarkable Jewish Family，Random House，New York，1993. Chapter 27．

[6] Michael Hudson，Super Imperialism - New Edition：The Origin and Fundamentals of U.S. World Dominanc，Pluto Press；New Edition edition（March 21，2003），Chapter 3．

[7] Ron Chernow，The Warburgs，The Twenty Century Odyssey of a Remarkable Jewish Family，Random House，New York，1993. Chapter 27．

[8] Michael Hudson，America's Protectionist Takeoff 1815-1914，The Neglected American School of Political Economy，Garland Publishing，Inc.，New York & London，1975．

[9] Ibid．

[10] Ron Chernow，The House of Morgan，An American Banking Dynasty and the Rise of Mordern Finance，Grove Press，New York，1990. p462-463．

[11] Armand Hammer，Hammer，G.P. Putnam's Sons，New York，1987，Chapter 16．

[12] Ibid．

[13] Michael Hudson，Super Imperialism-New Edition：The Origin and Fundamentals of U.S. World Dominanc，Pluto Press；New Edition edition（March 21，2003），Chapter 3．

[14] Ibid．

[15] Economist 1945．

[16] Ibid．

[17] Barry Eichengreen，Exorbitant Privilege，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p40-41．

第三章 货币冷战，拒绝美元就是拒绝和平

• 斯大林拒绝美元，凯南起草冷战檄文

• 金卢布与新经济政策

• 苏联的发展模式之争

• 德国给力，苏联工业化加速

• 卢布帝国的扩张

• 粮食困局，高速工业化的恶果

• 石油峰值，苏联跌向深渊

• 美元痛下石油匕首，卢布含恨魂归西天

「本章导读」

苏联拒绝布雷顿森林体系，不是冷战的结果，而恰恰是冷战的原因。

罗斯福在二战中，对英镑东山再起的忌惮，远胜于对卢布扩张的担忧。为了在战后为美国创造最有利的国际环境，罗斯福决心打破世界上所有的贸易壁垒，彻底铲除各自割据的货币区域，解放英法控制下的殖民地原材料基地，贯通苏联和东欧地区的资源和劳动力供应，吸纳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进入世界市场，建立起一个以美国为政治权力的核心，以美元为货币金融的基础，以统一世界市场为目标的“美利坚治下的永久和平”。罗斯福去世后，美国的冷战鼻祖们推翻了他的大政方针，步步紧逼，迫使斯大林最终拒绝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转而建立起自己的卢布帝国，从而拉开了冷战序幕。

卢布在列宁的新经济时代，建立了金汇兑本位制，号称金卢布。而到了斯大林时代，卢布演变成了“计划本位制”，它不再是一种主动参与商品交易的媒介，而是被动计量计划经济下“物物交换”的周转量。

斯大林20世纪30年代赶超西方工业强国的10年计划，恰如中国50年代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工业项目，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技术扩散，以及由农村提供的原始积累，将不可能获得成功。而在当时能够提供西方技术扩散的国家，只有一战中战败的德国。实际上，苏联正是在德国军方的支持和资助下，才得以学习和借鉴了现代先进的工业技术。

战后，苏联携强大的军威和国力，在世界各地与美元进行了激烈的货币流通域大战。直到60年代中，由于苏联自身经济的停滞，卢布才逐渐与美元形成了长期对峙的局面。

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美国发现了一种强大的经济武器，这就是石油贸易。美国在80年代中，正是有效地使用了石油这把致命的“美元匕首”，才一刀插进了卢布帝国的心窝。

「斯大林拒绝美元，凯南起草冷战檄文」

布雷顿森林体系只不过是“华尔街的分店”。[1]

————苏联代表，1947年联合国大会

1946年2月，莫斯科的天气寒冷而干燥，严重的流感四处蔓延。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也染上了风寒，高烧、牙痛、药物副作用，搞得凯南虚弱不堪。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不在，大使馆的大事小情都由凯南临时主持，他不得不强撑着病体，打理各种事务。其中，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处理来自美国政府各个部门的往来电报。

2月22日，卧病在床的凯南让秘书将华盛顿的来电送到他的卧室，在翻看来电时，有一封由国务院转发财政部的电报引起了他的注意。财政部的官员对苏联迟迟不肯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章程条款似乎感觉越来越焦虑，希望美国大使馆能尽快搞清楚克林姆林宫的真实意图[2]。

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苏联人也派出了代表团，而且当时对新的世界货币体系表示出了很高的热情。在1944年8月的《布尔什维克》刊物上，苏联人认为：“苏联对这种战后合作感兴趣，这是因为这样的合作让美国得以推动并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进程，使我们能够沿着社会经济获得更大发展的道路上快步前行。与此同时，我们的盟国和中立国，也对发展与我国之间的贸易同样感兴趣，因为苏联能够从这些国家购买并消费大量的剩余制成品。苏联总是严格履行它的义务，这是人所共知的。”发表在1944年《计划经济》的一篇文章，同样说明了苏联的态度，“我们国家正从国外进口货物并出口我们的产品。战后，我们与外国的贸易量将大大增加。因此，苏联认同资本主义货币的稳定和其他国家经济生活的恢复。基金组织（IMF）的短期信贷，以及世界银行的长期信贷的推动作用，将有助于苏联和其他国家之间贸易关系的发展。苏联与其他国家对此同样感兴趣”[3]。

苏联人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初始的热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搞明白罗斯福的美元大战略的精神实质。

在罗斯福看来，布雷顿森林建立的其实是一个美元王朝，虽然仍保留黄金的名义地位，但美元将成为世界货币权力的实际主宰。世界各国未来将采用以美元为核心的货币储备，而将本国的货币发行建立在美元储备的基础之上。正如凯恩斯在20世纪20年代所看透的那样，这一制度从设计上必然导致各国经济发展的最终命运，将由华尔街来掌握。罗斯福认为，对这个王朝的主要潜在威胁，并不是来自战后经济破落的苏联，而是那个随时可能僵尸乍起的大英帝国。

自1933年上台以来，罗斯福任内的主要时间都在与经济危机进行殊死搏杀，他最有切肤之痛的感受，就是美国长达12年的经济大萧条和1000多万人的失业噩梦。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摧毁了欧洲经济的同时，美国经济飙升了90％，未来美国过剩的生产能力和庞大的就业人口的命运，将系于战后世界贸易的繁荣。为此，他决心打破世界上所有的贸易壁垒，彻底铲除各自割据的货币区域，解放英法控制下的殖民地原材料基地，贯通苏联和东欧地区的资源和劳动力供应，吸纳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进入世界市场，建立起一个以美国为政治权力的核心，以美元为货币金融的基础，以统一世界市场为目标的“美利坚治下的永久和平”。

罗斯福坚信，伺机卷土重来的英帝国是美国战略的主要障碍，而经济被战争几乎完全摧毁的苏联，完全不同于英国。苏联没有海外的殖民地体系，工业远不足以和美国竞争，农业更是美国农产品的巨大市场，在对外投资方面，苏联也不构成任何威胁。经过战争磨合，罗斯福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世界级领袖，并没有颠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即时冲动；相反，罗斯福对丘吉尔的狭窄气量和小动作频频的做法并不感冒。为此，美国对苏联进行必要的政治妥协和经济援助，将苏联纳入美国的世界体系，是符合美国终极战略目标的。

美国的银行家们认为，美苏在地球的两端分别占据了辽阔的大陆，在彼此并无竞争的地区控制着庞大的资源，这一现象必须被看做未来历史进程的主导性和支配性力量。苏联政府和美国金融家们都对维护有管理的金本位有着持久的兴趣，这是因为美国和苏联都拥有最多的黄金储备，而且又都是潜在的最大黄金生产国。尽管苏联的经济是受国家控制的，但它并不是一个扩张主义论者。与英国相比，苏联绝对不会威胁到美国的出口和国际投资计划。苏联的巨大内需将导致其资源主要用于满足国内需要，而不是用于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渗透[4]。

但凯南和美国的多数政治家远没有罗斯福的战略眼光和气魄。罗斯福在1945年4月战争胜利的前夕病逝，打断了美国既定的战略规划。一直生活在伟大总统阴影里的副总统杜鲁门，终于“被扶正”，他敏感而偏执，尤其忌讳别人将他的政策与罗斯福相比较，他异常强烈地想展示自己的果断与自信。杜鲁门不仅换掉了所有让他感到罗斯福存在的白宫内饰，而且连带着换掉了坚持罗斯福战略的官员。

凯南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欧洲的盟军最高决策圈里，美国人对英国人始终怀有深刻的防范，对苏联人反而更友好；为什么反对苏联的最激进的巴顿将军，会屡屡受到美国军方高层的排挤。

更让凯南愤愤不平的是，美国对于苏联的援助，远远好过对英国的。就在战争尚未结束的8月13日，美国军方没等总统下令，就停止了向英国运送军需品；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在没有事先征询英国的情况下，就单方面终止了《租借法案》对英国的援助，并开始进行清算，留在英国的物资折算为5.32亿美元的债务，仍在途中的物资又让英国人多欠了1.18亿，英国马上需要偿还的美国租借债务比英国的外汇储备还要多，逼得英国立刻陷入了严酷的经济困境。而美国对苏联则是非常宽容，一直到战争早已结束的10月底，美国仍向苏联提供了高达2.5亿美元的援助。

最让凯南看不惯的就是美国财政部的亲苏政策。1943年6月，美国财政部就向苏联提出，在未来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给予苏联7.63亿美元的份额，后来谈到了12亿美元。美国开始的份额是25亿，英国大约是一半，苏联和中国排第三和第四。财政部长摩根索向罗斯福提议，给苏联战后的援助贷款高达60亿美元，偿还期为30年，利息仅为2.5％，这比英国凯恩斯谈下来的丧权辱国的37.5亿美元援英贷款，好得实在是太多了。后来，摩根索的手下，布雷顿森林方案的美国主谈代表怀特，在给罗斯福的备忘录中建议，美国向苏联提供100亿美元的援助贷款，偿还期为35年，利息降到2％。

正因为想不通美国政府的亲苏倾向，凯南曾屡次三番上书，痛陈不能寄希望于苏联，断定苏联的本质必然是扩张性的。但是，在罗斯福当政的时期，凯南的意见就是短视和肤浅的代名词，当然不会受到重视。

不过，杜鲁门时代国际战略思想的转变，为凯南带来了发迹的历史性机遇。

在1945年2月，由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三巨头所确立的雅尔塔体系中，斯大林提出东欧地区应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而丘吉尔事前已跑到莫斯科与斯大林做了一笔交易，即英国承认苏联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势力范围，而苏联则认可英国在希腊的特权，因为地中海是英帝国的海上生命线，而东欧则是苏联的安全缓冲区。当罗斯福听到这一消息后，大吃一惊。英国这么干，显然是为了维持英帝国的庞大体系，而苏联将东欧置于保护之下，将会形成另外一股割据势力。如此一来，罗斯福摧毁货币割据，建立世界统一大市场的理想，岂不是要毁于一旦？矛盾的焦点集中在波兰的问题上，英美当然希望波兰由亲西方的政府当权，但苏联解放并占据着波兰，斯大林要求波兰政府必须听命于苏联。双方最后的妥协就是，斯大林承诺在波兰政府中，安插一些亲西方的官员，代表西方的声音。罗斯福虽然觉得不满意，但勉强可以接受，毕竟理想与现实还是有区别的。只要苏联进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就是最终的赢家，为此，作一些局部妥协还是有必要的。

麻烦在于罗斯福死后，杜鲁门想翻案。没了罗斯福的威望震慑，反对美国对苏联采取“绥靖政策”的声音开始出现，杜鲁门绝对不想变成第二个张伯伦，他决定必须要对苏联强硬。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开始放风，将对苏联的经济援助和波兰与东欧问题扯在了一起。斯大林开始警惕起来，这不是出尔反尔吗？难道罗斯福一死，美国的政策要变？斯大林拒绝了杜鲁门，并指出美国的要求与雅尔塔决议的精神相矛盾。当然，斯大林并不想把问题搞僵，最后建议将波兰亲西方的官员名额再增加了几个。杜鲁门不情愿地答应了。

但是，随后苏美在土耳其、伊朗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的争执，让斯大林对美国的最终意图产生了深刻的怀疑。苏联原先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诸多疑惑，现在重新开始发酵。“在对布雷顿森林协议的讨论中，苏联人表示出了对怀特计划的忧虑，这个计划据称提出了在近期废除对贸易、货币的所有限制。在他们看来非常明显的是，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特别是在战后，这样一条道路对很多国家来说都是不可能采用的。因为如果不采用国家调节措施的话，它们的经济独立就会遭受严重的威胁。”苏联代表明确表示：“他们之所以参加这场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战争，并不是为了让这个世界对于美国和英国的出口更加安全。”斯大林终于看到，美国在为推行自由贸易而施加的压力，最终的目的就是把东欧甚至苏联的经济控制权抓在美国的手中。苏联并没有拒绝加入IMF，“只是想告诉美国官员，莫斯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协定的条款”。

苏联正在等待和观望美国的态度。

2月22日，美国财政部发给凯南的电报，正是希望了解苏联拖延加入IMF的真实动机[5]。而凯南则利用这个机会，奋笔疾书，洋洋洒洒写下长达8000字的电报，将他多年来对苏联的个人消极判断，升华到“汉贼不两立”的理论高度，为杜鲁门拒绝做“张伯伦第二”的急迫政治姿态提供了思想弹药，在华盛顿突变的政治气氛中赢得了一片叫好声。凯南也从此一炮走红，被后人称为“冷战鼻祖”。

苏联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非但没看到美国的援助贷款，却等来了丘吉尔的“铁幕演讲”。失望之余，苏联声明拒绝加入IMF和世界银行，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分道扬镳。

美国试图用货币和贸易的手段，将苏联纳入美元帝国的梦想终于破灭了。一场延绵40余年，耗资8万亿美元，数十万生命遭断送，数百万家庭被分裂的冷战，拉开了序幕。

从此，苏联选择了与美元王朝分庭抗礼，着手建立起了自己的卢布帝国。

「金卢布与新经济政策」

沙俄的金融史，就是一部卢布长期贬值，通货膨胀反复肆虐的历史。

从17世纪直到19世纪末，卢布从铜币变成银币，从银币改为纸币，再从纸币最后确定为金币。每一次货币改革都是为了应付上一次留下的恶性通货膨胀问题。1897年沙俄金本位的建立，使金卢布成为世界最坚挺的5大货币之一，并成功地挺过了1904～1905年日俄战争和1905～1906年俄国革命的两次冲击。一战的爆发迫使沙俄放弃了金本位，沙俄在一战中总共烧了670亿卢布，其中25％通过税收筹集，29％由长期贷款支持，英国对沙俄的贷款占了重要份额，但十月革命之后，英国的贷款被苏俄政府拒绝偿还，这也是英国后来欠美国战争债务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国债融资了23％，剩下的部分就只有求助印钞票了。从1914年到1917年，沙俄货币流通量增加了15倍，物价也上涨了15倍！

从1914年沙俄参加一战开始直到1921年，俄国持续卷入了长达7年的战争，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时期。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西方14国与国内叛军联手，武装进攻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很快占领了苏俄的大片领土，致使苏俄国内最重要的粮食和燃料来源被切断。苏维埃境内工厂停工，人民挨饿，物资匮乏，新生政权岌岌可危。为了取得战争胜利，苏维埃政权在经济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不得不维持着450万红军的庞大规模。要支持耗资巨大的战争，苏维埃政权一方面开始发行自己的苏维埃卢布，一方面必须借助战时共产主义的极端措施：这包括所有农村的粮食，除留下口粮外，其余必须上交国家来支援战争；城市居民的食品、日用品、消费品，全部由国家配额供应；有能力的公民必须参加义务劳动；对工商业进行全部国有化等措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将工农业的几乎所有产品，全部实施了配额发放。

3年国内战争打下来，严重超发的苏维埃卢布已经彻底失去了信用。从1913年到1921年，俄国的物价总共上涨了4.9万倍！在最严重的时期，苏维埃卢布曾到了每小时贬值5％的骇人听闻的程度。

1921年，当苏俄终于取得了战争决定性的胜利之后，面对的却是国内经济严重萧条，商品奇缺，饥荒遍地，卢布接近崩溃的危机边缘。美国人哈默用第一手的资料见证了这一关键时期。正是在这一年，年仅23岁的哈默，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莫斯科。他一路上看到的苏联满是残垣断壁，破败不堪；铁路运输几乎瘫痪，公共交通拥挤肮脏；人们穿着褴褛，饥肠辘辘；商店空空荡荡，街头稀稀落落。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原本充满了对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好奇和激情，自告奋勇前来帮助当地人民治疗流行的斑疹伤寒，可是现实就像一盆冰水，兜头浇醒了他的梦想。

哈默到莫斯科的时候，随身携带了大量美元，他本以为应该不愁吃喝，但在莫斯科却发现他的美元完全没有用武之地。由于1920年政府下令关闭了国家银行，所有银行业务通通转到了财政部，正规的金融体系不复存在了。哈默想买些东西，可他不能支付美元，于是他被带到财政部去换代用券。哈默拿到的是一张价值10美元的大纸，上面印着若干小额的代用券，需要买东西时，就撕下一张支付。哈默在莫斯科街头转了半天，除了纽扣、鞋带和小贩们叫卖的苹果外，根本买不到什么东西。又累又饿的哈默回到了旅馆，等待他的是成群的老鼠和小虫子，还有就是油腻肮脏的床和被子。旅馆不提供饭菜，他只得去领取食品供应卡。拿着这些食品卡可以到国营供应点去领取点面包、肉和蔬菜，前提是如果有货的话。当哈默来到食品点，结果发现上百人在排队，所谓的食品，只有看似是泥土和锯末混合做成的黑面包和几个发了霉的土豆。

这就是首都莫斯科的当时的生活状况！

当哈默来到乌拉尔地区的时候，简直被惊呆了。严重的旱灾使当地的粮食几乎绝收，成千上万的农民蜂拥到铁路沿线，他们见火车就上，连车顶都挤满了人。孩子们饿成了皮包骨，由于吃了无法消化的草和树叶，肚子胀得鼓鼓的。在叶卡捷琳堡车站，被病饿夺去生命的尸体在候车室里堆积成山。他们被运到附近的公墓进行掩埋，尸体身上的衣服被扒了下来，因为浪费了太可惜。野狗和乌鸦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都吃得肥肥胖胖。让哈默非常困惑的是，乌拉尔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他亲眼看到仓库里堆放着大量的贵重原材料，如白金、宝石和皮毛，还有大量优质的石棉矿，守着巨大宝藏的地区，为何被饥荒逼得走投无路。哈默骨子里的商业基因立刻迸发出财富的火花，他向当地政府建议，由他的公司在美国购买价值100万美元的粮食，运到当地救灾，作为回报，当地将原材料特产作为交换，由他运回美国销售，当地苏维埃政府立刻答应下来。

当哈默回到莫斯科筹措“粮食换原材料”的交易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已经开始启动了。商人允许从事自由贸易，农民可以在交完税之后出售余粮，小企业重新还给私营业主，外国人被鼓励进行投资。后来，哈默的粮食交易拯救了大批灾民的事迹传到了列宁的耳朵里，作为一个典型样板，列宁接见并鼓励哈默作为第一个美国商人，拿下乌拉尔石棉矿的开采权[6]。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推行，莫斯科的市场上就像变戏法一样，各种商品纷纷摆上了货架，除了种类繁多的食品和美味之外，上等的法国葡萄酒，纯正的哈瓦那雪茄，质量上乘的英国毛料，价格不菲的法国香水，在鳞次栉比的柜台里争奇斗艳。

要推行新经济政策，促进贸易大发展，稳定的货币是基本的前提。人民已经失去信心的苏维埃卢布，显然无法承载新经济政策的重托。苏俄决心进行货币制度的重大改革。1921年10月，俄罗斯苏维埃国家银行重新组建，1923年更名为苏联国家银行，重新搭起了中央银行的架子。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稳定货币，就必须要有强大的财富实力，而当时无论是工农业生产能力，还是国内储蓄、外汇和黄金，都不可能重建人民对货币稳定的信心。

正在这一危难时刻，本来穷得叮当响的苏维埃政权，却突然发了一笔横财。

原来俄国十月革命后，盘踞在西伯利亚的沙皇军队，在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率领下向莫斯科进军，旋风般地攻占了沙皇政府中央银行国库所在地喀山，夺取了价值8000万英镑的黄金储备。随后在进兵莫斯科时兵败如山倒，最后裹挟着这批黄金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向东逃窜。时值冬季，西伯利亚的严寒彻底摧毁了这支败军的士气，刚跑到伊尔库茨克就哗变了。在败军中，还有大量的中欧国家的雇佣兵，他们为了活命和安全回国，愿意跟苏维埃政府达成协议，将高尔察克和那批黄金交给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则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让他们从海参崴坐船回欧洲[7]。

最后，苏维埃拿到了大约价值5000万英镑的黄金。当时1英镑约合10两白银，这可是一笔相当于5亿两白银的巨款！当年日本人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勒索了2.3亿两白银，在英国部分换成黄金后，就成功地建立了金本位的日元体系。这笔巨额黄金储备，为苏维埃政府成功地稳定货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2年，英美法德等国在热那亚召开的经济会议上，苏俄也派出了代表团。英国推行的金汇兑本位制，将外汇和黄金一起作为货币储备来发行各国货币的思想，显然影响了俄国人的思路。1922年10月11日，人民委员会授权国家银行，以不少于25％的黄金和外汇为货币储备，发行名为“切尔文”的银行券。尽管苏联严重缺乏外汇，但这并不妨碍金汇兑本位制的建立。每一个切尔文的含金量为7.74234克，相当于沙俄时代的10个金卢布[8]。与此同时，苏维埃政府以前发行的已严重贬值的旧卢布也同时流通，政府定期公布切尔文与纸卢布的比价。

人们常说“劣币驱逐良币”，但这个结论是有前提条件的，这就是如果当人民别无选择时，才会出现劣币盛行的局面。所谓别无选择，就是政府强制人民无法选择，而当政权控制力衰退而无力执法时，则必然出现市场只愿接受良币而拒收劣币的情况。例如，当国民党在1949年下半年大溃败的时刻，南方各省民众拒绝接受国民政府的金圆券，而自动开始流通袁大头。当政府决心维护人民的利益，主动推出稳定的良币，那么劣币就会消失得更快。

1923年初，切尔文在整个苏俄的货币流通总量中仅占3％，到1924年2月已逐渐增加到83.6％。随着切尔文作为法定通货的地位日渐稳固，苏维埃政府下令停止旧卢布的流通，财政部发行国债回收旧币。1924年苏联发行了新卢布，货币改革完成，切尔文为计账货币，新卢布为流通货币，1切尔文等于10个新卢布。

苏联新的金卢布诞生了！

稳定的金卢布，很快就剿灭了横行肆虐的恶性通货膨胀，大大加速了商品贸易的发展，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苏联的发展模式之争」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无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挽救了1921年的政权信心危机，避免了工农联盟的崩溃，受到了广大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商人和外国投资人的普遍支持，生产和贸易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苏维埃政权在人民心中的威信得到了巩固。农业耕种面积从1921年时的1.48亿英亩增加到1927年的2.22英亩，粮食产量翻了一番，煤产量也翻了一倍多，纺织产品增长4倍。1927年苏联的经济终于恢复到战前1913年的水平。

不过，在1924年列宁去世后，苏联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却引发了一场根本性的争论，最后演变成激烈的权力斗争。

任何国家的经济政策，从本质上看，都是在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边界条件下，求取经济最大产出和合理分配的艺术。同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外部环境下，经济产出和分配又必须体现不同的优先和侧重。经济政策的选择，主要体现了国家和政府的意志，无论是英国的霸权建立、美国的工业崛起，还是德国的经济赶超，都明显地突出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力。其实，世界从来不曾有过绝对的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那种以独立个体自发形成的经济环境在现实世界中并不真正存在，所谓的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只是一种国家市场经济。

苏联当时面临的发展模式选择就是，继续发展市场经济，还是走向计划经济。

直到1926年，苏联人口的82％仍然是农业人口，劳动力中从事工业的比例仅为7％～8％，这让以工人阶级为坚强领导核心的布尔什维克，情何以堪！以美国和英国人的眼光看，苏联只是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甚至不如巴西和阿根廷，与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差距为50～100年[9]。

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社会目标和经济纲领不容于整个世界的统治阶层。继1918年以来，外国的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就是家常便饭，苏联想正常发展经济几乎是不可能的。

怎样在非正常状态下来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从而有效地保证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和发展呢？苏联形成了两派意见。

一派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不应该是短期的权宜之计，而应该是苏联经济发展的根本方略。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兼顾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协调发展，反对将农业当做“国内的殖民地”，以牺牲农民利益来获得工业高速发展所必需的原始积累。

另一派认为：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围困，要在一国成功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以最快的速度获得军事工业所需要的基础。他们从过去西方进行的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的教训中得出，未来的战争将不可避免，而当时的重工业几乎没有在新经济政策中获得明显的进展，如果不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建成强大的重工业。因此，必须放弃新经济政策，采用以五年计划为核心的高速工业化的模式。

从后来的历史事实来看，如果没有工业化的加速进行，苏联必然无法抵挡纳粹德国的强大攻击，结果只能是苏维埃政权垮台，苏联成为德国的占领区。以苏联的资源为后盾，德国的战争实力将进一步强化。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乃至直到现在的世界历史，恐怕都将面目全非。也许英国政府将流亡海外，美国不得不据守南北美洲，中国会长期被日本占领。

最后，斯大林的高速工业化战略成为了苏联的发展模式。他提出，苏联要在10年内赶超西方工业强国。从微观的角度看，苏联工业的发展效率比较低下，但从宏观的视野来观察，苏联工业化可谓突飞猛进。三个五年计划下来，苏联已建立起了飞机、汽车、拖拉机、钢铁、化学和国防工业的强大工业体系，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需要强调的是，苏联工业崛起的时间之短，规模之大，是世界经济史上没有先例的，而且这是在完全依靠本国资源的条件下，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外部环境中，所实现的惊人飞跃。还在战争爆发前的20世纪30年代，苏联年产飞机就高达4000架，战争期间则达到惊人的年产3万架的规模。连德国工业的强大制造能力也渐渐抵挡不住不断增长的苏联工业实力，在军事生产能力方面，苏联已接近美国的实力。

但是，苏联的工业化成就是何等的惊人，其潜在的隐患也就同样之可怕。

任何经济发展的投资都必须由储蓄来提供，苏联工业化之前既没有足够的国内储蓄，也没有可借用的外国储蓄，唯一能够提供资本积累的就是占国家经济主要部分的农业。高速工业化向农民索取了劳动力和食物，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策略，却导致轻工业无法向农民提供消费产品来交换他们的粮食。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和城市，使得农民必须提供更多的粮食，而自己能保留的部分却更小。同时，还要养活日益庞大的红军，农民的境况日益恶化。

在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拥有土地的农民可以拒绝这样的不平等交换，而要求合理的价格，情况也正是这样发生的。1923～1927年，工业产品的价格大大高过农产品价格，导致农民不愿向国家卖粮。1927年，农民卖出的粮食只占收获总量的13％，而在1913年，这一比例是26％。这样，农民保持了较高的生活水平，但工业化的积累却断了来源。

在这样的情况下，斯大林认定传统的农业模式不足以支持工业化的积累需求，必须搞强制性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土地、生产工具和牲畜公有化，迫使农民生产并忍受更低的生活水平。结果是农民宁愿杀掉牲畜，也不愿无偿地交给集体农庄。从1928～1933年的集体农庄推行期，苏联的耕牛从3070万头，下降到1960万头，羊从1.46亿只剧减到5000万只，马从3350万匹降到1660万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10]。从此之后，一直到苏联解体，农业成了苏联的心腹大患，在如此辽阔的领土上，苏联的粮食却经常养不活自己的人口。一个沙俄时代的粮食主要出口国，在苏联的中后期却日益变成了一个粮食进口国。到70年代后，苏联粮食进口的规模已严重威胁到苏联政治经济的稳定。最终，粮食危机成为商品短缺、特权丛生、民众不满、贸易失衡和经济崩溃的重要原因。

「德国给力，苏联工业化加速」

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除了巨大的资金投入，更重要的是必须具备复杂的生产技术、先进的组织管理、综合的配套设备、各类专业的人才，工业革命对世界各国的渗透速度、深度和广度，决定了这些国家在20世纪的命运。

仅仅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联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而且是被西方国家进行严密经济封锁的社会主义国家。在7年国际国内战争的严重摧残之后，经济刚刚才有了些起色，工业基础仅有沙俄时代残留的一些几乎废弃的工业设备和早已落伍的技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10年之内，居然要赶上西方发达的工业国，斯大林是不是疯了？

20年代初，当哈默在苏联开始石棉矿承包冒险时，他不能想象俄国的工业技术和设备落后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一生当中还从来没有见过用这样陈旧的办法来采矿的。工人们用笨拙的手钻开凿矿石，通常大约需要三天才能钻出一个足以安放炸药的洞来。炸碎的矿石是装在筐里用人背上高处台阶的，在那里工人们坐成一排一排的，用小锤将石头敲碎。矿石经过清洗后，就由农民用小车把它们运到10里外的火车站。”原始的手工开矿代表了当时苏联普遍的工业水平，这与现代工业相距何止千里之遥！哈默首先进行的就是设备更新，他带来了发电机，从美国引进了气动钻，用捣碎机取代了小榔头，机械化的操作成为当地轰动一时的新闻。他用电锯取代传统的木锯，几分钟就完成了从前一整天才能完成的伐树锯板的工作，方圆50里的俄国人都来看热闹，他们拖来自家的木头，就想亲眼看看“餐刀切奶油”般的电锯究竟藏着什么古怪。

技术扩散首先是设备引进，其次是人才培养。哈默引进了福特公司生产的拖拉机，他找来福特公司的工程师对俄国人进行培训，教他们如何使用拖拉机来抽水、锯木、驱动发电机和耕地。当他们的50台拖拉机浩浩荡荡地从港口开向市中心时，引发了极大的恐慌，俄国人以为是美国和英国的坦克开始入侵了。后来，当得知是耕地用的拖拉机后，成千上万的农民沿途围观这些从美国运来的新奇玩意儿。

难怪列宁说，俄国的工业比西方落后50～100年。

1927年的苏联经济，大致相当于中国1953年的水平。中国50年代由苏联援建的156项大型工业项目，打下了坚实的工业化基础。对于一个农业国而言，工业的技术和设备，以及它们带来的巨大生产力是神奇而不可思议的，学习和使用这些技术设备就已经需要消化吸收相当长的时间，更不用说去生产制造这些复杂的工业设备。这不仅需要深厚的理论知识，更需要大规模生产的实践经验，以及组织管理生产的能力。如果没有当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24亿美元贷款，和苏联援华派出的18000多名专家，带着全部工厂的所有机器设备的图纸，历时13年手把手地传授中国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们，中国能在10年时间里就奠定钢铁冶金、有色金属、石油化工、机械加工、汽车造船、电子工业、飞机制造等重工业的基础吗？苏联这种工业技术扩散式的援助，其意义在于帮助中国形成了自己的工业造血功能，这远比24亿美元甚至100亿美元的现金援助意义重大得多！

同样的道理，以苏联20年代中期的基础来看，斯大林的10年内赶超西方工业国家的目标，如果没有外国技术的大规模扩散，根本不可能实现。那么是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提供这样的援助呢？

答案就是一战后，无时无刻不在准备推翻《凡尔赛条约》的不公平待遇，一雪前耻的德国。

早在20年代初，德国军方就对《凡尔赛条约》对德军的种种限定视为奇耻大辱，德国不能发展空军、海军，不能拥有坦克、大口径火炮和反坦克炮等重型装备，陆军被限制在10万人的规模。德意志民族与生俱来的傲慢在战败屈辱的不平等条约的煎熬下，必然形成强烈地反叛意志。而德国军方和军火工业巨头们，正是这种反叛意志的直接体现。但是他们明白，英法的实力在当时占有着压倒性的优势，明着对抗显然行不通，但暗地里，德国一刻也没有停止尝试“曲线救国”的办法。这时，苏联就成了最好的伙伴。

1922年在热那亚经济会议上，英国主导的国际联盟正在努力向世界各国央行推销诺曼发明的金汇兑本位制，德国和苏联也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团参加了热那亚会议。不过，战败的德国只有听从发落的份儿，而苏联更是不入流的异类，这两个国际社会的“孤儿”在会议上插不上嘴，倍感“同是天涯沦落人”，惺惺相惜。苏德在此次会议中，签订了苏德《拉帕罗条约》（Treaty of Rapallo），相互取消彼此的战争赔偿要求，全面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建立紧密的贸易同盟[11]。英法为之震惊。

德国很快就成为苏联最大的贸易伙伴。

德国备受英法的压制，又面对波兰强烈的敌意，与苏联交好不仅在贸易上可互蒙其利，而且在政治和军事上，也有削弱波兰、减轻英法压力的重要作用。

被后人称为德国“国防军之父”的塞克特将军（Hans von Seeckt），就是坚持与苏联建立军事与工业合作的始作俑者。塞克特在一战后，事实上成为了德国军队的灵魂，尽管德军的参谋本部被英法强令废除，但塞克特以兵务局的名义，将参谋本部这一德军超强战斗力的精髓保留了下来。在国防军10万人数的限制下，他的应对之道是将每一名士兵都变成未来军队的种子，每一名军官都具备未来将军和元帅的能力，一旦开动战争机器，这10万人立刻就能培训和组建百万大军。二战中的许多名将，如隆美尔、伯克、龙德斯泰特等元帅都出自塞克特的帐下。后来，他还曾到中国，成为了蒋介石的军事顾问，提出了影响蒋介石一生的三大建军思想：军队为统治权力的基础，军队的威力在于素质的优良，军队的作战潜能源自军官团的培养。

事实上，在德国魏玛共和国时代，塞克特的10万精锐的国防军，确实是政权能否巩固的决定性因素。就连希特勒上台后想稳固纳粹的权力，都不得不与国防军合作，甚至剿灭自己一手扶植的冲锋队。正是因为希特勒不信任也无法最终控制国防军，才组建了纳粹自己的党卫军来制衡国防军的势力。

塞克特是这样判断苏德《拉帕罗条约》的，“尽管（与苏联的贸易）对德国很有好处，但它（条约）的经济价值并非主要方面，政治意义才是关键所在。苏德关系的进展，是和平迄今为止，德国所取得的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权力增长。这种关系的进展，在一般情况下从经济合作开始是理所应当的，但是（苏德）合作的力量在于，这种经济互动将为未来的政治和军事的合作铺平道路。”[12]

1921年初，塞克特在国防军中组建了代号为“R小组”的部门，由亲信冯·施莱歇尔（1932任德国总理，并成为希特勒和纳粹的领路人）负责，专门与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主席格拉辛对接，建立德国对苏联军事工业的秘密援助。1921年9月，苏德双方代表在施莱歇尔的公寓中开始了秘密会谈，双方就德国对苏联军事工业进行金融和技术的援助达成了实施细节的一致。当然，苏联方面也必须回报德国国防军，这就是允许德国军方在苏联境内建立军事工业所需的兵工厂和训练基地。

随后，施莱歇尔代表德国军方成立了若干家壳公司（其中最有名的就是GEFU），这些公司负责德国军方向苏联军事工业提供的第一笔7500万马克的资金援助。1922年3月，第一批德国军工专家来到苏联。一个月之后，德国容克飞机公司在莫斯科郊区的菲力地区，开始建设现代飞机制造厂；克虏伯军火公司在苏联南部动工兴建重型火炮生产企业。随后，德国军方的飞行训练学校、坦克测试学院、化学武器生产厂、潜艇建设基地，陆续在苏联境内开始兴建[13]。

大批德国军工技术专家被派往苏联，手把手地帮助苏联工程师们建立起飞机、坦克、大口径火炮、化学制品等一系列制造工厂。这些工厂的建成投产，一方面使苏联获得了极端宝贵的先进工业技术的扩散，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工业的工程师，同时学到了德国工业精细化的生产管理技能，大大缩短了苏联与工业化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另一方面，这些工厂使德国得以在实践中测试各种新的技术和发明，生产《凡尔赛条约》所禁止的各种重型装备和军用飞机，维持德国军事技术的世界领先水准不至落伍。德国在苏联的掩护下，在长达5年的军事工业合作中，逃避了英法巡视员对德国军事工业是否符合《凡尔赛条约》要求的检查。

在1922～1927年历时5年多苏德军事工业合作的蜜月期里，也正是苏联国内争论工业化道路的关键时期。正是在德国军事工业的帮助下，苏联获得了工业化所需的技术、设备、经验和人才。当苏联在1928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只需将这些宝贵的工业技术扩散加以几十倍地放大，工业化的车轮就会隆隆地滚动起来。

「卢布帝国的扩张」

莫斯科对参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和削减其控制之下地区的贸易壁垒的拒绝，不是冷战的结果，而是其原因。[14]

————加迪斯

战后，美国将苏联与东欧纳入美元帝国版图的梦想破灭了。敬酒不吃吃罚酒，美国决定将苏联和东欧地区判处“经济流放”和政治军事遏制的“无期徒刑”。当1947年美国开始对欧洲实施“美元化战略”的时候，苏联与东欧被变相拒绝了。

“马歇尔计划”本质上就是通过该计划替代德国的战争赔偿，在实现以美国金融势力集团主宰欧洲重建的同时，严重打击苏联经济的重建进程。《雅尔塔协议》和《波茨坦公告》中明确了苏联从德国获得战争赔偿，可以用德国的机器设备、工业企业、汽车、轮船、原材料等形式来支付，而当时苏联受到的战争损失极其严重，几乎丧失了出口赚取外汇的能力，因此德国的战争赔偿将成为苏联经济重建过程中最重要的外部资源。“马歇尔计划”的核心就是变相废除德国对苏联的战争赔偿，代之以美国向欧洲提供金融援助。虽然表面上该援助同时也向苏联和东欧开放，但“马歇尔计划”所提出的经济自由化等条件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格格不入，从而“被迫”将苏联和东欧排除在援助范围之外。

苏联则通过在德国大规模拆卸重工业设备，席卷一切值钱的东西，“抢回了”大约660亿马克的战争赔款，更为重要的是，苏联人没有忘记工业技术扩散中最具创造力的财富——人才，虽然美国人抢先下手弄走了德国最优秀的120名火箭专家，但苏联仍然成功地截留住了剩下的3500名工程师和优秀技术工人，这些人正是苏联引以为豪的导弹事业的核心骨干。

在没有美元的援助下，苏联依靠自身的努力经过短短的5年时间，就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复苏，1950年的工业产值就超过了战前水平。随着经济实力的康复，面对美国的“经济流放”政策，苏联开始了“挖墙脚”的反击战。从50年代初，苏联对一系列美元帝国版图中最薄弱的地区展开了经济攻势。

对于美元帝国而言，苏联每次向另一个地区或国家扩张其经济势力，美国就会失去另外一个正常的市场。

新中国的建立，使得美国丧失了太平洋西岸最大的一块美元占领区。50年代初，苏联大规模对华援助，意味着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将会大大加速，从而形成了对美元帝国的潜在威胁。

同时，苏联在中东的英镑区也开始发动颠覆性的进攻。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使英法在埃及的势力受到美国的严重削弱，美国对英法一切旨在恢复帝国殖民体系的企图，都毫不犹豫地采取严厉的制裁。但在打击英法之后，美元还没来得及进入，卢布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扑了进来。到1958年，苏联已经在埃及、叙利亚和也门打入了卢布的楔子。

对于埃及而言，卢布援助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利益。埃及制订了自己的五年计划，涵盖了整个现代经济的各个领域，只要埃及需要，苏联就会提供帮助。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苏联不是搞慈善。既然美国通过布雷顿体系，建立起美元帝国，为了打破美元区的封锁，苏联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卢布帝国。经济援助的核心，就是扩张卢布的势力范围，蚕食美元区的势力。因此，苏联对埃及提供的是卢布长期贷款，价值1.78亿美元，时限长达12年，利息仅为2.5％，比西方商业贷款低一半[15]。为了占领北非的卢布桥头堡，苏联可谓不惜代价。在埃及的沙漠中，苏联现代化的石油钻井已经开始生产，未来为埃及兴建的石油精炼厂的计划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为了从经济上将埃及纳入卢布区，苏联还为埃及的主要出口创汇拳头产品棉花，敞开了国内市场的大门，而此时埃及的棉花出口正被西方拒之门外，这对埃及可谓是雪中送炭。不仅如此，苏联还送来了埃及正急缺的粮食和燃油。埃及人觉得并不吃亏，它得到了宝贵的技术扩散，苏联的出口市场，急缺的重要物资，同时赢得了苏联的政治军事保护。

苏联对埃及棉花的进口价大大高于世界市场价格，使得西方市场对于埃及变得失去了诱惑力。在大量囤积棉花之后，苏联拥有着抛售棉花扰乱西方市场、骚扰美元帝国正常经济秩序的能量。美国扛着维持世界市场秩序的负担，而苏联的市场游击战，搞得美国无比抓狂。高价收购的棉花，再由高价出售的工业设备利润加以弥补，苏联的经济小算盘打得并不亚于美国。

在叙利亚，苏联的工程师们开始忙着测量整个国家，为未来援建的飞机制造厂选址。苏联的石油专家们已经在为东北沙漠地区的石油开采作最后准备。更令中东人开心的是，苏联准备在该地区安装核反应堆，为将来的核电厂提供大笔卢布贷款[16]。

不仅苏联在行动，而且东欧国家也在紧跟苏联的卢布扩张战略。捷克为埃及建设了非洲最大的军火生产体系，在开罗近郊铺开了非洲最大的陶瓷生产企业的工地。在也门，苏联的工程师们正在建设红海最大的现代化港口，这是也门历史上第一个大型公共工程。在苏联的协调下，中国也没闲着，帮助修建了贯穿也门萨那至荷台达的公路。

在约旦，则爆发了卢布与美元的直接对抗。自英镑的势力于1957年撤出之后，美元则了留下来。但是美国对这么小的约旦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始终举棋不定。而对于苏联而言，苍蝇肉也是肉，只要能撬开美元区在中东的任何一块领地，就意味着卢布能够多一个滩头阵地，未来总有机会将这些分散的卢布根据地连成一大片卢布区。约旦自己有个雄伟的工业化梦想，而圆这个梦的钥匙就是一个连通全国的交通大动脉。就在美国犹豫之际，南斯拉夫和波兰带着卢布杀了进来，约旦在苦等漫长的美国审批援助贷款的流程中，最终耗尽了耐心。卢布区再下一城。

亚洲在美元与卢布的争霸中，地位举足轻重。亚洲不仅地域辽阔，人口多达世界的四分之一，而且还有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欧洲殖民地体系，其资源种类丰富，原材料富甲天下，既是美国防范英镑区死灰复燃的战略重点地区，又是抗拒苏联卢布经济渗透的前沿阵地。美国从战后重建开始，对亚洲地区可谓不惜血本，已大举砸进10亿美元的援助巨款。美国不仅提供经济援助，而且向亚洲国家开放本国市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国家紧紧绑在美元区之内。到20世纪50年代中，亚洲成了名副其实的美元占领区。难怪国民党撤离大陆后，美国发出“谁丢掉了中国”的惊呼，其实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谁丢掉了美元帝国的中国版图”。

当苏联人缓过战争恢复阶段的经济困难之后，50年代中开始在亚洲地区大举发动卢布攻势。仅仅在1955～1958年的三年中，苏联就向7个亚洲中立国大举投入6.5亿美元的卢布援助[17]，这还不包括向中国156个重点工程投入的3亿美元，其三年投入的经济资源已接近美国十年总投入的3/4。从中国到北朝鲜，从东南亚到阿富汗，到处都是苏联专家和工程师们的身影。

中立的印度，成为美元与卢布在亚洲争雄的主战场。尽管苏联投入的资金规模不及美国的一半，但苏联成功的卢布影响力运作却大大抵消了美元的实力。在印度最大的比莱钢铁公司，计划完工后的钢产量将达到100万吨，占印度全国钢产量的1/5，雇员人数高达5万人，这也是印度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扛鼎之作。美国人出钱最多，但给印度人的印象却是苏联人是这项工程的主要功臣。原因在于，大批苏联工程师进驻工地现场，他们不像美国专家那样对艰苦的生活条件牢骚满腹，工资待遇只有美国人的一半，但他们却热情耐心地帮助印度同行们尽快掌握和消化技术难点。在大多数情况下，苏联工程师并不是根据合同要求，仅仅提供咨询建议，而是直接上手与印度人一起干具体的工程细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苏联在突破美元围困的攻势中，调动了最大的潜力和主动精神。

卢布并不仅限在欧亚非发动了对美元的“反围剿”作战，而且还将“黑手”直接插到了美国的后院——中南美洲。自从门罗宣言之后，中南美洲被美国划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苏联对美国后院下手较晚，同时也更隐蔽。为了不激烈地刺激美国，在更多的情况下，苏联的意志是通过捷克与波兰援助来体现的。1958年，当智利总统准备善意出访美国寻求更多市场机会时，美国却冷冷地甩下一句，即将开始对铜制品的进口恢复高关税，而铜却是智利贸易的生命线。美国不讲情面，迫使智利总统取消了访美计划。智利的贸易面临巨大的危机，此时，苏联与东德出现得恰到好处，他们大量购买智利的铜制品，并暗示更多的订单还在后面。虽然苏联并没有承诺未来一定会采购，但已经在智利激起了巨大的苏联热潮。这是苏联玩影响力杠杆的高明之举。

当阿根廷迫切需要1500万桶石油，而又囊中羞涩没有美元向美国采购时，又是苏联扮演了扶危救困的白马王子，它不仅答应出售石油给阿根廷，而且还低于国际市场价格。没有美元？不要紧，苏联接受原材料支付，而阿根廷正愁原材料卖不动呢。苏联简直成了阿根廷的大救星。

阿根廷的邻居乌拉圭正面临经济破产，它最大的出口产品羊毛，被美国对羊毛的特殊高关税逼得无路可走。同时，美国在粮食市场的倾销，害得乌拉圭的农业身处水深火热之中。而乌拉圭急需的石油、现代工业设备和交通基础设施，却由于没有美元而无法购买。乌拉圭痛斥美国人搞鬼，在即将大选之际，美国试图扳倒现任政府，换上更加亲美的人来掌权。苏联人此刻又如观音菩萨般降临了，它先是采购了1800万美元的羊毛，支付的不是卢布而是硬通货英镑，接着又卖给乌拉圭125万桶石油以解燃煤之急，而且还是低于国际市场价[18]。乌拉圭人举国欢呼苏联人够义气。

紧接着，在巴西再度上演了一出大戏：大选前，巴西首要出口商品咖啡突然滞销，库存大量积压，外汇收支急剧恶化。咖啡对于巴西，正如铜对于智利，羊毛对于乌拉圭的意义一样。而这些大宗商品的定价权都掌握在美国手中，如果中南美洲哪个国家的总统不听话，美国只需通过经济手段，就足以使该国经济急剧恶化，在大选中败下阵来。但苏联进来这么一搅和，美国的好戏纷纷砸了场子。巴西与其他中南美国的国家一样，富有各种农产品和原材料，但缺乏石油和美元，一旦贸易收支逆差，国内经济顿感窒息。苏联还是老办法，石油换巴西的咖啡、可可、棉花和原材料，一举扭转了巴西的经济困境。而此时巴西甚至尚未与苏联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自此以后，巴西开始对苏联热情高涨。

外交的目的，就是扩大一国的势力范围。而所谓的势力范围，就是该国货币能够到达的流通域极限，在此范围内能够有效地影响当地的经济和政治。在国际关系中，从来不存在单纯的政治影响力，有的只是以政治面目体现出的经济影响力，也就是货币的实力！

经济援助和卢布外交，已成为苏联对付美元帝国的大规模杀伤武器。

「粮食困局，高速工业化的恶果」

卢布对美元最具冲击力的时期就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战后成功而迅速的经济复苏，为卢布版图的大规模扩张创造了条件。但是，苏联经济的好景却不长，进入60年代后，苏联的经济增长逐渐乏力，制约了卢布的扩张势头。美元与卢布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而80年代美元则开始发动了决定性的反攻。

苏联经济首先暴露出问题的领域就是农业。一个占地球陆地面积高达1/6的庞大帝国，仅有不到三亿的人口，居然在60年代以后的大多数年份，不得不依赖越来越多的粮食进口才能养活自己，这的确是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俄国并非无法自给自足，事实上，俄国直到20世纪初，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占据了世界粮食出口总量的45％。而苏联1980年以后，却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占世界粮食进口总额的16.4％[19]。60年代中期是苏联粮食问题开始恶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的确，20世纪30～50年代是苏联经济发展的黄金30年，倾全国之力搞工业化获得了非凡的成功。用丘吉尔对斯大林的评价来概括就是，“苏联在他上台的时候仅仅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而在他去世之际却是一个装备了原子弹的世界超级大国”。但是，极度的倾斜发展必然隐藏了极度的增长隐患。

曾任俄罗斯政府代总理的盖达尔，曾这样概括苏联的农业问题，“集体化，剥夺农民迁徙、选择工作和居住地点的自由，强迫从事无偿劳动，必须依靠个人副业养家糊口，这一切都无异于恢复了农奴制。差别仅仅在于，国家并非充当了农奴主之一，而是变成了唯一的老爷。在拥有监控和实施暴力的现代手段的条件下，在缺少道德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坚信，较之对工业基础建设投资的增长，农村所发生的事情无关紧要。所有这一切都突破了农业社会特有的向农民索取资源的最大限度，而将资金从农村向城市实行再分配的规模之大，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如果农村的劳动是强制性的，如果劳动变成了某种形式的劳役地租，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恢复俄罗斯文学中所描绘的俄国废除农奴制以前的劳动道德标准。”[20]

“只有傻子才爱干活”，正是这种苏联农村劳动道德标准的真实写照，人在为自己和自己家人干活时的热情与为公家打工所表现出的慢怠，已经在许许多多的国家和社会中反复地被验证了。懒惰懈怠的工作态度，二等公民的社会待遇，微薄的收入水平，迫使农村人口中最具文化、最有能力、最身强力壮的劳动力，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奔向城市生活，这种“鲤鱼跳龙门”的冲动和压力，使得农村丧失了最具生产力的精华。

在工业革命时代，一个国家最关键的发展，要看工业技术扩散的规模，而进行工业技术扩散的核心要素，就是人才。只有人的创造性参与，才能将技术、设备、资金、原材料整合成最终的产品。在苏联工业化的过程中，它成功地关注了工业技术扩散的效应；而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却忽视了农业增长同样需要技术扩散，而实施农业技术扩散的，必须是同工业人才同等优质的农业人才，才可能产生同样的投资效益。大批农业人才的流失，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造成了苏联农业问题无法用加大投资来缓解的困窘。

在美国或西欧，农场主与城市人口之间，并无阶层地位上的差距，也并不存在收入上的明显鸿沟，选择从事农业或者定居城市，往往取决于个人的生活志趣偏好，因此，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素质使之能够承载资本高投入所期待的高回报。

当苏联政府明白过来不能再继续剥削农业时，工业的积累也具备了反哺农业的能力。苏联政府从60年代初开始逐年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力度，从1960年农业投资占苏联经济总投资的14.3％，增加到1980年的20.1％，由于经济总规模的扩大，对农村的投资规模无论是绝对数字还是相对比例，都已经达到相当惊人的水平，但苏联的粮食却在多数年份无法满足国内需求。1960年，苏联尚可出口部分粮食，而到1970年却不得不进口220万吨，到1982年剧增到2940万吨，1984年更达到4600万吨！

正如安德罗波夫在60年代所说：“农业尤其糟糕，今后再也不能容忍连国家都养不活、年年不得不进口越来越多粮食的情况了。再这样下去，我们很快就要饿着肚子过日子了。”1963年，由于农业歉收，苏联的外汇又严重不足，苏联不得不出售372.2吨黄金，在国际市场上买粮食。苏联一次就损失了黄金储备的近1/3，赫鲁晓夫视之为奇耻大辱。到1965年，苏联不得不再次出售了335.3吨黄金来购买粮食，这回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再往后就越来越麻木了。

为什么苏联的粮食会出现如此巨大的亏空呢？导致这一局面的直接原因就是30年代的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工业化使得人们的工资收入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对于食品供应的数量和质量要求也随之提高，特别是对于肉、蛋、奶等高营养价值食品的追求，导致更多的粮食被畜牧业的饲料所挤占，这使得粮食短缺问题更加恶化。

60年代中，国营商店的平价肉就失去了踪影；70年代初，各大城市排队等待购买食品的现象日益普及；80年代连凭票供应的食品也难以搞到。这一切，严重破坏了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再加上分配中出现的各种特权现象，更加重了大众的不满情绪。

一方面，苏联工业化造成农业经济长期不振，粮食无法自给自足；另一方面，畸形工业化挤压了轻工业部门的资源，难以生产出在国际市场中有竞争力的产品，无法换回外汇。结果，为了缓解粮食短缺的危机，苏联不得不主要依靠出口石油来换得硬通货。

终于，苏联将自己的经济软肋暴露给了虎视眈眈伺机下手的美国。

「石油峰值，苏联跌向深渊」

苏联历来是石油和黄金的主要生产大国，由于黄金的年生产量不足以支撑缺口越来越大的粮食逆差，石油于是成为苏联的最后一条换取外国粮食的希望之路。没想到这条路却是一条美元伏兵埋下绊马索的绝路！

苏联的工业和农业都严重依赖石油，这使得苏联原有油田的生产能力仅能满足国内和援助卢布区内卫星国们的需求，所以无法大规模出口创汇。

1960年西伯利亚大油田的发现，就成为苏联通往粮食富足和政治稳定的美梦的起点。在整个70年代，西伯利亚的石油如同上帝的恩赐，将源源不断的财富塞进了苏联的国库。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与黄金的脱钩，严重震撼了国际市场，美元严重贬值加速了黄金和石油价格的飞涨。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更使得石油价格如脱缰野马一般狂飙直上。苏联就如同中了头奖的暴发户，花不完的银子，享不尽的荣华。石油美元暂时填补了粮食赤字的巨大亏空。在预期油价未来将无限美好的幻觉中，苏联开始了与美国进行核武器的对峙，强化军备竞赛，进而陷入了阿富汗战争的泥沼。

70年代是卢布最后一次与美元势均力敌的较量。当美国收服了沙特等石油输出国，定好了石油美元的基本国策，然后采用了高利率撒手锏，制伏了通货通胀和美元危机两只猛虎之后，美元的困难终于扛了过去。

美国终于腾出手来，准备收拾卢布了。

1977年3月，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给美国政府递交了一份秘密备忘录《即将来到的苏联石油危机》[The Impending Soviet Oil Crisis（ER 77-10147）]，在备忘录中，CIA指出“苏联石油产出的峰值将于80年代初来到，在下一个十年（指80年代）中，苏联会发现它自己的石油产量，非但不足以向东欧和西方提供目前规模的出口，而且还不得不与欧佩克国家竞争自身的石油供应。这标志着目前的情形（指苏联石油贸易巨额顺差）将发生逆转，对西方的石油出口占据了苏联40％的硬通货收入。”备忘录明确提出：“当石油产量停止增长，甚至在此之前，苏联的国内经济和国际贸易关系就将受到深远的影响。”[21]

CIA的备忘录依据的是石油峰值理论。“石油峰值”说源于1949年美国著名石油地质学家哈伯特发现的矿物资源存在着所谓“钟形曲线”的规律。哈伯特认为，石油作为不可再生资源，任何地区的石油产量都会达到最高点，达到峰值后该地区的石油产量将不可避免地开始下降。1956年，哈伯特大胆预言美国石油产量将在1967～1971年达到峰值，以后便会下降。当时美国的石油工业蒸蒸日上，他的这一言论引来很多的批判和嘲笑，但后来美国的确于1970年达到石油峰值，历史证明了他预测的正确性。

正是由于70年代初美国石油峰值的到来，才使中东两次石油禁运对美国经济产业强大的杀伤力，其程度远远超过美国政府的想象。如果以美国市场经济的高度弹性尚且难以抗拒石油短缺所造成的巨大冲击，那么苏联封闭而僵化的经济体在石油危机的影响下，将必然会面临更加沉重的打击。特别是由于石油出口对于苏联粮食供应的重要影响，可能使石油成为一种严重破坏苏联政治稳定的战略武器。

重要的不是“石油峰值”理论是否正确，而是美国业已认识到该理论不仅能够影响市场预期，而且这种预期能为美国所利用，去实现自身重大的战略目的。

80年代初，当里根政府上台后，CIA备忘录明显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政策选择思路，这就是利用石油战略来打击苏联脆弱的经济平衡和政治稳定。

1979年，苏联为了取得从陆地进入印度洋与美争霸的道路，同时为了获得波斯湾丰富的石油资源，悍然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一周之内即控制了阿富汗全国主要城市及交通干线，切断了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伊朗边境上的主要通道。面对苏军强大的压力，中东各产油国无不心惊胆战，它们开始急速调整与美国的关系。

1981年4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秘密访问沙特。凯西曾在二战中从事对德国的经济战工作，成效斐然。双方开始策划如何利用石油武器对付苏联。

1985年，苏联的石油开采量在历史上首次开始下降，美国等待已久的苏联“石油峰值”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在美国的授意下，沙特宣布石油开采规模扩大两倍以上，立刻引发了石油价格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暴跌，苏联石油出口创汇的收入随即跌入了深渊。对东欧各国的石油援助无法持续，外债深重的东欧马上陷入了经济衰退和政局动荡。苏联数千万吨的粮食进口希望化为泡影，社会食品的极度短缺加剧了人民对政府的愤怒；已大规模铺开的新建设摊子，由于没有外汇难以进口外国的设备而陷入瘫痪，再加上阿富汗战争的巨大消耗，财政收支严重恶化；为支持新建设所借来的大规模外债，苏联陷入了难以偿还的窘境；军工复合体为了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所急需的资金，突然没了着落，导致军方不满情绪激增。

苏联在内忧外患、债台高筑、财政濒危、众叛亲离的险恶环境之下，已经滑向了全面的政权危机的边缘。

「美元痛下石油匕首，卢布含恨魂归西天」

1971年之后，美元的本位制已经从名义上的黄金转向了实质上的美国国债，而卢布则是从30年代开始一直采用了黄金名义下的“计划本位制”。

在美元的世界里，一切经济活动的本质，都是由一系列交易所组成，而交易的发生，就是货币与商品换手的过程。因此，货币深深地植入了经济活动的一切领域，正是商品交易产生了对货币的需求。

在早期的简单交易中，买卖双方基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原则，交易规模的扩大与货币的增长同步发生。此时，金钱呈现“刚性”特质，金钱的背后代表着已经存在的商品，其主要形态就是金银。随着交易距离的扩大，买卖双方出于对运输和方便性的考虑，逐渐接受了赊账的方式，由此产生了商业信用，即交易已经发生，金钱尚未支付。商业信用起到了替代金钱促成交易的作用，这种延期支付的体现形式就是商业汇票。随着商业信用规模的扩大，商业汇票与金钱共同形成了促进商品交易的货币供应，货币日益体现出“弹性”特点。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时代——商业资本主义货币信用的主要特征。

工业革命的兴起标志着资本主义第二个时代——工业资本主义的来临。工业技术带来了商品生产的爆炸式增长，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周期长、规模大，为争夺资源和市场所爆发的战争，产生了对货币的更大需求，工业信用、国家信用、商业信用与金钱一同构成了更大规模的货币供应，来促进工业时代巨大的商品交易过程。由于工业与国家信用都是一种未来支付的承诺，而且时间比商业信用跨度更大，因此，货币供应中的“债务成分”更加突出。

但是，苏联所建立的计划经济模式，从制度上否定了私有制，也就间接排斥了商品交易的理念。卢布的需求，不再源于交易，而是计划的产物。

如果由国家来统一制订经济各部门的生产计划，这种计划足够精确，而且足以涵盖所有经济活动细节的话，那么，生产部门所创造的一切产品，将正好满足消费领域的需求，经济活动将如时钟一般精确无误。货币的本质就是促进交易，如果交易各方所需的产品数量和种类，事先都已被全部计算清楚了，那么交易的本质就成了以物易物，货币仅仅是统计交易发生的计量单位。

基于计划经济的理念，卢布是严格根据经济活动的事先计划，由国家银行创造并直接被塞进经济运转的链条中，不是作为一个主动的参与者，而是作为一个被动的记录者而存在的。卢布所统计的只是产品周转的总量。

从发行的角度来看，卢布是一种典型的“计划本位”制货币。

30年代初，当苏联完成计划经济模式后，在金融领域首先废除了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实施了银行直接信用，因为商业信用是企业之间的“私下交易”行为，这种交易所产生的信用扩张效应，干扰了计划经济对产品周转的精确计算。同时，政府废除了旧经济组织之间的商业票据流通，使得国家银行成为企业非现金结算的唯一机构，这是考虑到从前的商业票据结算组织在票据清算过程中，将迫使企业沉淀相当的资金用于结算准备，这些散落在计划之外的货币，同样会干扰经济时钟的准确运转。1931年，国内各经济部门的资金陆续集中到国家银行的清算账户上，国家银行正是用这笔钱进行了73％的短期贷款。

在计划经济模式下，货币与银行的功能大大萎缩，形成了“大财政、小银行”的格局。苏联除了国家银行之外，只保留了四家长期投资的专业银行，央行基本上成为一个超级出纳，负责货币发行、短期贷款、结算等简单业务。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银行体系对国民经济长期投资增加1倍，短期贷款增加1.4倍，结果，工业生产量同期增长1.3倍，商品交易总额增加1.4倍。卢布与经济的时钟基本同步。

可是，随着经济体系的进化，产业类别逐渐增多，相互关系日益复杂，计划的难度呈几何倍数地迅速飙升。苏联的国家计委仅仅为最重要的产品作出计划，也至少要制作2000种产品的复杂平衡计划表，其他下属部门则据此再计算出20000种产品的详细计划，然后逐级下达[22]。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变数层出不穷，企业面临的现实困难千奇百怪，计划的制订者们根本无法为经济活动的所有细节提供相应的预测，更谈不上监督所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了。而企业关注的焦点只是完成计划，缺乏改善工艺、提高质量、增加利润和强化竞争力的基本动机。

在斯大林时代，计划就是法律，完不成计划的后果与犯法无异，处罚、判刑，甚至枪毙都有可能，因此，计划执行的纪律性有着相当的保障。但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政府的权威性下降，计划的执行变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过程，经济时钟的运转变得越来越不准确。

计划失效，不仅体现在计划本身的难以执行到位，更在于对经济内生的进化特质无法作出事先有效的人为安排。

麻烦的是，生产计划虽然频繁地出现难以完成的局面，而卢布却严格按照计划在进行投放。于是，经济活动中未完成的计划，体现为产品和服务的短缺，而货币供应根据计划的“精确扩张”，则产生了缺少实物对应的卢布过剩。苏联的通货膨胀，在初期并非以物价上涨的形式体现出来，而更主要的是以物资短缺为特征。从表面上看，苏联人的收入水平在增长，而在实际生活中，这些钱却买不到所需要的食品和消费品。同时，苏联缺乏金融市场的各种投资产品，使得过剩的卢布形成了更大的政治负担。

卢布的“计划本位”制与计划失效之间的矛盾，形成了苏联货币危机难以治愈的病根。

美元作为世界范围流通的货币，使美国得以有效地整合全球资源。国际贸易结算大部分采用美元，迫使苏联和卢布区国家必须出口石油和原材料，才能获得硬通货，以进口粮食和西方的技术设备。

美国在1985年苏联石油产量下跌之际，刻意压低世界石油价格，人为制造苏联外汇短缺，迫使卢布区国家向西方大举借债来满足进口需求。进口的刚性需求体现在，如果削减进口粮食，则会引发社会矛盾，激化政权危机；如果停止进口外国设备，就会拉大与西方的技术差距，从根本上削弱卢布区的经济潜力。更重要的是，苏联和东欧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不是源于技术创新所产生的竞争力，而是靠不断新建项目扩大生产规模所形成的膨胀力，大型项目需要引进庞大的国外进口设备，停止进口就意味着无法承受的巨大的投资浪费。即便是到了苏联财政穷途末路的1989年底，未完工工程的规模仍达到1809亿卢布，这些未完工工程在国家深刻的财政和货币危机的背景下，吞噬了财政收入的4/5。

苏联的石油收入危机，迅速波及粮食进口和财政平衡，财政赤字又引发外债困难和经济萎缩，进而导致苏联对卢布区国家的外援减少，促使各国内部的离心力增强。

美国对付苏联的“石油匕首”，正好一刀扎在卢布的要害上，甚至连美国自己都没想到效果会如此之好。

1988年，美国在苏联石油产量再度下滑之际，故技重施，这一次产生的却是致命的后果。

1988年，苏联和东欧的外债总额已达到2060亿美元，其总规模已达到即使不增加新的外债，仅仅是债务成本也会导致债务总规模的不断攀升。到1990年，为偿还外债本息，苏联就不得不耗尽能源出口的全部所得。

苏联丧失了石油援助的魔棒，自身深陷粮食危机，硬通货告罄，再也无力维持需要紧急救助的卢布区其他国家。树倒猢狲散，苏联苦心经营半个世纪的经互会解体了，与之同时崩溃的是苏联的半个对外贸易市场。卫星国们纷纷改嫁西方。

在经济危机之下的政治改革，弱化了中央集权的向心力，加速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原本高度一体化的内部经济所形成的统一市场，为苏联提供了经济周转总额的半壁江山，随着各国相继独立，连接苏联整体的经济血脉被人为割断，国内市场陷于瘫痪，经济最终彻底崩溃。

苏联，一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在饱受内在经济病痛的折磨中，在美元破坏性的外部打击之下，终于土崩瓦解了。

「参考文献」

[1] Edward S. Mason and Robert E. Asher，The World Bank since Bretton Woods，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Washington，D.C.，1973. p29．

[2] George F. Kennan，George F. Kennan Memoirs 1925-1950，Pantheon Books，New York，1967. p292-295．

[3] Michael Hudson，Super Imperialism - New Edition：The Origin and Fundamentals of U.S. World Dominanc，Pluto Press；New Edition edition（March 21，2003），Chapter 6．

[4] Ibid．

[5] George F. Kennan and John Lukacs，George F. Kennan and the origins of Containment，1944-1946，Universiy of Missouri Press Columbia，1997. p9-10．

[6] Armand Hammer，Hammer，G.P. Putnam's Sons，New York，1987，Chapter 12．

[7] [英] 毛里斯、柯立斯，《汇丰银行百年史》，中华书局，1979年，第109页。

[8] 徐向梅，《俄罗斯银行制度转轨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第33-37页。

[9] Armand Hammer，Hammer，G.P. Putnam's Sons，New York，1987．

[10] Carroll Quigley，Tragedy and Hope：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Our Time，The Macmillan Company，New York，1966. p392-402．

[11] League of Nations Treaty Series，Volume 19 327L 1923．

[12] Wheeler-Bennett John，The Nemesis of Power，London：Macmillan，1967，p133．

[13] Ibid．

[14] Michael Hudson，Super Imperialism - New Edition：The Origin and Fundamentals of U.S. World Dominanc，Pluto Press；New Edition edition（March 21，2003），Chapter 6．

[15] Howard K. Smith，The Rubble War：A Study of Russia's Economic Penetration versus U.S. Foreign Aid，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Inc，1958．

[16] Ibid．

[17] Ibid．

[18] Ibid．

[19] E.T.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四章。

[20] Ibid．

[21] CIA，Intelligence Memorandum：The Impending Soviet Oil Crisis，March 1977．

[22] 徐向梅，《俄罗斯银行制度转轨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第四章 合纵连横，欧洲货币的崛起与困惑

• 德国工业险遭“阉割”，罗斯福之死挽救了德国！

• 马克变天，苏联变脸

• 煤钢联盟，欧盟与欧元梦想的摇篮

• “欧洲之父”身后的“影子政府”

• 美元从稀缺到过剩，金权的天平向欧洲倾斜

• 欧洲美元，一片金融的新大陆

• 货币同盟：欧洲整合的起点，还是终点？

• 黄金大决战

• 1971年美元“篡金自立”，建立美债帝国

「本章导读」

今天，欧元的问题令人眼花缭乱，欧债的问题此起彼伏。中国人需要拯救欧元吗？美国金融家对欧元是何种态度？欧元会解体吗？我们会看到一个欧洲合众国吗？人民币到底应该的欧元和美元之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人们的困惑往往对于历史纵深缺乏了解，研究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死记硬背已经过去的人和事，而是在这些过往的历史经历中寻找活着的智慧。

要洞察今天的欧洲，就必须知道过去的德法；要知道欧元的未来就需要回顾欧洲货币联盟的起源；要明白今天欧洲央行的举措，就不得不单独研究德国央行的来龙去脉。

二战后的欧洲一直存在所谓的影子政府，没有他们的推动就不会有今天的欧盟和欧元，欧元的诞生不是欧洲整合的结果，而是建立世界经济的手段，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目前我们看到的欧元或欧债危机，都是建立这个合众国所必须经历的过程。

美国对于“欧洲合众国”（至今为止还为完全实现的）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态度完全不同，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力支持到，到逐步防范。美国需要利用欧洲的力量围堵苏联，美国同样需要欧洲市场的力量来促进出口，但前提是欧洲必须是听话的小跟班。戴高乐正是不满于美国的霸道，才可以联合其他国家攻击美元，最终掀翻了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

1971年之后，世界货币进入美元本位时代。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全汇兑本位制一样，美元本位制同样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

历史是今天的现实，现实则是明天的历史！着眼于现实就是为了塑造明天的历史。

「德国工业险遭“阉割”，罗斯福之死挽救了德国！」

1945年，就在战争即将结束之前，有一件事情一直困扰着罗斯福，这就是战后究竟如何处置德国，才能确保未来“美利坚治下的永久和平”不会遭遇德国再度崛起的挑战。

无论是曾经的英国霸主，还是后起的美国领袖，在保持他们统治下的世界秩序时，最担心的就是像德国这样蒸不熟煮不烂，而且脑后生有“反骨”、极具爆发潜力的“和平破坏者”。从1914年到1939年的25年里，德国两次挑战世界秩序，两次都让全世界伤筋动骨，罗斯福不得不仔细掂量，会不会有第三次呢？如果前两次拖垮了大英帝国，第三次可就是冲着美国来的了。一战之后，德国被戴上几乎永远挣脱不了的战争赔偿枷锁，《凡尔赛条约》严苛的限制更是紧紧地绑住了德国军事工业的手脚。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德国竟然用了仅仅20的时间，就再次打得英法老牌殖民帝国满地找牙，想起来就令罗斯福心惊肉跳。

在罗斯福的战后设计中，大英帝国将被肢解，而苏联会是美国的贸易伙伴，而这个爱闹事的德国呢？最好是进行“工业阉割”，永绝后患。正如曹操当年在白门楼擒住吕布，吕布大叫绳子绑得太紧，曹操回道：“缚虎不得不急也。”在罗斯福的授意下，财政部长摩根索制订了“摩根索计划”，将德国的重工业基础彻底摧毁，使德国经济退回到100年前的农业时代。

罗斯福1945年4月突然去世后，杜鲁门总统和一大批反对罗斯福战略的人，联手推行战后的“修正主义”，颠覆了罗斯福的战后方略，开始步步紧逼苏联，迫使斯大林放弃了与美国合作的希望，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主导下的美元体系，从而被逼上了冷战的道路。

谁是美苏对抗战略的主要推手呢？显然是英国！丘吉尔始终是反苏的急先锋，因为他明白，如果罗斯福执意要肢解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的话，那么英国的势力将被压缩回英伦三岛，世界霸权谈不上了，甚至连欧洲盟主的地位也难保。简单地说，英国将被彻底地边缘化。如果将苏联树成了美国的主要靶子，用苏联置换德国的位置，那么英国就将成为美国最重要的盟友，英国的利益就好商量了。

丘吉尔的如意算盘是借美国之手铲除德国，接着就像一战之后那样，再逐渐排挤美国的势力。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凭借庞大的英镑区资源，英国最终会缓过气来，到那时世界照样还是大英帝国的天下。至少在1941年，丘吉尔看到的战后世界应该是朝这个方向发展的。

罗斯福岂能看不透丘吉尔肚子里的小九九。1941年8月13日和14日，此时美国尚未参战，罗斯福与丘吉尔在阿根廷讨论《大西洋宪章》时，双方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焦点就是英国的帝国特惠制所形成的英镑区。罗斯福之子艾略特·罗斯福对双方争论的记录栩栩如生：

〖丘吉尔严肃地说：“英帝国的贸易安排是……”

罗斯福立刻打断了丘吉尔，“是的，帝国特惠制就是一个例子。那些在印度和非洲，乃至整个近东和远东的殖民地人民，（正是由于帝国特惠制）仍然处于目前的落后状态。”

丘吉尔的脖子涨得通红，探出身子质问：“总统先生，英国目前并不打算讨论帝国体系内的特惠制问题。贸易使英帝国强大，这一政策应该继续，这也是英国的部长们开出的条件。”

罗斯福慢慢地回答道：“你看，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是不同的。我坚信如果我们要取得稳定的和平，就必须促进落后国家的发展……而18世纪（殖民主义）的办法肯定行不通……无论你的部长们建议什么政策，那种从殖民地掠夺原材料，而拒绝提供给当地人民回报的办法是行不通的。20世纪的方式是帮助那些国家进行工业化……”

丘吉尔恼羞成怒地咆哮起来：“你指的是印度！”

罗斯福淡定地说：“是的。我不相信我们能够进行一场反抗法西斯奴役的战争，同时不解放被落后的殖民政策所奴役的全世界殖民地的人民。”[1]〗

事后，罗斯福教导自己的儿子：“我们要从一开始就向英国人表明，我们不打算做那个‘爱帮忙的查理’，被英国人用完就永远抛在脑后的傻瓜。”

罗斯福明显感到他的对英和对苏政策一直受到国务院的强烈抵制。1943年底他曾这样透露了自己的疑惑：“我发现许多次国务院的人试图藏匿给我的信息，或是拖延，或是阻拦，因为这些职业的外交家们并不认同我的看法。他们应该去为丘吉尔工作。事实上，长久以来，他们确实是在帮英国人……6年前就有人建议我彻底清洗国务院。它太像英帝国的外交部了。”

罗斯福死后，英国人得逞了！杜鲁门在国务院势力的推动下，终于将苏联锁定为美国的头号敌人。

德国人却意外地获得了重生的机会。从1945年到1946年，美国驻德国的占领军正在陆续执行“阉割”德国工业的“摩根索计划”，涉及被拆除的工厂多达1600余家，军事基地被美军装好了炸药，沉闷的爆炸声此起彼伏；大量工厂正在被拆除，设备被运走；汉堡的码头，克虏伯的军火产业，奔驰的汽车工厂，容克的战斗机生产线，IG法本的化学基地，甚至整个鲁尔工业区都危在旦夕。摩根索计划远比盟军的重型轰炸机对德国工业的摧毁更加彻底。

1947年，美国对德国的政策发生了突变。拆除德国工业设施的工作基本叫停，甄别原政府官员中纳粹分子的“去纳粹化”工作，转变为吸纳第三帝国统治精英进入新政府的选拔程序，对德国战犯的惩罚被大大弱化了，克虏伯等军火大佬们被特赦，沙赫特等金融骨干被包容，马歇尔援助计划的滚滚美元将替代摩根索摧毁德国工业的阵阵硝烟。

那么，在饱受战火摧残的德国，特别是在盟军连续大轰炸的断壁残垣中，德国到底还剩下多少工业实力呢？

盟军在进行对德国的战略轰炸中，将轰炸的主要目标锁定在交通运输方面，而不是德国的工厂本身。这是因为希特勒已经将德国工业的生产能力进行了充分的疏散，最后只需要集中组装就能使军事装备有效地投入战争。盟军发现分散轰炸成本过高，效益极差，而只要炸瘫德国的交通运输系统，就能阻止德国军事工业的最终输出能力，而这些交通目标是显而易见和容易摧毁的。

据美军轰炸司令部的估计，轰炸使德国钢铁生产能力遭到破坏的只有6％，煤矿减产仅2％，焦炭4％，机器制造15％，金属加工机床被破坏了6.5％。1945年12月12日，伯思斯坦上校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一个小组上报告说：“德国工业75％安然无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很容易恢复的。”

以大众汽车为例，希特勒曾高度关注“国民汽车”项目，甚至亲自参与设计了“甲壳虫”汽车，它们在战争中并未大量生产，但耗资20亿马克的工厂规模及设备先进程度堪称世界之最，它比福特汽车公司的战时工厂还大50％。

1939年底，大众公司完成了第一阶段80％的厂房、机械和设备投资。尽管德国政府从财政上全力支持该项目，但如此巨大规模的投资仍然显得财力不足，政府不得不强制要求1/4的德国人每月支付25马克来分期购买尚未生产的“国民汽车”。到二战结束时，33.6万德国人已经预付了26.7亿马克，却没有拿到一辆汽车，因为大众被迫转向军用汽车的生产。以这样惊人的投资所兴建的超大型工厂，在整个欧洲甚至包括美国在内，都是企业家们难以想象的。

盟军的战略轰炸对大众巨型工厂的破坏被大大高估了，生产能力的损伤并不严重。盟军没有拆除这家工厂，结果，大众的汽车生产能力迅速恢复。它在1946年和1947年平均每天生产近30辆“甲壳虫”汽车，1950年每天已经超过300辆，1955年为1000多辆，而到了1960年底达到整整8000辆。此时，大众汽车已向美国出口了近50万辆汽车。如果没有这座战前就投入巨资、历时5年兴建的现代化厂房，德国人不可能在战后几年内修建如此规模和装备精良的工厂。无论是马歇尔计划，还是牛歇尔计划，没有德国积累多年的强大工业实力，所谓经济复兴根本无从谈起。

摩根索计划对德国工业的伤害并不严重，主要是美国占领军要承担修复城市基础设施，清理废墟，救助平民，维持秩序等繁重的日常工作，还没有腾出足够的人手来拆除德国的工业设施。据估计，在1600多家上了黑名单的工厂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工厂遭到了无法修复的损伤，大部分企业在几个月的维修之后，即可投入正常生产。最终，德国工业被拆除的部分不及生产能力的1/10。

这样，德国在战争中和战后，保留了大约70％的工业实力，从生产组织体系到工程师和技术工人都未受重大损失，他们在吃饱了肚子，补充了原材料库存，有了足够的能源供应，只待订单的出现，就随时可以开动机器设备，重新生产出技术先进、质量优异的工业产品。

这才是德国复兴的真正基础！

在德国经济走向正轨之前，还需要解决一个迫切的问题，这就是货币的困境。

「马克变天，苏联变脸」

当美、英、法占领了德国西部地区时，苏联则控制着德国的东部，四个大国分区管制德国领土，首都柏林为四方共管。苏占区是德国传统的粮食供应基地，东德地区的日常生活还算过得去。由于美国的步步紧逼，冷战的阴云已经逐渐笼罩在德国的上空，苏联为了反击美国的咄咄逼人，开始紧缩东德向西德的粮食输出，这下西部地区陷入了艰难的困境。

1946年2月，凯南在莫斯科病床上起草的“冷战电报”，不仅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刮起了对抗的旋风，连带着德国人也跟着挨了饿。鲁尔工业区工人每天的食物定量仅1000大卡，不到正常标准的一半。1946年的冬天又是20世纪最寒冷的冬天，在冻饿交加的日子里，德国人终于体会到了列宁格勒人民长达900天被饥饿与寒冷围困的滋味。

如同苏联1921年初的情况一样，1946年的德国市场上商品奇缺，甚至连商品短缺的原因都一样，这就是基本生活用品的配给制和严重的货币贬值；同时，货币贬值更加重了配给制的困难。在战后的经济短缺中，商品与食物之所以从货架上消失得干干净净，并非是由于它们已不复存在，而是被人囤积居奇。所谓居奇，就是追求暴利，而在货币严重贬值的环境下，居奇者将绕开货币，直接进行物物交换，以获取最大的利益。

于是，黑市成为了配给之外最活跃的交易方式。

在西德，粮食毫无疑问是最稀缺的商品，与饿着肚子相比，一切财富都是浮云。受战争伤害较少的农民，家中尚有余粮，自然成为黑市交易的大赢家。城里的富人和中产阶级蜂拥而至，他们用家中的金银财宝、油画，甚至家具和衣物，来换取面粉、鸡蛋、肉类与黄油，农民们突然奢侈地用起了金贵的瓷器、高档的家私。而城市中的黑市同样极为发达，连盟国占领军也兴致勃勃地投身到人气旺盛的交易之中。美军的物资由政府提供，而这些香烟、肥皂、刮胡刀、咖啡、罐头、巧克力都成为市场中的抢手货。在这些商品中，以香烟最为夺目，它具备了通货的接受度高、流动性好、易携带、易分割、高度均质的特点，在帝国马克形同废纸的时代，开始正式充起当货币的角色。美军自然成为这一最稀缺的货币商品的居奇者。他们以一美元一条香烟的价格从军队供应社购买，在市场上可换到价值上千帝国马克的各类金银珠宝。

美军以廉价的香烟换取了德国人贵重的莱卡相机和三角钢琴，这与今天美国用比香烟更不值钱的美元纸片，来换取各国宝贵的商品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当年，美国占领军竟然有些不好意思了，毕竟这种掠夺式的交易，使得纽伦堡对纳粹战犯庄严的审判，看起来更像是胜利者们的分赃。

要在德国重新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显然无法依靠“香烟本位制”，而帝国马克又已彻底丧失信用，所以币制改革就成了重中之重。仍然同苏联1922～1924年的货币改革思路一样，要用更加稳定的新货币去取代旧的货币，但当年苏联有5000万英镑的黄金储备打底子，切尔文和金卢布以少换多，顺利地取代了苏维埃纸卢布。麻烦在于1948年的德国，经济早已破产，黄金没有，美元未到，第三帝国倒是留下了大笔国债，其数额高达1939年德国GNP的400％！

1948年的货币改革，再度面临着1923年沙赫特所遭遇的窘境，新的马克改革将再度唱一出货币储备的“空城计”，不过这一回的总导演换成了美国人。美国人在货币领域的造诣已在德国人之上，所以他们没有去请前德国的“经济沙皇”沙赫特。美国人制定的方略包括三个法案，这就是货币法案、发行法案和兑换法案。

通过“货币法案”，建立德意志马克（DM，Deutsche Mark）的法定货币地位，以取代帝国马克（RM，Reichsmark）；“发行法案”奠定了西德联邦银行（Bank Deutscher Lander）的中央银行地位，1957年后，变为大名鼎鼎的德意志联邦银行（Bundesbank）；“兑换法案”则需要解决新旧马克的兑换比率，以及执行细节。

货币改革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以什么样的新旧马克兑换比率最合适。美国人翻出德国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表进行了一翻研究，发现在1935～1945年的十年中，德国的现金流通量和活期储蓄的总额（Ml）增长了500％，而战争导致德国GNP同期下降了40％，这意味着在货币超发了5倍的同时，市场上的商品和服务总量却缩水了近一半，里外里算在一起，货币对商品与服务的比例出现了接近10：1的超发规模。因此，如果将物价指标定在1935年的战前水平，货币流通量需要缩水90％，所以美国人决定将新老马克兑换率定在1：10。

关键的问题在银行系统。银行好比一个扁担，一边挑着老百姓的储蓄，另一边挑着放出的贷款，储蓄对银行而言是一种负债，因为当人们取钱时，银行有义务提供足额的现金。贷款才是银行的资产，贷款会产生利息收入，银行因此而赚钱，赚来的钱成为了银行的资本金。银行家们就像挑夫，资产与负债要两头平衡，口袋里装的是自己的资本金。经营好了，就从资产那头取些银子放到自己的口袋里，要是亏损了，就从口袋里抓出一把银子放到负债那头去。总之，扁担两头始终要平衡。货币改革之后，储蓄那边10个旧马克换1个新马克，缩水了90％，扁担失去了平衡，因此，放贷那边也得缩减，比例相同才行。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大问题，银行的放贷在战争中很多是借给了纳粹各级政府，现在这些政府都没了，贷款也无法收回，结果是负债多而资产少，银行的扁担无法平衡，这意味着整个银行体系可能因资不抵债而破产。美国人说，不要紧，给纳粹政府的放贷全部作废，中间出现的资产窟窿由未来新成立的联邦政府的国债充抵，保证大家的扁担平衡，口袋里还有些余钱。于是，美国人与银行家皆大欢喜。

按照要求，老百姓必须在限期之内将全部旧马克现金存到银行储蓄账户中，过期作废。银行家们将每个储蓄账户一分为二，一半的储蓄以10个旧马克换1个新马克立刻兑现，另一半要等90天后视物价情况再决定怎么兑换。另外，为了保证商业和生活的正常进行，占领军当局向德国人提供日常生活所必须的新马克，每人可将40旧马克按照1：1的兑换率换取新马克，雇主为每个员工可换到60新马克的基本生活费。

看不懂奥妙的人，可能会觉得这套办法很公平，其实，这里面掠夺财富的学问深了去了。

德国的富人和有产阶级，其主要财富形式是股票、房地产、金条、珠宝、油画和其他形式的实物资产，而穷人和中产阶级的主要资产全在银行储蓄里。你要是富人，恭喜你了，你的购买力不会因货币改革而受损，如果你是工业家或大商人，借了银行的巨额贷款，购置了土地、房产、商品或原材料，那么更要恭喜你了，你的负债已经减少到10％，其他部分将由穷人帮你偿还。如果你是穷人和中产阶级，抱歉了，你的财富绝大部分被转移给富人了。在市场商品、房地产和资产价格很高的情况下，货币改革一把抢走了穷人和中产阶级90％的购买力，实际上这是一次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通过掠夺穷人和中产阶级来增加富人的财富。

难怪沙赫特闻讯大叫狠毒：“这是蓄意破坏德国的社会结构，造成的后果比1923年的超级通胀更加邪恶……这是一种包藏祸心的企图。”不知老沙是不是因为参与谋杀希特勒被纳粹打入大牢，没收了家产，只剩下退休金的储蓄，才如此痛彻心扉。

在执行过程中，占领军当局为了迫使囤积物资的企业向市场尽快出售产品稳定市场，因此只为企业提供了相当于发放给民众17％的新马克，这一招的确起到了增加市场供应、巩固新马克信用的作用。

当新旧马克兑换完成后，货币流通总量缩减了93.5％，与设定目标略有偏差。

很多人将1948年6月的货币改革和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看成是德国经济起飞的主要原因，其实，现代工业体系的复杂程度并不是像摆地摊自由交易那样简单，市场原则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就可建立，但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却需要漫长的积累。自由贸易的经济环境决不可能替代生产力经济的基础。

德国工业奇迹的根本原因是其强大的工业基础实力尚存，货币稳定、市场经济和马歇尔计划则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即便具备了这些条件，经济奇迹仍需强有力的外部机遇。1949年，德国再度出现了38％的严重通货膨胀，迫使新成立的中央银行紧急刹车。到1950年初，德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严重恶化，美国不得不率领经合组织（OECD）对德国进行救援。真正促使德国经济崛起的强大外部机遇还是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持续三年的巨额军用物资订单，才启动了德国工业机器的满负荷运转，最终将德国经济推入了高速起飞的轨道。否则，德国工业只能依靠本国和欧洲市场的缓慢复苏。

1948年6月20日，当美国人正式在西部德国启动新马克时，苏联立刻意识到美国试图单方面分裂德国的意图。尽管西德尚未成立联邦政府，但新的货币和新的中央银行已经标志着新的政府即将产生。

至少在此之前，苏联对美国仍然存在着合作的幻想，在经历了4年残酷的战争之后，苏联急需休养生息，没有能力也没有欲望去再次投入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斯大林并非一个想在全球搞“输出革命”的狂热分子，而是冷酷的现实主义者。斯大林的一贯主张就是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与托洛茨基恨不得全球一起爆发革命的思维有着本质区别。斯大林也支持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但出发点是为给苏联创造更大的战略安全缓冲区，而并非在全球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现实主义使他认识到，在西方更为先进和发达的生产力优势面前，苏联必须在战略上采取守势，先自保，再发展，而后图强大。

罗斯福对苏联采用怀柔策略，斯大林则报以合作态度；罗斯福承认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就答应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斯大林始终将苏联的国家利益放在了社会主义的使命之上。他在20世纪20年代出资3000万金卢布资助蒋介石北伐，并培植西北军冯玉祥的势力，就是为了削弱中国北方的亲西方军阀和东北亲日的张作霖，缓解苏联远东所面临的帝国主义压力。在1918～1921年苏联国内战争期间，日本和西方帝国主义军队正是从东部打进了西伯利亚，对苏维埃政权的生存构成了巨大威胁，这一凶险的景象在斯大林的脑海中仍然历历在目。他在支持国民党的同时，却始终压制共产党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就是担心破坏了他的整体战略。张学良兵谏蒋介石，斯大林从中国抗战能够拖住日本，而使其无力北进的考虑出发，力主放蒋回南京。即便是到了解放军即将渡江解放全国的前夕，斯大林仍然在意当年对罗斯福的承诺，建议中国划江而治。

斯大林如此冷酷的现实主义，使他并不想成为挑战美国霸权的急先锋。但是，斯大林却也不是消极的防御者，他坚信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在杜鲁门步步紧逼之下，苏联的防御本质体现在强硬的进攻态势之中。

德国的货币改革，事先并未同苏联达成共识，这种单方面的行为破坏了罗斯福与斯大林所达成的默契，如果任由杜鲁门胡来，将使苏联在东欧越来越被动。因此，斯大林必须对杜鲁门给予迎头痛击。

对于美国在西德开始发行新马克，苏联立刻发出抗议照会，指出西方实行单独币制改革旨在分裂德国。当西德开始发行新马克时，旧马克在苏占区仍是法定货币，于是旧马克铺天盖地地涌入东部德国，苏占区人民的储蓄顷刻化为乌有，通货膨胀立刻飙升，市场秩序大乱。几天后，苏联驻德军事长官索科洛夫斯基宣布，苏占区和大柏林区实行币制改革，发行东部德国的带有特殊标志的马克，以保护苏占区经济免遭西方占领区币制的破坏。德国出现了两个占领当局发行的两种马克，国家的分裂已成必然。

就在美国进行西德货币改革之后的第四天，苏联宣布了震惊世界的“柏林封锁”计划，从1948年6月24日起，全面切断西德和柏林之间的水陆交通。在具体做法上，苏联留有余地，仅切断水陆交通，从汉堡、汉诺威、法兰克福通往柏林的3条空中走廊仍保持畅通。

德国的货币战争，终于引发了真正的冷战。

「煤钢联盟，欧盟与欧元梦想的摇篮」

1949年5月柏林危机结束后，德国经济开始加速运转，此时一个越来越紧迫的现实困境制约着工业生产的急速扩张，这就是德国工业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出现了巨大缺口。

德国的工业能源主要依赖煤炭，同时工业发展又急需钢铁，没有煤炭和钢铁，德国工业就不可能发展，而煤钢主要来自德国鲁尔和萨尔两大地区。萨尔早在1947年就被法国夺走，鲁尔又成了法国急于下咽的肥肉。但是，美国人不能允许站在冷战最前沿的德国出现经济崩溃。于是，各方利益妥协的结果就是鲁尔工业区由盟国成立的IAR（International Authority for the Ruhr）共管，由它来制定德国能够得到多少煤炭和钢铁份额。如此一来，德国经济的命脉就被死死地卡在法国人手中。

德国当初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尽快成立自己的联邦政府，没有政府，不结束占领军主宰德国一切事物的局面，德国的一切发展就无从谈起。而法国将鲁尔共管作为同意联邦德国建国的重要条件，德国人不得已只得被迫接受。随着德国经济实力的日渐壮大，德法之间的矛盾逐渐被激化。人们仿佛再度闻到了一战之后德法紧张关系的气息。

法国对德国的忌惮之深，根源就在于1870年以来的70多年时间里，法国三次被德国入侵，而且从来没有单凭自己的实力打败过德国。法国的工业革命起步远比德国更早，但由于频繁的革命和战乱不断地打断法国工业的发展，致使德国工业后来居上。德国人的严谨刻板似乎比浪漫随意的法国人更适合于从事大工业严密、复杂而精确的运行工作。虽然两次大战的结果都是法国人以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者自居，但在经济上，法国很快再度成为德国的手下败将。法国再也没有拿破仑时代叱咤欧洲大陆的雄心胆略，如果没有英国和美国的同盟，法国人与德国这头猛虎做邻居，时刻都会提心吊胆。

法国极力支持永久“阉割”德国工业的摩根索计划，并且亲自操刀割去了萨尔与鲁尔两个心头大患。但是，随着冷战氛围渐浓，美国开始对德国更加倚重，反倒是看法国越来越不顺眼，特别是在法国盛行的“戴高乐主义”，更令英美反感。戴高乐主义的核心就是，法兰西的命运必须由自己操盘。

随着美国的政治天平渐渐滑向德国一边，法国单独面对日渐强大的德国感到越来越吃力。法国必须想出一个周全之策，既能永绝战争后患，还能有效地控制这头猛虎。苦思冥想之下，法国人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这就是“舒曼计划”！

1950年5月9日，法国外长舒曼在记者招待会上，出人意料地提出建立一个“超主权”经济实体，将法国和德国的煤炭和钢铁生产能力置于该实体之下，共享资源，共同发展，共同管理，而且这一架构完全开放，任何欧洲国家都可以申请加入。这就是后来的“煤钢联盟”（ECSC，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由于煤炭和钢铁都是国家发动战争不可或缺的资源，而将煤钢交由超越德法国家权力之上的新实体进行管理，将从根本上消除双方发动战争的意图与能力。难怪舒曼欢呼煤钢联盟“将使战争不仅无法想象，而且在物质上也绝无可能”。

舒曼计划首先获得了美国的大力支持，为了对付苏联，西方阵营的德法重归于好，拔掉了欧洲未来战争的导火索，煤钢联盟所形成的共同市场，也有助于欧洲经济的复苏，整体上有利于美国的战略目标。1950年的美国，正是国力如日中天的时代，它此刻急的是欧洲经济复苏不够快，美国出口的商品不够多，欧洲抗拒苏联的实力太薄弱。美国还不曾想到60年后的欧盟及其货币欧元，将对美元构成什么样的挑战。

法德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民意也是一片叫好之声，本来法国民众在1950年已经普遍担心德法未来必有一战，现在一切云开雾散。德国人原本对法国强夺鲁尔和萨尔地区愤愤不平，法国人主动提出的煤钢联盟，一下子使德国人的心气儿顺畅多了。德法和好，使欧洲人对和平与繁荣的前景信心大增，只有英国在一边冷冷地旁观。

1951年4月，《巴黎条约》正式签署，煤钢联盟横空出世。除了德法之外，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荷兰也加入进来，形成了“六国命运共同体”。6年之后，六国在罗马又签署了《罗马条约》，在煤钢联盟的基础上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奠定了未来欧盟的基础。

煤钢联盟不同于任何一种以往的国际组织或者公司的形式，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超主权”。所谓“超主权”，就是主权国家将部分经济乃至政治的最终国家决策权，让渡给新的实体，而这一实体在相当程度上将拥有国家的性质。

煤钢联盟的权力机构就是“最高理事会”（High Authority），它由1名主席和8名成员组成，这些人虽然来自各国政府，但并不代表本国的国家利益，他们就职宣誓维护的是“共同体”的利益，而非国家利益。最高理事会可以行使三种权力：一是作出具备法律效力的“决定”；二是提出最终目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建议”，但各国可以灵活处理实现方式；三是表达不具法律意义的“意见”。

煤钢联盟还设有“共同议会”（Common Assembly），监督“最高理事会”。它的“议员们”必须经由各国选举产生，同样，这些人只“代表人民”，而不能“代表国家”。在类似三权分立的架构中，煤钢联盟还成立了自己的“仲裁法院”（Court of Justice），用以仲裁成员国不守规矩时发生的法律纠纷。

如果煤钢联盟与成员国之间发生争执，将由具备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来加以规范。这一形式的实质就是国中之国。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煤钢联盟，就不会有现在的欧盟，也不会有今天的欧元。正因如此，欧盟将5月9日“舒曼计划”的宣布日期定为每年的“欧洲日”。

其实，“舒曼计划”并非是舒曼的手笔，而是出自另一位高人，他就是被称为“欧洲之父”的让·莫内。

「“欧洲之父”身后的“影子政府”」

在法国的政治舞台上，总统到处有，总理满街走，仅仅是在法国第四共和国时代，1945～1957年短短的12年中，就出现过24届政府，平均每半年换一次。如此频繁和混乱的政治局面，很难想象政府会有能力和时间去推行任何经济战略。不过，在公众视线之外，一些真正运作国家大政方针的人往往并不是那么耀眼。让·莫内就是一个法国最重量级的战略运作高手。著名的煤钢联盟也正是在他的运作下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被后人公认是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总设计师。

莫内出身富商家庭，人脉资源丰富。早在一战爆发前，年仅20出头的莫内就在父亲的帮助下结识了许多重要人物。其中包括：

〖凯德斯雷爵士（Lord Kindersley）、英格兰银行董事、朗热兄弟公司的合伙人、哈德逊湾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朗热家族是最古老的投资银行之一，哈德逊湾公司更是世界最早的一批公司，曾在北美代表英王统治大片领土，其地位相当于东印度公司；

后任国联秘书长的德拉蒙德伯爵（Eric Drummond），英国上议院的领袖之一；

后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杜勒斯和中情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兄弟；

后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道格拉斯·第伦（Douglas Dillon），第伦家族在美国金融界也是声名显赫；

后任世界银行行长、美国驻德国最高军事长官、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会主席的麦克罗伊（John J. McCloy）；

还有就是美国最古老的阿斯特（Astor）家族成员。〗

可以说莫内结交的都是英美最核心的统治精英。一战刚爆发，莫内就被“重量级朋友”介绍给法国总理，年轻的莫内提出应该加强英法之间战略物资统一的调度与运输，于是被派往英国，成为国际物资供应委员会法国代表，常驻伦敦，代表法国进行组织协调。在英国与他共事的英国代表就是他当年的老朋友亚瑟·索特（Arthur Salter），后来他们又共同参与了《凡尔赛条约》的谈判和国联的创建，正是这个亚瑟·索特提出的“欧洲合众国”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莫内的人生轨迹，亚瑟·索特也是英国罗兹会社（Rhodes Society）的核心成员之一。

一战后，在凯德斯雷爵士的提拔下，年仅31岁的莫内就被任命为国联副秘书长，帮助打理秘书长凯德斯雷爵士的日常事务。国联本来就是罗兹会社一手策划出的产物，罗兹会社的终极目标是“将大英帝国的统治扩展至全世界；完善大英帝国向外扩张的体系；由英国国民对所有可资生存的地方进行殖民……在帝国议会实行殖民地代表制度，将分散的帝国成员统一起来，从而奠定永无战争，符合人类福祉的世界。”

罗兹会社在美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英帝国自治领地、殖民地和前殖民地遍设分舵。声名远扬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就是罗兹会社在美国的分支。罗兹会社在英帝国的各个自治领地不定期地秘密集会，统一规划部署，从幕后对政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施加影响，操控新闻、教育和宣传机构，首要目标是由英国以联邦的形式统一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国家，最终建立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实现“天下大同”。

莫内作为一个法国人，积极投身到英帝国的统一大业中，当然备受重视。他频频代表国联四处活动。1935年，受国联的委派，莫内来到中国，担任蒋介石的财政顾问，对中国的经济及财政情况进行考察。当时蒋介石正在进行法币制度改革，中国的银本位崩溃后，法币到底是倒向英镑还是美元，这是英美都非常关注的问题。结果蒋介石选择了脚踩两只船的策略。

就在莫内仍在中国上海之际，后来朗热兄弟的合伙人乔治·摩南（George Murnane）拉莫内入伙做生意，与瑞典的沃伦伯格家族（Wallenbergs），德国的博世家族（Bosch），比利时的索维斯家族（Solvays），美国的杜勒斯兄弟、洛克菲勒家族建立起商业往来。

20世纪30年代末的莫内，被认为是同时代最具国际人脉关系的法国人。

二战爆发后，眼看法国兵败如山倒，莫内向丘吉尔建议，将法英两国合并成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议会和一支军队，集两国之力对付德国。丘吉尔代表英国政府接受了这一想法，甚至当时走投无路的戴高乐也同意两国合并，但因法国总理贝当元帅坚决反对而作罢，后来贝当向德军投降，当起了维希政权的傀儡皇帝。法国沦陷后，他被丘吉尔任命为英国战争物资委员会的高级成员，前往美国求助。在美国，莫内又成为罗斯福的顾问，他建议罗斯福改变传统观念，不要根据已有的资源来决定需求，在欧洲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美国应该去寻找资源以最大地满足战争需要。为此，罗斯福开始了“胜利计划”的军事生产总动员，莫内在其中发挥了连英国人自己都难以实现的重要作用。战后，凯恩斯认为莫内使美国认识到了军事工业总动员的重要性，在1941年五六月份，莫内对英国的贡献是极其重要的。

在广泛的英、美人脉的基础上，莫内获得了马歇尔计划在法国监督实施的权力，戴高乐不得不借重莫内的人脉关系去打通美国的资源，并委派莫内制订法国战后的5年经济恢复计划。尽管戴高乐与莫内存在着国家主义和国际主义价值观的根本区别，但法国太需要美国的援助了。

战后初期，莫内沿着美国人的思路梳理出来的“莫内计划”，在对德国的问题上其实就是“摩根索计划”的翻版，主张彻底“阉割”德国工业。随着美国调门的转变，莫内开始筹划煤钢联盟的“舒曼计划”。当莫内兴冲冲地拿着“舒曼计划”来找英国当盟主时，英国的态度却非常冷淡。英国人心想，煤钢联盟将强化德法的利益关系，削弱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影响力，英国人没这个心情去成人之美。莫内不得已掉头回来支持法德主导煤钢联盟，并出任煤钢联盟第一任“最高理事会”的主席。

德法之间的核心人物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他们包括法国方面的前总理安托万·比内（Antoine Pinay）、法国情报部门的头头让·万雷特（Jean Violet）、莫内和外长舒曼。德国方面参加的有德国第一任总理康莱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原奥匈帝国的王储、哈布斯堡王朝的掌门人、泛欧联盟主席奥图·哈布斯堡（Otto von Habsburg），后来加入的还有与梵蒂冈银行关系密切的意大利银行家卡洛·培森提（Carlo Pesenti）。

洛克菲勒家族的掌门人戴维·洛克菲勒在自传中描述了这个比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更具争议性的欧洲核心圈子。“1967年10月，卡洛·培森提，一个拥有意大利许多重要公司的银行家……把我介绍给他的小圈子，在那里大家主要讨论欧洲当前的趋势和世界政治……让·莫内、罗伯特·舒曼和康莱德·阿登纳都是这个圈子的发起人……讨论用法语进行，通常我只是参加会议的唯一的美国人，不过有时这个小组在华盛顿开会时，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也会前来一起吃饭。培森提圈子的所有成员都是欧洲政治和经济整合的积极推动者。”

毫无疑问，莫内是这些人中最卖力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在煤钢联盟的“经济超主权”首战告捷之后，他又开始推出更大的动作，将欧洲各国的防卫也搞成“军事超主权”。一个主权国家，如果没了经济自主权，再没了货币自主权，最后搞得连国防的自主权也丢了，主权国家也就完蛋了。莫内搞的欧洲防卫共同体（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最终被法国的戴高乐主义者们否决了。欧洲各国仍然保留在国家之间的防卫合作层面上，这就是当时刚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

莫内干脆辞去煤钢联盟主席的职务，开始加倍努力地筹建一个相当低调的“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ACUSE. Action Committee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的组织。这一组织在与美国国务院的密切配合下，在幕后对各派组织强力游说施加压力，最终促成了1957年《罗马条约》的签署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诞生。

“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的副主席麦克斯·科斯泰姆（Max Kohnstamm），1973年成为洛克菲勒资助的“三边委员会”欧洲分支首任主席。

莫内圈子最终的目标非常明确，这就是建立一个“欧洲共和国”。这一“国际主义”的主张，势必同各国坚持主权观念的“国家主义”发生激烈冲突，如果在20世纪50年代就公开宣布他们消灭主权国家的政治主张，显然会激起欧洲各国从政府到民众的尖锐矛盾。所以，莫内圈子里的精英们只能悄悄地推动这一进程，在遭遇主权国家、社会民众的强烈反弹时，甚至需要借助重大的危机来“倒逼”改革，迫使各国政府不断交出工业、贸易、货币、财政、税收，乃至国防主权。

煤钢联盟仅仅是开了一个头，目前正在发生的欧元危机也不过是个“危机杠杆”，好戏还在后面。

这样一圈能量非凡的银行家、政治家、舆论家、学术家、情报家们所组成的超级豪华阵容，正在幕后不动声色地推动着光怪陆离的国际政治舞台的旋转，他们与台上的政治家们时而配合默契，时而磕磕碰碰，台下的各国百姓看得云山雾罩、激动疯狂。

难怪1969年美国《时代》周刊将莫内圈子称为“欧洲的影子政府”。

1963年12月，莫内被美国总统约翰逊授予“总统自由勋章”，以表彰他的“杰出贡献”。莫内于1979年去逝。1988年莫内的遗物被法国政府“请进了”先贤祠（Panthéon），世代享受香火。

「美元从稀缺到过剩，金权的天平向欧洲倾斜」

战后初期，美国贸易持续顺差，各国美元和黄金不断涌入美国，美国一度拥有高达世界黄金储备总量的2/3。美元源源不断地回流美国，而欧洲却陷入严重的美元短缺危机。这可愁坏了美国。

设计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目的，就是希望美元流出美国，涌向世界，在国际贸易的大循环中为美国带来潜力无限的财富和控制力。输出美元事关美国货币战略的全局，为此美国制订了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援助日本的道奇计划，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等众多经济重建计划。更为重要的美元输出手段，还包括了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汹涌而来的海外投资美元大潮，在资金匮乏的战后欧洲横冲直撞，攻城略地兼并资产，引发了欧洲人的惊呼。美元此时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一时间美元权倾欧洲。

20世纪50年代以来，欧洲经济正从战后的废墟里渐次复苏。马歇尔计划带来了滚滚的美元，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稳定的货币环境，煤钢联盟形成了欧洲共同市场，在这一切基础之上，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如雪片一般飞来的军品订单，使得欧洲经济开始满负荷高速运转起来。从1950～1953年，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耗资约300亿美元，虽然远比不上二战的规模，但也足以让欧洲和日本发了一笔小横财。

对于朝鲜战争的融资，美国并没有采用大幅增强税等传统办法，而是更多地采取了“印钞票”来解决。由于美元独特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美国在进行朝鲜战争时，再也不必像当年大英帝国在一战和二战中那样向美国大举借债，而是由美联储出面将国债“货币化”，向世界经济注入美元纸币，然后再竭尽所能地赖掉债务。

国债货币化所制造出来的大量“劣质美元”，开始随着美国在海外每年高达30亿美元的军事开支，以及跨国公司在欧洲的并购投资，而将通货膨胀的种子撒遍欧洲大地。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也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只要他持有美元，他就是为美国战争债务提供融资的倒霉蛋。

一切仿佛又回到了20年代，金汇兑本位制内在的双重信用创造的痼疾，在布雷顿体系下被扩张到了全球。正如1947年经济学家特里芬所发现的那样，美国向全球提供两种货币储备资产，黄金与美元，而且以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固定价格将两者绑死在一起，黄金供应慢而美元增长快。美元扩张的内在原因在于，当美元被输出到德国，德国将由于外汇储备增加而不得不增加马克供应；同时，德国又会自动将美元再存入美国的银行系统，而美国由于回流的美元可在本国进行再度信用创造。这一过程还可以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经济顾问吕夫，曾用更形象的例子来描述这一过程，美元反复的信用创造就如同“在舞台上行进的一队士兵，他们可以在台前幕后反反复复地出现”。结果必然是美元越来越多，流动性越来越泛滥，债务泡沫越吹越大，经济危机的后果越来越严重。20年代的金汇兑本位制所造成的债务泡沫破裂，导致了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五六十年代盛行的布雷顿体系所形成的美元泡沫，结局是70年代肆虐全球的美元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70年代后建立的美元本位制，在全球经过30多年的信用扩张和债务催生，最终导致的就是现在世界范围的主权货币危机！

由于金汇兑本位制的遗传毛病，美元的增长必然超过黄金，而维持美元与黄金之间的锁定价格，也就成为一个从逻辑上看根本无法持续存在的幻觉。特里芬在1947年发现的这一问题，在美元极度短缺的时代，在美国拥有世界黄金储备高达2/3的情况下，基本没有引起政治家们的关注。人们仅仅是把所谓的“特里芬难题”当做一个“有趣”的学术“脑筋急转弯”。

作为国际货币储备资产，美元必须持续不断地输出，以满足各国经济增长对本国货币扩张的需要；同时，世界经济的发展也要求美元输出的规模不断扩大，以保证国际贸易结算的进行。瓶颈在于当美元的输出规模大于自身的黄金储备时，就会自动引爆全世界用美元纸币去挤兑美国黄金储备的危机。

当60年代初，欧洲各国手中的美元第一次超过了美国的黄金储备总量时，美元在欧洲严重过剩的问题就变得异常刺眼。如何应付过剩的美元呢？欧洲60年代所碰到的问题，恰如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处境。

「欧洲美元，一片金融的新大陆」

美元从稀缺的宝贝，变成了烫手的山芋。面对日益膨胀的贸易盈余和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入所带来的大量美元储备，欧洲各国政府的选择，除了买美国国债，就是兑换成黄金了。但是用美元兑换黄金的行为，在美国人看来类似敌对行为，在欧洲除了吃了熊心豹子胆的戴高乐，其他人并不太敢公开跟进法国的做法。但是手持巨额美元，却坐困美国国债，欧洲国家怎肯甘心。

这时，银行家们灵光闪现，他们发现了一块金融新大陆，这就是欧洲的美元市场。所谓欧洲美元，最早就是指的流入欧洲并在那里四处游荡的美元，它们金额巨大，缺少监管。后来苏联、中东等国将石油出口收入的美元也存放在欧洲的银行体系，它们也构成了欧洲美元的组成部分。再往后，凡是美国境外的美元，统统被称为欧洲美元。

如此庞大的一笔“闲钱”，除了购买美国国债，获得很少的一点利息收入，竟然在投资方面处于走投无路的窘境！国际银行家西格蒙德·沃伯格决心要撬开这片广袤肥沃的金融新大陆。

西格蒙德乃是沃伯格家族的后起之秀，他主要出没在伦敦和纽约，曾担任华尔街最富盛名的投行“库恩雷波公司”的高级合伙人。20世纪上半叶，库恩雷波公司威名之显赫，堪比当今的高盛。沃伯格家族曾经人才鼎盛，笑傲华尔街。上一辈的麦克斯·沃伯格，乃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金融顾问，代表德国参加凡尔赛和谈，一战后主导德国财政金融大权，作为德国帝国银行的犹太人董事，在纳粹上台后曾与希特勒在中央银行对峙了5年；保罗·沃伯格，美联储的总设计师，美国金融政策的核心决策者之一；菲利克斯·沃伯格，也是库恩雷波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华尔街大佬之一；弗里兹·沃伯格，德国汉堡金属交易所主席，一战后期曾代表德国与沙俄秘密媾和。可以说沃伯格家族的势力遍布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

西格蒙德同样是欧洲一体化的信奉者，与莫内圈子关系深厚。作为国际银行家，资本自由流动是永恒的理想，减少政府干预是起码的主张。他在20年代就认识到民族主义在欧洲已经逐渐过时，甚至建议泛欧运动应该从裁军开始，将各国的军事主权集中起来，由一个仲裁法院来处置分歧。二战爆发后，他又到处活动，希望建立欧洲的政治同盟，将英法先联合起来，再建立以英国为核心的欧联邦国家同盟，这个同盟应将军事、货币、交通、通信等主权纳入一个“最高权威”的统一管理之下。

二战后，他曾力谏英国政府加入欧洲共同市场，并向莫内和阿登纳阐述应将伦敦作为欧洲共同市场的金融中心，在欧洲金融整合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当“煤钢联盟”建立后，他又主张由伦敦城来提供金融支持，可惜未被采纳。西格蒙德对莫内和阿登纳等人非常失望，“如果在战后的头几年，他们所领导的欧洲统一计划由伦敦作为其资本中心，他们后来一定会对英国感激备至。”在他看来，要进行欧洲的统一，唯一的出路就是从金融整合入手。

在对美国的问题上，他认为与美国的合作与欧洲一体化并行不悖，为了加速欧洲一体化，甚至可以借用美国的金融力量迫使欧洲的受援国放弃贸易壁垒。

与莫内等人相比，西格蒙德更具备银行家的专业深度。他看到了莫内推动经济整合的煤钢联盟的重大意义，并能从具体的金融运作入手去解决实际问题。他长期不懈地建议煤钢联盟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一方面扩大其资源和规模，另一方面吸引美国的私人投资者加入重建欧洲的进程。经过长期努力，他的想法终于开花结果，1957年、1958年、1960年和1962年，煤钢联盟先后在纽约资本市场发行了超过1.2亿美元的债券。

当欧洲市场淤积的美元规模越来越大时，西格蒙德猛然意识到，欧洲企业的美元融资为什么非要去纽约呢？欧洲美元不是近在眼前吗？

当欧共体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货币联盟之时，西格蒙德则在考虑如何将欧洲的资本市场进行整合。在纽约库恩雷波公司的第一线，他亲身体会到华尔街强大的金融辛迪加是如何组织协调大规模的债券承销的，但巴黎和法兰克福显然不具备这样的金融战略远见。

四次为煤钢联盟在纽约资本市场的大规模融资实践，坚定了西格蒙德在欧洲组建强大的金融辛迪加的信念。困难是显而易见的，欧洲各国虽有共同市场，但那主要是贸易市场，而不是资本市场。各国对资本管制和汇率调整的政策千差万别，货币金融的法律规定也各不相同，要在欧洲发行前无古人的美元债券，必须在法律上绕开如此之多的监管暗礁，才能实现在欧洲资本市场上的统一发行，这决不是件简单的事情。西格蒙德正在做的，其实是将整个欧洲分割的资本市场，联结成为一个共同的资本市场！

要建立一个以美元计价的欧洲债券市场，最重要的就是必须有足够的美元掌握在欧洲的手中，这一点在美国输出美元的战略中，已经由欧洲贸易盈余、跨国公司投资、美国海外军事基地支出来提供了。另外，大批欧洲富有的个人手中也有巨额美元存款，还有就是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外汇存款，由于担心在极端情况下会遭到美国银行体系的冻结，因而也主要存放在欧洲。这些美元分别掌握在大公司、欧洲商业银行、各国中央银行和国际组织（如国际清算银行）的账户上。

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些美元不直接存到纽约的美国银行户头上去呢？除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担心之外，美国大萧条时代保留下来的金融业的“Q条款”，严格限制了美国金融机构的利息支付上限，如30天短期储蓄利息支付不得高于1％，90天的利息上限为2.5％。

下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哪里开始欧洲美元债券的试点呢？西格蒙德首选了伦敦。这不仅是因为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历史，更是因为英格兰银行对于欧洲央行们谈虎色变的热钱，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政策。这些热钱，其存款时间较短，银行无法或不敢进行长期放贷，同时大进大出极易冲击外汇市场的稳定，故而央行们视之如洪水猛兽。但英格兰银行以国际银行家自居，哪有钱来了拒绝存款的道理？关键是如何处理好短存和长贷之间的矛盾。英格兰银行的应对之道就是建立国内与国际资本流动的防火墙，简单地说，就是类似“保税区”概念的金融特区，当然这是一个抽象的特区。英格兰银行规定，英国人不得购买外国债券，除非是严格意义上的“真实投资”用途的美元债券：在这一严格隔离的两个市场中，英国人所持有的英镑和外国人所持有的美元，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外国人尽可以在完全不受管制的美元资本市场上随心所欲，而这一市场的所有活动完全不会影响英国国内的资本市场。这种安排比较类似于中国股票市场上A股和B股分别面向本国投资人和外国投资人。

西格蒙德为了说服英格兰银行支持欧洲美元债券在伦敦的试点，也是采用了威胁加诱惑的方式。他声称如果英格兰银行不取消对外国债券投资收益的高额印花税，那他就将欧洲美元债券转到政策更宽松的卢森堡或其他市场去发行。但是，他又强调，一旦伦敦成为欧洲美元债券的中心，那源源不断的美元就会流向伦敦城，它将重新成为世界金融的中心。这后半句对英格兰银行来说实在是诱惑难挡。就在好事将成的时候，伦敦证券交易所又跳出来横插了一杠子，拒绝欧洲美元债券在证交所挂牌交易。如果不能挂牌交易，那债券在交易后的交割结算是个大问题。后来交易所作出让步，但坚持美元债券必须以英镑标价，而且还是以战前英镑对美元的汇率为准，债券的真实购买只能在卢森堡进行，所用美元必须从政府控制的外汇额度中申请。西格蒙德郁闷地质问，金融创新咋会这么难？

在选择哪家公司进行试点时，西格蒙德倾向于为煤钢联盟发行美元债券，这不仅是为了赚钱，更是为了他多年笃信的欧洲统一的梦想。在给英格兰银行的说明中，他提到：“这将是一个简单的美元债券，并不附带任何货币期权。对于英国的外汇管制而言，它是一种外币债券，英国居民将会支付额外费用才能购买。因此本国居民不会认购。不过，他们将在伦敦得到报价，这一价格将是整个欧洲市场的基础价，这样会鼓励他们通过伦敦进行交易。”

就在即将水到渠成之际，英国外交部又出面干涉，他们认为在英国被欧洲共同市场拒之门外的时候，在伦敦发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债券，帮助它们进行融资，显得不太妥当。英格兰银行倒是很支持，虽然债券并不是以英镑计价，但是交易是在伦敦进行，这不正说明伦敦又开始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了吗？

就在西格蒙德说服了英国监管部门，准备开张时，又碰到了新问题，欧共体的全体成员必须一致同意才能获得发行批准，但这一过程将耗时几个月。结果，第一单欧洲美元债券并不是西格蒙德心目中的代表作煤钢联盟，而是一家意大利的公司以1500万美元6年期债券，票面利息5.5％，发行价格为票面价值的98.5％，创下了首发记录。西格蒙德率领欧洲金融机构成功实现债券销售。从此，欧洲美元债券市场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

欧洲美元终于在美国国债微薄的收益之外，找到了一个巨大的投资空间。它的重大意义在于，欧洲人开始利用美元资源，借力打力，在发展自己的同时，并未落入美元国债的低收益陷阱，成为美国赤字财政融资被动的埋单者。这一点，对今天的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巨大美元储备，提供了一个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出路。

西格蒙德的尝试，使其成为当之无愧的“欧洲美元债券”之父。

「货币同盟：欧洲整合的起点，还是终点？」

在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莫内毫无疑问是推进欧洲整合运动的灵魂人物，他所建立的“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吸纳了欧洲众多的精英人物。在统一欧洲的活动中，莫内逐渐意识到经济一体化必须先行，而建立欧洲货币同盟则是撬动经济整合最强大的杠杆。

对于货币同盟，欧洲内部则存在着两种思路：一种就是莫内圈子极力主张的货币联邦，即各国交出货币主权，由超主权的机构执行各国经济发展统一的计划；另一种则是坚持搞货币联盟，各国只是建立稳定汇率的永久性机制，但货币发行大权仍然属于国家所有。从本质上看，这两种思路代表着欧洲内部的两派力量，货币联邦势力代表着欧洲的国际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废除各国主权，建立统一的欧洲合众国政府；而货币联盟的支持者则是国家主义的坚定信奉者，坚信国家利益是最终的价值取向。货币的国际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一直是欧元问题争执的核心。在今天的欧元危机中，这两种力量博弈的最终结果，将决定欧元的命运。

以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王朝存在着“遗传性的癌变基因”，这一点到60年代中已经显露无疑。美元不断贬值的破坏性冲击，构成了建立欧洲货币同盟的外部压力。在欧洲人眼里，美元已经从欧洲经济健康稳定的保护伞，蜕化为贸易动荡、货币危机的肇事者。1933年伦敦经济会议是美国与欧洲较劲的中心，现在仍然是双方难以破解的难题。欧洲经济要发展，货币稳定是前提。这是因为欧洲各国人口规模偏小，经济纵深不足，市场容量难以承载经济持续发展的压力，所以欧洲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共同市场的扩张就成了欧洲人最大的希望。但美元不负责任的政策，既威胁着欧洲人的外部贸易环境，又破坏了内部共同市场的秩序。欧洲人反复与美国人交涉的结果，得来的就是美国财政部长康纳利的一句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

美元贬值对欧洲造成的冲击，首先波及了德国。

1948年德国货币改革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中央银行制度，这就是德意志联邦银行的独立性模式。美英中央银行在本国都很难奢望的超越国家政权制约的理想，在战后一片废墟的德国终于有了一块理想的试验田。所以美英设计的德国中央银行，早于西德联邦政府的诞生，这一违反世界所有国家建国原则和先例的做法，就是为了确保德国央行彻底独立于政府。

德国央行建立之初，既无黄金也无外汇，信用仍是一张白纸。面对国内全面破产的银行体系，在新马克以1：10兑换旧马克的同时，必须彻底清理银行的资产。在纳粹德国统治时期，国民经济全面军事化，经济资源大幅投入战争机器，致使私人经济所需贷款甚少，同时德国战时经济实行配给制，人民有钱也买不到东西，这就造成了银行积累的居民储蓄无处放贷的窘境。银行无处放贷却又不能不放贷，否则银行就会失去收入来源而陷入亏损或倒闭，纳粹政府则充分利用银行的储蓄过剩，大量推出各级政府债券，银行在别无出路的情况下只能用人民的储蓄来购买政府债券，间接为战争融资。战后，德国纳粹政府没有了，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也就成了坏账。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央行规定凡是纳粹政府所欠银行的债务，一笔勾销。银行所蒙受的重大资产损失，由央行与未来的联邦政府分摊部分亏空，办法就是用央行发行的“平衡票据”（Equalisation Claims）来补充银行的资产损失。“平衡票据”类似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央票”，它以未来新政府的信用担保，由央行自身的利润来还本付息，而央行则相应减少向未来政府应上缴的利润部分。从本质上看，“平衡票据”就是用未来德国新政府的国债去置换纳粹政府的老债务，只不过在政府尚不存在的情况下，由央行代为发行而已。

因此，德国的中央银行和整个商业银行体系的资产，在战后初期是建立在纯国债基础之上的，1948年德国马克堪称世界上最纯粹的“国债本位制”。

其实，国家货币的信用基石，既不是金本位，也不是国债本位，而是“生产本位”！只要这个国家具备强大的生产能力，能够创造出丰富的商品和优质的服务，那么国家货币的信用自然就是强大坚实的。金本位或国债本位只是“生产本位”的一种象征形式！一个国家货币的实力，归根结底是由该国创造财富的能力决定的。

当德国满负荷地开动工业机器，巨大的社会财富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优质的商品海量涌进美国市场和欧洲共同市场，滚滚的美元和黄金则涌入德国的国库。1950年德国尚无任何黄金储备，仅仅用了6年时间，德国央行的黄金储备就轻松超过了历史上的黄金大国法国，同时还积累了巨额美元储备。

当德国马克被世人们啧啧称赞争相拥有的时候，德国的中央银行家们开始趾高气扬起来，他们以马克的捍卫者的身份出现，频频与德国政府发生争执，总理阿登纳曾高声抗议德国央行“是一个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既不需要对议会负责，也不需要对任何政府负责的机构……（货币政策的）铡刀却落到街头每一个人的头上”。阿登纳的愤怒是有道理的，马克坚挺的后盾不是央行的利率政策，而是千千万万的德国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所创造出来的强大工业实力。

由于德国工业的竞争力，美元开始大规模涌入德国，这里面既有贸易导致的顺差美元，也有外国直接投资对德国的偏好，同时还有日益膨胀的热钱也开始进入德国。60年代初，马克开始面临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为了维护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货币汇率稳定的要求，德国央行开始被迫“印刷马克”来买入大量流入的美元，以遏制马克对美元升值的压力。这与中国目前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而不得不增发人民币买入美元是同样的问题。由于马克增发形成了德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到底是以加息反通胀，还是以马克升值反通胀，引发了德国央行和政府的激烈争执，加息对经济不利，而升值对出口不利。1961年马克升值5％，修改了布雷顿体系，马克的崛起动摇着美元体系的大厦。

有一点需要明确，马克升值反应了德国工业实力的增长现实，布雷顿固化的汇率体系代表着1945年前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当德国经济从废墟中崛起为巨人之时，再用8岁小孩的鞋子给20岁的棒小伙子穿，尺码显然不会合适。但是，升值对德国的货币储备，特别是美元储备会造成相当程度的潜在损失，虽然在美元与黄金价格锁定的年代，这一损失并不会表面化。所幸的是，德国的货币储备中，黄金占的比重超过了美元，因此美元储备损失的程度会大大减轻。由于在30年中，德国马克的价值曾两次遭到摧毁，所以在德国央行的货币储备中，黄金始终占据着相当的份额。

但是，马克升值却在欧洲造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随着马克升值，荷兰盾也随之升值。法国和其他欧共体的国家开始担心共同市场国家之间的汇率动荡，将会影响区内的贸易经济平衡，最终破坏政治平衡。因此欧共体在1965年建议，欧共体的发展趋势必然需要形成一个货币同盟，先以汇率稳定为目标，再逐步过渡到欧洲单一货币。

由此引发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两派争议，以德国为首的一派认为，统一货币是个漫长的过程，各国经济的整合是前提，必须先有共同的贸易政策，共同的财政税收政策，共同的经济政策，共同的民生政策，才谈得上统一的货币。德国人并不认为超越主权的货币联邦存在着太大的可行性。以法国为首的另一派则坚持，货币整合就是经济整合的出发点，没有稳定的汇率就不会有欧洲经济的发展。其实双方争论的实质就是，货币同盟究竟是实现欧洲统一的起点还是终点，是手段还是目标。

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元贬值严重加剧，在急转直下的货币危机中，欧洲推进货币同盟的紧迫感大大强化了。

「黄金大决战」

法国除非站在最前列，否则就不称其为法国；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称其为法国。使法国伟大是我心中唯一的目标和我生命中最崇高的目的。

————戴高乐

1958年戴高乐上台，法国进入第五共和国时代。可以说戴高乐身上集中体现了法国人的特质：激情奔放、高傲冲动、充满理想主义的狂热。拿破仑时代以来，法国人的心理一直很不平衡，光荣与辉煌的时代似乎已经永远逝去，冰冷的现实则时时刻刻压抑着法国人恢复其伟大国家的渴望。法国是胜利者，却胜得缺乏荣耀；法国是强国，但强得不足以称雄欧洲。心比天高的戴高乐决心要重振法国的威风。

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毫不掩饰的国家主义倾向，使得戴高乐与莫内圈子毫无共同语言。欧洲人常拿莫内开玩笑，说他是“除在法国以外，最有影响力的法国人”。戴高乐与阿登纳重归于好，并不是出于莫内圈子所主张的“放弃法兰西的主权”去搞什么欧洲合众国，他需要的是一个法国领导下的强大欧洲联盟，目标是挑战美国的世界霸权，在这样恢弘的构想中，甚至苏联都是戴高乐准备用来制衡美国的棋子。在戴高乐的心目中，“欧洲联合将由法国和德国完成，法国是赶车人，德国是马”。

戴高乐最耿耿于怀的就是美英称霸世界的格局。在二战中，罗斯福不喜欢戴高乐，因为戴高乐也想自己牢牢地控制自己的命运，如果大家都像戴高乐这样，那美国还能去控制谁呢？丘吉尔也很讨厌戴高乐，即便是在逃到了英国的情况下，戴高乐那种傲慢、固执以及毫不妥协的倔强，丝毫不像在别人家吃白食的架势。而戴高乐则最痛恨盎克鲁－撒克逊人试图主宰法兰西的命运，特别是在雅尔塔会议上，戴高乐遭到英美的排挤，没有搞到这次重大会议的入场券，更使戴高乐骄傲的心受到痛击。

在戴高乐掌权后，两次将英国挡在欧共体的大门之外，英国首相痛斥“欧洲大陆国家已经集结成为一个气势汹汹的经济集团。拿破仑战争以来，这还是第一遭”。戴高乐则当着官员们的面嘲笑英国首相是“一个可怜的人，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他”。

对布雷顿王朝，戴高乐更是从心眼儿里往外地看不惯，凭什么盎克鲁－撒克逊人的货币在那里当柱子戳着，而其他货币只能看着它们的脸色行事？只要能将美元掀下马，哪怕惹上一身剐。戴高乐不仅这么想，而且也是这样干的。

经过1957～1958年两次法郎贬值，法国的出口好转，美元储备激增。戴高乐在高参吕夫的指点下，已经瞧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命门死穴就是黄金，只要抓住这个要害往死里打，美元的江山必然坍塌。到那时，群雄并起，豪杰四出，法郎带领着马克、里拉等众兄弟抢上货币金銮殿，试看天下谁能敌？

从1958年到1966年，法国平均每年用美元储备向美国要求兑换黄金的规模高达400吨，法国的黄金储备重新超过了德国。其他欧洲国家在美国财政部的压力之下，不敢轻易要求将美元换成黄金，美国给出的理由是，这样会破坏世界的金融状况，美国的潜台词很明确，谁拿美元换黄金，谁就是破坏世界金融秩序的“潜在敌人”。当然，美国对法国的行为恨到了牙根儿里，只是一时拿油盐不进的戴高乐没办法。60年代初，美国强迫欧洲央行掏份子建立起了“黄金互助总库”，共同抛售黄金以稳住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底线。然而美元泛滥之势却有增无减。

1964年美国总统约翰逊上台之后，非但没有拿出削减财政开支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的具体办法，反而提出了一个耗资靡费的“伟大社会”计划和烧钱烧到手软的越南战争升级方案。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内容包罗万象，从创造美好城市环境，到治理污染；从向贫穷开战增加就业机会，到强化社会保险和救济；从普及教育，到公民权利；从开发农村，到修筑高速公路；从“抚育孤儿”，到关爱老人等115项立法。仅卫生、教育、落后地区发展三项经费拨款，就从1965年的81亿美元增加到1966年的114亿美元。越南战争的升级更是烧钱的无底洞，从1965年开始，美国飞机开始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同年3月8日，美军地面部队在越南登陆，加快了越南战争的步骤，到1968年越战高峰时期，越南美军人数多达53万人。本来一个“伟大社会”就将耗尽美国的经济资源，而越南战争最终竟耗资4000亿美元！约翰逊既选择了大炮，同时还要黄油。他自信满满地认为：“毕竟，我们的开国先辈就是一手拿枪打敌人，一手拿斧头建设家园，让全家温饱。”其实，约翰逊并不担心他的财政支出的来源，因为美国可以印钞票，让欧洲人去帮助美国埋单赤字。

美国财政毫无节制地花钱，最终激怒了戴高乐和所有欧洲国家。1965年，法兰西银行公然宣布，法国准备将所有新流入的美元储备和现有的部分储备，向美国政府要求兑换黄金。法国人以前拿美元兑换黄金，都是悄悄地做，不愿太让美国没面子。这一回，完全是当众抽了美国一记响亮的耳光。欧洲手持美元储备的债权国们，无不私下拍手称快。戴高乐还提出一项全球货币改革方案，加强黄金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作用，取缔美元和英镑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直接号召欧洲国家夺权。

在法国的视野中，英美占据大西洋两岸，同气连枝，互为犄角。欧洲集团欲破美元强敌，必先打垮英镑，断其臂膀。

而此时的英国，已是危机四伏。

战后，英国一直力图恢复英镑区的努力，却不断遭到美国的严厉打压。特别是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英国遭到了美国断然的金融制裁，彻底断了恢复殖民帝国的念头。

二战中，英国的殖民地向英国提供的大量出口，形成了巨大的英镑储备。美国人迫使英国在1947年解冻这些英镑储备，结果触发了严重的英镑危机，使得英镑信用扫地，前殖民地国家纷纷投靠美元。英国被迫再次冻结英镑储备，这笔巨大的英镑外债负担一直压得英国财政喘不过气来，只要世界经济稍有波动，英镑就会产生信心危机。从1948年到1982年，英国资本账户的赤字状况在34年中出现了32次，以至在战后各国工业设备更新、技术飞速进步的繁荣时期，英国却由于历史遗留的英镑储备、外债的压力和庞大的海外军事开支，始终处于资金拮据的状态，经济发展落后于主要欧洲国家。到1960年，英国的货币储备为10亿英镑，但所欠的英镑外债却高达30亿，到60年代末，外债更高达60亿英镑，成了欧洲经济中的“英国病人”。

法国不仅用黄金攻击伦敦的英镑储备，猛击英国的痛处，而且还动用法国国家传媒工具来削弱英镑。法国持续将英镑兑换黄金的做法，造成了美国等“十国集团”和IMF组织的贷款，用以保卫英镑的努力化为乌有。德国在关键时刻，拒绝发表声明支持英镑，理由是“德国各界坚信英镑应该贬值”。1967年11月，在进行了艰苦的3年英镑保卫战之后，英镑宣布投降，贬值达14.3％。英镑的贬值立刻刺激国际市场大规模抛售美元，抢购黄金。

1968年3月17日，美国苦心经营的“黄金互助总库”垮台了。3月底，数百万美国人在电视上听到约翰逊总统宣布他将不再竞选连任。同时，美国对越南发动的新年攻势也无疾而终。《华尔街日报》哀叹道：“欧洲的金融家们正在将和平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欧洲的债权人，已经迫使一位总统辞职了，这是美国历史上破天荒的事情。”

就在法国大获全胜，准备向美国的黄金储备发动总攻的关键时刻，一个突发的颇具戏剧性的事件扭转了整个黄金战争的进程。就在美国3月17日“黄金互助总库”垮台的5天之后，巴黎一所大学的学生们于3月22日突然占领校园，越来越多的大学陆续参与进来，并演变成了巴黎的“5月风暴”，整个社会一度瘫痪。

虽然人们不清楚事件的原因，但结果却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法国从美国运回的黄金，又被迫老老实实地还给了美国。连戴高乐本人最终也因此丢掉了总统的宝座。

“5月风暴”在外汇市场上掀起滔天巨浪，法郎被大规模抛售，引发了雪崩式贬值。5月29日，法兰西银行行长向美联储打电话求救，美国人回答：“美元怕是不好白借，法国不是有黄金储备吗？可以卖出换美元啊。”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法国人愿意以35美元的平价卖给美国财政部，美国其实极度短缺黄金，而且黄金价格正在上扬，美国财政部却要求法国人降价10％。其实，IMF和其他许多买主当然都愿意以35美元的价格买入黄金。双方最后达成妥协，美国财政部以35美元价格出钱购买，法国人在巴黎向IMF交割黄金，IMF在纽约把自己的黄金交给纽约美联储银行。1968～1969年，法国被迫以这种方式向美国平价出售了9.25亿美元的黄金。

法国人几年来拿着美元储备挤兑美国黄金的活儿算是白干了。

「1971年美元“篡金自立”，建立美债帝国」

尽管法国人的黄金攻势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法国在全世界掀起的黄金挤兑巨浪，却埋葬了美国一手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王朝。

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关闭美国的“黄金窗口”，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从此，布雷顿森林体系成为了一个历时名词。

本来美国可以选择重估黄金与美元的比价关系，如同1934年罗斯福将美元对黄金贬值一样，有人曾建议，将美元贬值到72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以反应美元在战后25年来过度增发的经济现实，但是美国貌合神离地浅尝辄止。因为美国已经不再需要黄金这个名义皇帝了。

美元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世界货币，无论人们是否喜欢，也不管大家如何抱怨，布雷顿森林王朝都已经将美元深深地植入了各个国家的货币体系之中，人们越是挣扎，只会陷得越深，反抗越激烈，自己所受的反作用力也就越强烈。

25年来，美国成功地用美元将黄金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进行了割裂，除了中央银行之外，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淡忘了黄金而习惯了美元。用美元去置换黄金的“李代桃僵”之计，现在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时刻。

美元本位制取代金汇兑本位制，将对全世界产生的深刻影响，直到4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仍在咀嚼。经济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但是危机却如影随形，而且烈度、广度和时间都在逼近30年代的大萧条。世界已经认识到，今天的全球货币体系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

美元作为世界各国的货币储备，将导致美国国债成为事实上的全球储备核心资产。世界经济越是发展，各国货币增长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就越是饥渴；国际贸易越是扩大，对美元输出的压力也就越大。美元好比播种机，在环流世界的过程中，将美国国债的种子顺手插进各国的金融系统，这些种子会发芽会长大，债务的利息增长将带来更多的美元需求。美元和美债在相互需求中，将具有自我增长的内在刚性驱动力，直到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一个巨大的主权债务堰塞湖，压在了每一个的头顶，这时有人才会惊呼，这个债务堰塞湖是注定会破裂的！

当特里芬发现美元与黄金锁定的天然矛盾时，没有人在意，因为那是几十年后的危机，而不是今天的问题。当那一天提前来到时，人们却只得听天由命。

现在，当我们发现美元与美债同样存在着内在矛盾时，依然不会有人在意。但是，研究历史让我们明白，那一天终究会到来！

第五章 东方欲晓，中日工业化的角力

• 卢布援华，中国得到了苏联的“马歇尔计划”

• 大跃进与大衰退

• 人民币的“物资本位”，再次遏制了恶性通胀的蔓延

• 工业化的变轨与加速：中国错失了机遇

• 日本工业险遭“阉割”，麦克阿瑟大搞“土改”

• “倾斜生产计划”，带来了煤钢和通胀

• 道奇路线，日元投入美元帝国的怀抱

•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工业化的变轨与加速

「本章导读」

在当今世界的经济版图中，已逐渐形成了美、欧、亚三足鼎立的基本态势。有人说，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世纪则是亚洲的世纪，至少从目前全球的发展态势来看，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可能。

美国的困境在于经济，欧洲的危机在于政治，亚洲的问题在于历史。

中国与日本，恰如法国与德国，既是历史上的冤家，又是现实中的亲家。在战后60年的经济赛跑中，日本领跑了上半场，而中国则在下半场逐渐发力，目前双方处于相当接近的位置上。中国能够最终领先日本吗？还是日本在20年经济停滞之后，再度焕发奇迹般的爆发力？

这场竞赛，恰如战后20世纪50年代所出现的双方势均力敌的较量。

中国在接受了苏联24亿美元的援助之后，大规模兴建了156个重点工业项目，拉开了全面工业化的序幕。而日本则是在美国41亿美元的直接与间接帮助之下，开始了艰难的战后复兴。至少到50年代中期，双方的发展水平不相上下。日本工业化起步早，人才技术积累远在中国之上，但在战后一段时间里，日本政府丧失了政治经济的领导权，工业生产与对外贸易还在艰难的复苏之中。中国工业化的底子差，但苏联大规模工业援助的技术与新设备，18000名苏联专家对中国的技术扩散更深入，因而50年代中国经济与世界水平的距离在急剧缩小。

中日之间经济赛跑的拐点出现在1955年，这是一种经济战略眼光的巨大落差，这一落差被中国自身的错误所放大，被日本充分利用世界市场的资源所强化。在60年代所出现的世界工业化的剧烈变轨与加速中，中国失去了20年的时间。

如果中国不希望看到历史的重演，那么就必须认真回顾当时的战略差距究竟是怎样产生，又是如何恶化的。

「卢布援华，中国得到了苏联的“马歇尔计划”」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不仅改变了欧洲的格局，同时也带来了亚洲命运的裂变。中国选择了苏联，而美国则决定对中国进行“经济流放”。

其实，对于中国而言，选择并不复杂。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中国必须寻求外援，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帮助中国进行大规模工业化的外部力量，就只有苏联和美国。在美国长期支持国民党政府，并已经同苏联开始冷战的情况下，指望美国能够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提供大规模工业化所必须的技术、设备、人才和资金，显然严重不靠谱。因此，苏联成为中国工业化唯一能够提供援助的外部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原殖民地国家，都已经非常明确地意识到，工业化是国家繁荣和强大的唯一出路。但工业经济要远比传统的农业经济复杂得多，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扩散，不仅仅是建设工厂、进口设备、购买原材料、组织生产和销售这样简单，它还涉及与之配套的巨大的社会工程，如能源电力、钢铁煤炭、设备制造、石油化工、电子工业、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商业贸易、银行金融、教育培训等诸多行业的同步发展，这种精确的大工业协调机制和复杂的贸易金融服务体系，大大超越了绝大多数农业国所具备的人力、物力与财力的基础。这也正是为什么二战以来的60多年中，真正崛起的新兴工业强国凤毛麟角的原因。

正如1949年2月，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在西柏坡与中共主要领导会谈后所形成的印象，他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写道：中共不知道应该如何制止通货膨胀，如何对待外国企业，如何在盐业、烟草和酒类方面实行国家垄断，也不知道如何对四大家族和大买办的资产实行国有化，如何对外贸实行垄断。中共领导人对一般政治问题、党务问题、国际问题、农民问题和经济问题，都“非常内行，很有自信”，但是对经营管理问题却“知之不多”，“对工业、运输业和银行的概念模糊”，对中国的企业和经济状况不了解，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做。总之，“他们处在闭塞的农村，脱离现实”。

在长期残酷的敌后游击战和远离大城市的农村根据地的发展历程中，干部的素质远远不能满足工业化的要求。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初，华北有150万党员，其中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在领导干部（区委和区委以上）中，将近50％的人没有文化或文化程度不高。仅仅是对领导干部的扫盲就需要2～3年时间，对普通党员则需要至少5年。

工业化技术扩散所需要的核心人才也严重短缺，国民党时代留下来的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少得可怜。国民党政府的中央科学院仅有13个研究所，科研人员207人，涉及的学科也只有物理、数学、生物、地质及人文科学。北平科学院下设9个研究所，仅剩科研人员42名。全国的地质专家不到200人，全国的工程技术人员总共不过2万余人，甚至在鞍钢这样的重点企业，也仅有70多位工程师，其中日本人竟有62人之多！即便是这些极端稀缺的人才资源，他们所熟悉的工业技术水准与战败后的德国相比，仍有几十年的差距。同时，与这些人才必须匹配才能使工业化机器运转起来的其他行业人才，如经济系统的计划、现代工业的生产组织、贸易金融的服务等专业人员就更加奇缺。很明显，人才瓶颈是中国工业化所面临的最大困难。

除此之外，工业化必须要求巨大的资本积累，而农业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所需的资本，只能源于农业积累和外部资金。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普遍存在外汇短缺的问题，就是因为它们必须以农业缓慢而微薄的自然积累，来交换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成本，而这个成本过于高昂。在工业化进程中，外汇硬通货的主要意义，就在于输入技术扩散所需要的设备和生产原材料。外国援助、外国投资、举借外债就是为了获得宝贵的技术扩散。

朝鲜战争在军事上，彻底扭转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国防大溃败的趋势，遏强敌于三八线上，巩固了东北乃至整个中国工业化的战略安全地带，从此西方列强彻底放弃了同中国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念头。朝鲜战争所形成的军事震慑威力，使越南战争中美军不敢越北纬17度线的雷池半步，使中苏交恶时强大的苏军不得不掂量再三，中国在随后60年的工业化中，一直享受着这一威慑所带来的和平红利。

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朝鲜战争使斯大林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中国政府的狐疑态度，对援助中国进行工业化的热情明显提高。周恩来曾说过：“斯大林到抗美援朝时才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毛泽东也认为：“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在50年代中后期，对中国国防工业，特别是导弹与核武器的实质性贡献，甚至超过了斯大林时代。

在中国50年代工业化起步阶段，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高达66亿卢布的援助，相当于16.5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对德国进行马歇尔计划所提供的援助总金额（14.5亿美元）。另外，在苏联的带领下，东欧各国向中国提供的技术设备援助共计30.8亿卢布。因此，中国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总共获得了大致24亿美元的工业化原始资本。

正是在这笔巨额工业资本的带动下，中国开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进程，在能源、冶金、机械、化学和国防工业领域，陆续展开了“156项”（实际完成150项）重点工程。原来预计用15年来逐步完成的私有经济向国有经济转化的进程，在外部资本大量进入的情况下，被大大压缩到了5年，这中间的利弊得失始终存在着争议。当然，这笔资金并非免费的午餐，中国必须以农业产品和工业初级原材料来进行交换。

作为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洗礼的农业国家，复杂的工业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优先次序、比例协调，对于中国来说，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许多似是而非的概念，种种稀里糊涂的判断，都亟待快速学习提高。对于非自然条件下形成的工业体系，计划显得格外重要。第一个五年计划自1951年2月开始讨论，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6人小组主持，历时2年多的反复研究和修改，才逐渐琢磨明白经济计划到底是咋回事，提炼出五年计划的核心原则。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忽略了军事工业在总投资中的比例，过高的工业增长目标对人才和物资的集中使用所造成的压力，工业的发展如何与中国丰富的手工业人力资源相结合，如何保证农业的粮食及农业原材料的供应，金融财政如何保证工业化与人民生活水平同步进展等重大问题。苏联此时已是计划经济的行家里手，在苏联计划专家的协助下，这些问题被陆续发现并进行了调整。

有了计划，只是明白了工业化需要去干哪些事情，哪些先干，哪些后干，什么样的投资比例算合适，工业部门之间的链条如何衔接等原则，但魔鬼却隐藏在实施的细节中。再好的计划，如果实施难以到位，最终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如果苏联没有1922～1927年与德国的工业合作，没有大批德国工程师和军工专家在苏联手把手地传帮带，斯大林想在10年内，把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强大的工业国，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苏联大批先进的技术装备陆续运抵中国，数万中国工程师面对着平生从没见过的复杂生产设备，完全陌生的生产工艺流程，恍如天书一般的俄文技术资料和图纸，不明所以的技术产品标准，严格的原材料要求和精确的配方，想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头两个大。要在短短的三五年之内，在上百个新建企业中，生产出高级合金钢、不锈钢、无缝钢管、喷气式飞机、坦克、大口径火炮、警戒雷达、汽车、拖拉机、万吨轮船、大容量成套火力和水力发电设备、大容积高炉设备、联合采煤机以及新型机床这些先进产品，真是谈何容易！毕竟这不是宜家家具可以手工组装这么简单！

但是，工业化的“魔鬼们”就躲藏在这数以百万计的细节之中。如果仅凭中国当时自有的工程技术人员，要逐一攻克各种技术难关，恐怕机器能动起来时，产品早就该淘汰了。

苏联在50年代向中国派出的18000名各行业的专家与工程师，他们对于中国吸收工业化的技术扩散居功至伟。在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中国首先感到不足的是设计力量。到1953年，全国总共只有78个设计单位，每个单位一般都不足500人，如此单薄的力量根本无法满足中国全面恢复经济和建设的需要。为了帮助中国进行全国电气化、钢铁发展远景和产品品种确定、机械工业调整和新厂建设、船舶工业及铁路运输、地质勘察等行业的规划工作，苏联就派出了多达47个规划专家小组。在156个大型工业项目中，可以常常看到苏联专家的身影，他们不仅是坐而论道式的“顾问”，更是亲自上手帮助安装调试的实干家，中国的工程师们正是在近距离的接触中，了解和发现了工业化的细节难题，及其解决之道。由于苏联专家对本国设备驾轻就熟，很多大型项目从开工到投产，速度惊人！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从开工到投产，只用了三年时间。难怪中央财经委得出的经验就是：“两年经验证明，由中国技术人员来设计的小工厂或小规模恢复改建工厂，在设计技术上的缺点弊病已经很多，浪费很大。而巨大复杂工厂的设计，一个也没有成功，都是半路回头再请苏联设计的。所以若干年内在中国高级技术人员未培养成时，聘请苏联设计组是一种迅速、省钱、又十分稳当的办法。”

由于苏联的对华援助中忽略了无形资产的价值，从而导致了中国从苏联所获取的真实技术扩散的价值被大大低估了。这些无形资产应该包括156个大型项目中，数十万项核心技术的专利费用，工业专家在解决技术难题时所创造的时间效益，设计专家在总体规划中所带来的整体综合效益，行业专家在重大发展战略上提供的决策效益，以及苏联专家在培训大批中国工程师和留学生时所形成的知识传播效益。这些效益包括，在石油工业方面，苏联专家否定了传统的中国贫油论，并传授了先进的油田勘探方法，使中国石油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倍；在电力方面，推广了16种先进施工方法，大大降低了成本，缩短了工期；在煤炭工业方面，使大批矿井寿命延长了20～40年；在钢铁工业方面，苏联的新技术使钢铁生产能力大幅超过设计水平，维修时间则缩短一半；在林业方面，苏联专家的新方案使木材流送损失率降为原来的1/10。另外，苏联的技术在农业和水利建设方面，也为中国创造了良好的收益。

如果将这些无形资产算进来，那么中国从苏联所获得的工业技术扩散的总收益，就远不是24亿美元的规模，恐怕要高出一个数量级！

50年代在中国的大地上，工业化，不再是从前遥远的梦想，而是正在起飞的现实！